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四十七

译《易传》说：“《易》兴起的时候，是在殷朝末世、周朝盛德之时吗？” 至于《明夷》的彖辞说：“光明进入地下，这就是明夷。内在文明而外表柔顺，以此防备大难，文王就是这样做的。”又说：“箕子的明夷，当时圣人援引事例加以比附【缺字】，来阐发爻象的内蕴。所以遇到每一爻都观察它的变化，援用事例加以证明，希望爻变的内蕴能够得到阐发。”有人说：“您的说法确实正确。如今谈论玄理的人以老、庄为祖师，以周敦颐、邵雍为老师，您删去他们的图而辨明他们的学说，难道不会触怒他们的党羽吗？”我说：“韩愈说：‘古时候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推辞并加以排斥，天下才开阔清明。’天下后世并不认为孟子错了。如今谈论玄理的人，其谬误超过杨、墨，合乎道理的论说，不应向老师退让。与其得罪孟子，宁可得罪杨、墨！”唉！这就是《爻变易蕴》不能不辨明邪正之说、不能不辨别先天后天之图、不能不写作的原因。贤能明智的人如果还怜悯我的愚拙而加以正确教导，《易》道就会更加光明了。至治丙戌年春正月。” 黄溍作序说：“《易经》经过四位圣人而成书，秦朝焚书之后，幸而凭借卜筮才勉强保存下来。自汉代分为三家，有田何、焦贡、费直所传的《易》，《易》的学说于是像瓜分一样裂开了。到了魏代王辅嗣把老、庄的学说杂糅其中，《易》的学说就更加远离本旨了。此后各位儒者作注释，何止数百家？有的拘泥于天道而顾不上人事，有的专讲义理而顾不上象数，各自树立异论，茫然没有系统。天台陈泽云，是献肃公陈邦彦先生的后代，《易》学有家传。延祐年间，我在海宁任丞，泽云由黄岩文学出任郡曹掾，议论雄伟，剖析决断如流水，凛然有刚正不阿的风骨。他曾说：‘我家贫亲老，不能远游，只能取得微薄俸禄来奉养双亲，借助微薄的纸张来著述，此外没有其他企求。’他挑灯与我夜谈，拿出《野趣》诗篇给我看，清新俊逸。翰林承旨子昂赵公曾经为它作序。又过了几年，我在越地任监运，泽云调任明州幕职，我们饮酒谈论文章，他拿出《咏史》诗篇给我看，赞美善行、讥刺恶行，一概出于至公之心。翰林学士伯长袁公为它作了序。泽云说：‘我想撰写《爻变易蕴》，这是洁静精微的学问。’ 当时我身处簿书事务之中，没有饮食休息的闲暇，不经过二三年静坐钻研的工夫是不可能完成的。至正三年春，我请求告老回到金华，泽云写信来说：‘我近来调任桐江宾幕，当时的宰相急于聚敛财物，我的议论与他格格不入，只能困守幕府，幸而还有一点闲暇，时常又登上钓台，坐在羊裘轩，躺在山高水长阁，汲取泉水煮茶，洗涤胸中的不平，仿佛有神灵相助。如今幸而《爻变易蕴》粗略完成，使我二三十年辛勤苦学的志愿一旦有了成就，只是不知道它果真符合爻变的意义和《易》的内蕴吗？请您替我订正它。’我说：‘《易》哪里是容易作注的呢？《复》的彖辞说：“复，大概可以见到天地的心吗？”天地的心，只有羲皇、文王、周公、孔子几位圣人能够见到。泽云生在数千年以后，却直接想见到几位圣人的心，不是很难吗？虽然如此，道理没有穷尽，才智也有超越常人的。过去我曾焚香静坐，观读泽云所注的《易》，乾、坤两卦已经没有遗留的内蕴；至于三百八十四个变爻，以及旁通其他卦的意义，每一爻都有发挥，每件事都有考证，探究义理精微，建立学说透彻明白。至于删正太极、八卦、爻法、逆顺等图，探究幽深、搜索隐微，如果不是确实看见圣人之心的人，是不能做到的。’ 读这部书使人肃然起敬，勤勉不倦。假如程子、朱子诸位先生复生，也未必不会击节赞叹。我将要老死于田园乡里，哪里能够把泽云所注的《易》置于翰苑，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商讨呢？如果能使泽云的名声流传不朽，这就不辜负他二三十年辛勤苦学的志愿了。泽云，你努力吧！至正丙戌年正月。” 石氏【伯元】《周易演说》已佚失。王祎作序说：《周易演说》，是京兆石君伯元所著。石君说：圣人创作《易》，设立卦象来充分表达意旨，设置卦来充分显示真实与虚伪，系下卦辞来充分表达言语，使卦爻变化而相通来充分发挥有利作用，以鼓动振奋人心来充分显示神妙。一定要这样，天下后世的人才能全都知道并实行它。