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四 乐考十七

译《咸池》，才算完备。《〇门》、《大卷》、《大章》是用来表现尧顺应天道的，《咸池》是用来表现尧顺应地道的，不然的话，他怎能光照四方、感通天地呢？从前武仲曾说《咸池》、《六英》，是用来陈列于清庙、协调人神关系的。然而《清庙》，是周人祭祀文王的诗篇，却用《咸池》之乐来演奏它，难道是周人兼而用之吗？考察《周官》，跳《咸池》之舞来祭出地神。传上说：‘洗涤光大《咸池》。’那么《咸池》是太阳出入之地的乐曲，是八变之乐。古时候一变称为一成，那么八变就应该是八成了！郭友直用十成来说，是不对的。”

《大{〇召}》——《大司乐》郑玄注：“《大{〇召}》，是舜的乐曲，是说他能继承尧的大道（{〇召}，读音上昭反）。”

吴国季札观看跳《韶Ω》之舞时（Ω音箫），说：“德行到达极致了啊！伟大啊！如同上天无所不覆盖，如同大地无所不承载啊！即使是极其盛大的德行，也不能超过这个了！”

陈氏《乐书》说：“《周官》记载跳《大{〇召}》之舞来祭祀四望之神，又用它来祭祀人鬼，那么{〇召}这种乐曲，是无所不通的。在天地之间演奏它，那么四望之神可以感格而来。在宗庙之中演奏它，那么先人之灵可以被礼敬。《尚书》说：‘《箫韶》演奏九次。’大概帝王功业成就便创作乐曲，这是用来表现其功业成就的方式。经历秦代焚毁之后，六代乐曲残缺不全，只剩下《韶》、《武》而已。汉朝兴起后，改为《文治》、《五行》之舞，名称虽然还在，但实质已经丧失了。”

舜帝于是广布文德，在两阶之间跳干、羽之舞（干，是盾牌；羽，是羽毛做的舞具。都是舞者所执之物。这是弘扬文教，在宾主台阶之间跳文舞而抑制武事），过了七十天，有苗部族就来归服了（讨伐他们不服，不讨伐反而自己前来，说明统御他们的人必定有其道理）。

《大夏》——《大司乐》郑玄注：“《大夏》，是禹的乐曲。禹治理洪水、平整土地，是说他的德行能够扩大中国疆域。”

吴国季札观看跳《大夏》之舞时说：“美好啊！勤劳而不自恃有德，若不是禹，还有谁能修成这样的德行！”

陈氏《乐书》说：“《周官·大司乐》说‘演奏九德之歌，跳九{〇召}之舞’；瞽〇蒙‘掌管九德六诗之歌，用来辅助大师。’《春秋传》说：‘水、火、金、木、土、〇，称为六府。端正德行、便利器用、丰厚民生，称为三事。六府三事，合称九功。九功之德，都可以歌颂，称为九歌。’{〇召}是舜的乐曲，称为九{〇召}之舞；那么《大夏》，是禹的乐曲，称为九德之歌，岂不就是《九夏》之乐吗？《钟师》记载：‘凡是乐事都用钟鼓演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礻戒夏》、《骜夏》。’杜子春说：‘王出入时演奏《王夏》，尸出入时演奏《肆夏》，牲畜出入时演奏《昭夏》，四方来朝的宾客时演奏《纳夏》，臣子有功时演奏《章夏》，夫人祭祀时演奏《齐夏》，族人侍奉时演奏《族夏》，宾客饮醉而出时演奏《礻戒夏》，公出入时演奏《骜夏》。’大概君王对于天下，出行而与外物相接触，就会光彩焕发地展现文明的光华、功业的伟大，然而众多变故往往产生于丰盛盛大之时，而没有变故却体现在随时警惕的道理中，那么君王出行而与百姓同其忧患

译，又不能不考虑忧患而预先加以戒备。禹创作《九夏》之乐，本于九功之德来作歌，而《夏书》说‘用九歌来劝勉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败坏’，何尝不是预先考虑忧患而加以戒备呢？况且天下的百姓，把王当作君主，《九夏》之乐，把《王夏》当作乐曲之君，所以王出入时演奏《王夏》。尸并不是神，只是象征神而已，然而尸对于神来说，在宗庙中地位等同于君，这是与君相当而毫不逊色的，所以尸出入时演奏《肆夏》。牲畜是用来供奉神的，实际上是用来召唤神的，神藏于幽微之处，而有办法召唤他，就会显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也是显明的表现吗？所以牲畜出入时演奏《昭夏》。向外称为出，向内称为纳，四方的宾客，有的因朝见而来见王，有的因祭祀而来献享，不能把他们排斥在外。以宽容之心接纳他们，这是团结宾客、取悦远方来人的道理，所以四方宾客来朝时演奏《纳夏》。东南方为文，西南方为章，那么章，就是文的完成、明的彰显。臣子有功而不赐乐来表彰他，那么最终就会导致功业不显明，这不是崇尚德行、报答功劳的道理，所以臣子有功时演奏《章夏》。古时候将要祭祀，君王在外斋戒，夫人在内斋戒，心中不随意思虑，必定依据正道，手足不随意行动，必定依据礼仪，这样做到精诚清明的德行，才可以与神明交感，所以夫人祭祀时演奏《齐夏》。族人侍奉王，在内朝按年齿排序，是彰明父子之情；在外朝按官职排序，是体现异姓之别。合乎正道，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族人侍奉时演奏《族夏》。已经喝醉而离席，是共同承受福分；喝醉了却不离席，这叫做败坏德行。不仅在礼仪上是这样，音乐也是如此。因此先王对于音乐，未尝不用礻戒来表示警戒，所以宾客醉后离席时演奏《礻戒夏》。大射礼中，公入场，骜，那么公与王的德行相同，爵位没有比这更重的了。然而地位不期望骄纵却骄纵产生，禄位不期望奢侈却奢侈滋生，那么自我放纵、骄横的祸患，就很难免于己身了。因此先王对于音乐，未尝不用骜来表示警戒，所以公出入时演奏《骜夏》。大概礼过分就容易疏离，乐过分就容易放纵，《九夏》之乐，必定以礻戒、骜结尾，是因为要用相反的方式来加以文饰的缘故。如果这样，还有什么败坏可言呢？《诗经》说钟鼓已经戒备，与此意思相同。《九夏》之乐，只有名称而没有留下歌词，大概就像《豳雅》、《豳颂》一样。虞、夏之世，不仅有文舞，也有武舞，在两阶之间跳干羽之舞就是如此。后周朝会之礼，帝出入时演奏《王夏》，太子出入时演奏《肆夏》，王公出行时演奏《骜夏》，诸侯献上玉帛时演奏《纳夏》，宗室聚会时演奏《族夏》，用膳时演奏《深夏》。北齐文宣帝之时，宗庙中群臣出入演奏《肆夏》，牲畜出入、荐献毛血时演奏《昭夏》，入门、升坛、饮福、就燎时演奏《王夏》。梁武帝之时，凡是宾客出入以及皇帝出场、入场、升堂都演奏《肆夏》。然而禹演奏《九夏》，而王道得以成就，齐、梁、后周也演奏这些乐曲，但王道却衰落了，这并不是《九夏》之乐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只是空有禹乐的名义，却没有禹乐的实质罢了。禹的乐曲称为《大夏》，而季札说‘美好啊，勤劳而不自恃有德’，是因为禹不自我满足，虽然拥有伟大的功业却能够谦虚，一定是先有所豫备防患的缘故。公羊子家驹说：‘用红色的盾牌、玉制的斧钺来跳《大夏》之舞，用八佾来跳

