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田赋考三

译季征收。于是下诏江南地区用布代替租，凡是庸、调、租、资课都根据当地所产而定。因为江淮转运有黄河洛水运输的艰难，而关中养蚕种桑的少，豆麦经常价贱，就命令庸、调、资课都改用米交纳，遇到荒年愿意交纳布绢的也听从其便。黄河以南、以北不通水运的州，租都用绢交纳，代替关中的调、课，下诏度支使减少转运的数量。

天宝五载，下诏对贫穷不能自立的人，每乡免除三十个成丁的租、庸。

天宝年间，应当受田的总数为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

按：天宝十四载时有户八百九十万多，按已确定垦田的数目计算，每户合得一顷六十多亩。到建中初年，分派黜陟使核查比对垦田的数目，总共只查得一百一十多万亩。

唐代宗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因为江淮地区虽然经历过兵荒，但那里的百姓比起其他各道来还算有些财产，就依照户籍列举八年来拖欠租调以及逃亡的人户，计算其总数而加以征收，挑选凶悍的官吏担任县令来督责此事。不问所欠有无、财产多少，只要察知百姓有存粮布帛的，就发兵包围他们，登记他们所有的财产平分一半没收，严重的甚至十分中取走八九分，称之为"白著"。有不服从的，就用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他们。百姓有储存十斛粮食的，就吓得战战兢兢等待处置，有的干脆聚集到山林中做起了盗匪，官府都无法制止（盗贼袁晁在浙东起事，攻陷了多个郡县，聚众近二十万人，经过两年，李光弼率兵讨伐才平定了他）。

广德元年，下诏一户有三个成丁的免除一个成丁的赋役，庸、税、地税仍旧照常。凡田每亩征税二升，男子二十五岁算成丁，五十五岁算老年，以此优待百姓。

大历元年，下诏天下的禾苗每亩征税钱十五文，用来购买轻便物品供给百官作办公费用。因为国家用度紧急，等不到秋天，禾苗刚青就要征收，称为"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文，一并称为青苗钱。又下诏京城的秋税分两等，上等每亩征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每亩二升。大历五年，才确定法令：夏税，上等田每亩征六升，下等田每亩四升；秋税，上等田每亩征五升，下等田每亩三升，荒田仍照旧例，青苗钱每亩加倍，地头钱不计算在内。

大历四年，下敕令："天下以及王公以下的人，从今以后应依照度支司长期实行的规定，每年缴纳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凡是现任官员，一品按上上户纳税，九品按下下户纳税，其余品级都依此类推按户等纳税。如果一户在几处任官，也在每处依照官品纳税。至于在朝在外的官员，都依据其为正员官及占有名额缺位的情况纳税，那些经过考试或与正员相同的文武官员，不在纳税限制之内。百姓中有邸店、行铺以及冶炼作坊的，应按规定加原户等两等纳税的，依此税额加以核查追缴。至于寄庄户，按旧例照八等户纳税，寄住户照九等户纳税，与一般百姓相比，恐怕不够均平，应当各递加一等纳税。至于各类流动的客户以及暂时寄住的人户等，不论有官职无官职，也一律分两等收税，稍有资财的照八等户纳税，其余照九等户纳税。如果在几处都有庄田，也在每处都要纳税。各道将士的庄田，既然是因防御辛劳所得，不能与百姓同等对待，一律按九等户纳税。"

按：用钱来交纳税款而不用〇帛，用财力来确定税额而不问身丁人口，人们都认为这是实行两税法以后才有的弊病，如今看来，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

唐德宗时，杨炎担任宰相，于是制定了两税法。夏税缴纳不超过六月，秋税缴纳不超过十一月，设置两税使来总管此事。凡是各项徭役的费用，先估算好总数，然后分摊到百姓身上，量出为入。户籍不分主户、客户，以现在居住地登记造册；人口不分成丁、中男，以

译贫富作为差别等级。不在本地居住而外出经商的人，在所在的州县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估算所征数额与居民相当，使他们无利可图，原来的租庸各种杂役全部废除，但丁额（作为户等参考）并不废止。至于田亩的税额，以大历十四年已垦田的数目为准，均衡征收。派遣黜陟使按各道核查丁产等级，免除孤寡穷困无法生活的人，敢于额外加征的以枉法论罪。原来户数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核实后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的百姓，不用强制迁户归籍就能安居本地，不用重新登记户籍就能查得真实情况。每年征收钱二千零五十多万缗、米四百万斛用来供应地方，钱九百五十多万缗、米一千六百多万斛用来供应京城。天下人都感到便利。

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根本，开元以后长期不重新造册登记户籍，法度已经废弛败坏。成丁人口辗转死亡，田地几经转手，贫富几经升降，全都不是从前的样子，而户部每年仍然拿着空文向上申报。又有戍边的人可以免除他的租庸，六年后放归。玄宗对外用兵，戍边的人大多战死，边将隐瞒不报，所以户籍没有除名。天宝年间，王鉷担任户口使，一味搜刮聚敛，因为户籍上人还在但成丁实际不在了，这样一来隐藏的赋税就征收不到，于是就依照旧户籍，除去应当免除的人，累积三十年责令补交租庸，百姓痛苦却无处申诉，法制于是大坏。安史之乱后，天下兵祸四起，人口大量凋零耗损，户籍图册变得空虚，征收赋税的机构互不统属，纲纪大坏，朝廷赋税的收入所剩无几。苛捐杂税名目多达数百种，废弃的不予削除，繁重的不予去除，官吏借机苛刻搜刮，蚕食百姓。富人中成丁多的靠做官、求学、出家为僧道而得以免除赋役，穷人没有这些门路的就得留着成丁身份，所以赋役在上层得以免除，而负担却加重在下层。因此天下百姓困苦凋敝，纷纷流离失所成为浮荡之人，安居本乡的土著居民，十个里面剩不到四五个。杨炎痛恨这种弊病，于是奏请实行两税法，来统一制度。议论的人认为租、庸、调是高祖、太宗定下的法制，不可轻易更改，但皇帝正信任杨炎，就推行了两税法。从此官吏的奸猾行为没有了容身之地，赋税轻重的权柄才重新归于朝廷。

