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户口考一

译到六十五岁的，都要被征发。其中可以免除的，国都之中的贵者、贤者、能者、在公家任职者、老者、病者都可以免除，按季节登记入册（征之，指供给公家事务。国中，指城郭之内。年十五岁以下身高约六尺；二十岁约七尺，国都之中征发晚而免除早，因为国都居民从事的劳役多而居住的人多；郊野征发早而免除晚，因为郊野居民从事的劳役少而人口相对少）。

《朱子语录》说："有人问：'周代制度中，都鄙实行助法，八家共耕一井；乡遂实行贡法，十夫合用一沟。乡遂为什么不设井田呢？'回答说：'都鄙以四为基数来计算，五六家才出一人服役，所以一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乡遂以五为基数来计算，每家出一人当兵，用来守卫王畿。劳役的次序必定简省，所以《周礼》中只有运送灵柩时才征用他们，这是劳役中最轻的一种。'"

山斋易氏说："近郊的百姓，是王畿的内地之民，供应运输之事，没有一个月空闲，追捕盗贼的比对，没有一时停止。所以七尺就要征发，六十岁才免除，这比郊外要略微优待一些，并不是姑息迁就。远郊的地方，是王畿的外地，那里的沟洫制度，各有专人管理，郊野劳役的征发，不涉及余富的劳力。所以六尺就要征发，六十五岁才免除，这比内地要略重一些，并不是苛待百姓。园廛之地二十分之一的税率，似乎比近郊要轻，但是那里花草树木的培育、百姓的聚居，不可以随意打扰，一打扰就不能安居，所以二十分之一征税。漆林二十分之五的税率，似乎比远郊要重，但是那里的器用制作是末业，商贾从中牟利，不能不加以抑制，不抑制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忘却根本，所以定为二十分之五的税率，这些都与近郊、远郊劳逸不同的情形有关。"

《载师》记载：凡百姓没有固定职业的，就征收夫税和家税（夫税，是百亩田的税；家税，是征发士卒、车辆，供给徭役。横渠张氏说："夫家之征，大概说的不超过每家一人，称为夫；剩余的男丁全部出动，或三人，或二人，或两家五人，称为家。"）。

《闾师》记载：凡没有固定职业的，就征收夫布（人头税）。

没有固定职业的百姓是同一类人而已，《载师》说征收夫税、家税，《闾师》只说征收夫布，这是为什么呢？《载师》承接上文"住宅不种树木、田地不耕种"之后，是在展示惩罚的做法；《闾师》承接上文九职任用百姓劳役的内容，是常规的法度。同样是没有固定职业的百姓，对待他们却有两种法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古人对于游手好闲不耕种以及经商从事末业的人，都在常规法度之外另立法规来加以抑制。如同关卡市场，有的只稽查而不征税，有的则征税。稽查，是常规做法；征税，是用来加以抑制的。对百姓，有的征收夫布，有的连同夫税、家税一起征收。夫布，是常规做法；连同夫税、家税一起征收，是用来加以抑制的。"夫家"应当依照横渠先生的说法来理解，郑玄的注解认为是命令他们缴纳一夫百亩的税，那么没有田地的人所要缴纳的赋税就与有田地的人相等，未免太过苛刻了。

遂大夫按季节核查各户人口的多少、六畜、田地情况，分辨其中可以服役的人，以及可以免除的人，掌管其中的政令禁令。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数目，从出生落籍以上的都登记在版籍上，分辨国都之中和都鄙、郊野的人口，区分男女，每年登记增减的生死人数。到三年大规模统计人口时，把万民的数目报告给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之神的日子把数目呈报给君王，君王行拜礼接受，登记在天府之中，内史、司会、冢宰都各存一份副本，用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三个官职都各存副本来辅佐君王治理，是因为应当依据人口多少来黜陟管理百姓的官员）。均人掌管均衡人民、牛马、车辆的力役和赋税（政读作征。人民的力役，指治理城郭、道路、沟渠。牛马、车辆的力役，指转运储积物资一类的事）

译。凡是均衡力役和赋税，都按年成的丰歉来增减，丰年，每十天公家可用民力三天；平常年份，每十天可用民力两天；歉收年份，每十天可用民力一天（旬，是均等的意思）；遇到凶年瘟疫，就不征发力役。

《王制》说：使用百姓的劳力，一年不超过三天。

周宣王在丧失南国的军队之后（败于姜戎就是指这件事），于是在太原清点百姓人数。

仲山甫劝谏说："百姓是不可以清点的。古时不清点百姓，却能知道百姓的多少。司民协调孤儿和死亡的数目（掌管人口数目的官员。没有父亲叫孤。终，是死亡的意思），司商协调赐姓受族的数目（掌管赐族受姓的官员），司徒协调军旅的数目（合计师旅的人数），司寇协调奸犯的数目（刑官，掌握死刑的数目），牧官协调职分的数目（牧养牺牲，合计物色的数目），工官协调改制的数目（百工的官员，更改制度时合计其数目），场官协调收入的数目（场圃中黍稷收成的数目），廪官协调支出的数目（廪人掌管各种粮食出入用度的数目），这样一来，人口的多少、生死、出入往来，都可以知道了。于是又通过各种事务来审核（事，是指国家的籍田耕作、田猎活动，借此简单了解百姓数目），君王在春天籍田时从事农耕，在农闲时进行田猎，在籍田时进行耕耘收获，在春耕之后进行搜猎，在冬季进行狩猎（春搜是春天，秋猎是秋天。毕，指冬天），这些都是熟悉民数的途径，又何必特意清点呢。不说百姓少却大规模清点，这是显示自己人口少而且厌恶政事（意思是说君王不管百姓多少都要大规模清点人数，这是向外展示人口稀少，又表明厌恶政事、不能修明政务的意思）。在治理政事时显示人口稀少，诸侯就会躲避他；治理百姓却厌恶事务，就无法施行政令。况且无故清点百姓，是上天所厌恶的事情，对政事有害，并对后代子孙不利。"周宣王最终还是清点了人口，到周幽王时周朝就废弃灭亡了。

周平王东迁三十多年后。周庄王十三年，也就是齐桓公二年，五千里之外不是天子直辖的地方，从太子、公侯以下到平民百姓，共一千一百九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人。

战国时期，考证苏秦、张仪的说法，计算秦国及崤山以东六国的士兵，还剩五百多万，推算人口数目应当还有一千多万。秦国兼并诸侯，所杀的人占了三分之二，还是以剩余的人力，向北修筑长城动用四十多万人，向南戍守五岭动用五十多万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动用七十多万人，十几年间，百姓死伤相继，倒在路上。陈胜、吴广以及项羽又肆意残害，新安坑杀降卒二十多万人，彭城之战，睢水都被尸体堵得不能流动。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死伤的人也有数百万，因此平城之战的士卒不过三十万，比起六国时期，十分中不到三分。

