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钱币考二

译杂铅锡，钱形缺损违反规定。今后只准官府铸造，私下一律依旧法禁止。"

汉隐帝时，王章任三司使，聚敛财物苛刻急切。按旧制，钱的出入都以八十文为一陌，王章开始规定收入按八十计，支出按七十七计，称为"省陌"。

周显德二年，皇帝因官府长期不铸钱，而百姓〇又多将钱熔销制成器皿和佛像，钱越来越少，于是设立监局采铜铸钱。除官府的法物、军器以及寺观的钟、磬、钹、铎之类听任保留外，其余百姓〇的铜器、佛像，限五十日内全部交纳给官府，官府给予相应的价钱。过期隐匿不交的，五斤以上判处死罪，不满五斤的按等差处以刑罚。其铜镜由官府铸造，在东京设置场所出售，允许百姓购买贩卖。朝廷及各州现存的法物、军器，原用铜制造或装饰的，等到使用坏了，即准予改造，但不得再用铜，其中若确有需要用铜的，须奏请听候裁决。

皇上对侍臣说："你们不要以毁佛为疑虑。佛是用善道来教化人的，如果立志向善，这就是敬奉佛了，那些铜像，难道就是所说的佛吗！况且我听说佛的志向在于利益众人，即使是头目也可舍弃用来布施，如果朕的身体可以用来救济百姓，那也不是我所吝惜的。"

致堂胡氏说："下令就能实行，禁止就能停止，只有能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的人才能如此，比如周世宗想要禁止熔钱而毁掉铜像就是这样。铜像，是人们敬畏的对象，尚且要毁掉，钱不可熔销的道理就更不用说了。韩愈就任京兆尹时，神策六军不敢触犯法令，说'这是连佛都想除掉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熔钱铸造器物，其获利十倍。钱是用来权衡百货、平抑物价高低的，铸造它，不计成本，不谋求利息，如今却熔销它，能不禁止吗？虽然如此，熔销铸成器物，钱虽被毁，但器物还存在。至于那些四散流出的钱，用船车转运，流入其他国家，归于蛮夷之地，它的危害岂止是普通的危害而已！但没有听说周世宗禁止这种情况，可知他没有用钱货来交换远方的珍宝。钱财之所以散失，是因为用来交换远方珍宝的缘故。上面喜好这样做，下面就效仿，于是关防不严密，法制败坏，真钱一天天减少，伪钱一天天增多。用无法计价的成本，耗费有限的钱财，即使把万物都变成铜、把阴阳都变成炭，也仍然不够用，区区几件器物佛像又能济什么事呢！所以只有极其清廉没有私欲，然后才能保有生民共同的财富。而且又必须关防严密，法制齐备，铸造不废止，那么中国的钱财才真的可以在天下流通了。"

南唐主李〇失去江北之地后，困于用兵，锺谟请求铸造大钱，以一当十，钱文为"永通泉货"。锺谟获罪后大钱废止，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钱分铜、铁两等。五代相承沿用唐钱。各割据国中，江南称"唐国通宝"，又另铸仿唐制而用篆体钱文的钱。后来铸造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成、铜钱四成的比例流通，乾德以后只用铁钱贸易，十枚铁钱当一枚铜钱。两浙、河东自行铸造铜钱，也仿照唐制。西川、湖南、福建都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所铸钱文为"乾封泉宝"，直径一寸，以一当十。福建仿照唐制。

宋朝初年，钱文为"宋元通宝"。太平兴国以后，又铸"太平通宝"钱。太宗亲自书写"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种字体。此后每次改元必定重新铸钱，以年号加"元宝"作为钱文。

太祖皇帝建隆

译三年，禁止各州使用铁〇钱，百姓〇有的一律送交官府。

乾德五年，禁止轻小的恶钱，限一个月内送交官府。

自平定广南、江南之后，听任沿用旧钱，但不得超出本路辖境流通。

国初沿袭后汉旧制，官府所收的钱也用八十或八十五文为一陌，但各州私下使用各随当地习俗，甚至有以四十八钱为一陌的。这一年，各地统一以七十七文为一陌，一贯要用四斤半以上的钱。

真宗咸平四年，旧制规定犯铜禁七斤以上的，都要奏请裁决处死，此时下诏自今以后满五十斤以上的才奏请裁决，其余按等级递减处罚。

天禧三年，下诏规定凡犯铜、〇石禁令的，一律免除极刑。

铁钱，是川陕、福州沿袭旧制使用的。

开宝三年，命令在雅州百丈县设监铸造铁钱，禁止铜钱进入四川境内。后来命令铜铁钱兼行，一枚铜钱当十枚铁钱。

太平兴国八年，因福建缺少铜钱，命令在建州铸造大铁钱，与铜钱并行，不久又停止铸造。

凡铸造铜钱共有四个监：饶州的叫永平监，池州的叫永丰监，江州的叫广宁监，建州的叫丰国监（京师、〇鄂州、南安军过去也都设有钱监，杭州有宝兴监，后来都废除了）。每铸一千文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品重五斤。只有建州增加铜五两，相应减少铅的数量。至道年间，每年铸钱八十万贯，景德年间，达到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以后，铜矿大多不再开采，天禧末年，铸钱一百零五万贯。铁钱有三个监：邛州有惠民监，嘉州有丰远监，兴州有济众监（益州、雅州过去也有监，后来废止）。大钱每贯重十二斤，用来当值铜钱（过去都用小铁钱，十枚当一枚铜钱。景德二年，命令知益州张咏、西川转运使黄观共同裁定嘉州、邛州两州所铸大铁钱的规格，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制成，一枚铜钱当十枚小铁钱，两种相兼流通。后来因为铁钱太重，很多人盗取熔铸成器物，每二十五斤卖价达两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上言说："钱轻则携带者容易，钱小则盗铸者获利少。请减省景德二年的规制，其现行使用的旧钱也命令仍旧流通。"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每年总共铸钱二十一万余贯。

太祖时，采用唐朝飞钱的旧例，允许百姓把钱存入京师，在各州便利兑换。此后，规定外地清闲的州才允许指定兑取。从此以后，京城的用度日益增多，各州的钱都要输送到京城，其中需要转换支付给钱的，有时改用其他物品支付。

在此之前，允许商人把钱存入左藏库，用各州的钱支付给他们，但商旅要先经过三司投递文书，才能把钱存入库中，经手的官吏每一缗私自克扣二十文。开宝三年，设置便钱务，命令存钱的商人到便钱务递交文书，当天就把钱运到左藏库，发给凭券，并敕令各州凡商人携带凭券前来，当天就要支付，不得拖延，违者依法惩处，从此〇不再拖延。至道末年，商人便钱达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三万贯。

起初，蜀地的人因为铁钱太重，私自制作凭券，称为"交子"，以方便贸易，由富人十六户主持经营。后来富人的资财逐渐衰减，无法偿还所欠的债务，纠纷诉讼屡屡发生。寇〇曾任蜀地长官，请求禁止交子。薛田任转运使时，认为废除交子则贸易不便，请求由官府设立机构管理，禁止百姓私自制造。朝廷下诏依从他的请求，在益州设立交子务。

各路的钱每年都要输送到京城，天下各地因此钱贵而货贱。

译景〇初年，才下诏令三司把江东、福建、广南每年输送的钱贯共三十多万贯换成金帛，让钱在民间流通。

凡铸造铜钱，用铜料八十八两铸得钱一千枚，重八十两多一点。其配料，铜占六成，铅、锡占三成，都各有盈余。铸造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铸得钱一千枚，重一百九十二两。这是大致的法度。有个叫许申的人，任三司度支判官，建议用药物处理铁并与铜混合铸造，轻重如同铜钱的规制，铜占三成，铁占六成，都各有盈余，也铸得钱一千枚，费用省而利益厚。朝廷下诏在京城试铸。但是铸钱掺入铅、锡，其熔液流动快而容易铸成，而许申掺入铁，铁性粘涩，大多铸造不成，工匠深以为苦，后来终究没有成功。

本朝钱文都用"元宝"并冠以年号，等到改年号为宝元时，钱文应当作"宝元元宝"，朝廷下诏让学士商议，因而请求改为"丰济元宝"，仁宗特别命令以"皇宋通宝"作为钱文。庆历以后，又恢复冠以年号。

