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六

译十二卷。未见传本。师道自序说：“读《春秋》的人，必定从三传开始。三传不能完全相信，实在太明显了。公羊、谷梁传述义理而不传述史事，所以对经文解释详尽，但义理未必完备；左氏传述史事而不传述义理，所以史实方面详尽，但所记事情未必真实。有人说，三家都是口耳相传给学生，学生于是写在竹帛上，并题上老师的名目；原本都不会荒谬，但后来妄加的说法往往附益其中，这说法是真的吗？前代儒者本来固守三传的说法，自从啖助、赵匡以来，才开始有所取舍和折衷。到了宋代，二孙、二刘、苏氏、许氏、吕氏各自以名家著称，大体都不能不与三传有所不同。到了河南程夫子，教人读这部书，说以传文作为案据、以经文作为裁断，推明圣人治理世事的方法，并且对《春秋》的大义曾经发明其端绪。后来又经过王氏，因私意而废弃、阻抑《春秋》，人人都对此愤懑叹息。胡文定公在绍兴年间，专门进讲这部经，大纲本于孟子，微言则取法程氏，依据正道了。他自己说，史事按左氏传，义理取公羊、谷梁的精华；传文如果有乖谬就舍弃，而相信经文。又说，左氏广泛通晓各史，叙事能使人看见事情的始末，但传说流传已久，渐渐失去本来面目，关键在于详细考察并精心选择；这可以说是通达而不固执。” 然而从今天看来，能够相信经文而舍弃传文的人很少，被左氏迷惑的人却仍然很多，不免为了迁就史书记录的错误而违背经义；有时不得已采纳各家意见，虽然接近宽厚，却不知道自身的过失。至于他痛恨王氏废弃经书的祸害，怜悯衰乱之世而忧虑软弱的君主，借着论说寄托劝谏讽喻，所以他的言辞有时刚劲而含蓄，过于激烈而略显不平。其他义理不足以显示劝善惩恶作用的，多数缺略不论；总的来说，以尊敬君父、讨伐乱臣贼子、排斥邪说、端正人心、用夏变夷为主旨，这些是不可诋毁的。因此朱子评论说，他用义理穿凿附会；既然说‘穿凿’，就不能说是真正的义理，大概是说义理本身正确，而事情未必如此，所以才称为‘以义理穿凿’。况且朱子考订各经大体完备，唯独没有涉及《春秋》一个字，曾经遗憾没有见到国史，始终不知道圣人笔削的旨意。他又说：‘已经同圣人神交心契，然后才可以裁断他的书。’唉！国史哪里还能够见到？圣人如同天一样，哪里容易知晓？大概只能有所推测而偶然相合罢了。朱子虽不完全满意胡氏传，最终仍认可它的大义正当；那么谈论《春秋》而舍弃胡氏传，没有不有所失的。如今朝廷设置科举，表彰并尊奉胡氏传，和三传一同学习，学者以它为宗，是合宜的。” 然而议论的人仍有时以此为病。我间或反复诵读吟咏，便把其中自己认为不安妥的地方疏理出来加以辨析；其中有些史事和义理足以相互发明的，也附上自己的见解。虽然冒昧而且未必正确，但希望能够察知胡氏的大意，也借此显露自己的浅陋。我将把疑问拿去请教当世通晓经学的人，留待日后学业有所进步时再加验证。希望成为这部书的忠臣，而不成为诋毁者和叛逆者，这就是我的一点志向。” 呉莱作序说：“《春秋》之学，近世以来以河南程氏为根本。程氏有《春秋传序》，但传文没有完成。武夷胡公安国，大概又是在程门之后特别出众的人，私下继承并学习程氏。因此如今胡氏传多与程氏学说相互有出入。我本来知道胡氏传《春秋》是以程氏学说为根本的。然而隐公、桓公时期，训释颇为详尽；襄公、昭公以后，遗漏却很多。何况光尧南渡，而胡氏以经筵进讲，直到王业偏安、父仇未报，因此还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宗族中的正传近来曾经读胡氏传，于是根据传说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这仍然对学习者有益。从前我曾论说《春秋》的大义，大凡想要阐明胡氏传的一二处内容，都是把正传放在前面，所以才敢把自己的说法私下写在正传所论次的后面。说道：‘《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史书。从鲁国史书成为《春秋》以后，《春秋》就成了超越史书、传述圣人心意的要典，特别成为圣人赏赐有德、讨伐有罪的著作。然而从唐尧、虞舜以来，典章礼制和教化，有感发人心的妙用；爵禄赏赐和刑罚，有政事上劝善惩恶的严肃作用。伯夷降定典章，传播刑法；皋陶明辨刑罚，辅助教化，哪一样不是这个道理呢？’” 