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国用考一

译之地，所以要征税，就像後世的榷盐、榷茶之类一样。币馀则类似後世领用官府财物营运牟利的情形，所以要收取利息。利息也就是一种赋税，所以统称为九赋，而由太宰总管其大纲。

用九式来均衡节制财用：一是祭祀之式，二是宾客之式，三是丧荒之式，四是羞服之式，五是工事之式，六是币帛之式，七是刍秣之式，八是匪颁之式（“匪”，是分的意思，指颁赐财物），九是好用之式（指宴享、赏赐一类的花费。“式”是指用财的规范准则）。

太府掌管九贡、九赋、九功所征收财物的副簿，接受各类财货货物的收入，将其中的货物分发到收藏财物的府库（如同内府一样），将其中的财货分发到支用财物的府库（如同职内一样），凡是官府、都鄙的官吏及办事人员，其经费开支都由此支领。凡是分发财物，都依照法度制度授给；关市之赋用来供给君王的膳食服饰，邦中之赋用来供给接待宾客的费用，四郊之赋用来供给饲养牲畜草料的费用，家削之赋用来供给颁赐赏赐之用，邦甸之赋用来供给各项工程之用，邦县之赋用来供给币帛之用，邦都之赋用来供给祭祀之用，山泽之赋用来供给丧葬事宜，币馀之赋用来供给赏赐赐予之用。凡是邦国进贡的财物用来供给吊唁慰问之用（这是九贡的财物），凡是万民所缴纳的赋税用来充实府库（这是九职所得的财物），凡是九式支出以及吊唁费用有节馀的财物，用来供给玩好赏玩之用（意思是先满足九式及吊唁用度，充实府库後若还有馀财，才可以拿来供玩好，说明供玩好并非治理国家的正当用度）。凡是邦国的费用支出，都要从中取给，到年终就要根据财货货物的收入支出情况进行核算。

先父说：“《周官》所记天下的财用，只有三项：九贡是邦国进贡的财物，依照经文规定是用来供给吊唁慰问之用的；九赋是京畿以内的赋税，用来供给九式的费用；九职万民所缴纳的赋税，用来充实府库。这三项若有馀财，就用来供给玩好之用。虽说如此，邦国的进贡数量本来就很多，用于吊唁的费用能有多少，我担心是会有馀剩的；而京畿以内的赋税是有限的，九式所需的费用却又那样繁多，我担心恐怕是不够用的。”

玉府掌管君王的金玉玩好之物，凡是优质财货的收藏，凡是各地进献的金玉、兵器、文织、优质财货一类的物品，都由玉府接收并加以收藏。凡是需要用玉制作或赏赐的物品，也由玉府供给相应的财货。

贾山《至言》说：“从前，周朝天下大约分封了一千八百个诸侯国，以九州的百姓供养这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国君，役使百姓的劳力每年不超过三天，赋税征收十分之一，国君尚有馀财，百姓也尚有馀力，因而歌颂太平的声音四起。秦始皇则以这一千八百国的百姓单独供养自己一人，百姓力竭而不能承受这样的劳役，财物耗尽而不能满足他的索求。仅凭一人之身，凡他用来自我奉养的驰骋打猎等娱乐之事，天下都无法供应得起。”

汉朝建立之初，承接秦朝留下的弊病，百姓失去了产业，又遭遇大饥荒。天下平定之後，百姓没有一点积蓄，就连天

译子出行都配备不齐纯一色的四匹马拉的车驾（“醇”，是不杂的意思），而将相有的甚至只能乘坐牛车。皇帝于是简省法令、放宽禁令，减轻田租，而山川、园池、市肆等处租税的收入，从天子直到受封汤沐邑的封君，都各自有私人用来奉养自身的财源，不归入天子的国家经费之中。从关东漕运粮食供给京城各官署，每年也不过几十万石。文帝即位後，贾谊向皇上进言说：“汉朝建国将近四十年了，无论公家还是私人的积蓄，都还令人哀痛。”云云，皇上被贾谊的话所感动，开辟籍田，亲自耕种以劝勉百姓务农。

晁错劝皇帝招募百姓向边塞运送粮食，边塞可支用五年的存粮就补入郡县仓库，可支用一年的存粮，就随时予以宽免，不再征收农民的田租（详见《田赋门》）。

武帝时，太仓中的米因积存过久而腐烂变红、不能食用，都内府库中的钱因串钱的绳子腐朽而无法计数取用，于是对外用兵四方夷狄，对内大兴各种谋利之事。国家用度不足，便招募百姓缴纳奴婢来换取终身免除赋役，以及缴纳羊只可以得到郎官之职，又下令百姓可以购买爵位，设置武功爵（详见《鬻爵门》），铸造皮币、白金（详见《钱币门》），设置盐、铁、均输等官署，征收商车税、缗钱税，实行酒类专卖（详见《征榷门》）。

西汉掌管财用的官署共有三处：大司农（掌管国家公库），少府、水衡都尉（这两处是天子的私人财库）。所以桑弘羊说“山海天地所蕴藏的财物，应当归属少府，陛下不必将其视为私产，而应归入大司农”，毋将隆则说“大司农的钱财，自天子乘舆以下都不用来供给日常奉养，一切赏赐都出自少府”。这大概是不用国家根本的储藏来供给末节的花销，不拿百姓的财力来供给浮滥的费用，区分公私各归其属，以彰明正当的理财之道。又宣帝本始二年，动用水衡的钱财为平陵百姓修建住宅。应劭注解说：“官府的营建工程本应仰仗大司农拨款，如今却动用水衡的钱财，这是宣帝即位後的特殊举措。”

