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昔日荀卿说：“要观察圣王的事迹，就要在明显可见的地方去看，后代帝王的做法就是这样。君子审察后代帝王之道，进而讨论上古百王的事，就好像端坐拱手在议论一样。”既然如此，考究制度，审察典章，广博地知晓并牢记它们，本来就是通儒该做的事。《诗》《书》《春秋》之后，唯有太史公被称为好的史家，写作了纪、传、书、表，纪、传用来叙述治乱兴衰，八书用来叙述典章经制，后来执笔写史书的人，终究没有改变这种体例。然而自班孟坚以后，各代断代为史，没有会通承续的方法，读者对此感到不满。到司马温公写《资治通鉴》，取一千三百多年的事迹，十七部史书的记述，汇聚成一部书，这样一来学者翻开书卷，古今的事就都呈现在眼前了。然而司马公的书详于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并不是司马公的才智有所不及，是因为典籍浩如烟尘，著述自有其体例要点，形势上不能两者都兼顾。

我曾私下认为，治乱兴衰，是不相因袭的，晋朝得国的方式不同于汉朝，隋朝丧国的方式也不同于唐朝，各代都有自己的史书，本就足以概括一代的始终，不需要参照互证。典章经制，则确实是相互因袭的，殷因袭夏，周因袭殷，继承周的朝代其增减损益，百代都可以预知，圣人早已预言过这一点了。从秦汉一直到唐宋，礼乐兵刑的制度，赋敛选举的规章，以至官名的变更，地理的沿革，虽然最终不能完全相同，但起初也不能骤然相异。比如汉朝的朝仪、官制，本来是秦朝的规制，唐朝的府卫、租庸，本来是周朝的制度，其中变通张弛的缘由，如果不融会贯通、错综分析，追溯本源探究结果并推寻其间联系，实在不容易说清楚。那些不相因袭的事，还有司马公写成的书可以参考，而那些本来相互因袭的事，却没有专门的书，难道不应该是后学应当用心研究的吗！

唐朝杜岐公最早撰写《通典》，起自上古，一直到唐朝的天宝年间，历代因袭变革的缘由，都清楚可考。之后，宋白曾续写此书，一直写到后周显德年间，近代魏了翁又写了《国朝通典》。然而宋白的书写成后，传习的人很少，魏了翁曾经起草却没有完成，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杜公的书而已，天宝以后的事就没有记载了。像杜公的书那样，纲领宏大，考订详备融通，本来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时代有古今之分，叙述有详略之别，那么其中的条目还未算明确完备，取舍之间也颇欠精细审慎，不无遗憾之处。比如古时依据田制来制定赋税，赋是米粟一类的东西，不能把它排除在田制之外来单独叙述。古时依据土地来制定贡纳，贡是包裹竹篚一类的东西，不能混杂在税法之中来叙述。至于叙述选举则把秀才、孝廉与铨选混为一谈，叙述典礼则把经文与传注混杂在一起，叙述兵制则完全遗漏了赋役调发的规制而只涉及成败的事迹，诸如此类，难免有小的瑕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书各自都有志，而《通典》没有叙述。马迁、班固两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的《后汉书》以后就没有了，然而历代分封诸侯王的制度未曾废止。王溥编写唐及五代的会要，最先设立帝系一门，用来叙述各帝在位时间的长短，传位的始末，其次涉及后妃、皇子、公主的名氏封爵，后来编会要的人也仿效这种做法，但唐朝以前却没有这样的书。以上这两方面，是历代的统纪，典章制度都系于此，而杜公的书也没有涉及，那么也算不上集著述之大成了。

我从年轻时就有志于编纂缀辑，只是各种忧虑萦绕心头，公务之余闲暇很少，吹竽已经生涩，汲水的绳子已不修整，怎么还敢用这样的文字来自我夸许呢？昔日孔夫子谈论夏、殷的礼制，深深感慨文献的不足，解释的人说：“文，指典籍。献，指贤者。”生在千百年之后，却想要向上讨论千百年之前的事，如果没有史传的真实记录留

译存下来，靠什么来考证？儒家先辈遗留的言论还不算久远，足以供人讨论，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凭空臆断而立说。我私下想到：我的家业承继祖业，家中藏有典籍，书架上收藏的典籍，父辈教诲问答的内容，对于文献方面大概还算充实。我常常担心一旦散失，无法留传给后来的学者，因此不顾自己的浅陋，就加以考证评述，广泛搜求远古以来的资料，分门别类，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都仿效《通典》已有的规制。从天宝以前的部分，就增补它事迹未完备的地方，分析细化它门类未详尽的地方；从天宝以后，一直到宋朝嘉定末年，就接续写成。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这几门，是《通典》原本没有论述的，是我采集摘录各种书籍编写而成的。凡是叙述事情，就以经史为根本，再参照历代的会要，以及各家的传记之类的书，可信而有证据的就采纳，怪异而属于传闻疑事的就不收录，这就是所谓的“文”。凡是议论事情，就先取当时臣子的奏疏，其次取近代各位儒者的评论，再到名流的闲谈、稗官的记录，凡是一句话能够用来订正典故的得失、证明史传的是非的，就采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献”。那些史传记录中值得怀疑的地方，以及先儒论辩中不够恰当的地方，我深入思考钻研，悠然有所领悟的，就私下写下自己的看法，附在后面。把这部书命名为《文献通考》，分为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而每一门著述的规制，考订的新见，都各自用小序详细说明。

昔日江淹说过，修史最难的地方，莫过于志。这确实是因为，志是典章制度所系之处，不是深谙典故的人是做不到的。陈寿号称善于叙述，李延寿也被称为深究旧事，然而他们所著的两部史书，都有纪传却唯独不能写志，这是因为看重这件事的难度。更何况上下几千年，贯穿二十五代，却想凭浅薄的学识来执笔删改增订，即使穷尽一生精力，费尽心思钻研，又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姑且辑录所见所闻，以防止遗忘罢了！后来的君子，如果能够删削繁芜之处，增补缺漏的地方，体谅我埋首苦干的辛劳，使我免于像前人一样犯错的惭愧，或许对有志于治国、稽考古事的人还有些参考价值。

古时的帝王未曾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所以天子的封地方圆千里，公、侯的封地都是方圆百里，伯是七十里，子、男是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又有公卿大夫的采地禄邑，各自把自己的土地当作私产，把自己的百姓当作子民，子孙世代守护它。土地的肥沃与贫瘠、人口的增长与减少，他们看待这些就像看自家的事一样，不需要烦劳考核而奸伪就无处藏身，所以那时天下的田地全都归属于官方。百姓依靠官方供给，所以从官方那里领受田地，靠自己的劳力耕种并缴纳赋税，上养老下育幼，一视同仁，没有极贫极富的百姓，这是三代的制度。秦朝开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一人独自在上面治理，而郡守县令的任期屡次更换替代，把当地看作传舍旅店一样，而乡里的实情虚实，即使贤明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全部知晓。郡守县令的调任任命有一定的时限，而田地的归还与授予，其中的奸弊却无穷无尽，所以秦汉以来，官方不再能够授田给百姓，田地于是就变成了普通百姓的私产，这也是形势所致。虽然其中如北魏的太和年间、唐朝的贞观年间，都稍稍想要恢复三代的制度，但不久制度就都废止了，大概是因为不实行封建制而井田制就不能恢复施行的原因。三代以上，天下不是天子所能私自占有的，秦朝废除了封建制，天下才开始被献给一人独有。三代以上，田产不是普通百姓所能私自占有的，秦朝废除了井田制，百姓才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田产。秦朝

译在应当给予的方面夺取了它，在应当索取的方面又给予了它，然而这种情况已经沿袭很久，想要恢复古制实在困难。想要恢复封建制，这是自己分割国土来招致纷争；想要恢复井田制，这是强行夺取百姓的田地来招致怨恨。书生的议论所以行不通，就是这个原因。依据百姓所占有的田地来征税，而不再考虑田地的多少，这种做法始于商鞅。依据百姓拥有的田地来征税，而不再看丁口的多少，这种做法始于杨炎。三代井田的良法被商鞅破坏了，唐朝租庸调的良法被杨炎破坏了。这两个人的做法，是君子所羞于称道的，但后来治理国家的人无不一概遵循他们的办法，一旦有所改变，就反而变得烦扰无常，国家和百姓都因此受害，这是因为古今情况不同的原因。写作《田赋考》第一，叙述历代依据田制来制定赋税的规制，并附带叙述水利、屯田、官田。共七卷。