译《大武》之舞。’《大夏》，是文乐，用八佾来跳是可以的，用红色盾牌、玉制斧钺来跳，难道合适吗？《礼记·明堂位》说：‘拿着红色盾牌、玉制斧钺，戴着冕，跳《大武》之舞；戴着皮弁，穿着素积之衣，裸露上身跳《大夏》之舞。’《祭统》说：‘用红色盾牌、玉制斧钺跳《大武》之舞，用八佾跳《大夏》之舞。’这些说法并非不恰当，然而不是专门用于周公的庙，有的还用于群公的庙，这不是成王崇尚德行、报答功劳的本意。虽然如此，具备《九夏》之乐，只有天子才可以，元侯不能享用；祭飨元侯时只用《肆》、《昭》、《纳》三种《夏》乐而已，大夫不能享用。所以大夫演奏《肆夏》，是从赵文子开始的。《周礼》称之为《肆》、《昭》、《纳》，《鲁语》称之为《繁》、《遏》、《渠》，所以杜子春认为每种《夏》乐都有两个名称。吕叔玉认为《肆夏》就是《时迈》；《繁》、《遏》就是《执竞》；《渠》就是《思文》，这难道不是不知道三种《夏》乐是禹乐而非周乐的缘故吗？”

《大〇》——《大司乐》郑玄注：“《大〇》，是汤的乐曲。汤用宽厚来治理百姓而除去他们的邪恶，是说他的德行能使天下人各得其所。”

吴国季札观看跳《韶〇》之舞时说：“圣人的胸怀真是弘大啊，但仍有惭愧之心，可见圣人立身处世之难啊。”

陈氏《乐书》说：“《吕氏春秋》说：‘汤命令伊尹创作《大〇》，歌唱《晨露》，周人跳此舞来祭祀先妣。’荀子说：‘步伐合乎《武》、《象》，快走合乎《韶》、《〇》，这是用来陶养耳朵的。’春秋时期，宋人创作《桑林》之舞来招待晋侯，那么《大〇》、《桑林》之舞，是商朝后人所创作的，并非始于汤。荀子说周代兴起了《勺》、《武》，而《韶》、《〇》就废弃了，这是不懂得周代兼用六代乐曲的用意啊。”

《大武》——《大司乐》郑玄注：“《大武》，是武王的乐曲。武王讨伐纣王，来除去天下的祸害，是说他的德行能够成就武功。”

吴国季札观看跳《象Ω》、《南〇》之舞时（《象Ω》，是舞者所执之物；《南〇》，用〇来伴舞。都是文王的乐曲），说：“美好啊！只是还有些遗憾（美好，是赞美其容仪；遗憾，是遗憾文王没能亲自实现太平盛世）。”观看跳《大武》之舞时（武王的乐曲），说：“美好啊！周朝的兴盛，大概就是这样吧！”

《乐记》说：“《大武》之舞开始时向北出发（象征武王北伐），第二次变化时象征灭商，第三次变化时象征向南凯旋，第四次变化时象征南方诸国已纳入疆土，第五次变化时分为两队，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次变化重新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天子夹在中间挥动铃铎，舞者做出四次刺伐的动作，象征在中国显示威武。分成两队夹道前进，是象征事情早已成功；长久地站立在原位，是为了等待诸侯的到来（注释都见于《乐》历代沿革一节）。”

陈氏《乐书》说：“《春秋传》说：‘从文字上看，止戈二字合成武字，戈是兵器，用来表明战事；止是形象，用来表明志向。’《诗序》说：‘桓，是讲习武事、举行类祭马祭的诗。’桓，是武事之志。说是武事之志，那么讲习武事就是其中所记之事。《大武》的含义，不过如此而已。大概音乐一变称为一成，文乐九成，是因为九变的缘故；武乐六成，是因为六变的缘故。周人开始创作完备的乐曲并配享于祖庙，不过就是《大武》而已，从其变化次数就可以知

译道其成就了。《礼记》说，《武》舞开始时向北出发，第二次变化时象征灭商，第三次变化时象征向南，第四次变化时象征南方诸国纳入疆土，第五次变化时分为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次变化重新归位，来尊崇天子。那么殷、周二王朝之后代前来观看这一成就，岂不正是用来尊崇天子的用意吗？《周官·大司乐》说：‘演奏无射之律，歌唱夹锺之调，跳《大武》之舞，来祭祀先祖。’既然如此，那么演奏《大武》时，歌唱这首诗并跳这支舞，是可以知道的。《礼记》上有说：用八佾来跳《大武》之舞，这是说舞者的行列人数。用红色盾牌、玉制斧钺来跳《大武》之舞，这是说舞具。戴着冕来跳《大武》之舞，这是说服饰。《周官》、《乐记》都是先说《大夏》后说《大武》，是按照世代先后的顺序来说的。《祭义》、《明堂位》都是先说《大武》后说《大夏》，这是因为尊崇当时君王的制度的缘故。”

《象》——《内则》说：“成童要跳《象》舞。”注：“先学《勺》舞，后学《象》舞，这是文舞与武舞的先后次序。成童，指十五岁以上的少年。”

