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十八 经籍考四十五

译拔萃，但近世的学者却忽略了它。只是书中有些生僻字交错出现，往往难以读懂。如今转运使、秘丞孙公为它做了音义解释，大致齐备了正名辨物的工作，可以与扬雄、郭璞的著作相媲美，不只是借助于贾思勰的原著而已。这部书唐代李淳风曾经加以推演。李淳风的书很快就失传了，韩鄂又摘取贾思勰所记载的内容，另外撰写了《四时纂要》五卷。本朝天禧四年，朝廷下诏将这两部书一并刻印，赐给劝农使者，然而这些书与法令一起收藏，众人无法学习，市面上的人就抄录《齐民要术》中浅显易懂的部分，摹印相传，只用了其中的一二成内容，这是有志于百姓生计的人所应当感到惋惜的。如今孙公有幸凭借考订古籍的余暇，全部揭示出书中隐晦的内容，何不一并刻印呢？这样岂止能够解决疑惑、纠正谬误，有益于学者，还能让百姓日常生活中知道事情的本末，进一步蒙受天禧年间遗留的恩泽，这不也很好吗？

※《四时纂要》五卷

晁氏说：唐代韩鄂撰写。韩鄂遍阅农书，取《广雅》《尔雅》来确定各地物产，取《月令》《家令》来叙述适宜的时节，采集耕种胜负、种树的书，摘取崔寔"四民月令"的方法，同时删削韦氏《目录》和《齐民要术》编成此书。

陈氏说：虽然是讲时令的书，但都是为了农事而写的。

※《山居要术》三卷

陈氏说：题为王玟撰写。《馆阁书目》作王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

※《蚕书》二卷

陈氏说：孙光宪撰写。孙光宪的事迹见于小说类。

※秦少游《蚕书》

见于秦观（字少游）《淮海集》第六卷。序中大略说：我闲居时，妻子善于养蚕，我跟妻子谈论养蚕之事，写成了这部《蚕书》。考察《禹贡》，扬州、梁州、幽州、雍州不进贡蚕丝之类的物品，兖州进贡"篚织文"，徐州进贡"篚元纤缟"，荆州进贡"篚元玑组"，豫州进贡"篚纤纩"，青州进贡"篚檿丝"，这些都是蚕丝类的物产。而"桑土既蚕"这句话，单单在讲兖州时提到，这样说来，九州的蚕事，兖州是最好的吗？我曾游历于济水、黄河之间，看见养蚕的人家提前预备、按时动手，一家不养蚕，邻居们就都责骂她，因此知道兖州人可以做养蚕的老师。如今我所写的内容，有与吴中养蚕人家不同的地方，都是从兖州人那里得来的。

※《禾谱》五卷

陈氏说：宣德郎温陵人曾安止（字移忠）撰写。苏东坡曾为此书作《秧马歌》。他说《禾谱》一书文辞既温雅，记事也详实，只可惜没有记录农具，所以用这首歌作为附录。曾安止是熙宁年间的进士，曾任彭泽县令。

※《农器谱》三卷，《续》二卷

陈氏说：耒阳县令曾之谨撰写。他是曾安止的侄孙。他追述苏东坡作歌的用意而编成此书。周益公为它作序，陆游也曾作诗题写在书后。

周必大（益公）序中说：绍圣初年，苏文忠公（苏轼）南迁，路过太和县，当地人宣德郎致仕曾安止公献上他所著的《禾谱》，苏文忠公赞美这部书文辞温雅、记事详实，为此作了《秧马歌》，又惋惜书中没有记录农具。当时曾公已经失明，没有精力再补写了。一百多年后，他的侄孙、耒阳县令曾之谨才开始续成此书。凡是耒耜、耨锄、车戽、蓑笠、镰刀收割、筐篑、杵臼、斗斛、釜甑、仓庾等，共分十类，附以杂记，编成三卷，都是考证经传，参照当今的制度，没有不齐备的，这可以补足曾安止先祖的书，成就苏东坡的心愿了。书中排在最前面讲牛耕犁地，大概是整部书的纲

