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征榷考四

译萍氏负责稽查酒类买卖、节制饮酒（"几"，是指稽查那些卖酒过多或在不该卖酒的时候售卖的人。"谨"，是指使百姓节约用酒、不经常饮酒）。

译汉文帝即位，赏赐百姓布五日（〇，就是布。天子的恩德遍布天下，百姓聚在一起饮食庆贺，称为〇）。

汉朝建立以来，有酒类酤卖的禁令，其法律规定：三人以上无缘无故聚众饮酒的，罚金四两。

文帝十六年九月，下令天下大〇（大摆酒宴庆贺）。

後元年，文帝下诏告诫不要用酿酒醪来浪费粮食。

景帝中元三年，夏天大旱，禁止酤卖酒。

後元年，夏天，天下大〇（大摆酒宴），百姓得以酤卖酒。

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榷酒酤）。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下诏命有关官员询问郡国所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了解百姓的疾苦，於是撤销了榷酤官，这是听从了贤良文学之士的建议。命令百姓可以依法自行申报缴纳租税，卖酒每升收四钱。

颜氏说："占，是指自己估量实际情况，确定申报的说辞。武帝时赋税繁重，在法律规定之外另行征收，如今才开始恢复旧制。"

公非刘氏说："罢除榷酤、依法占租、卖酒收钱，其实是一件事。所谓'以律占租'，是说命令百姓卖酒，按所得利润自行申报并缴纳租税。如果申报不实，就依法论罪。租，就是卖酒所征的税。卖酒每升四钱，是为了限制百姓不能获取过厚的利润。《王子侯表》中记载，旁况侯殷因放贷收取利息而不申报租税，被免去侯爵，其含义与这里的占租相同。"

先公说："按：'租'字在古时恐怕是指钱货所值的名称。如《食货志》中贾谊进谏说：'依法使天下人公开可以雇佣他人铸钱并收取租金。'颜师古注解说'雇佣的酬劳，或以其本钱收取租息'，就是这个意思。"

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後，开始设立新法，由官府自行酿酒出卖。

义和鲁匡进言说："山泽、盐、铁、钱币、布帛，以及五均赊贷之法，都掌握控制在官府手中，只有酒的酤卖尚未加以官营控制。《诗经》中说'如果没有酒就去买来'，而《论语》中却说'从市上买来的酒不吃'，这两者并不矛盾。《诗经》所说的是承平之世，酒的酤卖由官府经营，酒味调和适口，可以用来待客宴饮。《论语》所说的是孔子处在周朝衰乱之时，酒的酤卖掌握在民间，酒味淡薄劣质、不诚实可信，因此孔子疑虑而不食用。如今若断绝天下酒的供应，就无法用来行礼相待、供养宾客；如果放任不加限制，就会耗费财物、损害百姓。请依照古法，命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大致每开设一处卢舍就可以卖酒（如淳说："卢，是店铺的场地。"臣瓒说："卢，是酒瓮。"师古说："卢，是卖酒的场所，因其一边高起，形状像铁匠的炉子，所以取此名。"）以卖出五十酿为标准。一次酿酒用粗米二斛、麴一斛，能酿成酒六斛六斗。各按照当月初一的米麴市价，一并计算价钱後平均分为三份，以其中一份作为一斛酒的平价。除去米麴的本钱，计算所得利润後分为十份，其中七份上交官府，其馀部分连同

译酒糟、〇（醋浆，音同"才代"反切）用来支付工匠器具、柴薪的费用。"义和设置命士督察五均六斡（官营专卖）事务，各郡设置数人，都任用富商大贾担任。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〇的姓伟（复姓姓、名伟）等人，乘坐驿车四处谋取利益，交相往来遍及天下。他们趁机与郡县官吏相互勾结舞弊，多设虚假空账，府库储藏名不副实，百姓因此更加困苦。王莽知道百姓深受其苦，又下诏说："盐，是食物中的主将；酒，是百药之长，也是喜庆宴会不可或缺之物；铁，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名山大泽，蕴藏着丰饶的物产；五均赊贷之法，是百姓借以调剂平衡、〇以供给赡养的手段；铁器布帛铜器冶铸，用来流通有无，供应百姓所需。这六样东西，不是普通编户齐民所能自家生产制作的，必定要在市场上〇（购买），即使价格贵上数倍，也不得不购买。豪强富商，就借机要挟贫弱之人，先圣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要加以控制经营。每设一项专营，都制定相应的科条来防范禁止，违犯的人罪至处死。"然而奸吏与狡猾的百姓互相侵夺，众多百姓各自都不能安居乐业。

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下诏说兖、豫、徐、冀四州因雨水过多损伤庄稼，禁止酤卖酒。

