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田赋考二

译陬、俚洞之地承受朝廷教化的地方，就按照情况轻重征收财物，来补充国家的费用。又岭南以外的部族首领，凭借奴隶、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丰富的物产，在乡里称雄的，朝廷大多顺势任命他们官职，从中收取利益。历经宋、齐、梁、陈四朝，都沿袭这种做法没有改变。凡是军国所需要的各种物品，都根据当地的出产，临时折算课税、按市价收取，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法令。朝廷设立州郡县，依照各地土产制定征收的赋税。那些没有户籍、不愿被州县编入户籍的人，被称为"浮浪人"，他们乐意缴纳的也没有固定的数目，任凭自己衡量，只是随意缴纳，但终究比正规的赋税要优惠。京城里的人大多依附成为各位王公贵人身边的随从、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这些人都没有赋税徭役（见《品官占户门》）。

北魏明元帝永兴年间，连续发生水旱灾害。神瑞二年，又遇到歉收。于是挑选特别贫穷的百姓，分派到山东就食谋生，敕令主管官员劝课农事。从此百姓都努力耕作，年年丰收，畜牧也繁盛滋生。

景穆帝当初做太子监理国政的时候，曾经命令主管官员督促京畿地区的百姓，让没有耕牛的人家用人力换取有牛人家的牛力，来开垦种植、耕锄除草。有牛的人家为没有牛的人家的一人耕种田地二十亩，作为报偿要偿还新的锄地劳作七亩，依此类推有差等。至于给年老年幼、没有牛的人家耕种田地七亩的，老幼人家用锄地劳作二亩作为报偿。都以五口以下的贫穷人家为标准。各家分别登记人口数目和所种的田亩顷数，明确建立簿册目录。所种植的田地地头都标明姓名，以区分种植的功劳。

北魏的法令：每次征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一石。十三岁以上还没有娶妻的男子，四个人合起来出一夫一妇的调赋；能耕种的奴仆、能纺织的婢女，八口相当于四个未娶男子；耕牛十头相当于八个奴婢。那些出产麻布的乡里，一夫一妇缴纳布一匹，以下依次减半递降。大约每十匹布中，五匹作为正式的调赋，两匹作为调赋以外的费

译用，三匹用作内外百官的俸禄。

孝文帝延兴三年，下诏各州郡百姓每十个成年男丁抽取一人从军出征，每户征收租米五十石，以备作行军的粮食。

太和八年，才依照古制颁布百官的俸禄，按照品级各有差等。在此之前，天下户口按九品混通计算，每户征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每人再交帛一匹二丈，收入州府的仓库，用来供给调赋以外的费用。到这时每户增加缴纳帛三匹、粟二石九斗，用作官府的俸禄，又增加调赋以外的帛满二匹，所征调的物品各自依照当地的出产。司州、冀州、雍州、华州、定州、相州、蔡州、洛州、荆河州、怀州、兖州、陕州、徐州、青州、齐州、济州、南河州、东徐州等州进贡绵、绢以及丝，其余郡县少养桑蚕的地方，就用麻布充抵。

孝明帝的时候，张普上疏说："臣听说尚书奏请恢复丝麻的赋调，遵循先帝的法令轨范，恢复高祖的旧有制度。仰思高祖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改用较轻的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实行薄赋。深知军国虽然需要绵麻的用度，所以制定了幅度长度的规定，天下百姓承受轻赋的恩泽，不仅仅体现在绵麻上而已。所以百姓歌舞欢乐地缴纳赋税，勤劳奔走地服役，天子在上讲信用，百姓在下感到欢乐。从那以后，绵麻的幅度渐渐变长变宽，百姓怨恨叹息，闻名于朝野。宰相辅臣不去追寻其中的根本原因，只知道天下百姓怨恨绵麻赋调，却不去考察绵麻幅度宽长、秤重斗大的实情，也不去革除其中的弊端、保留其中可以保留的部分，反而特意放宽绵麻的调赋，来讨天下人心的欢喜，这就是所谓不用正道来使人欢喜，愚臣之所以不感到欢喜的原因。尚书既然知道国家缺少绵麻，却不考虑法度反复变更的后果，也不顾百姓议论的可畏，就想要废弃天下的大信，抛弃已经施行的诏令，遵循从前的错误，酿成日后的过失，上奏请求恢复绵麻赋调，用来充实国用；却不去想仓库中原本有很多绵麻，是郡里的官吏一起从中盗窃牟利。臣认为这在道理上还没有说透。为什么

