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征榷考六

译管，可见并非全部划归水衡。只有文帝时曾放宽这方面的赋税，但后世仍有增加其税额并特意制定六筦法令的情况，其增减兴废原本就是有时机的吧？"

武帝元狩四年，开始实行算缗钱。

公卿上奏说："各郡国颇受灾害，贫民没有产业的，招募他们迁徙到土地广饶的地方。陛下节省膳食用度，拿出宫中禁钱来赈济百姓，然而百姓不能都致力于农耕，商贾却日益增多。贫穷的人没有积蓄，都仰仗官府救济。以前对轺车、商人的缗钱征税各有等差，请求恢复原来的征税办法。凡是商人从事贩运、囤积买卖、居住在城邑贮积各种货物以及用经商方式牟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各自申报其财物（占，是隐瞒估算的意思，各自隐瞒估算自己财物的多少，然后编造名册呈交官府），按每二千钱缗钱抽税一算。凡是从事手工业有租税收入及铸造业的（依靠手工劳力制作物品出卖的人），按每四千钱缗钱抽税一算。不属于官吏之列的人，以及三老、北边骑士以外拥有轺车的（比，是同类的意思。本人不是官吏，不是三老，不是北边骑士，而拥有轺车的，都命令缴纳一算），商人拥有轺车的抽税二算（商人如果有轺车，就让他多缴一算，加重他的赋税），船只五丈以上的抽税一算。隐瞒不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缗钱。有能告发的，把没收财物的一半赏给他。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都不得占有田地，以便利农业。敢于违犯法令的，没收其田产财货。"这时，富豪都争相隐匿财产，只有卜式多次请求捐献财物来帮助官府。天子于是破格任命卜式为中郎，赐予左庶长的爵位，田十顷，布告天下，以此劝勉百姓，然而百姓最终没有人分出财产帮助官府，于是告发隐匿缗钱的法令就放开推行了（纵，是放开的意思，放开让人告发）。杨可主持的告缗行动遍及天下（如淳说："告缗令是杨可所告发推行的。"颜师古说："这个说法不对。是杨可依据法令加以推动施行，所以天下人都被告发。"），中等以上的人家大多都遭到告发，杜周负责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能翻案的。于是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批前往，前往各郡国治理缗钱案件，得到的百姓财物以亿计算，奴婢以千万计算，田产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宅第也是如此。于是商贾中等以上人家大多破产，百姓只图眼前享受吃穿，不再从事积蓄财产的营生，而官府因盐铁和缗钱的缘故，财用逐渐充裕了。

东莱吕氏说："卜式只是小忠而不识大体的人，他愿意捐出家产的一半来资助边防，丞相公孙弘认为这不合人情，是心怀不轨的臣子。然而在被朝廷罢黜遣返之后，他资助官府的心意始终没有减退，可见并非矫饰。可惜他不曾读书讲学，所以只是狭隘地把捐献财物当作忠诚。当时，富豪都争相隐匿财产，只有卜式一人想要资助费用，事态相互激荡，所以武帝对卜式的宠信日益深厚，对富豪的憎恶也日益加深。中等以上人家大多破产，虽然是假借桑弘羊等人之手施行的，但如果没有卜式这样的事例作为对照，恐怕也不会到如此严酷的地步。"

元鼎四年，命令百姓可以在边境各县畜牧（可以在边县放牧牲畜），官府借给母马，三年后归还，并加上十分之一的利息，用来抵免告缗之罪，用以充实新秦中地区的人口（边境有官马，命令百姓能够畜养官府母马的，满三年，每十匹母马归还一匹马驹，用以供给官府用度，能够充实秦中的人口，所以免除他们告缗的处罚）。

先公说："按：算缗告缗的法令，到这时已经推行五年了。武帝聚敛财富，正是为了征伐的需要，因养马取息就可以免除告缗之罪，这就是汉朝还是比秦朝好一些的地方。我曾经观察，文帝时，才命令百姓向边塞输送粮食，就可以减免田租；武帝

译时，才命令边民畜养马匹取利息，就可以免除告缗，大概每一件事总会带来一件事的好处。后世那些残害百姓的政令，一旦施行就与国家一起衰败，无法挽救，即使官府百般设法安排，也只是徒增烦扰，对百姓丝毫没有益处，实在可叹啊！"

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建议增加海租三倍，天子采纳了他的计划。御史大夫萧望之说："已故御史属官徐宫家住东莱，说往年增加海租之后，鱼就不出产了。老年人都说武帝时官府曾亲自捕鱼，海里就没有鱼出产，后来重新交还给百姓经营，鱼才又出产。阴阳感应，物类相互呼应，万事都是这样的道理。耿寿昌熟习计算钱财锱铢的事务，他的深谋远虑还不足以委以重任，应当照旧办理。"皇上没有听从。

元帝元凤元年，命令各郡国不要征收今年的马口钱（往年有养马出钱的赋税，现在省免。武帝时，租税还及于六畜）。

王莽初年，设立六筦的法令，凡是采取名山大泽各种物产的人都要征税。

王莽末年，边境二十万士兵靠官府供给衣食，用度不足，多次横征暴敛。又对官吏百姓一律征税，财产二十分之一抽取一分。又命令公卿以下到郡县的黄绶官吏都要保养军马（师古说："保，是不许马匹死伤的意思。"），官吏又转而全部让百姓来保养。百姓动辄触犯禁令，无法从事耕织。

后汉和帝永元五年，把京城的离宫、果园、上林苑、广成圃全部借给贫民，任凭他们采摘捕捞，不收取他们的税。九月，官府所有的陂池允许百姓采取其中的物产，两年内不收取假税。

九年，诏令："山林水泽的丰厚利益，陂池中的鱼产，用来供养百姓，不收取假税。"十二年、十五年都有这样的法令，不再重复记录。

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官员允许受责罚的百姓用财物赎罪，称为"义钱"，本用来储备救济贫民，但郡守县令却借此聚敛财富。尚书仆射虞诩上疏说："元年以来，贫苦百姓上书说长吏收取贿赂上百万钱的，喧闹不绝，谪罚百姓多达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很少加以举报奏报。回顾永平、章和年间，州郡用走卒钱借贷给贫民（走卒，是五百之类的差役，执行鞭杖之刑的人。这里说钱，是指让他们出资钱，不必亲身服役），司空弹劾查办后，州及郡县官员都因此获罪被免职罢黜。应当遵循以前的典章，废除这种擅权的制度。"于是诏书下达虞诩的奏章，严厉斥责州郡官员，谪罚赎罪的做法从此终止。

灵帝命令刺史、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材、孝廉在升迁调任时，都要缴纳助军修宫钱，大郡多达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等。将要赴任的官员，都要先到西园商议价钱，然后才能离京上任。那些操守清廉的人请求不去赴任，都被强迫遣送。又命令郡国的贡献先送入中府，称为"道行费"（大概是正式贡品之外另外的献纳，详见《国用门》）。

晋代自渡江以来，直到梁、陈，凡是买卖奴婢、马牛、田宅，凡是有文契的，按每一万钱抽取估税四百钱交给官府（详见《商税门》）。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军队南侵，大规模用兵，国家用度不足。王公、妃嫔、公主以及朝廷官员、州郡长官，各自献出金帛等财物，来资助国家用度，下至富室平民，也有献出私财数千万的。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四州家财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的富有人家，一律借取四分之一，超过此限的按比例计算，等事情平息后再归还。

宋孝武帝大明初年，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上奏说："关于山湖的禁令，虽有旧有的条文，但人们相沿成俗，废弛不遵，随意封占山林湖泊，据为家族私利。近来以来，这种废弛现象日益严重，富强的人家兼并占有，贫弱的人家连打柴都没有依托，至于渔猎采捕的地方，也是这样

译。这实在是严重危害治理的弊端。请求增减旧有条文，重新申明常法。"有关部门查检壬辰年诏书："擅自占据山泽的，按强盗罪论处，赃物达到一丈以上的，都要处以弃市之刑。"左丞羊希认为"壬辰年的制度，其禁令十分严酷，实行起来很困难，按情理应当随时代放宽。但是占山封水的现象，逐渐滋生蔓延，相沿成习，便成了先人留下的产业，一旦全部废除，容易招致怨恨叹息。现在重新修订，制定五条法令。凡是山泽，如果先前一直在种植竹木、各种果树，以及陂湖江海中鱼梁、鳅塘等，经常加以修整经营的，一律不予追究既往。各按官品占据山林（见《官品》《占田门》），如果先前已经占有山林的，不得再另外占有；先前占有不足的，依照限额补足。如果不属于前述条文中的旧有产业，一律不准占有。有违犯的，超出限度水面一尺以上的，一并计算赃物，按照通常的盗窃罪论处。废除晋代壬辰年的法令。"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齐武帝即位后，下诏免除拖欠的修城钱，命令从今以后，重新申明旧有制度。当初，晋、宋旧制规定，接受官职二十天后，就要缴纳修城钱二千文。宋太始初年，军事频繁大兴，接受官职的人数以万计，军事紧急，来不及顾及此事，从此，令、仆以下的官员都不再缴纳。二十年间，拖欠的数额无法计算清楚，官府文书催逼督促，各地因此骚乱，到这时废除了这项规定，百姓十分欢喜。