以上是杜佑《通典》所考证的东迁以后、汉初的户口数目，大致如此。

秦朝采用商鞅的法度，每月轮流当更卒，服役期满后又要去当正卒，一年屯戍，一年力役，比古时多出三十倍（更卒，是指供郡县差遣一个月而轮换的人。正卒，是指供中央官署差遣的人）。汉朝建立后，沿袭这个制度没有改变。

汉高祖四年八月，开始征收算赋（《汉仪注》记载：百姓年十五岁以上到五十六岁都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用来治理武库、置办车马）。

按：户口的赋税从这时开始征收。古代治理百姓的人，有田地就征田税，有人丁就征力役，没有针对人本身征税的。汉法规定：百姓年十五岁开始算赋，缴纳口赋，到五十六岁才免除；二十岁开始登记服役（傅籍），供给徭役，也是到五十六岁才免除。这是既征税又征役了。

汉高祖十一年，诏书说："本想大大节省赋税，如今献纳的物品没有一定的标准，官吏有的借机多征来作为献纳之

译物，而诸侯王尤其严重，百姓深受其苦。命令诸侯王、通侯常在十月朝献，以及各郡按人口数目的比例，每人每年六十三钱，用来供给献纳的费用（比照高祖四年算赋的标准减半）。"

更赋（如淳说："更役有三种：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时正卒没有固定的人选，都应当轮流去服役，一个月轮换一次，这叫卒更。贫穷的人想要出雇佣钱来代替服役的，由轮到服役的下一个人出钱雇他，每月两千钱，这叫践更。天下人都应当亲自戍守边疆三天，也叫做更，法律上所谓的繇戍就是这个。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在戍边的征调范围内，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服三天役；而且去服役的人应当亲自戍守三天，不能去了便返回，因此便让他住上一年才轮换一次。凡是不亲自去的，出钱三百缴给官府，官府用这笔钱来供给戍边的人，这叫过更。律说规定，卒更、践更的人，是留守的意思。留守在本县五个月才轮换一次。后来依照尉律，卒更、践更改为一个月，休息十一个月。《食货志》说："每月轮流当更卒，服役期满后又要去当正卒，一年屯戍，一年力役，比古时多出三十倍。'这是汉初沿袭秦朝的法度而实行，后来就改变了，只有被贬谪的人才要戍边一年。"）。

汉惠帝六年，命令百姓中女子年十五岁以上到三十岁还未出嫁的，加征五倍算赋（按汉律，每人出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只有商人和奴婢加倍征收算赋。如今让她们出五倍算赋，是作为惩罚）。

汉文帝偃武修文，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力役，赋钱四十（正常的赋役，本是每年服役一次，每算一百二十钱。当时天下人口增多，所以三年才服役一次，赋钱四十）。

吴国因为拥有铜矿和盐产，所以百姓不用交赋税，服卒更、践更的人，也都给予相应的报酬。

汉景帝二年，命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岁开始傅籍服役（傅，是登记的意思。说的是登记入籍，供给国家徭役）。

徐氏说："查《汉高帝纪》：征发关中年老体弱未登记入籍的人都到军中去。"如淳说："按律，年二十三岁登记入畴官（世袭的技艺官职），身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的算作疲癃（残疾体弱者）。"《汉仪注》记载："百姓年二十三岁成为正卒，一年当卫士，一年当材官、骑士，练习射箭骑马，操练战阵，到五十六岁才免除兵役成为平民，回乡务农。"由此可知汉初百姓在官府服役共三十三年。如今汉景帝又改为新的制度，命令男子年二十岁开始傅籍服役，那么在官府服役就是三十六年了。

汉武帝建元元年，下诏百姓年八十岁的免除两算的算赋（二口之算，即两个人的算赋）。

元封元年，皇帝巡行所到的县，免除今年的算赋。

汉昭帝元凤四年，下诏一并免除元凤四年、五年的口赋（《汉仪注》记载：百姓年七岁到十四岁要缴纳口赋钱，每人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用来供养天子；另外三钱，是汉武帝加征的口钱，用来补充车马之用）。三年以前拖欠未缴的更赋，不再追收（更赋的注解见上文）。

按：算赋是十五岁以上才征收，而这个口赋则是十五岁以前尚未纳算赋之年所征收的赋税。

元平元年，下诏减免口赋钱。有关官员奏请减免十分之三，皇帝准许了。

汉宣帝地节三年，流亡百姓返回本籍的，暂时免除算赋和力役。

甘露元年，减免百姓算赋三十钱（每算减免三十钱）。

五凤三年，减免天下口赋钱。

按：汉朝开始有口赋，但比后代要轻得多。到汉昭帝、汉宣帝时又时常减免，并且命令流民返回本籍的免除算赋。所以当时胶东相王成竟然虚报流民自己前来归附的有八万多人，以此骗取朝廷的显赫赏赐。这是因为流徙百姓的算赋既已免除，州郡就没有了拖欠赋税的责任，

译所以可以容许作假的缘故。

汉元帝时，贡禹奏请百姓年二十岁才开始征算赋。

贡禹认为古时百姓没有田赋以外的算赋和口钱，是从汉武帝征伐四方夷族开始，加重了对百姓的赋税。百姓生下孩子三岁就要出口钱，所以百姓深受其苦，以至于生下孩子就杀掉。应当命令百姓的孩子七岁换牙以后才征收口钱，年二十岁才开始征算赋。天子把这个建议交给臣下商议，命令百姓生子七岁才征收口钱，从此开始施行。

汉成帝建始二年，减免天下赋钱，每算四十钱。

汉惠帝即位后，命令官俸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其父母妻子与之同住的，以及原先任职曾佩戴过将军、都尉印信统领军队的，或佩戴过二千石官印的人，其家中只需供给军赋，其他赋役一概不需负担（同居，是指同一户籍、共有财产）。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汉的制度，列侯封君享有封邑的租税，每年大致每户二百钱，千户的封君就是二十万钱，朝觐聘问的费用就从中支出。平民百姓从事农工商贾，大致一年获利万钱能得息钱二千，百万家产的人就是二十万息钱，而各种徭役赋税也从中支出，衣食就能丰美了。

按：汉朝的法度中有口赋、有户赋。口赋，就是算赋。户赋，在史书中记载的只有这两条。《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是封君食邑之户所征收的赋税。那么不属于封地的土地，是由朝廷另行征收赋税呢？还是没有这种赋税呢？"平民百姓从事农工商贾"以下这段，似乎是说每百户征收二十的赋税，与前文相差悬殊，实在难以理解，又说是"息二千"，难道是官府每户借贷一文钱，而万户就能获得二千钱的利息吗？这有待考证。