百姓所依赖的，是衣与食；那些与衣食无关但实际上是日常所需之物的，是珠、玉、五金。先王认为衣食的用具还不足以周济百姓的需要，于是用日常所需的物品，制作成货币来权衡衣食的价值，所以上古时代，把珠、玉作为上等货币，黄金作为中等货币，刀、布作为下等货币（刀、布就是古代钱币的名称）。然而珠、玉、黄金是世间难得的宝物，至于说到权衡轻重、沟通贫富，而能够通行流通的，只有铜而已，所以九府圜法，自周朝以来就没有改变过。然而古时风俗淳朴而用度简省，所以钱是有余的；后世风俗奢侈而用度耗费，所以钱是不足的。于是钱的价值一天天变轻，钱的数量一天天增多。数量多而价值轻，那么运送到远方就变得困难，自唐朝以来，开始创设飞券、钞引这类东西，用来供商人携带大宗财物贸易时使用。这种办法本来是凭券、引来取钱，而不是把券、引当作钱本身。宋朝庆历以来，蜀地开始有了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地区开始有了会子。自从交子、会子实行以后，才真正把纸张直接当作钱来使用了。珠、玉、黄金，是可贵重的物品；铜虽然不足够贵重，却是日常所需的物品。用可贵重又是日常所需的东西制成货币来流通，这是古人的用意所在。至于用纸来做货币，就开始把无用的东西当作有用的东西了。拿一方尺见方的破旧纸券，就足以在一世之内流通使用，寒冷时靠它得衣穿，饥饿时靠它得饭吃，贫困时靠它变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然而铜重而纸轻，铸造起来繁琐困难而印制起来简便容易，如今舍弃重而困难的东西，采用轻而容易的东西，而且下面又免除了犯铜禁的罪责，上面又没有搜查铜料的苛烈之弊，这也是一种便利。写作《钱币考》第二。共二卷。

古时户口少，而百姓都是有才智的人；后世人口繁多，却多是懒惰无能之辈。同样是人，古时的人，作为读书人时，就讲求学问；作为农夫时，就致力于耕种；作为士兵时，就擅长作战。无论投放到哪个方向，没有不如意的。因此千里之国、万家之聚，都足以世代守卫自己的国家，护卫自己的百姓，百姓众多国家就强盛，百姓稀少国家就弱小，那时国家所依靠而立国的正是百姓。天地清明之气分散以后，风气一天天浮薄，百姓生长在其中，才能越来越缺乏，智慧越来越低劣。读书人拘泥于文字笔墨，让他们披甲执兵就自感惭愧；农夫安于犁锄耕作，问他们文字之事就茫然废弛。以至于九流、百工、佛道之徒，靠土地供养的人，一天比一天繁多，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的人，聚在一处却塞不满一个角落，于是百姓的多少，就不再能够决定国家的盛衰。官方既然无法依靠百姓的才能，却只想多设法令来征用他们的身役，户调、口赋，日益增多，上面的人厌弃百姓、轻视百姓，不把百姓当作重要依靠，而百姓也更加穷苦憔悴，只是徒然把自身当作负累罢了。写作《户口考》第三，叙述历代户口的数目及其赋役，并附带叙述奴婢、占役。共二卷。

役使百姓的是官

译吏，被官吏役使的是百姓。郡有郡守，县有县令，乡有乡长，里有里正，他们的地位不同，但都是役使百姓的人。在军旅之中就手执干戈，兴建土木时就亲自挑担持锸，征调出行时就背负绳索，以至于追捕、劳役这类差事，事情不同，但都是被官吏役使的人。役使百姓的人安逸，被官吏役使的人劳苦，道理本该如此。既然如此，乡长、里正原本不算是役使，后世却虐待驱使百姓，做乡长、里正的人，忍受不住苛刻的诛求索取，各自都萌生了逃避推却之意，于是才把这称作户役了。唐、宋以后，下面担任户役的人，费用一天天加重；上面议定户役的人，制度一天天详尽。于是有差役、雇役、义役这些名目，纷乱杂乱，法令一出，奸弊便产生，无法禁止。唉！周朝的里宰、党长，都是有俸禄品秩的正式官员；两汉的三老、啬夫，都是有名望的名士，他们大概就是后世担任户役的人，何曾像后世这样受到如此欺凌暴虐呢！写作《职役考》第四，叙述历代役法的详情，并附带叙述免除赋役的规定。共二卷。

征榷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山泽，即茶、盐、矿冶之类；一种是关市，即酒酤、征商之类。羞于谈论利益的人，就说朝廷应当靠田租衣税来维持而已，想要和百姓争夺经商谋利的利益，不是行王道的人应做之事。善于谈论利益的人，就说山海是天地所蕴藏的财富，却被豪强所占据，关市的货物聚集之处，却被商贾所占据，从豪强、商贾那里取利，用来资助国家的经费，不专门依靠百姓的赋税，这是崇本抑末的用意，是治理国家的长远之策。这种说法一立起来，后来在征榷方面越来越详细严苛的人，无不以此为借口，征收不停，就连利益的源头也一并夺取，官方自己煮盐、酿酒、采茶、铸铁，以至从事市易的事。利益来源一天天扩大，利益的额度一天天加重，官方既然不能自己经营，而豪强商贾之流又不能重新占据，然而既然已经立定为课税的额度，那么主管官员就不能容忍亏损减少，于是又制定了均派的办法。有的按人口来课收盐钱，有的按户口来征收酒酤税，有的对拥有田地的百姓，计算他们的田地面积，让他们在缴纳赋税时一并缴纳，来求得达到定额，于是征榷遍及天下。原本从前的征榷，说是取自豪强、商贾之徒，用来优待农民，等到时间久了，农民没有获得豪强、商贾的利益，反而代替豪强、商贾承受了榷税的负担。有见识的人知道这样的苛刻横征，但国家财政所需要的，又不能停止。写作《征榷考》第五，首先叙述历代征商的方法，盐铁始于齐国，就依次排在前面；榷酤始于汉朝，榷茶始于唐朝，就依次排在后面；杂征敛的项目，比如渡口税、货架税之类，以至汉朝的告缗，唐朝的率贷，宋朝的经制钱、总制钱，都是衰败之世不得已而行的一切权宜之法，又依次排在后面。共六卷。

市，是商贾之间的事。古时的帝王，他们的物货是取自各地按土地情况所贡纳的而有剩余的，没有国家去和市场做买卖的事。而市易的说法则起源于《周官》中的泉府，后世沿袭这一制度，称作均输，称作市易，称作和买，都是以泉府为借口的。籴，是普通百姓之间的事。古时的帝王，他们的米粟是取自十分之一的赋税而有剩余的，没有国家去籴买粮米的事。而籴买的说法则起源于齐桓公、魏文侯的平籴之法，后世沿袭这一制度，称作常平，称作义仓，称作和籴，都是以平籴为借口的。然而泉府与平籴设立法度的初衷，都是为了便利百姓。当货物滞销、百姓用度不足时，官方就买进它、籴进它；等到货物、粮米对百姓的用度过剩时，官方就卖出它、粜出它。这是为了流通有无，曲意为贫苦百姓着想，起初未曾有一丝一毫征收利益、富国的用意。然而沿袭已久，古人的用意渐渐消失了。他们买卖货物，也推说是为了积蓄囤积、等待时机出售的谋算；等到时间久了，官方就自己效法

译商贾的做法，而把这当作富国的手段了。他们籴买粮米，也推说是为了救济贫民、解决钱荒的弊病；等到时间久了，官方却未曾给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只是徒然获利于积粮的收入而已。到了弊病最严重的时候，名义上叫作和买、和籴，却强行配给数目，不给相应的价钱，用鞭打逼迫百姓交足，视同一般的赋税。古人体恤百姓的举措，后世反而借此来虐害百姓，不能不深究其中的来龙去脉。写作《市籴考》第六。共二卷。

《禹贡》中，八州都有贡纳的物品，唯独冀州没有；甸服有米粟的输纳，而其余四服都没有。解说的人认为，王畿之外，八州都是用田赋所应当供给的东西来交易甸服所贡纳的物品，所以不再输纳米粟，既然如此，那么土贡就是租税了。汉唐以来，依据土地情况进行的贡纳，历代都有，记载在法令之中，还说这属于当地租税之内。然而衰乱之世，往往致力于苛刻横征，往往租税自成一项而贡纳又自成一项。至于珍禽异兽、华丽的服饰、奇异的美味，有的是荒淫的君主降旨索取，有的是奸邪谄媛的臣子迎合上意创设贡目，往往有超出正常规制之外的。甚至扣留官方应有的赋税，暗中增加百姓的输纳，却称之为“羡余”，用来供奉贡品，上下相互蒙骗，只是图那个名声好听，而对百姓来说则是更加困苦了。写作《土贡考》第七。共一卷。