王莽末年，边塞驻军二十万人，全靠朝廷供给衣食，用度不足，屡次横加征敛。又对官吏百姓一律征税，按财产三十分之一征收。又命令从公卿以下直到郡县佩戴黄绶的官吏，都要负责饲养军马（颜师古说：“‘保’是不允许军马死伤的意思”），官吏又都转而将饲养任务摊派给百姓（转令百姓代为饲养）。百姓稍一动手便触犯禁令，无法从事耕作纺织，各种徭役繁重不堪，又逢旱灾蝗灾接连而至。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得不到俸禄，只得私自横征暴敛，百姓无以自存，盗贼于是纷纷兴起。

汉军进攻王莽时，当时宫中黄金一万斤为一匮的，尚（原文至此中断）

译有六十个府库，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各处都有若干府库。长乐御府、中御府以及都内、平准的钱财、布帛、珠玉等财物极多，王莽越发爱惜这些财物。他任命九位将军，都以"虎"为号，率领精兵东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留在宫中作人质。赏赐九虎手下的士兵每人四千钱，士兵们十分怨恨，没有斗志。

更始帝定都长安，住在安乐宫，府库财物完好无损，只有未央宫被烧毁，攻打王莽三天后，王莽死后，百姓便安居如故。更始帝到长安后，一年多政令教化都没能推行。第二年，赤眉军攻入关中，立刘盆子为帝，于是焚烧了长安的宫室和市井里巷，杀害了更始帝，长安变成一片废墟，城中没有人行走。

译东汉大司农掌管各种钱币、金帛等各类货币，每年四季初都要上报现有钱币的清单，其中拖欠未清的部分，各自另作说明。边境各郡的官员请求调拨物资的，都予以答复供给，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使各处相互调剂充足。设部丞一人主管府库钱财储藏，太仓令一人主管接收各郡国转运漕运来的粮食。

世祖建武六年，下诏田租按三十税一的旧制征收（详见《田赋门》）。

肃宗时，张林建议设置盐、铁、均输官（详见《征榷门》）。

过去大官署、汤官署每年供给的费用将近两万万，窦太后下诏裁减节省珍贵奢侈的开支，从此每年只用数千万。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每年一亿九十多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

桓帝时，段颎说："永初年间，各羌族部落反叛，历时十四年，耗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用兵七年，耗费八十多万亿。如今若用骑兵五十(千)、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三冬两夏，估计费用不下五十四亿。"

灵帝光和元年，开始在西邸开设卖官之例，从关内侯、虎贲、羽林等，都按等级交纳钱财入选。又私下让身边亲信卖公卿之位，公位千万钱，卿位五百万钱。

中平二年，征收修宫钱。

中常侍张让、赵忠劝说灵帝向天下每亩田地征收十钱的税，用来修建宫室。又命令西园的驺骑分道督促催缴，恐吓惊动各州郡，借机大肆收受贿赂。刺史、二千石官员以及被举为茂才、孝廉而升迁授职的人，都被责令交纳助军钱、修宫钱，大郡要交至二三十万，其余各按等级不同。凡是要去上任的，都必须先到西园商定价钱，然后才能离开，其中操守清廉的人请求不去赴任，也都被强行遣送上路。当时钜鹿太守司马直刚被任命，因为他有清廉的名声，减免其应交钱额至三百万。司马直接到诏令，怅然说："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反而要盘剥百姓，来满足当下的索求，我不忍心这样做。"他推辞说有病，朝廷不许。行至孟津，他上书极力谏诤当世的过失，随即服毒自杀。奏书呈上，灵帝为此暂时停止征收修宫钱。灵帝又在西园建造万金堂，把大司农所藏的金钱缯帛调来，堆满其中。又回河间买置田地房宅，建造府第楼观。灵帝本出身侯家，年少时贫穷，常常感叹桓帝不能自置产业，所以聚敛财物作为私藏，又把钱财分别寄存在小黄门、常侍处，各有数千万。

灵帝大量积蓄私财，搜刮天下的珍宝，每当郡国进贡时，都要先送入中府，名为"导行费"（中府即内府。导，是引导的意思，进贡朝廷之外另有一笔收入，是为了引导使所献的东西能顺利送达而设的名目）。

吕强上疏谏道："天下的财富，无不生于阴阳之间，最终归于陛下。既然归于陛下，哪有公私之分？可如今尚方署搜刮各郡的珍宝，中御府积聚天下的缯帛，西园抽调大司农的储藏，中厩聚集太仆的马匹，而运送到府库的物资，动辄都要另交导行费。调发繁重使百姓困苦，耗费多而所献少，奸猾的官吏借此谋利，百姓却承受其弊害。"奏书呈上，灵帝没有理会。

献帝即位后，董卓劫持迁都长安，董卓被诛杀，李傕、郭汜互相攻打，长安城中成了战场。当时一斛谷值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人吃人的惨事发生，白骨遍野。献帝拿出太仓的米豆为饥民熬粥，在御前亲自督察发放。等到东归洛阳途中到安邑时，御衣已经破旧不堪，只能靠野枣、园中蔬菜充作干粮，长安已成一片废墟。建安元年，车驾抵达洛阳，百官只能披荆斩棘找地方居住。各州郡都拥兵自重，供给运送不至，尚书郎官只好自己出去采摘野菜，有的甚至无法返回，死在废墟街巷之中。

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天下太平已久，财物充盈仓库府藏，宫廷装饰增添，服饰玩物交相辉映。于是王恺（字君夫）、石崇等人竞相夸耀比拼，

译车马服饰、鼎俎器皿之盛，几乎与皇室相抗衡，用金钱铺成道路，把珊瑚树打碎作乐。物极必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永宁初年，洛阳城中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一百多斛。惠帝的皇后北征时，途中在荡阴反被劫持车驾，寒天中只有桃子进御，一只鸡供膳，还有布被两幅、装钱三千的口袋，用来充作车驾的资费。怀帝被刘曜围困，晋朝军队屡次战败，府库钱粮已经耗尽，百官饥饿难耐，家家户户不见炊烟，饥饿的人相互残食。愍帝在长安时，饥荒仍然严重，一斗米值二两金子，死人过半，刘曜陈兵城下，内外断绝，只能捡拾饼渣麴屑供奉皇帝饮食，君臣相顾流泪。

