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田赋考一

译屋；三屋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一畿方圆千里。所以一邱要出战马一匹、牛三头；一甸要出战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一同方圆百里，共有一万井田，战马四百匹，兵车一百辆，这是卿大夫封地中较大的，称为"百乘之家"。一封方圆三百六十六里，共有十万井田，按规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战马四千匹，兵车一千辆，这是诸侯国中较大的，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畿内方圆千里，共有一百万井田，按规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战马四万匹，兵车一万辆，士卒七十万人，所以称为"万乘之主"。

按：孟子说周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种者按九分之一纳税，这就是司马法。但是从卿大夫封地推算到诸侯、天子的规模，恐怕是商朝末年，法制废弛，所以周文王因循并加以整顿阐明，并非说文王在岐地时，就自己建立了方圆千里的王畿，拥有一百万井田，坐拥万乘兵车。

周朝实行百亩而彻法。实际上都是十分取一。

朱熹《集注》说："周代每个成年男子受田百亩，乡遂地区采用贡法，十夫共有一条沟；都鄙地区采用助法，八家共耕一井。耕种时合力共作，收获时按亩分配，所以称为'彻'。实际上都是十分取一。贡法本来就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只有助法是九分取一，而商代的制度已无从考证。周代制度中，公田一百亩内以二十亩作为庐舍用地，每个成年男子所耕的公田实际只有十亩，加上私田一百亩共为一百一十份，只取其中十分之一，这就比十分之一还要轻了。我私下推测商代的制度也应当与此类似，即以十四亩作为庐舍，每个成年男子实际耕种公田七亩，这也是十分之一。"

《遂人》记载：凡是治理郊野，每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路；每十夫之间有沟，沟上有畛路；每百夫之间有洫，洫上有涂路；每千夫之间有浍，浍上有道路；每万夫之间有川，川上有大路，以此通达王畿（十夫是两邻的田地，百夫是一酂的田地，千夫是两鄙的田地，万夫是四县的田地。遂、沟、洫、浍都是用来把水排入川流的。遂宽深各二尺，沟是遂的两倍，洫是沟的两倍，浍宽二寻、深二仞。径、畛、涂、道、路都是用来在国都间通行车马人徒的。径可容牛马通行，畛可容大车通行，涂可容一辆车通行，道可容两辆车并行，路可容三辆车并行。万夫之地方圆三十三又三分之一里，九个这样的单位为一同，从南边开始按图划分，那么遂是纵向、沟是横向，洫是纵向、浍是横向，九条浍的水在四周汇入川流。除去山林、丘陵、川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占地的三分之一，剩下的按此计算，一直到王畿，那么其中虽然有都鄙，但遂人全权主管这些土地）。

以上是郑玄的注解，他认为这是乡、遂地区使用的沟洫之法，用于靠近国都的近郊乡、遂地区。

《匠人》记载：修治沟洫（主要是疏通田间的水道），耒耜宽五寸，两耜并用叫做耦。一耦所耕挖的沟，宽一尺、深一尺，叫做〇巛。田头的沟加倍，宽二尺、深二尺，叫做遂（古时耒耜是一片金属，两人并肩使用。其中的垄沟叫〇巛，〇巛之上叫伐，"伐"就是"发"的意思。〇巛就是畎。现在的耜是两齿的，象征古代两人并耕的样子。一个成年男子所耕种的田地，是一百亩，方圆一百步。遂是每夫之间的小沟，遂上也有径路）。九个成年男子的田地为一井，井间的沟宽四尺、深四尺，叫做沟；方圆十里为一成，成间的沟宽八尺、深八尺，叫做洫；方圆百里为一同，同间的沟宽二寻、深二仞，叫做浍，直接通往川流（井是方圆一里，九个成年男子所

译耕种的田地。封地实行的井田制与乡、遂及公邑不同。三个成年男子为一屋，屋是具备的意思。一井之中有三屋，共九个成年男子，三三相配来缴纳赋税，共同治理沟渠。方圆十里为一成，成中容纳一甸，甸方圆八里，负责缴纳田税，边缘一里之地负责治理洫。方圆百里为一同，同中容纳四都，共六十四成，方圆八十里，负责缴纳田税，边缘十里之地负责治理浍）。

以上是郑玄的注解，他认为这是都、鄙地区使用的井田之法，用于郊野以外的县、都地区。

陈及之说："周代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哪里有内外的区别呢？《遂人》说'十夫有沟'，这是按一条直线来度量的。凡是十夫之田的顶端，必定有一条沟用来排水。若按方形来度量，那么方圆一里的土地能容纳九个成年男子的田，其间的沟宽四尺、深四尺叫做沟，那么方圆一里之内共有四条沟。两旁各一条沟，中间两条沟。《遂人》说'百夫有洫'，这是说百夫的土地相连接，共用一条洫来排水。若按方形来度量，那么方圆十里的成所容纳的是九百夫的田，其间的沟宽八尺、深八尺叫做洫，那么方圆十里之内共有四条洫。两旁各一条洫，中间两条洫，浍也是如此。至于川流则不是人力所能开凿的，所以《匠人》不提及开凿川，只说两山之间必定有川。《遂人》说'万夫有川'，也只是大略而言罢了。大概是川水中的沟水排入沟，沟水排入洫，洫水排入浍，浍水排入川，其纵横走向依循地势的便利，《遂人》《匠人》都是就大意而言。《遂人》是就长度而言，所以说'以达于畿'；《匠人》是就方形面积而言，所以只说到一同为止。"（又说："《遂人》所说的是累积的数目，《匠人》所说的是方形的计算方法。累积数目是就其总数而言，方形计算方法是就其所包围的范围内而命名，实际上是同一种制度。"）

朱熹《语录》说："沟洫以十为计数单位，井田以九为计数单位，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近世的儒者们谈论田制，竟想把井田、沟洫混合为一种制度，这是行不通的。郑玄的注解把二者分为两项来说，是对的。"

永嘉陈氏说："乡、遂地区采用贡法，《遂人》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都、鄙地区采用助法，《匠人》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按《遂人》说'百夫有洫'、'十夫有沟'，并不能看出沟、洫的宽深也计算在这百夫、十夫的数目之内。如果是计算在内的话，应当说是百夫、十夫的宽度才对。《匠人》的沟洫宽度是计算在内的，所以用'〇'来表示。方圆十里的，按开方法计算，是九百个成年男子的田。方圆百里的，按开方法计算，是一万个成年男子的田。《遂人》、《匠人》两处各是一种算法。朱熹总括其说，说贡法是十夫有沟，助法是八家同井，这话说得简明而透彻，只是不知道二者必须分为两种算法的原因是什么。我私下认为，乡、遂之地，在近郊远郊之间，是六军兵源所出之地，必定是平原旷野。可以划为万夫之田，有沟有洫，又有道路，可以像图形一样方正整齐。因为万夫之地所占面积不多，用井田一同之法来约算，只占九分之一。所以用直线的算法逐一推算，能逐个见到其中的子数目。至于都、鄙之地，称为甸、稍、县、都，是公卿大夫的封地，其中包含山林丘陵在内，难以用沟洫之法整齐划分，所以只能逐处划为井田，虽然有沟、洫，却不能像图形那样规整，所以只说沟洫的宽度在其中。这些地方绵延一同之地共有九个万夫之田，所以用直线算法来核算，只说出其总数。"

按：自从孟子提出"郊野实行九分取一的助法，国都之内实行什一而由百姓自己缴纳"的说法后，后来郑玄注《周礼》，认为周朝的制度是：乡、遂地区采用贡法，就是《遂人》所说的"十夫有沟"；都、鄙地区采用助法，就是《匠人》所说的"九夫为井"。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朱熹认为《遂人》以十为计数单位，《匠人》以九为计数单位，绝不