贾山在《至言》中说：“从前，周朝大概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用九州的百姓来供养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君主，君主有多余的财物，百姓有多余的力量，于是歌颂之声兴起。秦始皇用一千八百国的百姓来供养他自己一个人，百姓劳力疲弊却不能承担他的差役，财力用尽却不能满足他的索求。仅仅是一个君主罢了，他自己所享用的驰骋游猎的娱乐，天下的财力都不能供应。”既然如此，那么国家的兴衰不在于财富，财富少而国祚延长，财富多而国祚短促，这样的效验是可以看到的。然而自从《周官·六典》中设有太府，又设有王府、内府，并且有“唯独王的财用不加会计核算”的说法，后来治理国家的人便沿袭了这个做法。两汉的财赋，称作大农的，是国家的库藏；称作少府、水衡的，是君主个人的私蓄。唐朝既有转运使、度支使，又有琼林库、大盈库；宋朝既有户部、三司，又有封桩库、内藏库。于是天下的财富，归属于上面的，又分为公家和私人两部分。恭谨节俭的贤明君主，常常捐出私人内库来资助军国的用度，所以百姓富裕而国祚昌盛；奢侈邪僻的君主，甚至耗尽外府的财物来供自己耳目的享乐，所以财力匮乏而百姓怨恨。这又是历代制定国家财用制度的人应以为鉴的地方。写作《国用考》第八，叙述历代财计的始末，并附带叙述漕运、赈恤、蠲贷。共五卷。

古时用人，以德行为首要，才能次之。虞朝举用贤才的记载中，也有九德的说法，周朝招揽贤才，考察的是德行，对才能不太看重。两汉以来，刺史、太守、丞相有专门征召任用人才的权力；魏晋以后，九品中正制掌握着评定人物的权柄。都是依据乡里对其人的评价毁誉来考核，用曹掾一类的职务来试用，然后再让他们进入朝廷担任官职，升至清贵显要的地位。这种做法，虽然有愧于古人举用德行的做法，却还是能够得到有才能的士人的。到了隋朝，州郡的属官都由铨曹任命，士大夫踏入仕途都要经过科目考试。既然由铨曹任命官职，那么所考察的就只是资格而已，于是那些负责登记档案的小吏，就得以掌握官员升降沉浮的权力；既然靠科目考试来选取士人，那么所考试的就只是文章辞赋而已，于是那些擅长文墨末技的人，就得以借此登上荣升的道路。他们刚开始进身仕途时，是用文墨末技的考试来选拔，专门重视文章辞赋；等到他们做官以后，就交由登记档案的小吏，专门校核他们的资格，于是选贤与能的用意，就不再存在了。然而这两种方法，经历数百年却不能重新改变，一旦改变，就会荡然无法度，

译而那些侥幸得来官职、滥竽充数的人反而更加不能被清除，这又是为什么呢？还有，古人选取士人，本来是打算用来任用为官的。三代的时候，法度制度虽然简略，但考核本来是清楚明白的，毁誉既然是公正的，那么贤能与愚劣自然就分辨出来了。往往当时被举荐的士人，没有不入朝为官的，本来没有两条不同的途径。到了后世，巧诈虚伪一天比一天严重，法令也一天比一天繁多，于是就把科目考试当作选取士人的途径，把铨选当作选拔官员的途径，二者各自设立防范考核的办法。到唐朝，就把考核士人的事交给礼部，把考核官吏的事交给吏部，于是科目考试的方法、铨选的方法，一天天变化，互不相通。于是有的人在礼部被举荐却没有得到官职，有的人没有在礼部被举荐却得到了官职，士人晋身入仕的途径也不止一种，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因此设立了举士、举官两门来加以概括。写作《选举考》第九。共十二卷。

古时的教育，家里设有塾，党里设有庠，术里设有序，国里设有学，这些叫作学校，各不相同。然而只有国学设有司乐、司成，专门负责教育之事，而州、闾、乡、党的学校，却没听说有专门负责教育职务的官员。等到考察《周礼·地官》时才知道：党正各自掌管本党的政令教化治理，每月初一召集百姓宣读法令，祭祀时就用礼来召集百姓；州长掌管本州的教化治理政令，考察百姓的德行技艺，纠察其过错并劝勉惩戒。这样才知道党正就是一党之师，州长就是一州之师，以至下到比长、闾胥，上到乡大夫、遂大夫，无不都是如此。原来古时做官吏的人，他们的德行技艺，都足以作为人们效法的师表，所以颁布政令，没有不含有教化意味的。以至让百姓推举贤者，就让他们出去担任长官；让百姓推举有能力的人，就让他们进来治理事务。役使百姓时他们就是百姓，教育百姓时他们就是读书人，任官时他们就是官吏，同样是这些人罢了。秦汉以来，儒者与官吏才开始分道，政事与教化才开始分途。于是称作郡守、称作县令的，是官吏用来治理百姓的；称作博士官、称作文学掾的，是老师用来教导弟子的。这两者之间漠不相关，互不谋划，所任用的不是所教导的，所教导的不是所任用的。士人当他还在求学的时候，就说是学习读书；等到进身入仕，就抛弃了他从前诗书礼乐的旧学，去从事簿书期会的新规。古人说过：“我听说是学习之后才去从政，没听说过是靠从政来学习的。”后来做官吏的人，都是靠从政来学习的。既然是靠从政来学习，那么儒者的学问就都成了没有实际用处的空谈，国家的学宫也都成了摆设，百姓凭什么能够看到先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呢？更何况荣华的仕途、走捷径的门路，纵横交错纷杂而出，那些不经过学校而升迁的人比比皆是。于是所谓的学校，姑且被当作装饰太平景象的一件事，而平庸的官吏干脆认为它对国家的兴衰治乱没有任何益处。写作《学校考》第十，叙述历代学校的制度，以及祭祀褒扬追赠先圣先师的始末，视学养老的礼仪，同时郡国乡党的学校也附带记述在其中。共七卷。

古时依据事情来设置官职，依据才能来授予职务，没有清贵与卑浊的分别，没有内朝与外朝的区别，没有文官与武官的差异，为什么呢？唐虞的时候，禹主持大政，契掌管教化，皋陶明察刑法，伯夷制定礼仪，羲和掌管历法，夔掌管音乐，益负责山泽，垂负责百工。无论是精深的治理国家的大道，还是粗浅的理财辨物之事，他们的地位都是公卿，他们的人都是圣贤。后来身居要职、治理百姓的人，就自视清高，轻视那些精通多种技艺的人；那些掌握技艺侍奉上面的人，就安于自己鄙俗的身份，很难与他们谈论辅助治理国家、抚育百姓的事情。于是审音、治历、医、祝这类事，特别设置官职来安置它们，称作杂流，被排斥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官职的清贵与卑浊从此开始分

