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选举考一

译察众人：一是和，二是容，三是主皮，四是和容，五是兴舞（正当射礼进行时，百姓必定前来观看，就借此机会来考察询问他们）。这就是所说的：让百姓中被推举为贤者的，出仕就让他们做官长；让百姓中被推举为能者的，入内就让他们治理事务。

《王制》记载：命令乡里评选优秀的士人，把他们呈送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详见《学校考》）。

州长各自掌管本州的教化、治理、政令的法度。正月初一，各自召集所属的百姓宣读法令，来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并勉励他们，来纠察他们的过错恶行并加以告诫。如果按照岁时祭祀州社，那么也要召集百姓宣读法令，也是这样做。每三年一次大规模考核，就大规模地考核州里的情况，来协助乡大夫决定推举罢黜。

党正各自掌管本党的政令教化治理。到了四季每个季度头一个月的吉日，就召集百姓宣读国家的法令，来纠正告诫他们（在四季每个季度头一个月的初一宣读法令，是因为越接近百姓，教化就越需要频繁）。春秋祭祀荣神，也是这样做。正月初一，召集百姓宣读法令并登记他们的德行道艺，按照岁时进行考核比较。到了大规模考核时，也是这样做。

族师各自掌管本族的戒令政事。每月初一，就召集百姓宣读国家的法令，登记那些孝顺友悌、和睦姻亲、有学问的人。

闾胥各自掌管本闾的征召调令。凡是春秋的祭祀、劳役政务、丧葬礼数，聚集众人，聚集之后就宣读法令，登记那些恭敬机敏、能承担责任怜恤他人的人。

《礼书》说：“闾胥聚集百姓没有固定的时间，族师召集百姓有固定的月份。族师每年在月初一和春秋两季召集百姓，党正每年在四季头一个月的初一和正月初一召集百姓，州长每年在正月初一和春秋两季召集百姓，然后乡大夫每三年才进行一次大规模考核，这是因为职位低的人事务繁多，职位高的人事情简单。从党正往下，有宣读的内容也有登记的内容；州长则有宣读的内容而没有登记的内容，但是有考核；乡大夫则进行考核并加以推举，没有宣读的内容。恭敬机敏、能承担责任怜恤他人，是容易了解的品质，所以闾胥负责登记。孝顺友悌、和睦姻亲、有学问，是难以了解的品质，所以族师负责登记。德行则不仅仅是孝顺友悌，道艺则不仅仅是有学问，所以党正负责登记。登记是容易的，考核、推举则是困难的，所以登记的职责止于党正，考核的职责在州长，推举的职责在乡大夫，这是因为职位低的人责任轻，职位高的人责任重。这些都是教化有一定的方法，培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他们在学校学习时，一年考察断句分辨志向，三年考察是否敬重学业乐于合群，五年考察是否广泛学习亲近师长，七年考察是否讨论学问选择朋友，这称为‘小成’，九年能够触类旁通，坚强自立不违背所学，这称为‘大成’，这是按年度考核的方法。大胥掌管学生的名册，春天集合练习舞蹈，秋天集合练习音乐，在集合练习音乐时，就依次分发他们所学的内容并加以辨别区分。诸子掌管国子的教育，春天集合各类学习，秋天集合各种射礼，来考核他们的技艺并决定进退，这是按年度考核的方法。学校的考核既然是这样，乡里的考察又是那样，掌管的不是一个人，积累的不是一天，这就是人人无不激昂奋发，来追求上级所造就的成就的原因啊。”

遂大夫各自掌管本遂的政令。三年一次大规模考核，就率领他的属吏推举贤能，表彰有功劳的人，聚集治理该地的官员（兴〇，是推举百姓中贤能的人，如同六乡所做的一样。属，就是聚集的意思。又借机推举治理有功的官吏，并聚集告诫其余的官员来治理职务事情）。

按：六乡之外称为六遂。遂大夫的职责，如同乡大夫的职责一样。州长以

译下的职责，如同县正以下的职责一样。然而在勉励教化、推举贤能这方面的事，乡里详细而遂地简略。前代的学者认为乡以教化为主，遂以耕种为主，难道遂地的百姓不可以教化而乡里的百姓不可以耕种吗？大概也应当互相参照文字来推知它的意思。

《国语》记载齐桓公在国内推行治理的法度：正月初一的早朝，乡长回报政事。齐桓公亲自询问他们，说：“在你的乡里，有居家为人好学、慈爱孝顺父母、聪明智慧贤良仁义、名声传扬于乡里的人，有的话就要报告。有这样的人却不报告，这称为蒙蔽贤能，要治他的罪，罚他做五种劳役。”有关官员汇报完事情就退下了。齐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的乡里，有不孝顺父母、不尊敬兄长、对乡里人不友爱、骄横浮躁、荒淫暴戾、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人，有的话就要报告。有这样的人却不报告，这称为不能明辨是非，也要治他的罪，罚他做五种劳役。”有关官员汇报完事情就退下了。因此乡长回去之后就修养德行、举荐贤能，齐桓公亲自接见这些被举荐的人，于是任用他们担任官职。等到五属大夫回报政事时，齐桓公也像当初一样询问他们。五属大夫于是回去之后整治所属地区，属整治好之后就整治县，县整治好之后就整治乡，乡整治好之后就整治卒，卒整治好之后就整治邑，邑整治好之后就整治家。因此即使是普通百姓有善行，也能够被举荐；普通百姓有不善的行为，也能够被惩处。

因为读到《国语》这一章，再参照《王制》所说的司徒选拔人才的事情，然后才明白古代的圣贤，在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选拔贤能这两件事上，把百姓的贤愚升沉，都看作切身相关的事，所以他们制定的法度非常完备。他们教化百姓，不仅仅是崇尚贤能来推崇德行，还一定要简选不肖之人来黜退恶行；他们举荐人才，不仅仅是让举荐贤能的人得到上等的赏赐，还一定要让蒙蔽贤能的人蒙受显著的惩罚。因为赏罚相辅而行，才能不至于一开始就变成一纸空文。后代不是没有设立学校，可是从未听说过对不服从教化的人有惩罚，大概只是选拔那些有能力的人，而无能的人就任由他自己变得不肖罢了。也不是没有推行选举，可是从未听说过对蒙蔽贤能的人有惩罚，大概只是提拔那些被任用的人，而未被任用的人就任由他自己变得怀才不遇罢了。他们的教化不完备，他们的选拔不精细，人才因此日渐衰落也是应当的。虽然如此，正因为教化训导的方法不完备，所以选举的途径才不精细。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大概只能自己成为人才而未曾能够依靠上位的人，那么所谓怎么能了解贤才而推举他，凭什么辨识他没有才能而舍弃他，蒙蔽贤能的惩罚也就没有地方施加了！

