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

译王世贞说：“从前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成经，左氏辅翼经书而建立传，又作外传来补充其中尚未完备的内容。他所著所记，大概是各国的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它约略谈论帝王之事，包罗天地万物，概括治乱的踪迹和成败的情形；按书籍查考，清楚而详尽，哪里只是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呢？它讨论古今的天道、人事，已经完备。即使寥寥数语，也无不充分揭示张弛的道理，畅达彼此的情怀，极尽组织文字的工巧，发挥陶铸文辞的巧妙。学者稍稍拾取其中芬芳艳丽的文采，尚且足以使群流增添文藻，为当代文章增色。它确实是文章中宏伟华美的作品。” 陶望龄说：“《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其中周语、鲁语尤其好。周语辞采胜过所记之事，晋语所记之事胜过辞采；齐语只记载齐桓公的霸业，大略与《管子》相同。至于其中精妙的义理和奇伟的文辞，骤然读来令人心惊，潜心玩味则意味悠长。还应当把《越语》压在卷首。” 郑氏【郑众】《国语章句》散佚 宋庠说：“郑仲师作《国语章句》，篇数已经亡佚。” 贾氏【贾逵】《国语解诂》《隋书·经籍志》载二十卷 散佚 宋庠说：“贾景伯的《国语解诂》共二十一篇，到唐代已经亡佚。” 考察《太平御览》引用贾氏解释《平公射鷃》篇的话说：“徒，是林园中的池塘。”又说唐叔有才艺，被封在晋地；其他见于韦昭注的地方也不少。王氏【王肃】《春秋外传章句》《隋书·经籍志》记载：【缺】卷。已佚。宋庠说：“王肃的《国语》章句，梁代有二十二卷。《唐书·经籍志》也这样说。” 虞翻《春秋外传国语注》。《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十一卷。已佚。唐固《春秋外传国语注》。《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十一卷。已佚。考察《唐固注》解释《国语》“农祥晨正”说：“农祥就是房星；晨正，是说它在早晨出现在南方，指立春这一天。”《初学记》引用了这段话，其余所见多是韦昭的注。韦昭《春秋外传国语注》。《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十二卷，《唐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十一卷。今存。《吴志》记载：“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迁任中书仆射。” 裴松之说：“韦曜原名韦昭，因为史书避晋讳而改作韦曜。” 韦昭自序说：“从前孔子因研读旧史而发愤，为素王垂示法则；左丘明依据圣人的言论抒发自己的见解，寄托王道之义来铺陈文采。他的学术渊源深厚宏大，思想沉潜美善，文辞典雅华丽，可以说是应时而出的才俊，是博学多识、善于著述的人。他的见识明达高远，雅正的思考还没有穷尽，因此又采集前代自周穆王以来、下至鲁悼公诛杀智伯的史事，以及各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和逆顺的规律，编成《国语》。这部书的文章不以经为宗旨，所以称作‘外传’。它包罗天地，探究祸福，揭示幽深隐微之事，彰明善恶，清楚明白到了极点，实在可以和经学著作并列陈述，不只是诸子一类的书。遭逢秦朝的动乱后，它一度隐没而又重新显现，贾谊、司马迁颇多加以综述。到了汉代刘向任光禄大夫时，才开始重新考订校正其中的疑误。至于汉章帝时郑大司农为它作训诂注释，解释疑难、疏通滞碍，清楚明白，颇为可观。至于其中琐碎的地方有所缺略，侍中贾君加以敷陈扩充；他所阐明的大义，大略已经列举完毕了。然而书中文字有时仍有遗漏。建安、黄武年间，已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和尚书仆射丹阳唐君，都是杰出的才俊、博大的儒者和学识广博的人。” “他们采集自己所见的材料，以贾逵的注为主而有所增删；考察其文辞义理，确实有许多好的地方。