译呢？如今官员请领布帛、制作衣物，一定要丈量，绢布每匹都有超出丈尺的盈余，尤其不计较它的宽度；丝绵的斤两也常常多出上百铢，从没听说依法治州郡官员罪的。如果百姓所交一匹布质地不合规格、一斤丝绵质量不好，就要鞭打户主，还连累三长，这就是所谓的教导人贪婪啊。如今百官领取俸禄，只喜欢布匹长而宽，并且想要厚重，不再有一定的标准限度。得到长阔厚重布匹的，就说那个州善于调度，绢布精美宽阔而且长，随意散布美誉，来混淆视听，这就是百官辜负圣明的原因所在。如今如果一定要恢复绵麻赋调，我认为应当先让天下都知道这样做的原因，明确制定严格的禁令，恢复原本的幅度尺寸，更新绵麻的制度，依照太和年间的税制。那些库中不符合规定制度的绢布以及丝绵，请派遣一位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一起，依照现今官府的量具、官府的秤，计算它们的斤两、宽度长度，折算发给领取俸禄的人。汇总常规俸禄的总数，用一年俸禄的支出，来购买绵麻，也应当能满足一年的用度。让天下知道两位圣君的心意，爱护百姓、珍惜法度到这种地步，那么高祖执中庸之道的做法，在神龟年间重新兴起，光明慈爱诚信的德政，昭示布告于无穷，谁能不感到万幸呢！"正光年间以后，国家用度不足，就预先折算天下六年的租调而提前征收，百姓怨恨困苦。

孝文帝太和元年，下诏说："去年牛瘟死了一大半，如今春耕已经开始，百姓需要从事农业，有牛的人家要比往年更加勤劳耕作，没有牛的人家要比其余年份加倍雇佣人力。每个成年男丁治理田地四十亩，中等年龄的男子治理二十亩，不要让人有多余的力气闲置，也不要让土地有遗留未尽的地利。"

当时李安世上疏说："臣听说丈量人口、划分地界，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法式；城邑与土地互相配合，是达到治世的根本。井田税法的兴起，由来已经很久了；耕地与休耕地的数量，都用限度来加以规定。这大概是想要使土地不白白荒废、不浪费劳力，也不让人游手好

译闲，使得豪强之家不能独占肥沃的好地；孤弱贫寒的男子，也能有属于自己的田亩份额。臣私下看到州县的百姓，有的因为年成歉收而流离迁徙，抛弃变卖田地，漂泊寄居异乡，这种事情已经历经几代人。三长制度设立以后，才返回旧日的家园，但房舍田井已经荒凉，桑树榆树也已改种别的东西。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就容易产生冒认田地的情况。强宗豪族，肆意侵夺欺凌弱小，远的追认为魏晋时代的祖业，近的援引亲戚故旧作证。年代稍微久远，乡里的老人也被迷惑，众多证人虽然不少，却都无从取信为凭据，各自依附亲近熟识的人作证，互相之间说法不一，两方的证据虽然都具备，听讼的人仍然疑惑不决，争讼因此拖延，连续多年都判决不下来。良好的田地被荒废而无人开垦，柔嫩的桑叶枯萎而无人采摘，想要让家家丰足储备、人人生活富裕，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臣认为如今虽然桑田井田制度难以恢复，也应当各自均衡丈量，审定其中的经营方法，让田地分配种植有一定的标准，使劳力与产业相称，让平民百姓得到维持生计的利益，让豪强大户没有多余的盈余土地，这样无私的恩泽才能均匀地播撒到普天百姓身上，家家户户都可以像山丘一样积蓄财富了。而且争讼的田地，应当规定年限来断案，事情久远难以查明的，一律归属现今的持有者。这样以后，弄虚作假的人，就断绝了非分的企图；安分守己的人，也免于遭受欺凌侵夺。"孝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建议，均田制度就从这里开始了。

太和九年，下诏均等地授给天下百姓田地，凡男子十五岁以上的，授给露田四十亩（不种树的田叫做露田），妇女二十亩，奴婢依照良人的标准；耕牛一头授田三十亩，限定最多四头牛。所授的田地一般加倍授给，需要休耕两次以上的田地再加倍授给，用来供轮流耕种休耕以及归还授受时的增减调剂。人到了应课税服役的年龄就授田，年老免役以及去世后就归还田地，奴婢、耕牛也随着有无而相应归还授受。各种桑田不