顺帝汉安二年，禁止酤卖酒。

桓帝永兴二年，因旱灾蝗灾饥荒，禁止各郡国卖酒，祭祀所用仅够裁量使用。

汉朝末年，曹操上表奏请酒禁，孔融与他争辩此事。

後赵石勒因百姓刚刚恢复生业，积蓄储备尚未丰足，严格制定禁止酿酒的法令。施行数年後，再没有人酿酒了。

致堂胡氏说："用兵打仗时粮食供应最为紧急，所以要禁酒，因为酿酒会耗费米粮。而後世正当崇尚武力用兵之时，却反而从酒中牟取利益，剥夺百姓酤酒之权而由官府专营，比承平时期加倍征收利益；而军队屯驻的地方，又允许设置场所自行酿酒，争相竞逐利益，说这样足以充实军费、节省民力，难道是古今世事变化不同的缘故吗！不然，为什么曹操、石勒能够推行禁酒之法，而後世的君子却不能呢？"

宋文帝时，扬州发生大水灾，主簿沈亮建议禁酒。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後魏明帝正光年间以後，国家用度不足，有关官员奏请停止百官日常供给的酒，估计一年可以节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〇〇（某种谷物）五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中四时郊庙祭祀、百神郡祀依照旧例照常供应经营，边远蕃邦使者的接待也不在停止的限制之内。

陈文帝时，虞荔因国家用度不足，奏请设立榷酤专卖的科条。天嘉二年，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隋文帝开皇三年，此前一直沿袭北周末年的弊政，官府设置酒坊收取利润，到这时，废除了酒坊，让百姓一同经营酒业。

唐朝初年没有酒禁。乾元元年，京城酒价昂贵，肃宗因粮食供应正感困窘，於是禁止京城酤酒，约定到麦子成熟时再恢复如初。乾元二年，遇上饥荒，又重新禁止酤酒，除了光禄

译寺祭祀、宴请蕃邦使客之外，都不用酒。

代宗广德二年，下敕命令天下各州各自酌量核定酤酒户数，按月缴纳税款。除此之外不论公私，一律禁止断绝。

大历六年，核定分为三等，按月征收税钱，一并折充布绢进献朝廷。

德宗建中元年，废除了酒税。建中三年，又重新规定禁止百姓酤酒，由官府自行设置店铺酤卖酒，所得利润用来补助军费，每斛收取三千文，由州县总管统领，稀薄掺假私自酿酒的人依法治罪。不久因为京城是四方汇聚之地，废除了专卖。

致堂胡氏说："由古代圣王所建立的良好政策，後世很少有人能够遵行，认为时代不同、事情各异，不能死板拘泥、一成不变。由聚敛之臣兴起的不良政策，後世大多不肯改变，认为这样可以富国强兵、供给充足，不能已经拥有了却又放弃它。榷酒榷茶、征收车船税、〇（管控）山泽之利，是古代圣王所不做的事，而後世却把它当作巨大利益的来源，设置官府、订立法令，防范严密，搜刮殆尽，甚至超过正常赋税，一旦有所松懈废弛，立刻就会显出财用匮乏。殊不知三代的天下，也就是後世的天下，同样要供养官吏，同样要用兵作战，同样要赈济水旱灾害，同样要与四方夷狄交往，所依赖的仅仅是贡赋、助耕、十分取一的赋税就足够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取用有制度，花费有节制，量入为出，没有奢侈浪费，那么贡赋、助耕、什一之税就绰绰有馀了。如果花费没有限度，征求没有节制，贡赋、助耕这些常法就无法支撑，就必定要一再专营专卖、一再征收算赋、一再〇（管控），向富家借贷，向大商旅征收陌钱，多到数倍，加到十倍百倍，於是财力枯竭、百姓背叛，甚至连整个国家都因此丧失。所以懂得治国大体的人，想要废除官府专卖酒的制度，让百姓自行经营，而适度收取其中的利益，虽然还没有完全符合古代制度，也算是使百姓宽裕、去除奢靡的一个渐进的办法了。德宗全部废除专卖，这是好的做法，但不久之後又急切地与民争利。所以知道全部废除专卖，还不如不实行专卖而把利益让给百姓来得好。"

贞元二年，重新禁止京城、京畿各县卖酒，天下设置店铺酤卖酒的，每斗征收榷税一百五十钱，酤酒户可以免除其他杂役差事。只有淮南、忠武、宣武、河东实行麴的专卖而已。

按：从前有人举出杜子美的诗，认为唐代酒价每斗为三百钱。如今征收一百五十钱的榷税，那就是要把一半的钱交给官府了。

宪宗元和六年，京兆府上奏说："征收榷酒钱，除了正式的酒户之外，其馀一律随两税、青苗钱按贯数平均摊派征收。"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元和十二年，户部上奏说："依照敕文规定，凡是已经摊派给民户征收榷酒钱的地方，就不得再设置官营店铺专卖酒；其中或许有些州府先前没有摊派给民户征收榷酒钱的，那就必须实行专卖。请委派州府长官根据当地钱款数额，估算米麴的时价来收取利润，达到定额就停止。"