元帝渡江后，士兵驻扎在荒草蛮夷之地，各地的赕布(贡布)不能作为常规标准，中府所储存的布只有四千匹。当时石勒勇猛精锐，横行淮南一带，元帝惧怕他侵犯逼近，于是下诏各地方镇，能斩杀石勒首级的，赏布千匹。

苏峻之乱平定后，府库钱粮空竭，库中只剩下白练数千端，卖也卖不出去，而国家用度却不够。王导对此忧虑，便与朝中贤士都用白练布做成单衣穿，于是士人纷纷争相效仿穿着，白练价格因此暴涨，朝廷便命主管官员拿出来卖，一端竟卖到一金。

晋朝自元帝寓居江左以来，侨置郡县，各处蛮夷洞穴中归附王化的部族，都按其轻重征收赕物(贡物)，以补充国用，历经宋、齐、梁、陈各朝，都沿袭而不改（详见《田赋门》）。

北魏自孝明帝正光年间以后，国用不足，于是先预先折算天下六年的租调而提前征收，百姓怨恨困苦，有关部门奏请停发百官应得的酒，估计一年可省下小米麴糵若干（详见《榷酤门》）。此后寇乱贼寇日渐增多，各路将领出征，接连败逃，府库空虚，有关部门又奏请把朝廷内外百官及各藩国使臣的口粮、肉食都削减三分之一，估计一年终了可省下肉一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北魏自永安年间以后，政事日渐衰败，寇乱频繁，农商都失去了生业。朝廷有征伐之事，都临时向百姓强行摊派，还是不够供应，于是命令所在地方轮流互相检举催缴，百姓愁苦怨恨，无法维持生计。六镇发生骚乱，纷纷相率内迁，寄食在齐、晋一带，齐神武（高欢）借此机会成就了大业。魏孝武帝西迁后，连年征战，黄河、洛水一带，又都变得空虚匮乏，于是迁都到邺城。当时随孝武帝西迁的六坊士兵不到一万人，其余的都北迁，一并供给日常口粮，选择丰收之地，折价卖绢买粮，以充实国家储备。在沿黄河渡口的各州，都设官仓储积粮食，以备漕运；在沧、瀛、幽、青四州沿海一带，设置盐官煮盐，每年收取盐税，军国所需资费，得以周全供给。

北齐武成帝时，用度日渐扩大，赏赐没有节制，府库不足以供应，于是削减百官俸禄，撤除军人常例口粮，并裁并州郡县镇戍的职位；又规定刺史、郡守兼任其他职务的一律不给僮仆（南齐时有僮仆，就像如今驱使的门仆一类），以此节省国家的费用。

隋文帝开皇年间，百姓承平已久，即使遭遇水旱灾害，户口仍逐年增加，各州调运物资，每年河南从潼关、河北从蒲坂运往京师，路上相连接，昼夜不断长达数月。文帝又亲自躬行节俭，更加宽减徭役赋税，平定江南之后，军队还朝，赏赐财物极为丰厚，此外出征所颁布的赏赐，也无不优厚崇重。开皇十二年，有关部门上奏说库藏都已装满，文帝说："朕既已减轻对百姓的赋税征收，又常常大量赏赐使用，怎么会这样呢？"回答说："支出的地方经常有支出，收入的地方经常有收入，粗略估算每年赏赐用度多达数百万段绢帛，却未曾有所减少。"于是又开辟左藏的院落，建造房屋来收纳。文帝下诏说："百姓富足之后才能施教，才知道廉耻，宁可把财富积蓄在百姓那里，不必藏在官府仓库中。"于

译是免除河北、河东当年田租三分之一，兵役减免一半，功调全部免除。炀帝即位后，户口更加繁盛，府库盈满充溢，于是免除妇女及奴婢、部曲的赋税。此后炀帝征伐游巡不止，租赋收入日渐减少，百姓怨恨反叛，以至于国家灭亡。

按语：古今称国家财计富足的没有超过隋朝的，然而考察史书记载，却看不出隋朝有什么使国家富强的方法。周朝时，酒有专卖之禁，盐池、盐井有官府管制，市场交易有税收，到开皇三年就都废除了。酒的专卖、盐铁的专营、市场的征税，这些是后世认为关系到国家财政重大来源的东西，而隋朝一概不取，那么其所依赖的就只有赋税而已。然而开皇三年把每人应交的一匹绢减为二丈，把每年十二番的服役减为三十天，这是采纳了苏威的建议。接着开皇九年，因为江南刚刚平定，免除赋役十年，其余各州也都免除当年的租税。开皇十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更加宽减徭役赋税，年满五十岁的百姓可以纳庸代役免除劳役。开皇十二年，下诏河北、河东当年田租减免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功调全免，那么隋朝在赋税方面确实是这样宽松简略。然而文帝受禅登基之初，就营建新都并迁居其中，接着平定陈朝，又接着征讨江南、岭南反叛的势力，那么这十几年间，营建修缮、征伐战事从未停止过。史书称文帝对有功之人的赏赐，从不吝惜，平定陈朝凯旋而归时，趁机大行庆赏，从宫门外沿街两侧堆满布帛，一直延伸到南城，依次颁发赏赐，所耗费用达三百多万段，可见文帝也未曾在用财上吝啬过。既然不是靠苛刻的赋税搜刮财富，又常有征伐劳役耗费财物，加上赏赐又不吝惜财物，那么用度应当空虚匮乏才对，为什么却能如此殷实富足呢？史书探求其中缘由却找不到，于是认为是文帝亲身践行节俭，六宫嫔妃穿洗过的旧衣，皇帝乘坐的车驾和使用的器物有破旧的，就随时命人修补继续使用，除非宴会款待否则每餐不超过一道肉菜，有关部门曾用布袋装干姜、用毡袋进献香料，文帝都认为是浪费，大加谴责。唉！由此可知《周易》所说的"以节俭制定制度，不损伤财物，不危害百姓"，《孟子》所说的"贤明的君主必定恭谨节俭、礼待臣下，向百姓征取有一定的制度"，这确实是有利于国家的良好法则，而不是迂腐空泛之谈。汉文帝、隋文帝两位皇帝都凭借恭谨节俭而使国家富足，汉文帝师法黄老之学，隋文帝依靠法律，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与圣贤之道暗合到这种地步。后世那些嘴上谈论孔孟之道而实际行管仲、商鞅之术的人，竟说"只要善于理财，即使用天下的财富奉养自己也是可以的"，他们那一党人于是提倡"国家丰盛富足，君王不必核算"的说法，用六经文饰、掩盖奸邪的言论，来贻误国家，等到考察他们富国强兵的实际效果，却远远赶不上隋朝，难道不荒谬吗！