汉朝从高祖到汉平帝，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汉朝在此时最为鼎盛（汉朝的户口到汉平帝元始二年时最为殷盛，所以史志举出这个数字作为代表）。王莽篡位后，依照《周官》来向百姓征税，凡是田地不耕种的算作不殖，要出三个成年男子的赋税；城郭中的住宅不种树木的算作不毛，要出三个成年男子的布税；百姓游荡无正业的，要出一匹夫布，其中交不出布的就被罚做劳役（冗，是散漫的意思，读音同"勇"），由官府供给他们衣食。

汉世祖建武二十二年，发生地震，被压死的人应缴的口赋逋税一律不再追收。

汉明帝即位第九个月，征发天水郡三千人讨伐叛乱的羌人，免除这一年的更赋。

永平五年，免除元氏县的田租、更赋六年。

永平九年，迁徙到朔方的百姓免除口赋、算赋。

汉章帝元和元年，无田迁徙到别的地界居住的百姓，免除算赋三年。

元和二年，下诏说："《令》规定'百姓有生育孩子的，免除算赋三年'。现在命令凡是怀孕的妇人赐给胎养谷，每人三斛，免除其丈夫的算赋一年，把这作为法令确定下来。"

汉和帝永元六年，流民返回原籍从事耕作的，免除田租、更赋一年。

汉安帝元初四年，免除三年的过更、口算赋税。

元初元年，免除三辅地区三年的更赋、口算。

汉顺帝永建五年，各郡国中贫穷而遭受灾害损失的百姓，免收今年的过更赋税。

译阳嘉元年，免除更役、田租、人口税。

永和四年，免除太原百姓的更役赋税，金城、陇西两地地震灾情严重的，免收人口税。

桓帝永寿元年，恢复泰山、琅琊两地的更役、算赀（免征）。

译光武帝中元二年，有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人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有户五百八十六万零一百七十三，人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零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有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人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兴元年，有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人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

安帝延光四年，有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八，人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零七百八十九。

顺帝建康元年，有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人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零五百五十。

冲帝永嘉元年，有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人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

质帝本初元年，有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人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

以上出自《郡国志》注，是伏无忌所记录的，每逢皇帝驾崩就记下户口及垦田的大致数字排列在后面，以此显示增减的差异（垦田数字见《田赋门》）。光武帝中兴以后，三十多年休养生息，到东汉末年，户数才不过是西汉孝平帝时的四分之一，战乱造成的祸害真是可怕啊！此后历代帝王接连休养生息，户口每每增长，这本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冲帝、质帝在位各只有一二年，史书记载并无大的兵乱饥荒，可永嘉年间的户数却比建康年间少了一万，本初年间的户数又比永嘉年间少了五十八万有余，实在令人不解，难道是记录有误吗？桓帝永寿二年，有户一千六百零七万九千九百零六，人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

以上是东汉户口最盛时的数字。这一数字出自《后汉书·郡国志》，而《通典》则记为户一千零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户数比《汉书》所载少五百三十八万有余，人口比《后汉书》所载多六百四十二万有余，不知道哪个才对。

灵帝时遭遇黄巾之乱，献帝时又遭董卓之难，宫室宗庙被大肆焚毁，天子被劫持西迁，京城一片萧条，各路豪杰纷争并起，郭汜、李傕之流，残害百姓更加酷烈，因此在兴平、建安年间，海内荒废凋敝，天子四处流亡，白骨遍野。所以陕津之难时，用簸箕都能装尽逃难的人马，安邑以东的地方，连衣裳都不齐全。此后战乱不断，胜负未定，百姓被割剥了三十多年。等到魏武帝平定天下，文帝接受禅让时，百姓损失惨重，万人之中难存其一。

魏武帝占据中原，刘备割据巴蜀，孙权占有整个江东，三国鼎立，战争不息。魏国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汉昭烈帝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九十万人。蜀国灭亡时，有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披甲将士十万二千人，官吏四万人。

吴国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三万，官吏三万二千人，士兵二十三万人，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

刘昭在《后汉书·郡国志》注中补充说："魏国景元四年，连同蜀国合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查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上报吴国所辖的兵户共十三万二千，推算其百姓人数，不会比蜀国多。过去汉朝永和五年，南阳一郡就有户五十多万，汝南一郡有户四十万，拿来和如今相比，三国鼎立所占的地方，还比不上（汉朝）两个郡，再加上享有俸禄和免除赋役的人，以及荒年疾疫造成的困厄，恐怕仅能供养一个郡的赋役，却要拿一郡的财力供养三个朝廷的开支，这也实在是艰难了。"魏武帝当初平定袁氏，安定邺都，制定赋税，规定每户交绢二匹、绵二斤（见《田赋门》）。

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制定户调的制度，成年男子的户每年交纳绢三匹、绵

译三斤，妇女和次丁男作为户主的减半交纳，各边远郡或减为三分之二，更远的减为三分之一；夷人交纳賨布，每户一匹，更远的地方或为一丈（占田数字见《田赋门》）。男女十六岁以上到六十岁为正丁，十五岁以下到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到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小，不服劳役。

蜀地李雄减轻赋税，每人只需交纳赋钱四十文。巴人把赋税叫做賨，因此以此命名。賨这个名称由来已久，而赋钱四十文，则是从李雄开始的。

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定吴国以后，天下统一，大致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这是晋朝最鼎盛的时候。

后赵石勒占据河北，起初文武官员上疏，请求依照刘备在蜀地、魏王在邺城的旧例。魏王就是曹操。把河内、魏郡、绛郡等十一个郡加上原来的赵国，合共二十四郡，户口二十九万，立为赵国。前秦苻坚灭掉前燕慕容暐，进入邺城清点户籍，得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人口九千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把关东的豪杰及各族杂胡十万口迁到关中，这是苻坚平定燕国、蜀地之后，前秦最强盛的时候。当时关陇一带太平安宁，百姓丰衣足食，从长安到各州，每二十里设一亭，四十里设一驿，行路的人在沿途就能得到供给，工匠商贩沿路交易买卖。

孝武帝太元二年，废除按田亩多少征收租税的制度，公卿王侯以下的人口税定为每口三斛，只是免除本身应服的劳役。

太元八年，又增加田米税五石。

南燕主慕容德优待迁来的百姓，让他们长期免除赋役，百姓因此纷纷互相荫附，有的百家合成一户，有的上千丁口共用一个户籍，以此逃避课税徭役。尚书请求加以清查核实，慕容德听从了，查获荫附的户口五万八千户。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定广固（即今北海郡），西灭姚秦，平定关中、洛阳，黄河以南的地方都归宋所有。宋武帝一向节俭，宋文帝励精图治、体恤百姓，元嘉之治可以和汉文帝、景帝之治相比。国家富强兵力强盛，又谋求向远方扩张，结果军队覆灭，江南地区元气大伤。如今查考本朝史书，孝武帝大明八年，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人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零一。