当时正值用兵，陕西转运费用不足，才采纳知商州皮仲容的建议，开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的青铜，设置阜民、朱阳两监铸钱。不久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求铸造大铜钱。与小钱兼行，一枚大钱当十枚小钱。张奎等人又请求利用晋州积存的铁铸造小钱。等到张奎调任河东后，又在晋、泽两州铸造大铁钱，也以一当十，以补助关中的军费。不久，三司上奏停止河东铸造大铁钱，而陕西又重新开采仪州竹尖岭的黄铜，设置博济监铸造大钱。朝廷于是又敕令江南铸造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州又铸造小铁钱，都运送到关中。几个州的钱混杂流通，大致三枚小铜钱可铸成一枚当十的大铜钱，因此百姓〇盗铸者众多，钱文大乱，物价飞涨，公私都深以为患。于是张奎又上奏在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每日铸造小铁钱，只留在河东使用。而河东铁钱流通以后，盗铸者获利十分之六，钱轻货重，弊病和陕西一样，进言的人都认为不妥。知并州郑戬请求河东铁钱以二枚当一枚铜钱，实行一年后，又改为三枚当一枚，或者五枚当一枚，停止官炉每日铸造，暂且流通旧钱。知泽州李昭遘也说河东百姓烧石炭为业，家家都有冶炼的工具，盗铸的人无法查究，而且北方契丹也能铸造铁钱，用来换取边境铜钱后带走，危害尤其严重。朝廷曾派鱼周询、欧阳修分别巡察两路钱币的利弊，到庆历末年，于是命令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共同商议。当时叶清臣又担任三司使，与张方平先上奏陕西钱币的意见，说："关中使用大钱，本来是因为官府取利过多，导致奸人盗铸，使其价值日益贬低。近年以来，都是虚抬物价，起初在下面抬高价格，最终要在上面得到补偿，官府虽然有折价抵当的虚名，实际上却蒙受亏损的实害。要挽救弊端而不先从自身减损做起，那么法令就难以推行。请让江南、仪州、商州等州的大铜钱以一当三小铜钱。"又说："奸人之所以不铸造小铁钱，是因为铸造大铜钱获利丰厚而官府又不能一定禁止，如果铸造大铜钱无利可图，他们又会去铸造小铁钱来扰乱法度。请让小铁钱以三当一枚铜钱。"不久又请求河东的小铁钱也仿照陕西，同样以三当一，并停止官府所设的炉灶。朝廷都采纳施行了他的建议。从此奸人渐渐无利可图，但仍未能杜绝滥造的钱。此后，朝廷下诏商州停止铸造青黄铜钱，又命令陕

译西的大铜钱、大铁钱都以一当二，盗铸才停止。但是法令多次变更，兵民在资财使用上受到损耗，大多怨声载道，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

神宗熙宁四年，陕西转运使皮公弼说："近年来西部边境用兵，才开始铸造当十钱。后来战事停止，很多人盗铸，于是改为当三，又减为当二，实行至今，铜的耗费大致相当，盗铸也逐渐平息。请把旧有的铜、铅全部铸成当二钱。"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折二钱便在天下流通。

庆历年间，陕西、河东都用铁钱，后来小铁钱只在河东单独流通，而陕西则许用铜钱，以及大铁钱以一折二。但是小铁钱共有四十万缗积存在同州、华州两地，熙宁年间下诏赐给河东，用铁钱偿付。永兴路安抚吴中复请求用四十文钱买入一斤缺损低劣的钱，把所收购的劣钱全部改铸为大钱。秦凤转运使熊本说："如今虽然用四十文钱能买到一斤伪钱，等到用一千枚铜钱换一千枚当二钱时，其实一斤铁钱才值一斤铁而已！一千枚钱化为铁六斤，铸成钱两千枚，而用一千枚铜钱去换它，官府损失就大了。而且钱数太多，一年之内改铸不完。况且百姓卖出一千文钱得到二百五十文折二大钱，才换回一半，又禁止它流通大钱，那么正当灾荒之时百姓所有的钱财就损失了四分之三，用什么来救灾呢？"

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言说："臣以前两次总管国家财政，看到各铸钱炉每年产出上下百万缗，天下每年茶、盐、酒税以及各种杂项收入，共约五千万缗。这些财富在公私之间流通，日用不息，上自国家社稷百神的祭祀、宫廷供奉、官吏俸禄、军队马匹、征戍赏赐，凡是各种用度，都从这里取用供给，出纳的大账都在这里体现。景德以前，天下财利的收入，茶、盐、酒税，每年收入一千五百多万缗。太宗凭此整治军队检阅马匹，平定河东，讨伐拓跋，每年都有对契丹的军事行动。真宗凭此东封泰山，西祭汾水雎水，南幸亳州、宋州，从未听说因此向百姓加征赋税，而各种调度都能齐备。到仁宗朝，累世昌盛，人口繁盛，物产财货日渐丰饶。庆历以后，财利的收入，竟达到景德时期的三倍，而国家的开支，却更加称不足。这就是说本末的源头，盈亏的数目，其中的疏漏已经很久了。陛下体恤时事积累的弊病，立志加以变革疏通，创立新的法制，凡是重大的措置事项有十几项，要旨在于经营国家、有利百姓，崇尚德行而拓展事业。其中按人头收取钱来招募役夫的这一法令，对天下的危害实在深重，姑且举应天府为例，京畿内七个县共有主客六万七千多户，每年夏秋上缴米麦十五万二千多石，绢四万七百多匹，这是田亩桑蚕的产出所出，称为正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税钱十一万三千多贯，这已经是沿袭下来的弊法。虽然有这些钱数，实际上并不缴纳现钱，都是折算成布帛缴纳，只有屋税五千多贯，仍按旧例缴纳现钱。大体上古今赋役的制度，从三代到唐末、五代，都没有折算成钱缴纳的做法。如今却每年要缴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多贯，发放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多贯，累计利息钱一万六千六百多贯，这才是每年实际输出现钱三千多贯。又放松了边关的禁令，开放贩卖铜的法令，对外则泄漏给四方夷狄，对内则放纵地熔销毁坏。铸造有限度，而损坏散失却没有节制，钱财因此难以取得，布帛也因此更加贬值。凡是公私钱币的发放收纳，都有一定的规律。百官、众多官吏、三军的俸给，夏秋两季籴买布

译帛、坑冶场监的本钱，这是发放的用途；房屋正税、茶盐酒税的税收，这是收纳的来源。百姓〇货物布帛的丰歉，要看官府所发放钱财的多少，官府发放的钱少，百姓〇已经匮乏，那么在正常的赋税之外，钱又从哪里来呢？"

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开始废除铜禁，奸民每天熔销钱做成器物，边关海船也不再稽查钱财外流，国家用度日益耗损。又加上青苗法、助役法都要征收钱财，百姓〇因此钱荒，所以张方平极力陈说这些情况。

八年，皮公弼又请求铸造铁折二钱，朝廷采纳了。

御史周尹说："臣去年冬天奉命出使，经过永兴、秦凤路，亲眼看到盗铸钱的现象不少，询问其中原委，大概是因为钱法规定一枚当二的铁钱容易得到，而百姓〇盗铸的人所费成本少而获利成倍。又访察得知各地官府的积存，大约有数百万贯之多，百姓〇私自收藏的还不在此数之内。因为这种钱最初元年时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年又改为折二，已经使国家的重要货币十分之中损失了八分，如果再改为一文流通，就又要损失一分，所以定价不妥当，臣才敢于上奏进言。前不久朝廷派遣汪辅之前往各路挑选铁钱，数目不多，如今三司又指令不再流通，并进行改铸，命令铸钱务每日铸钱达到三千贯。这样一年之内，除去节假、旬假，实际只有三百天，课程收入大约只能得到九十万贯左右，算下来要两三年〇，还满不了数百万贯之数，况且每日的课程未必能达到三千贯之数啊！如果改铸的方法只是仍旧铸造折二钱，那么百姓〇盗铸的现象必定也无法禁绝。臣希望仍旧铸造折二钱，不再另行改铸，也不必挑选，从今以后只按一文流通，那么盗铸者所获得的利益，抵不上所耗费的成本，自然不会再冒着禁令去做违法的事，每年可省去许多重刑，而农商交易也能获得货物流通的好处。姑且以官府现有的存钱来说，只按四百万贯计算，如果以二当一，就还能得到二百万贯之数，用力简便省事，便可以拿来使用。"