译在归还授受的限制之内，只是计入个人应得的倍田份额中，在份额上即使有盈余，也不能用来充抵露田的数目，如果不足，就用露田来补足倍田的数额。

凡是刚开始受田的人，每个男子给田二十亩，课征种植其余部分，种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棵、榆树三根；不适宜种桑的土地，每个男子给田一亩，依法课征种植榆树、枣树，奴仆也各依照良人的标准。限定三年内种植完毕，如果没有完成，就没收他没有完成种植部分的土地。在桑田、榆地的份额上，混杂种植以及多余种植其他果树、多种桑树榆树，都不加禁止。凡是应当归还的田地，不得种植桑树、榆树、枣树、果树，种植的人以违反法令论处，土地归入归还的份额。各种桑田都作为世代相传的产业，本人去世后不必归还，永远依照现有的人口计算，有盈余的既不再受田也不必归还，不足的则依法受田种植。有盈余的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不足的可以购买不足的部分。但不能出卖自己应得的份额，也不能购买超过所需补足的数量。各产麻布的地方，成年男子受课役的，另外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奴婢依照良人的标准，都遵循归还授受的方法。凡是全家都是老幼、残疾、没有受田能力的人家，年满十一岁以上以及有病残的人各授给男子标准一半的田地，年过七十的人不必归还所受的田地，守节的寡妇虽然免除课役，也授给妇人标准的田地。

凡是归还授受百姓田地，都在正月进行。如果刚刚受田而本人去世，或者买卖了奴婢、耕牛的，都要到第二年正月才能进行归还授受。凡是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的地方，依照能力所及，官府可以把土地借给百姓耕种，以后有人迁来居住的，依法重新划分授给。凡是土地狭小的地方，有成丁应当受田而不愿迁徙的，就把他家的桑田算作正田的份额，还是不够就不给予倍田，还是不够就在家中人口中另外分别减少份额。没有桑田的乡里也按照这个办法执行。愿意迁徙的人任凭他们前往荒闲的土地，不限于别的州郡，

译只是不允许以逃避劳苦、贪图安逸为借口迁徙。土地足够的地方，不得无故迁移。凡是新迁来居住的人，每三口人给地一亩作为居住的宅基，奴婢五口给地一亩。男女十五岁以上，就着他们的田地份额，每人课令种菜五分之一亩。凡是一个人的份额，正田归正田，倍田归倍田，不能隔越到别人的田界之外。新成丁受田的，总是就近划分。如果同时都要受田，先满足贫穷的后满足富裕的。需要加倍再加倍的田地，也依照这个办法。凡是被流放贬谪到远方、没有子孙或者绝户的人家，他们的宅基地、桑树榆树都收为公田，用来供应授受。授受的次序上，先给他的亲属；还没有分配的〇，也先借给他的亲属。凡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各自依照所给的公田数额，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官员更替时相互交接，如果私自出卖的，依法治罪。

按语：夹氵祭郑氏说："井田制度废除七百年后，到北魏孝文帝才采纳李安世的建议，推行均田的法令。但是晋武帝的时候，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成年男丁课田五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次丁男减半，女子则不课征，可见均田制也不是从北魏才开始的。只是史书没有记载它归还授受的方法，因此无从考证详情罢了。有人说井田制度已经废除很久了，如果骤然推行均田制，夺取有余的来补给不足的，必定导致烦扰纷乱，招致怨恨，不知道北魏是怎么能够推行成功的。但是看它的立法，所受的是露田，各种桑田不在归还授受的限制之内。想来桑田必定是各户人家世代相传的产业，所以才在上面栽种桑树榆树；而露田不种树，那么似乎所种的都是荒闲无主的田地。必定是那些被流放贬谪到远方、没有子孙或者绝户的人家，他们的宅基地、桑榆田地，全部收为公田，用来供应授受，

译那么这本来就不是要把富人的田全部夺去分给穷人。又下令占田有余的人不再受田但也不必退还，占田不足的人则按规定受田；有余的人可以卖掉多余的部分，不足的人可以买进不足的部分；不得出卖自己应占的份额，也不得购买超过限额的部分。这是让他们随意买卖，以凑足均分授田的数额，那又不是强行夺取田地作为公田，然后授给没有田的人，这与王莽所推行的做法不同，这大概就是这个办法能够施行较久而没有弊端的原因吧！

译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冬天，向京城百姓征收田租，每亩五升，租种公田的人每亩一斗。

献文帝即位后，根据百姓贫富，制定了租税分三等九品的制度，距京城千里以内的交纳粟，千里以外的交纳米；上三品的户交纳到京城，中三品的户交纳到其他州的重要粮仓，下三品的户交纳到本州。

孝静帝天平初年，各州征调的绢帛不遵照旧有规格。兴和三年，规定天下各地一律以四十尺为标准，天下人都因此获利。元象、兴和年间，连年大丰收，粮价低到〇斛才九钱，法网宽松，百姓大多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因而在徭役赋税上有所欠缺。