可惜《春秋》所处的时代，文王、武王、周公的旧有典章礼制，已经不能重新在天下显著振兴；天下公侯五等的诸侯国，也没有谁能够考察礼制、端正刑法，用同一德行来尊敬和侍奉天子。只有我们的圣人具有聪明睿智的德性，却没有相应的职位，于是独自执掌赏赐有德、讨伐有罪的笔，想要确定天下的是非正邪。正当的，我就奖赏他；这种奖赏不是私自给予邪人。应当处罚的，我就惩罚他；这种惩罚也不是出于个人的愤怒。这种或如阳气舒展、或如阴气惨肃，在举用正直、置弃邪曲之间，先后都有次序，各方面都抓住要领，这就叫作经书所规定的、可以遵循的准则，不容许稍有紊乱。人情的轻重各不相同，世事的治乱也有差异，这就叫作权衡义理的灵活变通，进退取舍都必须恰到好处。总而言之，尧、舜、文、武的治理之道并没有坠落于地，而我们的圣人竭力完成继承先祖、遵循典章的道路，已经达到极点。这实在是圣人合乎时宜、恰当处置的大法。正因为如此，《春秋》是圣人的法书；世上的学者仍如议论法律的官吏一样，只有懂得圣人道术的准则，以忠恕存心，然后才能通晓圣人的法守，所立的学说才能平正坦荡。不过，学习者如果只凭自己片面、支离、浅薄、中庸不足、器量狭小的资质去求取，实在不容易达到这个境界。” 有人说：‘《春秋》是新王之书，圣人因循当时的局面，粉饰太平，多多褒扬至治之世，仿佛当时没有奸邪暴乱的风俗，只有以德化民。’又有人说：‘《春秋》所处的是衰乱之世，圣人将会……’举国上下都来不及一一诛责，却多加贬斥那些开始造成乱象的风俗。即使是很小的罪过，也一定要援引法度加以处理。因此，法度放宽而终于放纵，就会逐渐衰败废弛，没有法度而更加混乱；法度掌握得太紧而越发急迫，就会烦琐苛刻、严酷乖戾。这样岂不是会走到秦人依仗法令而渐渐滥用刑法的地步吗？唉！上述两种说法，确实都不是认识我们的圣人顺应时势、体察大道而行使大权的方法。又将凭什么穷究经义并把它应用于实际呢？自从王安石以丞相身份讲说《春秋》，《春秋》便遭废弃诋毁而不被采用。世上的学者往往大多自行创立说法，以至于在义意上穿凿附会，巧妙地牵强比附，割裂圣人的大体，违背先儒已经形成的说法；即使偶然有精微正确、恰当的论断，也不知道一种说法之外还另有一种说法。大概只有程氏能够通晓处理事物的权衡尺度和揆度大道的规范。又因为程氏没有完整的著作，世上盛行的也就只有《胡传》罢了。《胡传》以程氏学说为根本，程氏学说又以圣人顺时合宜的大法为依据。”}],

译然而仍有尚未完备的地方。如今《正传》于是加以补充，确实如此。《正传》难道真是议论经法的官吏吗？虽然如此，前代君王的律法明白而严整，后代君王的法令却纷纷杂出。大纲大旨既没有统一的系统，细微的文辞和琐碎的义理又多得浩繁，其中大概有许多像参、商二星彼此抵牾、不能相合的地方。我更加忧惧，终于要等到我的《正传》完成以后，才可以确定下来。从前孟氏让阳肤担任士师，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丧失了治国之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能够查明他们的实情，就应当哀怜体恤，不要因此高兴。”说得好啊！求学的人也应当从这里进一步探求。这一定有与《春秋》相合的地方。吴氏【莱】《春秋传授谱》一卷 未见 莱自序说：“《春秋》的道理，本来是一体，后来分成三家的传，又分解成几十、上百家的学说；学说一天比一天繁杂，传说一天比一天穿凿，道理也更加离散。天下后世，难道就没有完整地掌握全经的人吗？也只在于有没有这样的人罢了。自从孔子去世，七十弟子的说法人人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自称源出子夏，是最早出现的。左氏又说自己属于古学，应当列于老儒之中；它从史书文字和口头传说中传下来，代代相传，彼此却好像相互矛盾。从此，学术发生了第一次变化。主张《公羊传》的有何休，主张《谷梁传》的有范宁，主张《左氏传》的有服防、杜元凯；他们有的抒发自己的见解，有的广泛采纳各家说法，大概累积了几十万字。从此，学术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公羊传》《谷梁传》的学说逐渐衰微，《左氏传》于是独自流传而没有断绝，解说者竟不再寻求由传文来裁决，于是专心致力于训诂。江左以杜元凯为宗，河洛以服防为宗。从此，学术发生了第三次变化。其间有一两个人想考察三家的长短，列出朱笔、墨笔所标示内容的异同，竭力打破前代专门之学，以求恢复先圣先贤义理的最高境界，众人都说这是唐代啖助、赵匡的学术。