译可以混合，认为郑玄分别注解为两项是对的，而近世儒者们合并为一种方法是错的。但我曾经考察过：孟子所说的"郊野九分取一"，是授田的制度；"国都之内什一"，是征税的制度。因为助法有公田，所以其数目必须限定为九，八家居于四周为私田，一家居于中间为公田，这就是九夫，多一夫少一夫都不可行。至于贡法则没有公田，孟子所说的什一，只是说征收的比例。《遂人》所说的十夫，只是姑且举出一个整数来说明罢了。若是九夫，自有九夫的贡法；若是十一夫，自有十一夫的贡法，本来不必拘泥于十这个数目才能实行贡法。现在只看到《匠人》有"九夫为井"的说法，就认为《遂人》所说的"十夫有沟"也是以十为计数单位，这似乎太拘泥了。从遂通到沟，从沟通到洫，从洫通到浍，从浍通到川，这是两种方法相同的地方。实行助法的地方，必须把平地的田划分为九夫，中间是公田，八家的私田环绕四周，排列如同"井"字，整齐如同棋盘格局，所谓的沟洫，只是要限定田地的多少，作为田地的疆界。实行贡法的地方，则不论地势高低平洼，截长补短，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所谓的沟洫，只是随地势的高低，用来蓄水泄水。这是两种方法不同的地方。因此《匠人》说到遂时必定说"二尺"，说到沟时必定说"四尺"，说到洫时必定说"八尺"，说到浍时必定说"二寻"，因为这是在平原旷野之地，划分九夫之田为一井，各自从九夫推算到一同，其间所谓的遂、沟、洫、浍，太窄则不足以蓄水，太宽则又妨碍田地，所以必须有一定的尺寸，不能超过。至于《遂人》只说"每夫之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大概是山谷沼泽之间，依循地势来开垦田地，横斜宽窄都可以开垦，所以沟洫也不说明确的尺寸。所谓"每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路"，一直到"万夫有川，川上有大路"云云，只是大略而言，大意是说道路之下就是水沟，水沟之下就是田地罢了。并非像《匠人》所说的田地，必须限定为九夫，而其沟洫必须限定为若干尺寸。《订义》所载永嘉陈氏说《遂人》"十夫有沟"是用直线来度量，《匠人》"九夫为井"是用方形来说明。又说《遂人》所说的是累积数目，《匠人》所说的是方形算法，我想也有这个意思，只是他说得不够详细明白罢了。然而乡、遂靠近城郭的土地，必定是平坦肥沃的，可以划分整齐，应当实行助法，却反而实行贡法；都、鄙郊野之外的土地，必定有山谷的险峻，溪涧的阻隔，难以划分整齐，应当实行贡法，却反而实行助法。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助法是九分取一，似乎比贡法重，但是土地有肥有瘠，年岁有丰有歉，百姓只不过承担耕种的事务，而所缴纳的全是公田的收成，那么所征取的虽然多，但百姓并不因此而受累。贡法是十分取一，似乎比助法轻，但确定为固定的规矩，用丰年的产量作为标准而一定要在歉收的年份也足额征收，以至于百姓要借贷来补足，那么所征取的虽然少，但百姓已经困苦了。这就是龙子所说的"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差的"的原因。乡、遂靠近王城，丰年歉年容易察知，所以可以实行贡法；都、鄙偏远，实情难以了解，所以只能实行助法。这又是先王的深意所在。但是乡、遂的土地少，都、鄙的土地多，那么实行贡法的土地必定少，实行助法的土地必定多。到了鲁宣公时开始按亩征税，杜预注解认为宣公对百姓没有恩德信义，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所以要逐块察看丈量，挑选好田好地来征税。大概是当时公田的收成不足以供应使用，所以才有这种横加征敛的做法。孟子说："《诗经》说：'雨水降落到我的公田，也降落到我的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由此可知，孟子的时代，助法

译已经废弃很久了，全都变成了贡法。孟子只是借用《诗经》中的两句话，来想象周代的助法罢了。自从助法完全废弃，全都变成贡法之后，百姓耕种的是私田，缴纳的是公租。田地的丰收歉收没有定数，而赋税的额度已经固定。限定为十分之一，百姓尚且以此为苦，何况超过十分之一征收呢！"

《大司徒》记载：凡是营建都、鄙，划定其地域范围并挖沟为界，按照居住户数来规定田地。不需要轮休的土地每家一百亩，需要轮休一年的土地每家二百亩，需要轮休两年的土地每家三百亩（不需要轮休的土地，每年都可耕种，地力肥美，所以每家一百亩。轮休一年的土地，休耕一年才能再种，地力较薄，所以每家二百亩。轮休两年的土地，休耕两年才能再种，所以每家三百亩）。

《遂人》记载：辨别郊野的土地为上地、中地、下地，以此分配田地与住宅。上地，每夫住宅一亩，田地一百亩，休耕地五十亩，馀夫（成年未分家的男子）也是如此。中地，每夫住宅一亩，田地一百亩，休耕地一百亩，馀夫也是如此。下地，每夫住宅一亩，田地一百亩，休耕地二百亩，馀夫也是如此（莱是指休耕不种的土地。廛是居住的意思。扬雄说过"有田一廛"，是指一百亩的宅地。孟子所说的"五亩的宅地，种上桑树"就是这个意思）。

《小司徒》记载：于是均量土地来核实人口，并全面掌握其数目。上等土地，一家七口人，可以服劳役的有三人。中等土地，一家六口人，两家可以服劳役的共五人。下等土地，一家五口人，可以服劳役的有二人（一家男女人口在七人以上的，就分给上等土地，因为要供养的人多。男女人口在五人以下的，就分给下等土地，因为要供养的人少。有丈夫有妻子，然后才能成为一家而可以承担劳役。详见《力役门》）。

《王制》记载：规定农田一百亩，同样是一百亩地施加肥料耕种，上等农夫可以养活九人，次一等的可以养活八人，再次一等的可以养活七人，再次一等的可以养活六人；下等农夫可以养活五人。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他们的俸禄也按此差等来确定（孟子回答北宫锜时所说的与此相同。朱熹《集注》：一对夫妇耕种田地一百亩，再施加肥料，肥料施得多而又勤力耕种的是上等农夫，他的收成可以供养九人。其次的人用力程度不一，所以有这五个等级，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他们所得的俸禄不同，也有这五个等级。《王制》中"粪"字写作"分"。注疏引《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来解释这一段。按《小司徒》说上地、中地、下地，是就田地的肥瘠而言；《王制》说上农、次农、下农，是就人的勤劳懒惰而言，应当按《集注》所说的理解）。

以上，按周朝授田的制度，如果按《大司徒》《遂人》的说法，那么田地肥沃的授田少，田地贫瘠的授田多；如果按《小司徒》的说法，那么人口多的授给肥田，人口少的授给瘠田；如果按《王制》《孟子》的说法，那么每个成年男子一律以一百亩为标准，而勤勉的农夫收成多，懒惰的农夫收成少。三种说法各不相同。

西汉《食货志》记载：圣明的君王衡量能力来分配事务，士农工商各按其才力承担职责。百姓受田，上等田每夫一百亩，中等田每夫二百亩，下等田每夫三百亩。每年都耕种的叫不易之田，是上等田；休耕一年的叫一易之田，是中等田；休耕两年的叫再易之田，是下等田。三年重新耕种一次，各自随所在之处而定（爰是"于"的意思。更是说三年就改由别的人家耕种，以求平均厚薄）。务农的百姓家中，已经受田的男子之外，家中其他成年男子称为馀夫，也按人口分田，方法相同（

译比就是同的意思）。士、工、商各家受田，五口人相当于一个农夫的份额（每口二十亩），这是就平坦的土地而言可以作为定法的。至于山林、湖泽、丘陵、盐碱地（淳是尽的意思，盐碱地的田不生长庄稼），则各按土地肥瘠多少来定差等。百姓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还田地。七十岁以上，由官府赡养；十岁以下，由官府抚养；十一岁以上，由官府勉励使之努力完成事务（勉强是勉励他去完成事务的意思）。

按：这里讲的受田之法，与《大司徒》《遂人》所说的大致相同，只是说到馀夫受田如此。孟子说馀夫受田二十五亩。《集注》说：十六岁时另外受田二十五亩，等到他成年有了家室，然后再改受一百亩的田地。那么这二十五亩，就是十六岁以后、十九岁以前所受的田地。