各路铸钱共有二十六个监，每年铸造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其中铜钱十七个监，铸钱五百零六万贯；铁钱九个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铜钱各监铸钱数

阜财监（西京）二十万贯。黎阳监（卫州）二十万贯。永兴军、华州、陕府钱监，各铸二十万贯，共计六十万贯。垣曲监（绛州）二十六万贯。同安监（舒州）十万贯。神泉监（睦州）十万贯。富民监（兴国军）二十万贯。熙宁监（衡州）二十万贯。宝泉监（鄂州）十万贯。广宁监（江州）三十四万贯。永丰监（池州）四十四万五千贯。永平监（饶州）六十一万五千贯。丰国监（建州）二十万贯。永通监（韶州）八十万贯。阜民监（惠州）七十万贯。

◎铁钱各监铸钱数

在城、朱阳两监（虢州）各十二万五千贯。阜民、洛南两监（商州）各十二万五千贯。威远镇（通远军）、滔山镇（岷州）两监共二十五万贯。嘉州二万五千贯。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兴州四万一千贯。

◎铜钱十三路流通

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铜铁钱两路流通

陕府西路。河东路。

◎铁钱四路流通

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以上是元丰年间毕仲衍所进献的《中书备对》，记载各路铜、铁钱监与所铸钱数目，以及流通地区的详情，如今记录于

译此。大致从国初到景德年间，铜钱增设了九个监，所铸钱增加了三百多万贯，铁钱增设了六个监，所铸钱增加了六十多万贯。

哲宗元〇六年，重申钱币越境外流的禁令，制定铜钱出境者流放编配首犯从犯的法律。

进言者说，自从熙宁七年废除钱禁以来，因此边关满载着重车出关，海船满载而归，沿边州军的钱流出境外，只是每贯收取一笔税钱而已，这等于是把中原的货币财宝与四方夷狄共用了。

户部侍郎苏辙出使北方回来，论述事宜说："臣亲眼看到北方辽国境内没有别的钱币，公私交易都使用本朝的铜钱。沿边禁钱的条例虽然极为严厉，但利益所在，势必无法禁止。本朝每年铸钱以百万计，而各地却常常患钱少，大概是因为都流散到四方夷狄，势所必然。谨案：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土地都出产铁。如今陕西铸造折二铁钱，数量极多，与铜钱并行，但百姓〇看轻铁钱，铁钱十五文才能抵得上铜钱十文，而官府使用铁钱却与铜钱等值，因此解盐钞法长久下去必定败坏。河东虽然有小铁钱，但数量极少，河北一路则从未曾铸造。臣等曾听议论的人说可以在三路一并铸造铁钱，而流通的地区仅限于最边远的地方，各州最边远的现有铜钱一律用铁钱兑换，运往内地州郡，这样即使不禁止钱流出境外，弊端也会自然停止。恳请下达户部，命令普遍询问三路的提点刑狱、转运、安抚司详细商讨利弊，如果没有阻碍，恳请早日施行。只是河东路最边远的几个郡，访察得知每年秋收之后，必定要向北方契丹人户借用铜钱收购粮食，请求酌情考虑，是否可以用绸绢来充分折算兑换。这项计划如果施行，好处不小。"

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开始命令陕西铸造折十铜钱以及夹锡钱。左仆射蔡京上奏："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呈报，送来新铸的铜钱、铁钱样品，已经下达指令，铜钱在年终必须铸造三十万贯，铁钱铸造二百万贯。历来铸钱，设置官吏，招募士兵，费用不少，而士兵的劳役最为辛苦，官府所得利益却很微薄，大概三文钱的成本才得一文钱的利润，这是长久以来缺乏筹划所致。如今陕西、河中府等地，百姓〇私铸的现象最多，可招募私铸的人，让他们到官府充当铸钱工匠，广建营房，允许他们一家人都在营中居住，不必限制他们出入，官府供给原料，让他们全家人的人力都用来铸造，计算他们的工钱，按十分之中拿出若干分作为工钱，又可以把私铸的人收编到官府之下，这是仿效古人招募天下亡命之徒到山中铸钱的用意。希望命令许天启酌情考虑，迅速依此施行，仍与原有的军工一并铸造。如今所铸的铜钱，除陕西、四川、河东这些用铁钱的地区不得流通外，其他各路一律按折十流通，铁钱只命令在陕西用铁钱的地区铸造，〇在用铜钱的地区流通，以杜绝私铸的祸患，如有私铸，一律按一文当小钱十文论罪。又陕西铜钱价值很重，每一枚可抵铁钱三或四枚，如今用夹锡铸造，样式制作精良，希望一枚

译当作两枚铜钱使用，命令许天启查勘评估，按此施行。"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夹锡钱始于崇宁二年，河东转运判官洪中孚说："辽、夏两国用中原的铜铁铸造兵器，如果掺入铅锡，就会变脆而不能使用，请求改铸掺有锡的当三、当十铁钱。"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译尚书省上奏说，崇宁年间铸造的御书当十钱，每贯重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扣除火耗一斤五两，每枚钱重三钱。

崇宁四年，尚书省上奏说东南各路私铸当十钱的人很多，于是下诏广南、福建路不再使用当十钱，凡持有的都可兑换，在别的路使用，其本路另铸小平钱。这是因为福建、广南是产铜之地的缘故。又下诏荆湖、江、浙的当十钱一律改作当五钱。

崇宁五年，蔡京罢相，监察御史沈畸上奏说："古时用兵，赏赐钱财跟不上，才有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做法，这是权宜应急之计，岂能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施行！自从有了铸当十钱的提议，招来祸患，滋生奸邪，游手好闲之人一旦鼓铸，无缘无故就能得到数倍的利息，有什么可顾忌而不去做呢？即使每天杀头，这股势头也无法遏止。"六月，下诏当十钱只准在京师、陕西、两河使用，其余各路一律废止。命令百姓到各县、镇、寨缴纳，官府给予小钱，自一百至十贯为止，令其通用流通，如同四川钞引的办法。

张商英任宰相，上奏说："当十钱自唐代以来，为害十分明显，如今施行，弊端更加显现。因为小平钱出境是有限制、有禁令的，所以四方客商用货物交易所得的钱，必定要拿去换取盐钞，收买官告、度牒，而剩余的钱又流通在街市百姓中间，因此官府内外，互相受益。自从推行当十钱以来，一个人挑八十千，一辆小车能装四百千，钱既然成了轻便易携之物，那么官告、度牒就难以卖出，盐钞若不用大量实钱换取实际价值就难以流通，这是轻重之势造成的必然结果。如今应当权宜从内库以及枢密院各部门，借支应当封桩的金银、物帛以及盐铁等钱物，下令将盗铸当十钱定为严重违法，限半年之后一律不许再使用。命令百姓将所持有的当十钱全部送到所在州军缴纳，每十贯官府支给金银物帛四贯，选择其中伪造铸造的送去就近改铸成小平钱，保留其中符合样式的。等到缴纳完足，每十贯再作三贯，各自拨还原借出的部门，然后京城再把旧钱禁令施行，才可以商议开放钱货流通的办法。"

蔡绦《国史补》记载："本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的旧例，每年铸造的数额一天天增加，到庆历、元丰年间为最盛，铜钱、铁钱每年不下三百多万贯，到了元祐、绍圣年间就渐渐废弛，崇宁初年已经比不上祖宗时的数目多了。蔡京执掌政权，想恢复旧时的数额，但因铜少始终无法达到，考察古人的教诲、子母相权的说法，于是铸造大钱，以一当十，到大观年间，皇上又亲自书写钱文。以前铸造钱币，凡是物料、火工的费用，铸一枚钱大概能获利一两成，而供养官吏、运送铜铁的费用，都不计算在内，如果稍微加工精细一些，就要花费一枚钱的成本，才能铸成一枚钱。而当十钱，重三钱，加上铸造三钱所用的费用，如果制作极其精妙，能得到一枚大钱，那就是十分获利四分了，一开始也能顺利流通，又因为它制作精致，人们都很珍视看重它。然而利益所在的地方，就会有很多人盗铸，比如东南地区的盗铸，那些私铸的钱既薄且劣，制作粗糙恶劣，于是因为数量泛滥而成为弊病。大观三年，蔡京罢相之后，朝廷商议改为当三钱，当三钱则折价损耗加倍，即使官府也无法再铸造了，于是大钱就此废止。当初商议改为当三钱的时候，宰执大臣争相用车载钱去买黄金，京城的金银铺子都还不知道，不到两个月朝廷命令下达，当时人们传为笑谈。"