从此，学术发生了第四次变化。唉！谈论《春秋》的学术经过四次变化，大概可以稍稍确定下来了。我曾考察汉初传授《公羊传》的人，从胡母子都以下，共得到二十四人；其次考察传授《谷梁传》的人，从申培公以下，共得到十五人；《左氏传》本出于国师刘歆，但尚未立为博士，所以传授它的人还少；到了东汉则盛行起来。东汉以后，学者分散，师说离析，不只是舍弃经文而专任传文，甚至背离传文而依从训诂，争辩喧嚣，纷纷趋于卑下。其实学术的根本并非不同，本来并非不一，但末流的差异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想要抱持十二公所遗留的经文，悲悯千古绝传的学术，阐明三家的传文，并加以取舍的人是谁呢？然而我把这些人全都搜集起来编成谱录，正是四次变化的极点。四变到了极点，必定有能够返回根本的人；唐代啖助、赵匡，大概曾有这样的志向。继承他们的人又是谁呢？古人不是说过：‘东海、西海有圣人出现，他的心相同，他的理相同。’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现，他的心相同，他的理相同。根据这种心和这种理来推想，古人中有与我相同的吗？有不同的吗？相同的人果真如此吗？不同的人果真如此吗？其中终身没有声名的人实在很多。那些显著的人，我把他们编录在这里。大概从前唐代韦表微曾撰写《九经师授之谱》，并且用来讥刺学者没有老师。唉！作为人的老师难以遇到，作为经学的老师却容易遇到；可是到了今天，仍有一些经学老师不能马上见到。那么，我编写这部谱录，难道又只是继承韦表微之后的工作吗？” 《春秋世变图》

译二卷 未见 莱自序说：“古代以来谈论《春秋》的人，从汉代到今天，大概已有几十、上百家。大道流行时，天下以公为准，只是用义理来裁断罢了，但这仍不足以穷尽考察当时世道盛衰、离合的变化并加以权衡。虽然如此，孔子曾经论述过：‘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于是诸侯、大夫得以专擅并加以使用。’违背义理越严重，失去世道的次数就越快。这不是泛论天下的形势，而是论说《春秋》的形势。然而想要论述《春秋》的义理，也不在此范围之外。公羊先生大概深深懂得义理与形势相互依存，又说：‘亲眼所见的，措辞不同；亲耳所闻的，措辞不同；传闻所得的，措辞不同。’可是汉代的学者却特别昏昧，于是设置孔子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的说法，用来规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传闻所涉及的治乱。《春秋》不是孔子的家谱，只是借此考察当时盛衰离合的变化并加以权衡罢了。从前陈恒弑杀齐简公时，孔子请求讨伐他。左氏记载孔子的话说：‘陈恒弑杀他的国君，百姓中不赞成这件事的有一半。把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可以战胜齐国。’程子非难这种说法，大概认为孔子的志向必定是先正名分、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然后率领盟国去讨伐他。” 至于用什么办法战胜齐国，那只是孔子余事罢了，难道会去计较鲁国人数的多少吗？如果从义理来说，鲁国长期以来就比齐国弱，孔子并非不知道鲁国未必能够取胜；但他致力于阐明君臣之间的大义，以此讨伐天下弑君叛逆的大恶，凭借这件事足以端正名分，周王朝或许还可以复兴吧？如果从形势来说，周王室已经衰微，晋国的霸业也衰落了，鲁国又是弱国。陈氏世代掌握齐国政权，百姓私下感念它的恩德；在这种人伦发生重大变乱、而天理不能容忍的情形下，于是发动整个鲁国来继承讨伐之举，齐国的罪人就可以擒获了。因此，弑君的贼人，是法理上必定要讨伐的，这是正理；专擅国政的奸臣，从形势上说也有不容易讨伐的地方，但必定要有权衡处理的办法。人们谁不说：‘办事要寻求能够办成，功业要寻求能够成功。’这不过是把希望寄托在智谋末节上罢了。圣人不是这样。唉！自从王政失去纲纪，后来才有霸政；自从霸业失去统绪，后来就连霸政也没有了。人情和事势虽然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唯独义理没有不确定的。