太和八年，於

译是废除了京城的酒类专卖。天下征收的榷酒钱共计一百五十六万馀缗，而酿酒的费用占了其中三分之一，贫困户逃避酤酒的还不在其中。

会昌六年敕令："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麴的专卖，并设置官营店铺酤卖酒，代替百姓缴纳榷酒钱，一并用来资助军费，各有权宜许可的限额，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实行麴的专卖，浙西、浙东、鄂岳三处设置官店酤卖酒。听说有些地方禁止私自酤酒时，官府过於严酷，一人违犯，连累好几家人，乡里百姓，不免抱怨叹息。应当从今以後，如有百姓私自酤酒以及私设麴坊的，只治罪本人一人；共同谋划、故意纵容的，则依照罪行处置。乡邻之间，如有不知情的，一律不得追究骚扰，也不得没收其家产。"

昭宗时，因用度不足，改变了京畿边镇的麴法，後来又实行榷酒来供给军费。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正独占这项利益，按兵不动，请求入朝奏明其中利害，皇帝立即废除了这项法令。

後梁开平三年敕令："听任各道州府百姓自行造麴，官府不加禁止。"

後唐天成三年敕令："三京、邺都以及各道州府乡村的民户，从今年七月以後，在夏秋田苗税上，每亩缴纳麴钱五文足陌。听任百姓自行造麴，酿酒供自家使用，麴钱随夏秋两税一并征收，并不折算为其他物色。京都以及各道州府的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之内，凡历年来购买官麴酿酒的酒户，也允许自行造麴，酿酒出售，仍然按照天成二年正月到年终一年内，逐月计算，购买麴钱总数中扣除十分之二，用来充当榷酒钱，从今年七月以後开始，按数目征收。除了这些榷酒户之外，其馀各色人等也允许私自造酒麴供自家使用，但不得私下卖酒。如有故意违犯的，就允许人举报揭发，按中等酒户标准征收榷税。乡村地区则任凭自由酤卖，不在缴纳榷税的限制之内。"

吴氏《能改斋漫录》说："如今的秋苗税中有麴脚钱之类的名目，这件事起源於五代後唐。当时虽然缴纳麴钱，但百姓还〇（仍然）被允许自行卖酒。随着时移事变，麴钱的数额於是成为固定制度，而百姓〇（自行卖酒）则被禁止了。"

後唐长兴元年赦免文书中说："民户秋苗每亩原本征收麴钱五文，从今以後特别减免三文，只征收二文。"

长兴二年，免除麴钱。官府自行造麴，逐年比旧价降低一半，在城中出售。除了城中居民不得私自造麴之外，乡村民户如果需要供自家使用，一律允许私自造麴。命令下达後，百姓都感到十分便利。这一年七月，因为课税的额度不够，依照先前的规定禁止乡村百姓造麴，其中已经造好的，命令上交官府，酌量归还麦本。

後周显德四年敕令："停止废除先前设置的卖麴都务。凡乡村民户从今以後一律允许自行制造米醋，以及购买酒糟造醋供自家食用，仍然允许在本州县境内选择精美的地方酤卖。至於酒麴的相关条法，依旧照常施行。"在此之前，从後晋、後汉以来，各

译道州府都权衡计算麴的定额，设置都务来卖酒，百姓的酒醋大都例行淡薄掺假。皇上知道其中的弊端，所以命令改变旧法。

吴氏《能改斋漫录》说："《魏名臣传》记载，中书监刘放说：'官府贩卖苦酒，与百姓争夺锥刀般微小的利益。请求停止此事。'苦酒，大概就是醋。醋实行专卖，从曹魏时期就已经如此，才知道这并非只是近代才有的事。"

宋朝的制度，三京地区由官府造麴，听任百姓缴纳价钱来领取。各州城内都设置官务酿酒，县、镇、乡、闾则有的允许百姓自行酿酒而核定其每年的课税额，如果还有剩馀的利润，那么各地都请求由官府来经营酤卖。