宋文帝元嘉年间，始兴太守孙豁上表说："当兵的男丁满十六岁就要缴纳米六十斛，十五岁以下到十三岁的都要缴纳米三十斛，一户之内不论丁口多少都要照数缴米，而十三岁的孩子还不能下田耕作，如果又是孤身一人，便只好逃亡躲避。户口减少，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应该重新斟酌课税的限额，让百姓能够生存下去。如今如果减少米税，虽然眼下会有一些损失，但从长远来看，实在会有很大的好处。"皇帝下诏称许这个建议。

按：汉代以前，田赋自成田赋，户口的赋税自成户口的赋税。魏晋以来，似乎才开始把两者混在一起征收，所以晋孝武帝时废除按田亩征税的制度，只是把人口税从三斛增加到五石。而宋元嘉年间，竟然要缴纳米六十斛，与晋朝的制度相差悬殊，实在难以理解。莫非所说的六十斛并不是一年的赋税？这一点应当再作考证。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规定：天下百姓，每年缴纳布四尺。

孝武帝大明年间，王敬弘上言说："旧制规定，人到十二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是认为十三岁以上就能够自己谋生并承担公务，所以让他们服役。但按实际情况考察，这个规定还不够周全。人的体质有强有弱，不都与年龄相称。遇到贤明的官吏体恤怜悯，还不至于有太大的祸患，但遇到平庸昏聩的地方官，百姓必定十分辛劳，更何况碰上苛政，那更是不堪言说！以至于如今百姓逃亡躲避以求免役，甚至怀孕不敢生育，就是为了逃避刑罚，实际上也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圣朝教化革新，四方无事，

译服役年龄的规定，应该有所调整变通。十五到十六岁的应定为半丁，十七岁定为全丁。"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齐朝六位君主，在位年代都很短暂，其户口数目不详。

齐朝自永元年间以后，北魏屡次来犯，又接连发生内乱，扬州、徐州两地的成年男丁三人抽调两人从军，以此为标准，边远的郡一律改令缴纳米粮。折算标准是一人五十斛，缴纳米粮完毕之后，仍旧照常服役。此外之前各郡的服役之人，大多依附士族人家充当附隶，称为"属名"。而且东部地区服役辛苦，百姓大多在户籍上假称有病以逃往外地，医生巫师所在之处要负责核查，那些属名的人大都自称有病，凡是属名的大多不必服役，往往这些人所在之处都是享有免役特权的世家。凡是登记为有病的人，有的经过多年被强行征调服役，又追责这些"病人"欠交的租布，按其年数多少计算，负责办理的官员都竭力索取贿赂，随意放纵或征收。

梁武帝在位初期，也称得上是治世，后来侯景叛乱，梁武帝竟被幽禁饿死。梁元帝在位才三年，就遭到覆灭，典籍文献也一同化为灰烬，户口数字已无法详细考证了。

陈朝武帝时，荆州以西的地方已经不归自己所有，淮河、肥水以内的地方力量也无法顾及。宣帝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当时被称为贤明之主，查考本朝史书，有户六十万，可到了晚年却穷兵黩武，远征经略他地，吴明彻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精锐士卒全部战死。到后主亡国之时，隋朝所接收的户数为五十万，人口二百万。

北魏起自阴山，后来占有整个中原地区。孝文帝迁都洛阳，制定礼法，崇尚儒学。明帝正光年间以前，正是国势全盛的时期，户口的数目，比起晋朝太康年间还要多一倍有余。

按：太康年间平定吴国以后，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既然说多一倍有余，那么北魏鼎盛时户数应当达到五百多万了。

道武帝时，下诏搜查各处遗漏未登记的户口，令其一并交纳纶绵。此后各地逃户依附豪族充当纺织、缫丝、织罗等工匠的人极多，于是杂户、营户遍布天下，不隶属于郡县官府管辖，赋役也各不相同，户口十分混乱。景穆帝即位后一律加以废除，将他们归属于郡县管理。

按：百姓因缴纳财物而单独立户、不隶属郡县，这种事情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北魏令规定每一对夫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详见《田赋门》）。

尔朱氏之乱以后，朝政落入权臣之手，国家分裂为东西两魏。权臣擅自专权，战争不息，百姓流离失所，官府的文书簿籍也散失丢弃。如今查考旧史，有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

当时因为征战不断，只有河北的几个大郡户数还多在千户以上，其余偏僻或新归附的郡，小的只有二十户，人口不过百人而已。

齐神武帝高欢执政，于是命孙腾、高崇之分别负责清查没有户籍的百姓，查得六十多万户，于是那些寄居他乡的人各自被勒令返回原籍，从此租调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了。

北齐继承了北魏末年丧乱之后的局面，与北周相抗衡，虽然开拓了淮南之地，但郡县地域狭小。文宣帝接受禅让，性情多暴虐，到了武成帝、后主，也都是昏庸之君，到崇化二年被北周所灭。当时有户三百零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人口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

北齐武成帝清河三年，规定男子十八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为丁，十六岁以上、十七岁以下为中丁，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十五岁以下为小。

北周闵帝、明帝二君，都是被弑而死。武帝诛杀权臣，亲揽朝政，恭俭节约，考核名实相符，在五六年之内，平定荡平燕、齐之地，可是继位之子昏庸暴虐，很快就亡国了。大象年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人口九百万九千六百零四。

译北周制度：由司役掌管力役方面的政令，凡是百姓从十八岁到五十九岁都要承担劳役，丰年不超过三十天，中等年成不超过二十天，歉收年成不超过十天。征发徭役不能超过一家一人；有八十岁老人的人家，一子可免于服役；有百岁老人的人家，全家都可免于服役；家中有残废疾病、非人照料不能生活的，一人可免于服役。如果遇到灾荒瘟疫，也不征发力役。

隋文帝颁布新令，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须承担课税徭役，六十岁为老才免除。开皇三年，又规定人到二十一岁才算成丁。炀帝即位后，户口日益增多，男子二十二岁才算丁。高颎上奏说："百姓的课税，虽有一定的标准，但年年照常征收，注销和减免的名目却总是很多，地方长官任意其事。文书账簿出入无常，既没有固定的簿册，很难加以核查推算。请求把'输籍法'的样式颁行到各州，每年正月初五，由县令巡查百姓，让邻近的五党、三党编为一团，依照样式核定各户的等级高低。"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奸弊无从藏身。