古代学习《春秋》的人，因此大多论义理而不论形势。从今天看，天下的形势在什么地方，《春秋》的义理也就随着形势所在而显现出来。《春秋》初期，距离西周灭亡不远，周王室还想亲自施行政令；还没有到中期，齐、晋两国的霸业相继兴起，于是霸主便借《春秋》来寄托其意旨。” 到了末年，周王不能行王道，霸主也不能成霸业，夷狄和擅自用兵的大夫专权，这是战国局面萌发的开始，世道的变化也由此达到了极点。公羊先生所说的‘亲眼所见的措辞不同，亲耳所闻的措辞不同，传闻所得的措辞不同’，大概正是深深懂得义理与形势相互依存的缘故。汉代学者又说：‘隐公、桓公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孔子只是处在定公、哀公之间。’远处的时代混乱，近处的时代安定，这是圣人用来成就一代王法的方式。难道这是因为无法求得其中的道理，才勉强作出这种说法吗？又幸亏有这种说法，后世才得以推究当时盛衰离合的变化，以及圣人权衡处理的方法。前代儒者大概说过：‘有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时代的《春秋》，有文公、宣公、成公时代的《春秋》，有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代的《春秋》。’这三种说法，难道不是公羊先生遗留下来的学说吗？既然如此，我之所以绘制这幅图，并不是个人的私见，也不是穿凿的说法，而是公羊先生的意思，也是孔子的意思。宋濂撰写碑文说：“先生取《春秋》传五十多家，各自顺着它们的言辞反推其意旨，全部用义理加以折中裁定。譬如法官审理案件，记录供词、拘捕文书和爰书，既查明了实情，曲直真假也没有什么可以隐藏。至于《繁露》《释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权衡》《意林》《通旨》之类，都有论著。另外还有《春秋经说》《胡氏传考》，可惜错误而且没有完成。” 吴氏【仪】《春秋稗传》未见 《春秋类编》未见 《春秋五传论辨》未见 宋濂说：“金溪吴先生仪，字明善，登门受学于乡里前辈虞文靖公，广泛穷究群书。至正丙申年考中乡试，正逢天下兵乱，便无意北上，只在乡里设帐讲学。他所讲解的，都是五经的深奥义理，不拘泥于笺注和传记，而大旨自然畅达。晚年尤其专心研究《春秋》，并且认为圣人的经书本来是一部，而各家传说各不相同，大道之所以被荆棘堵塞，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于是撰写三部书，名为《稗传》《类编》《五传论》，辨析文辞和义理严密，其中有许多是前代儒者没有说过的。” 黄虞稷说：“明善是金溪人，当时称为东吴先生，是伯宗的父亲。” 黄氏【泽】《春秋旨要》佚 《三传义例考》佚 《春秋笔削本旨》佚

译《春秋诸侯取女立子通考》佚 赵汸的传记说：“先生研究《春秋》，把事实放在首位，以贯通《春秋》的书法为主。其大要在于考核三传，以求得进一步的功夫；而它的脉络全都在《左传》中。他撰写《三传义例考》，认为《春秋》有鲁国史书的书法，也有圣人的书法。近代却有‘以夏时为冠而以周月为月’的说法，这是史法和圣法全都失掉了。他又撰写《元年春王正月辨》，认为解释《春秋》有实义，也有虚辞；不能舍弃史实来议论事件，不能离开传文来寻求经义，也不能只根据褒贬、拘泥于圣人，而应斟酌时宜以求取中正。这就是实义。尊崇王道而贬抑霸业，尊重君主而贬低臣下，以华夏为内、以夷狄为外，这些都是古今通行的义理。然而人各自立学说，家各自撰书，《春秋》始终没有定论。因此一概以虚辞来裁断。他撰写《笔削本旨》，又撰写《诸侯取女立子通考》；还撰写《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邱甲辨》。像这样的著作有十多种，用来说明古今礼俗不同，也说明以虚辞解释经书并没有益处。他曾说：‘解说《春秋》必须先认识圣人的气象，那么一切刻意雕琢、烦琐细碎的说法自然都会退去。’ 至于那些只把《春秋》当作实录的人，《春秋》就只是一部直书的史书；即使能够修撰它，也还不能说了解圣人。又因为鲁国史书记事的方法确实有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从韩宣子的言论就可以看出来。