高欢（齐神武）掌权后，就命令孙腾、高崇之分别去查究没有户籍的人户，查出了六十多万户，于是流寓在外的人各自被勒令回到本籍。此后租调的收入因此有所增加。等到侯景背叛，黄河以南的地区被战乱搞得十分困顿。不久侯景在梁地作乱，朝廷便命令行台辛术占据了淮南一带地区，那些新归附的州县，只用怀柔安抚的办法，轻税对待而已。

北齐授田之令，仍然依照北魏的旧制。每年十月普遍进行转让授田，男子成丁便授田，年老便退田，不允许买卖交易。

文宣帝天保八年，商议迁徙冀州、定州、瀛州没有田地的百姓，称之为"乐迁"，安置在幽州地广人稀之处。开始设立九等户籍，富者征收其钱财，贫者征发其劳力。

文宣帝因为营建宫殿台阁，役使的人力很多，加上户口，隐瞒漏报的现象更加增多。旧的制度是，没有娶妻的人交纳半床的租调（有妻子的交纳一床，没有的交纳半床）。阳翟一郡，户数多达数万，登记在册的大多没有妻子，主管官吏上奏弹劾此事。皇帝认为这是多生事端，不予批准。因此奸诈欺瞒的现象更加严重，户口租调损失了十分之六七。

河清三年，下诏每年春天，各地根据本乡土地节令的早晚，督促百姓从事农桑。从春天到秋天，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要遍布田亩耕作。到了养蚕种桑的月份，十五岁以上的妇女，都要经营蚕桑之事。到孟冬时节，刺史查核评定优劣，确定考课等第。有人手却没有耕牛的，或者有耕牛却缺人手的，须让他们互相搭配方便，都能够播种，使土地没有荒废浪费的，人也没有游手好闲的。又下令男子一律十八岁受田，交纳租调，二十岁充当兵役，六十岁免除劳役，六十六岁退田，免除租调。京城四面，各方三十里之外划为公田，能受公田的，是三县代迁户中任职的官员从一品以下，直到羽林、虎贲，各按等级不同分配。京城之外的畿郡，汉人官员一品以下，羽林、虎贲以上的，也各按等级不同分配。在职官员及百姓申请开垦荒田的，称为"永业"。奴婢受田的名额，亲王最多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异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族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平民六十人。超过限额之外的奴婢都不给田，也不征收其赋税。京城百里以外及州人，一个成年男子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按平民标准，限定名额之内给田的与在京百官相同。一头耕牛受田六十亩，限定不超过四头牛。每个成丁另给永业田二十亩作为桑田，田中要种桑树五十根，榆树三根，枣树五根，这部分田不在退还与授受的范围之内。不是这种田的，都属于要退还再重新授受的部分。土壤不适宜种桑的，给予麻田，按种桑田的办法处理。

当时确定的法令：一律一床（一户）交纳绢一匹，绵八两，每十斤绵中，折出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按平民的一半计算。耕牛调绢二丈，垦租一斗，义米五升。垦租送交台省，义租交纳到郡里，用来备荒防灾。垦租都按贫富分为三等。日常的赋税征调，则少的直接由上等户承担，中等的由中等户承担，多的由下等户承担。上等的运送到远处，中等

译的运送到次远处，下等的运送到本州仓库。三年校核一次。交纳台省的租，五百里以内交粟，五百里以外交米。交纳州镇的，交粟。人若想交钱代替的，按照绢的价格折算收钱。武平年间以后，皇帝对权贵宠臣的赏赐没有限度，于是就核定境内百姓按六等分为富人，规定他们出钱。

北周文帝执掌朝政之初，创设六官，由司均掌管田地里舍的政令，凡是人口十人以上的家庭给宅地五亩，七人以上给四亩，五人以上给三亩。已有妻室的成丁给田一百四十亩，未婚成丁给田一百亩。

北周制度：司赋掌管赋税均平的政令，凡是人从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以及有轻微疾病的都要交纳赋税。已有妻室的每年不超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未婚成丁减半。不是种桑之地的，已有妻室的交布一匹、麻十斤；未婚成丁又减半。丰年就全额交纳，中等年成减半，歉收年成再减半，都按时征收。如果遇到饥荒灾疫，就不征收赋税。

隋文帝下令从诸王以下到都督都授给永业田，各有等级差别。成丁、次丁的永业田和露田，都遵照北齐的制度，并且规定要种上桑树、榆树和枣树。至于田宅，一般以三口人给一亩计算。京官另外给予职分田（详见《职田门》）。