唐贞观时，马周上疏说："隋朝在洛口设仓储粮，结果被李密所占用；东都储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所占据；西京的府库也成了国家可用的资财，至今还没用尽。假使洛口、东都没有粮食布帛，那么王世充、李密就不能聚集起大批人马。只是储蓄本来是有关部门的常规事务，应当等百姓有余力之后再加以征收，如果使百姓劳苦而强行征敛，反而是资助了盗贼，积蓄下来也没有益处。"

唐天宝年间以来，海内富庶殷实，天下每年的税收：租钱二百多万缗，粮食一千九百八十多万斛，庸调所纳的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多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万多端。天子沉溺于安逸享乐而用度不知节制，大体上花费的数目，常常超过收入，于是掌管钱财的臣子开始想方设法搜刮盘剥。太府卿杨崇礼苛细计较分毫，凡是有短缺损耗的，就督令州县补送，年年督促不

译止。他的儿子杨慎矜专管太府，次子杨慎名掌管京城仓库，也都靠苛刻严酷博取皇帝的宠信。王洪负责户口色役事务，让每年进献钱财上百亿万缗，这些不属于租庸正额的钱财，都堆积在百宝大盈库中，供天子私人享用。等到安禄山反叛，杨国忠认为正库的财物不能用来供给士兵，派御史崔众到太原去纳钱度僧尼、道士，十天才得到一万缗而已。自从两京(长安、洛阳)沦陷以后，百姓财物耗损凋敝，肃宗即位后，登记江淮富商的资产（详见《訾算门》），当时第五琦因为懂得理财而得到召见，请求在江淮设置租庸使。第二年，宰相裴冕因为天下用度不足，让各道招募人纳钱，发给空白的委任文书，授予官职勋位邑号，度化道士、僧尼多得不可胜数；纳钱百千的，赐予明经出身；出钱资助军费的商人，免除赋役。

按照旧例，天下的财赋归入左藏库，而太府按时上报数目，尚书省的比部核查其出入。当时京师的豪门权贵借取财物无法禁止，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请求把这些财物都归入大盈库，供天子赏赐之用，由宦官主管。从此天下的财富成了君主的私人储藏，有关部门无法计量核实其多少。

杨炎担任德宗的宰相后，上奏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是百姓的命脉，天下治乱轻重都系于此。先朝暂时的制度，让宦官掌管这项职权，区区五尺高的宦官掌握国家的财权，国家财政的丰俭盈虚即使大臣也无从知晓，无法核算天下的利害得失。臣请求把财权划出来，归还有关部门掌管，估算宫中的日常用度一年需要多少，按数量供给，不敢有所欠缺。"德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每年只是酌情取一部分收入大盈库，度支部门要先把具体数目上报朝廷。

当初，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度支使掌管朝廷内部财政。永泰二年，把天下的财赋、铸钱、常平仓、转运、盐铁分开，设置两个使职。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由转运使刘晏统领；京畿、关内、河南、剑南、山南西道，由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统领。等到第五琦被贬后，改由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与刘晏分别管理。当时回纥曾出力协助收复西京有功，代宗厚待他们，与其联姻，每年送去马匹十万匹，用缣帛一百多万匹作为酬付，而中原财力枯竭，年年拖欠马价。鱼朝恩、元载专擅朝政，皇帝诛杀了鱼朝恩，又对元载起了猜忌之心，君臣之间猜疑隔阂不协调，边防兵食搁置而不加讨论几乎有十年之久。各藩镇割据地方，互相勾结呼应，天天整治兵马修筑营垒，天子无法用法度约束他们，专心致志于祭祀祈祷，焚烧钱币玉帛，抄写佛经，度支部门供给僧人巫师的费用，每年多达数以万计。当时朝廷积压的事务很多，往往拖延经年也办不完，设置客省来安置滞留人员，凡上呈的奏章不值得采纳的、蕃夷贡使未得答复以及失职未获叙用的人，靠度支供养的多达数千百人。德宗即位后，任用宰相崔祐甫，把滞留客省的人清理遣散，靠度支供养的人也打发遣送，每年因此节省费用数以万计。

自从至德年间以后，天下兵祸四起，加上饥荒瘟疫，各种劳役并起，人口户数凋敝耗损，户籍田图变得空虚。军国的用度，仰仗度支、转运使供给，四方征讨的军镇又自行仰仗节度使、都团练使供给。征收赋税的机构有好几个，互不统属，纲纪法度大坏，朝廷无法监管各使职，各使职也无法监管各州。四方的贡献，都进入内库，权臣奸吏因此得以从中渔利，名义上是进献公物，实际上是私自贪污盗窃，动辄数以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这些驻有重兵的地方，都优厚地供养自己，上缴朝廷的赋税所得极少。名目繁多的征敛有几百种，废弃不用的没有被削除，繁重的也没有取消，新旧税目层层堆积，多得没有边