交子　自天圣年间以来，每界

译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定额。

熙宁元年，才开始订立伪造交子的罪罚，比照官府印制文书的法律处理。

熙宁二年，因为河东公私都苦于运送铁钱的劳费，下诏在潞州设置交子务。

第二年，漕司认为这个办法施行会使矾、盐卖不出去，有害于入中粮草的计划，上奏请求废止。熙宁四年，又在陕西恢复施行，并废止永兴军盐钞务，文彦博说这样不方便，不久，终究还是废止了这个办法。

熙宁五年，交子第二十二界即将换界，而上一界发放的已经很多，下诏另造第二十五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来偿还第二十三界的数目。交子有两界并行由此开始。

熙宁九年，因措置熙河财利的孙迥说："商人买卖贩运，从官府身上牟利，而且损害交子的价值。"于是废止了陕西交子法。

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上奏说："商人凭借交子在陕西通行，而本路却缺乏使用，请求另外增印。"下诏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这一年，加上旧的定额，共发放一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

崇宁元年，又恢复了陕西交子。

大观元年，把四川交子改为钱引。自从朝廷取得湟州、廓州、西宁以来，凭借这个办法来资助军费，比天圣年间一界的数额超过二十倍，而价值也就更加贬损。到了换界的年份，新交子一贯抵得上旧交子的四贯，所以要更改办法。成都漕司上奏说："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希望用第四十三界的交子数额，兑换成钱引发放，仍旧用旧印发行，使百姓不产生疑虑困扰，此后一律改为钱引。"朝廷听从了。又下诏说："陕西、河东几路的交子价值五千至七千，而成都的才值二三百，豪强大户利用这个法律漏洞谋利，转运司要察觉捕捉煽动蛊惑百姓的人，依法处置。百姓交易十千以上的，令钱与钱引各半使用。"进言的人说钱引里掺杂了铜钱、铁钱，难以比较其价值的增减。于是下诏令按照铜钱、铁钱各自使用的分数比例折算，折算成铜钱数目上奏。威州知州张特上奏说："钱引原本每贯一千文，如今每张只值一百文。这是因为官府收受起来没有困难，百姓自然就不会怀疑，便可以辗转互相流通，价格随之增长。请求先从朝廷上下的发放开始，不再支付现钱，全部改用钱引支付，或者略微支付一两成现钱，随人选择使用，使官府和百姓都不能相互抑制、勒索，并且严格禁止破坏这个办法施行的人。"朝廷听从了。大凡旧时每年造一界钱引，都要预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互承接。大观年间，不再储备本钱而增造没有节制，以至于一贯钱引只值十几文钱。钱引，崇宁年间在京东、京西、淮南、京师各路施行，只有福建、江、浙、湖、广不施行。赵挺之认为福建是蔡京的家乡，所以免除了。

高宗绍兴三年，刘大中宣谕江南回来，上奏说泉司官吏的费用每年达十三万缗，请求裁减官员。朝廷听从了。

宋朝铸钱，饶州、池州、江州、建宁府四个铸钱监，每年铸铜钱一百三十四万缗，充作上供之用（饶州永平监四十六万五千；江州广宁监二十四万；池州永丰监三十四万五千；建宁府丰国监二十四万四百）；衡州、舒州、严州、鄂州、韶州、梧州六个铸钱监，每年铸一百五十六万缗，充作各路支用（衡州咸宁监二十万；舒州同安监十万；严州神泉监十五万；鄂州宝泉监十万；韶州永通监八十三万；梧州元丰监十八万）。建炎年间兵祸战乱，州县困顿凋敝，铸钱全都废止了。绍兴初年，把广宁监并入虔州，把永丰监并入饶州（后来只在饶州设置官署，赣州只是巡视经历而已），每年铸钱才达到八万缗。因为铜、铁、铅、锡

译的收入，比不上从前，而官吏俸禄和工匠劳作的费用，仍和从前一样。每铸钱一千文，大约要用本钱二千四百文。当时范汝为作乱，暂时停止了建州的铸钱，第二年恢复铸造十二万缗，泉司供应铜、锡六十五万多斤。

绍兴二十四年，废止铸钱司，归并到漕司。

绍兴二十八年，皇上命令把御府的铜器一千五百件交给泉司，大规模搜求民间的铜器，告发的人给予赏钱，此后共得铜二百多万斤。寺院道观的钟、磬、铙、钹已经登记造册送交官府之外，不得再添铸。

绍兴二十九年，订立限制，命令官员之家留存现钱二万贯，百姓之家减半，剩余的限期两年听任兑换金银，购买茶、盐、香、矾等钞引之类，超过数额隐藏寄存的，允许他人告发。

按：这就是唐代元和年间所施行的办法，都是因为民间铜钱少而不能流通，官府费用重而不能大量铸造，所以才用这种末流的对策罢了。

孝宗隆兴元年，下诏铸造当二钱、小平钱，如绍兴初年一样。自乾道、淳熙，一直到嘉泰、开禧年间都是如此。

乾道六年，把铸钱司并入发运司。

乾道七年，又重新设置。

乾道八年，在饶州、赣州各设提点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宁年间以来，所铸的钱都精致美好。高宗曾晓谕近臣，想要一切都恢复旧制，不计较工料的费用。乾道八年，孝宗因为新铸的钱混杂不精，下诏对提点铸钱以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部工部的正副长官，商议处以不同程度的责罚。

淳熙二年，把赣州并入饶州而加设都大提点官。

祖宗时内帑每年收入新钱一百五万（江、池、饶、建四监所铸），而每年退还六十万，三年一次郊祭，又要支出一百万送到三司，因此内帑每年才能得到十一万六千多缗，而左藏库能得到九十三万三千多缗。如今每年定额只有十五万，其中隶属封桩库的占一半，隶属内藏库的占一半，左藏库一点也没有。又自从国家在浙、闽、广设置市舶司以来，海船商人往来，钱财由此外泄。因此从临安出境有禁令，往下江有禁令，出海也有禁令。凡是海船将要出发之时，官府一定要点验检查，并派遣巡捕官监督护送出海。然而商人事先用小船把钱运离岸边，等到官府点验、巡捕护送时，都已成了虚设的文书程序。于是允许知情之人告发，用查获货物的一半作为赏赐；又有的等船装货出发之后，等到海船返回之日也允许告发，把全部回来的货物充作赏赐。沿海各州军若有把铜钱运入海船的，都要受罚。淳熙五年五月，下诏外国商人往来携带铜钱五百文以上的，一律按离岸五里以外即算出境的法律处置。

有大臣上奏说："泉州、广州二处市舶司以及西、南二处宗正司，在建州进行贸易往来，都用船装载金钱。这四个部门自己就带头犯法，郡县的巡检又怎能盘查得住？至于淮、楚一带屯驻兵马，每月费用五十万，现钱占了一半，南北贸易之中，流入敌境的钱财，不知有多少。因此沿边地区都改用铁钱了。"所以淮南原来是铸铜钱的，乾道初年，下诏两淮、京西一律改用铁钱，荆门隶属湖北，因为地接襄阳、岘山，也改用铁钱，而淮西铸造铁钱的事还没有办成。议事的人想从四川调运，事情正要施行时，参知政事洪造认为不方便，皇上认可了，只从蜀中调取十五万缗，在庐州、和州施行而已。

乾道六年，下诏司农丞许子中前往淮西措置铁钱事宜。许子中说舒州、蕲州、黄州都出产铁，应当设置铸钱监（舒州设同安监，蕲春设蕲春监，黄州设齐安监），并且铸造折二钱。下诏户部拨支二十万贯作本钱。又下诏发运司统一管辖四个铸钱监

译（江州、兴国军、临江军、抚州）。许子中所管的三个监（舒、蕲、黄），每年各自认定铸造三十万贯，所铸的大小铁钱，命令两淮通行使用。

乾道七年，舒州、蕲州的知州都因为铸钱有盈余而升官，然而淮南百姓因此大受骚扰。

光宗绍熙二年，下诏帅司、漕司赈济粜卖粮食，收兑破损的铁钱以及私铸的钱。第二年，又发下度牒二百道，换取私铸的铁钱。

有大臣上奏说江北公然以一枚铜钱抵四枚铁钱使用，请求禁止。当时留在江北的铜钱，自乾道年间以来，全部用铁钱收兑，或者用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把收兑到的铜钱运送到行在以及建康、镇江。沿江各州军的关卡渡口，委派官员检查，又在长江南北各设官库，用来交换铜钱、铁钱。凡是沿江私自渡江以及边远小路，都严加禁止偷漏。