开皇九年，全国已垦田共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开皇年间，户数总共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已确定的垦田数目计算，每户合计垦田二顷多）。开皇十二年，隋文帝因天下户口逐年增加，京城、辅郡以及三河地区土地少而人口多，衣食不够，议事的人都想迁徙到地广人稀之乡。文帝于是派出使者到四方，均分天下的田地。那些狭乡每个成丁才能分到二十亩，老弱幼小分到的更少。到大业年间，天下已垦田共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按当时户数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计算，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多，恐怕正史记载并非实情）。

水心先生叶适说："北齐从河清年间开始有受田的制度，那时的君主骄横粗暴到了极点，然而尚且能够如此；北周也有司均掌管田地里舍的政令，这是因为当时田地都归官府所有的缘故。如今田地不归官府所有已经很久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论，但如果就此认为田地都不应当归官府所有，一定要以百姓自己购买的作为正当，即使官府偶然有些田地也仿效百姓的做法把它卖掉，这又是走了另一个极端。"

淳熙年间，有出卖官田的命令，所以水心先生这样说。

隋文帝依照北周的制度，服劳役的成丁分十二番轮流，工匠则分六番轮流。一个成年男子（一床）交纳租粟三石，种桑地区交调绢絁，种麻地区交调布。绢絁以匹计算，加绵三两；布以端计算，加麻三斤。单身男子和奴仆各减半。有官品爵位的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一并免除课役。开皇三年，将十二番轮役减为每年三十天役期，将调绢一匹减为二丈。

当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时，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制定了征税的办法，被称为相当繁重，不久后叹息说："如今所制定的赋税就像把弓拉满一样，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做法。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它放松呢？"苏威听到父亲这话，常常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到这时，苏威担任纳言，上奏请求减轻赋役，务必从宽处理。皇帝全都听从了。

开皇九年，皇帝因为江南刚刚平定，免除赋税徭役十年，其余各州，一并免除当年的租赋。

开皇十年五月，因天下太平无事，进一步放宽徭役赋税。百姓年满五十的，交纳庸钱以代替服役（《资治通鉴》记作免除劳役、收取庸钱）。

开皇十二年，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的田租减去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功调全部免除。

隋炀帝即位后，户口更加增多，府库充盈有余，就免除了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赋税。此后将要对辽东、碣石用兵，增设

译军府，把百姓都搜刮征作兵员，租赋的收入更加减少，征伐巡游，没有停止的时候，天下人怨恨反叛，以至于导致隋朝灭亡。

唐高祖武德二年下令，每个成丁交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除此之外不得随意加征。

武德六年，命令天下各户衡量其财产，划定为三等。到武德九年，又下诏说天下户口分三等不足以体现升降差别，应当分为九等。（其余见《乡役门》）

武德七年，开始制定均田赋税制度。凡天下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给田一顷，重病、残废的给田十亩，寡妻、寡妾给三十亩，如果是户主则加给二十亩，都以其中二十亩作为永业田，其余作为口分田。永业田要种上榆树、桑树、枣树以及适宜的树木。田地多足以供养人口的地方划为宽乡，田地少的划为狭乡，狭乡授田数量比宽乡减少一半，那里的土地有肥有瘠，每年轮种一次的加倍授田，宽乡三年轮种一次的不加倍授田。做工经商的人，在宽乡减半授田，在狭乡不授田。凡百姓迁徙他乡以及贫穷无力安葬亲人的，可以出卖永业田。从狭乡迁到宽乡的人，可以连同口分田一起出卖，已经卖过的不再授田。人死后要收回田地，用来授给没有田的人。凡收田授田都在每年十月进行，授田时先照顾贫穷及有课役负担的人。田地方面，乡里有多余的就补给邻乡，县里有多余的就补给邻县，州里有多余的就补给邻州。凡受田的人，成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成丁根据本乡出产，每年交纳绢、绫、絁各二丈，布则加交五分之一；交纳绫绢絁的，兼交调绵三两，交纳布的兼交麻三斤，这称为"调"。征用人力，每年二十天，闰年加二天，不服役的每天折合绢三尺，称为"庸"。如遇特殊事务加役二十五天的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的租、调都免除，通算正役加役合计不超过五十天（免除课役以及有课役的户见《复除门》）。至于岭南各州则交纳米，上等户一石二斗，中等户八斗，下等户六斗。蛮夷少数民族的户都按一半交纳。归附的蕃人，上等户成丁交税钱十文，中等户五文，下等户免除。归附满两年的，上等户成丁交羊二只，中等户一只，下等户三户共交一只。凡因水旱虫蝗等灾害损失十分之四以上的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的免除租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的课役全部免除。