陈州、滑州、蔡州、颖州、随州、郢州、邓州、金州、房州、信阳军先前都不实行专卖。太平兴国初年，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求实行专卖，於是设置官吏机构，征收百姓的租米麦子来供给酿酒，用官府的钱来购买柴薪，以及支付官吏工匠的俸禄薪酬。一年下来算下来获利并不多，而主管官吏却谋取其中的盈馀，加上酿造配比不精良，酒大多变得稀薄败坏，甚至要求百姓婚丧嫁娶时按户等大小摊派购酒，百姓深受其苦。年成歉收物价昂贵时，几乎无法弥补其费用。太宗知道其中的弊端，淳化五年，下诏招募百姓自行酿酒，向官府缴纳的钱比原有课税减少三分之二，使办理更为容易；百姓中有响应招募的，要核查其家产资产，由地方长官及大姓人家为其担保，以後若课税收不上来，就由这些人平均赔偿。这一年，选取各州岁课钱较少的四百七十二处，招募百姓自行酤卖，或者由官府卖麴收取其中的价钱。此後响应招募的百姓很少，仍然大多是官府酿酒。

陕西虽然实行专卖，但仍然有很多遗漏的利益未曾征收，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求增加课税以资助边防费用，於是每年增加十一万馀贯。两浙原来的制度，是招募百姓掌管专卖。雍熙初年，因为百姓大多私自酿酒，於是免除了这项禁令，其榷酒的每年课税按照麴钱的制度，附加在两税上平均摊派征收。雍熙二年，下诏说："杭州自从改变专卖之法以来，城中富豪之家，坐享酤酒酿酒的利益；乡村贫弱的民户，却按例缴纳摊派征收的钱。这很不方便，可以仍然依照江南的先例，由官府酿酒，降价酤卖，其中摊派的钱一并停止缴纳。"天禧四年，转运使方仲荀说："本道的酒税旧额是十四万，遗漏的利益还很多。"於是每年增加课税九万八十贯。

川陕地区沿袭前蜀伪政权的制度，卖麴的价钱很重，开宝二年，下诏减去十分之二。不久後又颇为兴起专卖，进言的人大多认为不方便，於是废除了专卖，仍旧卖麴。

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下诏说："此前招募百姓掌管茶盐酒的专卖，百姓大多增加常规数额以求得掌管的机会来谋取利益。年成有时荒歉，商旅不能通行，导致亏损常规课税，大多没收其家财来赔偿，很不符合

译仁爱宽恕之道。从今以後应当一律以开宝八年的定额为准，不得再增加。"

真宗景德四年，下诏说："榷酤之法，向来有固定的规章，应当命令主管财政的部门制定为长久的定式。从今以後，朝廷内外不得再议论增加课税，以图谋恩赏奖励。"

当时承平已久，掌管财政赋税的官员法禁越来越严密，全都搜刮遗漏的利益，凡是核算课税，都以祖额与前後历年的数额相互参照比较。

景德初年，专营机构连年都有盈馀，三司就以收入较多的年份定为额度，皇上因为这样做没有等待朝廷旨意，或许会导致过度搜刮，於是下诏规定增加定额都必须奏请裁决。

至道二年，两京各州收取的专卖课税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馀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馀贯，京城卖麴钱四十八万馀贯。天禧末年，专卖课税铜钱增加到七百七十九万六千馀贯、铁钱增加到一百三十五万四千馀贯，卖麴增加到三十九万一千馀贯。

汉朝初年，触犯私造麴法的一律处死弃市，後周太祖开始规定到五斤才处死。建隆二年四月，因为後周的法令太过严峻，命令百姓私造麴到十五斤、携带私酒进城到三斗以上的，才处以极刑，其馀的论罪各有差等；私自买卖酒、麴的，减去造酒者罪行的一半。建隆三年三月，再次颁下酒、麴的禁令，凡是私造的，按等级判定其罪：城郭地区二十斤、乡间三十斤，弃市处死；百姓敢携带私酒进入京城五十里以内、西京及各州城二十里以内的，到五斗就处死；在所定里数之外，如果有官营酤酒的地方，私酒进入其地达一石的，弃市处死。乾德四年，下诏比照建隆年间的禁令依次减轻处罚：凡是到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间一百斤以上、私酒进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到有官营酒署的地方四石五石以上的，才处死。法令越来越轻，而违犯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熙宁十年以前天下各州酒税每年的额度：

（此下为各州酒课数额表，按四十万贯以上、三十万贯以上、二十万贯以上、十万贯以上、五万贯以上、五万贯以下、三万贯以下、一万贯以下、五千贯以下、无定额、无榷等等级分列各州及其酒务数目，从东京、成都到夔、黔、达、开、施、涪等无专卖的州郡，逐一列举，此处从略。）