汉高祖十一年，下诏说：“听说称王的人没有比周文王更高的，称霸的人没有比齐桓公更高的，都是靠着依赖贤人来成就名声的。如今天下的贤能之士难道才智能力只能是古代的人才具备的吗？问题在于君主不与他们交往罢了，士人凭什么能够被进用！如今我依靠上天的神灵，贤能的士大夫共同平定了天下，把天下当作一家人，想让这基业长久，世世代代供奉宗庙没有断绝。贤人既然已经与我一起平定了天下，却不能与他们一起安享其利，这怎么可以呢？贤能的士大夫有肯跟随我交游的，我能够让他尊贵显达。布告天下，让大家都明白知道我的心意。御史大夫周昌下达给相国，相国酂侯下达给诸侯王，诸侯王的御史中执法下达给郡守，那些有称得上明德之人的，郡守一定要亲自劝勉，为

译（送去乘车。）（如有贤能之人，郡守亲自前往劝勉，命其前往京师，用车送他上路。）派遣其前往相国府，登记其品行、道义、年纪。（"行"指品行记录和年纪。）若有隐匿不报的情况，一经查觉，即予免职。年老体衰及患病者，不予遣送。

译文帝十五年，下诏命诸侯王、公卿、郡守推举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详见《贤良方正考》）。

孝武帝元光元年冬，开始下令郡国各推举孝廉一人。

元朔五年，下诏补充博士弟子。郡国县官中若有喜好文学、敬重长上、严肃对待政教、顺应乡里、出入言行不违背常理，并且有此类声闻的人，由相、长、丞上报所属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认真考察确认合格者，让他随同上计的使者一起，前往太常处，得以像弟子一样受业。

按：汉代制度，郡国推举士人，其名目大概有三种：一是贤良、方正，二是孝廉，三是博士弟子。然而这三者到後世各自成为独立的科目，与乡举里选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姑且记载其立法之初，在此略作说明，详情各见於本考相应部分。

元光五年，徵召官吏百姓中明晓当世事务、熟习先圣之学的人，沿途各县依次供给食宿，让他们随同上计使者一起前往（"计"，是指上计簿使者，郡国每年派遣使者前往京师呈报计簿。"偕"，是一起的意思。让所徵召的人与上计使者一同前来，沿途各县依次供给他们饮食）。

此前，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臣愚以为，可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属下吏民中的贤能者，每年各推荐两人以充任宿卫，同时借此考察大臣的能力，所推荐的贤者若确实贤能则予以奖赏，不贤者则予以惩罚。如此一来，诸侯及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求贤，天下的士人便可以得到并任用了。"後来朝廷下令各州郡推举茂材、孝、廉，都是从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开始的。

元朔元年，诏书说："公卿、大夫，是用来统领方略、统一制度、推广教化、美化风俗的。以仁德为根本、以义为宗旨，尊崇有德、给贤者以俸禄，奖善惩恶，这是五帝、三王得以兴盛的原因。朕早起晚睡，欣然愿与天下之士共同走上这条道路。所以慰问耆老、恢复孝敬之风、选拔豪杰俊才、讲习文学、参与政事、争取民心，特此深切诏令各主管官员，兴办廉举、孝举，希望能蔚然成风，继承发扬先圣的传统。十户人家的小城邑，必定有忠信之人；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为我师者。如今竟有整个郡不举荐一人的情况，这说明教化没有深入下达，而有德行的君子被壅塞而不能上达天听。二千石官员本应是维系人伦纲纪的表率，将凭什麽来辅佐朕洞察幽隐、劝勉百姓、激励民众、崇尚乡党的教化呢？况且推荐贤者理应受上等奖赏，蒙蔽贤者应受显明的惩罚，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着令中二千石、礼官、博士共同商议不举荐者应受的惩罚。"主管官员上奏议论说："古时候，诸侯向朝廷贡献士人，第一次成功称为'好德'（"○"是指所推荐之人确实得当），第二次成功称为'贤贤'，第三次成功称为'有功'，於是加赐九锡；若不贡献士人，第一次就削减爵位，第二次就削减封地，第三次则爵位、封地全部削除。附和下属而欺蒙君上的人处死，附和君上而欺蒙下属的人处以刑罚，参与国政却对百姓无益的人应予斥退，身居高位却不能举荐贤才的人应予罢退，这是用来劝善黜恶的办法。如今诏书继承先帝的圣明传统，命令二千石官员举荐孝廉，是用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不举荐孝子，就是不奉行诏令，应当以不敬之罪论处。不能明察廉士，是不能胜任职责，应当予以罢免。"奏议获准。

按：齐桓公的内政之法，与汉高祖、孝武帝两朝诏令，都是为举荐贤才而设立的。观察其言辞用意，都认为人才被埋没，过错在於公卿蒙蔽贤才，以至立法来论定其罪责。後来的法令，有严惩举荐失当之罪而限制举荐途径的，却没有严惩不举荐之罪而要求必须荐举贤才的。大概古时被称为贤能的人，都是不追求闻达的士人，而後世钻营荐举的人，都是善於奔走钻营之徒，所以法令的用意才会如此相反。国家对待士人的用心本就淡薄，而士人又不自重，实在令人深感慨叹。

制度规定：郡国人口二十万以上，每年考察举荐一人，四十万以上举荐二人，六十万举荐三人，八十万举荐四人，一百万举荐五人，

译一百二十万举荐六人；不满二十万人口的，两年举荐一人；不满十万人口的，三年举荐一人。以四科为标准：一是德行高尚，志节清白；二是学问贯通、品行端正，通晓经术堪比博士；三是精通法令，足以决断疑难，能查核奏章、覆核问题，文才可比御史；四是刚毅多谋略，遇事不惑，明断果决，才能足以胜任三辅地区的县令。

孝昭帝始元五年，诏令举荐郡国文学成绩优异者各一人。

元凤元年，赐予郡国所选举有德行的人涿郡韩福等五人每人帛五十匹，遣送回乡。

孝宣帝本始元年，发生地震。诏令内地各郡国举荐文学成绩优异者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郡国举荐孝悌、在乡里有德行声闻的人各一人。

元康元年，诏令广泛举荐官吏百姓中自身修养端正、通晓文学、明晓先王之道、深究其中要义的人各二人，中二千石官员各举荐一人。

元康四年，诏令派遣大中大夫巡行天下，举荐才能出众超群的士人。

孝元帝初元三年，诏令丞相、御史举荐天下明晓阴阳灾异的人各三人。

建昭四年，亲自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举荐才能出众、特立不群的士人。

孝成帝河平四年，发生日食。派遣光禄大夫、博士巡行沿黄河各郡，举荐淳厚、有德行才能、敢於直言的人。

阳朔二年，因奉使者选拔不称职。诏令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共同举荐能充任博士之位的人，务求出类拔萃、令人瞩目。