齐武帝时，王敬则担任东扬州刺史（就是今天的会稽郡），因为会稽濒临湖海，百姓不分士人平民都依靠维护塘堤陂池，王敬则认为人力有富余，就把这些劳役全部折算成钱财征收，送往台库，皇帝采纳了他的做法。

竟陵王萧子良上表说："臣忝任会稽刺史，大致了解当地风俗物情，塘丁所交纳的钱，本来不该纳入官府。这本来是因为陂湖需要疏浚壅塞，桥路需要修通，均摊劳役折算成价钱，让百姓各自出力使用。如果甲处堤防毁坏，则一年修整一次；乙处堤防坚固牢靠，则整年不用服役。现在却一律征收这项钱财，全部上交台库，在正常租赋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新的赋税。以致造成塘路崩坏荒芜，湖泊水源泄漏散失，损害百姓妨碍政务，实在以此事为最严重。建元初年，军费开支浩大，浙东五郡，丁税一千，百姓竟至典卖妻子儿女来凑足这个限额。所拖欠的数额还很多，不久蒙受赦免。而这些租税，三分中就拖欠一分，明知这样只会白白骚扰百姓，实际上却在损害国家。臣认为应当把塘丁课税这一条，恢复到从前的做法。"

唐高宗龙朔三年，减免百官一个月的俸禄，向雍州、同州等十五州的百姓征收钱财来修建蓬莱宫。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沦陷，百姓财物耗损凋敝，于是派遣御史郑叔清等人登记造册江淮富商大族的财产家畜，抽取十分之二，称为率贷。各道也向商贾征税以供养军队，凡是价值一千钱的都要征税。

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反叛朝廷，国家用度不足，陈京请求向富商借钱。度支杜佑认为军费只能支撑几个月，幸好能借到商人的钱五百万缗，可以支撑半年。于是任命户部侍郎赵赞主管度支，代替杜佑执行借钱的政令，约定等战事平息后再偿还。搜刮督促十分严峻，百姓中有上吊自杀的，家中被抢劫一空的情形也时有发生。然而汇总京城富豪田宅奴婢的估价，才得到八十万缗。又征收出租库房、抵押贷款以及在市场出卖粟麦的商人，抽取其中的四分之一，长安因此罢市，拦住宰相哭诉。于是规定钱财不满一百缗、粟米不满五十斛的人家予以免除，但所获得的钱财也只有二百万缗。

当时军费不足，于是征收间架税、除陌钱。其办法是：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间纳钱二千，中等间

译纳钱一千，下等间纳钱五百。官吏拿着笔和算盘，进入百姓家中计算房屋数目，有的人家宅屋很多但没有其他财产，也要出钱多达数百缗。敢隐瞒一间房屋的，杖打六十，告发的人赏钱五万。除陌法是：公私之间的赠与及买卖交易，每缗官府扣留五十钱（原来的税率是三十文，现在增加为五十文）；用其他物品交换或相互贸易的，也按折算成钱的比率征税。市牙各自领取印纸，百姓有买卖交易，随时登记，第二天汇总计算税额。有自行贸易不通过市牙的，发给他私人簿册，没有簿册的则自行投状申报汇总。有隐瞒钱财一百缗的没收入官，二千缗的杖打六十，告发的人赏钱十千，从被告发的人家中出。这些法令实行以后，主人和市牙都能借机专擅其权，大多隐瞒盗取，官府所得收入不到一半，而百姓的怨恨之声却传遍天下。

按照旧制，各道军队出境作战，就依靠度支供给。当时讨伐叛贼的军队在外的人数众多，皇上优待抚恤士卒，每逢出境，加发酒肉，本道的粮饷仍供给他们家中，一个人享受三个人的供给。因此将士都贪图这个利益，各军刚出境就停止不前。每月耗费钱一百三十多万缗，正常的赋税不能满足，赵赞于是奏请施行间架税、除陌钱这两项法令，怨恨愁苦之声，充斥远近各地。等到泾原兵变时，士兵在长安街市中大声呼喊说："我们不再夺取你们商户的出租抵押钱，不再征收你们的间架税、除陌钱了。"于是间架税、除陌钱、竹、木、茶、漆、铁的赋税都被废除了。

致堂胡氏说："在那个时候，天下纳税户共有三百零八万五千多户，户税总共二百一十五万七千多斛，而登记在册的士兵有七十六万七千多人，这是四户税粮、三斛粮食供养一个士兵，其他用度还不计算在内。披甲执戈的士兵尚且不能经常吃饱，量入为出，国家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

现在按：唐德宗横征暴敛，托辞说是因为军兴用度不足。然而琼林库、大盈库的积蓄，只不过是假借军事用度的名义，实则加重赋税来充实私藏。因此犒赏赐予稍有不如意之处，反而使泾原骄横的士兵，得以借口发动叛乱。既然如此，那么平时刻剥百姓而姑息纵容士兵，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唐贞观初年，京城各官署及州县都设有公廨田，供公私费用之需。后来因为用度不足，京官只有俸禄赏赐而已。各官署设置公廨本钱，由值班官员用来经营贸易取利，按官员人数多少计算每月的补贴。

十二年，废除各官署的公廨本钱，让天下的上等户七千人担任胥士，比照防阁的制度征收他们的赋税，按官员人数多少来发放。

十五年，又重新设置公廨本钱，由各官署的令史主管，称为"捉钱令史"。每个官署九人，从吏部选补，所掌管的钱财才五万钱以下，在市场店铺进行贸易，每月缴纳利息钱四千文，任期满后授予官职。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京城七十多个官署，再过一两年，捉钱令史将有六百多人受职。太学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各州推荐的进士，十个人中还只能选取五个，其中还有触犯禁令违反法度的，何况是市井中人，苟且求利、不知廉耻，不应该让他们担任官职。"太宗于是废除捉钱令史，重新发给京官职田。

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上奏请求把百姓一年的税钱作为本钱，仍旧命令高等户及典正等人主管，按月收取利息，用来供给官员的俸禄，并且都取自愿主管的人，不得让州县强行摊派。

乾元元年，敕令长安、万年两县各自准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取利息，用来充作和顾（官府征雇）的费用。

当时祭祀及接待外族赐宴、特别设宴的事务，都由长安、万年两县的官吏负责操办，两县设置本钱，分配给纳质抵押的人户收取

译利息，来供给费用。各使职主管捉钱事务的人，发给公文免除徭役，即使有罪，府县也不敢弹劾治罪。百姓中有的人并没有领取本钱，却被立下虚假契约，子孙世代相承承担这项义务。曾经有人殴打他人打破头颅，跑到闲厩使那里去缴纳利息钱，领取公文来抵免罪责。御史中丞柳公绰上奏各官署捉钱户，府县可以逮捕治罪，发放公文的一律作废。从此，没有领取本钱的人就不再缴纳利息了。

宝应元年敕令说："各种本钱，近来大多放贷给他人，有的由府县自行征收，涉及到贫穷的人来承担捉钱，不但持续积累利息无法缴纳，而且还连本钱一起被消耗掉了。现在请求一律不得交给官员及穷苦百姓和贫穷的典吏，挑选当地富裕殷实、精明能干的人三五名，让他们轮流周转经营，同时免除他们各种差役，希望能够长久保存官府的财物，又希望避免破坏百姓的家庭。"

贞元元年敕令说："从今以后凡是应当征收利息的本钱，除了因保人逃亡而转向邻近人户征收的予以免除外，其余的仍按旧例征收。所欠缺的钱财，仍旧任凭各自拿出本官署空缺官员的职田，酌情变卖，来补足本钱数额。"

元和二年，宰臣上奏说："圣明的政治焕然一新，凡事都必须归于根本，清理五坊户色役，命令交由府县接管征收，万民欣喜，恩泽出乎意料。臣等就此革除旧有弊端，率先从有关部门做起，两省中缴纳厨房补贴的人户及捉钱人，总共一百二十四人，希望命令归入府县色役管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从上奏说："捉钱人等近来都用私钱掺杂在官府本钱中，为的是防止亏损耗折，弥补官府的利息。官吏近日访察得知，经商致富的人投身到重要官署，依附官府本钱，广求私利，能够征收的部分算作自己的家业，形成拖欠的部分则辩称是官府的钱，无理逼迫百姓，弊端不止一种。现在请允许捉钱户添加自己的私人本钱，但不得超过官府本钱，核查责问后有多余的，一并请求没收入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萧俯上奏说："各官署、各军、各使职公廨的各种本钱利息等，伏念臣所在的官署及秘书省等三十二个官署的利息钱，按照赦令，达到十倍的，本利一并免除，辗转摊派保人偿还；达到五倍的，本利也一并免除。至于前面所说的各官署、各使职、各军的利息钱，赦令条文并未涉及到，其中有缴纳利息的百姓，见到臣诉说缴纳利息已经达到十倍的，还没有得到同样的处置，请求臣向皇上转达。臣认为南北各官署事体并无不同，缴纳利息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如果恩泽均等施及，那么雨露就没有偏私，恳请特别恩准一律免除。"