译开了。从前在周朝的时候，设置官职分派职务，缀衣、趣马这些职位，都由俊才之士担任，宫伯、内宰这些职位，也都是贤能之人所任。到了汉朝，这种用意还存在，所以让儒者担任侍中，让贤能之士充任郎署官员。像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这些人，能够出入宫禁，陪侍在皇帝身边，陈述正义纠正过失，拾遗补阙。他们中才能特别出众的人，甚至能够做到公卿将相，为国家承担重大的事务，霍光、张安世就是这样的人。中期汉朝以后，这种用意就不再存在了，于是，除了阉宦嬖幸之外，没有人能够每天侍奉在宫廷之中，而贤能的士大夫，特别用来充当摆设罢了。汉朝有宫中、府中的分别，唐朝有南司、北司的党派，各自的职掌互不相谋，品级流别也各自不同，官职的内朝、外朝从此开始分开了。古时以文治理国家，以武平定乱事，那些大臣，出朝可以担任将帅，入朝可以担任宰相；那些小臣，握着笔可以等待皇帝的顾问，扛着兵器可以充当前驱。后世人才一天天衰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掌管文墨的人不能知晓作战之事，身披甲胄的人不再懂得典籍文章，于是任用官员的人分设了文武两种选任途径，官职的文武从此开始分开了。至于有侍中、给事中这样的官职，却未曾掌管宫禁之事，这是名为内朝而实际是外朝（唐朝以来把侍中当作三公的官职，用来安置有功勋的大臣，又把给事中当作封驳的官职，都用外朝的大臣来担任，并不参与宫中的事务）；有太尉、司马这样的官职，却未曾掌管兵戎之事，这是名为武职而实际是文职（太尉，汉朝沿袭秦朝把它当作三公之一，然而还是掌管军事的。唐朝以后也把它当作三公之一。宋朝时，吕夷简、王旦、韩琦的官职都做到太尉，却不是武臣。大司马，周朝的官制中掌管军队，到汉朝元帝、成帝以后成为三公之一，地位次于司徒，是后来执政大臣的职位，也不是武臣）。太常有卿佐却未曾负责审定音乐，将作有监贰却未曾熟悉营建修缮，不过是给儒臣养望的官职，这是名为卑浊而实际是清贵。尚书令在汉朝是掌管文书的小吏，但后世却成为大臣所不敢担任的高官；校尉在汉朝是统兵的重要职务，但后世却成为武官所不齿的冗余职衔（尚书令，汉朝初年这个官职的品秩很低，用铜印青绶，只负责宫禁的文书而已，到唐朝就成为三省的长官。高祖进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的身份担任这个官职，后来郭子仪因为功勋地位应当担任这个官职，因为太宗曾经担任过，就辞让不敢接受，从那以后一直到宋朝，没有人敢担任这个官职了。汉朝设立校尉统领禁卫军队，都是尊贵显要的官职，宰相罢职以后，甚至去担任城门校尉。又有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地区，弹劾公卿，权力非常尊贵重要。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都统领重兵镇守边疆一方，是大将的职务。到宋朝时，校尉、副尉成为武职的初级阶位，不列入品级，成为非常冗余的职位）。可见官职的名称相同而古今的尊贵卑贱相差如此悬殊。参照互相考证，深入分析、旁通类比，那么其中因袭变革的缘由就可以类推出来了。写作《职官考》第十一，先叙述官制的次序、官员的数量，内官从公师宰相以下开始叙述，外官从州牧郡守以下开始叙述，以至散官、俸禄、品从的详情。共二十一卷。

《郊特牲》中说：“礼所尊崇的，是尊崇它的意义。丢失了它的意义，只陈述它的仪节数目，这是祝、史一类小吏所做的事。所以那些数目是可以陈述出来的，但它的意义却很难知晓。”荀卿说：“不明白它的意义，只谨慎地遵守它的仪节数目，谨慎地不敢有所增减，父子相传，用来维持王公的统治。因此三代虽然已经灭亡，但治国的方法还留存着，这就是官员百吏之所以能

译够凭此获取俸禄品秩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义”就是祭祀的道理，“数”就是祭祀的仪节。古时人们熟习礼制，所以家国的祭祀，那些礼节仪文，祝、史、有司都能知晓，然而其中的意义，却不是儒宗讲师就不能明白。周朝衰落礼制荒废，那些仪节也就消失了。秦汉以来，各位儒者口耳相传所授受的、简册所记载的，只能说出它的义理罢了，《戴记》就是这样的书。《仪礼》所讲的，只限于卿士大夫的礼仪；《六典》所记载的，只是因为与职掌有关才加以叙述，而国家的大祀，却没有人能够知晓它的礼节仪文。汉朝的郑康成精通礼学，写了传注，很能弥补经文所未完备的地方，然而他用谶纬之说来解释经文，用秦汉的事来比拟三代，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原来古时郊祭与明堂之祭，只是祭天而已，秦汉才开始有五帝、泰一的祭祀，却用古时郊祀、明堂的礼仪来行这种祭礼，这本来是出自方士不合经典的说法。而郑玄注解《礼经》中的这两种祭祀，说是祭天，说是祭帝，有的认为是灵威仰，有的认为是耀灵宝，沿袭方士纬书的荒诞说法，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祭祀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天的祭祀，而对天的名义竟然如此乖异不同，那么其他的节目注释即使再丰富详备，也不知道是否真的符合《礼经》的意思。王肃等各位儒者虽然引证正统的议论来大力驳斥郑玄的说法，然而魏晋以来祭天的礼制，还是参照采用王肃、郑玄两家的说法而交替使用，始终不能完全废弃其中一家。至于祫祭、禘祭的礼节，宗庙祧庭的数目，《礼经》中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稽考依据，而注解各家的争论也没有一个可以折中裁定的标准，其中的杂乱矛盾，和郊祀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近代三山信斋杨氏得到朱熹、黄勉斋所遗留的深奥义理，写成《祭礼》一书，文辞义理正大，考订精细核实，足以成为千载不可更改的典范。然而他所叙述的内容完全依据经文，不再用注疏的说法来补充，所以经文没有涉及的地方，就显得空缺而无法接续。杜佑的《通典》一书，有关于祭礼的部分，就参照采用经文和注解的说法，同时保留王肃、郑玄两家的说法，虽然通畅易懂，却不如杨氏的说法纯正。现在我把这些说法都收录进来，其次再叙述历代祭祀礼仪的始末，而唐朝开元年间、宋朝政和年间两部礼书中所记载的各种祭祀仪注，也都详细地记录在内。写作《郊祀考》第十二，用来叙述古今祭祀天神地祇的礼仪，首先是郊祭，其次是明堂之祭，其次是祭后土，其次是雩祭，其次是祭五帝，其次是祭日月、星辰、寒暑，其次是祭六宗、四方，其次是祭社稷、山川，其次是封禅，其次是祭高禖，其次是八蜡之祭，其次是五祀，其次是籴田、祭先农，其次是亲蚕、祭先蚕，其次是祈禳，其次是告祭，最后以杂祠、淫祠作为结束。共二十三卷。

译撰写《宗庙考》第十三，用来叙述古今祭祀人鬼之礼，首先是国家宗庙，其次是四时祭享，其次是〇、〇，其次是功臣配享，其次是祭祀先代君臣，其次是诸侯宗庙，最后以大夫、士、庶人的宗庙时享作结。共十五卷。

译古时候经礼、礼仪，都说各有三百条，大概是没有人能详细知道其条目细节的了。但总括其大类，共有五种，叫吉、凶、军、宾、嘉；举其大端，共有六种，叫冠、昏、丧、祭、乡、相见。这是先王制定礼制的大略。秦汉以后，因袭变革各有不同：有古代有而如今没有的，比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这类就是；有古代没有而如今有的，比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这类就是；有些事情古今相通，而后世却未曾制定为固定礼制的，比如臣民以下的冠、昏、丧、祭就是。凡是这类礼，都本来没有因袭变革，不必烦劳记录；而古今相通、历代都有因袭变革的，只有国家的祭祀、学校、选举，以及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和凶礼中的国恤而已。如今除了国祀、学校、选举已经另立专门条目外，朝仪以下的就总称为"王礼"，而详细记载历代的相关事迹。这大体本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所说的"王朝之礼"。其中本来没有因袭变革的，比如古礼，经传所记载、先儒所论述的，自有专书可以查考，不必赘述；至于今礼，虽然不能说没有缺失，但礼制方面的议定又不是书生所能预先知晓的，因此也不再多加论述了。撰《王礼考》第十四。共二十二卷。