绍熙十五年（当为绍熙五年），设置利州绍熙监，铸钱十万缗来救助钱引。当地山林众多，适宜烧炭炼铁，于是又增铸十五万缗。还未施行，最终减为只铸十万。

（宁宗）二十二年（此处纪年疑有误），嘉州知州王知远请求恢复嘉州的丰远监、邛州的惠民监两个铸钱监，铸小平钱。

宁宗嘉定元年，就在利州铸造当五大钱。

嘉定三年，制置司想要全部收兑旧钱引，又在绍兴监、惠民监两个铸钱监每年共铸三十万贯，铸造标准都与当三钱相同。当时议事的人担心利润丰厚会使盗铸更加滋生，而总领所正担忧钱引价值一天天降低，即使有盗铸也不加以禁止，是想让钱变轻而使钱引变重。会子　高宗绍兴元年，因为婺州屯驻军队，有关部门请求筹办应用的钱款，而水路不通，钱重难以运送。于是下诏户部铸造见钱关子发给婺州，招募商人入中粮草，凭关子到榷货务领取钱款，有愿意换取茶、盐、香货钞引的也听凭自愿。于是州县把关子作为籴买粮食的本钱，难免有强行摊派的情况，而榷货务又只按每天缴纳三分之一的比例偿还，百姓都怨声载道。

绍兴六年二月，下诏设置行在交子务。有大臣上奏说："朝廷设置见钱关子的本意，有关部门渐渐违背了，改为交子，官府没有本钱，百姓凭什么相信？"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可行。于是废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备现钱印造关子。

绍兴二十九年，印发公据、关子，送到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各发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从十千到百千，共五个等级。其中关子定为三年为限使用，公据两年，允许钱与银各半交纳。

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奉旨铸造会子，储备现钱，在城内外流通，凡是应当上缴官府的钱，都允许兑换会子送到左藏库缴纳。第二年二月，下诏会子务隶属都茶场。正因为客商购买茶、盐、香、矾等引券，每年达一千万贯，可以暗中帮助维持会子的价值，不单单依靠现钱作本钱，也不是完全仰仗会子来供给国家用度。

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下诏订立伪造会子的处罚（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领取赏钱，可补授进义校尉。若同案犯或窝藏之家能自首告发，特别予以免罪，也发给上述赏钱，或愿意补授前述官职名目的也听凭自愿。）每天印造会子，由监官分别押印，每印造一万道就送到户部加盖核验印。当时会子纸取自徽州、池州，接着在成都府印造，又在临安府印造。会子起初只在两浙施行，后来又下诏通行于淮南、两浙、湖北、京西。除盐场的本钱一律用现钱外，那些不通水路的地方，上供等钱，允许全部用会子解送发放。沿江流域的州军，钱与

译会子各半。百姓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交易也是如此，或者全部用会子的也听凭自愿。

孝宗隆兴元年，下诏由官府统一印造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字标记，又造五百文面额的会子，又造二百文、三百文面额的会子，设置江州会子务。

乾道二年，因左司谏陈良翰谈到会子的弊病，拿出内库及南库的银一百万两来收兑。

乾道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尧彦说："自绍兴三十一年到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会子二千八百多万道，只算到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出去一千五百六十多万道，除官府储存循环使用的以外，在百姓手中流通的，有九百八十万道。从十一月十四日以后，开始筹划收兑，截止到乾道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一百一十八万九千多贯，还有八百多万贯没有收回，大约每月收兑不过六七十万。因为各路的纲运按照近来的指令，都要收取十分现钱，州县不允许百姓用会子缴纳赋税，因此外地流通的会子，往往被商贾低价收买，聚集到行在，所以六处会子务支取会子时十分拥挤。"下诏发放度牒以及各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交给榷货务，招募人全部用会子购买，等到卖得差不多时，再向朝廷申请继续发放，目的是想尽量收回会子。六月，户部尚书曾怀说，会子除已收回的外，还有四百九十万贯在百姓手中，请求保留继续使用。十二月，因为百姓手中的会子有破损的，另外印造五百万贯来更换发放。后来，又下诏损坏的会子只要贯、百等字迹还能辨认、印文可以查验的，都一并作为上供钱解送，大户人家如果低价收购这些破损会子将被治罪。

乾道四年，把收回的旧会子销毁截凿后送到会子局重新印造，以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定额，每一界都用新会子换旧会子。派户部尚书曾怀共同负责措置，铸造"提领措置会子库"印章，按照左藏库的标准给予奖赏，凡携带会子经过关卡场务的不得征税。蒋芾上奏说："这个月用会子收回金银，如果会子发行稍多，就再拿出钱银来收兑它。"陈俊卿上奏说："收敛发放、抑制提升，权力操之在上，就可以没有弊端。"当年四月一日，动工印造，到年终可造一千万贯，用来措置收兑旧会子。每道收取二十文足陌作为损耗费用，零头以下减半，凡是旧会子破损，只要贯、百字迹还在，印文可以验证的，就予以兑换，其中如有假冒伪造的，把辨验的官吏送交主管部门，由监官听候朝廷的指令处置。每验出一贯伪造的会子，追查最初收兑这张会子的人，给辨验人三贯赏钱。如果官吏尽心办事，事情办完没有假冒伪造的，都要登记姓名给予奖赏。从十二月一日开始设局收兑，到第二年三月十日全部结束，此后不再使用。

淳熙三年，下诏第三界、第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命令都茶场会子库用第四界的铜版，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贯，送到南库储存。当时户部每年收入一千二百万，其中一半是会子，而南库用金银兑换收回的有四百万，真正在外流通的才二百万而已。

范成大《揽辔录》记载："金国本来没有铸钱，只有炀王完颜亮曾经铸过一次正隆钱，绝对没有多余，一直都用中原旧钱。而且不想把钱留在河南，仿效中原的纸币，在汴京设局印造官方的会子，叫做'交钞'，比照现钱流通使用。而暗中收集铜钱，全部运往北方，过了黄河就用铜钱，不用交钞。交钞的文字大略说：'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的符文，尚书省批复下达，查会先前上奏在南京设局

译印造一贯至三贯若干种交钞，允许百姓交纳铜钱换取交钞，河南路上官私都当作现钱流通使用。若到库中支取现钱，立即给付，每贯收取十五文工墨费用。等到七年后缴纳换取新的另发新钞，以七十文为一陌。伪造的处斩，抓捕告发的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官交钞库使副签押，四周画有龙鹤等装饰图案。"

以上是范石湖乾道年间出使金国经过汴京时，看到交钞所，记载所见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中原地区也用纸币权衡货币，然而东南地区既有会子，又有四川的钱引、淮南的交子、湖广的会子，而铸钱的地方也不止一处，所以常常困于钱币过多而贬值，无法找到维持币值的办法。而金国那边只用交钞在河南流通，用中原旧钱在河北流通，似乎反而简便易行。元祐年间，苏辙出使辽国回来上奏，也说辽国境内没有别的钱币，只用中原的铜钱。

光宗绍熙元年，下诏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期三年。有大臣上奏说："会子每界以三年为限，如今展期到两次，就成了九年，还怎么取信于人？"于是下诏印造第十界会子，订立确定的年限。

宁宗庆元元年，下诏会子每界以三千万贯为定额，超出定额的，允许坚持不受理而不施行。

嘉定二年，有大臣上奏说三界会子的数目繁多，无法找到维持币值的办法。下诏拨出封桩库的金银、度牒、官诰绫纸、乳香，凑足二十万，添贴给临安府的官方机构，用来收兑旧会子，按比例搭配缴纳，以旧会子二贯换新会子一贯。而维持新会子价值的措施十分严厉，难免招来告发揭发之风大兴，株连牵连而苛政丛生；查估籍没、流放徒刑，乡里之间相望而重刑滥用；假借维持币值之名而横征暴敛、强行摊派，酷吏借机得逞。