陈氏《乐书》说：“吉祥之事有征兆，取象于事物就能知晓其中的道理。周朝的祥瑞，是先显现出事情吉祥征兆的。《象》舞，则是王事初显征兆时所取象的乐器（事物）。吉祥之事的征兆，寄托在所取象的事物之中，那么文王的《象》舞完成之后，还有什么不是形容文王之所以拥有天下的征象呢？《乐记》说：‘音乐不是指弦歌干扬这些末节，这些是儿童也能表演的。’《内则》说：‘成童跳《象》舞。’大概文王之时，虽然王事的征兆已经显现，但一统天下的大业还没有完全成就。用尚未完全成就的大业，让尚未成年的儿童来表演此舞，这大概就是称之为《象舞》的原因吧！《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仲尼燕居》都说‘堂下用管乐演奏《象》舞’，《春秋传》也说‘《象Ω》、《南》’。演奏文王的乐曲时，在堂上歌唱《维清》，在堂下用钟鼓演奏，在庭中跳《象》舞，其所形容的，只是振兴邦国的典章制度而已，还没有涉及到法则；只是开创对上帝的祭祀而已，还没有涉及到众多的祭祀。振兴邦国的典章制度，那么是人接受了它；开创对上帝的祭祀，那么是上天接受了它。既然如此，那么周朝的祥瑞，难道超过这些吗？先前的儒者认为《象》是武王的乐曲，而附会以三《象》之说，这是错误的。”

《勺》——《内则》说：“十三岁，要学习音乐、诵读诗篇、跳《勺》舞。”

陈氏《乐书》说：“舀水叫做氵勺勺（酌），舀酒叫做酌，这都有酌情取用而有所节制的意思。《大武》之乐，武王在前面创作了它，成王酌取先祖的道理，在后面使它完成。这件事是武事，而这个道理却是为了养育天下。然而武事本来是要毒害天下的，但却反而能够养育天下，是因为武事有七种德行，而安民、和众、阜财本来就包含在其中。创作乐曲告成而形容这些内容，不也是可以的吗？《燕礼》说‘如果要跳舞，就跳《勺》舞’，《礼记》说‘十三岁学跳勺舞，成童跳象舞’，这些都是小舞。拿着红盾牌、玉斧钺，戴着冕跳《大武》，这是大舞。《周官》中大舞由大司乐掌管，小舞由乐师掌管。既然如此，那么周朝的舞乐，难道不比武宿夜之舞更为隆重吗？这就是《勺》、《象》之所以不像《大武

译》那样被称为大舞、配享于六代乐曲之中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大统大业的完成，要到这时才算真正成就的缘故吗？《左传》说：‘舜的乐曲没有比《韶》更盛大的，周的乐曲没有比《勺》更盛大的。’把《韶》当作最盛大的，那么把《勺》当作最盛大的，就不知道《武》乐更为重要的说法了。《白虎通》认为《勺》是周公的乐曲，这个说法也太疏漏了。”

夹氵祭。郑玄说：“古代有六代舞乐，后世所使用的只有《韶》、《武》两种舞乐而已。后世的舞乐，也随着朝代各有制作，每个宗庙都各自有其形容对象，然而考究其常用的以及创作的用意，都不外乎文舞、武舞两种。我怀疑三代以前，虽然有六代舞乐的名称，但实际使用的往往也不外乎文舞、武舞两种，所以孔子说《韶》尽善尽美，《武》尽美而未尽善，没有提及其他，这实在是因为舞蹈是声音的形象化表现，而形象所能引发的感受，也不过这两种而已。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方式不同，而治国的方法工具也不外乎文事和武事，然而《〇门》、《大咸》、《大韶》、《大夏》、《大〇》、《大武》共六种舞乐之名，《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共六种笙乐之名，在当时都没有歌词，所以在典籍中没有流传下来，只是由乐师用乐谱相互传授演奏罢了。古代的音乐，只有歌唱诗篇的才有歌词，笙乐、舞乐都没有歌词，所以《大武》之舞，秦始皇改名为《五行之舞》，《大韶》之舞，汉高帝改名为《文始之舞》，魏文帝又恢复《文始》之名为《大韶舞》，把《五行舞》改称《大武舞》，都是只有乐谱而没有歌词，虽然东平王刘苍有《武德舞》的歌词，但未必真的用于表演。大体上汉魏时代，舞乐配诗的情况没有听说过。到晋武帝泰始九年，荀勖曾经掌管音乐，把文舞改名为《正德》，武舞改名为《大豫》，让郭夏、宋识为其编排舞蹈节奏，而张华为它撰写乐章。从此以后，舞乐才开始有歌词，但有了歌词也就失去了古代的规矩。”

〇〇舞——《乐师》记载：“掌管教导国子小舞，其中有〇〇舞。”《鼓人》记载：“凡祭祀百物之神，用鼓伴奏〇〇舞。”《舞师》记载：“掌管教导〇〇舞，率领众人跳社稷祭祀之舞。”女巫记载：“掌管每年按时节祓除旱灾等灾患时，跳雩舞。”大概〇〇的意思，就是祓除的意思。社稷之神以及百物之神，都是为百姓祓除灾患的，所以用〇〇舞来祭祀他们。既然如此，那么用这种舞来教导国子，是要让他们负起保护社稷的责任。郑司农说：“〇〇舞，是用全羽（整片羽毛）来舞；羽舞，是用析羽（撕开的羽毛）来舞。”郑康成说：“〇〇，是把五彩缯帛撕开做成的”，如今灵星舞……

译你的说法是对的。这大概也是相互补充说明的意思吧！

羽舞：《乐师》说："凡是国家有羽舞（之事）。"《舞师》说："掌管教授羽舞，率领众人在四方的祭祀中起舞。"《〇师》说："掌管教授国子跳羽龠之舞〇〇。遇到祭祀，就击鼓奏羽〇之舞，宴请宾客飨食时也是如此。"《诗经》说："右手拿着野鸡羽毛。"所谓羽舞，是说野鸡的羽毛可以用作仪仗，拿着它来起舞，是用来做遮蔽、装饰之用的。春秋时期，隐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行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行，诸侯用六行，大夫用四行，士用二行。"羽舞的制度，从天子一直到士，名分地位不同，舞蹈也有不同的行数，不过是依次递减二而已。诸侯应当用六行羽舞，(如今)竟在考成仲子之庙时使用了它，这不是僭越又是什么？圣人记载"初献"，就是用来贬斥这件事的。

译皇舞　《舞师》说："掌管教授皇舞，率领众人跳求雨祭祀时用的舞蹈。"《乐师》说："掌管教授国子小舞，其中有皇舞。"皇，属于阴类，却能成为同类中的首领，是阴中之阳。求雨祭祀是要通达阴中之阳，所以用皇舞来跳，这与巫师、女巫的舞蹈用意相同。跳皇舞的人，用羽毛做成头冠覆盖头部，上衣以翡翠的羽毛为装饰。又有一种说法：皇，是杂集五彩羽毛做成的、像凤凰颜色一样的饰物。