沙随先生程迥说："开元年间，豪强与弱者相互兼并，宇文融修复旧法，收缴多余田地来招徕流亡的百姓，并且给他们分配产业。如今杨炎创立新的办法，兼并的现象却不再纠正，贫弱之人也不再受田置业，只是姑且确定固定税额来征税罢了，这开始与孟子的主张相违背。而史官贬低宇文融却称赞杨炎，可以说是见识浅薄了。史官的赞语说宇文融夺取隐藏户口和多余田地来迎合皇帝的欲望，可是隐藏的户口不清查出来，多余的田地不夺取回来，那高祖、太宗定下的法制就废弃了，那些流亡漂泊的人，又靠什么来振兴他们的产业呢？假使贤能的人处在杨炎的位置上，应当采用宇文融好的一面，来修复旧的法制、革除当时的弊病；去掉宇文融不好的一面，务求简便易行，责成地方官，而不去征收户籍之外的赋税，使高祖、太宗的法制虽已废弛却能重新焕发生机。户口既已增加，租调自然也就宽裕了，

译陆贽反复论述的观点，也就是这样罢了。而且天宝盛世的时候，户口有八百多万，经过安史之乱后，到这时只剩三百多万，既然说土著居民十分之中不到四五分，那么主户就只有十五多万，客居的流民却有二百八十多万，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既然不再重新分配田地，即便以现居地登记造册，又有什么用处呢？

译按：宇文融、杨炎都以革除弊政自任，宇文融是恪守高祖、太宗定下的法度，杨炎则是改变高祖、太宗定下的法度。然而宇文融恪守旧法却使百姓受害，这是因为他逼迫州县，虚报增加逃户羡馀以为政绩。杨炎改变旧法却使百姓安定，这是因为他顺应人情，姑且按贫富来制定赋税。宇文融处在太平承续之时，簿籍档案尚可查考，他却不能提出深思熟虑、缓缓推行的方案；杨炎处在战乱离散之后，户籍已经毁坏废弃，所以不得不采取权宜应时的举措。如今如果一定要褒扬宇文融而贬低杨炎，那就是不切合事情的实际情况了。

建中三年，下诏增加天下的税钱，每缗增二百文。朱滔、王武俊、田悦联合叛乱，国家用度不足。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加本道的税钱，朝廷因此下诏天下都增加税钱。

贞元八年，剑南节度使韦皋又增税十分之二，用来增发给官吏。

贞元四年，诏令天下核定两税等第高低，三年确定一次户等。

自最初制定两税以来，货物价值高而钱币价值轻，于是折算成钱来缴纳绫绢。不久物价越来越低，所缴纳的就越来越多，一匹绢原本折钱三千二百，后来一匹只值一千六百，交纳一匹相当于超过两匹的价值。虽然赋税名义上没有增加，百姓却更加困苦了。度支把税收物品分发给各司，都按虚估价折算给付，却又借口物品粗劣要求州县补足差价，称之为"折纳"。又有"进奉""宣索"的名目，把科役改称"召雇"，把摊派称为"和市"，用巧妙的名目躲避明文规定，比大历年间的数额加倍。又加上瘟疫水旱灾害，户口减少，刺史分拆户口，虚报数目以放宽自己的责任。逃亡死绝所欠的税，都转嫁到留居的人身上，一户逃空四邻也随之凋敝。户籍不再整理登记，也没有禁止流动迁徙的法令。州县施小恩小惠来引诱邻境的人前来归附，对新收留的人给予优待宽免，只有安居不迁的百姓赋役日渐加重。

皇帝拿这事询问宰相陆贽，陆贽上疏请求革除其中危害最大的弊端，大略有六条。

第一条说："国家赋役的法度，叫租、叫调、叫庸。它取法长远，征敛财物均平，管束百姓也牢固。有田就有租，有家就有调，有身就有庸。天下法制统一，即使迁徙流动也无法容纳奸伪之事，所以百姓没有动摇之心。天宝末年，四海动荡，户籍因躲避战乱而毁坏，赋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赋役旧法施行了上百年，百姓认为便利。兵乱兴起，供给无常，苛求破坏了旧制，这是当时的弊病，不是法度本身的弊病。当时有弊病却没有整治，法度没有弊病却被更改了。两税新制，日益耗尽户籍编制，弊病一天比一天严重。陛下刚即位时，应当减损上面、增益下面，节省费用节约财物，摘取郡邑账目，查验簿籍，令各州取大历年间科敛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定额，这只是总括无名的暴敛而立为常规而已。财物的产生，必定依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根本，不以丁身为根本，资产少的税轻，资产多的税重。却不知道有的人财物藏在怀中箱笼里，物品贵重却没人能窥知；有的人有场圃仓廪，价值虽轻大家却以为富有；有的人有流通增殖的货物，数量虽少却每天获利；有的人有房屋器物，价格虽高一年到头获利却很少。按估算钱数征税，失去公平，助长了作伪，携带轻便财物迁徙的人逃脱了徭税，敦厚务本经营的人却困于征敛。这是引诱人为奸，驱使人逃避徭役啊。如今各地徭赋轻重相差百倍，却以旧额为准，赋重的地方流亡的人越多，赋轻的地方归附的人越多。有流亡就要摊派到留下的人身上，本已重的更重；有归附就分散负担，本已轻的更

译轻。百姓深受其害。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与宰相商量每年的开支，不急需的就废除，耗费大的就节省。因用兵而增加的赋税，各道因权宜而增加的部分，都可以停止。税物估价，应当参照月平均价，运到京城与样品相符的，不得虚报折估价格。有粗劣的，惩处官吏，不要督责百姓。每道派一名熟悉两税事务的判官与度支一起核计户数，衡量土地肥瘠、物产多少分为两等，州等下等的分摊钱少，上等的分摊钱多，不改变法度而逃亡自然会渐渐平息。"

第二条说："耕种若非人力不能成功，所以先王制定赋税用布、麻、缯、纩、各种物品，是勉励人的功劳啊。又担心物品失去贵贱的平衡，交易难以有准则，于是制定货币来调节轻重。这本是治国的利权，掌握在官府，不能交给下面。既然这样，那么布帛，是百姓所生产的；钱币，是官府所铸造的。百姓所生产的，可以作为租税征收；官府所铸造的，不应作为赋敛的对象。本朝制定的法令，租出粟米，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何曾禁止百姓铸钱而以钱作为赋税呢？如今两税效法算缗的末流做法，估算资产作为差等，用钱数来确定税额，再折算供应各种物品，年年名目颇有不同。所供应的不是本业所产，本业所产的又不是所要供应的，只好抬高价格购买没有的东西，压低价格出卖有的东西。耕织的人力有限，而物价的贵贱却无常。最初制定两税时，一万钱折三匹绢，价格高而数量不多，等到供给军装时，只计数量不计价格，这样税少而国用不足。近来一万钱折六匹绢，价格便宜而数量增加，百姓养蚕织布的能力并没有增加，但所纳的却加倍了，这样供税虽多而人力供应不上。应当令有司恢复最初制定两税那年的绢、布匹估价折算成布帛之数，恢复庸、调的旧制，根据各地土产所宜，各自经营家中的技艺。物价很贱时，所出不增加；物价很贵时，所纳不减少。而且经费所需，用钱的地方只有月俸、资课，可以按钱数折成布帛发放，广泛铸钱并禁止用铜器，那么钱就不会缺乏。还有籴盐所得价钱，榷酒所纳资财，何愁没有钱可供支用呢！"