译际。百姓耗尽了血汗，卖掉自己的亲人，按旬按月缴纳赋税，从没有休息的时候。官吏借着苛政，蚕食百姓，富有的人能够免除，贫穷的人被迫承担，所以正税在名义上得到减免，而实际的赋税负担却在底层不断增加。杨炎担任宰相后，于是请求实行两税法来使赋税平均，从此以后官吏不能借机作奸，财权归还朝廷（详见《田赋门》）。

当初，德宗驻扎在奉天时，储蓄空虚窘迫，曾派士兵去侦察敌情，士兵因为寒冷向他讨要棉衣，却无法给予，只能把亲王腰带上的金饰剔下来卖掉。朱泚之乱平定后，德宗便一心聚敛财物，除正常赋税之外，各地的进奉不断。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其他像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等人都竞相邀取皇帝的恩宠，把正常赋税拿来进贡，美其名曰"羡余"，到交接职务的时候又有所谓的"进奉"。户部的钱物，各地州府及巡院都可以擅自截留，有的假借密旨加以征敛，有的克扣官吏的俸禄，有的贩卖蔬菜水果，往往私自据为己有，真正进贡的才十分之二三，却没有人敢过问。刺史及幕僚甚至靠进奉而得到升官。接着裴延龄当权，更加为天子聚敛私财，百姓深受其苦，又设立宫市（详见《征榷门》）。

朱泚在长安僭越称帝，占据了府库的丰厚财富之后，不吝惜金帛，用来取悦将士。留在城中的公卿家属都发给月俸，跟随皇帝车驾及哥舒曜、李晟的神策军和六军将士都发给衣食粮饷。加上修缮兵器甲仗，每日耗费很大。等到长安平定，府库还有剩余的储蓄，见到的人都追怨有关部门此前横征暴敛。

裴延龄掌管度支，上奏说："左藏库的账目大多有遗失，最近因为检阅使清点造册，竟在粪土之中找到白银十三万两，其中的匹段杂货价值一百多万，这些都是已经被丢弃的物品，也就是所谓的羡余，应该全部转移到杂库，以供皇帝特别下令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服气，上表说这些都是每月上报在册的现存财物，请求核实查验。执政大臣请求让三司详细复核，皇帝不允许，也没有治韦少华的罪。

司马光曾说："上天所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官府，就好比雨水，夏天雨水多则秋天必然干旱。"这话说得好啊。后世那些贪欲多的君主、聚敛的臣子，苛捐杂税横加征收，百姓承受不了却又无处诉说，于是对外就擅自截留正常赋税作为进奉，对内则虚报现存财物作为羡余，说穿了不过是上下之间自相欺骗掩饰罢了。德宗借用兴兵用度不足的名义，推行间架税、除陌钱等各种毫无章法的征敛，却仍然不能稍微丰厚泾原军士的粮饷，以致酿成奉天之难，甚至把丰厚的府库财物拱手留给朱泚。朱泚之乱平定后府库还有盈余，人们都追怨此前的横征暴敛，而德宗却正惩戒于奉天储蓄空虚窘迫的教训，更加致力于聚敛积蓄，却不知道招致祸难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财物，而是因为只知道聚敛却不知道散发，这才是招致怨恨的根源。这样不明事理的君主难道值得与他谈论治国之道吗？

宪宗时，把天下的赋税分为三部分：一是上供朝廷，二是送使（节度使留用），三是留州（本州留用）。宰相裴垍又下令各道的观察使、节度使的费用从所辖州取用，不足的从属州取用，送使剩余的与上供部分都送交度支。当时因承袭德宗府库的积蓄，天子颇能致力于俭约。等到刘辟、李锜之乱平定后，他们的资财府库都收归内库。方镇于頔、王锷进献的财物非常丰厚，皇帝接受了，李绛说这样做不合适，皇帝叹息说："我确实知道这不是最高的德行，然而两河一带是中原贡赋之地，很久没有前来朝觐了，河、湟一带也已沦陷，边境烽火警戒线摆在近郊，我正要洗刷祖宗的耻辱，不忍心再向百姓加重征敛。"然而他不知道这些进献实际上

译取自百姓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此后，皇甫镈、王遂、李元素、程异等人当权，更加致力于聚敛，各道的进贡尤其严重。

会昌末年，设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部门的钱物。宣宗改名为延资库。起初由度支郎中兼管，到这时改由宰相兼管，其职责更加重要。户部每年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使每年送三十万，各道进奉资助军费的钱财都输入其中。

元和年间，供纳每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数一百四十四万，只有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靠官府供养的军队有八十三万，比天宝年间多出三分之一，平均两户供养一名士兵。京西北、河北因为屯田范围广，不需要上供。到长庆年间，户数三百三十五万，而军队九十九万，大约三户供养一名士兵。到武宗即位时，户数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年，户数增加到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收复河、湟之后，天下的两税和榷酒、榷茶、榷盐，每年的钱收入九百二十二万缗，而每年的常规支出往往还要多出三百多万，有关部门要靠预先支用后一年的收入才能维持，等到各地盗贼四起，各藩镇也不再向朝廷上报账目了。

李吉甫编撰《元和国计簿》以及在中书省的奏疏中，把天下郡邑户口财赋的收入与官吏俸禄、军队粮饷、商贾、僧道的数目相比较，大致是两户人家供养一名士兵，三个务农的人供养七个游手好闲的人。