不过，他们的解释仍有不同。韦昭认为自己是后学，见识浅陋，听闻又少，因而逐条研习这几位先生的成说，思考其中事理的是非，愚见颇有所得。如今各家的说法并行，彼此的是非混杂；即使是聪明通达、懂得审察时机的人，也知道应当取舍，但见闻浅少的初学者，仍有可能不能去除错误。我私下不自量力，又为它作注释，因循郑众、贾逵注的精确实在，采纳唐固、虞翻注的可信善说，同时加以增润补缀，参照五经，用内传加以校验，以《世本》考察其流传，用《尔雅》统一训释，删去不重要的内容，保存事实。总共订正了三百零七处。又因各家记载纷杂，叙述烦琐，所以有时记录自己的见解，希望多少接近事实，确实有所补益。仍担心人们议论纷纷而不了解其中缘故，因此希望后世阅读的人加以察考。” 黄震说：“《国语》的文章宏大铺陈而又精练洁净，韦昭的注文也简明切要，值得称道。” 孔晁《春秋外传国语注》。《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十卷，《唐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十一卷。已佚。《隋书》称其为晋代五经博士。柳宗元《非国语》。

译《唐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卷。今存。柳宗元自序说：“《左氏传》和《国语》的文章深邃宏大而奇异卓绝，本来就是世人沉溺爱好而不能停止的。然而它们的说法多有欺罔放诞之处，不合乎圣人的标准。我担心世上的学者沉溺于它们的文采而陷入是非之中，因而不能由中庸之道进入尧舜之道；所以根据义理写作《非国语》。” 刘恕说：“《国语》是左丘明所著，记载《左传》内传遗漏的史事，有些地方所说的道理虽然不同，但文辞丰富优美，因此作为一部书单独流传。它记述从周穆王到晋智伯、赵襄子，时间在贞定王时期，共五百多年。虽然史事彼此不相连贯，但对于史官大概有所补益。唐代柳宗元摘取其中片言只语的失误，认为它们是欺罔放诞、不合圣人著作的内容，因而作《非国语》六十七篇。他的说法虽保存至今，却不能据此衡量《国语》的轻重。” 苏轼说：“我并不赞同《非国语》，只是还没有空闲写成论说罢了。” 晁公武说：“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黄震说：“柳子厚写《非国语》，不只是驳难很多，推究义理和文章也奇特峭拔。” 王继祀说：“柳氏的文章大多得力于《国语》，而子厚反过来非难它，大概是想压低古人来彰显自己。” 戴仔说：看《非国语》这部书，就能看出柳宗元见识浅少。孔子不谈怪异、暴力、悖乱和鬼神；他不谈这些，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们完全不存在，当然不可以。上古时代，风气刚刚开化，天地之间还很昏暗，人和神的界限混杂而不清楚；自从颛顼分别命令重、黎掌管天地之事，天地秩序才得到安排，于是幽明两界不再互相侵犯亵渎。《尚书》所说的‘绝地天通’，就是防止神灵下到人间。并不只是古代如此；如今深山大泽之中、人迹稀少的地方，往往会出现异象怪事，等到人口更加繁多以后，这些见闻就遥远难寻了。因此，近古的书籍多谈怪异鬼神，并不值得奇怪。不只是《国语》这样说，《尚书》六十篇中也常有这类内容。盘庚告诫群臣，反复讲到‘你们的祖先和父亲曾把这些话告诉我的先王’；周公向三王陈说的事，《金縢》中的册书至今还保存着。所以《礼记》说：‘夏代崇尚天命，殷人崇尚鬼神，率领百姓举行祭祀，把神放在前、鬼放在后，而后才讲礼。’他们确实距离那种时代还不远。《周官》中，宗伯属官有巫、祝等负责祷告祭祀的人，掌管诅咒、盟誓、禬禜等事；用攻治、解释的方法对付毒虫，在夭鸟、牡橭等事上施行厌禳，以杀死渊神；又用枉矢射击怪物。世上的读者往往怀有柳宗元那样的见解，于是竟认为《周公》不是周公的著作。” “《国语》这部书，都是先王留下的训诫；《周官》这部书，则是先圣制定的典礼。它们的大经大法，彰明显著的部分，与日月一同高悬；那些较小而尚未能明白的内容，保存下来以等待后人通晓。所以孔子说：‘多听闻，遇到疑惑的地方就保留不说，其余谨慎地说，就少有过失；多观察，遇到可疑的地方就保留不做，其余谨慎地做，就少有悔恨。’考察柳宗元写给吴武陵、吕温的信，就知道他难免有后来的悔恨和过失。古人举行享祀、朝聘，是为了观察威仪、考察祸福。