在天而言，就是道与气的变化贯通；在人而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业。这就是圣人为百姓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的原因。汉代以后，《易》道失传，各位儒者的传注有一百多家。然而考察卦象、卦辞的，有的拘泥于术数；谈论义理的，有的沉沦于空虚。因此，圣人设置卦、观察象、赞述卦辞以说明吉凶，并把它作为启发万物、成就事务的用途，这一本旨反而渐渐晦暗不明了。《易》道不能从传注中寻求；如果从传注中寻求《易》道，那么它的道理就会更加不明白。于是各位儒者的学说全都弃置不取，只偶尔取河图、洛书两图来玩味探索。忽然有一天，恍惚之间好像心领其义、神会其奥，于是便落笔写成这部书。每一卦都有解释，它援引事物、指明事情非常贴近实际，分析义理、陈述意义也非常显著。大体上专门以阐明卦象为要旨，取法有其依据，推演有其用途，并不是徒然说些空话而已。至于河图、洛书的数理，重卦、变卦、揲卦的方法，他又作了十二幅图来阐发其中的要旨，总名为《周易演说》。这些说法都出自自己独到的领会，从来没有沿袭他人。我曾认为，君子立言，不必刻意求异于人，也不必刻意求同于人。求异于人，是自负而想胜过别人；求同于人，是强迫别人随从自己。这些全都失于偏颇，不能合乎最恰当的道理。如今石君研究《易》，并不是故意要与人求异或求同，而是推演自己所得来立言，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地，所以不能没有异同罢了。他与圣人相合的地方，不是别人能够知道的；如果不是他自信坚定，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再说我的看法：《易》到程子作传，才专一讲说义理；到了朱子的《本义》，又专门讲卜筮。它的道理大概已经很明白了。《演说》这部书，石君认为是继承程子而作。然而他不但不取各位儒者的传注，即使与程子、朱子的学说不合，也并不顾虑。唉！石君真是对自己的见解极其坚定啊！石君早年曾以乡贡进士应试，在陕西名列第一，后来隐居不做官。

译关辅地区的学术，没有谁能够超过他，而他如今也老了。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得自贾仲元，而贾氏的学问又得自萧贞敏。萧公与同文贞公，都是出于正统的学术。石君认为我能够真正了解他，拿出他所作的《演说》嘱托我作序，我无法推辞。世上不了解石君的人，因我的话而去寻求这部书，那么这部书究竟怎样，也就可以知道了。赵氏【良震】《易经通纂》已佚失。苏伯衡《墓铭》说：“赵良震，字伯起，别号东谷，是宋朝宗室郯勤孝王赵宗惠的八世孙，家居平阳。” 陈高《易书二经通纂总序》说：“我的朋友赵伯起著有《易书二经通纂》，选取经文中意义相近的地方，按照类别加以排列分析；有的会通其相同之处，有的区别其不同之处。大的方面涉及天文、地理，细的方面涉及制度、名物，精微的方面涉及性命、道德、阴阳、鬼神，以至于前代儒者的训诂，凡是有所疑问的，没有不加以辨析裁决的。唉，也真是勤勉了！朝廷设置科目，以通晓经书来选取士人，并以经义进行考试。经义文章方面，《易》采用程氏、朱氏的说法，《书》采用蔡氏的说法；两经以及传、疏共有数十万字，求学者讽诵、寻绎，有的人从少年直到老年，仍不能穷究一部经书。等到进入考场，主考官提出难题，便握着笔瞪眼相视，不敢下笔成文的人，往往都有。唯独赵君能够钻研精微、探索幽深，贯通融合，解开关键，剖析盘曲错杂之处，使学习这些经书的人能够看到它，如同获得了指南车，不必询问道路便可以到达越裳。他对于回答主考官的问题，还有什么困难呢？这样说来，这部书对学者的益处，当然不小。虽然如此，士人通晓经书，难道只是为了科举吗？圣人的道理，不是依靠经书就无法流传；学者阅读圣人的经书，就应当寻求圣人的道理。” 所以，能够明白吉凶消长的道理，懂得进退存亡的关键，行动又不违背时势，这就是深通《易》的人；能够观察二帝三王的用心，考察唐虞三代的治理，并据此修养自己、治理他人，这就是深通《书》的人。至于沉溺于文字的支离琐碎，只把它作为求取功名的媒介，难道也是赵君对后学的期望吗？钱氏【义方】《周易图说》