《礼记》说："声音之道，与政事相通。所以审察音乐就可以知道政事。"这是说音乐的正邪，关系到时世的治乱之理。然而自三代以后，号称历时长久、施恩泽久的，是汉、唐与宋。汉朝最盛的是文帝、景帝之时，然而到武帝时，河间献王才开始进献雅乐，天子把它下交太乐官经常隶属保管，每年按时凑数备用，然而并不常用；平常所用及郊庙祭祀所用的都不是雅乐之声，直到哀帝时才罢黜郑声，改用雅乐，而汉朝的国运也将要转移到王莽手中了。唐朝最盛的是贞观、开元之时，然而所用的多是教坊的俗乐，太常寺检阅乐工，让他们经常习练的也是俗乐，其中不能教好的才让去学雅乐，那么其所谓的雅乐可想而知了。宋朝最盛的是天圣、景祐之时，然而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这些人，一直忧虑律吕不谐、声音不正，但终究没能更改设置，直到政和年间才制成《大晟乐》，自称是古雅之乐，而宋朝的疆土也将要沦陷于女真了。大概古人是借助音乐来考察政事，而后世却是在推行政令、施行仁政之时，还没空制作音乐；等到天下承平之后，纲纪法度都已经建立齐备，外敌外患也都已消除，君主宰相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学士大夫没有别的言论可发，然后才开始制作音乐，音乐制成而政事已经败坏、国家已经衰落了。从前隋朝开皇年间制乐，采用何妥的说法，而摒弃了万宝常的意见。等到乐制成后，万宝常听了，流着泪说："乐声淫邪激烈而悲哀，天下不久将要灭尽了。"唉！假使当时全都采用万宝常的意见，能挽救隋朝的灭亡吗？然而万宝常虽然不能制作音乐来保全隋朝长久存在，却还能听音乐而预知隋朝必将灭亡，他的敏悟神解，也有超过常人之处。我私下认为世间的兴衰治乱本来未必由音乐决定，但如果想议论音乐，必须像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这些人那样。他们那种自然领悟的妙处，难道有法则可以传授吗？而后世的君子，却想要勉强议论，在黍粒的纵横排列中穷究律吕，在声音的清浊之中寻求正邪；有的用残缺断烂的简牍典籍、埋没锈蚀的尺量作为证据，自认为得到了真谛，这与刻舟求剑、覆蕉迷鹿、扪烛猜日之类的举动有什么不同？我实在不明白这种说法。撰《乐考》第十五，先叙述历代乐制，其次是律吕制度，其次是八音之属，各分为

译雅部、胡部、俗部，以穷尽古今乐器的本末，其次是乐县，其次是乐歌，其次是乐舞，其次是散乐、鼓吹，最后以彻乐结束。共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记载："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等的地，一家出七人，可以任用的三人；中等的地，一家出六人，可以任用的两家五人；下等的地，一家出五人，可以任用的一家两人。"这是训练士兵的数目。《司马法》说："方圆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一甸是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调发士兵的数目。训练士兵不嫌太多，所以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除了老弱不能任事的以外，家家都让他们当兵，人人都让他们懂军事，所以即使是极小的国家，能作战的士兵数以万计也能马上召集起来。调发士兵不嫌太少，一甸六十四井，共有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发的只有七十五人，这是六家调发出一人。每甸姑且以中等地二家出五人来算，五百一十二家中可以任用的人共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发的只有七十五人，这是十六次调发才用到一人。训练必须多，那么人人都熟习军事；调发必须少，那么人们不会被征战拖累疲惫。这就是古人用兵取胜的方法。后世士人自成一类，农民自成一类，工商等末技之人自成一类，这四种民众，平时都不知道兵甲是什么，而所谓的兵，却出于这四民之外。所以当兵的人很少，懂军事的人也很少，一旦发生征战，就把全部士兵驱赶去冲锋陷阵，没有休息的时候，甚至用从未训练过的百姓去打仗，这就是抛弃百姓。唐宋以来，开始专门实行募兵制，于是兵和民截然分为两条路，说是平时教养、到时驱使调用。然而到了末世，兵员数量越来越多而骄横强悍，或者软弱无能，为害不浅，不仅足以耗尽国力，反而足以加速国运的衰亡了。撰《兵考》第十六，先叙述历代兵制，其次是禁卫军及各郡国的军队，其次是操练之制，其次是车战、水军、马政、军器。共十三卷。

从前汉朝陈咸说："替人议定法律，应当从轻，即使有百金的利益，也千万不要与人从重比拟。"这是因为汉朝承袭秦法，过于严酷，加上武帝、宣帝这样的君主，张汤、赵禹这样的臣子，滥用刑罚喜好杀戮，习以为常，陈咸的话大概是有感而发。我私下认为，割鼻、割耳、去膝、黥面，是蚩尤的刑罚，而唐尧、虞舜也沿用了；抄没家产、灭三族，是灭亡的秦朝的法律，而汉魏以来也沿用了。以贤明圣哲的君主，却不免沿袭暴乱残虐的制度，由此看来，陈咸的话尤其值得深思。汉文帝废除肉刑，是件好事，但用髡刑、笞刑代替。髡刑太轻，几乎没有惩戒效果；笞刑太重，往往打死人。后来就去掉笞刑单用髡刑，减死罪一等就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就要处死，而深文周纳的酷吏又务求从重比拟，所以死刑的人多得数不清，魏晋以来对此深感忧虑。然而他们不懂得减少笞打的数目使人不至于死，却只想恢复肉刑来保全犯人的性命；肉刑始终不能恢复，于是只用髡钳作为生刑。想要让人活下来的，就依附从轻的议罪，于是伤人者有的只是折断腰身肢体，或者仅仅剃去毛发；想要陷害人的，就与死罪相比拟，于是犯罪的人已经被处死刑杀掉，还要诛杀他的宗族亲属。轻重失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到隋唐以来，才制定五刑，即笞、杖、徒、流、死。这五种，就是虞舜所说的鞭刑、扑刑、流放、圈禁，即使圣人再度出现，也不可偏废。至于那些只是贪图轻刑的名声，而不顾姑息奸恶的祸患，杀人者不判死罪，伤人者不受刑罚

译，使得无辜的人遭受毒害，抱着深冤而无处申诉，而玩弄文法、贪图贿赂的人没有后患可以畏惧，这也不是圣人明定刑罚以辅助教化的本意。撰《刑考》第十七，先讲刑制，其次是徒刑、流刑，其次是审判定罪，其次是赎刑、赦宥。共十二卷。

从前秦朝焚烧经籍，却唯独留下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学者们为此终古抱恨。但如今考察起来，《易经》与《春秋》两部经书首尾都完整保存，《诗经》只丢失了六篇，有人认为笙诗本来就没有文辞，那么《诗经》其实也未曾散失。《礼》本来没有成书，《礼记》是汉代儒者杂采编成的，《仪礼》十七篇及《周礼》最晚出现，《周礼》只丢失了《冬官》一篇，然而这些书本来就是纯正与杂乱各占一半，其存亡本不足以成为经书本身的瑕疵。唯独虞、夏、商、周的《尚书》，丢失了四十六篇。这样看来，秦朝所焚烧的，除了《尚书》之外，其他都未曾散失。至于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当时虽然没有被禁毁，但却没有一卷流传到现在，由此可见圣人的经书、贤者的传注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即使一时存在也终究要灭亡，本来就不是以当世君主的好恶来决定它们的兴废的。汉、隋、唐、宋的史书，都有《艺文志》，但《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书，用《隋书·经籍志》来查考，十分之中已丢失六七分；用《宋史·艺文志》来查考，隋唐的书籍也是如此，难道这也是秦朝造成的祸害吗？韩昌黎（韩愈）所说的"做起来容易的，流传就不会久远"，这话难道不真实吗？书籍能流传下来的已经很少，流传下来又能被人收藏的更少，收藏了又能被人阅读的尤其更少。宋朝皇祐年间，命名儒王尧臣等人编撰《崇文总目》，记录馆阁所收藏的书籍，并在下方加以评论，但只涉及经、史两类，而且也多有缺略，子、集两类只列出名目而已。近代昭德晁氏公武有《郡斋读书志》，直斋陈氏振孙有《直斋书录解题》，都是汇集自家所藏的书籍并加以评论。如今所记录的，先按四代的史志列出书目，其中留存到近代且可以查考的，就采集各家书目的评论，并广泛搜寻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是议论所涉及、可以记述其著作本末、考订其流传真伪、订正其文字纯正或杂乱的，都记载下来，使阅读的人如同进入藏书的府库，遍览天禄阁的珍藏。不只是拥有这些书的人稍加钻研便可以透彻理解其旨趣，即使没有这些书的人，品味这些评论，也可以大致窥见端倪，这也算是博闻广见的一种途径吧。撰《经籍考》第十八，经类十三种，史类十四种，子类二十二种，集类六种。共七十六卷。

从前太史公（司马迁）说："儒生们各执一端评说义理，游说之士各自铺陈言辞，都不致力于综合考察其始终。"这大概是讥讽当世的学者只凭空言著书，而不考订历代的传承体系。于是他撰写《三代世表》，从黄帝以下加以谱列。然而五帝的事情年代久远了，司马迁却一定要详细排列其世系次序，按图索骥，往往互相矛盾抵触，所以欧阳修又讥讽他不能存而不论自己所不知道的部分，反而致力追求广博以自诡为胜。但从三代以后到近代，史书典籍所记载的都清楚可考，只要学者从小学习，屈指一算就能得其大概，至于历代传承年数的长短、支系分派的远近，一旦突然被问到，即使是白发苍苍的大学者也不能立刻回答，这是因为没有一部有系统的书的缘故。如今仿照王溥《唐会要》及《五代会要》的体例，先叙述帝王的姓氏出身，及其在位年数、改元次数，以及各代的始末，其次讲到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凡是可以考证的都详细记载在篇中，而历代所以尊崇的礼仪、册命的仪式，也一并附带记载。撰《