鸿嘉二年，诏令举荐淳厚有德义、能直言的人，希望能听到恳切的谏言与良好的谋略，以匡正朕的不足之处。

永始二年，发生日食。亲自派遣大中大夫巡行天下，与各部刺史一同举荐淳朴谦让、有德义的人各一人。

元延元年，因日食星陨，诏令北边二十二郡各举荐勇猛而通晓兵法的人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令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国相举荐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晓政事、身居下位而可亲近百姓的人各一人。

四年，诏令将军、中二千石举荐明晓兵法且有深谋远虑的人。

孝平帝元始元年，因日食，诏令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荐淳厚能直言的人各一人。

二年，诏令举荐武勇有气节、明晓兵法的人，每郡一人，送至公车署。冬天，诏令中二千石举荐断案公平的人，每年一人。

五年，徵召天下通晓失传经典、古代文献、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讲授《五经》《论语》《孝经》《尔雅》的人，所在地方为其准备一辆驿车，遣送前往京师，到达的人有数千之多。

东汉的制度：选举之事在郡国隶属於功曹，在公府隶属於东西曹，在朝廷隶属於吏曹尚书，也称"选部"。凡是郡国的太守、国相，到任治事未满一年的，不得考察举荐孝廉。因为时间太短，不能周全了解情况（东汉举荐士人，大多以孝廉为主，详见本考相关部分）。

建武六年，诏令举荐贤良、方正各一人（以後的情况都见本考相关部分）。

建武十二年，诏令三公各举荐茂材一人，光禄勋每年举荐茂材、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每年举荐茂材一人（四行，是指淳厚、质朴、谦逊、节俭）。

章帝时，所徵召举荐的人大多直接授官，不再加以简选考试。士人中有的弄虚作假，谤议之风渐渐兴起，於是下诏说："乡举里选，必须凭借积累的功劳。如今刺史、太守不能明辨真伪，茂材、孝廉每年以百计，既没有显著的才能表现，却要授予他们政事，实在没有道理。"（其馀内容见《孝廉考》）。

当时上书议事的人大多说郡国举荐大多不按功劳次第，因而使官员更加懈怠，官府事务日益疏漏，过错在於州郡。有诏令交付公卿朝臣议论，大鸿胪韦彪上奏议论说："国家以选拔贤才为要务，而贤才以孝行为首要。孔子说：'侍奉父母能尽孝道，才能将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人的才能和德行很少能兼备，孟公绰在赵、魏做家臣绰绰有馀，却不能担任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忠孝之人，存心大多敦厚；深受磨砺锻炼的官吏，存心大多刻薄。三代之所以能够正直行事，正是在於他们所以磨砺人才的方法。选士应当以才能德行为优先，不可单纯依靠门第

译阀阅。然而其中关键在於选好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贤能，那麽所举荐的人也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了。"皇帝深以为然，采纳了他的意见。

元和二年，命令郡国呈报明经的人，人口十万以上举荐五人，不满十万举荐三人。

安帝建光元年，命令公卿、特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太守国相各举荐有道之士一人。

元初元年，诏令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各举荐淳厚质直的人一人。

陈忠上疏说："若有精妙的谋略、独到的计策，应当立即采纳施行。若有道之士对策见解高明的，应予以省阅重视，以拓宽直言进谏的道路。"奏书呈上後，有诏令拜授对策成绩优异的有道之士沛国人施延为侍中。

永初二年，诏书说："近来公卿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广泛求访、博加选拔，开辟直言不讳的言路，希望能得到深切的谋略，以借鉴自身的不足，然而所对策的人都遵循空泛浮华之辞，没有卓越出众的见解。若百官及郡国官吏中，有精通道术、明晓灾异阴阳规律、璇玑数理的人，各自让他们指陈变异之理上报朝廷。二千石长吏应明白诏书的用意，广泛访求隐逸之才，朕将亲自阅览，不按常规次序加以任用。"

顺帝阳嘉元年，任命郡国年高学问渊博的儒生十九人补任郎、舍人之职。二年，又任命京师年高儒生六十岁以上者四十八人补任郎、舍人，以及诸王国的郎官。

顺帝永嘉元年，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之法，限定年龄须在四十岁以上，儒生考试经学，文吏考试章奏。胡广对此提出异议。诏令仍依从左雄的建议（详见《孝廉门》）。

先公说："公府，指三公府。端门，是太微垣，左右执法官所在之处，即御史府，相当於後世的御史台。覆试，是进士考试的制度，先在公府考试，再到端门覆核，这样一来牧守就不敢轻率举荐，而选拔考察便能清平公正。这一制度，胡广首先提出异议，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制度施行後，胡广出任济阴太守，首先因举荐失当而受到惩罚，可见公正的法度，是庸碌回避正道之人所感到不便的。左伯豪当时，风节刚正，举荐左雄的是虞诩，左雄所举荐的是周举。看举荐左雄的人和左雄所举荐的人，就可以知道左雄的为人；了解了左雄的为人，就可以知道左雄所立的法度了。范晔在史书中推究其成效，说局势倾危而未至颠覆，将溃决而未至溃败，都是仁人君子用心尽力所致，而陈蕃、李膺一类人，都是在左雄的选法之中所选拔出来的人才。那些因举荐失当而获罪的，则是胡广之流罢了。"

灵帝建宁元年，诏令郡国太守国相各举荐有道之士一人。

范晔评论说："汉初，诏令举荐贤良、方正，州郡考察孝廉、秀才，这也是选拔贡献士人的办法。中兴以後，又增加淳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淳厚等类别，荣显之路既然宽广，怨望之心便难以裁抑。从此便有窃取虚名、伪装外表的人，渐渐地相互攀比竞逐，权贵门第、显贵官员之间，请托拜谒之风大盛。自左雄执掌其事以来，限定年龄、考试才学，虽然有不够周密之处，但也确实是顺应了时势所需，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一类人，拘泥於旧有的办法，相互诡辩驳难。拘守名分的人被暴露其短处，讲求实效的人则显示出成效，所以左雄在尚书任上时，天下没有人敢随意妄举，十馀年间，被称为能得到人才，这不也是讲求实效的明证吗！顺帝当初以幼年之身归政亲政，号令由自己发出，能知人善任，所以士人得以施展才情，天下人翘首以望，仰慕他的风采。於是准备玄纁玉帛之礼，去聘请南阳的樊英，天子亲自走下寝殿，设置坛席，让尚书亲自引见，垂问得失，急切地推举贤才，谦逊地降低自己的礼节。於是隐居的处士、卑微的书生，忘却了自己拘谨的儒者身分，拂去头巾衣衫上的尘土，企盼着朝廷的旌车前来招纳！至於才能出众能顺应时势、俊杰之士纷纷出仕效力，像李固、周举那样谋略深远宏大，左雄、黄琼那样政事端正坚定，桓焉、杨厚以儒学而进用，崔瑗、马融以文章而显扬，吴祐、苏章、种暠、栾巴治理百姓的良