泉州知州宋钧，南剑州知州赵崇亢、陈宓，都因为维持会子价值不力，一律降一官，赵崇亢、陈宓各自展期两年磨勘。从此，岁月流逝，百姓并不真正相信会子，只是因为畏惧罢了。然而籴买粮食的本钱用纸币，盐场的本钱用纸币，百官的俸禄用纸币，军士的犒赏用纸币，州县的应付支出没有一样不是用纸币，铜钱因为罕见而被当作珍宝，从前储存的本钱，都绝口不提了。因此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百姓生活困顿憔悴，战士常常有吃不饱的忧虑，州县小吏也发出无法维持清廉的感叹，这都是纸币造成的弊病。纸币有弊病，铜钱也就跟着有弊病。从前是因为钱重才印制纸币，纸币实际上很方便；如今是因为钱少而印制纸币，纸币实际上成了祸害。何况伪造的日益增多，想让纸币不出弊端，是不可能的。况且国家建隆初年，赋税收入还很少，东征西讨，军需供给一直在路上不断，未曾借助纸币来开创国家。靖康以来，对外抵御外族，对内建立朝廷，左支右绌，每天都忙不过来，也未曾借助纸币来实现中兴。到了绍兴末年，权宜借助纸币来济用，到了孝宗时，谋划考虑到这一点，未尝不是曲尽心力的。当时对内有三宫的供养，对外有岁币的开支，而印造纸币唯恐太多，收兑唯恐不彻底，有时还没有办法向百姓表明信用。到了光宗、宁宗以来，印造越多而弊端越严重，所幸的是，恭俭节用，没有大兴土木的乱象，行止有常，没有滥加赏赐的挥霍，所以纸币虽然有弊病却还能维持它的根本。

川引　高宗绍兴三年六月下诏，四川自祖宗以来，先计算好交子的数目，封存储备本钱，常常用较重的钱来平衡较轻的券，所以办法没有弊病。中间发行超量，就把本钱挪用了，所

译以交子的办法一天天败坏。何况自从张浚开设宣抚府，赵开担任总领粮饷之职，用来供给籴买粮食的本钱，供应军需，增造交子一天比一天多，无法禁止。

绍兴七年二月，川陕副帅吴玠请求在河池设置银会。五月，中书省上奏说交子的数目已经太多，担心危害既定的办法。下诏制止。因为祖宗时，四川交子发放两界并行，每界只有一百二十多万。如今三界同时通行，共达三千七百八十多万，以至到绍兴末年，累积到四千一百四十七万多贯，而所有的铁钱本钱仅有七十万贯，又拿盐酒等收入暗中来维持币值。因此饷臣王之望也请求添印钱引来救急眼前的困境，不得不为朝廷作长远的考虑。当时下诏添印三百万，委托王之望酌量，够用即止。后来王之望只添印了一百万。

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依照先前的指令添印二百万。

淳熙五年闰六月，有大臣上奏说："蜀中钱引已经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万，如果增印不止，必定会到无法通行的地步，请求订立确定的额度，不得再增添。"朝廷听从了。

光宗绍熙二年五月，下诏四川钱引展界继续使用。

宁宗嘉泰末年，两界共发放五千三百多万缗，加上三界通行发放的更多了。开禧末年，饷臣陈咸因为每年用度不足，曾经发行小面额会子，最终未能施行。嘉定初年，每贯钱引只值铁钱四百文以下，陈咸于是拿出金银、度牒共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钱引，约定到年终不再使用。然而四川各州距离总领所远的有一千数百里，期限已经逼近，交接受领之际，官吏又从中作弊。于是商贾不再行动，百姓都怨声载道，一张钱引的价值，只能卖出一百文。制置司便张贴告示，除收兑一千三百万钱引之外，三界依旧照常通行，又行文总领所调取金银到成都设场收兑，民心才稍微安定下来。此后钱引价值大约值铁钱五百多文，如果是关外用铜钱的地区，钱引只值一百七十文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置司、总领所收兑第九十一界钱引二千九百多万缗，其中一千二百万缗，用茶马司的盈余钱以及制置司空名官告、总领所储存的金银、度牒对冲抵扣，剩下的用第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印造第九十四界钱引五百多万缗，用来收兑先前宣抚使程松所增发的数目，凡百姓缴纳的，每张钱引一百张加贴八千。其中金银按比例搭配，大约用新钱引七成，金银三成，那些金银的成色官府核定，也不无稍微亏损，每一百张旧引，加贴二十张新引。因为元年、三年两次收兑旧引，钱引的价值于是又恢复如故。从前高宗谈论四川交子时，最赞赏沈该维持币值的说法，认为官府应当常备现钱一百万缗，如果交子价格下跌，官府就用这些钱自行收购，才能没有弊端。

淮交　绍兴末年，会子推行，还没有两淮、湖广的区分。

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上奏，说督府耗费巨大，印发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于是就出现了弊病，请求另外发行会子二十万，背面加印专供淮南州军使用，不得越境流入其他路。

乾道二年六月，下诏另印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面额的交子共三百万，只在两淮州县使用，从前旧会子听任对换。凡百姓缴纳、买卖之用，钱与交子各半使用。如果往来不方便，下诏发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交给镇江、建康府的榷货务，使淮南人渡江，江南人渡淮的，都可以对换循环使用。然而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在淮南被禁止使用而改用铁钱，会子既然在淮南使用又改用交子，因此商贾不能通行，淮南百姓

译因此困顿。右司谏陈良翰说："不如恢复旧制，听从百姓方便。铁钱已经散布出去，铜钱已经收回，姑且让两者兼用，以铁钱二枚抵铜钱一枚，交子可以完全废止，这是毫无疑问的。"皇上说："朕也知道这样不可行，只是因为武锋军还在那里。"陈良翰又上奏说交子不方便，下诏两淮的郡守、漕臣各自陈述其中的利害。都说发放的交子数目太多，而铜钱、会子又都不能过江，因此百姓商旅感到不方便。于是下诏铜钱和会子依旧过江通行使用，百姓手中的交子允许当作现钱缴纳官府，凡是官府手中的交子立即全部送到行在的左藏库交纳。

后来又下诏铜钱、会子依旧过江使用。又下诏江南各州郡百姓使用淮交的听凭其便。到嘉定十五年，增印达到三百万，数额一天天增加，价值也一天天贬损，没有维持币值的办法。

湖会　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之奇上奏说："襄阳、郢州、复州等地大军的开支，用钱与银搭配支付。命令措置于大军库储备现钱，印造五百文与一贯面额直接使用的会子，发送到军前，当作现钱流转，在京西、湖北路使用。请求铸造勘会子、覆印会子的印章，并且下令江西、湖南漕司查检举人落选的试卷，以及已经销毁抹去的茶引废纸，来应对印造会子的需要。"朝廷听从了。等到印造的权力集中之后，印造的数目就一天天增加，而且总领所所发放的会子只在本路通行，京西南部却是水陆要冲之地，是商贾必经之地，流通并不方便。于是下诏总领所把印造铜版的事上报尚书省，又拨发茶引以及行在会子收回焚毁。而总领所说："江陵、鄂州是商旅聚集的地方，每年客商贩卖官盐动辄达数百万缗，向来难以得到相应的回程货物。而且湖北会子不允许出境，商人大多把会子拿去购买茶引，前往建康、镇江等地贩运。如今既然有行在会子可以通行，谁还肯去买茶引？因为每年配额发放的茶引数目很多，如果卖不出去，军粮供应必定短缺。"朝廷于是搁置了这个议案，又重新印发湖北会子二百万贯，用来收兑旧会子。到嘉定十四年，下诏印造湖广会子三十万，用来对换破损的会子。此后就依照这个办法延续施行。

按：钱币的权柄应当出自朝廷，那么铸造钱币的机构就应当统一归并。汉代时，常常允许百姓自行铸钱，到汉武帝时才专门命上林三官铸钱，而天下不是三官所铸的钱不得流通，各郡国先前所铸的钱全部废止，销毁运送其中的铜料到三官处。然而钱币是由铜、铁、铅、锡熔铸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起来十分沉重困难，因此历代大多就近在产矿的地方设置铸钱监；也因为钱的价值一天天贬低，用途一天天广泛，不能不多设铸钱监冶炼，铸造以供使用。中兴以来，开始转而使用纸币。铜钱价值重而价格低，那么多设铸钱监铸造是可行的；纸币价值轻而面额高，那么就在行在印造就足够了。如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四川钱引、淮南交子、湖广会子，各自分别印造，而到了后来，收兑难以施行，无法找到维持币值的办法，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设立会子的最初本意，原本不是想直接把会子当作钱来使用，而是想把它当作茶、盐钞引之类的凭证