第三条说："观察使奏报官吏才能，有四种标准：一是户口增加，二是田野垦辟，三是税钱增长数额，四是征收先于期限完成。看重户口增加，官吏就会用诡诈手段引诱外来浮客、用苛刻的法令拆分亲族，被引诱来的人一旦议论要薄征就立刻散去，被拆分的人受不了重税又逃亡，造成州县破败受损的弊病。看重田野垦辟，可是农夫没有增加而垦田却要求扩大，于是引诱人开垦荒田，限期几年免租，新田虽然开出来了，旧田却荒芜了，等到免租期满，又变成荒地，造成庄稼产量并未增加的弊病。看重税钱增长数额，就会加重困扰疲弱之人，敲骨吸髓，只为讨好聚敛的上司，造成不体恤百姓的弊病。看重征收先于期限完成，就会作威作福残害百姓，丝还没织好就要交，粮食还没舂好就要纳，穷人只好逃亡，造成不体恤物力的弊病。这四种弊病都是因为考核不切合实际情况的过错。核验实际情况，赋税所增加的地方，必定有人因此受损，这个州若增加了外来户，那个郡必定减少了原住民。增加的地方邀功而税额随之加重，减少的地方害怕获罪而税额不肯降低。国家设立考核的法度，并非想要崇尚聚敛。应当命令有司详细考核政绩，州的税额有一定，徭役有等级，核实之后再上报户部。如果百姓更加富足充实，税额有盈余，按户均减十分之三的列为上等考绩，减十分之二的次之，减十分之一的又次之。如果流亡增多，向现有的户加税的，也照此办法定为下等考绩。百姓纳税以去

译年所纳数额为准，废除按定额征收的做法。开垦新地不增加租额，荒废耕地不减少定额。确定户等时，参照各种财产来核校。田地既然有固定的租税，就不应再纳入两税之中。这样一来，不用督促考课百姓自然乐于耕种了。"

第四条说："贤明的君主不厚取百姓所生产的而损害百姓的生养，所以先安排好农事，趁农闲借用民力，家家自给之后再征收余财。如今督责苛急，蚕事刚兴起就要缴纳丝帛，农事还没结束就要征收，有的人急着卖出而损耗一半价值，没有的人求人借贷费用加倍。制定两税之初，征收期限没有详细规定，正值征役繁多之时，往往抢先限期征收。应当确定征税的期限，顺应各地风俗和农事时节，务求宽舒于民。"

第五条说："近来战乱屡起，官府的储蓄，只用来供给军粮，遇到荒年也来不及赈救。百姓小有缺乏就要借高利贷，大有缺乏就要卖田产房舍。刚收获完毕，就有人拿着契约上门放贷，饥荒年份家人相弃，甘愿卖身为奴仆，还是卖不出去，有的甚至在路上上吊而死。天灾流行，四方轮番发生。征收的茶叶税钱积存在户部的，应当按各道户口数平均分配。麦子成熟就平价出粜，也用义仓的名义，交由巡院主管。年成丰收谷贱伤农，就用较高的价格大量收购，谷价高企时就出粜停止收购；小的欠收年份就借贷给百姓。这样循环收放，使得那些囤积居奇、幸灾乐祸谋取暴利的人无法牟取大利。"

第六条说："古时候，一百亩地叫作一夫，因为一夫授田不能超过一百亩，是想让人不荒废耕作，田地不空闲。如今富人拥有万亩田地，穷人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只好依附豪强人家，成为他们的私属，整年劳作，还常常忧虑不能温饱。有田的人家坐享租税，京畿地区田亩税收五升，而私家收租每亩却收一石，官府拿一分，私家拿十分，耕种的人怎能吃饱穿暖？应当制定固定的条例限制，裁定租价，损减有余的，优待不足的，这是安定富人、体恤穷人的好办法，不可放弃。"陆贽的话虽然恳切，但因遭谗言排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被施行。

河南尹齐抗又论述其中的弊病，认为："陛下推行两税，征收有固定时限，贪暴之人无从作奸，二十年来，府库充实。但制定税额之初，钱轻货重，所以陛下以钱作为税额。如今钱重货轻，如果再有税收名目，应当就其轻便之物征收，这样做有六项好处：官吏无法作奸，一也；百姓使用不受扰乱，二也；平静之中获利，三也；使用不缺钱，四也；不费力就容易知晓，五也；农桑生产自然受到鼓励，六也。百姓本来出产布帛，而税却反而折算成钱，等到缴纳时又要取用布帛，再折算三次估价，州县从中上下其手作弊。若直接确定征收布帛，就没有估价可折算了。因为以钱作为税，百姓竭尽人力却官府察觉不到，如今两税出自农人，农人所有的，只有布帛而已。用钱的地方多，用布帛的地方少，又有鼓铸钱币可以帮助国家用度，何必一定要向农人索取呢！"奏疏呈上，也没有得到回复。

东莱吕氏说：赋役的制度从《禹贡》开始，可见《禹贡》既确定了九州的田赋，又以九州的土地，定为九州的土贡。解说者认为有了九州的土贡，然后才用田赋所应供应的钱物，去购买应当进贡的物品。考究经文，本来就有证据。为什么呢？甸服百里之内交纳带禾秸的谷物，到五百里交纳米粮，从五百里之外，其余四服的米不运到京师，必定用他们应当缴纳的东西作为土贡进献给天子。由此可知当时贡、赋本是一回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完全没有记述土贡，正是因为已经缴纳了粟米。以此互相参照考证，也自有