《通典》评论说："隋朝接受北周禅让，到大业二年，有户八百九十万。这是因为承接周、齐分裂割据的局面，暴虐的君主、怠惰的官吏，赋税繁重、徭役频繁，百姓无法忍受，大多依附豪门大族；法网废弛，作奸犯科尤为滋盛。高颎看到百姓流离失所依附豪强的弊病，建立了输籍之法，于是核定他们的名籍，减轻他们的税额，使那些原本做浮客、被豪强人家收取大半赋税的人，转为编户，向朝廷缴纳，反而蒙受较轻的赋税。浮客都纷纷自愿归入编户，隋朝的强盛正是由此而来。"

苏东坡说："古人凭百姓的多少，来衡量国家的贫富。所以管仲用阴谋手段削弱鲁国、梁国的人口，商鞅也招揽三晋的百姓来吞并诸侯。周朝鼎盛时期，登记在王府的百姓户口数字，大概是拜受而来的。自汉代以来，人丁繁衍与仓廪府库的殷实，没有能比得上隋朝的，它的贡赋、输籍的方法，一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后世学者因为隋朝得天下不合正道，又不过两代就灭亡了，因此鄙薄它，而没有把这些制度传下来。孔子说'不因人而废弃他的话'，何况怎么能因人而废弃一代的良法呢！文帝初年，有户三百六十多万，平定陈朝后又增加五十万，到大业初年，不到二十年间，就增加到八百九十多万户，这是为什么呢？正是那个时候，布帛的积蓄多到无处存放，天下的物资储备多到数不胜数，等到隋朝败亡崩溃时，光是洛口的几处粮仓，就足以供养上百万人马，这难道是小数目吗！"

文帝恭俭治国，不加重百姓的赋税。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是隋朝最鼎盛的时候（北周静帝时，有户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零四，到隋朝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又得户五十万，到这时才过了二十六七年，竟增加了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二十二户）。

炀帝承继全盛的局面，于是恣意荒淫，营建洛阳城，每月征调劳役二百万人；开凿运河引洛水通到黄河及淮河，又引沁水通到黄河，向北通到涿郡，修筑东西长千余里的长城，都各征发上百万人。成年男子不够用，就征用妇女服役，死亡的人过半。天下百姓十分之九都成了盗贼，隋朝因此而灭亡。

大业五年，民部侍郎裴蕴认为百姓户籍簿册脱漏遗失，冒充年老年幼以逃避课役的还有很多，上奏请求核实户口面貌，如果发现有一人不实，主管官吏就要撤职。又允许百姓检举揭发，凡检举出一名隐匿丁口的，就令被检举的人家代为缴纳赋役。这时，各郡上报的账册增加成丁二十四万三千人，新附籍的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皇

译帝上朝看到这个报告说："前代没有贤能之才，才导致这种欺瞒隐瞒的局面。如今户口都已核实，全靠裴蕴之功。"从此裴蕴渐渐受到亲信重用。

唐朝制度：百姓刚出生称为黄，四岁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二十一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授田之法见《田赋门》）。

核定天下户籍，按照资产多少分定为三等。后来诏令说三等分级尚不足以区分高低，应当分为九等。凡是丁口登入户籍账册的，春天登记的就课税与徭役都要征发，夏天登记的就免除课税只服徭役，秋天登记的就课税和徭役都免除（如果是弄虚作假隐瞒实情以逃避课税徭役的，不论登记早晚，一律照征不误）。规定：每年编造一次账册，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州县留存五份底本，尚书省留存三份。

唐朝贞观年间户数不满三百万，贞观三年，户部上奏说因中原百姓从塞外归来以及突厥人先后归降依附，开辟四夷之地设为州县，共获得男丁一百二十多万人。侯君集攻破高昌，获得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零四十六，人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户部上奏说：去年新增户口十五万，全国合计户数三百八十万。

致堂胡氏说："隋朝极盛的时候，登记在版图上的郡县百姓户口，还有八百九十多万户。自从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带头起事，山东一带全都成了盗贼横行之地，此后四方纷纷响应，拥兵十数万以上的，前后有五十多股，还不算那些占据郡县反叛的。到唐朝武德六七年，战乱侵扰、如狼似虎的吞噬持续了十三四年，之后国内的祸乱才全部平定。此后过了两年太宗即位，贞观仁义之治兴起，休养生息，到高宗永徽三年，天下安居乐业、人口繁盛，将近三十年了，有关部门上报户口才不过三百八十万。由此可见，即便统算隋朝极盛时的百姓，经过战乱离散之后，十家中留存不到一二家，这都是因为独孤皇后没有《关雎》之德，废长立幼，才导致这样的祸患啊。"

总章元年，司空李勣攻破高丽国，俘虏了它的国王，攻下城池一百七十座，得户六十九万七千二百，把这些人分配到江淮以南、山南、京西一带。

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说："臣听说百姓的数目、户口的多少，只要条理不乱，据此就可以查考清楚，这在于各地都有相应的管理制度，明确其户籍簿册罢了。如今天下百姓流离散失，情形各不相同，有的背弃军镇，有的借口追逐粮食，只求苟且逃避一时的差役，偷偷躲避徭役。这些人四处漂泊，游食寄居，年复一年，既不承担官府的差役，也不登入户籍簿册，有的出入关防要塞，有的往来于山泽之间，不仅使课税征调白白落空，赋税收入有所欠缺，也容易引诱煽动愚昧的百姓，足以酿成祸患，不可不深加考虑。至于逃亡的户口，即便有所查察，也会立刻转移到别的地方，回头依旧我行我素，主管部门虽然订立了各种法规条例，颁布了禁令，但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肯遵守；如果要纠正他们的过错，加以刑罚，那么天下上百个州、上千个郡，又怎能一一追究到底？以前既然一味迁就纵容，此后就积习难改，检举查获的人得不到奖赏，停止逃亡的人却能获得宽宥，浮逃现象屡禁不止，也正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即便重新加以搜查检举，交给州县去办理，恐怕依然会重蹈覆辙，最终没有实际效果。臣认为应当命御史督察检校，设立禁令来防范他们，施加恩德来安抚他们，采取灵活的权衡手段来驾驭他们，制定限制措施来统一规范，这样以后逃亡的人才能返回原籍，浮寓在外的人才能杜绝。所说的禁令，就是让乡里之间互相担保，递相监督察觉，以前逃避的一律准许自新改过，如果仍不出来自首，就听任互相告发，每检举出