《载师》记载：掌管衡量土地的方法，根据土地的具体情况分配土地和职务，来等待朝廷的政令（任土，是任用土地的地力所能生产的东西，并且以此来制定贡赋。物，是仔细考察，以了解其适宜从事的事务，然后分配给农、牧、衡、虞等职官）。用廛里来安排国都之内的土地，用场圃来安排园地，用宅田、士田、贾田来安排近郊的土地，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安排远郊的土地，用公邑的田地来安排甸地，用家邑的田地来安排稍地，用小都的田地来安排县地，用大都的田地来安排疆地（廛里，就像现在的城邑居民区。廛是百姓居住的区域，里是居所。圃是种植果木蔬菜之类的地方。宅田是退休官员家所受的田。士田是圭田。贾田是在市中经商的人家所受的田。官田是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家所受的田。牛田、牧田是从事畜牧的人家所受的田。赏田是赏赐的田。公邑是指六遂之外的馀地，由天子派大夫治理。此外都是如此类推。家邑是大夫的封地。小都是卿的封地，是王子弟所受的封邑。疆是五百里、三重王畿的边界。都说"任"，是因为地形实际上不像图上那样方正平整，受封田邑的人所得的远近不能完全像规定的那样，他们所出的赋贡就以此为准）。凡是分配土地，国都中的官宅不征税，园地也不征税。廛地二十分取一，近郊十分取一，远郊二十分取三，甸、稍、县、都的赋税都不超过十二分之一，只有漆树林的赋税是二十分取五（征是赋税的意思。国宅，是指凡是官府所有的宫室、官吏治事的地方）。

郑玄说："周朝的赋税近处轻远处重，是因为近处的百姓承担更多的劳役。园、廛的赋税也是轻中之轻，因为廛地没有别的收益，园地获利也少。"

山斋易氏说："孟子的说法，十分取一的税法通行于夏商周三代，现在考察《载师》所说的分配土地的赋税，却不止十分取一而已，莫非这不是周朝的彻法吗？郑玄对此感到困惑，大概是误把《载师》当作是任民的方法，而不知道这是任地的方法。曾经考察《载师》的职掌，用宅田、士田、贾田来安排近郊的土地，所以说近郊十分取一；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安排远郊的土地，所以说远郊二十分取三；至于公邑的田地，则是六遂的馀地，家邑、稍、小都、大都的田地，则是三个等级的封地，所以说甸、稍、县、都的赋税都不超过十二分之一。这六种都是先按十分取一的税法向百姓征收，然后又把这十分之一再分为十份，各自根据轻重来确定二十分之一、十二分之一、二十分之三等比例上缴给天子，这些都是任地的赋税。明白了任地之法不同于任民之法，那么成周十分取一的彻法就可以考证清楚了。"

《载师》记载：凡是宅地不种植桑麻的，要罚征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要罚出屋粟；凡是百姓没有正当职业的，要罚出夫税、家税（不毛，是不种桑麻。布是布帛。宅地不种桑麻的，罚

译以一里二十五家的布。空闲不种的田地，罚以一屋三家的赋税。百姓没有正当职业的，要出夫税，即一百亩的赋税；家税，是要出士卒车辆，供给徭役。赵商问田地不耕种的处罚应当重，却只是罚三夫的税粟，宅地不种桑麻的处罚应当轻，却要罚二十五家的布，这不明白轻重的差别，郑玄的回答也说得不明白）。

《闾师》记载：凡是百姓不畜养牲畜的，祭祀时没有牺牲可用；不耕种的，祭祀时没有祭品可用；不种树的，死后没有棺椁可用；不养蚕的，不能穿丝帛；不纺织的，不能穿丧服。

按：周朝制定这样的法令，用来警戒游手好闲懒惰的百姓。所说的里布、屋粟、夫税家税，大概是加倍征收，以此使他们困苦。所说的没有牺牲、没有祭品、没有棺椁、不能穿丝帛、不能穿丧服，大概是禁止他们使用这些东西，以此使他们感到羞辱。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示以惩罚。但是所罚征的里布、屋粟，国家的费用何曾依靠这些来供给？郑玄注解认为是用来供给吉礼凶礼的两种服饰以及丧葬器具，这是错误的。到了孟子说"廛地没有夫布、里布"，才知道战国时代把成周用来惩罚游手好闲之人的办法当成了经常性的赋税征收。这是没有罪过却受到惩罚，这怎么可以呢？甚至王安石竟然想援引这个先例来役使城郭的居民。古人的五亩宅地和田地都是从官府那里受得的，因此对不种桑麻的加以处罚，后代官府何曾把宅地场圃分给百姓，却想援引这个先例呢？

鲁宣公十五年，开始按亩征税（宣公对百姓没有恩德信义，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所以要逐块察看丈量，挑选好田好地来征税）。

《左氏传》说："这不合礼制，〇产出不应超过藉田之制（是说公田借助百姓的力量来耕种，税额不应超过这个数）,以此来增加财用。"

《公羊传》说："这是讥讽开始按亩征税。古时候实行什一而藉，十分取一是天下最公正的比例，十分取一的制度施行了，颂扬的歌声就兴起了。"

《谷梁传》说："私田庄稼长得不好就要责备官吏（非是责备的意思。吏是管田的官员。是说官吏催逼百姓，使他们不能好好经营私田），公田庄稼长得不好就要责备百姓（是说百姓只顾勤于耕种私田）。所谓初税亩，不是说宣公放弃了公田，而是按亩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这是因为宣公认为百姓对于公田的耕种已经竭尽全力了（悉是说用尽了力气）。"

鲁成公元年，实行邱甲之制（《周礼》：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邱。一邱十六井，出战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一甸，一甸六十四井，出长毂兵车一辆、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本是一甸应出的赋，如今鲁国让一邱就承担这些，是讥讽这加重了赋敛）。

《左氏传》说："这是因为齐国来犯的缘故。"

鲁哀公十二年，实行按田征赋的制度（杜预注《左传》说："邱赋之法，是根据田地财产，共同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在想要区分田地和家财，各自单独征赋，所以称为田赋。"何休注《公羊传》说："田是指一井之田，赋是征收财物的意思。说用田赋，就好比现在汉朝按田地比率向百姓征收钱财一样。不说'井'，是因为城郭里巷也有井，怕会全部都征税。按《礼》，向百姓征税，公田不超过十分之一；军赋，十井不超过一辆兵车。哀公向外仰慕强兵，把国家储备耗尽，所以又用田赋，超过了十分之一"）。

《左传》记载："季孙氏想要按田征赋，派冉有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事要依礼来衡量，施予要从厚，做事要合乎中道，征敛要从薄。如果这样，那么按邱赋来征收也就足够了（一邱十六井，出战马一匹，牛三头，这是常规的赋税制度）。

译如果不依礼度而贪得无厌，那么即使按田征赋，也终究不够用。况且你们季孙氏如果想依法而行，那么周公制定的典章还在；如果想随意行事，又何必来征询我呢？'季孙氏没有听从。"

《国语》记载："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按劳力来征收田赋，并权衡道路的远近；按收入来征收里布，并衡量其有无；按丁壮来征派劳役，并考虑其老幼。因此对于鳏、寡、孤、疾的人，只有在有军事行动时才征收赋役，没有军事行动就不征收（是说没有军事行动就不向鳏、寡、孤、疾之人征收赋税）。每年的收成，每井田出〇〇禾、秉刍、缶米，不超过这个数（这是有军事行动的年份所征收的。缶就是庾，十六斗为一庾，十庾为一秉，一秉是二百四十斗，四秉为一〇，十〇为一〇〇，一〇〇是六百四十斛）。先王认为这样就够了。如果季孙氏想依法而行，那么有周公制定的成法；如果想违法而行，那么随意征收，又何必来征询呢？'"

按：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邱，四邱为一甸，一甸六十四井，鲁成公时按甸赋的标准向一邱征收，已经是先王时代的四倍。如今细看孔子的回答，按《左传》所记，似乎是按井赋的标准向一邱征收（田是指一井之田，注见上文），那么又是鲁成公时的十六倍，不应该这样严酷。按《国语》所记，是把军旅时期的赋税施行于平时，那么只是每井加赋，未必都要达到一邱的总数。这就是杜预、何休两位所作的注解，之所以有区分田赋家财和援引汉朝征收百姓钱财作比喻的说法的原因。

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歉收，国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彻法？"哀公说："现在十分取二，我还嫌不够，怎么能实行十分取一的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么会富足呢（二，是说已经收取了公田的租税，又按亩丈量私田，十分取其一）？"哀公又问孔子，孔子说："减轻赋税征敛，那么百姓就会富裕。"哀公说："如果这样，那我就贫穷了。"孔子回答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没有见过儿子富裕而父亲贫穷的。"

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度，孟子说："施行仁政必定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划得不正确，井田就不均等，官员的俸禄就不公平。因此暴虐的君主和贪污的官吏必定会忽视田界的划定。田界一旦划定正确，那么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坐着来确定了。滕国土地狭小，但也要有治理国政的君子，也要有耕作的普通百姓啊？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来治理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人来供养君子。请在郊野实行九分取一的助法，在国都之内实行十分取一由百姓自己缴纳的贡法。卿以下的官员必定要有圭田，圭田为五十亩，馀夫……