译证据。大概当时寓兵于农，所谓贡赋，不过是供郊庙祭祀、宾客接待之用，都没有养兵的费用，所以从畿甸征收就足够了。从大略而言，三代都沿袭这个制度，夏后氏五十亩而贡，商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三代的赋税大致相当，《周官》所记载的，就是九畿的贡赋而已。九州的贡赋所谓拿出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有的一半上交王府，有的二分之一上交王府，有的四分之一上交王府。所谓土贡未必能占贡赋的一半，留在诸侯国内，以备王室之用，这都是三代的常法。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解说的人认为二千五百人为一师，这也是一时权宜的兵役。所谓经常的徭役，使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豳风》所说的"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都是经常的役法就是这样。用兵作战的兵役寄托在井田赋乘马的制度中，无事就务农，有事就征役。到了汉代有所谓材官，践更、过更、卒更三等的制度，当时有战争的征发。到了魏晋，有户调的名目，凡是有户的出布帛，有田的出租赋。后魏也称之为户调，后魏时一夫一妇出帛一匹，到北齐则有一床、半床的制度，已娶妻的算一床，未娶妻的算半床。当时有户调的名目，然而役法还保存古制。但到南北朝，把三代的三天增加到四十五天。从汉到南北朝，其赋役之法就是这样。到唐高祖建立租庸调之法，承袭三代、汉、魏、南北朝的制度，虽然有的重有的轻，总之规模还没有失去旧制。德宗时，杨炎为相，因为户籍隐漏，征求繁多，改变为两税之法。两税之法建立以后，三代的制度就再也见不到了。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间虽号称整顿妥当，但取大历年间科敛最多的作为定额，虽说除了所定的税额之外并不再向百姓索取，但后来又有架阁钱、借商、除陌钱等名目，向百姓征取的花样不一，杨炎因此成为千古的罪人。大体上田制虽然被商鞅在战国时打乱了，但租税还有历代的典章制度，只有两税之法建立以后，古制才彻底消失了。想要恢复古制，田制不确定，纵然能像汉文帝那样减轻田租，荀悦所论豪民收取民众的资财，也只能惠及有田的百姓，不能惠及无田的百姓。田制不确定，即使想恢复古制，也没有办法实现。兵制不恢复古制，百姓既要出赋税，又要出养兵的费用，上面的人即使想权宜减少赋税，兵却又不能不养。兵制不确定，这个心意也无从实现。总之只有寓兵于农，赋役才能真正确定下来。

按：自从秦朝废除井田之制，毁坏什一税法，任凭百姓耕种，不计多少，于是开始舍弃按地征税而改为按人征税，赋税比古代增加了二十倍。汉高祖开始整顿田租，十五税一，后来竟至三十税一，都是量田而征税。然而汉时也有税人的方法。查汉高祖四年，开始设立算赋，注释说：百姓十五岁以上到六十五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七岁到十五岁出口赋，每人二十钱，这是每年所出的。然而到文帝时，就令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役，赋四十钱，这样算赋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况且三年才征收一次，那么成年人一年所纳的赋税不过十三钱多一点，赋税很轻。到昭帝、宣帝以后，又时常有减免。大概汉代官府未曾有过授田、限田的法令，所以豪强田连阡陌，而贫弱之人却没有立锥之地，因此田税随占田多少而有厚薄之分，而人头税却不分贫富。然而所纳每年不过十三钱多一点而已。到魏武帝刚平定袁绍时，才令每亩田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匹、绵二斤，那么户口之赋才开始加重了。晋武帝又增加为绢三匹、绵三斤，赋税更加重了。然而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

译十亩，女子及成年男女占田都有差等，那么出这户赋的也都是有田之人，并非凭空征税，所以比汉代重也是应该的。从此相承下来，户税都很重。然而到元魏时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都沿袭这个制度。赋税的沿革略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而大概按亩征税的令少，按户征税的令多。然而当时家家户户都授田，那么虽然不必按亩来论税，只要按户征税，田税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到唐代才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作为租，人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等物作为庸、调。然而口分、世业田，每人授田一顷，那也和元魏以来的制度没有不同，所谓租、庸、调，都是这受田一顷的人所出的。中叶以后，法制毁坏松弛。人民所占有的田地，官府不能禁止其买卖，官府授田之法完全废除，那么以前所谓出庸、调的人，多数已经是没有田的人了。却还想按旧籍征收，令他们与豪富兼并的人一样出赋税，这怎么可以呢？又何况遭逢安史之乱，人口流离转徙，户籍徒具空文，怎能按此作为定额呢？大概在大乱之后，人口死亡迁徙耗损严重，怎能再是太平时的旧貌？其中不能转移丧失的，只有田亩而已。既然如此，那么依据大历十四年垦田的数目来制定两税之法，虽然不是治国的长远之计，却是挽救弊端的良法。只是立法之初，不按各地土产所宜征收其所出产的东西，却折算成绫帛来征钱。不久物价越来越低，所纳的越来越多，以至于交纳一匹相当于两匹以上，大大加重了百姓的困苦。这是苛刻搜刮的官吏所造成的，并非法度本身不好。陆宣公与齐抗所说的固然切中要害，然而一定要恢复租庸调之法，必须先恢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分天下的田地，使贫富相等然后才可以，如果不能均田，那么两税就是不可改变的法度了。又历代的口赋，都是按丁、中的年龄来定厚薄。然而人的贫富不齐，由来已久。如今有幼年未成丁，却继承世代的资财，家中积累千金的，反而对他薄征；又有年纪已壮，自身却贫穷困顿，家无立锥之地的，反而对他重征，这岂不是很矛盾？如今两税之法，不分丁、中，而以贫富为差等，就格外恰当了。宣公所说："按估算钱，失去公平，助长作伪，携带轻便财物迁徙的人逃脱了徭税，敦厚务本不迁徙的人却困于征敛，这是引诱人作奸，驱使人逃避徭役。"这也是执行的官吏不明不公的过错，不是法度本身的弊病。大概努力耕种务本与经商逐末，都足以致富。虽说逐末的人容易逃脱赋税，务本的人困于征求，但被困扰的仍然是富人，这不是比庸调之法不加改变、不问贫富、一概按原籍征收要好得多吗？大概赋税必须依据田亩，这是古今不可改变的法则，三代的贡、助、彻，也只是依据田地来征税，未曾另有户口之赋。虽然授人以田而未曾另有户赋的，是三代；不授人以田而户赋较轻的，是两汉。因袭授田之名，却加重户赋，田授不授并不固定，而赋税一旦加重就不能再减轻，以致大大成为百姓的祸患，这就是从魏到唐中叶的情形。自从两税之法施行以后，这个弊端才革除了，怎能因为它出自杨炎之手就轻视它呢？

又按：古今户口的数目，三代以前姑且不论。史书所记载西汉极盛时的数目，是孝平帝元始二年，人户一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东汉极盛之时，是桓帝永寿三年，户一千零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这是《通典》所记载的数字，据《东汉书·郡国志》，计户一千六百零七万零九百六，比《通典》多五百八十三万多，这样又比前汉更盛了。）三国鼎立之时，合计户数不满一百二十万，前人认为才相当于全盛的汉