旄舞　《传》说："葛天氏的乐舞，三个人拿着牦牛尾巴唱着八阕歌曲。"想来所谓旄，就是那牦牛的尾巴吧！古人不仅拿着它来歌唱，也拿着它来舞蹈。牦牛的尾巴，是舞者所持之物，用来指挥调度，如同旌旗一样。注说："牦牛的尾巴，是乡里士人设置用来做标识的东西。"《周官》说："旄人掌管教授散乐之舞，跳夷人之乐舞。"既然如此，那么旄舞，难道也是旄人所教授的吗！

干舞　《司干》说："掌管舞蹈所用器具。祭祀时，舞者已经排列好，就授给舞具；舞完之后，就收回舞具。宾客宴飨也是这样。"《司兵》说："祭祀时，授给舞者兵器。"《司戈盾》说："祭祀时，授给持旅之人殳，所以士人的戈与盾，授给舞者兵器也是这样。"说到兵器，就不止于干；说到干，则只是一种器具而已。《郊特牲》说："手持红色的盾牌，配以锡饰，戴着冕跳《大武》之舞。"《明堂位》说："手持红色的盾牌、玉制的斧钺，戴着冕跳《大武》之舞。"《乐记》说："音乐并不只是指干戚之舞，那不过是音乐中的末节，所以让童子来跳。"《祭统》说："到了跳舞的时候，国君手持干戚，走到舞位上。"由此可知，干是用来自卫的兵器，不是攻伐他人的器具。从天子到童子，无不手持此物来舞蹈，是用来象征有武事，然而这也只不过是音乐中的末节而已。所以乐师用这个来教国子，是想让他们由末节而知晓根本；舞师在祭祀山川时用这个，是因为它有阻挡遮蔽护卫之功用。汉代乐舞先奏《武德》，后奏《文始》；唐代乐舞先奏《七德》，后奏《九功》。他们的用意是认为武功用来威慑众人、平定祸难，文治用来使众人归附、守住成业。平定祸难要放在前面，守住成业要放在后面。唐太宗对封德彝说："朕起初虽然凭武功兴起，最终却是用文德来安抚海内。"若说文治的仪容不如武力的威猛，这话就说错了。考察古代典籍，《周官》说："司兵掌管五种兵器、五种盾牌，以备军事之用。"《诗经》说："龙纹图案的盾牌汇聚在一起。"又说："绘着杂羽花纹的盾牌很美观。"《春秋传》说："狄人拿大车的轮子来当大盾。"《国语》说："官吏拿有文犀纹饰的盾牌来做防护。"先儒认为橹是大盾，伐是中等的干，那么盾在经传中出现，有橹、干、伐、渠等不同的名称，但作为盾这一点是一样的。盾这种东西，用皮革制成，它的背面叫做瓦。《左传》说"射中他的盾背"，说的就是这个。盾背设有装饰，《记》说"朱红色的盾配以锡饰"，说的就是这个。盾以朱红色为底色，绘上龙的图案，龙纹之外，又绘上杂色的羽毛纹饰（蒙，就是杂色的羽毛纹饰）。系结盾牌用绣有花纹的皮革，连接绣韦用的是彩带。《尚书》说"乔攵乃干"。所谓乔攵，就是用彩带系结的意思。《国语》说"轻罪可用〇贵盾来赎罪"，那么〇贵就是指绣韦。舞者所持的盾牌，形制就是这样。隋朝初年，武舞用三十二人执戈，三十二人执戚，都配以盾牌，其中一半人拿龙纹盾，一半人拿龟纹盾，这是被郑玄"其背如龟"的说法所迷惑了。他们不知道所谓的龟，指的是盾背的形状，而不是它的花纹装饰。孔安国注

译解《尚书·大禹谟》，把"舞干羽"解释为文舞，这也是错误的。如今的卤簿仪仗中的"橹"，就是干橹的橹，难道是古代"橹""卤"二字通用的缘故吗？

人舞　只用手来舞动，而没有所持之物。别的舞蹈以干戚羽旄作为装饰，人舞则以手舞足蹈作为仪容。所以《乐记》中乐师所教的各种舞蹈，都以人的手舞收尾。《通礼义纂》说："古时臣子对君主，有拜手稽首之礼。"自后魏以来，臣子受到恩宠的，都以手舞足蹈来表达极度的喜悦。这难道不是渊源于此吗！

野舞　《地官》说："舞师掌管教授小舞，凡是乡野之人要学舞，也都要教授他们。"教舞连野人都不遗漏，那么舞师所教授的，也就无所不至了。

《正义》说："大司乐所教的《〇门》以下六种舞蹈是大舞；舞师所教的〇〇舞以下七种是小舞。《内则》说'十三岁学跳《勺》舞，到成童时学跳《象》舞'，说的就是小舞。又说'二十岁学跳《大夏》'，指的就是这六种大舞。"陈旸《乐书》说："手持盾牌挥舞的，是兵舞；用五彩缯帛排列而成的，是〇〇舞；用众鸟的羽毛裁制而成的，是羽舞；用凤凰的羽毛做成的，是皇舞；用牦牛的尾巴做成的，是旄舞。郑司农说：'祭祀社稷用〇〇舞，祭祀宗庙用羽舞，祭祀四方之神用皇舞，在辟雍用旄舞，用于军事用干舞，祭祀星辰用人舞。'郑康成说：'祭祀四方之神用羽舞，祭祀宗庙用人舞，祭祀山川用干舞，求雨祭祀用皇舞。'然而古代在举行大祭祀时，有齐备的乐必定有齐备的舞。《春秋》记载'在太庙举行祭事，跳《万》舞时去掉了〇'，可见宗庙祭祀是兼用干舞与羽舞的。至于分散单独使用的情形，就不会齐备，所以祭祀山川用干舞、祭祀社稷用〇〇舞、祭祀四方用羽舞、求雨祭祀用皇舞，二位郑氏的说法是疏漏的。《大司乐》说'跳《咸池》之舞来祭祀地神'，可见祭祀社稷不只是用〇〇舞；'跳《大夏》之舞来祭祀山川'，可见祭祀山川不只是用兵舞。在讲《咸池》一类时，只说其乐章而不说其器具；在讲〇〇舞一类时，只说其器具而不说其乐章，这是彼此互相补充说明的缘故。《尚书》说：'在两阶之间跳干舞与羽舞'；《乐记》说：'配合音律而奏乐，加上干戚羽旄，就称为乐。'《郊特牲》、《明堂位》、《祭统》都说：'手持红色的盾牌、玉制的斧钺，用来跳《大武》之舞；戴着皮弁、穿着素色褶裙，用来跳《大夏》之舞。'《简兮》这首诗说'高大的舞者身姿魁梧，在公室庭院中跳《万舞》'，接下来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雉羽'，大体都是先武后文，这是因为尧舜以礼让相传，他们的舞蹈先跳干舞后跳羽舞，是因为苗民不服王命的缘故；商汤、周武王以征伐得天下，他们的舞蹈先跳武舞后跳文舞，是因为以武功为大的缘故。"