译二十五亩。人死或搬家都不离开本乡，同乡的人共用一口井田，出门进门互相友爱，防御盗贼互相帮助，生病患难互相扶持照顾，这样百姓就能亲近和睦。一里见方划为一井，一井有九百亩地，其中一百亩是公田，其余八家各自分得私田一百亩，共同耕种那块公田，公田上的事做完了，才敢去料理自家的私事，这是用来区别野人（对待）的办法。这只是大概的原则。至于怎样润色补充使它完善，那就要靠国君和您了。”

译朱熹《四书集注》说："经界，是指治理土地、划分田亩，经画沟渠道路、划定田界。这个制度不整治，田地就没有固定的分限，豪强就能够兼并土地，所以井田不均；赋税没有固定的法度，贪暴之人就能够多征多取，所以俸禄不公平。野，指郊外都、鄙一带的地方。九分取一而行助法，是划出公田来推行助法。国中，是指郊门以内、乡遂一带的地方。田不按井田授予，只是开挖沟洫，让百姓十分之中自己缴纳其一，这大概是用贡法。周朝所说的彻法，大概就是这样。到战国时期，不仅助法不再施行，就连贡法征收也不止十分之一了。圭田，是在世禄常制之外又设的一种田地，用来供奉祭祀，是用以优待君子的。滕国没有提到世禄，说明滕国已经在施行，只是这一制度还不完备。馀夫，是指年满十六岁的人所授予的田地，在百亩之外，是用以优待农人的。'方里而井'以下几句，讲的是周朝的助法。上文说到野和国中两种制度，这里唯独对治理野地的详加说明，是因为国中的贡法当时已在施行，只是征收超过了十分之一罢了。"

魏文侯在位时，租赋比平常增加了一倍，有人前来道贺，文侯说："如今户口没有增加而租赋每年翻倍，这是由于课征过多所致。譬如冶炼金属，模具大了成品就薄，模具小了成品就厚，治理百姓也是这个道理。贪图赋税收入而不爱惜百姓，就像那个山虞把皮衣反穿、背着柴薪一样——只顾着爱惜皮衣上的毛，却不知道皮子磨光了毛也就无处依附了。"

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尽地力之法，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总共有田九万顷，除去山泽、城邑居所占去三分之一，实际可耕之田为六百万亩。若耕种勤谨，每亩可增产三升（臣瓒说："应当说是三斗，是说耕种勤谨则每亩增产三斗"），若不勤谨，损失也是这个数目。方圆百里之地的增产或减产，动辄就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粮食（其余内容见《平粜门》）。

秦孝公十二年，初次制定赋税制度（采纳商鞅的建议，开辟阡陌，制定征收贡赋的办法）。

杜佑《通典》说："秦孝公任用商鞅。商鞅认为三晋地狭人贫；秦国地广人稀，所以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地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于是引诱三晋之人前来，用田宅之利吸引他们，并免除他们祖孙三代的兵役，让他们在国内专心务农；而让秦国本地人到境外去应敌作战。因此废除井田，划定阡陌，任凭百姓自行耕种，不限多少，几年之后，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吴氏说："井田是从国家那里受田，不得买卖，所以《礼记·王制》说：'田地里宅不得买卖。'秦国开辟阡陌之后，田地便可以买卖了。又规定作战斩获敌军甲士首级的人可以增加田宅，斩获五个甲士首级的可以役使五户人家为隶属，兼并的祸患就是从此兴起的。百姓田地多的人以千亩为一块地界，再没有限制了。"

朱熹《开阡陌辩》说："《汉书·食货志》说秦朝废除井田，开辟阡陌。解说的人的意思，都把'开'理解为开辟设置的'开'，认为秦朝废除井田而开始设置阡陌。所以白居易说：'地广人稀之处，适宜整治阡陌；户口繁多、乡里狭小之处，则应恢复井田。'大概也是把阡陌当作秦朝的制度、井田当作古代的法度。这恐怕都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按阡陌，旧说认为是田间的道路，是依据田地的疆界，划定其宽窄，辨明其纵横方向，用以沟通人和物的往来，也就是《周礼》所说的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然而《风俗通义》说：'南北方向的叫阡，东西方向的叫陌。'又说：'河南地区以东西方向为阡，南北方向为陌。'两种说法不同。如今用《周礼·遂人》所载田亩、户口的数目来考证，应当以后一种说法为准。大概陌的意思就是百，遂是南北走向的，径也随之南北走向，那么百亩之间有遂，百夫之间有洫，径涂就成了陌；阡的意思就是千，沟是东西走向的，畛道也随之东西走向，那么千亩之间有沟，千夫之间有浍，畛道就成了阡。阡陌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至于万夫之地有川，川上的道路环绕在外围，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井田的制度中遂、沟、洫、浍也都是四面环绕，那么阡陌的名称恐怕也是因其横向、纵向而得来的。

译然而遂宽二尺，沟宽四尺，洫宽八尺，浍宽二寻，合计一丈六尺。径道能容牛马通行，畛道能容大车通行，涂道能容一辆兵车通过，道能容两辆兵车并行，路能容三辆兵车并行，加起来将近两丈。这些水道和陆路所占用、不能作为田地的地方相当多，先王的用意，并不是不爱惜而白白抛弃这些土地，而是用来正定田界、制止争端，及时蓄水排水、防备水旱之灾，作长远的打算，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其用意十分深远。商鞅怀着急功近利、刻薄寡恩的心思，施行苟且求成的政策，只看到田地被阡陌所束缚，耕田的人被限定在百亩之内，就担忧人力没有充分利用；只看到阡陌占地太广，不能作为田地的地方太多，就担忧地力有所遗漏。又正当世道衰败、法度废弛之时，田地归还和授予之际，必定难免有烦扰欺瞒隐匿的奸弊，而阡陌这些土地紧邻百姓的田地，又必定有人暗中占据据为己有、而赋税不上缴官府的情况。因此他一旦决意不顾一切，全部开辟阡陌，撤销一切禁令限制，听凭百姓兼并买卖土地，以求充分利用人力；开垦荒废之地，全部变为田畴，不让其有一尺一寸的遗漏，以求充分利用地力；让百姓有了田地就作为永久产业，不再归还和重新授田，以杜绝烦扰欺瞒隐匿的奸弊；让土地都成为田地，而田地都要缴纳赋税，以查核暗中占据、据为己有的侥幸行为。这样的谋划，正与杨炎憎恶浮户之弊、于是废除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相似，一时的弊害虽然被革除了，然而千古圣贤所传授的精深微妙之意却也在此丧失殆尽了。所以《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都说：'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也说：'决裂阡陌，以安定百姓的生计，并使风俗统一。'仔细体味这些话，那么所谓'开'，是破坏削除的意思，而不是创设建立的意思；所谓阡陌，是夏商周三代井田制度中原有的东西，而不是秦朝所创制的。所谓'赋税平'，是因为没有了欺瞒隐匿、暗中占据的奸弊；所谓'安定百姓的生计'，是因为没有了归还授予、领取索要之类的烦扰。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印证，其中的道理就可以看清楚了，而蔡泽的话尤其说得明白。况且先王治理天下划分田界，都是平均分配给百姓的，所以田间道路有经有纬，不能没有法度。如果秦国已经废除了井田授田的制度，那么便随地设田，随田设路，尖斜弯曲无所不可，又何必一定要取东西南北方向端正的道路作为阡陌，然后才能够通行往来呢？这又用事物的常理来推断，更能看出这种说法确实没有疑问。有人于是因为汉代唯独有阡陌的名称，就怀疑它出自秦朝所设置。殊不知秦朝所开辟的，也不过是那些荒僻、不作通路的地方罢了。至于那些位于要冲、便于往来的道路，又怎么可能全部废除呢！只是必定稍微侵削了一些，不再像先王时期那样罢了。又有人因为董仲舒说富人的田地阡陌相连，因而请求限制百姓占田的数额，便怀疑田制的败坏是由于阡陌制度，这也是不对的。这里所说的'阡陌'，是指一家富人兼有千夫、百夫份额的田地罢了。至于所说的商贾没有农夫的辛劳，却享有阡陌的收益，也是就千夫、百夫份额的收成而言的。大概当时距古代还不算远，这个名称还在沿用，遗迹也还有可以考证的地方，只可惜当时的君臣不能推究讲求而加以修复罢了，难道不令人惋惜吗！"