以上租、庸、调征收的数目，是依据杜佑《通典》以及王溥《唐会要》所记载的。《陆宣公奏议》以及《资治通鉴》所说的，都与《新唐书·食货志》相同，认为每个成丁交纳粟二斛，稻三斛，调则每年交纳绢二匹，绫絁各二丈，布加交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不产蚕桑的地区则交纳银十四两。我怀疑这个数目太重，现在不予采用。

凡购买田地的不得超过朝廷规定的限额，即使住在狭乡也允许按宽乡的限额购买。出卖田地的人不得再重新申请受田。凡买卖田地都必须经过官府，年终双方注销登记。如果没有官府文书擅自买卖的，钱财没收不予追还，田地归还原主。凡从事工商业的，永业田、口分田各减半给予，居住在狭乡的一概不给。因公事流落外族未能返回的，如果有亲属同居，他本人的那份田地六年后才收回，回来的那天仍然给还。因公事身死的，他的子孙即使还没到成丁年龄，也不追回其应得的份田。作战负伤致残的不追减田地，终身享有。凡田地不得典当出租或抵押，如果因远地服役或在外地任职家中无人管理田产的，允许典当出租或抵押。官员保有的田产、皇帝赐予的田地想要出卖或典当出租的，不在禁止之列。凡授予口分田，务必从便利就近考虑，不得隔开分散。如果州县境界有变动，或与他境犬牙交错的地方，允许仍旧照原来的接受。至于居住在城中的人，本县没有田地的，允许在邻县受田。

《通典》说："虽然有这样的

译制度，但从开元、天宝年间以来，法令逐渐废弛败坏，土地兼并的弊端比汉朝成帝、哀帝时期还要严重。"

致堂先生胡寅说："古代限制百姓的产业，是根据人丁户口的多少来授田。没有哪个朝代没有官府名下的田地，不只是唐初如此，关键在于居上位的人愿不愿意给罢了。如果真有限制百姓常产、抑制富人、体恤贫民的用意，就必定会搜求没有田地的百姓授给他们田地，对于那些田产超过限额的富人，也必定有限制的办法，逐渐加以收缴。如果没有这个用意，那就把百姓因犯法而被没收的田地当作朝廷谋利的手段，与百姓做买卖，甚至认为价钱卖不到，又反过来强夺回去，更甚者还强迫其亲属邻里高价买下，而百姓的贫富、利害都完全不放在心上，只求卖田得到钱、加重征税得到税款而已。自北魏、北齐、北周以来，没有比得上唐朝的租庸调法最为妥善的，然而不到一百年，就被苟且简省之人改变了，实在令人惋惜！领取俸禄之家不得与百姓争利，这是用廉耻要求士大夫的良好政治。古时候，用人称职，就长久不调动，有的终身乃至传及子孙，俸禄有固定的赏赐，所以做官的人不种田，有车马的人不再计较养鸡养猪的利益，家中藏冰的不再畜养牛羊，在那时若与百姓争利，那是可以责备的。后世用人不慎重，官职升降没有定规，早晨在朝廷享用大仓的俸禄，晚上就要靠家里吃饭。假使不是安贫乐道甘于清苦的君子，那些人上要奉养父母、下要抚育子女，如果不经营谋生之道，又靠什么生存呢？卢怀慎做丞相，他死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奴仆，只好卖掉自己来办理丧事，何况其他人呢！从道理上说，凡是已经做官的人，就应当依据他的官品给予田地；被任用差遣的时候，就用俸禄来酬答他的官品；闲置不用的时候，就用田地来资助他的生活。只有犯了重大过失、受到严厉责罚，不在宽恕之列的，然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宅第。这样，不与百姓争利的法则才能够推行，而廉耻的风气也就更加得到勉励了。"