译好政绩，庞参、虞诩作为将帅的宏大谋略，王龚、张皓虚心推举贤士，张纲、杜乔秉持正道纠正过失，郎顗精通阴阳详审细密，张衡在机巧技艺上尤为精妙，东汉的人才，在此时最为兴盛。假使朝廷能够采纳他们的高明谋略，疆场能够施展他们的智谋才力，帷幄之中能够容纳他们的直言进谏，举措施行都能依照既定的成规，那麽武帝、宣帝时的治道规模，难道还会遥远吗？《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没有不能善始的，却很少能够善终的。）这真是令人遗憾啊！到了孝桓帝时，大德之士接连兴起，陈蕃、杨秉，在朝中被称为贤明的宰相；皇甫规、张奂、段颎，出征在外号称名将；王畅、李膺，弥补匡正皇朝的缺失；朱穆、刘陶，进献良策革除弊端、匡救时局；郭泰奖掖鉴别人伦品行，陈寔在下邑弘扬正道。其馀学识渊博、见识深远、心志高洁、行为纯正、激扬风气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然而这样的道义之风未能振兴，文治武功日渐衰败，在朝为官的人因正直议论而遭到杀戮，辞官引退的人也因党锢之祸而遭受灾难。前车虽已倾折，後车却接踵而至更加急迫，这正是局势倾危而未至颠覆、将溃决而未至溃败的原因，难道不是仁人君子用心尽力所致的吗？"

魏文帝时，三方鼎立，士人流离迁徙，士农工商杂处混乱，详细核实已无从着手。延康元年，尚书陈群认为朝廷选用官员不能尽得人才，於是设立九品官人之法。各州郡都设置中正官，来主持选拔评定，选择州郡中贤德而有见识鉴别能力的人担任此职，区分辨别人物才品，评定其高下等第。又规定郡国人口十万以上，每年考察举荐一人，若有才德特出者，不受人口限制。至於武官的选拔，则由护军来主持。

州、郡、县都设置大、小中正官，各自选取本地在朝廷各府公卿及台省郎吏中德行充实、才能出众的人来担任，区分辨别所管辖的人物，评定为九个等级。若有言行修养出众的就予以升进等级，或者从五等升为四等，从六等升为五等；若有道义有所亏缺的就予以降低等级，或者从五等降为六等，从六等降为七等。这样一来，吏部无法自行审定，天下人才士庶的品第，所以委托中正官来铨定等级，凭此来授受官职，说是可以避免舛错遗漏。等到这一法度实行之後，却只能了解人物的门第阀阅，不能再辨别其真正的贤愚，所以刘毅说："上等品第中没有寒微门第之人，下等品第中没有士族出身之人。"南朝直至梁、陈，北朝直至周、隋，选举之法虽互有增减损益，而九品与中正制度，直到隋朝开皇年间才被废止。

黄初三年，诏书说："如今的考课，就是古代的贡士，十户之邑，必定有忠信之人，若限定年龄才能选取士人，那麽吕尚、周晋这样的人物就不会显扬於前代了。命令郡国选拔人才不必拘泥於年龄大小，儒生要通晓经术，官吏要精通文法，到任後都应加以试用。主管官员若发现有意不据实上报的，应予纠劾。"

齐王嘉平初年，曹爽被诛杀之後，司马懿掌握朝政，详细探求治国的根本之道。中护军夏侯玄进言说："官员任用人才，是国家的权柄，所以铨选权衡之事专属於台阁，这是上面的职分；孝行的考察在於乡里，优劣评判交由乡人负责，这是下面的次第。要想清明教化、审慎选拔，关键在於明确上下的职分次第，不使二者相互混淆干涉罢了。如今若让中正官只考察品行等级，品行等级相当的自可授官。品行有大小之分，评比有高下之别，那麽所任用的次第，自然就分明清楚了。何必让中正官在下面干预铨选权衡的机要，而掌握铨选权柄的人又要在上面依赖中正官的评定，上下相互侵越因而产生纷乱错杂呢！况且各种职务的官署，都各有其官长，只要让官长各自将其属下的才能优劣呈报给台阁，那麽依据官长评定才能的等第，参照乡里评定德行的次序，来比拟其等级，不使有所偏颇。中正官则只考核行迹，区分其高下，审定其类别，不必参与升降之事，而升降之权总归台阁掌握。官长所评定的等第，中正所拟定的类别，按照次第使用

译，若有不称职的，责任由外面的举荐者承担。这样内外相互参照，得失各有所归，或许可以使风俗清静而铨选人才审慎得当了。"同时请求废除重复设置的官职，确定服制等级。司马懿虽然口头上说无法改变，但请求等待其他贤者的意见。