始皇三十一年，命令百姓自己申报田地实数（缴纳赋税）。

《通典》说："夏朝的贡法、商朝的助法、周朝的彻法，都是十分取一，是依据土地来征税的。秦朝却不是这样，舍弃土地而按人头征税，所以田地数量即使没有种满，赋税也必须缴足。因此贫穷的人躲避赋税徭役而逃亡，富有的人则致力于兼并土地而安然自得。加上朝廷内部大兴土木、对外征讨夷狄，征收百姓大半的收成作赋税，征发闾左贫民去戍守边疆，耗尽天下的财力物力来供给朝政的开支，还是不能满足朝廷的欲望。秦二世继承下来没有改变，天下于是分崩离析、纷纷反叛。"

按：秦朝废坏井田制度之后，任凭百姓耕种，不计多

译少，已经无从考核，来确定赋税征收的多寡。后来又舍弃按地征税而改为按人征税，那弊病就更加严重了。这一年，才开始命令百姓自己申报田地实数来确定赋税，《通典》所说的情形，大概是这一年以前所施行的吧？

秦朝的田租、人口税、盐铁专营之利，比古代重了二十倍，有的人耕种豪强富民的田地，要按收成的十分之五交税（是说贫穷无田的人，耕种豪富人家的田地，十分之中要拿出五分交给田主）。汉朝建立后，沿袭这个制度没有改变。汉朝建立，天下已经安定，高祖精简法令、放宽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税一，衡量官吏俸禄、核算官府开支，来向百姓征收赋税。

惠帝即位，减免田租，恢复十五税一（汉初本是十五税一，中途一度废止，现在恢复了）。

文帝十二年，下诏赐予天下百姓减免一半田租。

晁错向皇上进言说："尧、禹时曾遭遇九年水灾，商汤时曾遭遇七年旱灾，而国内却没有饿死、瘦弱不堪的百姓，是因为积蓄充足、事先有所准备。如今天下一统，土地人民之多不亚于商汤、大禹之时，加上没有像那时那样的天灾水旱，而积蓄却不能相比，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有未尽的地利，百姓还有多余的力量，可耕之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泽之利没有全部开发出来，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百姓贫穷奸邪之事就会产生，贫穷是因为财用不足而生，财用不足是因为不务农而生，不务农就不能安居于土地，不能安居于土地就会离乡背井、轻易迁移而无法禁止。如今一个农夫五口之家，其中服劳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田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还要砍柴打柴、修葺官府、承担徭役，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还要私下里自己迎来送往、吊唁死者、探问病人，抚养孤儿、赡养老幼也包括在内。如此辛苦劳累，还要遭受水旱之灾、急政暴赋的侵害，赋税征收没有定时，早上下令晚上就改，于是就有卖田宅、卖儿卖孙来偿还债务的人了。当今的办法，要使百姓致力于务农，关键在于使粮食贵重；使粮食贵重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作为奖赏和处罚的凭据。如今招募天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可以借此授予爵位或免除罪罚。这样一来，富人就能获得爵位，农民就能得到财物，粮食也能得以流通。能够献纳粮食来获取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征取他们的多余部分来供给君主，贫穷百姓的赋税负担就可以减轻了。"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百姓向边境缴纳粮食，按数额授予不同爵位。晁错又进言说边境的粮食已足够支撑五年，可以让百姓向郡县缴纳粮食；郡县的粮食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就可以适时赦免、免收农民的田租。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赐予百姓减免一半田租。

十三年，免除百姓的田租。

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务了。如今百姓辛勤劳作却还要缴纳田租税赋，这就是把根本和末节混为一谈了，这样做对于劝勉农事的方针还不够完备。应当免除田地的租税。"

致堂胡氏说："据《汉书》记载，文帝当时分封的诸侯国逐渐增多，各诸侯王自己享用其封地的收入，朝廷府库所得的收入很少了。又与匈奴和亲，每年都要送去大量金银布帛；再加上多次遭受边患，天子还曾亲自率军出击；又因黄河决口，有修筑堤坝的劳役开支，大司农的财力用度理应不会充盈富足。然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就赐给百姓半年的田租，次年更是全部免除。既然如此，靠什么来供给用度呢？大概是文帝恭俭节约，即便是百金的花费也不肯随便使用，宫廷内部率先垂范，风气流传到全国各地，没有人养成奢侈的习气，这样怎能不富足呢？他的财力大概是用不完的。由此可知，那些逢迎谄媚、助长君主恶行的臣子，使君主陷入荒淫无度，搜刮百姓丝毫不留，挥霍钱财如同泥沙，以致财力枯竭，下面的百姓背叛、上面的国家灭亡，他们的罪过难道能说得完吗！"

译

按：文帝在位时，贾谊、晁错都认为积蓄不足是值得痛心的事，劝说皇帝招募百姓献粮以换取爵位。没过多久，边境的粮食就能够支撑五年，郡县的粮食足够支撑一年，于是就能够全部免除田地的租税了，大概是因为当时从事末业（工商）的人多，务农的人价贱、经商的人价贵，一旦用爵位来诱导，便都驱使他们回归农田了。所谓从事生产的人多了，财富自然就常常充足，这虽然是文帝恭俭节约所致，也是劝勉激励有方的结果啊。

景帝元年，下诏说："近年来连年歉收，百姓大多缺乏粮食，以致夭折、不能享尽天年，朕对此深感痛心。有的郡国土地贫瘠狭小，没有条件发展农桑、畜牧；有的地方土地肥沃广阔，水草丰美、水源便利，百姓却不能迁徙过去。应当商议，凡是百姓愿意迁往土地宽广肥沃地方的，都听任他们迁移。"

二年，命令百姓缴纳一半田租，实行三十税一。

先公说："文帝免除百姓田租税，此后十三年到景帝二年，才开始命令百姓重新缴纳田租，实行三十税一。文帝恭俭节约，而百姓的田租有十几年没有征收，这难道是后世所能比得上的！"

武帝元狩元年，派遣谒者劝勉百姓种植冬小麦。

董仲舒向皇上进言说："《春秋》对其他农作物歉收不予记载，唯独麦子和禾谷歉收才记载，由此可见圣人对五谷之中最为重视麦子和禾谷。如今关中的风俗不喜欢种植冬小麦，这一年就失去了《春秋》所重视的东西，损害了养育百姓的物资。希望陛下下诏给大司农，让关中的百姓多种冬小麦，不要错过农时。"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董仲舒又向皇上进言说："秦朝采用商鞅的制度，改变了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百姓可以买卖田地。富人的田地阡陌相连，穷人却没有立锥之地。汉朝建立后，沿袭这一制度没有改变。古代的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刻恢复施行，但应当稍微向古制靠拢，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来救济不足的人（名田，就是占田的意思。规定占田的限额，不让富人超过限度，那么贫弱之家就可以得到满足），堵塞土地兼并的门路，这样以后才能够治理好国家。"最终没能被采用。

元鼎六年，皇上说："左右内史所辖之地，名山大川源头很多（内史所辖之地，指京兆、扶风一带），普通百姓不知道它的好处。如今内史地区稻田的租税征收条约过重（挈，读音"苦计"反，是征收田租的约定条令），与郡里的标准不同（郡，指四方各郡），应当商议减轻。命令官吏和百姓努力充分利用地力，公平地分配、疏导水利灌溉，不要错失农时。"

元封四年，祭祀后土，赐予二县及杨氏地区今年不必缴纳租赋。

五年，修建封禅礼仪，皇帝所巡幸经过的县今年不必缴纳租赋。

天汉三年，修封泰山，所经过的地方不必缴纳田租。

武帝晚年后悔征战讨伐之事，于是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下诏说："当今的要务，在于致力于农事。"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够推行代田法，每亩田开三条垄沟（垄沟，或写作"畎"），每年轮换耕作处所，所以叫代田法（代，即更换的意思），这是古代就有的方法。后稷开始开挖垄沟耕田，用两具耒耜合作耕种（把两具耒耜并在一起耕地），宽一尺、深一尺的沟叫垄沟，长度贯穿整块田地。每亩开三条垄沟，每个成年男丁负责三百条垄沟，把种子播种在垄沟之中，禾苗长出叶子之后，逐渐锄去垄上的杂草，趁便把土培到苗根上。所以《诗经》说："或者在除草，或者在培土，黍稷长得茂盛。"耘，就是除草。耔，就是培土在根部。是说苗渐渐长壮，每次锄草都要顺带培土在根部，等到盛夏时节，垄沟都填平了、根也扎得深了，就能经得住大风和干旱（能，写作"耐"），所以长得茂盛旺盛。耕地、除草、下种所用的田间器具，都设计得十分便利巧妙。大致十二个成年男丁分为一田，规定一井一屋的编制。所以每人分田五顷（九个男丁为一井，三个男丁为一屋，每个男丁百亩，按古代制度合十二顷。古代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汉代也是二百