右边所列是《会要》中记载的熙宁以前天下酒税每年的数额，按大致数目分为这样的等第，其中大郡课税多的，除了钱之外，还有总计绢布之类，未能一一详细记录。

止斋陈氏说："国朝初年，各路并未全部禁酒。吴越之地的酒禁是从钱氏开始的，京西一带的酒禁始於太平兴国二年，福建、广南至今没有酒禁。大抵祖宗定下的条约，对酒的课税防范甚严。淳化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敕令各州将茶盐酒税的课税利润上缴军资库，於是稍微严密起来了。咸平四年五月四日，敕令各州麴务从今以後将一年全部收到的钱，仍然取端拱到淳化元年三年内中等年份的钱数，定

译为祖额，进行比较考核加以奖惩，那么酒税定立额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然而当时还只是藏在州县而已。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开始收取增添的盐酒课税利润钱，每年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馀贯上交京城，那么酒税上供中央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是听从了王琪的请求（如今户部所说的王福部一文添酒钱就是这个）。熙宁五年正月四日，命令官营酒务每升添收一文，不计入朝廷的账目，增收添酒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就是熙宁添酒钱。崇宁二年十月八日，命令官营酒务上等酒每升添收二文，中下等添收一文，用这笔钱资助学校。崇宁四年十月，酌量增加两种颜色（等级）酒的价钱，上等每升五文，其次三文，用这笔钱

译资助学校，这就是崇宁赡学添酒钱（崇宁五年二月四日，废除了赡学添酒钱）。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命令各路依照山东的酒价每升添收二文六分，计入没有定额的上供起运款项中，这就是政和添酒钱。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纡申请权且添收酒钱。每升上等添四十二文，次等添十八文，这笔钱一分归州里使用，一分充作漕运经费，一分由提刑司掌管，这就是建炎添酒钱。绍兴元年五月六日，命令各州军卖酒亏损本钱的，可酌情增加价钱，不限多少，一分归州里使用，一分归漕运经费，一分隶属於经制钱。在此之前酒有固定价钱，每增添一文，都要先申请後才施行，到这时，各州郡才开始自行增加酒价，因而价钱各不相同了。十二月十八日，命令添酒钱每升上等二十文，下等十文，一半由提刑司掌管，一半归州里使用。绍兴三年四月八日，命令煮酒酌量添加三十文凑成一百五十文足陌，用这笔钱起运上缴。绍兴五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设置总制司。六月五日，命令各州县现有卖酒官务，不分上下等级，每升各增加五文，隶属於总制钱，总制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绍兴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命令卖煮酒权且增添每升十文，其中四文归州里使用，六文由令项掌管以供军需，这就是六文煮酒钱。绍兴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命令各州增设户部赡军酒库一所，其中利息钱三分留在本州充作本钱，其馀的钱应付大军的月椿钱，没有月椿钱的地方就起运上缴，这就是七分酒息钱。绍兴八年六月十日，命令两浙各路煮酒增添十文足陌，以及蜡蒸酒增添五文足陌，其中六文隶属於总制钱。绍兴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因都督府的申请，权且增添煮酒钱一十文，其中四文归本州开支费用，六文归三省、枢密院掌管，由激赏库收取，这就是六分煮酒钱。此外还有发运司造船添酒钱，每升上等三文，次等二文；提举司酌量添酒钱，不分上下等级，每升一文。这大概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绍兴十一年二月八日，将这些一并合为七色酒钱，隶属於经制钱，而坊场的名目课税也屡次增长，与蜀地的折估钱还不包括在内，这就是绍兴添酒钱。酒政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到这时已经到了极点，不能不稍微放宽一些了。"

仁宗时，河北的酒税官务设有监临官，而转运司又派遣官员前来比较核对每年的课税，逐渐侵扰百姓，朝廷下诏禁止此事。不久後又有人请求凡场务每年课税三千缗以上的，要用使臣来监临管理，仁宗说："岁入并不多却要增加官员，岂不是扰民吗？"於是下诏规定岁入课税须增加一倍以上，才增设使臣。当时天下的茶盐酒税每年课税有连年达不到定额的，朝廷下诏取一年之中的中等数额另定为额度，此後即使有盈馀，也不再增加定额。

嘉〇初年，又下诏规定酒税场务不得强行摊派民户，也不得苛刻阻拦商旅，来谋求盈馀以求得赏赐。

乾兴初年，进言的人说天下的酒税逐月逐年增加，没有

译止境，这不符合古代禁止群聚饮酒、教导节约用度的道理。於是下诏乡村不得增设酒场，已经招募百姓主管的，期限三年，其他人即使想增加课税来谋取，也不予听从；主管的人如果想自行增加课税，要委派官吏估量将来不至於亏损，然後再上报朝廷。不久後御史中丞晏殊请求凡是酒场获利微薄的一律禁止增加课税，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当初，酒场每年的课税收不上来时，州县大多责令衙前差役或五保人户缴纳钱财来充足其数额。嘉〇、治平年间，屡次告诫制止这种做法，又下诏免除京城酒户所欠的麴钱十六万缗。