晋武帝泰始五年，诏令各州郡举荐勇猛才能出众的人。

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认为政教已经颓败，风俗不再淳厚，上疏说："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因而天下人推崇刑名之学；魏文帝仰慕通达之风，因而天下人轻视操守气节。此後纲纪不能维持，虚无放诞的言论充斥朝野，使天下不再有清正的议论，而秦朝灭亡的弊病又在今天重新发作。陛下圣明的德行，教化可与唐尧、虞舜相媲美，只是尚未举用清正高远有礼节的大臣来敦厚风节，也未曾斥退虚浮鄙陋之人来惩戒不敬业之风。"皇帝於是让傅玄起草诏书来推行此事。傅玄上奏说："臣听说先王将士、农、工、商加以区分来治理国家、料理事务，各自专精一业而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士以上人家的子弟，就为他们设立太学来教导，选拔贤明的老师来训育，依照才能高下加以授职任用。农民致力於丰收粮食，工匠致力於制作精良的器具，商贾致力於流通货物。所以即使天下辽阔、百姓众多，也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夹杂在其间。汉魏两代没有明确划分他们的职分，百官子弟不修习经学而热衷於交游，还不懂得料理政事就白白享受国家的俸禄；农业、工业因而多有荒废，有的人追逐不正当的利益而背离了本业；名义上挂名在太学，却听不到先王的教化之风。如今圣朝政治刚刚开始，而汉魏两代的弊病尚未革除，散官冗员众多而学校未曾设立，游手好闲的人多而从事农耕的人少，工匠器具也未能尽善尽美。臣以为应当尽快制定相应的制度。此前皇甫陶上呈的奏事，想让被赐官而未任职的散官都督促他们亲自耕种，天下便能享受丰足的粮食之利。大禹、后稷亲自耕种，福祚泽及後代，因此《明堂》《月令》中记载了天子亲耕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曾在有莘之地耕种；晏婴是齐国的大夫，为躲避庄公之难，也曾在海滨耕种。从前圣明的帝王、贤明的辅佐、杰出的士人，都曾经从事过耕种农事。皇室成员被赐官，那些闲散无事的人，若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从事耕种，没有理由放任他们，让他们白白依靠百姓供养。如今文武官员既然众多，而受封赐官却不在职的人又很多，加上服役当兵的人，不能从事耕种，占了应当务农人口的一半，而南面食俸禄的人却比从前多出三倍。若让这些闲散官员从事农耕，收取他们的租税，各家便能得到实际的好处，那麽天下的粮食也就可以不再匮乏了。《虞书》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考核三次後决定升降幽明。'这就是说要经过九年之後才有升迁调任之事。所以任职时间长久，官员就会有立志谨慎善终的心思；任职时间不长，就会争相推行权宜一时的政令。如今六年的任期，时日尚浅，不足以周全地进行升降考核。皇甫陶所呈的建议，符合古代的制度，望陛下裁定施行。"武帝虽然十分赞赏，但终究没能采纳施行。当时虽然风气教化已经衰败而没有完备的典章制度，但当时还有清正的舆论，尚能劝勉世俗风气。陈寿在服丧期间，让女婢为自己制药，因而被沉滞废弃多年；郄诜十分孝顺，因借故安葬而违背常礼，被降低品第一等，当时惩戒劝勉之风就是如此严格。此後中正官任职长久，爱憎全凭个人喜好，九品之法逐渐产生弊端，於是便改为计算官职资历来评定品第，天下人便只以身居官位者为尊贵。尚书仆射刘毅认为九品之法起初是因为魏朝初年丧乱之际，是军中权宜应急之制，并非可长久施行的典章，应当采用土断之法，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他上疏说："九品之法有八种弊端，而官员选才有三种困难，都是政事兴衰的关键所在。人物难以了解，这是第一；爱憎之心难以防范，这是第二；情伪真假难以辨明，这是第三。如今的中正官，评定九品等级，高下全凭个人心意，荣辱操

译之於己手，掌握着本应属於君主的威福大权，夺取了朝廷应有的权势，爱憎全凭个人喜好，真伪由自己决定，上等品第中没有寒微门第之人，下等品第中没有士族出身之人，公开没有考核校验的惩处责任，私下也无须担心受到告发申诉，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一点。设置州郡中正之职，本是取自州里的清正舆论，人人所归服，用来平息异议、统一言论，却不料仅凭一人之身，就断定了一州人才的高下。若这一人判断有误，便使人才因此而被埋没废弃，若真如此，即便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也难免有过失，那麽照此推理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废弃，为什麽偏偏要苛责中等资质的人呢？这使得是非的议论，在州里横行泛滥，嫌隙的仇怨，在大臣之间结下，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二点。当初设立品第制度，本意是说人伦有次第，如同贯穿的鱼串一样有先後顺序；才德的优劣，同辈之中也应有首尾之分。如今的中正官，却徇私枉法，将本应尊贵特出的人才，压制在九品之下，而让庸碌不肖之人，越级凌驾於贤能之人之上，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三点。将一国之重任委托给中正官，却没有相应的赏罚制度来加以防范，使他们得以恣意妄为，无所顾忌畏惧。那些遭受冤枉的人长久地积压怨愤，独独享受不到天地无私的恩德，长期被壅塞蒙蔽在邪恶之人的铨选之下，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四点。古代先王的政教，崇尚乡党的道义，所以能够得到天下的人才，使他们退居乡里也能修养根本。如今一国的士人，多的有上千人，有的流徙到外地，有的在远方任职办事，中正官尚且不认识他们的面貌，又怎能尽知其才能呢？而中正官对了解与不了解的人，都要评定其品第状况，必然会采信台府中的声誉，或听信流言中的诋毁。若凭自己判断则有不了解的弊端，若听信他人则有偏袒某一方的偏差，对了解的人则可能因爱憎而失去公平，对不了解的人则可能因人事关系而扰乱标准，既没有乡里父老纪录品行的评议，又不是朝廷考核政绩的课评，於是使得担任官职的人，舍弃近处的乡评而去追求远方的虚名，背离根本而追逐末节，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五点。凡是设立品第、评定状况的用意，本是为了求取人才、按功论赏。如今若限定与官职品第相当的报偿，即便职位高，仍旧依附於原本较低的品第，没有实际的政绩却获得了高等的叙用，这是压抑实际功绩而崇尚虚名，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六点。各种官职所处理的事务不同，人的才能也各不相同，如今九品之法并不能表明才能所适宜的职位，却用九个等级来一概而论。若按品第取人，可能并非此人才能所擅长之处；若按状况取人，则又受到原本品第的限制。即便状况评定得符合实际，尚且会出现品第与状况相互妨碍的情况，更何况评定得不符合实际的呢！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七点。此前九品制的诏书规定，善行恶行都必须记录，以此作为褒贬的依据。如今的九品制，对於降等的人不彰明其罪过，对於升等的人不列举其善行，废弃了褒贬的本意，任凭爱憎来决断，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於德行修养而专心钻营人事关系呢！这是损害政事之道的第八点。名义上称为中正，实际上却成了滋生奸邪的官府；名义上称为九品，实际上却存在八种弊害。臣以为应当废除中正之职，取消九品之法，抛弃魏朝的弊政，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

按：魏晋以来，虽然设立了九品中正之法，然而做官进身的途径仍与两汉相同而已。有的通过公府徵召，有的通过郡国举荐，有的通过担任曹掾积累资历而升迁，有的通过世家门第承袭而被任用，大致不外乎这三四种途径。然而各位贤者的言论，大多想要废除九品、罢黜中正，这是为什麽呢？大概乡举里选，是从众多人的公论中采集毁誉之言，而九品中正，则是把评判之权寄托在一个人的口中。况且两汉时期，如公府徵召掾属、州郡选任僚属，都是自己举荐、自己试用，若所用非人，那麽不仅有损自己识人辨才