所以古人观察一个人时，看他接受玉器是否怠慢，接受脤肉是否不恭敬；有时看他目光远视而步子高抬，有时看他目光下垂而说话舒缓；以及他说话是否苟且懈怠、手势高低、仪容俯仰，都可以由此看出他的祸福。为什么呢？因为民众的气质一向受到治理，所以其中的紊乱可以被察知。柳宗元看到如今的人屡屡有这些表现，却不曾因此死亡，便拿来责难古人，这是朝生暮死的菌类和寒蝉的见识。先了解人，之后才可以了解天；柳宗元不了解民情，又怎么能知道天道呢？伯阳父、仲山甫、王子晋、单穆公、单襄公、伶州鸠、史伯、卫彪傒、观射父九人的言论，都不可以责难；责难它们，便是极其无知。” “公孙侨如的贪婪邪僻、却至的奢侈骄横而自夸，都不可褒奖；褒奖他们，就明显是与他们的品德相同。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没有坠失在地上，而是存在于人身上。贤能的人认识其中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其中的小处。’我读《国语》，大概知道这部书中每一句话，都是文王、武王之道。它的文辞宏深典雅而奥妙，读起来意味尤其深长。这样看来，不仅这部书不可责难，它的文辞也不容易贬低。所以我为它作说，称道：‘爱好古代的人喜欢古书，迎合时俗的人喜欢俗论。爱好古代的人多说迂阔的话，迎合时俗的人多说粗疏爽快的话。我是迂阔荒诞一类的人，也借此表明自己罢了。’” 蒋之翘说：“元和三年、四年间，柳子厚在永州时写成。” 宋庠《国语补音》。《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三卷，《聚乐堂书目》记载为九卷。今存。宋庠自序说：班固《艺文志》分类编排六经，其《春秋》家著录有《国语》二十一篇，注明为左丘明所著。到汉代司马子长撰写《史记》，于是依据《国语》《世本》《战国策》写成自己的著作。当时《左传》从汉代出土后仍被秘藏而未流行，也没有列入学官所立的学科，所以这部书也不显著，只有贤达而有见识的人喜爱并尊崇它，庸俗儒生却不能认识它。到了东汉，《左传》逐渐流传，名儒才开始醒悟到以往《公羊传》《谷梁传》说法的浅薄狭隘，许多人转而归依左氏。等到杜元凯精心研究训诂，像木铎一样向天下传播，古今真伪之学一下子冰释，《国语》也随之广泛流行。大概这两部书都出自左丘明之手；魏晋以后，书目著录都称作《春秋外传》《国语》，这样，《左传》就是内传，《国语》就是外传，两部书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宏大的事业。凡是在内传中记载详细的，外传就记得简略；在外传中记载完备的，内传就写得简要。先儒孔晁也这样认为。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等人都研究它的章句，为它申明注释，使它成为仅次于六经的学术著作，不再属于诸子一类。其余喜欢这门学问的名儒硕士，多得无法记载。”

译“历代遭逢离乱，经籍散亡，现今这部书只有韦昭的解释流传于世，各家的章句于是都不复存在。然而考察韦氏的叙述，他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有所增删，所以他的注释完备而有体例，可以称为一家有名的学术。只有唐代文人柳子厚写了《非国语》二篇，搜集左氏著作之外的细微枝节来加以诋毁，但还不足以遮蔽它宏大美善的价值。《左传》各篇如今完整地与经籍并行流传，并没有受到损害，这对圣道又有什么妨碍呢？至于古今卷数篇第，也有许多不同：有的说二十一篇，有的说二十二卷，有的说二十卷。但依据班固《艺文志》，它出现最早；贾逵的说法次之，两者都说是二十一篇，这确实是旧书的确定数目。后来各本或许互有增损，大概是各位儒者章句详略不同，分拆简册、合并篇章，各自标明自己的学说，这大概不足以怀疑。总之，《艺文志》的记载最为审慎。又考察先儒从未有人为《国语》作音注，大概是因为内传、外传的文字多有相涉，字音也可以相通，所以才这样吧？然而近世流传一篇旧音注，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它的说法，原来是唐人所作。凭什么证明呢？根据它解释‘犬戎树惇’时引用鄯州羌人作为说明；把鄯善国改称为州，是从唐代才开始的。” “然而它的音注简略浅陋，不足以称为一部书，只是其中有时出现不同寻常的见闻，价值如同鸡肋。