译代南阳、汝南两郡的数目。大概因为战争分裂，户口耗损，十不存一，本来就应当如此。然而晋太康年间，九州统一，不能说不是太平之时了，而户数只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此后南北分裂，国祚短促的，固然难以查考，姑且指其中最盛的来计算，那么宋文帝元嘉以后，户九十万六千八百多；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只有五百多万，合计南北，才六百万。隋朝统一之后，到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多；唐天宝初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多。隋唐的土地不比两汉小，而户口最盛之时，才达到两汉的三分之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两汉时户赋轻，所以当时各郡国上报的户口版籍，数目必定真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时加重，那么户籍中难免有隐瞒不实的情况，这是必然的形势。南北分裂之时，户籍尤其不明，有的自称侨居寄寓，有的假冒有功勋的门第，有的把三五十户合并为一户以逃避科役，因此户数就更少了。隋唐统一之后，人口应当日益增多，休养生息没有比开皇、贞观更好的时候，考核详尽没有比天宝更周密的，可是户数始终不能大盛。况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报的户数，总共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而不承担赋役的户竟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不承担赋役的是鳏寡、残疾、奴婢以及有荫庇的品官，然而天下户口，怎能容忍鳏寡、残疾、品官占其中三分之一多呢？这里面必定另有原因。既然这样，那么以户口来确定赋税，不但不能均平贫富，反而会助长奸伪之事了。又查汉元始年间，确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零三十六顷，计算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一百四十六步多；隋开皇年间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计算每户合得田二顷多。都是均在这同一片天地之间，田地一天比一天比从前增加，户数一天比一天比从前减少，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固定不变的是田地，所以战乱离散之后即使有荒芜，田亩顷数还是在那里。可以增减的是户数，所以在人口耗损之余，加上作弊的因素，户籍就难以凭信了。杜氏《通典》认为我朝自武德初年到天宝末年，共一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得上汉室的兴盛，但户口才与隋朝相当，是因为主管官员不把治理国家、驾驭远方放在心上，法令不能推行，各地隐漏户口非常严重。他的说法是对的，但不知道庸调的征收越是加重，户口的数目就越是减少，这是魏晋以来的通病，不只是唐代如此。汉代时，户口之赋本来轻，到孝宣帝时又推行减免，并且令流亡返归的人免除赋税，所以胶东相王成于是虚报流民自行归附的有八万多人，以求取显赫的赏赐。如果像魏晋以后的户赋那样，那么一郡怎敢虚报八万人口，给自己留下无穷的欠负呢？陆宣公又说："先王制定赋税征收，必定以丁夫为根本，不在人力之外多加索求，也不在人力之内有所借贷。所以不因为多种庄稼而增加他的税，不因为少种庄稼而减少他的租，那么播种的人就多了；不因为增殖产业而加重他的征税，不因为流亡寄居而免除他的赋调，那么定居的人就稳固了；不因为勤勉尽力而加重他的徭役，不因为懒惰怠慢而免除他的庸役，那么出力就勤劳了。这样，所以百姓安于居所，尽其力量。"这话虽是名言，但事物的不整齐，本是事物的常情。同样是人，才能却有智愚的不同；同样是谋生，时运却有顺逆的差异。有的人从穷困起家而能自己积累千金，其余力还足以惠及他人；也有的人承继祖业却连一根簪子都保不住，自身尚且以为拖累，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强求一律。既然这样，那么依据田地确定赋税，以家产的厚薄作为征敛轻重的标准，虽然不是盛世该有的事，但作为救时的策略也不

译得不这样，不应当就此加以否定。

贞元三年，当时年成丰收，皇帝因打猎进入百姓赵光奇家中，问："百姓快乐吗？"回答说："不快乐。"皇帝说："年成丰收，为什么不快乐？"回答说："诏令不讲信用，先前说两税之外没有别的徭役，如今非税而强行索求的几乎超过了正税，诏书所说的优待抚恤，只是空文而已。"宪宗末年，度支、盐铁与各道的贡献尤其繁多，有资助军事及平定叛贼的贺礼、给皇帝上尊号的贺礼物品。穆宗即位，一律废除，两税之外多征一钱都以枉法赃罪论处。但穆宗一味姑息迁就，赏赐各军的财物不可胜数，用度不能节省。

自建中年间确定两税以来，物价轻而钱价重，百姓深以为患，到穆宗时已经四十年。当时原本折二匹半绢的，如今要折八匹，大约增加了三倍。豪门大商囤积钱币来追逐物价轻重，所以农人日益困苦，而经商末业日益增多。皇帝也因货轻钱重，百姓困苦而用度不足，下诏百官商议革除这个弊病。议事的人大多请求加重挟带私铸铜钱的法律。户部尚书杨于陵说："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夹杂铅铁来通行使用，岭南夹杂金、银、丹砂、象牙来使用，如今全用钱币，所以钱不够用。如今应当让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以及留州、送使的钱，都改用布帛谷粟来缴纳，那么百姓在所要求缴纳的东西上就会宽松些，然后拿出内府的积蓄，收购市面上滞销的货物，扩大山场铸钱的数量，限制边境地区钱币的外流，禁止私家囤积钱币，那么货物就会一天比一天贵重而钱币一天比一天轻贱了。"宰相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因此两税、上供、留州的钱都改用布帛、丝绵来缴纳，租、庸、课、调都不再计钱而是缴纳布帛，只有盐酒本来按榷率计钱，与两税不同，不能去掉钱。

当时货轻钱重，与留州、送使有关的钱物，所在的长官又把折省估价降到接近实际估价来征收，借此中饱私囊，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裴度为相时，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的物品，一律按省估价折算，各地观察使仍旧用自己所辖州郡的租赋自给，如果不够，才允许向支郡征收，各州送使的份额改为上供，因此疲惫的百姓才稍稍得以喘息。

会昌元年，敕令："今后州县所征收的科敛斛斗，一律依照定额，不得每年再重新查核。如果有额外的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够开垦耕种的，州县不得随意过问其所收的苗子，五年之内不列入税收范围，五年之外照例纳税。在一乡之中，先弥补贫户所欠缺的部分，如果没有欠缺，就均匀减少各户应征的斛斗，只要不失原来的定额，不得按田亩随意增加比率。仍委托本道观察使每年收成之时，具报辖内垦田顷亩以及应征收的科斗数目，分条上奏。定额之外有多收百姓斛斗的，刺史以下要从重惩处贬黜。"

大中二年，制令："各州府县等征纳赋税，本应先差遣有能力的车牛富户，近来大多是有权势的富豪都请求留在县里缴纳，导致贫穷孤单的百姓要雇车雇脚来搬运。今后留县缴纳的名额，必须先照顾贫穷不能自济的人家，如有违反，官吏从重惩处贬黜。"