译帝系考》第十九。共十卷。

封建制度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禹在涂山会盟时，号称有万国来朝；商汤受命之时，共有三千个诸侯国；周朝确定五等的封爵，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个诸侯国，到春秋时期，在经传中出现的只有一百六十五个国家，而其中蛮夷戎狄也在其中。大概古代的诸侯国极多，后来的诸侯国日益减少，国家多则土地就窄小，国家少则土地就宽广，然而仔细考究其中原因却并非如此。试以殷、周两代来说，殷契到成汤共迁都八次，史书记载是从商迁到砥石，又从砥石迁回商，又从商迁到亳。周始祖弃到文王也屡次迁徙，史书记载是从邰迁到豳，从豳迁到岐，从岐迁到丰。商汤原本是方圆七十里的小国，周文王原本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按其迁徙的地域来考察，大概已经超出了七十里、百里之外了。又比如泰伯建立吴国，鬻绎（熊绎）建立楚国，箕子建立朝鲜，他们起初不过是自我隐避于荒僻边远之地，而后来因此建立国家、世代相传。我私下猜测，古代的诸侯，虽说是受封于天子，但也是因为他们的德行教化足以在一方取得人心的信任，人心归附于他，所以他的子孙也因此承袭下去，做那地方的君主；有的遇到灾祸，就迁徙到别处，而人心归附之势却不能舍弃，所以随他迁到哪里，哪里就成为都邑。大概古代的帝王未曾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而古代的诸侯也未曾把封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上下之间，都同样出于至公之心，不像后世划分疆界、划割土地，争城夺地那样截然对立。秦朝灭六国之后，把整个天下都划为郡县，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开始被视为皇帝自己所有；再传下去，刘邦、项羽与群雄共同分裂这片土地而分封为王。汉高祖诛灭项羽之后，凡是当时自立的诸侯王，以及被项氏所封立的诸侯王，都被他消灭了，然后才分割土地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张耳、吴芮这些人为王，从此以后就不是汉朝的功臣就不能封王了。等到几年之后，反叛的事件接连发生了九次，异姓诸侯王大多已被消灭，于是全部收取他们的土地封给自己的子弟亲属，比如荆、吴、齐、楚、淮南这一类，从此以后就不是汉朝的同姓就不能封王了。然而再传一两代之后，贾谊、晁错这些人，一直忧虑诸侯势力过于强大，认为亲近的宗室没有分得土地，而疏远的诸侯又抗衡天子，必定会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于是有的把他的封国分割，有的把他的封地削减，那些仗着势力强大而起兵作乱的，比如七国之乱，就派六军去镇压他们。大概西汉的封建制度，最初是消灭前代所封的诸侯国，而将其土地赐给自己的功臣；接着是消灭异姓诸侯，把土地转给同宗；又接着消灭远房的刘氏诸侯王，而把土地转给自己的直系子孙。可见其防范限制越来越严密，猜忌防范也越来越深。从前商汤、周武王虽然凭借征伐取得天下，但商朝只征讨了十一次；周朝也只灭掉五十个国家，其余的诸侯都是承袭前代所封的，没听说把天下全部改换重新分封给自己的私人。周朝虽然大规模分封同姓，但文王、武王的后代封国，与其他诸侯国一同共存共荣，也没听说到成王、康王之后，又因为畏忌文王、武王的宗族而一定要将他们消灭，来另立自己的子孙。我曾经认为，必须有以天下为公的心，然后才能施行封建制度。出于公心，那么就能选贤任能，而大小相维系的形势，就足以延续千年；出于私心，那么就会猜忌疏远、畏惧抗衡，而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就连一天都维持不了。汉景帝、武帝之后，命令诸侯王不能治理百姓、任命官吏，于是诸侯虽有统辖封

译国、抚育百姓的名义，实际上不过是享用封邑的收入而已，土地和军队都不能擅自掌握了。这样看来，汉朝虽然想矫正秦朝的弊端，恢复施行封建制度，但作为君主的如果只是贪慕美名，而实际上没有唐、虞、三代那样的公心，作为诸侯的一旦获得封地，就急于效仿春秋战国的旧习气，所以不久便废止了。到汉朝灭亡的时候，议论的人认为是缺乏藩国屏卫的辅助，才造成孤立的形势。然而我又曾细察历代的往事：魏文帝忌惮他的诸位弟弟，皇子受封却如同被幽禁囚禁一般，再传一代之后，君主的势力稍微衰弱，司马氏父子便肆无忌惮地夺取了政权。晋武帝分封诸国极多，宗室藩王势力强大，都能自行统领军队、设置官属，可以说是矫正了魏朝的弊端了，但八王之乱首先发难，凭借兵力肆意妄为，反而招来了五胡之乱。宋、齐两朝的皇子都以幼年身份出任方面重镇，名义上是藩镇，实际上却受制于典签、长史之手，每逢换一位皇帝，前朝皇帝的子孙就被诛杀殆尽，而国运终究不能长久。梁武帝在位最久，子孙们都以年壮才干出任地方要职，专制一方，可以说是矫正了宋、齐两朝的弊端了，但诸王拥兵自重，抛弃君父，最终还是没能阻止侯景之乱。这样看来，魏朝、宋朝、齐朝疏忌骨肉宗亲，固然因此招致灭亡，而晋朝、梁朝崇尚奖励宗室藩王，也同样不能挽救祸乱。于是封建制度的得失便难以再评断，而王绾、李斯、陆机、柳宗元这些人所论的是非，也不能就此偏废一方了。如今所论述的，从三皇以后到春秋以前，国名见于经传而事迹可考的，简略记述，比如共工、防风氏，以及邶、〇、樊、桧这一类都是。春秋十二诸侯国，既然已有太史公的《世家》详细记述其事迹，就不再重复叙述，姑且只记录其世代与在位年数。至于其他小国的事迹，见于《春秋》三传及杂记的，就仿照《世家》的体例，叙述其大概，邾、莒、许、滕以下就是这样。汉初的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都依据司马迁、班固两部史书的年表，东汉以后没有年表可依据的，就摘取各家传记，各自考订其受封传承的本末而详细记载。列侯不世袭是从唐朝开始的，亲王不世袭是从宋朝开始的，那就姑且记下其最初受封者的名字而已。撰《封建考》第二十。共十八卷。

从前三代之时，都设有太史，他所掌管的，是观察天文、记录时政，大概是把占候和记载两件事合并由一人掌管。汉朝的时候，太史公掌管天文之事，不治理民政，而专管史记、金匱、石室之类的典籍，仍然是这个职责。到宣帝时，把这个官职改为令，负责太史公的文书事务，而修撰的职责则由别的官员来兼领，于是太史这个官职，就只掌管占候之事了。大概必须把这两项职责合并为一，才能使天象星辰的变化和记录不至于有遗漏，这样才能考察一代天文运行的常态与变异，从而推断其吉凶征兆。然而这两项职责的废弛分离、互不相通，大概已经很久了。从前《春秋》记载日食却不记具体日子，而史官认为这是记录的失误，可见当时掌管占候的人和主管记载的人各是不同的人，所以才如此疏漏。我又曾考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共有日食三十六次；从鲁定公十五年到汉高帝三年，其间共二百九十三年，搜寻考察史传，记载日食的仅有七次而已，那么遗漏未记的就很多了。汉朝以后，史书记录都完备存在，天下统一的时候，记载的人相沿承袭，无从知道其中的得失。到南北分裂之后，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如今考察：南方从宋武帝永初元年到陈后主祯明二年，北方从魏明帝泰常五年到隋文帝开皇八年，这一百六十九年之间，《南史》所记载的日食仅三十六次，而《北史》所记载的却是七十九次，其中年份相合的才二十七次，还有年份相合而月份不合的。同是这一片天空，北方所记的日食次数却比南方多一倍，这在道理上是绝不可能的，而且日期月份又互不吻合，难道天上有两个太