后唐庄宗灭亡后梁之后，宦官劝皇帝把天下的财赋分为内府、外府，州县上供的财物归入外府，充作日常开支费用；藩镇进贡的财物归入内府，供宴饮游乐及赏赐身边亲信之用。于是外府常常空虚耗尽没有剩余，而内府却堆积如山，等到有关部门操办郊祀大典时，竟拿不出犒劳军队的钱。郭崇韬颇受各藩镇的馈赠，有人劝谏他，郭崇韬说："我身兼将相之职，俸禄赏赐已达巨万，哪里还需要借助外财？只是伪梁时期，贿赂之风盛行，如今河南各藩镇都是后梁的旧臣，是当今皇上的仇敌，如果拒绝他们的心意，能不使他们心生恐惧吗？我只是替国家把这些财物暂存在自己的私宅罢了。"到这时，他率先献出犒劳军队的钱十万缗，趁机对皇帝说："臣已经倾尽家财，来资助这次大礼。希望陛下也能拿出内府的财物，来赏赐有关将士。"皇帝沉默了很久，说："我晋阳自有储蓄，可以命租庸使运来资助此事。"于是取用了李继韬私宅中的金帛数十万来补充（李继韬当时因谋反已被诛杀）。军士们都不满意，从此开始怨恨而心生离意。

潞王从凤翔起兵时，曾许诺士兵进入洛阳后每人赏钱一百缗。等到抵达洛阳后，清点府库实存的金帛不过三万匹、两，而犒赏军队所需的费用应当用五十万缗，于是向京城百姓征收财物，几天下来仅得数万缗。执政大臣建议按房屋数目摊派，不论士人还是平民百姓，凡是自己居住或租住房屋的都要预借五个月的租金，想方设法搜刮百姓财物，才凑到六万。皇帝大怒，把这事交给军巡使追查，昼夜督责，牢狱中关满了人，贫穷的人有的甚至上吊自尽，而军士们在集市游荡却都面露骄横之色。当时把左藏库的旧存财物以及各道的进贡全都用尽，甚至太后、太妃的器物服饰、发簪耳饰也都拿出来变卖，才凑到二十万缗。皇帝为此忧虑，李专对皇帝说："我私下认为自长兴末年以来，赏赐频繁发放，士卒因此变得骄纵。接着又有山陵营建和出兵征讨的花费，府库财物于是枯竭。即使有无穷无尽的财物，终究也满足不了骄纵士卒的欲望，所以陛下才能在危困之中拱手而得天下。国家的存亡，并不专门取决于丰厚的赏赐，也在于修明法度、建立纲纪。陛下如果不改弦更张、避开前车之覆辙，臣恐怕只会白白地使百姓困苦，国家的存亡也就难以预料了。如今财力已经用尽于此了，应当按现有的财物平均分

译给士兵，何必非要兑现当初的许诺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但军士们贪得无厌，仍然心怀怨恨。

宋太祖乾德三年，下诏各州除去日常开支经费之外，凡是金银布帛都要送往京城，不得擅自扣留。自唐末兵乱以来，各地藩镇都截留财赋自行供养，称为"留使""留州"，真正上供朝廷的极少。五代时国土疆域窄小，藩镇势力却更加强大，往往让部下将领掌管盐场、坑冶等场院，横征暴敛来供养自己。太祖深知这些弊端，此后藩镇郡守出缺时，逐渐改命文臣暂时掌管当地的场务，或者派京朝官、朝廷大臣去监督管理，于是外地藩镇的权力被削弱，利益归于朝廷，各种条例禁令和账簿文书，也逐渐变得精密细致。

乾德六年，下诏各州通判、掌管粮食的官员到任后，都必须亲自检查核对账册所列的官方财物，不能只依靠主管官吏所呈报的文书作数。

这一年，设置封桩库。宋初，各地贡赋都收入左藏库，等到平定荆湖、攻下西蜀之后，储积财物充裕有余，才开始在讲武殿另设内库，称为"封桩库"，用来储备每年的盈余以备用度。

太祖曾说："军事和饥荒，应当预先加以准备，不能等事到临头才向百姓加重征敛。"于是设立了这个库。太宗又设置景福殿库，隶属于内藏库，挑选收纳各州的上供物资，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这是考虑到掌管财政的臣子不能节约有度，将来用度出现短缺，就又要向百姓加重赋税征收了。朕终究不会用这些财物来满足自己的嗜好。"自乾德、开宝年间以来，用兵征战以及水旱灾害的赈济、恩泽的赏赐，凡是有关部门核算用度有所欠缺的，一定登记造册，向内藏库借贷，等到赋税收入有盈余时再偿还。淳化年间以后的二十五年间，每年借贷上百万，有时多达三百万。多年不能偿还的，就把账目一笔勾销。

止斋陈氏说："宋朝初年平定各割据政权后，把各国所收藏的财赋全部收归内藏库。此后，常常把州县的上供财物拨入内藏库，而且数量不固定，掌管府库的官员常常为此进言，皇帝也不深加追究。大概祖宗兴盛之时，内藏库只是收纳日常开支之外的剩余财物，或是坊场的税收利润，不论多少，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数额。熙宁二年，才命三司户部判官张讽核实账目，张讽核算自嘉祐年间到治平年间十年以来输送的数目，以及现存的四川一路的金银，自皇祐三年起都一并纳入内库，其余福建、广东、淮南、江南东路的收入则各自另设名目分别隶属。而这十年间所收入的数目很不一致，于是下诏此后一律纳入左藏库，每年从左藏库拨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入内藏库，从此成为固定的定额。然而张讽最初上奏时，治平以前各路所进的坑冶、山泽、河渡的税收利润，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既然已经合并为原有的定额了，后来中书省又重新请旨，规定各路提点银铜坑冶司所辖的金银场冶税利一律依照旧例，全部上供纳入内库，那么坑冶方面的收入就不再计入左藏库年度定额之内了。从此各种条例制度更加严密，这都是王安石所推行的。元丰元年，敕令各路上供的金银钱帛，凡应送入内藏库的，委托提点刑狱官员催督，凡擅自折变、挪用、截留的处以两年徒刑，即使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元祐年间，下诏各路坑冶的税收利润中七分起运送往内藏库，三分充作漕运经费，靖康改元后，三分也全部输入内藏库了。"