译看待它，其实只是暂时用来权当钱币使用罢了。然而钞引所代表的价值较重（太平年间，解盐场用四贯八百钱卖一张钞，可凭以领盐二百斤），而会子却只值一贯，往下还有三百、二百的。钞引只是让商人凭以领取茶、盐、香货等物，所以必须分地区流通（比如颗盐钞只能在陕西通行，末盐钞只能在江淮通行之类），而会子则无论公私买卖支付都通行无阻，没有用不了的地方，而且从一贯一直印到二百，这就是明明白白拿它来代替现钱了。又何况用一尺纸就能代替数斤重的铜钱，携带轻便而所值甚重，即便相隔千里、数万贯之多，一个人的力气不消几天就能送到，那又何必四川自成一套、淮地自成一套、湖广又自成一套，弄得后来有的废止有的沿用，号令反复无常，让百姓听了心生疑惑呢？大概两淮、荆湖所印造的会子，朝廷起初的用意是想暂时使用随即废止，却不知道一旦流落到民间，就如同现钱一般通行，所以后来收兑起来十分费力，只得再行印造，于是越印越多而越发贬值，这也是立法之初考虑得不够周详的缘故啊。

译东莱吕氏说："钱币的设立，是用来使财物货物流通丰足的东西，是衡量财货由何而生的手段。考察古代的情况，如《管子》论述夏禹、商汤时的货币，禹用历山出产的金属，汤用庄山出产的金属，都是因为遭遇荒年，所以铸造货币来救济百姓的饥荒。考察《周官·司市》，凡国家遇到凶荒，市场就不征税而铸造货币。又考察单穆公劝谏周景王的说法，古时天灾流行，于是衡量资财货币，权衡其轻重，铸造货币来救济百姓。用《管子》与《周礼》、单穆公的论述来看，夏商时代铸造钱币的原因，是权衡一时的适宜之策，用来转移灾民、流通粮食，是为救荒而设立的，本来不是先王考虑财货的根本用意。所以铸造钱币，从国家用度来说，三年耕种必定要有一年的储粮，按三十年的周期通盘计算，就该有九年的存粮，以此作为财货丰盛的标准。三次丰收叫做太平，这是王道兴盛的表现。由此可知古人论财货，只讲九年的积蓄，起初从未讲过所藏钱财要数以万千缗计，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所论的是农桑，这是衣食财货的根本；钱币的流通，不过是权衡一时适宜之策罢了。要先有所谓的粮食，钱币的权衡作用才有所施展，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即使积蓄的钱财再多，也无补于盈亏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的人，都以粮食为根本，所谓钱币，不过是用来权衡轻重、从百姓那里征取的手段。所以九贡、九赋中用钱币作为赋税的很少，所谓俸禄也是颁赐田地来制定俸禄，君、卿、大夫不过是以封地的多少来区分等级，也从未用钱币作为俸禄。所以三代的人多安居本地，不从事末业，是因为用钱的地方少。制定俸禄既用田地而不用钱，制定赋税又自然用粮食布帛，这些方面用钱很少，所以钱的权重就轻，只有在凶年饥荒时才铸造货币。前代儒者说金铜不会因凶年而受影响，权衡时势铸造钱币，用来沟通有无、平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以前论钱币的很少。到了汉初拥有天下，还保留着古代的遗风，从王公到辅佐官吏按职位高下分等，所谓万石、千石、百石，也是以粮食来制定俸禄。不过口赋、算赋，每人所交纳的，一百多年间还未把钱币看得很重，到汉武帝对四夷用兵时，当时国用不足，才设立告缗之法，用来搜刮天下财物，从此古代的遗风渐渐消失，钱币才开始被看重。大体上三代以前，正因为以粮食为根本、以钱币为权衡手段，常常不让权衡之术胜过根本，所以当时地力既已充分利用，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就少。后世这种制度败坏，以致普通百姓家中就能藏钱千万，与朝廷相抗衡，也是古代遗风逐渐丧失的结果，所以后世贡禹一类人想要完全废除钱币，只以布帛为本，这又是看到弊害而过度矫正、矫枉过正的论调。大体天下的事情，所谓经与权、本与末，常常相辅相成，权不能胜过经，末不能胜过本，如果只看到一时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弊病，就想要全部废除钱币，这样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后世如魏文帝时天下完全不用钱，贡禹的主张大致已经施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潮湿薄绢充数的弊病，反而使天下有用的东西变成无用，其本意是要看重布帛，结果反而使布帛变轻。天下最难得到的就是恰到好处的中道之论，当过分看重钱币时，就一切都用钱；到过分废除钱币时，就一切都不用钱，这两种做法都不得中道。然而三代以前的情况已无从考证，从汉到隋，钱币屡次变更虽不可尽知，但要知道五铢钱最为得当。从汉到隋，屡次更改，只有五铢的法度始终不能更易。从唐到五代，只有唐高祖武德年间最初铸造的"开元钱"最为得当，从唐到五代，只有"开元"的法度始终不能更易。论者大都认为应当如此。由此

译可知数千年前有五铢钱，之后有"开元"钱最为可用。为什么呢？论得过重，就有所谓直百钱、当千钱；论得过轻，就有所谓榆荚钱、三铢钱。然而这些都不得中道，只有五铢、"开元"这两种钱在分量的多少、铸造的精密程度上，历来相望而不可更易。本朝最初用开元钱的法度，那些钱都可以长久流通。自宋太宗任用张齐贤主管江南转运时，一心想要多铸钱，从此改变了"开元"钱的法度，钱虽然多了，但精密程度都比不上前代。本朝在张齐贤改变法度之前，所谓"太平钱"还可以看到，张齐贤改变法度之后，钱虽然多，但很薄劣不堪用。当时一味追求数量多，不考虑大局。国家设立钱币的目的是用来权衡轻重本末，并非为了谋取利益。财计论述不精深的人，只把铸钱所得的数量多当作利益，殊不知铸钱虽多，那只是小利，权柄归于朝廷才是大利。南齐孔ダ论铸钱不可以吝惜铜料、爱惜人工，如果不吝惜铜料，铸钱就无利可图；如果无利可图，私铸就不敢兴起；私铸不敢兴起，那么钱财的聚散就归于朝廷，铸钱的权柄就不会下放分散，这才是大利所在。只贪图小利，钱就会变得薄劣，这样一来，奸民就都可以钻这个空子。钱不由朝廷发行，利益的漏洞就会四处扩散，这是因小利而失大利。南齐孔ダ的话是不可更易的定论。有人自从钱变薄劣之后，议论纷纷，有的主张立法禁止劣钱，有的主张把钱作为国家赋税，条目不一，都是不揣摩根本而只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吝惜铜料、爱惜人工，使奸民无利可图，这才是国家的大利。总体来说钱币之法，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它们的规制或可以作为标准，这是钱的正道。至于一时所铸造的，如刘备铸大钱以充足军市的钱财，第五琦铸"乾元钱"，这是钱的权变之法。如汉武帝以鹿皮为货币，王莽以龟贝为货币，这是钱的祸害。有人见财货多，就想废除钱币；有人见财货少，就想大量铸钱。这些都是一时矫枉过正的议论，不能通行天下。至于权衡一时之宜的做法，如寇〇在蜀地创设交子，这是一时举措以补偏救弊的政策，也不是钱币可以长久推行的制度。交子在蜀地推行可以，但在其他地方，利害情形大不相同。为什么呢？蜀地用铁钱，大的以二十五斤合一千文，小的以十三斤合一千文，行旅携带很不方便，所以当时的券会（票据），是因为铁钱不便才产生的，随着轻重的变化，不便随身携带。交子之法，出自百姓自发创造，后来才被官府接纳，所以能够推行。铁钱不便，交子就方便。如今铜钱较轻，行旅并非不能携带，若要推行楮币（纸币），铜钱本已方便，楮券反而不便。过去方便的东西，今天反而不便。议论的人想要推行楮币，拿蜀地的做法作参照，本可以依据其法而推行，但终究不是长久可行的制度。今天之所以要用楮券，又想用铁钱，其根源在于钱少，有的被铸成铜器，有的从边境流失，有的被富室窖藏。现在这些利害关系已论述得很详尽了。财利的作用，在于流通贸易，孔ダ的论述，主张不吝惜铜料、不吝惜人工，不计较多少，这是最为切合根本的论述。钱这个东西，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对于各行各业的事情，都要依靠它来维持生计，不可或缺。如果地力已经充分利用，布帛有富余，山泽的物产都能得到充分利用，钱虽少也不过是钱贵一些。钱虽贵，彼此互相权衡，对国家有利，这也就是孔ダ的论述。总之应当探求古人的本义，认识经与权的关系，然后才能明白其中道理。"