四年，制令："百姓两税之外，不允许再有额外的差役征敛，委托御史台纠察。所征收的两税绢帛等物，以及留州、留使的钱物，缴纳绢帛的虚估价、实估价及现钱，从前都有定制。近来听说有的在虚估绢帛的数额之内实际按实估征收，物价及所占的比例，也不完全依照敕令条文，应当委托长官切实遵守，如有违反必定商议惩处。又青苗两税本是依据田地征收，田地既然属于人，赋税就应当随之转移。从前的赦令，多次申明这一点，豪

译富之家却仍不遵守。此后州县要察觉这种情况，如有类似的，必须议定严惩，把田地强制归还原主，不得计较价钱。"

按：两税不征收粟帛而征收钱，官吏因此得以作弊害民。穆宗时曾经恢复旧制征收粟帛，如今又有这样的命令，难道又曾经改变了吗？按货物计算征钱，必定有估价，而估价却有虚实的差异。营私舞弊到这种地步，如今只是禁止在定制之外多征，还不如仍旧恢复征收粟帛，那样自然就不能在定额之外多加索求了。

昭宗末年，各道大多不向朝廷上供，只有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与他弟弟荆南留后赵匡明委输不绝（详见《国用门》）。

光启三年，张全义任河南尹。当初，东都经历黄巢之乱，遗民聚集成三座城池以求自保，接着又遭秦宗权、孙儒的残暴蹂躏，只剩下断壁残垣而已。张全义刚到任时，白骨遍地，荆棘满目，居民不满百户。张全义麾下才百余人，于是从麾下选出十八名可用之人，命名为"屯将"，每人发给一旗一榜，在旧十八县中令他们招募农户自行耕种，流民渐渐归附。又选出十八名可用之人，命名为"屯副"，对前来归附的百姓加以安抚，除了杀人者处死外，其余的只是加以杖责，没有重刑，也没有租税，归附的人渐渐增多。又选出十八名精通文书计算的人，命名为"屯判官"。不到一二年，每个屯的户数达到数千，在农闲时挑选壮丁教练战阵，用以抵御盗寇。关市的赋税，几乎没有登记。刑罚宽松，政事简省，远近的人像赶集一样奔赴而来。五年之后，各县户口都大致恢复，桑麻繁茂，田野没有荒地，兵力最强的大县达到七千人，小县也不少于二千人，于是奏请设置县令县丞来治理。张全义明察秋毫，人们不能欺骗他，为政宽松简约，出门看见庄稼长得好的田地，就下马与僚属一同观赏，召来田主用酒食慰劳。有蚕丝麦子收成好的人家，有时亲自到他家中，把老老少少都叫出来，赐给茶叶、彩帛、衣物。百姓私下说张公不喜欢歌舞声色，见了从不曾露出笑容，只有见到好麦好茧才会笑。有田地荒芜杂乱的，就召集众人杖责田主。如果有人诉说是因为缺乏人手耕牛，就召来邻里责问说："他确实缺乏人手耕牛，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因此邻里之间有无相助，家家都有积蓄，在洛阳四十年，终于变得富庶。

按：唐末盗贼之乱，自古以来所未曾有过，洛阳是四战之地，受祸尤其惨烈。张全义本出身盗贼，却能够劝勉农事、致力根本、繁育人口、教化百姓，使荒废的地方变得富庶充实。看他的规划，即使是五代中号称有志于治理百姓的君主也比不上他。真是贤能啊！

后唐庄宗即位，向天下推行恩泽，免除百姓田租，赦免各场务所欠的课利。而租庸使孔谦却完全违背诏令督责征收，又制定丈量田地的竿尺规格，把各州使的公廨钱全部搜刮征收。天下人怨恨困苦，百姓大多流亡，租税一天比一天减少。

容斋洪氏《随笔》说："朱梁的罪恶，是欧阳公《五代史记》斥责最厉害的，但轻赋这一件事，《旧史》采录了，而《新书》却没有把它拈出来。它的记载说：'梁太祖开国的时候，正当黄巢大乱之后……"

译一镇之地，对外严密设置烽火哨所以防备敌情，对内开垦荒地，勉励百姓耕种桑田，减轻他们的租税徭役，士兵虽然作战辛苦，百姓却乐于缴纳赋税，经过二十四年，很快便成就了霸业。等到末帝与庄宗在黄河边对峙时，河南的百姓虽然被运送军粮所困，也没有到流离失所的地步，这道理没有别的，是因为赋税徭役轻，百姓才会留恋乡土田园。等到庄宗平定后梁，任用官吏孔谦担任租庸使，用严酷的法令搜刮百姓，用沉重的赋敛供养上层，百姓的家产虽被耗尽，军中的粮饷仍旧亏缺，加上又逢兵祸战乱，因而引发饥荒，不到三四年，便导致了灭亡，这道理也没有别的，是因为赋役沉重而使天下人失望的缘故。’我用史实来考证，这个论断确实如此，是治理国家者的一面明鉴。《资治通鉴》也没有记载这一节。”

译吴国徐知诰担任淮南节度使，任用宋齐邱作谋主。在此之前，吴国有丁口钱，又按田亩征收钱，百姓十分苦于此事。宋齐邱认为钱不是耕田种桑所能得到的，让百姓交钱，这是教百姓弃农经商，请求免除人口钱，其余的税全都改收纟由帛绢，每匹价值一千钱的，税收三十。徐知诰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荒地全部得到开垦，国家因此富强起来。

容斋洪氏《随笔》说："自从用兵以来，百姓被要求用现钱折算缴纳税款，已经不堪重负，然而其中所谓的和买折帛，尤其名不正而征收最重。我偶然阅读大中祥符年间太常博士许载所著的《吴唐拾遗录》，其中所记载的很多是别的书所没有的，其中《劝农桑》一篇正说：吴国顺义年间，派遣官员兴办贩卖登记簿，制定租税，上等田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等田一顷一千五百，都要足陌现钱，如果现钱不够，允许按市价折算成金银。同时按丁口征收课调，也折算成钱。宋齐邱当时任员外郎，上奏对策请求虚抬时价，而用纟由、绢、绵本色折纳，说："江淮地区，唐末以来是战争之地，如今兵祸刚刚平息，百姓刚刚安定，却一定要用现钱来征收，折算成金银，这不是百姓耕田能够得到的。必须去经商贩卖来求得，这是教百姓弃农经商罢了。"当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纟由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邱请求把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纟由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都算作足钱，丁口课调，也请求免除。朝廷议论纷纷加以阻止，认为亏损官府钱财，为数不少。宋齐邱写信给徐知诰说："您总管百官，治理大国，督促百姓交纳现钱和金银，来求国家富庶，这就是所谓抱着柴薪救火，搅浑水求清澈，想让火灭水清，能做到吗？"徐知诰收到信后说："这是劝农的上策啊。"立即施行。从此不到十年，田野没有闲置的田地，桑树没有空闲的土地。从吴变为唐（南唐），从唐（南唐）归于宋，百姓到如今还受其恩惠，宋齐邱这件事办得很美。徐知诰立即听从并施行，可以说是贤明的辅相，而《九国志·齐邱传》中却几乎没有记载，《资治通鉴》也遗漏了这件事。如今治国的君子，只知道搜刮百姓来增加利益，难道不该对这个偏安小朝廷的臣子有所惭愧吗！"