圣人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句，那么它必定有与史法大不相同的地方。然而说‘它的文字就是史书’，这说明经书本来就不出于史书。如今鲁国史书的旧文也无法再看到，所以朱子认为，不知道哪些是圣人所记，哪些是圣人所删，而《春秋》的书法也成了历代不能贯通理解的义理。于是他撰写《春秋指要》，向人展示探求端绪、用力学习的方法；至于完整的解说，则始终没有脱稿拿出来给人看。” 卓尔康说：“先生以近代明辨义理、精研义旨的学问，运用汉儒广泛考察事物、考究古代的功夫；他在师说中表现出来的见解，足以参验圣人的旨意，首先契合我的心意。可惜没有见到全书，其中隐微的旨趣还没有充分阐明。” 王氏【元杰】《春秋谳义》十二卷 存 干文传序说：“圣人通达上天的德性，论说王道；《春秋》为万世建立王法，敦厚典章、施行礼制，任用有德者、讨伐有罪者，根本源自上天，而其施行则是王者的事业。周德衰落以后，王者不能有所作为，仿佛天、人都任意泛滥，纲纪沦丧，法度败坏，混乱也达到极点。孔夫子生在这个时代，感慨圣王不再出现，担忧这种道将要坠失，难道不是说过：‘文王死后，周文不正在我这里吗？’于是借用鲁国史书修撰《春秋》，通过褒贬寄托王法。它的义理总括万事，根本首先在尊王；大概尊卑的区别明确，纲常的道理确立，然后才能判定是非而不出差错。《春秋》是王道的日月。礼法屈曲而败坏，使臣下僭越；《春秋》确定尊卑，王道便明白了。《春秋》是王道的权衡。刑罚泛滥，法度差错；《春秋》彰明贵贱，臣道便建立了。《易》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高下排列出来，贵贱的位置也就确定了。经文书写‘元年’，又在‘正月’之前加上‘王’字，这是圣人承接《易》开头文辞、创作经书的大法。因此它的言辞简约而深厚，旨意隐微而深远；深处含有不明说的意思，微妙处含有不显露的道理。圣人的心意显现在经文中，犹如元气的妙用赋予万物，这是所谓由广大而达到化育的境界。” 想从一草一木中探求化育万物的神妙，从一句一言中窥见圣人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很难的。然而圣人的行事根本出于内心，事情虽然有万般变化，义理却没有万般不同；大公至正的道贯通万事而归于一心，百代君王虽然时代不同而心意相同，万物形态不同而本体相同。圣人赞助《易》来穷尽事物的变化，其义理是一致的；撰写《春秋》来施行法度的权衡，记载的就是这些事情。文王在殷代末年作《易》，孔夫子在周德衰落时作《春秋》；有那样的义理，就有那样的事情，体与用同出一源；有那样的事情，就有那样的义理，显明与隐微之间没有间隔。由文辞通达义理，依据义理看见事情，天下的变化和事端就全都包括了。上至前面已经过去的千百世，下至后面将要到来的千百世，这种义理和这种心意从来没有离开过语言文字。河洛二程和紫阳朱子，在千年以前继承并弘扬正学；《易》《礼》《诗》《书》都有训释，唯独这部经还没有听说有人撰写解释。中吴王元杰，字子英，世代以儒业为家，有志于经学，考求《易经本义》《诗传训辞》《礼经制度》《四书集注》《集义》《语录》《紫阳宗旨》；凡是解释经书时引用考证的言论，以及师友讲论阐明的意见，只要有能够发明《春秋》旨意的，都详细载入这部经书，并用胡氏的释词加以证明，题名为《春秋谳义》。他广泛搜求材料作为证据，竭尽心力、深入思考，刚刚完成此书，前后几乎用了二十年。求学者若能由此引申发挥，触类旁通、由此类推而有所增长，就会知道圣人的经书与贤人的传注可以并行而不相抵触。至于天与人相互关系的言论，古今事物变化的道理，以及隐微的文辞和深奥的义理，我哪里敢仰望窥探圣人的精微？至于尊重君主和父亲的大伦、端正人心的大义、典章法度的正道，以及是非善恶的公理，把这些举出并施行，或许未必没有一点微薄的帮助罢了。” 黄虞稷说：“元杰字子英，是吴江人。至正年间领乡荐，正逢兵乱，便不再出仕，在乡里教授学生。” 《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六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郑氏【玉】《春秋经传阙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