按：《正义》把《〇门》、《大卷》、《大咸》、《大夏》、《大〇》、《大武》看作大舞，把〇〇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看作小舞。但依我看来，《〇门》以下这些，是舞蹈的名称；至于〇〇、羽、皇、旄、干、人，则是舞蹈所用的器具。有了这六种器具，然后才可以跳舞，这六代之舞，并不是在小舞之外，另外还有所谓的大舞。六代的舞蹈，名称虽然不同，但所用的器具却是相同的。然而之所以一定要称之为〇〇舞、羽舞等等，是因为它们有的施用于祭祀社稷，有的施用于祭祀山川、求雨等场合，用途各不相同罢了。舞师所教授的，是分别指各自所学习的而言，所以称之为〇〇舞、羽舞；大司乐所教授的，是笼统地指集大成的整体而言，所以称之为《〇门》、《大咸》。打个比方，学习〇〇

译、羽、皇、旄、干、人，就好比是诵读诗书；从《〇门》到《大武》，就好比是写文章。而诵读诗书，本来就是写文章的基础。《乐书》互相补充说明的说法是正确的。

△舞器

相　形状像鼙鼓，用皮革做表面，用糠做内里，用漆把夹板固定住，承接着敲击它，用来辅助音乐节奏。《乐记》说："用相来节制乐曲的治乱。"各家乐图大多把相当作节拍器。可见相是用来辅助音乐的，也是用来节制舞蹈的。如今太乐署的武舞还在使用它。两名乐工站在舞者的左边，用手抚按两端，以此节制舞者的步伐，这难道不是相的遗留制度吗！有人说相就是拊，这是错误的。《乐记》先说"会同守着拊鼓"，接着说"用相来节制治乱"，那么拊是用来引领乐曲的，相是用来节制乐曲的，怎么能算是同一种乐器呢？

应　小舂叫做应，是用来应和大舂所引领的节拍的。《周官》记载笙师掌管教授，牍长七尺，应的形状则像桶而呈方形，六尺五寸，中间设有象征性的〇，有椎连接底部，左右互相敲击以应和〇。据礼图所绘，它的形状正圆，内外都是朱红色。

牍　用竹制成，五寸长，使其声音减弱而变小，用来节制乐曲。所以舂牍，《周官》让笙师掌管，用来教授礻戒乐，礻戒有表示警戒节制的意思。牍有长有短，长的七尺，短的三尺，中间空虚如〇而没有底，两端有两个孔并用漆彩绘，陈列在庭中，用双手撞击地面，作为宾客出场时的节拍。

雅　笙师掌管教授雅，用来教授礻戒夏之乐，宾客出场时用雅，是要使他们即使醉了也不失正态；乐工跳舞时用雅，是要使他们即使动作迅疾也不失正态。先儒认为它形状像漆桶而口部〇，直径大约两围，长五尺六寸，用羊皮蒙住，旁边有两个纽结，上面疏疏地画着武舞的图案，是乐工所持用来节制舞蹈的器具。

戈　《周官·司戈盾》说："祭祀时授给舞者兵器。"《文王世子》说："春夏两季学习干戈。"汉代迎接秋气的乐舞也使用戈。隋朝初年，武舞用三十二人执戈，三十二人执戚，都配以盾牌。可见古人在乐舞之中寄托了习练兵事的用意，以至于干戈戚扬弓矢之类，没有不持用的，其中除去战具、警戒意外事变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

〇　《〇师》说："祭祀时敲鼓，跳持羽持〇的舞蹈。"《文王世子》说："秋冬两季学习羽〇。"《宾之初筵》说："跳〇舞，吹笙击鼓。"《春秋》记载："跳《万》舞时去掉了〇。"可见手持〇而舞，其由来已经很久了。《诗经》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雉羽。"〇是用来发声的，翟是用来构成舞容的。

弓矢　《大司乐》说"大射之礼，命令演奏《驺虞》，诏令诸侯用弓矢起舞"，《乐师》说"燕射之礼，率领射手用弓矢起舞"，这大概是周人的制度。

戚　《礼记》说："手持红色的盾牌、玉制的斧钺，用来跳《大武》之舞。"干，是盾牌，用来自我防护；戚，是斧钺，用来应对敌人。朱干，是用白金来装饰它的背面。《记》说"朱红色的盾配以锡饰"，说的就是这个。玉戚，是剥削美玉来装饰它的柄。楚国的工尹路说"剥削美玉来做〇〇必"，说的就是这个。跳武舞时持干戚，那么跳夏舞时就该持〇翟了。然而朱色是用来象征事功，美玉是用来象征德行。武舞以自我防护为主，而应对敌人并非出于本意。所以那宣示布陈、显露无遗以为事功的，是要显示自我防护罢了；至于持以应对敌人的，那是温和纯厚的德行，这就是武舞的道理。汉高祖命令舞人手持干戚，跳《武德之舞》；光武帝迎接秋气，亲自手持干戚，跳《〇翘育命之舞》，也算是接近古制了。然而武舞尽善尽美，却还

译没有做到极致的完善，所以干戚之舞，又不能算是齐备的音乐了。宋朝太乐所用的舞具，只不过增加了绘画装饰而已，距离古制已经很远了，难道不应该恢复古制吗！

扬（钺）　《诗经》说："干戈戚扬。"《乐记》说："音乐，并不是指干扬之舞，所以让童子来跳它。"《广雅》说："钺，就是戚斧。"毛苌认为扬就是钺。孔安国认为刘是斧属之器。扬、钺、戚、┥、刘，都是斧类，只是各自所由来的名称不同罢了。黄钺是用金来装饰它的柄，玉戚是用玉来装饰它的柄，大概都取其有刚劲果断之材质的缘故。