水心先生叶适说："自古以来天下的田地没有不归官府所有的，百姓不曾能够私自占有。只是强者力量多，能够兼并众人的利益使自己富裕，弱者没有力量，不能自己耕种他所拥有的田地，以至于流离迁徙。所以先王的政令，设立田官来授予天下的田地，使贫富强弱不能相差太多，让各人都能拥有田地自己耕种，所以天下没有极贫极富的百姓。到成周时，这个法则已经十分完备，虽然《周礼·地官》所记载的，其中不能没有牵强附会难以吻合的地方，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周公治理周朝，授田的制度，先整理天下的田地划为井田，井是疆界，年年用人力来整治，沟洫畎浍都有固定的规制。疆界既已确定，人们就无从占夺田地。那时候即使田地耕作能力弱的、游手好闲不耕种的，也没有强横之人贪婪兼并的祸害。后来井田制度不再整治，堤防渐渐失修，破坏消失殆尽。到商鞅在秦国当政，已经不再有井田的旧制，于是开辟阡陌（《汉书》说："东西方向的叫阡，南北方向的叫陌"）。阡陌一开，天下的田地就简单明了容易看清，只看谁耕种得多少，唯恐人没有力量去耕种它。所以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的祸患，富人的田地连绵不绝，而穷人却没有立锥之地。虽然如此，还不明确说田地归于百姓，只是官府不再管理，所以百姓能够自行侵占，而穷人插不上手，不得不离去成为游手好闲之人，转而从事末业。整个汉朝，凭文帝、景帝的恭俭爱民，武帝的整顿制度，宣帝的励精图治，也不知道根本问题不在这里，只能颁下劝农的诏令，减轻田租，来招徕天下的百姓。像董仲舒、师丹虽然建议要限制天下的田地，他们的制度又与三代不合。当时只问垦田多少亩，完全不管这是谁的田，也不知道天下的百姓都应该能够得到田地耕种。光武帝中兴，也只是查问天下丈量田

译地的多少，当时因丈量田地不实，有很多长官被处死。到汉朝灭亡时，三国鼎立，百姓在战乱之后本已大量死亡，还没来得及繁衍生息，天下都成了荒芜之地，还没等到富庶兴盛，天下就又大乱了。虽然当时天下的田地已经不归官府所有，但也终究不归百姓所有。说它归官府，官府却没有人来收管；说它归百姓，却又没有簿册契约，只是随各人力量所能达到的去耕种。北魏才稍微建立田制，到北齐、北周都相继授给百姓田地，起初也未尝没有法度，只是到了末年推行不到底，那法度也就成了空文。唐朝兴起，只是沿袭北魏、北齐的制度加以损益，它丈量田地的方法，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一顷。周朝的制度是一百步为一亩，唐朝的规定是它的两倍多，这一项制度就与成周不合。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世业田。这是一家的田地，口分田必须根据家中人口多少来占田。周制是八家各私有一百亩，唐制若子弟人数多，占的田就越多，这又是一项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地多足以供养人口的地方划为宽乡，少的划为狭乡，狭乡的田地比宽乡减少一半，其他土地有肥瘠不同，每年轮种一次的加倍授田，宽乡三年轮种一次的不加倍授田，从事工商业的宽乡减半授田，狭乡不授田，这也和周制不同。先王建立国家，只是划分土地（孟子说："公、侯的封地都是方圆百里，伯是七十里，子、男是五十里。"），不划分百姓，只是把百里的土地交付给诸侯，任凭他自己治理。因为治理得有条理，那么土地虽然不够，百姓也会有富余（孟子所说的"天下的农夫都高兴地愿意到大王的田野上耕种"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治理好，或者德行不足以安抚百姓，百姓不心悦诚服地归附，那么土地虽然多，百姓反而会减少（孟子记载梁惠王所说的"我的百姓并不因此增多"就是这个意思）。唐朝既然只是用地方守令来治理，那么分田的时候就不应当先论宽乡狭乡，而应当以土地面积而论，不应当以人口而论。现在宽乡自然分得多，狭乡自然分得少，从狭乡迁到宽乡的人又可以把口分田、永业田一并卖掉再走。成周的制度，虽然是授田给百姓，但遇到水旱不时降临、饥荒不常发生的时候，朝廷又会赈济救济，使百姓能够互相补助，而不至于匮乏。至于唐朝只知道授田罢了，却没有救济补助的办法，纵然设立义仓赈济的名目，但既然让百姓可以自行卖田，那就自然没有体恤百姓的实际内容了。周朝的制度最不允许百姓迁徙，只有犯罪的才会被迁徙（《礼记·王制》说："命令国都右边乡里，检查出不服从教化的人迁到左边乡里；命令国都左边乡里，检查出不服从教化的人迁到右边乡里；还不改变，就迁到远郊；还不改变，就迁到更远的边地；还不改变，就摒弃到边远地区，终身不再列入齿录"）。唐朝却允许百姓自己迁徙，并且可以自己出卖所分得的田地。刚开始授田的时候，这个制度本身已经不能长久，又允许百姓自行出卖田地，百姓开始有了契约文书，从而可以私自买卖田地。所以唐朝相比前代，它的法制虽然算是粗略地建立起来了，然而先王的法度也从此大坏了。后世的人只知道贞观时期的法制，拿它作为依据，所以公田开始变为私田，而田制最终不能再改变。这都是因为唐朝建立了买卖田地的法制，所以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田制既已败坏，到了如今，官田私田于是各自划定界限，百姓有被没收田地归入官府的，就把它封存起来，有时召人出卖，不准许百姓自行登记。所谓私田，官府掌握着它的契约文书，来各自征收它的价钱。要知道田制之所以败坏，正是从唐朝让百姓能够自行出卖田地开始的。前代虽然没有立下法制，那田地不归官府