同光三年，敕令："魏府小豆税，每亩减收三升。城内店宅园圃，向来没有税，不久前因为伪命（指伪政权的命令），于是有了摊派征收。后来因为所征收的物品，用来添助军装衣赐，将要使其通融周济，应当表示体恤减免。命令依据地区缓急不同。在现在所纳的税丝上，每两分作三等，酌情缴纳钱款，贵在用作本钱来经营调度，收购军装衣赐，其丝永远予以免除。"

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说："臣听闻古人有言：谷物是人的性命所系，土地是万物所生长的地方，人是君主所治理的对象。掌握好谷物那么国力就充足，安定好土地那么百姓的粮食就充足，考察好人口那么徭役就能均衡。懂得这三者，是治国的当务之急。轩辕黄帝以前，不能详细记载，自从尧治理洪水，禹担任司空，于是区分九等田地，收取十分之一的税，那时户口一千三百多万，确定开垦田地约九百二十万顷，是太平盛世。等到商朝取代夏朝，重新制定田制，每十亩私田，耕种一亩公田，水旱灾害同等对待，也是十分之一的税制。到周朝设立井田制度，大约百里的诸侯国，划地为万井，出兵车千辆，戎马四千匹，京畿内兵车万辆，马四万匹。用田制来

译论，也是十分之一的制度。所以到成王、康王时期，比起尧舜之朝，户口又增加二十多万，没有别的方法，都是因为夏商周三代以前都是量入为出，按农业情况来确立军队，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有应对荒年的储备。到了秦、汉，加重对工商业的税收，加急关卡市场的征税，加倍舟车的税算，人口既已减少，古代的制度还依旧兼行，考察这时户口还有一千二百多万，开垦的土地也有一千八百多万顷。到三国并起，两晋之后，那么农夫比军队士兵少，战马比耕牛多，供应军队必须夺取农民的粮食，喂马必定侵占牛的草料，于是天下户口，只有二百四十多万。到隋文帝时代，与汉朝相当，等到隋炀帝年间，又减少三分之一。唐太宗文皇帝因为四方夷族刚刚平定，百姓还未富足，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各自陈述所见，唯独魏徵极力劝说太宗文皇帝努力施行王道。因此减轻徭役赋税，不耽误农时，进用贤良，取悦忠直之臣，天下粮价每斗只值两钱。从贞观到开元年间，将近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人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起近古，又增加了很多。由此可知，救治百姓疾苦的人，必定把重敛作为病源，考量军粮的人，把施行恩惠作为军政的根本。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臣说这些话，是效法魏徵劝谏太宗文皇帝的做法，希望陛下深深地留意此鉴。如果因为六军正缺乏军需，不能轻易减轻徭役，那么两税之外的部分，还需要重敛，那么只要不把折纳作为常事，一切都用本色（实物）向官府交纳，又不用细碎摊派的名义，只用正税加纳的方式，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敕令说："本朝征收赋税只有两税，至于折纳，一向不曾实行。应当依照李琪所论，凡是各项税收应纳的钱物斛斗以及盐钱等，命令租庸司加以指挥，一律按照原来征收的本色缴纳，不得更改，如果应有变动，就必须详细说明理由上奏。"

按：同光三年，是庄宗已经灭掉后梁、前蜀之后，骄横奢侈放纵自己，赏赐没有节制，仓库空虚，军民怨恨，孔谦又推行搜刮剥削的政策，民力更加困苦，而国家用度不足，将要面临危亡的时候。既然这样，李琪的话虽然美好，诏敕虽然一再颁布，也只是空文罢了。因为这篇奏疏叙述了历代劝农宽征、休养生息之事，文辞简洁而含义完备，所以记录下来。

第二年，因为军粮不足，敕令河南尹预先借收夏秋税，百姓不能安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免诏令说："凡是应交纳夏秋税粮的，先前有省耗，每斗一升，从今以后只交纳正税数目，不再计量省耗。"

天成二年，敕令说："普天之下的百姓，都要缴纳王税，每年的生计，正在春季这个时候。深恐所在地方，无知之辈不自己增修产业，却动辄搅扰乡邻，既扰乱官府，必须严格制定制度。从今以后凡是关于争论认领桑树土地的事，二月一日以后，州县不得受理呈状。十月开始受理事务，才允许诉讼对质，按照法规依理裁断。"

天成三年，敕令说："凡是三京、邺都各道州府县村的人户，从今年七月以后，在夏秋田苗上每亩缴纳麴钱五文足陌。"

长兴二年，人户每亩田缴纳农器钱一文五分。

长兴四年五月五日，户部上奏说："三京、邺都、各道州府，每年所征收的夏秋税租兼盐麴折纳，各种钱物等起征，条例开列如下：

四十七处气候常年偏早，大小麦、<麦广>麦、豌豆五月十五日开始征收，八月一日交纳完毕。正税、疋帛钱、鞋、地头钱、榷麴、蚕盐以及各种折科，六月五日开始征收，到八月二

译十日交纳完毕。（河南府等各州列于此。）

二十三处气候稍晚，依照本地情况另立两等期限。

十六处更晚，大小麦、<麦广>麦、豌豆六月一日开始征收，到八月十五日交纳完毕。正税、疋帛钱、鞋、地头钱、榷麴、蚕盐以及各种折科，六月十日开始征收，到八月二十五日交纳完毕。（幽州等各州列于此。）

七处气候尤其晚，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开始征收，到九月交纳完毕。正税、疋帛钱、鞋、榷麴钱等六月二十日开始征收，到九月交纳完毕。（并州等各军州列于此。）"

这个月，敕令说："百姓今年的夏季庄稼，委托人户自己提供申报手状，写明顷亩多少，五家为一保，保证没有隐瞒遗漏，汇总连接呈状送到本州编具账册报送尚书省，州县不得派人检查核实，如果有人隐瞒欺骗，允许陈告举报，那田地一并加倍征税。"