译一卷 存 义方在自序中说：“钱某已经撰成《易图说》，有人问我：‘《易》有图，来历很久了。如今你的著作不能完全符合先儒的说法，为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是寻求符合圣人的法则；先儒说法符合圣人的，就采用，和圣人不同的，就加以订正。以圣人的说法为准，所以不能完全相同。’有人又问：‘从前论述河图的人，必定同时陈述洛书，唯独你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又回答说：‘河图，是伏羲取来加以运用的；洛书出现，则是在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圣人把二者都取用，不过是因为龙、龟背负文字从河、洛出现这件事相同，圣人取法它们来开明事物、成就事业，其【缺字】相同；再从道理推求数理，二者又可以互相贯通，所以一并谈论罢了，并不是说作《易》兼取了洛书。’我为了阐明《易》，以河图为根本，不涉及洛书，也是理所当然的。唉！六经的道理，如同太阳运行于天空，万古以来都像同一天。秦代焚书的变故中，唯独《易》因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传授它的人虽然很多，真正懂得它的人大概很少。自汉代孟喜依据《易纬·稽览图》，推演《易》的离、坎、震、兑各主管一方，其余六十卦每卦主管六日七分，这才是《易》有图的开始。” 悠悠千年，《易》学几乎绝响。宋代陈抟心领神会，开始依据我圣人所说的“《易》有太极、两仪、四象”，以及由八卦重叠而成六十四卦、天地定位等说法，绘制横图、圆图、大小四图，并传给穆修、李之才以及邵雍；又依据“帝出乎震”的说法绘制后天圆图，因大横图中的卦而把否、泰反复排列成类方图。于是，《易》有图的道理才在天下大为显明。但朱子还认为圆图有人工造作的成分，不依照它原初所画的说法，并且想把方图从圆图之外提出来；他解释“天地定位”“帝出乎震”时，必定说：“邵子说：这是伏羲八卦的位置，这个卦位是文王所确定的。”似乎仍有未能完全满意之处。然而，他解释河图的取法，仍未免受孔安国说法的迷惑，这就是我不顾浅陋而有所著述的原因。扬子云说：“众说混乱，要拿圣人的说法来裁断。”如果没有圣人的书，却凭主观臆测来写作，我是什么人，竟敢和先儒建立异同吗？况且我恭敬地研读《易》的经传并学习它已经三十年了，如果不是反复潜心玩味而有所自得，又哪里敢仓促写成这部书？读者幸望宽恕我的僭越，并嘉许我的用心就可以了。”至正六年夏四月，黄虞稷说：“义方，字子宜，是吴兴进士。” 考《叶氏菉竹堂书目》，其中有《篷钱氏图说》，应当就是义方的别号。黄氏【泽】《易学滥觞》佚 赵汸撰写行状说：“先生名泽，字楚望，资州人，后来留居九江。行省以书院山长的俸禄起用他，先后任江州景星书院、洪州东湖书院教授。任期考核期满便归家，闭门教授学生。家人断了粮食，也不知道粮食从何而来。然而先生闭目端坐，沉浸自得，始终没有稍微改变。有时和客人谈论一整天，仍像平常一样作揖谦让，客人不知道先生还没有吃饭。但他始终不肯屈心求取温饱，只因经学失传而忧愁。他研究《易》，以阐明卦象为先，根据孔子的话，向上探求文王、周公的本意，而其关键全在《十翼》。他撰写《十翼举要》，认为《易》起于数，根据数设置卦，根据卦建立象，根据象产生意，根据意形成辞。所以孔子说：‘《易》就是象。树立象来充分表达意。’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圣人说明《易》作为教化的道理就是如此。《易》不可废弃卦象，这是很明白的。由于象学失传，汉儒局限于拾取浅陋的残余，不足以得到圣人的本意。王辅嗣忘象的说法兴起，到邢和叔时便进一步想要忘掉卦、抛弃卦画。即使近代大儒接续著述，理学大为显明，也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局面。他又撰写《忘辨象》。” 有一卦的卦象，有一爻的爻象；有的近取自身，有的远取外物；有的根据六爻相互推求，有的根据阴阳消长形成卦象，学者还可以求得。然而有超出卦象之外的象，就不是思考、意念和计度所能达到的了，何况还要树立条例来求取它吗？