皇〇年间，酒麴每年的课税合计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到治平年间，减少了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而皇〇年间，还纳入了金帛、丝纩、刍粟、材木之类，总计其数为四万七百六十，治平年间，於是又增加了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

英宗治平四年，下诏江南地区最近恢复的村酒场如有强行摊派百姓购买酒的，一律废除。

神宗熙宁四年，三司承包收买酒麴坊场的钱，大致每千钱抽税五十，储存起来以供官吏的俸禄。熙宁七年，各郡原来不酿酒的地方，允许用公使钱来酿酒，大致每百缗折合一石，超过定额的按违反法制的律条论处。

崇宁二年，涟水军知军钱景允说要建立学舍，请求把承包收买醋坊的钱拨给使用。朝廷下诏命常平司核算这笔钱确实无害於公共费用，就依照他的请求办理，并命令其他路也依照此例施行。

在此之前，元〇初年，臣僚请求废除醋的专卖，而户部认为原本就没有禁止的法令条文，只是命令加以约束。到绍圣二年，翟思请求各郡醋坊每日息钱在日常用度之馀，一律归入常平仓，以备将来他用。到这时，钱景允又有此请求，所以命令常平司（核实办理）。

译按此计算。

宣和六年，户部上奏说各路增收的酒钱，请求按照元丰年间的旧法，全部划归上供，作为户部的经费，〇转入漕司。朝廷准奏。

高宗建炎三年，张浚任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赵开说四川百姓已经很困顿了，只有榷酒（酒类专卖）还有盈余，于是大力改革酒法：从成都开始，先废除公家用官府库钱出资卖供给酒的做法，就在原先招标承包的坊场设置"隔酿"，由官府设官员主管，百姓自己带米到官府，自行酿酒，每斛缴纳钱三十文，另加头子钱二十二文。第二年，把这个办法推行到四路，于是每年酒课收入增加到六百九十多万贯，共设官营酒槽四百所，私营酒店还不算在内。从此东南地区的酒课定额也一天天增多了。

译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在成都府、潼川府、资州、普州、广安军新设清酒务，允许百姓承包认购，每年课税征得钱四万八千余缗。自赵开推行隔槽法后，所增至十四万六千余缗（绍兴元年的额度）；到胡世将改由官府直接监管后，所收又比原来增加一倍，后来累计增至五十四万八千余缗（绍兴二十五年的额度），此外各县及民户坊场又征得三十九万缗（淳熙二年的额度）。然而隔槽法刚推行时，听凭百姓到酒务用自己的槽子酿酒出卖，官府核算所投入的米数而收取课税，还算没有什么弊病。但推行日久，酿卖出现亏欠，官府就责令投米的人家认定每月固定的额度，不再核实实际用米数而只按额收取钱款，百姓这才开始受害。

中兴以后，增添酒价钱纳入漕司经费及总制司经费的始末，见前面止斋的论述。

绍兴十三年，下诏：淮东总领所的酒务只限于原设的州军，淮西总领所只限于建康，扬州只限于本州，不得在别的州县村镇添设，凡是已经添设的以及各军队私自开设酒店卖酒的，一律停闭。

十五年，废除夔州路的酒禁。夔州路原来没有酒禁，共设场店一百四十余所，建炎末年增至六百余所，约增收课钱四万二千九百余贯，然而当地土地荒芜、人口稀少，百姓并不感到方便。到这时，宣抚司与转运司核对数目补足差额，于是就废除了酒禁。十二月，下诏南北十一库一并隶属左右司，充作赡军激赏酒库。

二十一年，下诏各军承包酒坊的官员特许依旧按监官赏格给赏。四万、三万贯以上的场务，赏格增加一倍，减磨勘一年，以下的依次分等给赏。

乾道某年，又下诏各酒库除了本任期内按旬上缴窠名钱外，能补缴前任官员拖欠钱款的，各按情况给予奖励。又下诏十万贯以上场务的酒官，任满可减磨勘四年，其余按等第分别给赏。

二十五年，废除各路漕司代造官酒。这是因为侍御史汤鹏举进言，说各州县代造官酒，不发本钱，专门耗费米粮，此弊起于李椿年，而在曹泳时更为严重的缘故。

三十年，把检点措置赡军酒库改隶属户部，不久户部侍郎邵大受等人进言说："每年财政依赖经制钱、总制钱，名目繁多，如今各路每年亏空二百万，都是因为各州公使库大量造酒，另设店铺出卖，以致酒务大多败坏。"于是下诏户部行文提刑司检查各州，凡是违法的酒店即日停闭，各州另设的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桩库、月桩库之类，以及省务寄酒和帅司激赏酒库，凡未分隶经制钱、总制钱的，一律即日定额分隶，补足亏欠的额度。