译的名声，而且还会失去辅佐支持的助力，所以终究不敢十分放纵徇私之心。等到中正之法施行以後，评定议论的是一个人，擢用任命的又是另一个人，评论所不认可的，负责擢用的人不敢违背其言，擢用若非其人，负责评论的人本来也不承担其中的过失。整套体制脉络，彼此互不相关，所以徇私的弊端便无从惩治革除。又必定局限在九品之内，专任一人之手，其制度过於拘泥，用意过於狭隘，痕迹过於显露，所以趋炎附势的人无暇举荐真正的贤才，正如刘毅所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这个道理。畏惧灾祸的人不敢憎恶邪恶，如孙秀担任琅琊郡吏时，向主持清议的王戎堂弟王衍求取品第，王衍本打算不给他好品第，王戎却劝他给予好评，等到孙秀得志之後，朝中曾对他有怨言的士人都遭到迫害，唯独王戎、王衍二人幸免於难就是这个道理。想要快意恩仇的人也得以放纵行事，如何劭刚去世，袁粲前去吊唁何劭的儿子何岐，何岐以生病为由推辞不见，袁粲便说："今年一定要给这小子降低品第。"又如陈寿在为父亲服丧期间，因病让婢女为自己制药，有客人见到此事，乡里人因此贬低他的品行，他因此事而沉沦不得升迁多年。谢惠连宠爱会稽郡吏杜德灵，等到为父亲服丧期间，还赠送给杜德灵五言诗十馀首，因此被废黜，不能列入荣显的仕途行列。尚书仆射殷景仁很欣赏他的才华，便向文帝进言说："臣年幼时，便已见过这篇诗文，而议论此事的人说是谢惠连所作，其实并不是他。"文帝说："若真如此，便应当予以录用。"元嘉七年，谢惠连才开始担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阎缵的父亲去世後，继母对他不慈爱，阎缵仍恭谨侍奉继母越发谨慎，然而继母却越发憎恨他，竟诬陷阎缵盗取父亲生前的金银财宝，向官府提起诉讼，阎缵因此遭受清议谴责十馀年。阎缵孝顺恭谨从不懈怠，後来继母的心意有所转变，中正官重新加以评定，阎缵才得以恢复原来的品第。从这三件事情来看，这一制度的法度虽然十分严格，然而也太过拘泥了。大概品行稍有欠缺的人，一旦被纳入品评之列，便永远无法洗刷擦拭乾净，那麽天下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了。何况中正官所评定的品第又未必都恰当！这实在不如从没有私心的乡里舆论中采择意见，来探询人的品行操守，再用可以显现才能的职务来加以试验，从而检验其才能，正如两汉的做法一样。

东晋元帝制定：扬州每年举荐两人，其馀各州各举荐一人。当时因天下丧乱，务求安抚勉励，远方的孝廉、秀才，不再加以策问考试，一到即予任命。等到局势大致平定之後，便下诏恢复经学考试，若有不能通过科目考核的，刺史、太守要被免官。此後，孝廉、秀才没有人敢应命前往，有的即使被送到京师，也都以生病为由推辞。

太兴三年，尚书孔坦建议请求普遍延长五年期限，允许他们讲习学问。於是诏令孝廉延长至七年，而秀才则仍照旧例。

按：孝廉等各科，自东汉以来，都有策问考试之事。以文字辞章这样的小技艺，来评定人才的优劣，本身就不足以称得上这个科目的名实了。如今看东晋的情况，那些应举的人都是不能通过考试的人，却还以孝廉、秀才自居其名，还必须延迟五年，等到讲习学问之後，才能参加考试，这不是很没有面目吗？然而看惠帝永宁初年，王接被举荐为秀才，他在回复友人的信中说："如今世道纲纪丧乱，将要陷入剥乱之中，而有识之士都缄口藏笔，我并非以此举为荣耀，而是想极力陈述自己的见解，希望能有所觉悟。"恰逢这一年三王起兵举义，惠帝重新复位，因国家有大庆之事，天下的秀才、孝廉，一概不加考试，王接因此感到遗憾。由此可见，上下相互蒙蔽敷衍，苟且成文由来已久，也难怪大家都想侥幸逃避考试了。

宋朝的制度：丹阳、吴郡、会稽、吴兴四郡，每年举荐两人，其馀各郡各举荐一人。凡是州举荐的秀才、郡举荐的孝廉到京师後，都要加以策问考试，天子有时会亲自莅临考场。至於公卿所举荐的人，都归属於吏部，按才能次第铨选任用。凡是举荐得当或失当，都各有相应的

译赏罚，举荐失当的人，要对被举荐者加以禁锢，禁锢年限的多少，依照各郡商议制定。

文帝元嘉年间，规定年满三十岁才能出仕。孝武帝即位後，出仕不再拘泥於年龄大小（详见《举官门》）。

齐朝尚书都令史骆宰建议策试秀才的等第标准，五问都能答对的定为上等，答对四问或三问的定为中等，答对二问的定为下等，只答对一问的不合格、不能列入等第。谢超宗认为，一句精辟的言辞就能断案定罪，一句简短的话语就能折服众人，鲁国史官对文字的删削褒贬、孔子在《春秋》中所寄寓的评论，都不必等到繁复的辞章才能加以裁定。要论述事理的深刻，剖析义理的关键所在，何必一定要靠冗长的公文才符合道理，不必忧虑对策文字不能完全解答所问，而应忧虑其行文平常而缺乏出奇之处，务必使一篇文章峻拔正大，也要胜过五篇平庸的文章，与其求其数量众多，不如求其篇篇精彩出众，都应加以采纳。诏令依从骆宰的建议。因袭宋代限定年龄的制度，然而乡举里选，不再考察才能德行，选拔任用的标准以官宦门第、士族谱系为先。於是致使士族豪门二十岁便可出仕做官，寒门子弟须到三十岁才能试用为吏，所以有虚报年龄、伪装容貌来谋求晋升的人。当时的士人都竭力结交攀附姻亲，奔走请谒，渐渐蔚然成风。到齐和帝时，梁武帝担任丞相，上表说："前代选拔官员，都设立选簿，官员应像贯穿的鱼一样依次排列，自有铨选的次第。士族门第的升降，操行才能的优劣，或者原本就心中有数，或者从舆论之中得知，所以能够简选来往的宾客，不必等待他们登门拜访。近来世风衰败，九流选举的制度也已乖违缺失。那些甘愿隐退、忌讳晋升，怀抱质朴正直操守的人，选曹官员有时以他们未曾入朝拜谒为由，难以加以进用。也有隐藏才能、深自韬晦、埋没在僻静之处的人，又因名声不曾显扬，而断绝了他们晋升的阶梯。必定要投递名帖、呈交状文，然後才能弹冠出仕，这实际上是驱使逼迫廉洁谦退之人，助长浮薄竞逐之风。愚以为如今选曹官员应当精心审核，依照旧制重新建立选簿，使官帽鞋履各安其位，名实相符，才能使人们各自明白自己的地位分寸，奔走请托的风气自然平息。况且听说近来又立下规矩，士族豪门二十岁便可出仕，寒门子弟须年过三十才能试用为吏，依愚见来看，恐怕还有未能通达之处。为什麽呢？设置官职、分派职务，唯有才能才是最重要的标准。若拘泥年龄才能入朝为官，就必定会有人虚报年龄以求得官职，因而出现容貌实际尚是幼童、户籍上却已年过三十的情况，这对名教的败坏，莫过於此。"这一建议於是得以施行。