翟　《诗经》说："右手拿着雉羽。"《左传》说："五种雉鸟对应五个工正之官。"《尔雅》记载有"鸬诸雉、乔〇雉、〇雉、〇雉、秩秩海雉、翟〇山雉、翰（汗）雉、〇雉、〇雉、鹞雉，南方叫{士局}（俦），东方叫甾〇，北方叫希〇，西方叫尊〇"，而舞蹈所取用的，特指翟〇山雉罢了，因为它的羽毛尤其可以用作仪容装饰的缘故。南齐时郑义又把翟解释为用来装饰笛子的、以髦饰之、以羽饰之的东西。梁武帝说："翟是五种雉中的一种，取其柔软的羽毛拿在手中罢了，难道说的是羌笛吗？"这个说法是对的。如今太乐用雉羽层层叠聚而成，柄部再漆画装饰，这大概也是接近古制的做法吧！《春秋公羊传》记载鲁隐公五年："考察仲子的宗庙，初次献上六佾之羽舞。"何休说："鸿，就是羽毛，用来象征文德教化传播迅疾。"这是拘泥于《渐卦》"其羽可用为仪"的说法，不知道《礼》中有夏〇的记载，《诗经》中有秉翟的含义。

鹭　《宛邱》说："无论冬夏，都拿着鹭羽；无论冬夏，都举着鹭〇。"鹭羽，是舞者所持之物；鹭〇，是舞者所竖立之物。既拿着他所持的鹭羽，又举着他所竖立的鹭〇，这是常常起舞而不知返归正道。《宛邱》讽刺这种情况，难道不应该吗？如今太乐署的文舞，不用翟羽，而用鹭羽来跳，朴素而没有文采，这正是陈国那种淫靡之乐，并非先王的雅正之舞。改变现状而恢复古制，现在正是时候吧。

〇　纛　羽葆幢　《君子阳阳》说："左手拿着〇。"《宛邱》说："举着鹭〇。"《尔雅》说："〇，就是纛。"郭璞认为就是如今的羽葆幢。这大概是舞者所竖立用来构成仪容的，而不是他所持有的东西。如今太乐所用的高七尺，竿首栖息着木雕的凤凰，缠绕一层髦毛，缀上〇帛，画上升龙的图案。两名乐工执持它，分别站立在左右两边，以此引领文舞，这也算是保留了古代的遗制了。

旌　春秋时，宋国人创作了《桑林之舞》，用来款待晋侯。舞师用大旌来标识行列，晋侯感到恐惧，退避进入房中。去掉了大旌，才终于完成了这次款待而回去。旌夏，就是大旌。舞者的行列用大旌来做标识。《大射礼》说："举起旌旗要合于宫音，放下旌旗要合于商音。"这大概也是同一类的用法吧！然而武舞是用来象征成就的，所以可以用旌旗来参与其中。如今太乐所用的缠绕三层旄牛尾，高度与纛相等，两名乐工分别站在左右，以此来引领武舞，这也算是保留了古代的遗制了。

节　《尔雅》说："和顺的乐舞称为节。"乐曲的声音有鼓来节制它，舞蹈的仪容有节来节制它。所以先代的舞蹈，有执节二人的说法。至今仍沿用此制，有把朱色缯帛析成三层的制度，这大概是有其渊源来历的。

麾（晕干）　《周官》说："巾车掌管木路车，竖立大麾，用来田猎，用来分封藩国。"《尚书》说"左手拄着黄钺，右手拿着白色旄牛尾来指挥"，可见麾是周人所设立的。后世由协律郎执掌，用来指挥乐工。它的形制高

译七尺，竿部以龙首为饰，缀上〇帛，上面画着升龙的图案。乐曲将要开始演奏就举起它，停止就放下它。在堂上时就站立在西阶，在堂下时就站立在乐悬的前面，稍稍偏西。《唐乐录》称它为晕干，如今太常寺的武舞还在使用它。

Ω　《大周正乐》说："舞箭称为Ω。"《春秋传》记载："见到跳象Ω南〇的舞蹈。"杜预说："这是舞者所持之物。"但详细情形已经无从考知了。

△舞衣

冕　《记》说："手持红色的盾牌、玉制的斧钺，戴着冕跳《大武》之舞。"《祭统》说："戴着冕、手持盾牌，率领群臣，以此使先祖神灵愉悦。"《乐记》说："在太学宴请三老、五更时，天子戴着冕、手持盾牌，是用来教导诸侯敬悌之道的。"由此看来，天子戴冕手持盾牌，祭天时穿裘冕，祭宗庙时穿衮冕、〇冕，宴请三老五更时则只穿〇冕。唐代的制度：天子的礼制中，大裘冕是祭祀天地时所穿的服饰；再往下，平冕是郊庙舞郎所穿的服饰。先王的制度，戴冕而手持盾牌，不仅仅施行于郊庙祭祀，即使是在太学宴请三老、五更时也这样使用。因为这是用宗庙之礼来对待德高望重的老者，也可以说是敬重到了极点了。至于诸侯手持朱盾配上锡饰、戴冕跳《大武》之舞，那就是僭越天子的礼制，古人是不这样做的。由此说来，诸侯戴冕跳《大武》之舞，《礼经》尚且认为是僭越，何况是舞郎跳舞，怎么可以用平冕呢？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回答说：用爵弁来跳文舞，用韦弁来跳武舞，不也可以吗？

按：冕服，是先王最隆重的礼制服饰，不是郊庙祭祀这样的大事就不穿它。然而天子亲自戴冕手持盾牌，是在郊庙祭祀以及养老之时才施行的，大概是敬重到了极点而以隆重的礼制来对待此事。唐人却把平冕当作舞郎的服饰，那么乐工也就可以穿王公的服饰了。我私下认为古代的舞者，必定自有他们专门的服装，《尚书》所说的"允之舞衣"就是这个。所谓"戴冕而手持盾牌"，是因为在祭祀养老之时，国君穿着冕服来从事此事，于是亲自起舞以示敬意，并不是说舞者一定都要穿戴冕服。又比如祭祀之时，国君亲自牵牲、割牲；养老之时，国君亲自捧酱、执爵，那时也一定都是穿着冕服来从事的，这与戴冕手持盾牌属同一类情形。但如果就此说祭祀时牵牲割牲的人、养老时捧酱执爵的人，即使是地位低下的有司都可以穿国君的服饰，这可以吗？国君亲自耕种藉田，就戴冕、穿朱色〇裳、亲自握着耒耜，难道凡是握耒耜的人，都可以穿戴冕服吗？后世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把平冕当作舞郎的服饰，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流传已久，到了南唐时期，优伶们竟然有人乞求取用大殷皇帝的平天冠来做戏服以博人一笑的，这是因为后世把舞蹈看同于戏剧，又因为这个错误把平冕当作舞蹈的服饰，于是竟然也把冕当作戏服看待了。