会昌元年正月赦令条文说："每逢有过往的官员士大夫，都要求接待供给行装用度，如果不予供给，必定招致怨恨。刺史、县令只顾自己的虚名，不顾惜百姓，牲畜都摊派给民户负担，酒食也向所经过之处强行征收。腐蚀政治祸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命令本道观察使加以整顿，根据县的大小及道路的重要偏僻程度，各自设置本钱，按月收取利息。有的前任观察使或前任台省官员不乘坐驿站的车马的，允许酌情供给，所需钱款就用留州留使的钱来充当，每到季末上报观察使。如果有妄自动用官府钱财的，仍按前例科处摊派，并按贪污入己论罪，仍委托出使的御史纠察上报。"

按：捉钱这件事，只有唐代才有。大概是用来供给各官署公务开支之用。虽然说是官府出本钱，命令经营取息，并非凭空的横征暴敛，但时间久了，百姓从中获利而不再借助官府的势力，就不肯请领本钱，白白缴纳利息；官府从中向百姓取利，那么所征收的利息达到本钱的数倍，这样的做法就毫无节制了。所以记述这件事，附在杂征敛这一部分的后面。

宋太祖建隆元年，诏令免除沧

译州、德州、棣州、淄州、齐州、郓州的干渡三十九处的过渡税，如果遇到河水上涨，任由百姓设置渡船，不收取过渡税。

五代时，设有过渡的税收，河水有时干涸，就改建桥梁，有关部门仍旧责令负责的人照旧偿付税款，到这时诏令予以免除。此后各州凡是有类似情形的，大多因为朝廷恩典而得以免除。陈州私自设置蔡河闸门，百姓的船只超过百斛的收取一百钱，如果有装载货物的，加倍征收，太平兴国年间诏令予以废除。

建隆二年，诏令："从今以后宰相、枢密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节度使职衔的，依照旧例缴纳礼钱，宰相、枢密使各三百千，藩镇节度使各五百千，用来充作中书门下的公用开支，仍在中书省刻石记录授职情况。上任当年已经缴纳过的，以后即使转任其他官职，不再重新缴纳。旧任宰相重新任职的，仍按原数缴纳。"当时中书门下上奏说"唐代制度，凡是在中书省任职的，缴纳礼钱三千缗，近来大多废弃不行，请求恢复实行"，所以有此诏令。

按：朝廷设立官制发给俸禄，是用来供养贤才的。官职没有比宰相更尊贵的，那么俸禄赏赐应当比百官优厚，现在却在上任之日反而向他们征收钱财，用来充作公用，这样可以吗？现在查考《五代会要》，后唐天成元年，门下省、中书省的奏状说："按照旧例，检校官应当缴纳光省礼钱。近来颁布敕令，除了翊卫勋庸、藩垣将佐之外，其余不带平章事的节度使，以及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职掌盐院官、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等，凡是属于这个范围的，都应当征收。因为省司旧例，另外没有其他钱物来源，只能征收礼钱，用来充作公廨的开支。遭逢战乱，导致失去规矩制度，请求依照原来的做法照例征收，从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到诸道将校、押衙，各自按等级缴纳不同数额的钱。"可见这项做法由来已久，而且不仅限于使相一类官员而已。又查考同年十二月中书省的奏状说："按照旧例，凡是各道藩镇带平章事职衔的，各自缴纳礼钱五百千，用来充作中书省修建公署及添置官署陈设器物之用。"皇帝下敕批准。可见缴纳这项钱的，似乎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地方，进献贡品，谋求担任使相之人的做法，恐怕不是盛唐时期的制度。然而看建隆年间的诏令，那么在朝廷担任宰相的人都要缴纳了。又查考后梁开平五年的敕令："享用他人供养饮食的人，就该忧虑他人的事务，何况丞相地位尊贵，参与决断国家大政，然而官署的封赏还没有给予，而且没有餐饮的费用，朕对此感到十分惭愧。应当命令每日供给的饮食费用增加一半。"可见当时担任宰相的人，俸禄尚且不足，更何况修建公署、置办器物这类开支呢！这就是反而出现无节制的横征暴敛的原因。

又按：所谓修建公署、备置器物之类的费用，唐代设有诸司捉钱户，掌管官府本钱，经营取息，来供给这项费用。到了五代时期，就不再有这种制度，而是命令担任职务的官员在上任之初，自己出这笔钱。国

译最初承袭五代的法令，因而也有这种做法，所以就附在捉钱之后一并记述。

太宗淳化元年，下诏说："各地的鱼池，从前都由官府部门管理，这是与百姓争夺利益的做法，不是我一向的心意。从今以后，凡是池塘、河流、湖泊中的鱼、鸭之类，都任由百姓自行采取，如果拿到市场上出售，才收取税钱。"

译先时，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当僭伪之时，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或令人户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帝闻其弊，诏除之。又有橘园、水〇、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伪国旧制而未除，前後累诏废省。

——此前，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在僭越割据政权统治的时候，凡是江湖以及池塘、陂塘聚集鱼类的地方，都要向官府缴纳钱财，有的让百姓承包买卖来缴纳赋税，有的则由官府派遣官吏主管。皇帝听说了这种弊端，下诏废除。另外还有橘园、水〇、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灌溉田地水利等名目的赋税，都是沿袭伪政权的旧制而没有废除的，前后多次下诏废除减省。

开宝三年，令买扑坊务者收抵当。

——开宝三年，命令承包坊场事务的人收取抵押品。

止斋陈氏曰："买扑始见此，至淳化中而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买扑之利归於大户，酬奖之利归於役人，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宁悉罢买扑酬奖之法，官自召买，实封投状，著价最高者得之，而旧章举废矣。"

——止斋陈氏说："买扑之制最早见于此处，到淳化年间，买扑酬奖之法便陆续推行开来。买扑所得的利益归于承包的大户，酬奖所得的利益归于服役的人，州县坐收其中的盈余来补助经费，把剩余的部分上缴朝廷，这大致就是它的情形。自熙宁年间起，全部废除了买扑酬奖之法，改由官府自行召人承买，用密封文书投标，出价最高的人中标，旧有的章程从此全部废弃。"

神宗元丰二年，导洛通汴司言："纲船为商人附载，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无湍驶，请置堆垛场於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从之。□三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

——神宗元丰二年，导洛通汴司上奏说："官运纲船被商人附带装载货物，有滞留阻塞的弊病。如今洛水流入汴河已不再湍急奔流，请求在泗州设置堆垛场，商人的货物运到后，先存入官办的堆垛场，再由官府用船运至京城，商人只需缴纳一些船运的费用。"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三年，下诏在靠近京城的通津水门外，把顺成仓设为堆垛场。

元丰二年，三司言："人户买扑官监，及非新酬衙前场务所增收钱，并合入三司帐。而司农寺以谓官监、务外，皆是新法拘收钱，不当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岁入百万缗，於市易务封椿，若失此钱，恐不能继。"争辩久之，乃从司农之请。

——元丰二年，三司上奏说："百姓承买官府监管的场务，以及并非新法用来酬劳衙前役人而额外增收的钱，都应当计入三司的账目。"但司农寺却认为，除了官监场务之外，其余都是新法所拘收的钱，不应当归入三司，请求留下来资助募役之用；并且每年收入上百万缗，存放在市易务作为封桩之用，如果失去这笔钱，恐怕经费难以为继。"双方争辩了很久，最终采纳了司农寺的请求。

七年，府界、诸路坊场钱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〇、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疋有奇。

——七年，京畿及各路坊场钱每年收入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〇、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多石、匹。

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司农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判应天府张方平言："管下五十馀祠，百姓尽已承买。阏伯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承；微子开国於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於其〇营为招聚，纷杂〇亵。岁收甚微，实损大体。欲乞不卖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邓润甫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皆合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刈，闻昭陵已翦伐无遗。乞下所属依旧禁止。"诏从之。