梁朝初年，没有中正的制度，年满二十五岁才能入仕。天监年间，又规定九流常选之官，年龄未满三十岁而不能通晓一经的人，不得任官。若有才能与甘罗、颜回相当的，不受年龄限制。到天监七年，各州设置州重，各郡设置郡崇，各乡设置乡豪，各设一人，专门负责搜访荐举，不再有豪门大族与寒门素族的隔阂。普通七年，诏令凡各州每年举荐两人，大郡举荐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恢复命令各州各自设置中正官，仍按照旧例进行选举，都必须经过中正官签署认可後方能上报。

译，然后才根据情况授予官职，否则就不授予。

尚书左仆射沈约论说："汉朝末年天下丧乱，魏武帝曹操开始创立九品制，当时军中局势仓促，权且设立九品制度。这本来是用来评论人才的优劣，并不是说要区分家族的高低贵贱。因为这样沿袭下来，就成了固定的法规。从魏朝到晋朝，没有人能改变它，州都、郡正都依据才能品评人物，可是所推举的人才，升降变化很少。只是凭借家世资历，用来相互凌驾压制，郡都正这些俗士，斟酌当时的形势，评定品级的多少，随事态而俯仰变化，这就是刘毅所说的'下品之中没有高门望族，上品之中没有低贱之人'。岁月推移，产生偏差，这种风气渐渐加深，凡是那些世家衣冠之族，没有不是列在二品的，从此以后，就形成了卑贱庶族这一等级。周朝、汉朝的治道，是用有智慧的人役使愚昧的人，官吏与仆隶之间参差有别，凭此形成等级。魏晋以来，则是用尊贵的人役使卑贱的人，士族与庶族的科别，区分得清清楚楚。君王面南而坐，深居九重宫阙，与之朝夕陪奉的人，按义理说应当有别于乡野之士，宫廷阶闼之间的职任，应当有专门的官署掌管选任。"

武帝天监年间，沈约又上疏说："自从汉代以来，本来没有士族庶族的区别，凡不是做官的人，就不能到京城来，公卿、州牧郡守罢官后，都要返回乡里，百姓瞻仰他们，从而形成风俗。而且各地学校普遍设立，经学传授不绝，学问优异的人才能出仕，这从乡邑就开始了。起初做个小吏或佐吏，然后才升到文学、功曹这类职位，积累多年之后，才能被察举为才能出众之人，这才被公府征召，升任为州牧郡守，进而入朝担任台省官职。汉代能够得到人才，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如今的士人，都聚集在京城，那些守着地方职务不能迁升的人，反被人视为愚昧低贱。而且当今士子人数繁多，大略以万来计算，常常忧虑官职少而人才多，没有地方安置。秀才本来另是一种任官途径，并不像汉代取才的做法那样。假使秀才能就五个问题作出精妙的应对，孝廉能对一策的回答超出常人，这也不过是雕虫小技，与治国理政的功过得失并无关系，用这种办法来求取人才，只是空话罢了。"

鸿胪卿裴子野又论说："《尚书》说：'尊敬尊贵的人，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天下没有天生就尊贵的人，因此道义是可以尊崇的，不必挑选是否出身贩夫走卒，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才,又何必取用世家大族？周朝衰落、礼制败坏之后，政令出自臣下之手，卿士大夫的职位，由自家子弟相继承袭，那些不是正嫡继承人的，尚且等同于家臣。而且平民百姓，也能受到公侯的礼遇，乘车经过里巷时被人拥戴致敬，这样的事在当时从未断绝。后来四方豪门势族之家，门下食客成千上万，这些豪门降低身份、屈己待人，与门客同吃同住，虽然彼此之间互相倾轧依附，也形成了一种风俗。到了两汉时期，崇尚儒学、看重道德，朝廷和乡里，都以学问品行为先。即使是名门公族的子孙，也和平民之士一样受到同等对待，士族庶族虽有分别，却没有华贵与寒素之间的隔阂。到了晋朝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但草野中的高尚之士，仍然能列入清贵的仕途。到了晋末，则专门讲究门第阀阅。从此三公的子弟，傲视九卿列臣之家；黄门散骑的子孙，轻视县令县长之家。这就使得人们竞相争夺细微的名位高低，所议论的必定是门第出身，所商议的却没有谁真正贤能。这样苟且的风俗一旦形成，傲慢的祸端便随之兴起，这绝不是敦厚谦让、劝勉道德、振兴教化的正道啊。"

译陈朝依照梁朝的制度，凡是年龄不满三十岁的，不得入仕做官，只有经学生员考试及第、被各州征召为主簿、西曹左奏，以及曾担任挽郎的人，可以在未成年时就出仕。（详见《举官门》。）

北魏时州郡都设有中正官掌管选举，每年在季月与吏部一起铨选评定人才可否任用。秀才对策考试成绩居中上等的，要上表陈述其情况。（详见《举官门》。）

韩麒麟的儿子韩显宗上书说：“前代选拔士人，必定先端正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这样的名称。如今各州郡贡举考察，只有秀才、孝廉的虚名，而没有秀才、孝廉的实质。朝廷只是检查他们是否出身高门，不再追究弹劾其名实不符。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如直接依据门第推举士人，何必假借秀才、孝廉之名呢？有人说，当代没有杰出的人才，不如按门第选取士人，这也是错的！难道能因为当代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人，就废除宰相之职而不设置吗？只要按照才能大小、轻重逐一衡量，把优秀的先加以叙用，那么贤才就不会被遗漏了。”

正始元年冬天，于是废除了各郡的中正官。（详见《举官门》。）

北齐的选举制度大多沿袭北魏的旧制，各州县都设有中正官。其考试的办法是：中书省考秀才，集书省考贡士，考功郎中考廉良。天子穿常服，乘车出行，坐在朝堂的中间厅柱之间。秀才、孝廉各自按班次在草席上对答策问。字迹有脱漏错误的，就叫他站起来立在席后；文章拙劣的，罚饮墨水一升；文理粗疏鲁莽的，就夺去他的席位、脱去他佩带的容刀。