宋庠因有闲暇便随手记下其中缺漏，不知不觉写满一篇；如今又依据旧本加以扩充，共成三卷。书中各字的反切，除保留原有说法外，全部以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依据，也将用来考察旧学。除去主观臆说；只有陆德明的音注没有记载的，才用《说文》字书、《集韵》等加以补充，题作《国语补音》。其中有疑惑而无法确定的地方，请等待博学之士考定；不敢把它传给通达之人，姑且拿来给子弟们看罢了。” 陈振孙说：“丞相、安陆人宋庠宋公序撰写此书。他认为先儒没有人为《国语》作音注，近世流传一卷旧音注，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大概是唐人所作；其内容简略浅陋，不足以称为一部书，于是加以扩充，全部以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主，陆德明没有记载的再加以补充。” 王应麟说：“治平元年二月，将此书进呈，并命国子监刻板刊行。《宋史》记载：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陆人，后来迁居雍丘。天圣初年考中进士，皇祐年间授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迁任工部尚书，又升任兵部尚书，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身份充任枢密使，封莒国公，改封郑国公。他读书到老仍不知疲倦，擅长订正讹误。曾经校订《国语》，撰成《补音》三卷。去世后，谥号元献。” 鲁有开《国语音义》。一卷。已佚。林槩《辨国语》。二卷。已佚。《闽书》记载：林槩，字端甫，福清人。景祐元年礼部试第一名，以大理丞身份出任连州知州，升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著有《辨国语》四十篇。曾巩为他撰写墓志。江端礼《非非国语》。已佚。王应麟说：“江端礼曾经对柳子厚写《非国语》感到不满，于是写了《非非国语》。苏轼见到后说：‘我早就有意写这部书，没想到您先写出来了。’” 沈虚中《左氏国语要略》。十卷。已佚。《姓谱》记载：沈虚中，广德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吏部尚书。张九成《标注国语类编》。已佚。吕祖谦《左氏国语类编》。《宋志》二卷 未见 《宋史》说是祖谦的门人编纂的。陈振孙说：“与《左传类编》大致相同，只是不记载纲领，只有十六门，并且把《左传》和《国语》分为两部分。” 戴氏【仔】《非国语辨》一篇 现存 刘氏【章】《非非国语》已佚 黄瑜说：刘章有文名，对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感到不满，于是作《刺刺孟》《非非国语》。江端礼、虞槃也作了《非非国语》。《是非非国语》共有三部书。佚名《国语音略》《通志》一卷 已佚 虞氏【槃】《非非国语》已佚 何孟春说：元代虞槃读柳子厚的《非国语》，说：“《国语》确实可以非议，但柳氏的说法也不对。”于是作《非非国语》。虞槃的事迹详见正史和姓谱。槃集是虞槃的弟弟，曾与虞槃一同在吴澄门下游学；他对《诗》《书》《春秋》都有论著，官至湘乡州判官。叶氏【真】《是国语》七卷 已佚 张氏【邦奇】《释国语》一卷 现存 曾氏【于干】《非非国语》一卷 已佚 穆氏【文熙】《国概》现存 刘氏【城】《春秋外传国语地名录》一卷 现存 刘城自序说：“我已经把《春秋》内传中的地名加以诠释编次，放在箱子里，大概有好几年了。后来读《春秋》，总是只看大义，不再把各处地名相互比对查考。近来偶然重新浏览一遍，也自以为略有考索。随后又参照《国语》加以校定，其中相同的占十分之七，不同的占十分之三。又因为周、晋的采地多散见于卿士的姓氏名号中【如召、樊、范、单、赵、栾、羊舌之类】，我当初抄录内传时都舍弃而没有采用，如今一并搜集补足其中的缺漏，试着与前面的记录合在一起，希望可以完备《春秋》的版籍。虽然内容非常少，但总还胜过鸡肋。”崇祯丁丑年夏五月。《春秋外传国语人名录》一卷 现存 刘城自序说：“我记录地名，外传另列一部；所以记录人名，也同样另列一部。