——新法既已出卖坊场、河渡，司农寺又把祠庙也一并出卖，招募人承买，收取盈余的利益。官府得到钱之后，就任由百姓在庙中做买卖，判应天府事张方平上奏说："本府所辖有五十多座祠庙，百姓已经全部承买了。阏伯主管祭祀大火星，大火乃是国家盛德所承继的象征；微子在宋地立国，也是本朝受命建号的由来所本。此外还有双庙，祭祀的是唐代的张巡、许远。如今既然允许承买，那些小人一心只顾牟利，必定会在庙中招揽聚集经营买卖，弄得纷乱污秽。每年所收的钱十分微薄，实在有损国家体统。恳请不要出卖这三座祠庙，以符合国家庄严恭敬之意。"皇上大为震怒，批示说："亵渎神灵、辱没国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天下的祠庙都得以不被出卖。第二年二月，御史中丞邓润甫上奏说："那些一心谋利的官员建议，前代帝王的陵寝都应当允许招人请求耕种垦殖，司农寺已经同意了。因此，唐代的历代帝陵全都遭到砍伐，听说昭陵已经被砍伐得一无所剩。请求下令所属官府依照旧规加以禁止。"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请求。

哲宗元〇元年，侍御史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毋得增价。新法乃使实封八状，唯利价高，有旧才百缗而益及千缗者，其後类多败阙。请罢实封之法，令诸路转运、提举司会新旧之数，酌取其中，立为永额，召人承买。"其後，详定役法所度之事，请下之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为额；增亏不常，以酌中为额。或前次所负及五分，县以闻州，州与漕司次第保上之，仍立界满承买抵当之制，馀皆如旧法。从之。

——哲宗元〇元年，侍御史刘挚上奏说："坊场的旧有法令，承买户互相承接，都有固定的额度，不得随意增加价钱。新法却让人密封投标，只看谁出的价钱最高，有的原本才百缗的场务，价钱竟增加到千缗，此后大多因此败坏亏空。请求废除密封投标之法，命令各路转运司、提举司统计新旧的数额，斟酌取中间数，定为永久的定额，招人承买。"此后，详定役法所斟酌此事，请求下达给各州：如果连续几界都有增加，就以次高的一界作为定额；如果增减不稳定，就取一个折中数作为定额。如果前一次亏欠达到五成的，由县上报州，州与转运司依次逐级上报朝廷，并且订立到期承买、缴纳抵押品的制度，其余仍旧按照原来的办法。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五年，户部郎中高〇言："场务败阙者请止

译损净息，其省额如故。"从之。又诏："无人承买者许自陈，损其钱数，明谕以召人，愿增价者听。若不售，则更减之，减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审核，权停闭。"

——五年，户部郎中高〇上奏说："场务经营亏损的，请求只减损其净利部分，原有的省额仍照旧不变。"朝廷听从了。又下诏说："没有人承买的场务，允许经营者自行陈述，减损其应缴的钱数，明白晓谕以招徕承买者，愿意加价承买的听任其加价。如果仍然卖不出去，就再加以减损，减到八成还卖不出去的，由提刑司审核后，暂时停办关闭。"

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馀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

——徽宗自崇宁年间以来，言利之说已经细密到了分析秋毫的地步。其中最过分的，比如沿汴河的州县新设关卡栅栏，以谋取商税之利；官府卖煤炭，增设了二十多个销售场所，天下市易务所卖的煤炭都改由官府自行贩卖。名目繁多琐碎，还有四脚钱、铺床钱、榨磨等钱，以及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多得无法一一记述。

大观三年，臣僚言："比岁诸郡求以坊场增给公帑，不啻二十馀万缗，且虑朝廷封桩，浸为厨传之费。请考元丰旧制，详议行之。"诏令户部以所用封桩及坊场钱数申尚书省。

——大观三年，有臣僚上奏说："近年来各郡请求用坊场钱增补官府经费的，不下二十多万缗，而且担心朝廷所封桩的钱，渐渐会被挪作驿站饮食招待之类的开支。请求参考元丰年间的旧制，详加议定后再施行。"皇帝下诏命户部把所用的封桩钱及坊场钱的数目上报尚书省。

按：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务者入《榷酤门》，明言货税者八《征商门》，而泛言坊场者，则以附杂征榷之後。

——按：坊场就是集市，商税、酒税都是从这里出的。现在考查其中明确说是酒务的，收入《榷酤门》；明确说是货物税的，收入《征商门》；而泛泛谈坊场的，就附在杂征榷之后。

牙契　税契始於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

——牙契。税契之制始于东晋，历代相沿，史书记载简略，无法详尽考证。宋太祖开宝二年，才开始征收百姓印契钱，命令百姓典当买卖田宅时，要缴纳钱款并加盖官印，税契期限为两个月。

止斋陈氏曰："元降指挥，应典卖物会问邻至，有不愿，即书之於帐，听即两月批印，违者依漏税法。所以防奸伪，省狱讼，非私之也。庆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名起发。"乾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奏："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馀入总制钱帐，另项起发。"

——止斋陈氏说："最初下达的指挥文书规定，凡典当买卖田产要遍问四邻，如有不愿购买的，就登记在账簿上，听凭在两个月内批注加印，违反规定的依照漏税法处置。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奸诈虚假，减少诉讼案件，并非是要为官府牟私利。庆历四年十一月，才开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的条文，一直到政和年间都没有增加。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上奏，请求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作经制钱移用，加上原来所收的钱，总数不得超过一百文省。绍兴五年三月敕令："每贯核定产权人应缴合同钱十文，纳入总制钱名目起发。"乾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上奏："百姓交易每十贯之中，正税钱一贯，除去六百九十五文充作经制、总制钱外，剩下三百二十五文，想留存一半，其余一半计入总制钱账目，另外起解。"

至是，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

——到这时，牙契已经成为州县的一项财源了。

神宗元丰时，令民有交易则官为之据，因收其息。

——神宗元丰年间，命令百姓凡有交易，就由官府出具凭据，借此收取利息。

徽宗崇宁三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助瞻学用，其收息不得过一倍。"

——徽宗崇宁三年敕令："各县典当买卖牛畜的契书，以及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的契书，一律由官府盖印出售。除去纸笔墨等工本费用外，酌情收取利息钱，用来资助学校经费，其收取的利息不得超过成本的一倍。"

大观二年，以出卖钞旁息钱事涉苛细，罢之。

——大观二年，因为出卖钞旁收取息钱的做法过于苛细，便予以废除。

政和中，应奉事起，乃复行。

——政和年间，因应奉之事兴起，此法又重新施行。

宣和五年，诏："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隶应奉外，馀路并逐州委通判拘收，与发运司充籴本。"

——宣和五年，下诏说："各路所收的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归应奉司之外，其余各路都委托各州通判负责征收，交给发运司充作籴买粮米的本钱。"

高宗建炎元年赦："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自陈蠲免。"

——高宗建炎元年大赦时说："凡在今日以前典当买卖田宅、马牛之类，因超过期限印契而应缴纳加倍税款的，限一百天内，允许自行陈述，予以免除。"

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靖康时尝罢之），命诸路提刑司掌之，无得擅用。

——二年，重新恢复征收钞旁定帖钱（靖康年间曾一度废除），命令各路提刑司掌管，不得擅自挪用。

绍兴二年，右朝奉郎姚氵允言："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书业人，许诣所属陈理，本县下邻保证实，给户帖。"从之。

——绍兴二年，右朝奉郎姚氵允上奏说："各路曾因兵火战乱而遗失契书的产业主人，允许他们到所属官府陈述申理，本县核实邻保的证明属实后，发给户帖。"朝廷听从了。

五年，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即钞旁定帖钱）。

——五年，下诏各路勘合钱每贯收取十文足钱（即钞旁定帖钱）。

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〇竞产而执出白契者，

译毋得行用。从两浙运副吴革请也。

——最初命令各州通判负责盖印出售田宅契纸，从今以后百姓争讼产业时，如果拿出的是白契（未经官府盖印的契约），一律不得作为凭证使用。这是采纳了两浙运副吴革的建议。

革言："在法，田宅契书县以厚契印造，遇人户有典卖，纳纸墨本钱买契书填。缘县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卖，致有论诉。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号印造，每月给付诸县，遇民买契，当官给付。"

——吴革说："按照法令，田宅契书由县里用厚纸印造，遇到百姓典当买卖，缴纳纸墨工本钱后买契书来填写。但因为县吏自己掌管印版，往往私自多印出售，因而引发诉讼。现在打算委托各州通判用千字文编号印造契纸，每月发给各县，遇到百姓购买契纸时，由官府当面发给。"

冬十一月，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〇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〇架之数而输其直，仍立式行下。"时诸路大军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调度不继，故有是诏。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乃立定价钱，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一等足计纲赴行在，即旱伤及四分以上，权住听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务要简便不扰，如容纵乞取，重〇於法，令刑狱使者察之。时州县追呼颇扰，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面付人户，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内诸路簿籍不存者，计先纳价钱，俟造簿毕日给帖。