三十一年，殿前都指挥使赵密把各军所属酒坊六十六处归还户部（又见于九年记事），同安郡王杨存中卸任殿前都指挥使后，也把私家承包的酒坊九处上交，每年共收利息六十万余缗，按十分为比例，七分送往行在，三分供漕司经费之用。这是因为自军兴以来，各将帅擅自把持酒利，从此以后，朝廷才开始依靠这笔钱来补充经费。

乾道元年，把浙东、浙西六十四处酒坊拨给三衙，分别认定课额，每年收入交纳左藏南库，多余的钱用于赡军器等用途。五年，三衙把酒库归还户部。

孝宗兴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进言说："私酿酒、私造酒曲已有禁令，却没听说有惩罚私用糯米的，请求予以禁止。"

（隆兴）二年，有臣僚进言说："赣州以及福建、广南等地，因是烟瘴之地，允许百姓自行造酒服药。但贫苦百姓无力酿造，酒利便全归豪强大户所有。请求让所造之酒经官府征税之后，才准出卖，税钱专供行在使用。"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

八年，详定敕令所因知常德府刘邦翰进言说："湖北的百姓被酒坊之弊所困，极贫困的人家，不花费上万钱就办不成一场婚丧喜庆之礼。请求把课额让百姓按产业多少均摊缴纳，酿酒出卖听凭百姓自便。"

译然而把酒课均摊给百姓，等于是在两税之外又生出一项新税，日后好利的官员仍旧实行专卖，而这项税又不能免除，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于是查检《乾道重修敕令》，禁止官府强行抑价买卖。

淳熙三年，下诏减免四川酒课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余贯，命礼部拨给度牒六百六十一道，用以补足今年所减的数额；从明年以后，在四川应供给湖广总领所的钱款中，扣除这笔钱补足。这是采纳了制置使范成大的请求。

七年，采纳右正言葛必阝的请求，下诏说："百姓承包酒坊，一届期满，无人接手承买，即使想交还官府而官府又不肯接受，百姓无从偿还，白白遭受刑罚追责。命各路提刑司委派官员查明情况予以免除。"

八年，兵部侍郎芮辉进言说："潭州自绍兴初年大盗马友推行按酒收税之法后，此地百姓深感方便，官府也无需花费，每年能得钱十四五万缗。近来守臣辛弃疾改行专卖法，百姓大多迁走，请求依旧法办理。"

按：官府专卖酒的课额既然沉重，由官府自行酿造出卖，就难免抬高价格强迫百姓购买。想要把课额按人口均摊而听任百姓自行酿造，那又是在两税之外另生一税，日后必定会出现税不能免除、又重新实行酒类专卖的情况。只有在人烟稠密的场所听任百姓酿造，纳税之后，任其自由出卖，才真正做到公私两便，只怕各地事先定下过高的额度，那么所收的税钱未必能达到额度罢了。地方官只顾着专营酒利，而在便民一事上竟不如一个大盗，这是为什么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过去两浙的坊场共一千三百三十四处，每年收净利钱八十四万缗，到这时，合计江、浙、荆湖百姓承包的坊场，也只有一百二十七万缗而已。这是因为自绍兴初年总体增加五分之后，坊场败落停闭的很多的缘故。"

水心先生叶适在《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中说："自前代以来，乡村按地段承包酒坊，有课利、买名、净利钱等名目，任凭百姓竞相增价争买。有的卖不足额，就算作败缺而应当停闭。虽然应当停闭，但税钱依旧照收，官府督促缴纳绝不宽贷。百姓不论贫富，按户摊派偿还，即使是良吏推行善政，也无法挽救这种局面。嘉定二年，浙东提举司上言：'温州平阳县申报，该县乡村坊店共二十五处，其中应当停闭的有二十一处，有坊店之名而实际无处可寻，据传自宣和年间起就是如此。所欠税钱共计二千六百七十三贯，州里将账册下发到县，按月催缴、年终收足，不敢有丝毫差错。保正申报饮酒户数不实，无论是杯盏小酌还是坛罐私酿，有钱有势之家幸免于难，贫弱小户却深受其害。深山穷谷，极少有喝酒的人，砍柴卖薪的百姓也被强行摊派、白白纳钱，而永嘉甚至有按田亩摊派的，反而超过正税，这就更加严重了。况且县里百姓并无沉溺饮酒之过，却要承受坊场败缺的责罚，零零碎碎的钱款，催缴逼迫，以致百姓关门逃避，连锅碗都被搜刮而去，子孙受累不止，愁苦不堪，恳请怜悯裁断，多加救助。近见因伪造会子而获罪者所被没收的田产，以及一些废寺的剩余田产，认为应当拨赐给本县使用，田租收入足以抵偿所欠，补足账册上的缺额，解除饮酒户的负担，这是百姓最大的愿望。'朝廷为之动容，予以允准。命令一经颁布，全县无不欢欣鼓舞，感念朝廷的恩德。坊场出现败缺，本是各州县共有的弊病。如今平阳县独凭使者一番进言，就除去了百年积弊，那么以前所说的无法挽救，恐怕只是没有认真去想办法罢了！我听说仁爱之人对待百姓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了解他们的痛苦，就像自己亲身承受一样，审慎选择有利的办法，常常能对症下药，治理有方，因而声名远播，不因空谈高论而荒废政务，不因空洞的想法而妨碍实际，