周武帝平定北齐以後，广泛搜求遗漏的人才。于是下诏命令山东各州推举通晓经义、有道理的人才，上等县六人，中等县五人，下等县四人。到宣帝太成元年，下诏命令各州推举才学高、见识广的人为秀才，各郡推举经义精通、品行修洁的人为孝廉，上州、上郡每年各一人。

隋文帝开皇七年下诏规定：各州每年贡举三人。从事工商业的人不得入仕。

杜正元在开皇年间被举为秀才，考试对策名列前茅。当时天下只有杜正元一人被举为秀才，其余按常例贡举的人依例铨选注官完毕，唯独杜正元没有得到安排。主管官员认为他的策文超过杨素，杨素发怒说：“周公、孔子再生，尚且不能被称为秀才，刺史怎么胡乱举荐这样的人！”杨素有意想通过考试刷退杜正元，就亲手出题让他模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的《燕然山铭》、张载的《剑阁铭》、《白鹦鹉赋》，说：“我不能让你回去住宿再写，你必须在未时之前完成。”杜正元按时全部写完，杨素大为惊讶说：“真是好秀才。”他的弟弟杜正藏也被举为秀才，苏威主持监考选拔。当时对策考中甲第的人应当合并上奏，主管官员觉得单独上奏有困难，就压低他为甲科。杜正藏申诉自己被压抑受屈，苏威发怒，把他改列为丙第。他的另一个弟弟杜正伦也被举为秀才。隋朝全国被举为秀才的人不到十人，而杜正元一门竟出了三位秀才。

按：所谓常贡的人，是不分优劣、按常例铨选注官的人。所谓举秀才的人，是文才出众、对策名列前茅的人。隋朝虽然设有秀才科，但朝廷本来就没有真心求才的意思，下面也没有能应诏的人才，偶尔出现一两个，反而感到惊讶，并且加以嫉妒。杨素是苛刻严酷的俗吏，如此疾视人才倒也罢了；苏威是个儒者，也同样压抑杜正藏。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是多么不幸啊！

治书侍御史李谔认为选拔人才失去了正当标准，上书说：“自从魏的三祖以来，更加崇尚文辞，忽视了治理人民的大道，喜好雕虫小技一般的文艺技巧。下面跟从上面，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竞相追逐浮华，于是形成了风俗。江左的齐、梁两朝，这种弊病更加严重，不论贵贱贤愚，都只致力于吟诗作赋。于是又舍弃道理而追求奇异，寻求虚浮而追逐细微末节，争一个韵脚的奇巧，争一个字的精妙。文章连篇累牍，写的不过是风花雪月之类的景象；案头堆积如山，不过是些浮华无实之辞。世俗以此相互标榜，朝廷也依

译据这些来选拔士人。既然利禄的门路打开了，人们喜好推崇这种文风的心情就更加深厚。于是乡里的童蒙孩童、贵族子弟，还没有学会认字（未窥六甲），就先学作五言诗。舍弃根本追逐末节，这股风气流遍全国，代代相传，浮华轻薄之风越发盛行。等到大隋受命建国，圣明之道才开始兴起。因此开皇四年，普遍诏令天下，无论公文私牍，都应当务实记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上表文辞过于华丽，被交付有关部门治罪。从此公卿大臣都知道了正道，无不钻研仰慕经典古籍，抛弃华丽绮靡之风，选择先王的美好典章，在这个时代推行大道。但据说在外地的州县，仍然沿袭这种弊风，选拔官吏推举人才，还没有遵循正当的准则。至于那些在宗族乡党中以孝闻名、在乡里被公认为仁厚、学习必依经典法则、交游不随便苟合的人，反而被排斥在私家之外，得不到录用；而那些学问不能考究古义、随波逐流、写些轻薄浮华的文章、结党互相吹捧的人，却被选用充任官吏，举荐送往朝廷。这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没有推行教化风气，仍然怀有私心，不能秉持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之职，职责就在于纠察此类事情。如果听到风声就立即弹劾，恐怕触犯法网的人太多，请敕令各主管部门普遍加以查访，有这种情况的人，都要写明情状送交御史台处理。”

隋炀帝开始设立进士科。

●卷二十九 选举考二

○举士

唐朝的制度，选拔人才的科目，大多沿袭隋朝的旧制，但大体上分为三类。由学馆出身的称为生徒，由州县推举的称为乡贡，都要经有关部门考核后决定录取或黜落。科目的名目，有秀才科，有明经科，有进士科，有俊士科，有明法科，有明字科，有明算科，有一史科，有三史科，有《开元礼》科，有道举科，有童子科。而明经科又细分为：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这些都是每年例行举行的常科选举。由天子亲自下诏举行的称为制举，用来选拔非常之才。不经由馆学出身而参加选拔的人称为乡贡，都是怀揣着自己的证明文书，自行到州县报名登记。考试结束后，地方长官按乡饮酒礼召集属僚聚会，设置宾主之位，陈列食器酒具，备齐管弦乐器，用少牢祭祀之礼款待，歌唱《鹿鸣》之诗，趁此机会与年长者叙论长幼之序。到了京城尚书省，都要登记名册报到，写明保结担保人及所居住处，先由户部汇集审核，然后交给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

凡是秀才科，考方略策五道，按文理通达或粗疏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共四个等级，都算合格。凡是明经科，先考帖经，然后进行口试，考经义大意十条，再回答有关时务的策问三道，也分为四个等级。凡是《开元礼》科，能通晓大意百条、策问三道的人，超越资历授予官职；大意通七十条、策问通两道的人及第；散官、试官如能通晓，依正员官对待。凡是《三传》科，《左氏传》考问大义五十条，《公羊传》、《穀梁传》各考三十条，策问都是三道，大义通七条、策问通两道以上为合格。能通一史的人，白身出身的比照五经、三传科，已有出身或曾任官职的比照学究一经科。凡是史科，每一史考问大义百条、策问三道，大义通七条、策问通两道以上为合格。能通一史的人，白身出身的比照五经、三传科，已有出身或曾任官职的比照学究一经科，能通三史全部的，加以奖励提拔。凡是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以及《孝经》、《论语》，能背诵经文十卷，全部通晓的授予官职，通晓七卷的给予出身资格。凡是进士科，考时务策五道，帖经考一部大经，策文全部通过、帖经也全通的为甲第；策问通四道、帖经通过四条以上的为乙第。凡是明法科，考律文七条、令文三条，全部通过为甲第，通过八条为乙第。凡是书学科，先口试，通过后，再用墨笔考《说文》、《字林》二十条，通过十八条为合格。凡是算学科，摘录经文大义作为问答题，能明晓算数、推演算法，详细通晓算理之後，才算通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