译领，我曾经学习过农事，因此对这一说法加以推演。《山海经》说："后稷的孙子叔均，开始用牛耕田。"世人认为牛耕起始于夏商周三代，我认为不是这样。牛如果经常用在田地里劳作，那么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为什么不把牛送回农家去，反而把它们放牧到桃林的原野上呢？所以《周礼》中除了祭祀用牛之外，只用牛来款待宾客、驾车、犒劳军队罢了，没有涉及耕田的用途。不然的话，牵着牛穿过别人的田地，即便让它踩踏禾苗，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为什么还要设"夺牛而问罪"这样的比喻呢？《诗经》里说："芟除杂草，开垦荒地，耕地平整松软，成千对农夫一起除草，前往低湿的田地，前往田间小路。"又说："耜是那样锋利，开始在南边的田地里劳作。"这是为了说明春天竭尽全力耕作，全都靠人力完成。至于说到"收割谷物，堆积起来，像高墙一样、像梳齿一样密集"，然后才"宰杀这些牲畜享祭，牛角弯曲美好"，这是用来报答社稷之神的。如果这些牛是用来耕田的，岂不是还不如祭祀时迎猫迎虎，列入蜡祭之中吗？后来王弼注解《易经》，认为牛是耕种的凭借。宋祁（谥景文）驳斥这种说法说："古代牛只用来驾车，《尚书》说'开始牵着车牛'，《易经》说'服牛乘马'，汉代赵过才开始教人用牛耕田。"这个说法大概是本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我认为王弼固然是错的，贾思勰和宋祁的说法也未必对。按《论语》记载孔子对仲弓说："耕牛的儿子，长着红色的毛、周正的角，即使不想用它做祭品，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这是圣人的至理名言。大概耕田的牛，纯色杂色、公牛母牛都可以，而祭祀用的牛，则非纯色公牛不可，所以说"骍且角"。旧注疏认为"犁"是指杂色，"骍"是纯赤色，"角"是指角形周正，近世的儒者大多沿用这种解释。如今考察《周礼·牧人》，按时节祭祀用的牲畜不用"■"，"■"是纯色；对外祭祀、不常规的祭祀用"■"，"■"是杂色，这就是纯色杂色的区别。《封人》篇说"设置其纯色的牲畜、系角的横木"，《鲁颂》说"夏天用系角的横木，白色的公牛、红色而角周正"，这就是讲角的用意所在。我私下怀疑"犁"这个字（指耕牛、犁地）大概起于春秋时期，所以孔子才有"犁牛"的说法，而他的弟子冉耕也字伯牛。至于《礼记》《吕氏春秋·月令》记载，季冬时节要造土牛以显示农耕时节的早晚。贾谊《新书》、刘向《新序》都记载邹穆公说"百姓喂饱牛来耕田，顶着烈日除草"，大概牛耕大约是在秦汉之间开始的，何必要等到赵过呢？赵过只是教人用两头牛合力拉犁（耦犁），成本省而功效加倍罢了。《易传》成书于魏晋时期，只是看到当时已有牛耕，就不再考证它的起源了。而贾公彦在《周礼·考工记正义》中，竟说牛耕起源于东汉，这个错误就更严重了。