译一人，酌情给予奖赏，明确规定条目，使人知道劝勉与警戒。所说的恩德，就是逃亡的百姓长久离开家乡，粮食储备已经空虚，田地荒芜，就应当赈济他们的匮乏，帮助他们重新营建家业，即使有拖欠的赋税、久悬未服的徭役，或者背弃军镇的行为，也一律不予追究，宽大不予征收；那些应当返回原籍却因贫困无力回去的，就发给沿途口粮，让他们能够到达原籍。所说的权衡，就是那些已经彻底离开家族乡里、失去原有产业、心里安于所居之地、不愿意再返回的逃亡之人，允许他们在所在之处登记名籍，就地编入户籍。追求小利的人往往会失去大局，只顾眼前的人往往会丧失长远的打算。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有的不明白事情要因势变通的道理，认为军府所在之地，户口不可迁移，关中一带的百姓，籍贯不可更改；可是逃亡的人却接连不断地越过关卡、背弃军府，这等于是放任他们逃亡却禁止他们改籍隶属别处啊。即便逃亡的人很多，不能全部允许他们改籍隶属，也应当核计各户的等级，酌情制定条例，殷实富裕的人家令其返回原籍，贫穷弱小的人家听任其安居；等到核查清楚、计算明白之后，做到户籍没有遗漏、人人都有正当产业，然后再依循从前的做法，重申旧有的章程，严加防范禁止，与百姓重新开始。所说的限制，就是逃亡的人应当自首的，以文书下达之日起百日为限，期限已满仍不出面自首的，依法治罪，迁徙到边远州郡。这样一来，户口就不会有遗漏，人也就无处隐匿了。"

武后神龙元年，有户六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万岁通天元年，敕令："天下百姓，凡是父母命令另立门户、另行登记户籍的，所分出的户所纳赋税须与本户相同，不得降低；应当承担徭役的人，一并计入本户的成丁人数，用来核定等级，不得借口分户而免除课税。"

玄宗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

开元八年，宇文融请求清查户籍以外的逃户和多余的田地，皇帝听从了（见《田赋门》）。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说："凡户主都以家长担任，户内有需缴纳课税人口的称为课户，没有需缴纳课税人口的称为不课户。凡是列名于流内九品以上官员及男子年满二十岁以上的、老男、残废病疾之人、妻妾、部曲、客女、奴婢，都算作不课户，没有丈夫的算作寡妻妾，其余按照旧令规定。凡年满八十岁及重病的人，给予一人侍奉，九十岁的给二人，百岁的给五人，都可以从子孙中选取，先从近亲中选取，选取时都要先选年轻力壮的，没有近亲的可以从外面另选平民男子，选取家中的中男都可以；凡因子孙断绝要另立户籍的，不满十八岁不得分户，如果所继承的一支还有母亲在世，即使年纪小也可以听任分出；凡户内想要分出人口另立户籍，或者附籍立户的，不满成丁年龄的都不允许分户，应当分户的不受此限。凡户内按年龄将要成丁或年老病残的，应当免除课役以及给予侍奉的，都由县令核查其形貌年龄，以确定正式簿册，一旦确定以后，不须再重新核查，如果有欺诈作弊的，可以随时核实确定，使之与实际情况相符。"开元九年，规定：天下户籍虽然三年才重新核定一次，但每年也要进行一次核查形貌，从今以后，凡是计算年龄将要转为中男、成丁、五十九岁的，随时都可以追加核查形貌。

天宝十三载，有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

《通典》记载：天宝十四载，官府登记在册的户共计八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户，其中应不课税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户，应课税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户；登记在册的田地共计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顷（原文如此）

译；不课税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零九百八十八，课税人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这是唐朝最鼎盛的时候。

天宝三载，又规定百姓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又规定：听说百姓中有的户籍等级高、成丁多的人家，故意规避赋役；父母还健在，却分立户籍、分开居住。应当命州县加以查核，一家有十个成丁以上的免除两丁的兵役徭役，五个成丁以上的免除一丁，并且令其同籍共同居住，以此敦厚风俗教化。如果有再违犯的，依法治罪。

《通典》说："我朝从武德初年到天宝末年，共一百三十八年，可以和汉朝相媲美，可是户口数字才只与隋朝相当，这是因为主管部门不把治理国家、招徕远方之民放在心上，法令得不到执行，各地隐瞒漏报的情况十分严重。"（我个人的看法见《田赋门》。）

致堂胡氏说："世上有博古通今的人说，自古以来君主养育百姓，达到一千万户就到顶了。三代以上没有确切的依据；两汉以后，确实没有超过一千万户的；唐明皇几乎接近这个数字了，可是繁盛达到极点之后，治理又出现亏损耗散，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阻止的吗！所以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汉文帝、景帝之后有汉武帝接续，隋文帝之后有隋炀帝接续，唐明皇之后又出了安禄山。说它不对，是因为尧、舜、禹、启的太平盛世共三百多年，周成王本人就能做到刑罚搁置不用，康王、穆王、昭王相继守成大业，太平盛世也有二百多年，这岂是后世中原承平无事的短暂时期所能比拟的。既然如此，那么唐、虞、夏、周时的百姓，又岂止一千万户呢！养育百姓已经周到，教化百姓也很完备，没有夭折疾疫及战乱杀戮的祸患，父子祖孙连续几十代都做太平之民，帝王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到这个地步才算是尽善尽美了。唐明皇享国虽然长久，户口虽然众多，可是不等到改朝换代，自己就把它毁掉了，等到祸乱稍微平息，人口已经损失了将近一半，这仅仅是因为宫内有一个杨贵妃，宫外有一个李林甫所导致的。唉！这难道不值得引以为鉴吗，这难道不值得引以为鉴吗！"

肃宗至德元年，有户八百零一万八千七百一十。

乾元三年，有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

敕令："逃亡的户口不得随意征收赋税，亲属邻里作保的人也要尽量从轻减免，关键在于使百姓安定生存。"又敕令："凡有逃亡户口留下的田地房屋，一律由官府出面租赁给他人，收取的价钱用来充抵课税。逃亡的人回归以后，应当一并归还给他们。有关官吏也不得声称有拖欠租赋，另行追索。"

《通典》记载：乾元三年，登记在册的一百六十九州，共计户数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户，其中不课税户共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户，课税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户，登记在册人口共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不课税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人，课税人口二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人。从天宝十四载到乾元三年，损失户数共计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户，损失人口共计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人。

我曾经论述，汉朝以后按户口来确定赋税，所以即便是在最鼎盛的时期，各郡国上报的户口簿册数字，也始终比不上三代、两汉的数字，这是因为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互相隐瞒漏报的缘故。而且我怀疑天宝以前的不课税户应当占三分之一有余，如今看乾元年间的户数，不课税户反而占了大半，尤其显得可笑。既然如此，这个数字难道值得凭信吗（详见《田赋门》）。