——冬十一月，下诏说："各路州县出卖户帖，命令百姓自行申报所拥有的地宅田亩、房屋间架的数目，并缴纳相应的价钱，仍需订立格式颁行下达。"当时各路大军多已移屯江北，朝廷因财政调度接济不上，所以才有这道诏令。不久中书省认为担心此举会扰民、拖延，于是订立了固定的价钱：凡坊郭、乡村出等户都缴纳三十千，乡村五等户、坊郭九等户都缴纳一千，共分六等，只有闽、广地区的下等户酌情减少；限定每一等户凑足数额后编成纲运送往行在，如果遇到旱灾损失达到四成以上的，暂停征收，听候朝廷旨意。又采纳殿中侍御史王缙的建议，下诏各州县只依照簿籍中现有的数目发给户帖，务必做到简便不扰民，如果有放纵勒索的情况，从重依法治罪，命令刑狱使者加以查察。当时州县追索呼索百姓颇为骚扰，于是命令通判、职官遍访各县，当面发给百姓户帖，两浙的下等户展延期限两个月。其中各路簿籍已不存在的，先按估计的数目缴纳价钱，等造好新簿之后再发给户帖。

二十六年，户部言："印契违日限者，罪之而没其产，太重难行，徒长告讦。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从之。

——二十六年，户部上奏说："印契超过期限的人，治罪并没收其产业，处罚太重，难以施行，只会助长互相告发之风。想一并依照绍兴年间的旧法，规定六十日内投纳税款，再限六十日携钱领取契书。"朝廷听从了。

二十七年，诏："人户买卖耕牛，并免投纳契税。"

——二十七年，下诏说："百姓买卖耕牛，一律免除缴纳契税。"

孝宗乾道七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馀一半入总制钱帐，如敢隐漏，依上供钱法。人户违限不纳，或於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

——孝宗乾道七年，户部上奏说："每交易十贯，缴纳正税钱一贯，除去六百七十五文充作经制、总制钱外，剩余三百二十五文予以存留，一半充作州里的经费，另一半计入总制钱账目。如果胆敢隐瞒漏报，依照上供钱的法令处置。百姓超过期限不缴纳的，或在契约中压低价钱，图谋规避税钱的，允许牙人和出售产业的人出面告发，将其产业一半作为奖赏，一半没收入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另加征收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如有多收、或者官吏阻挠作弊的，一律从重定立刑法惩处。"朝廷听从了。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〇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後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诏："赦令所参照见行指挥，修立成法。"

——有臣僚上奏说："请求下诏有关官府，凡百姓的交易，一律先办理田产过户手续，然后再缴税立契。凡是购入产业的人家，限十日内附上小契自行申报，命本县调取买卖双方的砧基赤契，并根据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逐一核对批注登记。如果不先办理过户手续，就不准许投税。"皇帝下诏："命赦令所参照现行的指挥文书，修订成正式法令。"

八年，诏："今後遇赦，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监司、州郡无得自擅免倍税契，违者坐之。"

——八年，下诏说："今后遇到大赦，删去税契超过期限允许自首免除加倍处罚这一条。监司、州郡不得擅自免除加倍税契，违反的要治罪。"

言者谓今之置产者，未尝以税契为意，盖起於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况监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税契，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一切以资妄用，故有此令。

——有人说，如今购置产业的人，从来不把缴纳契税放在心上，这是因为大赦恩典允许他们免纳并自首所导致的，况且监司、州郡不等朝廷旨意，就擅自免除加倍税契，所收的钱不再按名目分隶，全都被随意挪用，所以才有了这道命令。

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驼、马、船契书收税，谕辅臣曰："凡有此条，并令删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皇上亲笔圈出百姓所拥有的驴、骆驼、马匹、船只契书收税这一条，晓谕辅臣说："凡是有这类条文，一律删去，恐怕后世会有征税征到车船头上的非议。"

七年，臣僚言："民〇典卖田产，必使之请官契，输税钱，其意不徒利也，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下户日益〇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空给印纸，名为预借契钱，殊失法意。"诏禁止之。

——七年，有臣僚上奏说："百姓典当买卖田产，一定要他们请领官府契书、缴纳税钱，这样做的用意不仅仅是为了牟利，而是考虑到富豪之家兼并土地日益增多，下等百姓日益被剥削削弱，这也含有抑制兼并的深意。如今州县依照百姓的财力

译摊派，凭空发给印纸，美其名曰预借契钱，实在有违立法本意。"皇帝下诏禁止这种做法。

宁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输直，亦有助於财计。今但立草契，请印纸粘接其後，不经官投报者，不知其几也。印契具文，过割可废，〇有交易已毕，迁徙他郡，二税茫无所归，州县徒费追扰，至於改换等色、减退亩步者，不知其几也。乞申严成法。"从之。

——宁宗嘉定十三年，有臣僚上奏说："州县交易，官府盖印立契是为了减少词讼诉讼，理清税赋，而缴纳呈报、输纳税款，也有助于财政收支。如今只是订立草契，请领印纸粘贴在后面，不经过官府申报的，不知道有多少。盖印的契书成了一纸空文，过户手续可以被废弃不办，有的人交易已经完成，就迁往别的州郡，田赋税收因而茫无着落，州县白白耗费精力追索骚扰，至于更改产业等第、减少田亩步数的情况，也不知道有多少。请求重申并严格执行既定的法令。"朝廷听从了。

经、总制钱　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废於靖康，建炎复之。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盖南渡以来，养兵耗财为夥，不敢一旦暴敛於民，而展转取积於细微之〇，以助军费，初非强民而加赋也。

——经、总制钱。宣和末年，陈亨伯以发运使兼任经制使，因此得名，靖康年间被废除，建炎年间又恢复。绍兴初年，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依照经制钱的定额，增设分析出总制钱。这是因为南渡以来，供养军队耗费的财物极多，朝廷不敢骤然向百姓横加搜刮，只能辗转从细微之处积聚起来，用来资助军费，起初并非强行向百姓加征赋税。

建炎二年冬，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於是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於细而积之甚众，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钱出於兼并之家，无伤於下户；增收卖酒钱合於人情，而无害於民；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继遽罢。欲望博延群议，更加讨论。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又行於京东西、河北路，昨来河北、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於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岁入无虑数百万计。况边事未宁，苟不知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暴敛於仓卒，曷若取积於细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纳免行钱、减罢曹官役人钱、钞旁定帖钱、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牛畜等契息钱、契白纸钱），以权添酒钱、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令东西八路州军（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命各路宪臣领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终起发。

——建炎二年冬，皇上在维扬，各地的贡赋没有按期送达。于是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人上奏说："陈亨伯因为东南地区用兵，曾经设立经制司，收取酌量增添的酒钱以及加收一分税钱、头子钱、卖契钱等，这些钱都是从细微处收取而积累起来的数量却很可观，是从人们本来就有的需求中取利，而不是强迫人们做不愿做的事。比如增收印契钱出自兼并土地的富户，不会损害下等百姓；增收卖酒钱符合人情常理，也不会危害百姓；官吏的俸禄中扣除头子钱百分之一。靖康初年这些相继被匆忙废除。希望能够广泛征询众人的意见，再加以讨论。后来陈亨伯担任河北转运使时，又把这套办法推行到京东西、河北路，近来河北、京东西一年所得的钱接近二百万缗，所弥补的经费不算少。如今如果推行到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每年的收入估计可达数百万之多。况且边境战事尚未平息，如果不知道用这个办法，一旦事情紧急，必然导致横加搜刮百姓，与其在仓促之间横征暴敛，不如从平时的细微处积累储备。"于是废除了那些不便于百姓的项目（如纳免行钱、减罢曹官役人钱、钞旁定帖钱、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牛畜等契息钱、契白纸钱），改用权添酒钱、添卖糟钱、百姓典当买卖田宅增添的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以及楼店务增添的三分房钱，共计五项，命令东西八路州军（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征收充作经制钱，命各路宪臣负责统领，州里委托通判负责征收，每季度终了时起解上缴。

绍兴五年闰二月，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乞以总制司为名，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绍兴五年闰二月，参知政事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求以总制司为名，总制钱从此开始设立。

四月，臣僚言："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茶盐出纳之〇，每贯增头子钱五文，岁入不少。"而财用司言："茶盐已复钞价，其头子钱难以增添，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馀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於每贯见收头子钱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馀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补助军需。"

——四月，有臣僚上奏说："赋税收入之利，没有比杂税更大的了。茶盐出纳之际，每贯增收头子钱五文，一年的收入也不算少。"而财用司则说："茶盐已经恢复了钞价，其头子钱难以再增加，而各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取的头子钱，依照历次的指挥文书，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其中十文省作为经制钱起解上供，其余十三文都用作本路州县以及转运司的支用。现在打算命令各路州县，在杂税出纳钱现收的头子钱基础上，酌情增添，共凑成二十三文足，除去转运司及州里原本应得的十三文省外，其余全部计入经制钱的名目账内起解，用以补助军需。"

尚书省又言："耆、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转运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进献纳贴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并令诸路州县桩管，应办军期。"而总制司又言："人户税赋畸零，如析居异财，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类，并与折纳。至於二广、福建、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若无灾伤减阁，并令发付行在，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除岁用外，应副外大军支用。"