世人所称的《国语》，也认为是左氏所作；因为它采集广博，推演经义还没有穷尽，于是另用义类编成一书，把它列在外面，以区别于内传罢了。”按照《春秋》的义例，内列中国有礼义的人，外列作乱作贼的人，这是十分明确的。我看后世，有同一系族的人，祖父属于内而子孙属于外；有同一姓氏的人，伯叔属于内而仲季属于外；有同一个人，年轻力壮时属于内，到了末路时属于外；有不得已的人，魂魄属于内，而衣冠属于外。对于这几种人，按照《春秋》的法则，应当属于哪一等呢？唉！在三代的时候，外传所记的本来属于外，而外传中的人却都属于内；到了如今，氏族虽然属于内，而人却全都属于外。我还向哪里传述他们呢？可悲啊！” 《竹书师春》

译一卷 已佚 黄伯思说：晋太康二年，汲郡百姓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到古代竹简，共七十五篇。晋征南将军杜预说：“另有一卷，专门汇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事情，上下次序和文字义理，都与《左传》相同，名叫《师春》。《师春》似乎是抄集者的姓名。”如今看秘阁收藏的《师春》，却与杜预所说完全不同。杜预说：“专门汇集卜筮的事情。”但这部书却记载各国的世次、十二公的岁星所在，以及律吕、谥法等，最后才记《易》的卦象和变卦；又不是专门记载左氏传中关于卜筮的事情。由此可知，这不是杜预所见《师春》的全部内容。然而杜预记载汲冢其他书中有《易阴阳说》，却没有《彖》《系》；又有《纪年》，记载三代以及晋、魏的事情。因此怀疑现在的《师春》大概是后人杂抄《纪年》篇章而成的。但杜预说《纪年》起于夏、商、周，而这部书从唐虞以来都加以记录；杜预说《纪年》都是三代君王的事，没有各国分别，而这部书却都有各国；杜预说《纪年》只记晋国，从殇叔开始，接着是文侯、昭侯，而这部书记载晋国世次却从唐叔开始。这三点又与《纪年》不同。等到看它记载岁星之事，其中有“杜征南洞晓阴阳”的话，由此可知，这部书也是西晋人汇集记录的，未必全部出自汲冢。” 然而我近来考辨秘阁收藏的古代宝器，见有宋公防餗鼎，考察这部书，防是宋景公的名字，与鼎名相合；但太史公的记载以及其他书都不相同。由此可知，这部书还保存了许多古事，可以用来备考考证，实在不可废弃。陈振孙说：“晋代汲郡魏安厘王墓中所得的古简，杜预得到其中的《纪年》，知道它是魏国史记，用来考证《春秋》；另有一卷，专门汇集并疏解《左氏传》中关于卜筮的事情，上下次序和文字义理，都与《左传》相同，名叫《师春》，似乎是抄集者的姓名。如今这部书开头叙述周以及各国的世系，又论述分野、律吕并绘成图，还杂录谥法、卦变等内容，与杜预所说专门汇集卜筮的书不同，似乎不是当时的原书。” 方以智说：黄长睿校勘《师春》五篇，认为是汲冢古文。杜预说另有一卷，汇集左氏关于卜筮的事情，而黄长睿所见的内容完全不同。它记载各国世次、十二公的岁星所在，以及律吕、谥法等；最后记载《易》的卦象和变卦，可见杜预所见的不是全书。《师春》应是抄集者的姓名。书中“防”是宋景公的名字，与宋公防餗鼎相合，应当是西晋人汇集记录的。《经义考》卷二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十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四十三】洪氏【姓名未详】《春秋始隐公说》一篇 现存【载于《山堂考索》】苏氏【轼】《隐公是摄论》一篇 现存【载于《志林》】周氏【孚】《春王正月说》一篇 现存【载于《蠹斋铅刀编》】罗氏【泌】《春秋周正论》一篇 现存【载于《路史发挥》】杨氏【简】《春王正月说》一篇 现存【载于《慈湖遗书》】章氏【如愚】《春秋用周正辨》一篇 现存 阳氏【恪】《春秋夏时考正》二卷 已佚 程端学说：巴川人，号以斋。张以宁说：“以斋阳氏恪有《春秋夏时考正》一编，共三十四条。他认为，《尧典》所确定的时序，在一年形成以后，四时十二月的次序便固定不变，虞、夏、商、周都沿用它。《春秋》所说的时令都是夏正的时令，月份也都是夏正的月份，因此‘夏时冠周月’的说法不对。阳氏是蜀人，理宗三十九年成为蜀地举人的首名；他父亲存斋的学术，是从朱子高弟、涪陵防氏渊那里学来的。” 牟氏【楷】《春秋建正辨》一卷 现存 商氏【季文】《春秋正朔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