代宗广德二年，有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

下诏规定一户有三个成丁的免除一丁的赋役，凡田亩税定为二升，男子二十五岁为成丁，五十五岁为老，以此优待百姓。

广德二年，敕令："如果有流亡

译的客户愿意编入户籍，请求耕种逃户遗留田产的，就依照规定按丁口给予授田，如果耕种满两年以上、家业已经建成的，即使原田主回来，也不受限期归还，听任另外给予授田。"

大历元年，规定："逃户重新回归务农的，免除赋役两年。如果百姓先前已经把田地房屋卖尽的，应当责成本州县拨取逃亡死绝人家的田地房屋，酌量丁口数目分给他们。"

德宗建中元年，核定天下两税户，共计三百八十万五千零七十六户。

《通典》记载：主户一百八十多万户，客户一百三十多万户。

《通典》评论说："古代贤人说过：'仓廪充实，才懂得礼节；衣食富足，才懂得荣辱。'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好啊，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口已经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还要再做什么？'孔子说：'教化他们。'所以可知国家富足则政治就会安康，家庭富足则教化就能推行，反其道而治理国家的，从来没有过。家庭的富足不在于逃避赋税，国家的富足也不在于加重征敛，如果逃避赋税，百姓就不能安土定居而变得贫穷，如果加重征敛，就容易滋生豪强大户，国家就会因此而贫穷，事实正是如此（管子说：'用来端正户籍，是为了调整豪强大户。'豪强，指的是大商贾、蓄养门客的世家。正常在籍的百姓既然逃避了赋役，就流为浮浪之人，被大商贾、世家大族所役使，(这些世家)自己收取其中的好处）。三代以前，用井田制度来确定赋税。秦朝改革了周朝的制度，汉朝又沿袭了秦朝的法令。魏晋以后，户籍名目虽然繁多，也有良好的制度，但都不能挽救当时的弊病。从前东晋在江南建立政权的时候，慕容氏、苻氏、姚氏相继占据中原，百姓没有固定的户籍，对治理造成很大的伤害，于是有了庚戌年土断的法令，从此财力丰厚，风俗富庶，实在是由此而来。此后这一法令又逐渐废弛，旧的弊病重新出现，义熙年间，又重新推行土断之法，其见效的成果，在以前的史志中都有记载。隋朝接受北周禅让，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又收得户五十万，到大业二年，不再动用兵戈，前后仅仅十八年，就有户八百九十万了（自平定陈朝之后，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多万户）。当时正承接西魏丧乱之后，北周、北齐分裂割据，暴虐的君主、怠惰的官吏，赋税繁重、徭役频繁，百姓无法忍受，大多依附豪门大族，法网废弛紊乱，作奸犯科尤为滋盛。高颎看到百姓流离失所依附豪强的弊病，建立了输籍之法，于是核定他们的名籍，减轻他们的税额，使百姓明白做浮客、被豪强人家收取大半赋税的道理，转为编户向朝廷缴纳，反而蒙受较轻的赋税（浮客，指的是逃避公家赋税、依附豪强人家做佃户的人。荀悦评论说：'公家的恩惠，比三代还要优厚；豪强的暴虐，比亡秦还要残酷。这是因为恩惠不能普遍施行到底层，威福的权力被豪强分割占有了。'高颎设立轻税的办法，浮户都自愿……

译归入户籍编制，隋代的兴盛，实在是由于这个缘故）。先施布信用，然后推行政令，〇众怀感恩惠，奸邪无处容身。隋朝的资财储备遍及天下，人民风俗安康富足，是〇的功劳。国家贞观年间有户三百万，到天宝末年一百三十多年，才达到隋朝的数目。圣唐的兴盛，超过西汉，粗略计算天下编户合计超过元始年间的〇，而登记的户籍名册却少了三百多万（贞观以后，增加了五百九十万，那时天下户数共有八百九十多万）。汉武帝穷兵黩武，人口减少一半，晚年追悔，才停止征伐。此后到平帝元始二年，经过七十多年，有户一千二百二十多万。唐朝一百三十多年中，虽然时常发动战争，都不至于减损耗损，而流亡浪迹的人日益增多,户籍图册未能收录,如果与汉朝相比,实在应当有所增加。粗略计算天下人户，最少也应该有一千三四百万）。只因为选拔贤才授予职任，多注重文才辞藻，才能与职务不相称，法令因此而弊坏，废弃了循名责实的道理，缺失了考察言论、询问事情的方法。熟悉规章典籍、亲自处理簿册文书的人，被称为浅薄庸俗；致力于根本、去除枝节的人，被视为迂腐不切实际。政事都委托给郡县小吏，贿赂在官府中通行，才落到如此地步。自建中初年以来，天下编户〇百三十万，依靠分别派遣使臣巡视考核，重新核对比照，收归公家税收，增加一倍还多（各道增加多出一百八十万，共得三百一十万）。于是使赋税有了固定的规章，人人知道有确定的制度，贪婪的官吏无法生出奸计，狡猾的〇民，都被登记入册。这实在是〇时的良好法典，是拯救弊政的良策（旧制度：百姓向官府缴纳赋税，按照丁口数确定庸调和租税，那些负担税户的虽然也包括王公以下各等人，但比起其他二三十分之一罢了。自从战乱兴起以后，经费不足，于是征收名目众多，而且没有固定的数额，贪官横行放肆，借机为奸，法令无法加以检束限制，〇民百姓无处申诉。那些狡猾的丁口就多方规避，有的假借名义入仕为官，有的假托出家为僧，有的占籍投军，有的依附豪族，兼受各种差役的免除，用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愚钝低劣的人就被征收摊派，困顿枯竭日益严重。建中新令，将各种赋役并入两税，固定的税额既已确立，就无法再增加，流亡浪迹之人全部收归户籍，规避之路也就断绝了）。然而派出的使臣设置制度各不相同，有的轻重不一，仍然事故繁多。战乱刚刚平息，旧有的定额已经存在，能看到的人口却渐渐艰难。详细考虑当今的合适做法，参酌晋朝、隋朝的旧例，户籍图册可以增加一倍，征收赋役自然可以减少一半。赋税既然均平划一，人们就知道税负减轻，可以免除流离失所的祸患，有益于发展农桑事业，安定人民、有济于国用，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估计各种簿册账目所收录的，可以有二百五十多万户。按照历代户口，多的不超过五分，少的不少于三分，粗略计算天下户口，除去有兵马驻扎、大量消耗食盐的地方，就足以知道现存户口的实数。若采用晋朝、隋朝旧有的典章制度，可以得到五百万户。以五百万户共同分担原本二百五十万户所负担的税额，自然各自都能减少数额）。古代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周详地了解人口数目，从而均平地分派徭役事务，这样各种功业就能兴盛，国家富足百姓丰足，教化得以推行普及，风俗因此整齐划一。正因如此，所以灾〇不会产生，悖乱不会兴起。因此《周官》中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的制度，用来维持政事，纲纪人民。孟冬时节司徒向天子进献民数，天子拜受，他们如此郑重地敬重和守护这件事。等到治理之道背离了正确方向，户籍图册流失散乱，人民像鸟兽一样，飞散奔逃无法控制，家庭因此贫乏，国家因此贫穷，奸邪之事逐渐兴起，倾覆败亡却不觉悟，这是政事中重大而深远的问题，若要寻求治理太平的方法，难道不是应从这根本入手吗！”