——尚书省又上奏说："耆长、户长的雇钱以及抵当库存的四分利息钱、转运使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官府田产房舍所得钱，以及赦令期限内典当买卖牛畜

译等印契税钱、进献纳贴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都命令各路州县桩管起来，用以应付军需之期。"而总制司又上奏说："百姓所缴的税赋中有零碎不足整数的，比如分家析产后，绢绵零星到一寸一钱的，也按一尺一两收取，米零星到一勺一抄的，也按一升收取，诸如此类，一并折价缴纳。至于二广、福建、江东西路免役钱中一分宽剩钱，如果没有灾伤而需要减免的，都命令送交行在，以及两浙西路役人的雇钱，除去每年的支用外，都拨给驻扎在外的大军支用。"

八月，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合依诸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费外，馀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一项窠名起发。"

——八月，江西提举司上奏说："常平仓的钱物，按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现在应当依照其他钱的成例增加到二十三文足，除去五文仍按旧法支用外，其余增收的钱与经制司另立一个项目名目起解。"

十一月，尚书省言："经总制钱，监司州郡或以军期应办为名，辄行借兑拘截取拨者。乞依诸路州军通判已得指挥施行（州县辄将经制钱擅行应副兑借拘截取拨，辄有侵支互用者，内所委官所当职及取拨官，并先降两官放罢，人吏徒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说："经、总制钱，有的监司州郡以应付军需之名，擅自借调、拦截、挪用的。请依照各路州军通判已得到的指挥文书施行（州县如擅自将经制钱应付、借调、拦截、挪用，如有侵占挪用互相混用的情况，其中主管的官员以及负责调拨的官员，一律先降两官并罢免，办事的吏人判处徒刑二年，各人不因离职或赦免降罪而得到宽免）。"

绍兴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诸路每岁所取经、总制钱，委本路提刑并检法、〇办官点磨拘催，岁终欲通行殿最。"

——绍兴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上奏说："各路每年所征收的经、总制钱，委托本路提刑以及检法官、〇办官核查督促征收，年终打算通行考核评定优劣等第。"

增及一分以上，减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赏。有差亏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罚有差。

——增收达一成以上的，减免三季磨勘（考核资历）；增收二成、四成以上的，商议给予奖赏。有亏欠一成以上的，展延三年磨勘；亏欠二成、四成以上的，分别商议给予处罚。

二十六年，礼部侍郎贺允中言："比年经、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数立额，其当职官既诱以厚赏，又驱以严责，额一不登，每至横敛，民受其弊。望诏有司立岁额。"既而仓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损其数，诏从之。

——二十六年，礼部侍郎贺允中上奏说："近年来经、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收入最高的一年（即十九年）的数额作为定额，主管的官员既受厚赏的诱惑，又受严责的驱使，定额一旦达不到，就往往横加搜刮，百姓深受其害。希望下诏有关部门订立年度定额。"不久，仓部郎中黄祖舜请求除十九年这个最高年份外，如果还有稍高的年份，可以酌情减少一些数额，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请求。

三十一年，诏诸路州军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经、总制钱特与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数，令提刑司督责补发。

——三十一年，下诏各路州军尚未起解的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经、总制钱，特予免除；二十八年以后所欠的数目，命令提刑司督促责令补交。

孝宗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每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仍将所增钱别项发纳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千共收五十六文。

——孝宗乾道元年，下诏各路州县出纳钱物，每贯加收十三文省，充作经、总制钱，并将所增收的钱另立项目送纳左藏西库，用以补助经费。从此以后，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贯共收五十六文。

光宗登极，从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馀万（四川九十万缗）。

——光宗即位后，采纳吏部尚书颜师鲁的奏请，减免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的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嘉泰初年，除四川外，东南各州经制钱的定额共七百八十多万缗（四川为九十万缗）。

月椿钱　始於绍兴二年也。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净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椿不封椿、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县横敛，铢积丝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後月之期已逼，江东、西之害尤甚。

——月椿钱。始于绍兴二年。当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同商议，命令江东转运司每月起发大军钱十万缗，用朝廷上供、经制以及转运司移用等钱来应付。当时转运司不衡量各州军的财力，一律平均摊派，既有厚此薄彼之弊，而且转运司自身移用的钱又不肯拨出，只是从朝廷划定的名目中征取，竟连十分之二三都供应不上（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以及净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还有各官署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的钱，都是朝廷划定的名目）。于是州县横加搜刮，一分一毫地积累，才勉强凑够数目，一个月的期限还没结束，下个月的期限已经逼近，江东、江西两路受害尤其严重。

七年，户部员外郎霍蠡言："愿诏诸路守臣条具所桩实有窠名几何，临时措画者若为而办。"八年，侍郎士〇畏及参政李光皆言月桩之害，上感动，每谕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

——七年，户部员外郎霍蠡上奏说："希望下诏各路的地方长官，逐条开列所桩办的实际有哪些名目，以及临时筹措办理的又是如何操办的。"八年，侍郎士〇畏以及参知政事李光都上言陈述月椿钱的危害，皇上深受感动，常常晓谕宰相大臣说："如果能够停止用兵，凡是向百姓征取的一切负担都要全部废除。"

九年正月复河南州军赦，务与民休息，令转运司具逐州见认月桩钱数申朝廷，据实科拨。二月，诏以州县大小所入财赋，欲斟量〇当，易於椿办。其日後殿进呈，各有窠名，但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拨科名钱不足，从朝廷给降应副，不得

译一毫及民。"

——九年正月，收复河南州军后颁布赦令，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命令转运司列出各州现在认领的月椿钱数目上报朝廷，依照实际情况予以科拨。二月，下诏依据州县大小所收入的财赋，打算酌量分配得当，以便于椿办。此后在殿上进呈的名目，各有其归属，但大多被转运司占用截留，因此难免还是要向百姓摊派。皇上说："如果所拨的科名钱不足，就由朝廷发给以应付，不得有一分一毫涉及百姓。"

绍兴十七年，减江东、西月椿钱一十二万七千缗有奇。光宗登极，用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浙诸郡月椿钱一十六万五千缗有奇。

——绍兴十七年，减免江东、江西的月椿钱十二万七千多缗。光宗即位后，采用吏部尚书颜师鲁的奏请，减免江、浙各郡的月椿钱十六万五千多缗。

江、浙转运赵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来，不住询访民〇利害，及今来巡历所至，有可以宽裕民利者。本司已随事斟酌轻重，次第罢行，独有诸县措置月椿钱物，其〇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臣试举其大者，则有曰麴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臣尝询究，盖已累经朝廷指挥及前後监司约束往罢矣。大抵类能力制於一时，而不能保无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则右逸矣。至诘其所从出入，则首以月椿无科名，循例措置为辞。甚者奸赃之吏，又并缘掊克，以济其私，预於簿书之〇，阴为抵谰之计。有司熟视，不可稽考，其〇设有能自植立，整齐纪纲者，则往往窘於调度，拘率牵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数者，挟持官吏，以渔猎细民。流弊万端，不可殚述，其原则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不胜愤懑，因尽考诸县月椿出纳之数，及其初科降之目，与夫先後因革之制观之。其始缘江、淮用兵，供亿数万，朝廷深恐一时乏事，遂令本路计月椿办大军钱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时降到旁通式内，犹许先取无额经制钱；不足，方取上供钱；又不足，则取诸司封椿钱。其後又增置赡军七分酒息钱，其馀不以有无拘碍钱物，皆许移用，甚至急阙，则朝廷亦时支降茶引、度牒之类以济之。是时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馀积，公私未告病也。今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其馀盖尽以取足於州县也。况夫比年以来，州县用度日广，财赋日蹙，所以予之者岁益加少（谓如州县科拨二税与州县赡用之类），而取之者岁益加多（谓如增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坊场钱之类），非作法以取诸民，则何以哉！臣尝略计本路月椿之数，每岁为缗钱七十万，而格外所入者半之，虽其〇亦有傅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敛，什尝三四也。今朝廷纵未能大有蠲除，以尽扫宿弊，臣谓宜令有司择其〇最重者稍赈恤之。"