皮弁　《明堂位》说："戴皮弁、穿素色褶裙，袒露内衣跳《大夏》之舞。"皮弁是用白鹿皮制成的，它配的上衣是十五升布做的，颜色则是取象于此，上衣是素色的，下裳是素色褶裙。《大武》之舞是用来象征征讨诛伐的，所以一定要手持朱盾、玉戚，戴冕而跳，因为武功不宜显露的缘故；《大夏》之舞是用来象征礼让辞逊的，所以一定要戴皮弁、穿素色褶裙，袒露内衣而跳，因为文德不必隐藏的缘故。《记》说："穿裘衣而袒露，是要显现美好；穿衣而完全遮覆，是要充实美德。"礼不隆重时，服饰就不须完全遮覆，所以大裘不袒露，那么完全遮覆以充实美德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由此看来，袒露与遮覆从来不是互相因袭的。干戚与羽〇，也从来不曾同时并用。在《大夏》之舞说袒露而舞，那

译么《大武》之舞戴冕而舞，一定是要用完全遮覆的方式；在《大武》之舞说用干戚，那么《大夏》之舞一定是用羽〇。

陈旸《乐书》说："《尚书》说：'允国之人所进献的舞衣，放在西房。'孔安国说：'允国所说的舞者的衣服，都符合礼法。'然而古代除了皮弁、素积、冕服之外，没有其他的经籍记载可考，只是汉代舞者的服装，效法五方之色，称为五行之舞。汉代距三代不远，恐怕也是保留了古代的遗制。唐代赵慎言说：'如今祭祀所用的礼器、茵褥都遵循五方颜色，唯独五郊祭祀时的服装却违背了这种配色，舞者常常拿着黑色装饰之物，乐工也都穿着大红色的衣服，臣私下认为这样不合适。舞者、乐工的衣服，请依照方位对应的颜色来定。宗庙用黄色，都各自在袖子上标明所主之色。'这也可以说是有见识的话了。如今如果真的能效法这个制度并加以施行，使舞工的服装，在五郊各按五种颜色，祭天用玄色，祭地用黄色，祭宗庙用绣纹，也就差不多接近古制了。至于说宗庙用黄色，那么就不知道祭地神究竟应当用什么颜色了？"

舞缀兆　《乐记》说："治理百姓劳苦的君主，他的舞蹈行列间距分散得远；治理百姓安逸的君主，他的舞蹈行列间距靠得近。"注说："缀，说的是ガ，是舞者所站的位置。兆，是舞位以外的边界范围。百姓劳苦，说明德行浅薄，ガ之间相距就远，舞人就少。百姓安逸，说明德行深厚，ガ之间相距就近，舞人就多。"

陈旸《乐书》说："《周官》说：'大胥用六代乐舞的会合来端正舞位，小胥巡视舞列。'《经》说：'排列他们的行列位置，行列就能端正。'ガ是用来构成舞者所站之位的，所以叫做缀；列是用来构成行的，所以叫做佾。端正它是为了辨明它的次序，巡视它是为了整肃懈怠松散之处。那么治理百姓劳苦的君主，ガ之间相距远、佾也少，是因为他的德行有所减损的缘故；治理百姓安逸的君主，ガ之间相距近、佾也多，是因为他的德行深厚的缘故。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不同，都是各自与德行相称罢了。天子对于诸侯，生前用舞蹈来表彰他，死后用谥号来彰显他。看他舞蹈行列的疏密，就足以知道他治理百姓的德行；听他谥号的异同，就足以知道他为政的行迹。既然如此，那么做诸侯的，谁不勉力修德崇尚善行，来为天下后世效法呢？如今的舞者不排列在庭院中，而是排列在堂下，那退文进武的次序，不再有出入的先后秩序，这不再是古人所说的八佾在庭院中起舞、依序出入而舞的用意了。至于在进退疾徐之际，又不再竭尽筋骨之力，来配合钟鼓拊搏的节拍，这不再是古人所说的文舞用揖让、武舞用击刺的用意了。讲求并演习这些，正是当今的急务啊。"（见书1997页有一个表）（缺）

万舞　《商颂》说："《万舞》盛大而有威仪。"《卫风》说："公室庭院中的《万舞》。"《鲁颂》说："《万舞》盛大而壮观。"《春秋》说："跳《万》舞时去掉了〇。"《左氏传》说："考察仲子的宗庙，将要跳《万舞》。"又说："楚国令尹子元想要迷惑文夫人，就住在宫室旁边并在那里表演《万舞》。"《晋志》说："《万舞》是用来象征功业的。"这种舞蹈，是先王用来演习军事的，从商代到周代都没有改变过。何休解释《公羊传》中《万舞》的说法，认为它是象征周武王率领一万人讨伐商纣，这不是错了吗！武舞，是同一种东西，称它为《干舞》，是就它的名称而言的；称它为《万舞》，是就它的人数而言的。礼乐所谨慎讲求的，不过是名称和数目罢了。

东莱吕氏说："《万舞》，是文舞、武舞两

译种舞蹈的总称。《干舞》，是武舞的别名。《〇舞》，是文舞的别名，文舞又称为《羽舞》。郑康成依据《公羊传》把《万舞》当作《干舞》，这是《公羊传》解释经文的错误。《春秋》记载'跳《万》舞时去掉了〇'，是说文舞、武舞两种舞蹈都要出场，因为仲遂之丧的缘故，在这两种舞蹈之中，去掉了其中发出声音的部分，所以去掉了〇。文舞是跳羽舞、吹〇，《公羊传》却把《万舞》当作武舞，与《〇舞》相对而言，这就失去了《经》文的原意了。如果《万舞》只是武舞，那么《简兮》和《商颂》为什么只提到《万舞》，而没有提及文舞呢？《左氏传》记载："考察仲子的宗庙，将要跳《万舞》。"妇人的宗庙，也不应该单独使用武舞。既然如此，那么《万舞》是文舞武舞两种舞蹈的总称，就很清楚了。