译阳吗？大概史官的差错谬误，其失误就大了。悬挂在天空、光明显著的天象，没有比日月更明显的了，即使是平庸的人抬眼就能看到，而所记载的日月亏蚀却如此谬误，那么星辰的迟留、伏逆、陵犯、往来这些天象，他们所记述的，难道还值得依凭吗？（按：汉哀帝曾以太阳没有光彩、邪气持续昏暗这件事询问待诏李寻，而李寻所回答的，详细说明了其中的缘由。汉光武帝在建武五年召严光入宫，与他同床共卧，而太史却上奏说有客星侵犯帝座。这两件事都记载在李寻、严光的传记中，而用《汉书·天文志》来查考，整个哀帝在位期间都没有提到太阳没有光彩的事，光武帝建武五年也没有提到客星的事，这也可以证明这些记载的疏漏了。）姑且记述这些往事，以广泛见闻罢了。天文志中最详细的莫过于《晋书》、《隋书》，而丹元子所作的《步天歌》，尤其简明。宋朝《两朝国史志》记载各星辰距北极的远近，《中兴国史志》采集近世诸儒的论述，也多有前代史书未曾提及的内容，所以选取那些尤其明白晓畅、有意味的记载列入本篇。撰《象纬考》第二十一，先讲三垣、二十八宿的星名、度数，其次是天汉（银河）的起没，其次是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其次是七曜的变异，其次是云气。共十七卷。

《礼记》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祥瑞出现。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有妖异出现。"这大概是说天地之间的气数，有妖异必定有祥瑞，因为气数所感应，而相应的征验就随之出现。自从伏胜创作《五行传》，班固以下沿袭其说，附以各代的应验编成《五行志》，从此就只谈妖异而不谈祥瑞。那么阴阳五行之气，难道只能生出妖孽而不能生出祥瑞吗？这也不通达事理啊。虽然如此，妖祥的说法本来就不容易讲清楚。太平之世就有凤凰出现，所以虞舜之时有凤凰来仪的祥瑞，然而汉桓帝元嘉初年、汉灵帝光和年间，凤凰也屡次出现，而桓帝、灵帝并非治世安定的时候。诛杀过度，其应验就是异常寒冷，所以秦始皇时有四月降雪的怪异现象，然而汉文帝四年，也在六月下雪了，而汉文帝并不是滥用刑罚的君主。斩蛇夜哭这件事，在秦朝就是妖异，在汉朝就是祥瑞，那能一概称之为龙蛇之孽吗？僵死的树上长出虫文字迹，在汉昭帝时就是妖异，在汉宣帝时就是祥瑞，那能一概称之为"木不曲直"吗？前代的史书对此没有找到正确的说法，于是穿凿附会，勉强寻求应验，却往往有说不通的地方。我私下认为，事物违反常态的，就是异象，其中祥瑞的有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灵芝，其中妖异的有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异和祥瑞不同，但都是违反常态而罕见的现象，统称为"异"是可以的，所以现在采取历代史书《五行志》所记载的内容，并广泛搜寻各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记的祥瑞，按其类别，附入各个门类，不说"妖"，不说"祥"，而统称为"物异"。比如经常下雨、经常阴晴不定、经常温暖、经常寒冷、经常刮风、水患、水灾这一类，都是妖异，不能说是祥瑞，所以仍然沿用前代史书的旧名称。至于像魏晋时鱼聚集到武库屋顶上，前代史书称之为"鱼孽"；如果是周武王时白鱼跳入船中，那就是祥瑞而不是灾孽了。但妖祥虽然不同，其作为异象却是一样的，所以统称为"鱼异"。秦孝公时，马生出人来，前代史书称之为"马祸"；如果是伏羲时龙马背负河图，那就是祥瑞而不是祸患了。但妖祥虽然不同，其作为异象也是一样的，所以统称为"马异"。其余的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这一类，前代史书称之为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者叫做诗妖、华孽，现在所记述的都并列妖祥，所以不说"妖"，不说"孽"，而统一用"异"来命名，其中"豕祸"、"鼠妖"，因为没有相应的祥瑞可以叙述，所以仍然沿用前代史书的旧名称。至于"木不曲直"，是树木失去其常性而成为妖异，比如桑树与谷树

译共生这一类就是。至于降下木冰，是寒气逼迫树木而结成冰，这咎错不在树木本身，而刘向却把降木冰归为"木不曲直"。"华孽"，是花朵失去其常性而成为妖异，比如冬天桃李开花这一类就是。至于冰花，是冰有异变而结成花状，这咎错不在花本身，而《唐书·五行志》却把冰花归为"华孽"。这两种都错乱了它们的类别，现在加以改正，都归入"恒寒"一门，附在雨雹之后。又前代史书把鼠妖归为"青眚"、"青祥"，物体自己移动叫做"木沴金"，物体自己毁坏叫做"金沴木"，这些说法都是后学未能明白的，现在把"鼠妖"、"青眚"各自单独列为一门，而"自动"、"自坏"就直接用其事实来命名，以便让阅读的人容易明白。撰《物异考》第二十二。共二十卷。

从前尧的时候，禹分别划出九州，到舜的时候分为十二州，周朝的职方氏又分为九州，却与禹时的划分不同。汉朝承袭秦朝，把天下分为郡、国，又用十三州加以统辖。晋朝时把州分为十九个。自晋朝以后，划分的州越来越多，所统辖的地域却越来越狭小，而且建立治所的地方也不固定。姑且以扬州来说，从汉朝以来，有的治所在历阳，有的在寿春，有的在曲阿，有的在合肥，有的在建业，而到唐朝才治所设在广陵。到南北分裂之后，务求夸大声势，侨置了许多州，把会稽称为东扬州，京口称为南徐州，广陵称为南兖州，历阳称为南豫州，历城称为南冀州，襄阳称为南雍州。鲁郡在禹的九州划分中属于徐州，而汉朝却把它归入豫州所辖；陈留在禹的九州划分中属于豫州，而晋朝却把它归入兖州所辖。这样离散割裂，只沿用名称却失去实际所指，禹的九州划分便再也不能考订清楚了。夹漈郑氏（郑樵）说："州县的设置，有时会更改；山川的秀美，千古不会改变。所以《禹贡》划分州域，必定以山川来确定疆界，使得兖州的地名可以变迁，但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地理实体）却不可迁移；梁州的地名可以变迁，但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地理实体）却不可迁移。所以《禹贡》是万世不变的书。后来写史书的人以郡县为主，所以州县名称随时变易，记载也就废弛了。"这话说得好啊！杜佑《通典》也是把历代的郡县分列在禹的九州之中来叙述。如今所论述的，九州的划分以禹时所统辖的为准，沿着历史向下推；府、州、军、监则以宋朝所设置的为准，追溯历史往上推，从而详细记录历代的沿革。至于冀州的幽、朔二州，雍州的银、夏二州，南粤的交趾，元朝未曾纳入宋朝职方管辖范围的地区，就以唐朝的郡为准，往上追溯前代，以补充其缺漏；而在每州总论之下，又各自附一幅图，先把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中可考的分别归入九州之中，其次是秦、汉、晋、隋、唐、宋所划分的郡县，考订其地理位置，全部附在禹的九州之下，而汉朝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统辖的郡，如果不符合禹九州划分的，就全部改正过来。撰《舆地考》第二十三。共九卷。

从前先王治理天下，制定了五服的制度，所谓的蛮夷戎狄，如果处在要服、荒服之内，处在九州之中的，就用礼乐教化去感化他们，用中原的法度来约束他们的疆界。唐、虞、三代之际的详情已不可考了，《春秋》所记载的，比如"蛮夷"是荆、舒这一类，"夷"是莱夷这一类，"戎"是山戎、北戎、陆浑、赤驹这一类，"狄"是赤狄、白狄、皋落、鲜虞这一类。记载在经传中的，比如齐桓公所攘除的、魏绛所讲和的，这些部族虽然叫戎狄，但都错杂居住在中原地区，所以不能不加以制约笼络。至于沙漠边缘、瘴气弥漫的海外，本来就未曾穷兵黩武，越过大漠、跨越险阻，

译非要把他们的部落划为郡县，让他们穿上华夏的衣冠，来炫耀于当时，向后世夸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开始北面驱逐匈奴，南面攻取百越。到汉武帝时，东面吞并朝鲜，西面收取甘州、凉州，南面开辟交趾、珠崖，北面拓展朔方、河南，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这一类，都派遣使者，携带丰厚的财物，招抚他们并加以笼络，使他们能够与中原相通，让他们看到中原的广大，割取齐民的财力去附庸夷狄，耗费自己所依赖的国力去做没有实际用途的事。从此以后，历代都谨慎地经营水陆交通，历代史书记载所叙述的，其风俗气候的差异、习俗的怪异，都可以查考探索，至于他们世代传承的详细情况，那就实在不能完全知晓了。撰《四裔考》第二十四。共二十五卷。