李鼎祚在王氏抛弃的残余基础上加以缀辑，朱子发后来出现而使之更加严密，丁易东继承它而更加详尽。圣人树立卦象的精妙，终究无法完全看见。于是撰写《象略》。象学既然明白，就可以由象树立意，由意得到辞；阴阳消长有一定的规律，上下贵贱有一定的分别，善恶吉凶有一定的准则。卦爻位置适当，孔子没有理由单独说它不对。卦与爻中较小的方面，文王、周公固然没有把它说成宏大之道，但由此便知道三位圣人的《易》其实是一致的。若舍弃卦象去求取道理，人们就会各自制作自己的《易》，即使不想不同，也自然会不同。又撰写《辨同论》。他曾说：‘《易》有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小象，有大传《系辞》，有《说卦》《序卦》《杂卦》，有河图、洛书以及蓍草筮法的数。学者应当在各处分别下功夫，各自达到极致，直到能够用一个道理贯通一切，然后完整的《易》才会显现。’ 他又说：‘古代占筮的书，都是从卦爻中取物类之象，悬拟幽隐之事，用其中的意义来判断吉凶；这都是自然的道理，是上古圣人所作的。文王、周公作《易》，只是选取一两项立辞来阐明教化。’自从九筮之法失传，凡是掌管蓍筮的人所掌握的内容，都无法再见到；卦象的意义也变得隐微，于是成为历经百世而无人通晓的学问。于是撰写《易学滥觞》。临川吴文正公见到后说：‘楚望父亲著述经学，他的志向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了。’他弘扬纲要、阐明大义，既显著揭示大处，也不遗漏小处；对于先儒旧说中可信的，恭敬信从，不敢轻率地凭主观臆说来互相判定是非。他下功夫深，用意厚。据我所见，通晓经学的人，还没有能超过他的。先生的经学，多是自己有所心得的说法；后来经受兵乱，他的旧宅成为废墟，遗留下来的书很少了，真可悲啊。” 吕氏【洙】《易图说》一卷 佚 《金华府志》说：吕洙，字宗鲁，永康人，曾跟随许谦游学。盛氏【德瑞】《易辨》五卷 佚 陆元辅说：德瑞字祥父，他的祖先是江阴人，后来迁居昆山。至正年间，被聘入郡学担任训导。叶氏【登龙】《周易记》佚 《括苍汇纪》说：叶登龙，号梅林，丽水人。黄氏【瑞节】《易学启蒙注》

译四卷 存 《吉安府志》说：黄瑞节，字观乐，安福人，考中乡试，授任泰和州学正。元朝末年便不再出仕，隐居努力学习，汇集朱子所定的《太极图》《通书》《正蒙》《易学启蒙》《家礼》《律吕新书》《皇极经世》等书，并加以注释，书名叫《朱子成书》。朱氏【隐老】《易说》佚 隐老自述说：“《易》这部书，内容广大而无所不备。伊洛两地的大儒虽然曾经加以论述，但其中的意义越是探究，就越是无穷。我因此撰成《易说》。” 陆元辅说：“丰城朱隐老，是大学士朱善的父亲。他所注的《皇极经世书》有刊本，但《易说》《礼说》《正蒙书说》都没有见到。” 《经义考》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四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四十七】陈氏【谦】《周易解诂》二卷 《河图说》二卷 佚 《吴中人物志》说：陈谦，字子平，吴地人，孝顺侍奉父母。父亲生病时，想吃鳜鱼；陈谦进献鳜鱼后父亲去世，他终身不忍心再吃鳜鱼。至正十六年，他的兄长陈训担任江浙行省幕官，回到家中，不久遇到兵乱；进入内室时被砍伤，陈谦用身体遮挡，也一同遇害。黄虞稷说：陈谦分列卦辞、象、彖，综合各家说法来附会说明自己的观点，题名为《周易解诂》。后来死于兵乱，他的书散失了；弟子范文防仅仅收集到二卷，并不是全书。曾氏【贯】《周易变通》佚 《江西通志》说：“曾贯，字传道，泰和人。任绍兴照磨，监州征召他抵御龙泉的寇贼，战死。” 杨士奇说：“传道先生以《易经》为学者所尊奉。他所著的书有《易变通》《四书类辨》《庸学标旨》。他任绍兴路照磨，后来居家时遇到乱事，乡郡推举他，便率领义兵抵御寇贼。兵败后，他守节而死。” 雷氏【杭】《周易注解》佚 《闽书》说：雷杭，字彦舟，建安人，授任儒学提举，升任潮阳县尹；因死于战事，追赠奉化州知州。他曾注释《周易》，《周易注解》流传于世，当时称为“雷氏易”。郑氏【玉】《周易大传附注》佚 《程朱易契》佚 黄虞稷说：《大传附注》，是把孔子系于《易》的文辞作为《大传》；其中孔子传辞的意义深奥之处，就附上自己的注说。