——江、浙转运使赵汝愚上奏说："臣自到任以来，不断地询访百姓的利弊得失，等到近来巡视所到之处，发现有一些可以宽裕百姓利益的地方。本司已经根据具体情况权衡轻重，逐步废除施行不当的项目，唯独各县所设置的月椿钱物，其名目大多违法，是当地百姓最大的祸害。臣试着举出其中较大的项目，就有麴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方打官司，输的一方要缴纳罚钱，赢的一方则要缴纳所谓的欢喜钱，名目各异，各地都不相同。臣曾经询问查究，发现这些大多已经历经朝廷多次下达指挥文书，以及先后由监司加以约束而废除了。大概这类做法能在一时之间加以制止，却无法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弊病正如老鼠洞一样，左边堵住了右边又会钻出来。至于追问这些钱财的来龙去脉，无不首先以月椿钱没有正式科目名称、只是照例措办为借口。更有甚者，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趁机搜刮聚敛，以满足私欲，事先在账簿上做手脚，暗中做好抵赖狡辩的准备。上级官府视若无睹，无从查考。其中即使有能够自立主张、整肃纲纪的官员，也往往因财政调度困窘、受到诸多牵制而束手无策。那些豪门大族，因此得以凭借这些名目，挟制官吏，从中渔利盘剥小民百姓。流弊繁多，无法一一详述，究其根源，都是始于月椿钱负担太重罢了。臣深感愤懑，因此详细考查了各县月椿钱出纳的数目，以及最初科定下达的项目，以及先后沿革变化的制度来加以观察。这项制度最初是因为江、淮一带用兵，供给耗费巨万，朝廷深恐一时经费不足，于是命令本路按月椿办大军钱物，月椿之名由此确立。但当时下达的旁通格式中，还允许先取无额经制钱；不够的话，再取上供钱；还不够，就取各官署的封桩钱。此后又增设了赡军七分酒息钱，其余不论是否有妨碍的钱物，都允许移用，甚至遇到紧急短缺时，朝廷也时常拨发茶引、度牒之类来接济。那时正当战乱刚结束之初，各地都还有一些盈余积蓄，公私财政都还未受困扰。如今各官署的封桩钱本就不许动用，而无额经制钱各州县都已有了固定的定额，不能全部分隶给月椿钱，除此之外剩下的名目，只有上供钱和七分酒息钱这两种而已，其余的全都要靠州县自行设法凑足。况且近年以来，州县的用度日益增多，而财赋收入却日益紧缩，所以拨给州县的（比如州县科拨的二税以及州县自用的经费之类）一年比一年少，而向百姓征取的（比如增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坊场钱之类）却一年比一年多，如果不是设法向百姓搜刮，又能靠什么呢！臣曾大略计算本路月椿钱的数目，每年为七十万缗，而超出正额之外收取的又占了一半，其中虽然也有些是依托于法令条文而征收的，但大体上说，法外的搜刮占了十分之三四。如今朝廷即使还不能大规模蠲免，彻底扫除积年的弊病，臣认为也应该命令有关官府，选择其中负担最重的项目，稍加体恤减免。"

板帐钱　亦军兴後所创。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两浙运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边，疾苦易於上闻，固宜州县之〇，雍容为政。今百里之寄，铨曹见缺，至无人愿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

译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到盗贼，不还失主；检校财产，不及其卑幼。亡僧、绝户，不候〇实而拘籍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於官，则追催甚於正税；私纳之为罚者，仇家讼於县，则监纳过於赃钱。赊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於商旅，而苛细及於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於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无非违法。州郡利其能办财赋，佯若不闻，一且告发，则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则亦别无他策尔！且是法创立，经隔已数十年，物价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随时而加损？乞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庶几仰副圣天子惠养斯民之意。"从之。於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自此诸路有陈情，亦优减不一矣。

——板帐钱，也是军兴之后创设的。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两浙运判耿秉上奏说："两浙地区靠近京城，百姓的疾苦容易上达朝廷，本应让州县从容不迫地施政。如今百里之地的县令职位，铨选部门现有空缺，竟然到了无人愿意赴任的地步，这怎能不设法加以补救呢。大概如今各县所苦恼的，不过是板帐钱的定额太重罢了！定额太重而征收赶不上，无计可施，就只能非法乱取。缴纳粮食就多收耗损盈余，交纳钱帛就多收所谓的糜费。庆幸富人犯法，就加重其处罚；放任胥吏受贿，就借此增加收入。追索到的盗贼赃物，不归还给失主；检校没收的财产，不顾及其卑幼子孙的生计。已故僧人、绝户人家的财产，不等核实清楚就拘没登记入官；逃亡的产业、荒废的田地，不予以注销免除，却逼迫勒令补缴。远方难以追索的债务，豪民献给官府代为追索，其追讨的力度甚至超过了正税；因私事而被处罚的钱财，仇家到县里控告，其监督缴纳的力度甚至超过了赃罚钱。赊欠的酒钱不催逼官吏，却强行摊派给保正、户长。检查商税不限于商旅，甚至苛细到搜查百姓的盘盒、嫁妆器具。今年的税赋已经缴足，却预先向明年借支；田产的交易还没有完成，就搜寻契约借机征纳其他款项。诸如罚酒钱、科醋钱、卖纸钱、税酱钱、下拳钱之类，几乎无法一一列举，也无法全部知晓，无不是违法的行为。州郡因这些做法能筹办到财赋，就假装没有听闻，一旦被告发，就是县令获罪去职，继任者也难免沿袭以前的旧例。这都是因为那太重的定额既然没有减少，也就别无他法了！况且这项制度创立至今，已经历经数十年，物价有涨有落，户口有增有减，怎能不随时加以调整增减呢？请求命臣与各郡从长计议，把应当减免的数目开列上奏，去除其中最过分的部分，订立为适中的制度，或许可以仰副圣明天子体恤养育百姓的心意。"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年总共减免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多，平江府常熟县每年给予减免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应当给予减发三千贯。从此以后，各路如有陈情申诉的，也都各有不同程度的优待减免。

叶〇应诏条奏曰："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後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西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糖酵，以相补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於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於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万而已。其後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後，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职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属官倦於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〇息、油单、压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胜也，几至於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於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於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於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椿，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学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後出者，有智者惊，有勇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钞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後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馀琐屑之〇以为国用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

——叶〇应皇帝诏令上奏条陈说："

译什么叫第一条经、总制钱的祸患呢？从前李宪经营开辟熙河地区，才开始有所谓经制财用的说法，此后童贯继承其事，也称为经制，那不过是他所筹划的措施，用来满足一方的用度而已，并不是如今所说的经制钱。方腊之乱平定之后，东西两浙残破不堪，郡县事务需要复兴，陈亨伯以发运使兼任经制使，调用各路的财政收支，当时各处都很艰难窘迫，无法应付急需，所以减少役钱、免除头子钱、出卖糖酵，来相互补足。靖康年间招募勤王的军队，翁彦国以知江宁府兼任总制，搜刮民财数以百万计，已经花掉的视若泥沙，没有用上的却被弃置于沟壑之中。皇帝驻跸维扬时，国家财用更加困窘，吕颐浩、叶梦得实际上总管财政事务，四处张望却毫无办法，于是商议采用陈亨伯当年所征收的经制钱之法。他们的说法认为，征收商税虽然重，但没有强迫人们非要去经商贩卖；卖酒虽然价格昂贵，但也没有强迫人们非要去饮用。像头子钱这类，只是从州县的盈余中征取，可以供应仓促紧急之用。叶梦得号称是读书人，而他说出这样的话，大概是因为只顾眼前应付、无暇顾及长远，这也不奇怪。然而当时所征取的，也只不过一二百万而已。此后在朝廷内是户部，在地方上是转运使，不分先后地动辄增添新的名目。黄子游、柳约之流，有的用来建造运船，有的用来供应军需，接连增添酒税，随时刻定头子钱，赵鼎、张浚相继督师用兵，全都靠这些钱来取给。而孟庾因职责重大，承担总制钱之名，耆长户长、壮丁雇钱才开始起解发送，役法由此彻底败坏。经制、总制两种制度并行，名目色额多达数十种。州县所能筹办的，本来不过几条项目，却被瓜分棋布，全都分隶各处，一州则由通判掌管，一路则由提点刑狱督办，胥吏疲于核算，属官厌倦于催收发送。酒方面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之类的本钱，亏损了官府的本钱；茶方面有秤头、〇息、油单、压面等名目；商税方面有增添的七分，免役方面有一分宽剩钱；获得产业要交勘合钱，典当买卖要交牙契钱。到后来，僧道有免丁钱，截拨还有糜费钱。所以酒钱的加成，几乎达到百分之二百；头子钱占每贯的比例，达到五十六文。而其所收取的总量，以贯计算竟达到一千七百万。凡是如今截留划拨给总领所之外的部分，户部日常的开支，十分之八都出自经、总制钱。读书人刚一入仕做官，提笔却茫然不知所措，不明白其中的门道，那些老练狡猾的胥吏，在一旁嗤笑他们。皇上征收财赋，名目繁多到如此地步，于是州县用来横加搜刮的手段，在江、湖地区就是月椿钱，在两浙、福建就是印板帐钱，其名目尤其繁多，其账籍尤其庞杂。上上下下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地度过岁月，已经五十年了。从前的士大夫，还有人知道这样做不好，叹息却无力挽救；如今新晋入仕的年轻人，有的自恃聪明而惊叹其巧妙，有的自恃胆量而奋力仿效，把两税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远追先王的贡赋之法呢！臣曾经计算过，自从王安石开始公然谈论财利之学，那时青苗钱、免役钱的收入，朝廷并无别的用处，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等项的定额，也只不过用来供给官吏的俸禄而已。之前有薛向，后来有吴居厚，可以说是刻薄的了。蔡京继承其后，推行钞法，改换钞币，诱骗欺诈商旅，用盗贼的手段谋取财物，可以说是更甚了。但那时还没有出现搜刮零碎、拆解贯陌、让人饮下无穷无尽苦酒般的祸患，能像经、总制钱这样严重。因为王安石的做法，是桑弘羊、刘晏都不屑于说的；蔡京的做法，又是王安石都不屑于说的；而经、总制钱这种搜刮方式，即便是吴居厚、蔡京也会羞于去做。但到了情势急迫、惊惶失措、无计可施的时候，就连绍兴以来号称名相的赵鼎、张浚这样的人，也都心安理得地沿用了下来，还把它留给了后人。而秦桧的权势凶残，胁迫劫制了整整一代人，其手段更超过前人，等到他从那弃余琐屑之物中榨取来充作国家用度时，这又是何等的无耻到了极点啊！所以经、总制钱如果不废除，第一会使人才日益衰弱，第二会使百姓日益困苦，第三会使国家用度日益匮乏。陛下如果真有心施加恩惠于天下，以图谋复兴大业，报仇雪恨，选拔人才、休养百姓，振兴国家用度，那么关键就在于下一道命令罢了。"