水心叶氏说："钱的利害有几种说法。古时是依据物产来衡量钱的价值；后世则是依据钱来衡量物产的价值。钱币的产生，起

译源于商贾流通往来，四方交汇，远近之间的交易调剂，物产不能自行流通，所以用金钱来推行流通。然而三代之世，用钱极少，从秦汉以后逐渐增多，到了今天，没有钱就寸步难行。三代以前钱极少的原因，是当时百姓有固定的产业，一家的日用所需，从粮食、布帛、蔬菜、鱼肉，都靠自己的劳力来获取，需要靠钱来购置的东西没有多少。只是商贾的贩运，以及朝廷用来权衡天下物产的手段，才需要依靠钱币的作用。如李悝的平籴法，计算百姓一年的用钱只在一千以上，这在当时已经算多了，因为三代时还比不上这个数目。土地所宜生产的、人力所耕作获得的，不是粮食就是布帛，加上百姓自己获取的东西，都不需要依靠金钱，百姓安于本业、从事正业，金钱也就没有用处，所以用得极少，所用的数目，按年计算，也是临时立法，规定其多少。后世则不然，各种物品都由钱来衡量，所以依据钱来制定物价，布帛就有丈尺的数目，粮食有斛斗的数目，其他凡是世间饮食生计所需的器具，都从钱开始换算，重量的多少、贵贱轻重，都由钱来制定。上自朝廷的运转使用，下至百姓的赋税缴纳、州县的储藏、商贾的贸易，都以钱为主，所以后世用钱比从前多百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用钱，后世不得不多用钱。为什么呢？三代时各国划断疆域自行治理，一国的物产足以自给一国之用，不是天下通行不可缺少的东西，也不至于费心费力去经营谋取。朝廷又明确立下禁令，不让天下人费尽力气到远方求取，所以《尚书》说"只珍惜本地物产，这样心地才善良"。《老子》说："治理达到极致的境界，百姓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乐于本地风俗，邻国之间可以相望，鸡犬之声互相听得见，百姓到老死也不相往来。"当时用钱之少就是这样，怎能不少呢！后世天下已经统一为一国，虽然还有州县的不同名称，却没有秦国、越国互不相知的隔阂，天下如同一臂一指般连成一体，天下的百姓怎能不与四方交通往来？那么商贾往来，南北互相交易，又比前代增多，金钱怎能不多？古时以玉为服饰，以龟甲为宝物，以金银为货币，钱只占其中一种，朝廷大的用度、大的赏赐，则全部用黄金。既然以玉为服饰，玉是质地贵重的东西，用它作装饰，价值远超金、珠。汉代还用金银作为货币，汉宣帝、汉元帝以后，金币才逐渐用尽。王莽想要恢复古制，分三等货币，但后来没能再推行。到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又因佛教、道教盛行，把黄金用作土木建筑的装饰，所以金银不再作为货币，反而都被用作器物和玩赏用品。玉从此也更加稀少，服饰又不用金银，所以货币才开始专用铜钱，这就是后世钱多的原因。这几点，都是钱变多的原因。用钱既然增多，制度就不统一，轻重、大小、厚薄都随时变化，到唐代以"开元钱"作为标准，才得到轻重适中的钱币。古钱极轻，如今三代的钱已经绝迹了，如汉代的五铢钱、半两钱，现存的更是轻薄不堪用。大概古时把钱作为价值较低的货币，因为它轻便易用，后世把钱作为价值较重的货币，那么五铢、半两这类钱就不适合再用了。然而钱太重也行不通，所以"开元"钱算是轻重适中的钱。唐代铸造这种钱，遍布天下，至今仍有很多留存，然而唐代缺钱的情况尤其严重。宋朝则没有一个时期不在铸造钱币，以"开元钱"为标准，如太平、天禧年间铸的钱又超过了"开元"钱。宋仁宗以前，像"太平钱"最好，从熙宁以后就不太好了。开国之初只求钱铸得好，不计较工本费用，后世只求富足，往往减省工本，所以钱渐渐变得低劣，像乾道、绍兴年间的钱又远不如熙宁、元丰年间的钱了。然而唐代之所以劣钱多，正是

译因为朝廷不禁止百姓私自铸钱。总之铸钱的权柄应当归于朝廷，怎能与百姓共享呢？如刘秩的论述与贾谊相似，当汉文帝想以恭谨节俭达致太平，认为天下没有用钱的地方，所以不再收回铸钱的权柄，使吴王刘濞、邓通铸的钱得以流通天下，吴王利用这一点，最终酿成东南之乱。唐代从开元、天宝以后，天下苦于用兵，朝廷急于兴利，一味追求多铸钱以济燃眉之急，像茶、酒、盐、铁等末业利益既已兴起，所以从唐肃宗、唐代宗以来，逐渐用末业征收天下财物，反而向百姓征收钱财。上下互相征取，那么即使是私人家用，也非钱不可，天下的物产隐没不见，而在世上通行的只有钱了！古今的变化，时代的更替，物价的轻重，货物的贵贱，它们往复循环，不可预知，然而钱货是至为灵活的东西，没有留藏积蓄的道理，只有流通周转，才能显现出它的功用。如今世上的富人既然都致力于藏钱，朝廷也把天下的钱财尽数征收进入国库，已经收入的不让它再流出，于是又在外面立下楮币制度来应对这种局面。殊不知钱以流通天下为利，钱即使积蓄得很多，与其他物品又有什么不同？人们不追究其根本原因，只认为钱少，就只该用楮币，楮币流通钱就更加减少，所以不只是物产不能显现出来，就连钱也将无法显现出来了。然而从古至今的弊病相沿至今，事情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物极必反，必须另有一番革新之道，只是不知道这个方法应当如何变通。可以确定不能更改的是，应当废除交子，这样才能使所藏的钱重新流通出来。至于富强之道，在于物产丰富，物产丰富则价格便宜，价格便宜则钱就显得贵重，钱贵重然后轻重才可以权衡，交易才可以通行。如今世上钱极贱，钱贱是由于物产少，其中变通的道理，不是圣人恐怕难以做到。"

- 卷十 户口考一

- 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夏禹平定水土、划分九州，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涂山之会时，诸侯手持玉帛前来朝会的有一万个国家。等到夏朝衰落时，诸侯互相兼并，到商汤受命为天子时，仍存续的还有三千多个国家，比起涂山之会，十分中损失了七分。周武王平定天下，设立五等爵位的封国，共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又比商汤时减少了一千三百国，人口的减损也是如此。周公辅佐周成王，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治世，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这是周朝的极盛时期。

小司徒的职责，掌管建立邦国的教化法度，用来核查国都之中以及四郊、都、鄙的户数；用九比之数，来分辨其中的贵贱、老幼、废疾之人，以及各种征发劳役的减免规定，与祭祀、饮食、丧葬的禁令（郑司农说："九比，是说九个成年男子为一井。"郑康成说："九比，是冢宰之职所依据的、缴纳九赋的人数。"）。于是聚合万民编成军队编制而任用他们：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用来征发军队，用来发动田猎劳役，用来比对追捕盗贼，用来征收贡赋。

于是均分土地，核查人民，全面了解其数目。上等土地每家七人，其中可以服役的每家三人。中等土地每家六人，其中可以服役的两家五人。下等土地每家五人，其中可以服役的每家二人（可任，是说丁壮可以承担力役的人。除去老年人，其余男女强弱各占一半，这是大致的数目）。凡是征发劳役，不超过每家一人，其余的算作余富劳力，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才全部出动（羡，是富余的意思。田，指打猎。追，追捕盗贼。竭作，全部出动）。

乡大夫按季节登记各户人口的多少，分辨其中可以服役的人。国都之中身高七尺以上到六十岁的，郊野之中身高六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