汉代的制度：高祖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庙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帝庙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是高祖四年创作的，用来象征天下人乐于他实行武功以铲除祸乱。《文始舞》，据说本来是舜的《韶舞》，高祖六年改名为《文始》，用来表示不相因袭前代。《五行舞》，本来是周代的舞蹈，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为《五行》。《四时舞》，是孝文帝所创作的，用来显示天下的安定祥和。凡是自己所创作的音乐，用来表明制度已经建立（颜师古说："是说自己制作的。"）；使用先王的音乐，用来表明有所效法（颜师古说："遵循前代的法度。"）。孝景帝取用《武德舞》而改作《昭德舞》，用来尊崇太宗（文帝）庙。到孝宣帝时，取用《昭德舞》而改作《盛德舞》，用来尊崇世宗（武帝）庙。诸帝庙都常常演奏《文始》、《四时》、《五行舞》。高祖六年，又创作了《昭容乐》、《礼容乐》。《昭容》，就如同古代的《昭夏》，主要是从《武德舞》中衍生出来的（苏林说："是说《昭容乐》是从《武德舞》产生出来的。"）。《礼容》主要是从《文始》、《五行舞》中衍生出来的。舞蹈进场时没有音乐，是因为将要来到至尊面前，不敢用音乐；退场时用音乐，是说舞蹈没有失去节度，能够以音乐结束。这大体上都是沿袭秦代旧有的做法。

陈旸《乐书》说：周代保存了六代之舞，到秦代只剩下《韶》、《武》两种了。汉朝兴起后，制氏世代掌管太乐，只不过认识一些铿锵鼓舞的末节，并不曾真正懂得其中的意义。然而汉代在宗庙用酒祭祀时的舞蹈，出身卑微人家的子弟不能参与。能够参与的人，上则是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下则是五大夫的子弟，选取那些身高五尺以上、年龄十二到三十岁、容貌姣好、身体修长健美的人做舞人，虽然与周代的制度不同，但也不曾失去使用国子（贵族子弟）的实质。如今的舞者，不过是用市井田野间的普通人，向来不懂歌舞的人来充当，这怎么能够感格神明、移风易俗呢！

公莫舞　就是巾舞。相传说"项庄舞剑，项伯用衣袖隔开他，使他不能加害汉高帝，并且对项庄说'公莫！'古人互相称呼为'公'，意思是不要伤害汉王。后世使用手巾，大概是效仿项伯衣袖的遗制。"

巴渝舞　汉高帝从蜀汉出发将要平定三秦时，阆中人范且率领賨人跟随高帝做前锋，号称板〇蛮，勇猛而善战，平定秦地之后，因功被封为阆中侯。他们的风俗喜爱舞蹈，高祖喜爱他们的勇猛矫健，多次观看他们的舞蹈，后来让乐人学习了这种舞蹈。阆中有渝水，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而得名，所以称为《巴渝舞》。

汉武帝时，在甘泉宫圜丘举行祭祀活动，用女童舞者三百人。

东汉光武帝平定陇、蜀之后，于是扩大了郊祀

译的规模，凡是奏乐都演奏《青阳》、《朱明》、《西皓》、《元冥》以及《〇翘》、《育命》之舞。

立春这一天，在东郊迎接春气，唱《青阳》，用八佾跳《〇翘之舞》；立夏这一天，在南郊迎接夏气，唱《朱明》，用八佾跳《〇翘之舞》；立秋前十八天，在中兆迎接黄灵，唱《朱明》，用八佾跳《〇翘》、《育命之舞》；立秋这一天，在西郊迎接秋气，唱《西皓》，用八佾跳《育命之舞》；立冬这一天，在北郊迎接冬气，唱《元冥》，用八佾跳《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献帝起居注》说："建安八年，公卿在北郊迎气，才又恢复使用八佾。"《皇览》说："迎接春、夏、秋、冬四时之气的乐舞，又是顺应天道的。天子在东堂迎接春气，用角音来歌唱，用羽翟来舞蹈，这是迎春的音乐。在南堂迎接夏气，用徵音来歌唱，用鼓鼗来舞蹈，这是迎夏的音乐。在西堂迎接秋气，用商音来歌唱，用干戚来舞蹈，这是迎秋的音乐。在北堂迎接冬气，用羽音来歌唱，用干戈来舞蹈，这是迎冬的音乐。"）。立秋前十八天，到郊外祭祀黄帝，到了立秋，在黄郊迎气，演奏黄钟宫调，歌唱《帝临》，戴冕手持干戚，跳《〇翘》、《育命》之舞，这是用来涵养顺应时令的教化的。

明帝永平三年十月，〇祭光武帝庙。开始演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书》说："《文始舞》，本来是舜的《韶舞》，高祖六年改名叫《文始》，跳这种舞的人手持羽〇。《五行舞》本来是周代的舞蹈，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叫《五行》，跳这种舞的人所戴冠冕、所穿衣服效法五行之色。《武德舞》，是高祖四年创作的，说的是以武功来铲除祸乱，跳这种舞的人手持干戚。"因为光武帝创业之初礼乐还不完备，如今才开始演奏，所以称之为"初"）。

永平八年，公卿上奏议定世祖（光武帝）庙登歌八佾舞的名称。东平王刘苍议论，认为按汉朝的旧制，宗庙各自演奏自己的乐舞，不都是相互沿袭的，是为了彰明各自的功德。秦朝无道，残害百姓，高皇帝受命讨伐暴虐，使百姓各得其所，万国都归于和乐，因此创作了《武德之舞》。孝文皇帝亲身实践节俭，废除诽谤之罪，废除肉刑，恩泽遍施四海，孝景皇帝因此制作了《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昌盛，威震海外，开辟疆土设置郡县，传承无穷，孝宣皇帝因此制作了《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天命中兴汉室，拨乱反正，武功传扬于四方境外，震慑降服了各方蛮夷，戎狄都前来朝贡，天下太平安治，登泰山封禅昭告成功，建立三雍之制，肃穆地举行祭祀典礼，功德巍峨，可与前代相媲美，以武力平定祸乱，武功盛大。歌唱是用来歌咏德行的，舞蹈是用来象征功业的，世祖庙的乐舞名称应当叫做《大武之舞》。

章帝即位后，议定显宗（明帝）庙的乐舞，东平王刘苍上书说："从前孝文帝庙的乐舞叫做《昭德之舞》，孝武帝庙的乐舞叫做《盛德之舞》。如今这两位皇帝都〇祭于高庙，《昭德》、《盛德之舞》就不再单独演奏，与高庙共用同一种乐舞。如今孝明皇帝也供奉于世祖庙中，应当共用同一种乐舞，《盛德之乐》就没有地方可以再单独施用了。应当自己单独设立庙宇，创作《武德之舞》。"皇上采纳了刘苍的建议。祭祀灵星时，舞者用十六名童男。舞蹈的动作象征……

译教田舞表现的是先除草，再耕种、耘田除草，驱赶麻雀以及收割、舂米、簸扬的动作，用来象征农事的功绩。

和帝即位后，主管官员上奏说："请尊章帝庙号为肃宗，共同进献《武德之舞》。"皇帝下诏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