※《农书》三卷

陈氏说：题为西山隐居全真子陈旉撰写，不知是什么人。书中内容分为讲田地、讲牛、讲蚕三部分。洪兴祖（庆善）为它作了后序。

※《耕桑治生要备》二卷

陈氏说：宣教郎、通判横州何先觉撰写。绍兴癸酉年作序。

※《耕织图》一卷

陈氏说：于潜县令鄞县人楼璹撰写。是攻媿先生（楼钥）参政的伯父。

※《竹谱》一卷

晁氏说：戴凯之撰写。凯之字庆预，武昌人。汇辑竹子的相关事迹，四字一句，押韵，类似赋颂的体裁。李邯郸说"不知道是

译哪个朝代的人"。

※《笋谱》二卷

晁氏说：本朝僧人惠崇撰写。

陈氏说：僧人赞宁撰写。

※《续酒谱》十卷

晁氏说：唐代郑遨（字云叟）撰写。汇编古今关于酒的事情，用来续补王绩的《酒经》。

※《酒谱》一卷

陈氏说：汶上人窦苹（字子野）撰写。此人就是撰写《唐书音训》的那位。

※《北山酒经》三卷

陈氏说：不知作者是谁。

※《茶经》三卷

晁氏说：唐代太子文学陆羽（字鸿渐）撰写。记载产茶的地方、制茶器具的制作、古今相关的故事，分为十门。

陈氏说：陆羽自号竟陵子，又号桑苎翁。

※《顾渚山记》二卷

晁氏说：陆羽撰写。陆羽与皎然、朱放等人品评茶，认为顾渚茶为第一。顾渚山在湖州，吴王夫差曾在此瞻望，想要在此定都，所以以此命名此山。

※《煎茶水记》一卷

晁氏说：唐代张又新撰写。他所品尝过的水共二十种，因此评定它们水质的优劣次第。

陈氏说：唐代涪州刺史张又新撰写。本是刑部侍郎刘伯刍评定水适宜泡茶的等级，共有七等。张又新又说他得到李季卿所记录的陆羽（鸿渐）品评的水，共二十种。欧阳修的《大明水记》曾经辨析过这件事，如今也附载在卷末。我足迹所到的地方不广，对于这《水品》中的水，只尝过三四种，如果说无锡惠山泉水甘美，把它排在第二并不为过，只是不知道庐山康王谷的水味道如何。其次，苏州吴淞江第四桥的水也不差，虎丘剑池的水实在不算好，却排在第四，这实在让人不明白。至于雪水，清甜甘美，堪称绝佳，却排在最后一等，尤其令人费解。大抵是水质要活泼流动然后才适宜泡茶，即使水质活泼但不清洁，也还是不适宜，所以浮在泉石之间、缓缓流动的池水为上等，是因为它既活泼又洁净的缘故。至于说到天一生水，凝结为霜雪、化为雨水，这种既活泼又洁净的水，还有什么水能超过它呢？我曾经用洁净的器皿盛接雨水，试着用来煎茶，效果不逊于雪水，因此知道张又新的说法是荒谬的。

※《茶谱》一卷

晁氏说：伪蜀燕文锡撰写。记载与茶有关的旧事，书后附有唐人的诗文。

※《建安茶录》三卷

晁氏说：本朝丁谓撰写。建州的研膏茶起源于南唐，太平兴国年间才开始进贡朝廷。丁谓在咸平年间担任福建转运使，督察州吏，创制生产规模，制作工艺精致严谨，记录团茶、饼茶焙制的数量，绘制器具图样，并叙述采摘、制作、进贡的规格法式。卢仝曾讥讽阳羡贡茶，写下"怎知百万亿的百姓，正跌落在悬崖边受尽辛苦"这样的诗句，我对丁谓也是这样的看法。

※《北苑拾遗》一卷

晁氏说：本朝刘异撰写。北苑是建安的地名，那里出产的茶为天下第一。刘异在庆历初年身处吴兴，搜集新的见闻，附在丁谓《茶录》的末尾。这部书讲清洗研磨、调配品评茶器的方法十分完备，用来弥补丁谓著作的遗漏。

※《补茶经》一卷，又一卷

晁氏说：本朝周绛撰写。周绛在祥符初年任建州知州，因为陆羽的《茶经》没有记载建安茶，所以写此书补充。另有一个版本有陈龟的注解。丁谓认为好茶不需要借助好水来衬托，周绛却记载了各处的名水。

※《试茶录》二卷

晁氏说：本朝蔡襄（字君谟）撰写。蔡襄在皇祐年间任起居注官，仁宗皇帝曾当面对他说："前些日子你所进献的龙茶十分精良。"蔡襄退朝之后就记录了烹煮试茶的方法，写成两卷书，进献给皇帝。世间传说欧阳修听闻蔡君谟进献小团茶，惊讶地说："蔡君谟是读书人