译四十步为一亩。古代千二百亩就相当于如今的五顷），使用双牛拉的耦犁，配二牛三人，一年的收成，通常比不用垄沟耕种的田地每亩多收一斛以上（缦田，是指不开垄沟的田地。缦，读音"莫〇"反），耕种得法的甚至能多收一倍（善于开垄沟耕种的，又能比缦田多收一斛以上）。赵过让太常、三辅地区的官员教百姓耕种（太常掌管各皇陵，那里也有百姓，所以也要督课耕种），大农令又设置了工巧奴役来协助，为百姓制作田间器具。二千石官员派遣县令、县长、三老、力田以及乡里父老中善于耕种的人来领取田间器具，学习耕种、养苗的方法。百姓中有的苦于缺少耕牛，无法赶上灌溉的时节（趋，读作"趣"，就是赶上的意思。泽，指雨水的润泽），所以平都县令光教赵过用人力来拉犁。赵过上奏推荐光担任丞（光，史书失载其姓氏），教百姓相互合作、雇佣拉犁。计算下来，人多的每天能耕田三十亩，人少的也能耕十二亩，因此田地大多得到了开垦。赵过试着让驻守离宫的士兵在离宫周边的空地耕种（离宫，指帝王偶尔居住、并非经常居住的宫殿。ヂ，读音"而缘"反，就是多余的意思。宫ヂ地，是指外墙之内、内墙之外的空地。守卫离宫的士兵有闲暇而没有事情，因此让他们在空地上耕种），考核结果发现产量都比周边的田地每亩多收一斛以上。命令离宫士兵教自家人耕种三辅地区的公田（命令离宫的士兵教导他们的家人耕种公田），又推广到边郡以及居延城（居延，是张掖郡的一个县）。此后，边境城镇、河东、弘农、三辅、太常等地的百姓都用起了代田法，用力少而收获多。到昭帝时，流亡的百姓渐渐回归，田野得到开垦，颇有了一些积蓄。

石林叶氏说："世人大多说用牛耕田是从汉代赵过开始的，认为《易经》所说的'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牛和马的用途大概是相同的，一开始并不是用来耕地的。所以华山、桃林放牛的典故，武王是把它和偃兵息武放在一起说的，而《周礼》中，凡是讲农政的地方都没有提到牛。这个道理未必如此。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司马牛都以'耕'字命名，如果不是用牛来耕地，那么取名'牛'又是取的什么意思呢？《汉书·赵过传》只说：'每人五顷田用耦耕，配二牛三人。后来百姓有人苦于缺少耕牛，平都令光才教赵过用人来拉犁。'由此说来，大概古代耕地不用犁，后世才演变出犁耕之法。耦耕用人力，犁耕用牛力，赵过只是对其数目稍加增减罢了，用牛耕地并不是从赵过才开始的。耦耕和犁耕都是耕作之事，所以可以通用而言。孔子说'耕牛所生的小牛，长着端正的红毛和整齐的犄角'，可见孔子那时候就已经在用牛犁地了，这也是冉伯牛、司马牛二人以此命名的原因。"

昭帝始元元年，下诏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

始元六年，命令百姓可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缴纳租税（武帝时，赋税征收繁多，超出法律规定征收，如今才开始恢复旧制）。

元凤二年，命令三辅、太常、各郡可以用豆类和小米折抵赋税（是说允许用豆类粮食折抵钱物）。

宣帝本始元年，凤凰聚集在胶东、千乘二地，下令天下的租税一律赦免不予征收。

三年，下诏郡国中遭受旱灾特别严重的地方，百姓不必缴纳租赋。

四年，下诏遭受地震损害特别严重的地方，不必征收租赋。

元康二年，下诏郡国中遭受灾害特别严重的地方，不必缴纳今年的租赋。

神爵元年，皇上巡幸甘泉、河东，所经过的地方不必缴纳田租。

甘露二年，凤凰聚集在新蔡，不必缴纳今年的租税。

元帝初元元年，命令郡国中遭受灾害特别严重的地方，不必缴纳租赋。

二年，郡国中遭受地震灾害特别严重的地方，不必缴纳租赋。

永光元年，皇上巡幸甘泉，所经过的地方不必缴纳租赋。

成帝建始元年，郡国中遭灾达到十分之四以上的地方，不必征收田租。

鸿嘉四年，郡国中遭受灾害达到十分之四以上、百姓家产不满三万钱的，不必征收租赋。

孝成帝时，张禹侵占郑国渠、白渠一带的田地达四百多顷，其他人

译兼并土地的情形与此类似，百姓因此更加困苦。孝哀帝即位后，师丹建议说："古代的圣王没有不推行井田制的，这样以后国家的治理才能公平。孝文皇帝承接周、秦战乱之后的局面，天下空虚，所以致力于劝勉农桑，用节俭来带头示范，百姓才开始富足充实，还没有兼并的祸害，所以没有对百姓的田地和奴婢数量作出限制。如今经过累世的太平，豪富的官吏百姓家产多达数以万计，而贫弱的人却更加困顿。君子处理政事，向来重视遵循旧例而慎重改动制度，之所以可以改动，是为了挽救眼前的危急局面，也未必能完全周详，应当大致定出限制。"天子把这个建议交付群臣商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各诸侯王、列侯都可以在其封国内占有田地。列侯在长安的，公主在所属县道占田的，以及关内侯、官吏百姓占田的，都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可拥有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官吏百姓三十人，限期三年内改正完毕，超过期限仍然违反规定的，超出部分收归官府。"当时田宅、奴婢的价格因此下跌，而丁氏、傅氏当权用事，董贤地位尊贵显赫，这些人都觉得这个方案对自己不利。诏书姑且搁置延后施行，于是就此搁置没有推行。

哀帝即位，命令因水灾受损的县邑，以及其他遭受郡国灾害达到十分之四以上、百姓家产不满十万钱的地方，一律不必缴纳今年的租赋。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百姓家产不满二万钱的，以及遭受灾害的郡不满十万钱的，不必征收租税。

汉朝全国土地总计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零五顷（提封，就是总括其疆界的意思），其中一万万零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是城邑居所、道路、山川、陵墓沼泽等不可开垦的土地，其余三千二百二十九万零九百四十七顷，是可垦与不可垦地混杂的土地，实际登记在册的垦田共有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六顷，这是汉朝极盛时期的数字了（依据元始二年户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计算，每户平均可得田六十七亩一百四十六步有余）。

王莽篡夺帝位后，下令说："古代设立井田制度，因此国家富足、百姓富裕，人们歌功颂德。秦朝暴虐无道，破坏了圣人的制度，废除井田，因此兼并之风兴起，贪婪卑鄙的行为产生，强者占田动辄以千计，弱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汉朝减轻田租，实行三十税一，然而豪民对百姓的侵凌，出现了分田劫假的情形（分田，是说贫穷的人没有田地而借用富人的田地耕种，共同分取其收成。假，就像穷人租赁富人的田地。劫，是说富人劫夺他们该得的份额、欺凌盘剥他们），名义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却相当于十分之中要交五分的税。富人骄纵放肆而为非作歹，穷人穷困潦倒而做出奸邪之事，两者都陷入了罪过之中，刑罚也因此难以合理地施加。如今更改天下田地的名称为'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都不许买卖。凡是家中男丁不超过八人、而田地却满一井之数的，要把多余的田地分给九族和乡里邻居。"违犯此令的，重则要判处死刑，然而制度又没有确定下来，官吏趁机营私舞弊，天下百姓惶恐不安，因此获罪的人很多。三年之后，王莽察觉百姓忧愁不满，下诏凡是食用王田及私属的人都可以买卖，不再受法令拘束。然而刑罚依旧严酷苛刻，其他政事也混乱悖谬，财用不足，屡次横征暴敛，百姓因此更加贫困。