《易契》，是折中程颐、朱熹二人的说法，合编为一书。汪克宽说：“先生治学大体上以朱子为根本。他曾说：‘《易》在诸经中居首，单独成书而成为一部完整的典籍；天地万物的道理、古今万事的变化，无不具备其中；而我们自身的身心四肢、出仕退处、进退取舍，也无不在《易》之中，所以一天也不能不讲习。于是取文王、周公的文辞作为经，列出夫子《十翼》的文辞作为传。其中若有《十翼》文辞意义简约深奥的地方，就附上注说，命名为《周易大传附注》。后来又折中程颐、朱熹二人的说法，合编为一书，命名为《程朱易契》。’ 《元史》说：郑玉，字子美，徽州歙县人。他深思六经，尤其精通《春秋》。他断绝了做官求进的念头，却勤于教学。接受他学业的门人很多，以至于居所容纳不下。学者们共同在他的居处附近建造师山书院来安置他。至正十四年，授任翰林待制、奉议大夫。朝廷派使者赐给他御酒和名贵财物，渡海征召他，他以有病为辞没有起身。明兵进入徽州后，他被拘禁，自缢而死。郑玉自序说：“伏羲画出八卦，文籍由此产生，所以《易》在诸经中居首；秦代焚烧典籍之后，唯独《易》保存下来，所以《易》相对于诸经来说是一部完整的书。天地万物的道理、古今万事的变化，《易》无不具备。吉凶消长的原因、进退存亡的关键，《易》都可以预先知晓；因此它成为清洁宁静、精深微妙的教化，向人显示开明事物、成就事业的道理。《易》难道可以一天不讲习吗？我从中年起就有志于这部书，只是学识浅陋，不敢有所论著。至正壬辰年，蕲黄红巾军攻陷我的郡县，灾祸波及祖宅，世代收藏的书籍没有一张纸保存下来；向亲友旧交求取，也全都已经烧成灰烬。即使想得到一部《周易》白文来诵读，也不可能。三年后的乙未年，我被召到四明，才开始向友人胡伯仁借得程朱《传义》，回到山中，每天诵读一卦，似乎有所领会，于是折中二位先生的说法，合编为一书，名为《程朱易契》。” 其中偶尔有一两处已经有所见解，也不敢附入；刚刚产生想要僭越撰述的念头，又因为没有书籍可以考证而停止。丁酉年秋天，我再次为躲避战乱而到淳安梓桐源，出入山涧峡谷之间，上下于树林山壑之中，四周寂静而无事，心境清澄安定。于是想到，天地是一部《易》，古今是一部《易》，人物是一部《易》，而我自身也是一部《易》。从天地收摄到自身，《易》的体无不具备；从自身推演到天地，《易》的用无不周遍。再就自身来说，心是《易》的太极，血气是《易》的阴阳，四肢是《易》的四象；进退出入合乎正道或不合乎正道，以及吉凶存亡由什么而应验，都是《易》的作用。这样一来，近取自身，《易》的道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了。即使没有书也可以，没有卦画也可以，又何必拘泥于传注呢？又何必从事考据呢？况且伏羲创作《易》，文王系辞来阐明卦，周公系辞来阐明爻，这就是经。孔子作《彖》、作《象》、作《文言》，用来解释文王的卦辞；作《小象》，用来解释周公的爻辞。至于那些关于全书源流、纲领而不便附入各卦的论述，就作总论，名为《系辞》。” 《系辞》分为上下篇；各卦的意义有尚未说尽的，就在《系辞》中阐发凡例；又作《序卦》来说明卦的次序，作《说卦》来说明卦象，作《杂卦》来杂论各卦的意义，这些就是《易》的传。如今的人舍弃夫子的《易传》，却想阐明文王、周公的《易经》，那也是不明白阐明《易》的方法了。于是取文王、周公的文辞作为经，列出夫子的文辞作为传。其中若有夫子传辞意义深奥的地方，就附上注说，名为《周易大传附注》。这样或许三位圣人的书都不用繁琐的解释，而意义自然会明白。唉，四位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三位圣人的书用来阐明天地的精微、乾坤的深奥，哪里是浅见薄识的人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这部书的写作，只能看出我妄诞而不知分量的罪过罢了，对《易》有什么补益呢？即便如此，文王、周公的经与夫子的传，本来就足以相互发明；其中有些道理不必经过著述也能明白，这也是千古不易的确论。读者请试着依此求索。” 余氏【缺字】《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