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东溪试茶录》一卷

晁氏说：本朝朱子安汇集丁谓、蔡襄二人书中的遗漏而作。东溪也是建安的地名。他的序文中说"福建自本朝以来，草木中的奇异之物，便出产腊茶、荔枝；人物中的杰出之人，便出产状元、宰相，都是前代所没有的。这是应时而显现出来的，可以说是美事了。然而福建的草木味道浓厚，难以多吃；这里的人物大多聪明，难以独自任用，这也是地气不同造成的差异"。

※吕惠卿《建安茶记》一卷

晁氏说：本朝吕惠卿撰写。

※《圣宋茶论》一卷

晁氏说：这是宋徽宗皇帝御制的。

※《茶杂文》一卷

晁氏说：汇集古今关于茶的诗文。

※《北苑总录》十二卷

陈氏说：兴化军判官曾伉汇录《茶经》等诸书的内容，又增补了两卷诗歌。

※《茶山节对》一卷

陈氏说：代理衢州长史蔡宗颜撰写。

※《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

陈氏说：建阳人熊蕃（字叔茂）撰写。他的儿子熊克又绘制补充了茶的形制并流传下来。

※《北苑别录》一卷

陈氏说：赵汝砺撰写。

※《品茶要录》一卷

陈氏说：建安人黄儒（字道父）撰写。元祐年间，苏东坡曾为此书写过跋。

※《荔枝谱》一卷，《荔枝故事》一卷

晁氏说：本朝蔡襄撰写。记载建安荔枝味道的品第，共三十多种，以及古今相关的故事。

陈氏说：蔡君谟写成此书，并且亲自书写刻印，与他的《牡丹记》一起流传。福建没有好的石料，就用木板刊刻，年代久了，加上当地潮湿，木板都已经蛀朽，直到今天还收藏在他家中，但字迹大多已经不完整了，实在可惜。

※《增城荔枝谱》一卷

陈氏说：作者姓名不详。序文中说他是福唐人，熙宁九年在增城任职，那里种了很多荔枝，并不是岭南的"火山荔枝"品种，实际上类似我家乡的"晚熟"品种。他搜寻境内所出产的荔枝，得到一百多个品种，其中最初也有从福建移植来的良种，因此写了这部谱录。

※《四时栽接花果图》一卷

陈氏说：作者姓名不详。

※《桐谱》一卷

陈氏说：铜陵隐士陈翥撰写。皇祐元年作序。

※《何首乌传》一卷

陈氏说：最早见于唐代《李翱集》，如今是后人加以增补而成的。

※《海棠记》一卷

陈氏说：吴地人沈立撰写。

※《橘录》一卷

陈氏说：知温州事、延安人韩彦直（字子温）撰写。他是韩世忠的长子。

※《菊谱》一卷

陈氏说：史正志（字志道）撰写。他在孝宗朝担任发运使。

※《范村梅菊谱》二卷

陈氏说：范成大（字至能）撰写。他的住宅旁边有一座园林，名叫范村。

※《糖霜谱》一卷

陈氏说：遂宁人王灼（字晦叔）撰写。书中说到各地所产的糖霜，以遂宁所产为最好。王灼自号颐堂。

※《蟹谱》二卷

陈氏说：题为怪山人傅肱（字子翼）撰写。嘉祐四年作序。怪山，就是越地的飞来山。

※《蟹略》四卷

陈氏说：高似孙（字续古）撰写。

※《越中牡丹花》二卷

陈氏说：僧人仲休撰写。他的序文中说，越地人所喜好崇尚的只有牡丹，其中特别艳丽的有三十二种，从州府官署开始种植，豪门大族、寺院道观、池台水榭，也无不种植。前来赏花的人，不分亲疏都可以参加，这称为"看花局"。这个水乡地区在这个月份多有细雨飘洒，称为"养花天"。当地俗语说，弹琴种花，是陪酒陪歌一样的雅事。文末署名丙戌年八月十五日移花时所作的序。丙戌年，应当是雍熙三年。越地在本朝初年繁华富庶到这种