荀悦评论说："古代实行十分取一的税制，认为这是天下最公平合适的标准。如今汉朝有的地方甚至百分取一的税率，可以说是很轻了，然而豪强之人占田极为奢侈过度，缴纳的赋税却占了收成的大半。官府给予的恩惠，比夏商周三代更加优厚；豪强的暴虐，却比灭亡的秦朝还要酷烈。这是因为朝廷上面的恩惠没有真正传达到百姓身上，恩威都被豪强分割占有了。文帝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这个弊病，只是致力于免除租税，这样做恰恰只会资助豪强罢了。况且井田制度不适宜在人口众多的时候施行，只有在田地广阔、人口稀少的时候，才可以勉强

译施行。然而想要在人口稀少时废除它、又在人口众多时重新确立它，土地已经被豪强所占据分布，一旦要加以变革，他们必定都心怀怨恨，就会引发纷乱，制度也就难以施行了。由此看来，如果是在高祖刚平定天下、光武帝中兴之后，人口稀少的时候，推行井田制就容易多了。既然现在还没能完全恢复井田之法，就应当依据人口数量占田，为此设立限额，让百姓能够耕种，但不许买卖，用以救济贫弱之人、防止兼并，并且也为将来推行更完备的制度作铺垫，这样做不也很好吗！"

老泉苏氏说："周朝的时候实行井田制。井田制废除之后，田地就不再为耕种的人所有，而拥有田地的人却不亲自耕种。耕种的人所耕的田地，是借自富民；富人家中土地广阔、产业庞大，阡陌相连，招募流亡的佃客，把田地分给他们耕种，用鞭子驱使役使他们，把他们当作奴仆一样看待。富人安坐家中四处张望，在田间发号施令，而依附于他的百姓，夏天替他锄草，秋天替他收割，没有一个人敢违反他的节制安排而偷懒，而田地的收成，富人已得了一半，耕种的人只得一半。拥有田地的只有一个人，而耕种的却有十个人，因此田主每天都能积累他那一半的收成而变得富强，耕种的人每天只能靠那一半糊口而陷于穷困饥饿、无处申诉。让耕种的人陷于穷困饥饿的地步，而不耕不种的人却安坐享受富强人家的利益，这已经是不应该的了，何况富强之人还要向朝廷缴纳赋税，也未免要怨恨叹息、愤懑不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用收成的一半来供给朝廷的赋税，比不上周朝百姓用全部的劳力来供给朝廷的赋税。周朝十分取一的税制，是用百姓的全部劳力来供给十分之一的税。如今用一半的收成来供给十分之一的税，相当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了。何况如今的税率，又不仅仅止于十分之一而已，那么百姓怨恨叹息、愤懑不平也就在所难免了。唉！贫穷的百姓耕种却仍不免于饥饿，富有的人闲坐却能饱食享乐、也仍不免有怨言，这些弊病都是从废除井田制而起的。恢复井田制，那么贫穷的百姓就有田地可以耕种，衣食粮米不必分给富人，就可以不再挨饿；富人也不能多占田地来禁锢贫民，按情势不耕种就没有食物可得，用土地的全部产出来供给朝廷的赋税，也就可以不再心怀怨恨了。因此天下的士人都争相主张恢复井田制。既然如此，又有人说：'夺取富人的田地分给没有田地的百姓，那么富人不会心服，这必定会引发祸乱。如果趁着大乱之后，土地荒芜而人口稀少的时机，就可以一举完成。高祖灭秦、光武帝承继汉室的时候，是可以做而没有做，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如今即使让富人捧着他们的田地归还给朝廷，请求恢复井田制，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井田制度，是九个成年男丁为一井，井之间有沟；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邱，四邱为一甸；一甸方圆八里，四周再加一里就是一成；成与成之间有洫，这样的土地共有百井而方圆十里；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四都方圆八十里，四周再加十里就是一同；同与同之间有浍，这样的土地共有万井而方圆百里。百里的地方，有浍一条、洫一百条、沟一万条，既然要实行井田制，就必定还要同时配备沟洫。沟洫的制度是，每个成年男丁的田地之间有遂，遂上有径；十个成年男丁之间有沟，沟上有畛；一百个成年男丁之间有洫，洫上有涂；一千个成年男丁之间有浍，浍上有道；一万个成年男丁之间有川，川上有路。一万个成年男丁的土地，大概方圆三十二里半，其中川和路占一份，浍和道占九份，洫和涂占一百份，沟和畛占一千份，遂和径占一万份。要做到这两点，若不填塞溪流沟壑、铲平山涧河谷、夷平丘陵、毁坏坟墓、拆除房舍、迁移城郭、改变田界疆域，是无法实现的。即便让天下人都能够得到平坦开阔的原野，从中加以规划整治，也必须动用天下的人力、耗尽天下的粮食，穷尽数百年专力于此、不干别的事情，然后才能指望天下的土地都变成井田，都开凿出沟洫，接着还要在其中为百姓修建房屋，好让他们安居，这样才算完成。唉，这也未免太迂阔了！等到井田制真正建成了，百姓恐怕早已死去、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古时候井田制的兴起，大概必定是始于唐尧、虞舜之世吧（井田

译之法起源于黄帝，事见《乡党门》）！如果不是唐尧、虞舜之世打下基础，那么周朝之世也无从建成井田制。唐尧、虞舜开创，到了夏商两代，逐渐整治完善，到周朝才大为完备。周公继承下来，因此进一步申明确定其制度，疏理整顿其疆界，并不是一天之内就能仓促做到这样的，其中的渊源是逐渐积累而来的。井田制虽然不可能真正重新实行，但它的实质精神却便于施用于当今。如今如果真有人能够推行接近井田制的办法并加以运用，那也可以使百姓得到苏解了吧！我听董仲舒说：'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刻施行，也应当稍微靠近古制，限制百姓占田的数量，以救济不足的人。'名田的说法大概就出自这里。然而后世没有人真正施行过，不是因为这样做不便利百姓，而是担心百姓不肯削减自己的田地来纳入这个办法之中，于是就借此闹出变乱。孔光、何武说：'官吏百姓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超过限额仍然违规的，收归官府所有。'三十顷的田地，相当于周朝三十个成年男丁的田地。纵然不能完全按照周朝的制度，一个人兼并三十个男丁份额的田地，也已经过分了。而限定三年为期，这又是逼迫平民百姓、让他们自己毁坏自己的产业，不合人情，难以施行。我想稍微为占田设一个限额而不没收他们已有的田地，凡是已经超过我限额的人，只是让此后的人不敢再多占田地以超过我的限额罢了。总之过上几代，富人的子孙有的未必能保住自己的土地而重新沦为贫穷，而那些曾经超过我限额的田地，也就分散流入其他人手中了。也有的是子孙分家而将田产分散出去，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样一来，富人所占有的田地就会减少，而剩余的土地就多了，那么贫穷的百姓就容易取得田地来作为产业，不必被他人役使，各自享有自己土地上的全部收益，利益不必分给别人，而又乐意向官府缴税。端坐在朝廷之上，向天下发布政令，不必惊扰百姓，不必动用民力，不用井田的制度，却能得到井田的实效，即使是周朝的井田制，又怎能比这个办法更胜一筹呢！"

水心叶氏在其进卷中说："如今谈论爱护百姓的人，我了解他们的主张。庸俗的官吏只看到眼前之事，而儒者却喜好长远的谋划。所以小的主张是要抑制、剥夺兼并土地的人家，来宽解普通百姓的困境；而大的主张则是要恢复古代井田的制度，使百姓都能得到它的好处。至于抑制兼并的办法，官吏中强干敏捷的人，是一定能够在州县之中切实施行的。而井田的制度，几百年过去了，士人们也不过相互对着地图勾画一番，辗转传授，却又自认为这种想法过于迂阔，不敢拿去向朝廷进言，即便进言了，朝廷也不会听从。这两种主张，虽然道理上可以说得通，却都对当今的世道没有实际的益处。治理国家的正道，终究不在于此。况且，如果不能使天下的田地全部归于官府，就不可能推行井田制，而我认为，即使能够使天下的田地全部归于官府，纵然是周文王、武王、周公再世来治理天下，也未必一定要推行井田制。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制度琐碎细密、繁复严谨，不是今天的天下所能够施行的。从前，从黄帝到周朝建立，天子所亲自治理的都只是一国的疆域，因此……