开宝元年，下诏各地供给车船运送上供的钱帛。

止斋陈氏说："宋朝初年上供的数额随每年的收入而定，起初并没有固定的制度，其中大项在于粮食、布帛、银两、铜钱以及各路的运米船队。《会要》记载：开宝五年，命令汴河、蔡河每年运送江淮的米数十万石到京城充作军粮；太平兴国六年，规定每年运米三百五十万石；景德四年，下诏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到景德二年终这十年间的中间数额，定为年度定额，上供六百

译万石。米纲(运米船队)确立定额从此开始。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下诏五路的粮食储备已经有了定额，其余尚无明确条例，于是把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数额最多的一年定为定额，那么银纲确立定额也是从此开始。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确立固定的钱额，此后每年都依照这个数额起运，那么钱纲确立定额也是从此开始。绢绵纲虽然无从考证，但按咸平三年三司最初核定的数目，那么也是有年度定额的。然而前朝理财务求宽厚，随时增减，并非一定要竭泽而取。上供数额的增加始于熙宁年间，虽然并非旧制，但情形还不算严重。崇宁三年十一月，才开始设立上供钱物的新标准，从此负担更加沉重。宣和元年，户部尚书唐恪核算各路上供钱物的数目：荆湖南路四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万贯、疋、两，利州路三万二千五百一十八贯、疋、两，荆湖北路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贯、疋、两，夔州路一十二万三百八十九贯、疋、两，江南东路三百九十二万四百二十一贯、疋、两，福建路七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七贯、疋、两，京西路九万六千三百五十一贯、疋、两，河北路一十七万五千四百六十四贯、疋、两，广西路九万一千九百八十贯、疋、两，京东路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四贯、疋、两，广南东路一十八万八千三十贯、疋、两，陕西路一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九十八贯、疋、两，成都路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五贯、疋、两，潼川路五万二千一百二十贯、疋、两，两浙路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八贯、疋、两，淮南两路一百一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贯、疋、两，而各种斛斗、地方杂税还没有计算在内，其征收百姓的程度已经到了极点。如今国家版图仅有承平时期的一半，而赋税收入却超过了宣和年间的数目，虽说是供应军需，出于不得已，但终究不是爱惜国家根本的做法，这正是宽减民力之说所以应当作为当务之急的原因。"

按语：止斋这段话足以说明宋朝上供制度的来龙去脉。上供之名始于唐朝中叶，大概是因为大规模叛乱之后，赋税收入散失流散，国家财政拮据日不暇给，无法详加核实，加上强大的藩镇擅自专权，朝廷无法加以控制，因此才制定了上供的办法，也只能取其中的三分之一。宋朝兴起后，既已削夺了地方州镇的兵权，任命文臣治理各地藩镇，遵循法度依理行事，加上又承平百年，户籍田图已经固定，大权集中于朝廷，既不敢像唐朝那样藩镇专擅以自肥，进献有一定的章程，又不至于像唐朝那样纪纲败坏而难以核查，所以即使按账簿核算索取，锱铢必较全部收归朝廷，也未尝不可。然而宋朝仍然保留上供之名，酌取其中的数目，定为年度定额，而剩余的利益则交由州县自行储管，这其中大有深意：一是州郡有了固定的储备，可以应付意外不测的紧急情况；二是在理财方面从宽处理，暗中体恤百姓。执行朝廷政令、宣扬教化的地方官，如果幸运地遇到清廉正直、仁慈厚道的人，那么在上供输送之外，还能时常宽减赋税施行仁政；如果不幸遇到贪婪放纵奢侈的人……

译这一类的人，那么在计算宽裕之余，也不至于苛刻剥削来肆意害人，这就是所谓减损上级利益而增益下面百姓的做法啊。唉，真是仁德啊！

六年，下令各州原本属于公使的钱物全部收归中央，不得随意支用花费。用留州钱物全部收归中央，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译止斋陈氏说："自从唐末各方镇大量征敛以谋私利，上交朝廷的贡赋很少，有的私自收受贿赂，就借口称作贡奉，到这时才全部纳入朝廷（系省）掌管。按：後唐天成年间的宣命，在系省麴钱上，每贯只留二百文充作公使钱。同光二年，庸租院上奏，各道如果再借口简置官员，就命令自己承担供给，不得径直支用系省的钱物，那么系省这个名目由来已久，然而当初并未建立拘辖钩管的制度，只是不许乱花罢了。淳化五年十二月，才设置各州应在司，具列原管、新收、已支、现存的钱物申报尚书省。景德元年，又设立簿籍，登记拘管历年的应在钱物。虽然有这道命令，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三司使丁谓上奏建立转运司互相比较上奏、省司进呈增亏赏罚的办法。然而承平已久，国家推行宽大之政，各郡钱物往往积压滞留，转运使吝惜财物，不肯起运发送，而省司也完全不去查究详情。魏羽在咸平年间就说，淳化以来收支数目积压堆积却理不清，名义上主管财计却不知钱财的出纳情况。王随在景德年间说，咸平以来未见钱物的着落，各州接到皇帝指挥，大多不肯上报，有的上报也大多粗疏，以致核查勾销无法办到。范雍在天圣年间又说，自太平兴国以来从未核销核实，还另有储藏留存，倍加不少。天圣到嘉〇四十年间，理财的诏令屡次下达，只是徒有清查搜括的空文，设立了却不施行，由此可见开国以来一直到至和年间，天下的财物都藏在州郡之中。祖宗深厚的仁德恩泽，由此可见了。熙宁五年，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五房公事、判司农寺曾布上奏说：'我认为四方财物，被侵吞挪用、错乱失误，混乱得无法知晓，三司虽然有审核复查的名义，却不再查阅，只是一纸空文。自天圣九年以来，上下因循苟且，全无检点，纵然有大规模的侵吞欺瞒，也无从查举揭发，弊端因此越来越多。'于是请求专门设置一个司来清查天下的账籍。自从专门设置了这个司，接着又设立旁通细目，天下财利便没有遗漏，而公使钱才开始确立定额，从二百贯到三千贯为止。州郡的收入，才有醋利、房园、祠庙的利钱，称之为'收簇'，郡守受此约束窘迫，屡次上奏陈情（比如本州规定的公使钱额为一千贯，就先计算该州原本征收的坊场、园池等项的课利钱有多少，再用不系省的钱补足额定的数目。然而各项课利钱历年所收不一，有的亏折达不到原额，而所支的不系省贴补的钱又不再增加，这样比起额定的数目就有不到一半的，这就是他们感到窘迫拮据的原因）。後来又把在州的各种钱财归并为一体，封存桩留以便调用，用不完的钱就起运发送。当初，嘉〇年间茶法通商，于是把六路的茶本钱、茶租、茶税钱封存桩留以便调用，如果擅自动用支用，就要罢黜降职，不受自首、迁官、去官、赦降原减等规定的限制。到这时，就把七路的各种钱财都依照通商茶法办理了。元丰五年，又把上供年额之外，凡是琐碎细小的钱定为无额上供（指坊场税钱、增添的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造的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的钱、代支失陷的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大概是先有系省，然後才有应在司，先有应在司然後才有封桩，先有封桩然後才有起运发送。到熙宁、元丰年间的系省，起初并没有固定的名目，应在司最为冗杂繁多，这就是元〇年间群臣深深归罪于王安石纷纷更改旧制的原因。"