译这样一来，举措就能在朝廷上光明磊落，恩泽就能从君主那里施及百姓，这正是律法不至于败坏、百姓不至于穷困的原因所在。"

按：叶适的这篇记文足以说明当时坊场制度的弊病。祖宗立法本意，是通过承包坊场来酬劳服役的百姓，官府并不谋取其中私利；又禁止抬价争买，是担心百姓因欠债而倾家荡产，这都是爱护百姓的良法。可是流传日久，官府既已自行征收钱款，而对败缺停闭的坊场，额度却不再豁免，责令州县承担，以至于让州县另想办法征收其他课利来补足，然后才层层加码摊派给凋敝的百姓。州县本无其他财源，而又有败缺的坊场压在身上，因此深受其困。

●卷十八 征榷考五

○榷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对天下的茶、漆、竹、木征税，十取其一，作为常平仓的本钱。当时军费开支浩大，常规赋税不敷使用，所征的税款也随即用尽，仍无法充实常平本钱，等到德宗出逃奉天后才后悔，下诏立即废除了这项税收。

贞元九年，重新征收茶税。此前，诸道盐铁使张滂上奏说："去年遭受水灾，朝廷下诏减免税赋。如今国家用度，需要有所储备。恳请在产茶的州县以及茶山外商旅往来的要道，委派有关官员核定三等时价，每十税一，用以补充所减免的两税。第二年以后所得的税钱另外储存，如果各州遭遇水旱灾害，赋税征收不上来，就用这笔钱来代替。"皇帝下诏准许，并委托张滂拟定具体的处置条目。每年得钱四十万贯，茶税从此开始征收。然而茶税年年不断，遇到水旱灾害的地方也未曾用这笔茶税钱来赈济。

致堂胡氏说："茶，是百姓每日所需的东西，其急迫程度超过酒。然而王钅共、杨慎矜、韦坚以及刘晏都对茶搁置不征，还算是忠厚之举。天地生养万物，都是用来养育百姓的，不能全部索取。张滂征收茶税，就算是全部索取了。凡是谈论生财之利的人，未尝不假借美名，来满足君主的私欲，张滂用茶税钱代替水旱灾年的田租就是这样。一旦定下税额，以后就再难免除，不仅不能免除，反而随之增加数额，其中法令严酷的也有，甚至发展到官府完全专卖，商旅不得自由贩运，必须与官府交易。在民间私下贩卖，则终究无法禁绝，于是盗匪恶少偷卖私茶的祸害就产生了，偶尔有被查获的，奸人与狡猾的官吏互相勾结包庇，案件始终难以公正断决，而经办案件的官府，株连蔓延，导致良民破产，殃及邻里乡村，严重的甚至逼出盗贼。在官府方面，储藏不谨慎，发放不及时，以至于茶叶朽坏，与新征的茶叶互相妨碍，有的没收的私贩茶叶，无处可以出售，于是就一把火烧掉，或者干脆沉入水中，损害百姓、糟蹋财物，都毫不顾惜。追根究底，不过是为了得几十万缗钱罢了。放开山林川泽的禁令而施惠于民，才是王道之政。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应听任商旅自由贩运而薄征其税。茶这种东西，东南各地出产，而西北没有，即使说是薄征，进入朝廷府库的数量也不少了。这样既能平息盗贼掠夺，又能止息诉讼，还能补助国用，其利益也是很大的，张滂、王涯这些人的做法哪里值得效法呢！"

穆宗即位后，两镇用兵，国库空虚，宫中又兴建百尺高楼，耗费无法计算。盐铁使王播于是增加天下的茶税，大概每百钱增收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的茶税，由王播亲自掌管，两川的茶税则由户部掌管。天下茶叶每斤加征到二十两，王播又上奏进一步加征。

右拾遗李〇上疏进谏说："专卖茶叶起初是为了供养军队，如今边境无战事，却仍旧重敛于民，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茶饮，是百姓所依赖的日用之物，加重赋税则价格必然上涨，贫弱百姓愈加困苦，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山林川泽的物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