译一寸一亩都可以在乡遂之中一一查验，于是设置官员统帅，役使民夫，划正疆界，修治沟洫，整年辛苦地把井田当作大事来做；而诸侯也各自治理自己的国家，百代都不变更。所以井田之法可以颁行于天下。然而长江、汉水以南，潍水、淄水以东，那些做不到的地方，也不强行让他们照办。如今天下统一为一国，虽有郡县官吏，都统属于朝廷，大致两三年就换一任，那些大官甚至有不到一年半年就被替换调走的，这将叫谁来推行井田呢？即使真要推行，若不宽限个十几年也无法确定下来。这十几年之内，天下难道能不耕作吗？井田制度虽然先在商鞅手里被废除，此后诸侯封建也随之断绝，然而封建既已断绝，井田制即便还在也不可能单独存续，所以井田与封建是相互依存才能实行的。至于畎、遂、沟、洫，是环绕田地开凿的，疏通田地的，总归是要用尽人力，看上去有可观之处，而至于所收获粮食的多少，那和后世也没有什么不同。况且大陂长堰依山为源，蓄积积水，根据时节放水，方法简单而容易周全，用力少而用处广。假使后世的治理无愧于三代，那么种田的利益，让百姓在其中自我养活，又与古代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后世之所以不如三代，罪过在于不能使天下没有贫民罢了，不在于田地一定要井田或不井田。已经久远的事情不必追寻，已经废弃的东西难以依循。如今旧日的堰、遗留的陂还留存在百年之外，蓄积防护着众多水流，靠近去看已是渺茫一片，浩浩荡荡漫过千顷之地的，像这样的尚且湮没淤塞、难以寻求，何况井田，远在数千年之前，如今那里阡陌相连，村落聚居都已迁移改变，恐怕连商鞅所变革的旧迹都无从寻求了。孔子、孟子生在衰败的周朝之时，井田虽已不再治理，但它的大概情形还都存在，他们勤恳地把划定疆界放在心上，感叹先王的良法被暴君污吏之手所破坏废弃。后世的儒者竟想凭着耳目未曾听闻见到的遗留言论，回头去效法它，也跟着咨嗟叹息，认为不可废弃，这不是很困难吗！井田既然是这样了，如今世俗官吏想要抑制兼并，打击富人来扶助贫弱之人，用意是好的，这可以随时在他所治理的地方施行罢了，不是君主所能依靠来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州县的诉讼案件繁多，整日的精力都应付不过来，大半是因为富人的事而起。因此官吏难以抑制忿怒，常常想要起来诛戮他们。朝廷不幸失去了养育百姓的权柄，这权柄转移到了富人手中，这种积弊已非一朝一代了。没有田地的小百姓，向富人借田耕种；得到田地却没有本钱耕作，便向富人借贷；一年之中遇到急需，向富人求助；其中严重的甚至沦为佣工奴婢，归附于富人；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以及倡优技艺之流，也都靠富人供养度日；而且还要向上缴纳赋税，各种杂派数不胜数；官吏常有不按时限的催逼，无法应付上级的命令，常常向富人索取来凑数。既然如此，那么富人，是州县的根本，是上下所依赖的对象。富人替天子养育小百姓，又供应朝廷所需，虽然厚取盈利来自我聚敛财富，但算算他们的辛劳，也大致相当了。至于那些豪横暴虐过分、贪取无度的富人，官吏应当教育告诫他们；如果教育告诫不了，就根据情况加以治理，让他们自行改过就可以了。不应当预先在心中埋下疾恶的念头，苟且想借此树立威风、博取名声。君主既然还不能自己养育小百姓，而官吏却先把打击破坏富人当作要务，只会使得客户与主人相互怨恨，人心不安，这不是善于治理的做法。所以臣认为，儒者恢复井田的学说可以废止不谈了，而俗吏抑制兼并富人的心思也可以减少一些。要顺应时势施展智谋，观察世情来立法。如果真能把制度确定在朝廷之上，十年之后没有过分富有和过分贫穷的百姓，兼并不用刻意抑制也自然会停止，使天下百姓迅速得到养生之利，这是天子和他的群臣应当急切去做的事情。不然的话，古代的井田终究不能推行，如今的制度又不能重新建立起来，只是用虚浮的议论相互迷惑，上下意见相互违背抵触，俗吏把浅陋当作实在，儒者把高谈当作名声，天下将从何处得到治理呢！

译蜀地李雄征收赋税，成年男丁每年缴纳〇三斛，女丁减半，征收的绢不过几丈，绵不过几两，赋役事务少而徭役稀少，百姓富足充实。

宋文帝元嘉年间，始兴太守徐豁上奏说："服兵役的官吏年满十六岁的，征收米六十斛"（此事见《丁口门》）。

宋孝武帝大明初年，山阴县人多地少，孔灵符上表请求把没有资产的人家迁徙到馀姚、贸阝、鄞三县，开垦湖田。皇帝命令公卿广泛商议，大家都说："教导农耕、修明政治，是各国都相同的道理。世代居住本地的人，习惯已久，就像京城的人没有田地，也没听说要迁到别的县去居住。山阴的豪门富户，占地不少，贫穷的人努力耕作，并非没有地方可以耕种。而且沿湖居住的人，是以捕鱼养鸭为业的，让这些平民百姓改变习惯本就困难，劝导他们也不容易。要迁到荒远废弃的田地，才刚开始披荆斩棘，还要督促这些穷困的百姓，这件事更加困难。"孝武帝违背众人的意见，坚持迁徙百姓，结果都变成了良好的产业。

齐高帝初年，竟陵王萧子良上表说："宋武帝的时候，派遣台使监督郡县，有的百姓欠一尺布的赋税，也曲意折算成一匹；百余钱的欠税，竟然增加到一千钱。因此下面的百姓被判罚到尚方做苦役，或被拘系在东冶服刑，百姓惊恐窘迫，不堪忍受这样的命运。台使肆意收受贿赂，没有人敢说话，谁送的礼薄谁就会遭到诽谤诬陷。臣认为凡是各种检查督课的事务，应当停止派遣台使，明确下达符令旨意，审定期限，如果有违反超期的，就按照实情追究治罪。这样政令就有固定的法度，百姓也不会有怨言了。"

萧子良又上奏说："如今各地的〇价虽然平和，但百姓家中仍然饥饿匮乏；细绢丝绵虽然价格便宜，但家家户户仍然身无遮体。而地方长官致力于聚敛盘剥，丈量桑树、评估房屋，来核定赋税等级，导致百姓砍伐桑树、揭掉屋瓦，以填补沉重的赋税，破坏百姓的产业，只求一时之利。东部各郡派遣使者征收，年限没有一定的规定，郡县层层相承，比照命令核

译算价值上缴。每逢州台派出使命，急切向下面各县索求，以至于有人害怕误了严定的期限而自杀，也有人斩断手脚来逃避徭役。地方长官不致力于先使百姓富裕，却只说要增加国库收入，哪里有下面的百姓贫穷而上面的国家却富裕的道理呢？而且钱币铸造年代已久，大多被剪凿损伤，江东的大钱，十枚里剩不到一枚完好的。官府征收，必须钱币边缘轮廓完整，于是百姓借贷本钱一千，要加利息七百，想要请求免除这种负担却无处申诉。况且钱币和布帛各半征收，作为长久的制度，但听说有的地方长官非要百姓交钱，这既违背了原来的科条规定，又给了奸邪牟利的空间，想要百姓安康富足，这怎么能做得到呢！"

萧子良又上奏说："各种赋税中本应缴纳钱币的部分，不论数额大小，只要让当地兼收折算的布帛就行了，如果是军国所需要的各种杂物，就任凭按照市价折算，不必全部要求交钱。这样对官府来说不会亏损所需的用度，对百姓来说实在承受了很大的恩惠。从前晋朝刚迁到江南的时候，江左草创之初，绢布的价值是现在的十倍，赋税调征的多少，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增减的。永初年间，官布一匹，价值一千钱，而百姓所缴纳的，允许按九百钱折算。渐渐到了元嘉年间，物价变得便宜，民间买卖一匹布价值六百钱，官府收纳则按五百钱折算。之所以这样，是每次都想优待百姓，就一定要相应降低标准。如今上缴官府的好布，一匹只值一百多钱，而百姓所缴纳的数额，仍然依照旧制。从前是对官府苛刻，如今变成对百姓苛刻，百姓贫困匮乏，难道不是由此造成的吗！要拯救百姓、消除弊端，没有比减轻赋税更好的办法了。舍弃眼前的小利，换取长久的大益；不必担心百姓的资产不丰厚、国家的用度不充足了。"

自从东晋寄居江南以来，百姓向南逃奔的，都被称为"侨人"，他们往往分散居住，没有固定的户籍土著。而江南的风俗是用火耕水耨的方法耕种，土地低洼潮湿，百姓没有积蓄的资财。各处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