又下诏各州郡守臣，除了圣节进奉之外，其馀各种进奉钱物一律留在本州掌管，不得押送前往京城。圣节进奉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止斋陈氏说："我谨按李焘的《续通鉴》、熊克的《九朝要略》，都在乾德三年三月平定蜀地之後记载：诏令各州计量核定经费

译之外，凡是金帛都要送往京城，于是地方的权力削弱而利益归于朝廷了。这大概是根据本志所修撰的内容，而《实录》中却没有记载。我私下考察建隆年以来，凡是上供的纲运都有原本下达的指挥，唯独没见到这一条规定，只有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的敕令，令川陕的钱帛由本路转运司计量核定，只留一年的支用储备，剩馀的数目计成纲运起运发送到京城，不得占用留存，这大概是平定蜀地之後的事。其馀各州要经常认真核算，在州以三年的准备为标准，此外县镇为两年，偏僻的县镇为一年，河北、陕西沿边各州不受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一向便钱，州的月帐之内把现钱除去一半支付之外，都要开具单独的状文申报奏闻。各州应有的钱物应当供报文帐，都在各种类目的总数之下，具体说明原管的年代、应当归本州支用、需申报省的部分，等到申报到省之日，若有不属于本州支用及数目浩大、本处核算年积多而支用不完的，就下达转运司及本州酌情商议，调剂支配。三司根据在京所需的金银钱帛各种物色，就分门定式颁下各州府，具列金银钱帛粮草收入、支出、现存三项的清单数目，其中现存项内开列约定支用的年月，省司就根据短缺剩馀的数目下达各路转运司调剂支配，以及行文本州调运送往京城。如有核算不足的地方，允许用收到的各种课利钱来筹措桩留，以此参照检验这一年进奉的约束办法。加上景德元年李焘所奏的内容，足以说明国初从未致力于掏空地方以充实京师，如今依从《实录》所记。"

按：乾德三年有诸州金帛全部送往京城的诏令，如今又有这道诏令，看起来似乎前後不同，止斋于是就以《实录》未记载前一道诏令而生疑。这是因为唐末各方镇竟至擅自截留上供的赋税，是由于朝廷威令不能推行的缘故；宋朝兴起後州郡不敢私自动用留州的钱财，是因为纲纪已经确立的缘故。既然想要矫正旧日的弊端，就不能不下达乾德年间的诏令；然而纲纪既已振兴确立，官吏都知道朝廷的存在，那么把钱财藏在州郡也无妨，以备不时之需，本来就不必都要输送京师才算作天子的财物。

诏令官府收取仓场头子钱的一半（头子钱的本末详见《田赋门》）。

●卷二十四 国用考二

○历代国用

宋朝兴起之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都号称富强，相继归降依附，祖宗依据这些积蓄，用恭谨节俭、简易的办法来守成。当那时，天下人口还很少，而供养的军队还不算很多，任用的官员还不算很冗滥，佛老之徒还不算很兴盛，对外没有向夷狄进献金帛的耗费，百姓各自安于自己的生计，不追求巧诈虚伪、放纵奢侈，所以上下供给充足，府库钱财充盈有馀。承平的日子既久，户口逐年增加，兵籍日益扩大，官吏人数日益增多，佛老、夷狄侵蚀损耗中原，朝廷的费用，比过去多出好几倍，百姓也逐渐变得放纵奢侈，于是上下开始为财用所困了。仁宗承继大统，各项开支渐渐增多，天圣初年，才命令有关部门取景德一年的用度，与天禧年间的支出相比较，削减那些不急需的开支。当初，自从祥符年间天书降下以後，斋醮糜费的开支很多，到这时才大力削减斋醮宴赐的开支，以及减少各宫观的卫卒。从此，道家的供奉有了节制，土木营建的费用也节省了。到宝元年间，陕西用兵，各种调度纷纷而出，朝廷的费用更加浩大，贾昌期上奏说："江淮每年运粮六百多万，用一年的收入，仅仅能供应一个月的用度，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军旅，三分之一用于冗滥的耗费，先前所积蓄的，用不了几年就要用尽。天下长久没有战事，可是财物既不藏于国库，又不在百姓手中，倘若有水旱、兵戎的紧急事变，将拿什么应对呢？"于是商议削减冗滥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