译所有，也不归百姓所有。唐代虽然有公田的名义，却有私田的实际。此后战乱兴起，征收赋税繁重，于是就杂乱地向百姓征取。远近的法度不同，境内境外的制度也不同。百姓能够自己拥有田地并且公开买卖它，天下纷纷扰扰，于是相互兼并，所以不得不改变而实行两税法，要知道这个弊端实际上就出在这里。"

水心先生说唐朝正是因为让百姓能够立下契约自行出卖田地，田地才变成了私田，这个说法恐怕也没有深入考察。像萧何购买百姓田地来自污清名；贡禹有田一百五十亩，被朝廷征召的那天，卖掉其中一百亩来置办车马。可见从汉代以来，百姓就已经能够自行买卖田地了。大概自从秦朝开辟阡陌以后，田地就被平民百姓所占有，然而也只有富人、贵人才能够得到田地。富人有钱财可以买田，贵人有权势可以占田，而耕田的农夫大多是被富贵之人役使的。王翦担任大将，多次请求赐予肥美的田宅，又请求求取善于治田之人五名。由此可见当时田地虽然归百姓所有，官府却不曾有授田的制度，而权贵之人也可以凭势力夺取，所谓善于治田的人就是被役使的人。苏秦说："假使我在洛阳有田二顷，怎么还能够再佩戴六国相印？"大概是因为苏秦既不能亲自耕种，又没有钱财可以买田，又没有权势可以得田，他本来就该贫困无依。

●卷三 田赋考三

○历代田赋之制

唐玄宗开元八年，向天下颁布庸调法。

这时天下户口本来没有增减，监察御史宇文融进献计策，清查户籍之外多出的田地和逃亡的户口，自愿登记的人免除赋役五年，每个成丁纳税钱一千五百文。用御史代理巡行各地清查核实。阳翟县尉皇甫憬上书，说这样做不可行。皇帝正信任宇文融，就把皇甫憬贬为盈川县尉。各道所清查出的客户共八十多万，田地数目也与此相当。州县官迎合皇帝旨意，虚张数目，把正常的田地当作多出来的，把在册的百姓当作客户，年终登记的钱款达到数百万缗。

沙随先生程迥说："按照唐朝令文的规定，授田都在每年十月初一，里正预先造好簿册，县令总体召集应当退田、应当受田的人，当面共同办理授受。就像里正管辖一百个成丁，田地一万亩。立法的用意，是想让一百家人都能够上养父母下育子女，不至于陷入困乏罢了。因此制定租调制度来供养国家官吏，而养育百姓的用意居多。律文规定隐瞒户口的有禁令，漏报人口的有禁令，四处流浪的有禁令，占田超过限额的有禁令，官府应当授田而不授、应当督促农桑而不督促的也有禁令，只要让后世谨守高祖、太宗定下的法度，那国家的治理成效难道是容易估量的吗！中间法度废弛，凡是史官所记录的当时弊病，都是因为州县不推行法度罢了。当时天下有户八百万，而流亡的客户竟达到八十万，这就是宇文融那套论调得以成立的原因。假使宇文融能够查出多余的田地授给客户，责成地方官不征收超过限额的赋税，即使是古代的贤臣又能比他做得更好吗？虽然做法有不妥当的地方，但他振兴百姓产业、审慎修订旧法，所取得的成效还是很多的。所以杜佑撰写《理道要诀》，也称赞宇文融的功劳。在当时，姚崇、宋璟、张九龄这些人都在朝中，难道是随声附和、默不作声的人吗！所以唐朝人后来也思念他。然而陆贽称赞租调法说：'不需要逐一核查而百姓多寡就能知道，所以一个成丁所受的田，绝不会让他交纳两个成丁的赋税。不像两税法，乡里的胥吏能够在其中随意舞弊。'史官说：'州县迎合宇文融的旨意，虚张数目，务求多得成效。'这与陆贽的说法正好相反，难道是史官没有考察清楚实情吗？"

开元十六年，下诏每三年按九个等级重新确定户籍。

在这之前，扬州的租调用钱交纳，岭南用米交纳，安南用丝交纳，益州用罗、纟由、绫、绢供应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