长兴二年六月，敕令说："委托各道观察使，属县在每村确定有力人户担任村长。与村人商议，让有力人户拿出多余的田苗，补贴贫穷人户不再追究顷亩。自愿承担的就依据申报状征收，有争议的就重新丈量核实。从今年起作为定额。有遭受灾害以及历年拖欠的地方，不在此限。"

长兴三年十二月，三司上奏说："各道上供的税物，用来供给兵士衣物赏赐还不够，天下所交纳的斛斗和钱财，除去支付供给以外，请求依照当时估价折纳绫罗绢帛。"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长兴元年，敕令说："天下州府接受缴纳的旱地稻草，每束约值一文足钱，一百束交纳枸杞子四茎，用来充作历年的供应，枣针一茎用来充作祭祀场院。稻草和柴蒿，每一束缴纳一文钱。细绢纟布绫罗，每匹缴纳十二文足钱。丝绵纟由线麻皮等，每十两缴纳耗损半两。鞋每量缴纳一文足钱。现钱每贯缴纳七文足钱。省库收纳这些钱物，原来的条例是：现钱每贯缴纳二文足钱，丝绵纳子每一百两缴纳耗损一两，其他各种匹段并不加耗损。"长兴二年，敕令说："从今以后各州府所交纳的旱地稻草，每二十束另外缴纳加耗一束，用来充作场司的耗损折算。"

潞王清泰元年，刘句命令判官仔细追究历年拖欠的数目，奸猾的官吏借征收责令、索取好处，所以保存这笔账。刘句详细奏报此事的情况，并且请求考察可以征收的督促加急，必定无法偿还的全部免除。韩昭允极力陈说这样做的好处，于是下诏说："长兴以前户部及各道拖欠的租税共三百三十八万，只是白白烦扰账簿，一律免除不再征收。"贫苦百姓非常高兴，而三司都怨恨这个决定。

致堂胡氏说："胥吏喜欢督促收租，本来是小人的常情。治理百姓的是士大夫，不体恤百姓，却把胥吏认为有利的手段当作生财之道、无穷的来源，那对胥吏又能责备什么呢！前代所著的法令说："凡是说到免税的，不得超过十分之四，每遇水旱灾害，允许诉说灾情损失，或者下达赦令全部免除。"而有关部门却像从前一样催征。农民不明白，就有了"黄纸放，白纸催"的歌谣，是因为不懂得法令条文。这就是说赦令施行一时的恩德，来收买人心；法令条文著明永久的制度，恐怕损失财赋。暗地里施行虐政，表面上施行恩泽，这难道是先王的用心吗！三司的官吏不肯免除拖欠，不仅是他们自己有利可图，也是因为上面的旨意，吝于给予而严于索取。这是百姓病入膏肓的病根。明宗能够免除二百万缗，潞王能够免除三百万石，难道不是衰乱时代的盛德之事吗？"

●卷四 田赋考四

○历代田赋之制

后

译晋天福四年，敕令说："凡是各道节度使、刺史，不得擅自增加赋役以及在县邑另外设立监督征收的机构。所交纳的田租，委托人户自己丈量自己核定数量。"

吴越王钱弘佐十四岁即位，问仓库官吏："如今储蓄积累有多少？"回答说："可以支撑十年。"钱弘佐说："既然这样那么军粮就充足了，可以放宽对我百姓的征收。"于是下令免除境内三年的税赋。

致堂胡氏说："钱氏在五代时期，不废除对中原朝廷的贡献，又与四邻交好，史官却说："自从武穆王以来经常以重敛来供奉奢侈生活，下至鱼鸡蛋类，一定挨家挨户每日索取。每鞭打一人来责令他偿还所欠，那么各案的官吏各自拿着账簿站在庭中，凡是一个账簿所欠的，唱出他所欠的多少，量定鞭打的次数，之后按顺序唱名鞭打，少的还要积累几十下，多的到一百多下，人们受不了这种痛苦。"如果这话属实，那就是搜刮到锱铢不留，挥霍如同泥沙，怎么能仓库有十年的储备，又能免除境内三年的税赋，那他抚养百姓也算是很优厚的了。所以按照史书所记载的，那么钱氏应当最先灭亡，却享国最久，为什么呢？因此司马光记载钱弘佐免税这件事，而《五代史》不记载；欧阳修记载钱氏重敛的暴虐，而《资治通鉴》不采纳，这些记载的真假就有了证据了。"

吴国徐知诰采用歙州人汪台符的计策，核定统一田赋，每正税一斛苗米，另外缴纳三斗，官府给予盐二斤，称为"盐米"。缴入仓库的又有"{〇废}米"。

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如今各地缴纳秋粮，一斛之外，就另外缴纳'盐米'三斗，也是从《五代史》记载的南唐才开始的。《江南野史》记载：李先主（李昪）在世时核定田产，从正斛之上另外缴纳三斗，在官仓领受盐二斤，称为'盐米'，百姓感到方便。等到周世宗攻克淮南，盐货就变得艰难，官府没有办法支付，到如今仍在缴纳，还有固定的制度，这件事与太宗朝的和买绢没有区别。"我考察《东斋记事》记载夏秋随带缴纳的物品，如盐钞之类，名目相当琐碎，庆历年间有关部门建议合并归为一个名目，来节省文书账簿。程琳担任三司使，独自认为仍旧维持原样比较方便，如果去掉了原来的名目，日后人们不知道，或者再摊派盐麴，那么就会造成重复征收。这也是深谋远虑的人。

宋咸淳六年，江东饶州乐平县士民上白帖子陈述说："恭敬地想到朝廷体恤百姓疾苦，近年以来，屡次下达宽厚的恩德，比如郊祀就预先免除明年的租赋，秋粮就极力免除斛面（量米时多取的部分）的索取，快意的条例规定，确实是从前所没有的，恩惠十分深厚。如今有五代以来所未曾免除的苛刻政策，四海之内所未曾有的暴重赋税，却唯独在这个小县得不到免除。倘若不率先开口陈情，那么疲惫的百姓将永远没有苏醒的日期了。私下看到五代暴虐的政策所兴起，江东、江西酿酒就有'麴引钱'，吃盐就要交纳'盐米'，供应军需就有'鞋钱'，缴入仓库就有'{〇废}钱'。宋朝拥有天下，太平百年，废除苛刻宽解民力，麴、盐、鞋、{〇废}的征收，一律削除。唯独盐、{〇废}米这一项，各路都没有，而江东独有；江东各郡都没有，而饶州独有；饶州六个县都没有，而乐平独有。查得本州原来开始征收苗税的定额有十八万，这是正数。乐平正税苗米二万七千五百多石，每石加征'盐米'四斗、'{〇废}米'二斗八升二合，于是一石正税苗米，不到三石就无法缴纳完毕。所谓正税苗米，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