又曰："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

——又说："什么叫人才日益衰弱呢？本朝人才之所以衰弱不如古人，正是因为法令条文繁复严密，每件事都必须遵守既定的规程尺度、依循旧有的成例，一旦稍有自己的主张，便被视为胡作非为。当那种风俗已经养成、名节被大力标榜的时候，人们还知道利益不应当挂在嘴上谈论，财物不应当随意求取，那时在家研习学问与出仕做官虽然不能完全一致，但也还不至于相差太远。如今却不是这样了，那些平日里满口称道先王古制、谈论仁义、性与天道的人，不过是把这些当作高雅的爱好罢了，不过是当作美化门面的装饰罢了……"

译罢了,这只是科举考试的余习罢了。一旦做了官吏,文书账簿、期限会计的事务在眼前逼迫他,于是操切苛刻、不顾道义的手段就用上了,说'那是学问,这是政事',把学问与政事截然分为两截。县里就把地方板帐钱、月桩钱不亏欠郡里的常规征收视为无罪,郡里就把经制钱、总制钱不亏欠户部的经费视为有能耐罢了。设置太守、县令、监司这些官职,是要把百姓社稷托付给他们,他们所应担负的责任必定有比这更重大的,可如今却推行这种手段行事,士风日渐涣散,名节日渐败坏,想要恢复祖宗盛世的局面,哪里还能做到!这就是人才日渐衰落的原因,是经制钱、总制钱造成的。什么叫百姓日渐困苦?那些庸俗官吏、小人的说法,一定会说'经制钱、总制钱,是朝廷用来收取州县多余税收的,至于板帐钱、月桩钱,各地自己想办法筹办,对百姓其实未曾明文加征赋税,征收多少盈亏,全看具体的人罢了',臣请用实际情况来验证这个说法:知州离百姓还比较远,而知县离百姓最近。月桩钱、板帐钱,多的地方达到一万缗,少的地方也不下几千缗。从前所谓的名目,不过是强加的名目罢了,如今这些名目已经用不上了,用来通融凑集钱款的办法,是任用十几个爪牙差吏,想尽百般办法盘剥百姓,使百姓日渐消耗削弱。从前号称富庶强盛的县、州,如今所在之处都已经无法再筹办这些钱款了,如今所谓的富人,都是那些智谋足以兼并他人土地、能与官府抗衡的人,以及有官宦势力的人家罢了。至于普通百姓中的中等人家,衣食刚够温饱,从前还能靠耕织自给自足的人,如今都已流离转徙成为盗贼或者饿死了。如果经制钱、总制钱不废除,州县就会破败,百姓的困苦就没有终止的时候。什么叫国家财用日渐匮乏?如今每年得到一千五百万缗钱,过去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都达不到这个数目,这本该是使国家富裕的手段,可为什么还敢说匮乏呢?陛下了解赌博的人吗?他们突然下大注孤注一掷,与不赌博却乞求得那微薄一二的利息的人,都是本钱先耗尽的人。治理国家有大的方针,从始至终,必定有条理章法,哪里能左顾右盼去搜罗那些零碎不成体统的钱财?况且同样是替朝廷办理财物出纳,却又跟着克扣钱币的头子钱,卖酒获取数倍的利息,像这样还能算是治理国家吗?假使国家不贫穷,本不该到这个地步,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又凭什么能富裕起来?所以经制钱、总制钱不废除,那么征收得再多,搜刮得再急,国家财用匮乏的局面终究无法挽救。如今想要加以变通,不如先削减如今数额的一半,把其中不该征收的名目废除。然后命令州县不敢再征收板帐钱、月桩钱来困扰百姓,罢黜那些旧日苛刻盘剥、不可教诲的官吏,提拔任用悲悯爱民的人,让他们逐渐推行养育百姓的政事。其次废除和买,再其次废除折帛钱,最后再议论茶盐之法并加以宽减。如果这样做,那么人才财用就不会衰竭,百姓就不会困苦了。财用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是因为兵员太多造成的。财政与兵制相互变通调整,那么兵员数量减少而兵政得以推行,这样一来国家财用就不会匮乏了。陛下难道是舍不得多聚财、多养兵吗?只是没有找到去除这些弊病的办法罢了!一旦解决这个问题,天下就能安定,这正是成就王业的开端啊。”

译，终究认为安定与变乱不同、质朴与文饰不同，山海物产的轻重调节，是拥有国家的人的利益所在。按《尚书》说'贸易迁运有无、变化居积'，周朝的关市只是稽查而不征税，《春秋》讲求通商惠工，都是用国家的力量，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所以子产拒绝韩宣子索求玉环，一个玉环都不给，这段话现今还保存着。汉高祖开始施行困辱商人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才有算船钱、告缗令这样的法令，盐铁专卖、酒的专卖收入，发展到极致就是平准法，把天下的百货都收归官有。四民互相交流各自的用处然后教化才能兴盛，抑制末业、厚待根本，并不是正确的论断。假使这确实是出于厚待根本而抑制末业，即使有偏颇，还算是有道义的；如果后世只是夺取百姓的利益来自肥，那还叫什么抑制末业呢？恐怕这层意思司马迁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王莽篡夺帝位，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

王莽凡有所兴办创立，一定要依托古代经典。刘歆说周代有泉府这个官职，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供给想要的人，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理顺财物、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意思。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中有赊贷之法，《乐语》中有五均之说（《乐语》，即《乐元语》，是河间献王所传，讲述五均的事情。说天子采用诸侯的著作来设立五均，那么市场上就没有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民就能经常保持均平），各种典籍传注也各有掌管的官职。如今开设赊贷，推行五均，设立各种主管的官职，是用来使众百姓平等、抑制兼并的。"于是在长安以及五都设立五均官，分别命名长安的东市令、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都称为五均司市，称为"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分别用东西南北作为称号，都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从事

译工商业采集金银铜锡、捕龟采贝的人，都要自己向司市、钱府呈报登记，顺应时令节气来采取。凡是在山林水泽中获取各种飞禽走兽、鱼鳖百虫，以及从事畜牧的人，妇女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卜者以及其他有技艺的人、坐店经营的商贩、居住在里巷客舍中的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区"，"谒舍"就是如今的客舍），都要各自向所在的县官呈报自己所从事的营生，除去本钱，计算他们的利润，按十分之一抽取，把这十分之一作为贡纳。敢不自行申报的，或者申报不实的，就把他所采取获得的全部没收，并罚做官府的劳役一年。

各司市官应当在每季的中月切实核定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的情况，把货物定出上中下三等价格，各自作为本地市场的平价，不必拘泥于其他地方。百姓买卖谷物、布帛丝绵等物品，在民间流通使用有余而卖不出去的，均官经过核实之后，按照本来的价钱收购，不要让人折价亏本。各种物品价格昂贵，超过平价一钱的，就按平价卖给百姓。物价低贱、低于平价的，就任凭百姓自己相互买卖，以防止囤积居奇（"庾"是积存的意思，指囤积货物等待涨价）。百姓想要办理祭祀丧事而缺乏财用的，钱府就用工商所缴纳贡纳中的钱，赊借给他们，祭祀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百姓有的贫乏拮据，想要借贷来经营产业的，均官都予以贷给，除去费用，计算所得来收取利息，不超过全年十分之一。

按语：古人设立五均来平抑市场价格，设立泉府来收购滞销的货物并按时买卖，都是用来便利百姓的。所说的"按其承担的公家劳役来收取利息"，是用官府的物资赊贷给百姓，然后收取利息罢了。如今王莽借用五均、泉府的说法，命令采集山泽物产的人、放牧的人、纺织的人，以至于行医、占卜、各种技艺的人，各自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