译地步，大概不亚于洛阳。如今百姓贫穷到骨子里，种花的风气也就断绝了。为什么古今差异如此之大呢？其中原因有二：一是镜湖被改为农田，年年多歉收；二是和买、白著等赋税，比正常赋税多出好几倍，百姓势必因此变得贫穷。

※《牡丹谱》一卷

晁氏说：欧阳修撰写。他最初调任洛阳从事官，看到当地风俗特别看重牡丹，因此撰写了这部品评牡丹的著作，共三篇。

陈氏说：蔡君谟曾书写此文，因而在世间广为流传。

※《冀王宫花品》一卷

陈氏说：题为景祐元年沧洲观察使所记。把五十种牡丹分为三等九品，而"潜溪绯""平头紫"却位居正一品，"姚黄"反而排在它们之下，这实在令人费解。

※《吴中花品》一卷

陈氏说：庆历乙酉年赵郡人李英撰述。所记都是洛阳花品之外的品种。以今日吴中的情况来说，虽然也种植牡丹，但比不上太平盛世时的兴盛了。

※《花谱》二卷

陈氏说：荥阳人张峋（字子坚）撰写。因花有千叶、多叶之分，黄、红、紫、白的区别，分类编成谱录，千叶牡丹共五十八品，多叶牡丹共六十二品，又把芍药附在书末。张峋与他的弟弟张诩（字子望）同科考中进士。张诩曾跟随邵雍（康节）学习。

※《牡丹芍药花品》七卷

陈氏说：作者姓名不详。收录了欧阳修以及仲休等各家的《牡丹谱》、孔武仲（常甫）的《芍药谱》，合编为一书。

※《洛阳贵尚录》一卷

陈氏说：殿中丞新安人邱铎（字道源）撰写。专门为牡丹而写。这部书征引十分广博，但内容迂怪不合常理。邱铎是天圣五年的进士，通晓术数、能预知未来。他活到八十一岁，等到入殓时，衣服里却空无一物，人们认为他是尸解成仙了。这是《新安志》上的记载。

※《芍药谱》一卷

陈氏说：中书舍人清江人刘攽（字贡甫）撰写。

※《芍药图序》一卷

陈氏说：待制新淦人孔武仲（字常甫）撰写。

※《芍药谱》一卷

陈氏说：知江都县王观（字通叟）撰写。这三家所写的都是叙述维扬（扬州）所产芍药花盛况的著作。

●卷二百十九 经籍考四十六

○子部（阴阳 天文 历算）

《汉书·艺文志》说：阴阳这一流派，大概出自掌管天文历法（羲和）的官员。他们恭敬地顺应上天，观测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敬慎地把时令传授给百姓，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固执的人来研习，就受制于种种禁忌，拘泥于细碎的数术，抛开人事而依赖鬼神。

《汉书·艺文志》：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以上是阴阳类

《汉书·艺文志》说：所谓天文，是按次序排列二十八宿，推算五星和日月的运行，用来记录吉凶的征象，这是圣明的君王用来参验政事的方法。《易经》说："观察天象，从而察知时节的变化。"然而星象之事关乎凶险悍然之变，不是精深细密的人无法掌握运用（"凶悍"的"凶"，读音与"凶"相同。"湛"，读作"沈"。"由"，是运用的意思）。观察天象上的征兆来推知形势变化，若不是明智的君主也不能听从采纳。用不能运用这套学问的臣子，去规劝不能听从谏言的君主，这就是双方都会有祸患的原因所在。

《宋三朝艺文志》说：国家设立官署机构，观测天象、考察灾变，尤其重视慎重对待这件事。宋太宗即位后，得知民间私自学习天文之术、冒犯禁令的现象颇多骗人炫耀之事，就全面搜访考核验证，罢黜那些荒谬妄说的人，于是下诏禁止民间私习天文之学。到宋真宗时又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