●抄白（抄录的官府文书）

皇帝圣旨里。饶州路达鲁花赤总管府承奉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掾史周仁劳所承办转发的文札，近来据本路呈报，遵照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的关文，钦奉圣旨内所载：要施行寻访有真才实学的好人这件事。如今访查到本路，发现乐平州的儒生马端临，是前朝宋朝宰相碧梧先生的儿子，通晓前代的典章制度，了解当时政务的要旨。他把自己所见所闻著成一部书，名叫《文献通考》，共二十四门类，三百四十八卷，涉及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财用、贡赋、官职、选举、学校、经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等方面，可以说是济世的儒者，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已经解送缮写完成的《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加上序目共六十八册。收到此文之后，送交江浙儒学司校勘，认定可以传授推广，并已呈报中书省咨文前来。咨文饶州路呈报，遵照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的关文，乐平州儒生马端临著成一书，名叫《文献通考》，共二十四门类，三百四十八卷，有助于治国安民，可以说是济世的儒者。命人缮写成册，由官府雕刻印版，以广泛传布。收到此文之后，本路已缮写完备，共六十八册，校勘无误。本省现将《文献通考》随此文发送，咨请审核验证。收到此文之后，送交礼部呈报翰林国史院，审核校订认为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共二十四门类，三百四十八卷，汇集古今资料，浩繁广博，倾尽心力，用意十分诚勤，有益于后学。如蒙准予呈报，转咨本省从学校经费中拨款刻板印行，理应具文呈报详情。收到此文之后，都省咨请遵照上述意见刊印施行。收到此文之后，省府一律遵照验证依上述意见施行，并委派本路总管段通议提调此事，选择擅长书法的儒生用工整楷体誊写，就令……

译马端临校勘没有差错，在本路总管的赡学钱粮项下，核算所需纸张、板料、工价，公平采买雇工刊印，都依照批准呈报行省。奉此文书之后，查得近来承蒙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札付，钦奉圣旨内说：命王真人带上五匹驿马，前往南方各地及名山之处，寻访会施行法术、有真本事的贤能之人。如果寻访到，就命令各处官府，依照先前世祖皇帝在位时起用贤才的成例和力度，将其起用推荐上来，钦此。除依旨遵行外，延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收到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的关文，说寻访到饶州路，根据本路儒学的呈状，转呈本路杨教授的关文说：私下见到本路乐平州的儒生马端临，是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此前承蒙都省咨文调发，再次担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现列在各路儒学教授选任名单之内，眼下正闲居等候委任。此人品行端正纯厚，文辞典雅华丽，家传宰相之学，年幼时便积蓄了馆阁之才，通晓前代典章制度，识见当世治国要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著述成书，名叫《文献通考》，共分二十四门类，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财用、贡赋、官职、选举、学校、经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等门类，凡与治国之道有关的内容，无不分门别类、汇编罗列，条理分明，治国安民之法，特意列举出来以备采用。这可以说是济世的儒学、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这部书，此儒生用心撰写二十多年，卷帙浩繁，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如今先将所定的序目一本附带呈上，尽早转呈上级官府，命人抄写成册，校勘完备后，由官府雕版刊印，以广泛流传，这样不仅不辜负此儒生平生所学，而且对世道教化也有所裨益，特此关请施行。据此，行文令本路儒学呈报，命儒生马端临誊写所撰《文献通考》序目共三本，装订完备，其中两本呈缴省府和集贤院查阅存档外，另一本转发给弘文辅道粹德真人收存管理。又接到关文，说在江浙行省核算禀报上述文集，已行文交付贵路誊写成册，解送到省。关请将《文献通考》誊写成册，校勘无误，装订好后送来呈交学院。据此，行文儒学依此誊写呈送解交。延祐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府札付，抄写成册，校勘无误后解送省府。奉此文书，行文本州，委托同知窦承直提调此事，礼请马端临抄写完成《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连同序目共计六十八册，校正无误，装订完备。本路已备文派人携带送赴省府呈交之后，如今奉到前述缘由，查得本路原先解送的《文献通考》六十八册，虽奉省府批付咨报都省转发翰林国史院，经考校认为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用心极为勤勉，有益于后学，命本路总管段通议提调此事,选派善书的儒生誊写刊印，另外未见发来原先解送校勘过的正本书籍。为此，总管府除已关请总管段通议依照省府批付所行提调外，理应下令查验，速派委有俸禄的官员，礼请马端临亲自携带所著《文献通考》的正本书籍，前往本路誊写校勘刊印施行。须至此指令。

译右件文书下发乐平州，依此办理。

至治二年六月　日

●卷一 田赋考一

○历代田赋制度

尧在位时遭遇洪水，天下被分割阻绝，尧派禹平治水土，划分九州。冀州：那里的土壤是白色壤土（没有土块的叫壤），那里的田地属于中中等（田等第五），那里的赋税是上上等中夹杂（赋税第一等，"错"是说其中夹杂着第二等的赋税）。兖州：那里的土壤是黑色而隆起的（颜色黑且隆起），那里的田地属于中下等（第六等），那里的赋税是"贞"（贞就是正的意思。此州排名第九，赋税等级正好与九相当），治理十三年后赋税制度才与其他州相同（治水十三年后才有了赋税之法，与其他州一样）。青州：那里的土壤是白色而隆起的，那里的田地属于上下等（第三等），那里的赋税是中上等（第四等）。徐州：那里的土壤是红色黏土而隆起的（黏土叫埴），那里的田地属于上中等（第二等），那里的赋税是中中等（第五等）。扬州：那里的土壤是泥沼（地势低洼潮湿），那里的田地属于下下等（第九等），那里的赋税是下上等中夹杂上等（第七等，夹杂第六等）。荆州：那里的土壤是泥沼，那里的田地属于下中等（第八等），那里的赋税是上下等（第三等）。豫州：那里的土壤是壤土，低洼处是黑色坚硬的土（地势高的是壤土，地势低的是垆土。垆是疏松的意思），那里的田地属于中上等（第四等），那里的赋税是上中等中夹杂（第二等，夹杂第一等）。梁州：那里的土壤是青黑色的（颜色青黑，是肥沃的土壤），那里的田地属于下上等（第七等），那里的赋税是下中等三种夹杂（第八等，夹杂第七、第九三个等级）。雍州：那里的土壤是黄壤，那里的田地是上上等（第一等），那里的赋税是中下等（第六等）。九州的土地，确定开垦的共有九百一十万八千零二十顷。

孔氏说："田地等级低而赋税等级高的，是因为百姓耕作勤勉；田地等级高而赋税等级低的，是因为百姓耕作用功少。"

三山林氏说："夏商周三代向百姓征收赋税的方法不同，但都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既然都不超过十分之一，却又有九个等级的差别，大概是因为九州土地有广有狭，百姓有多有少，各州赋税收入的总数本来就不同，不能只按田地等级的高低来衡量。计算各州赋税收入的总数，比较其多少，于是有了这九个等级。冀州的赋税总量在九州中最多，所以列为上上等；兖州的赋税总量在九州中最少，所以列为下下等。其余七州都是这样。这并非说向百姓征收赋税的时候本来就有这九个等级的轻重差别。"

方圆五百里的甸服（为天子耕种田地服役）：一百里以内，缴纳整棵的禾（连禾本一起叫总）。二百里以内，缴纳割下的禾穗（割禾叫钅至）。三百里以内，缴纳半干去皮的秸秆，并服劳役（秸是半干去皮的禾秆。服是服役的意思。除了缴纳总、钅至、秸之外，还要让他们承担运送的劳役）。四百里以内，缴纳粟米。五百里以内，缴纳米（根据土地距离的远近，来确定所缴纳赋税的轻重和精粗）。

唐尧、虞舜时代的法度制度简略，无法详细知晓，见于《尚书》记载的就是这样。

夏朝实行五十亩而征贡法，商朝实行七十亩而行助法。

朱熹《集注》说：夏代每个成年男子受田五十亩，而每人按其中五亩的收入作为贡赋。商代开始实行井田制，把六百三十亩土地划为九个区块，每区七十亩，中间是公田，四周八家各分一区，只是借助他们的劳力来耕种公田，而不再对他们的私田征税。

周文王在岐地（现在的扶风郡岐山县）时，采用平土之法作为治理百姓的方法。以百姓安居为根本（地著是说安居于土地），所以建立了司马法：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