译宪宗元和年间，全国户数为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户。

史官李吉甫撰写《元和国计簿》十卷，总计天下方镇共四十八道，管辖州府二百九十三个，县一千四百五十三个，现登记在册的户数为二百四十四万零二百五十四户（其中凤翔、〇坊、〇宁、镇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翼、范阳、沧景、淮西、淄清十五道七十一州，都没有上报户口数目）。每年赋税收入所依靠的，只是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计四十个州，一百四十万户，比照天宝年间纳税的户数，只有四分之一。天下的军队，依靠官府供给的有八十三万多人，比照士兵马匹的数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约是两户供养一名士兵。此外因水旱灾害而损失、以及额外征收滥加摊派的赋税，还不在正常徭役之外的负担之中。

元和六年，皇帝下制书说："自从制定两税法以来，刺史以户口的增减作为考核政绩优劣的标准，所以有的人拆分户口来虚报数字，有的人分割家产来增加户名，还招揽流动的客户，用来增加户数，然而在税额上，却一点也没有增加。这样只会使民心动摇不安，本地定居的百姓反而减少。观察使应严加查访考察，务必核实。"

衡州刺史吕温上奏说："本州原额户数为一万八千四百零七户，除去贫穷绝户、老幼孤独不能自养的以外，能够承担差役赋税的有八千二百五十七户。臣到任后重新核定户税，又查出经办官吏隐瞒未纳税的户口一万六千七百户。近来查阅旧案卷，询问乡里，此前征税并没有等第区分；而且二十多年都没有重新核定户籍，存亡情况谁也没有核查，贫富也不均衡。臣不敢因循守旧，设法重新核定，查获隐匿的户数约一万多户，州县虽不曾正式征收赋税，但经办的吏胥已经私自敛取过了。与其让这些钱财暗中落入奸吏之手，不如平均用来救助困苦的百姓？臣恳请采取这种权宜变通的办法，来救济疲敝的百姓，希望能使下面的百姓免于偏重的苦累，上面也不缺应有的供给。"皇帝敕旨批复："应交付有关部门办理。"

库部员外郎李渤上言说："臣经过渭南长源乡，原来有四百户，如今只剩一百户；阌乡县原来有三千户，如今只剩一千户，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这都是因为搜刮聚敛的臣子，剥削百姓来讨好君上，只想着竭泽而渔，却不考虑竭泽之后就没有鱼可捕了。"执政大臣厌恶他，李渤便以病为由请辞获准免职。

致堂胡氏说："天宝初年，户数将近一千万，元和初年，合计各方镇户数才一百四十四万，这是十分中损失了八分。宪宗急于用兵，那么养民的政策就不能优厚，加上又任用聚敛之臣、铸钱敛财，接受各道的进贡，百姓就难以繁衍兴旺了。"

穆宗长庆年间，全国户数为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户。

敬宗宝历年间，全国户数为三百九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户。

文宗开成四年，全国户数为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年间户数大致是二户供养一名士兵，长庆以后，大约是三户供养一名士兵（详情见《国用门》）。

武宗会昌年间，全国户数为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

会昌元年正月，皇帝下制书说："安土重迁，是百姓的天性，如果不是遭遇艰难

译困窘，怎么会流亡在外！要想招抚安定百姓，一定要靠资财产业。各道频繁遭受灾害，州县却不上报朝廷，百姓交纳赋税办不到，因而多有逃亡迁移的。地方长官担心在任期间户口流失，有的想借机免除征税之机，克扣士兵的军饷，就摊派到现存户口之中额外征收；也有的破坏拆毁逃户的桑田房屋，用来充抵税钱。逃户的产业已经荡然无存，即使归来也无法恢复，而现存的户口每年又被加派赋税，因此流亡的人越来越多。从今以后，凡是州县在开成五年以前的逃户，都委派观察使、刺史选派能干清明的官员，到乡村中核实查验桑田房屋等财产，仍要责令地方官加以检查登记，租佃给他人耕种，不要让田地荒废，根据所得收入用来充抵该户应纳的赋税，如有剩余就由官府收存保管，等逃户归来时发还；如果不够，也记录下来，等归来之日，不必再追缴。从今以后，如果两年仍未归来的，就由县衙召人承佃，并发给凭证，任其永久占为产业。至于逃户所欠的钱粮草料等，计算留使钱物十分之三以上的部分，都可以在本州、本使的杂支用钱中，酌情予以豁免，但不得克扣正员官吏的俸料以及馆驿使的费用。递乘作人的课税等钱，仍等到大户归还赋税之日，再逐渐恢复原额。"

大中二年正月制书说："各地逃户现存的桑田房屋等财产，大多只是暂时无人看管，便被邻居和经办吏胥合谋，声称代为缴纳税钱，把这些财产全部砍伐拆毁，等到逃户愿意归来恢复产业时，大多已荡然无存，因而导致荒废，最终变成了闲置的荒地。从今以后，如有这种情况，责令村中耆老与经办吏胥以及邻近人户一同查勘清楚，分别写成文状，送交县衙备案，允许邻居及无田产的人暂且代为佃种并缴纳赋税，如果五年内逃户不回来恢复产业，就任凭佃种者成为产业的主人，逃户不再享有申诉理论的权利。其房屋桑田树木等，在权且代佃、逃户未归的五年之内，不得擅自毁坏拆除、砍伐，如有违犯的，依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并追究经办吏胥失于检查监管的罪责。"

会昌五年，全国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多人，转为两税户的奴婢有十五万人。

后周广顺三年，敕令说："天下县邑历来就有等级差别，年代久远，增减不一。其中有的户口虽然众多，但地位声望却较低；有的地位声望虽高，户口却很少，每逢选调官员时，不便于衡量选取。应当建立固定的规章，以求公平统一。凡天下各州府及县，除赤县、畿县、次赤、次畿以外，其余户数在三千户以上的定为望县，二千户以上的定为紧县，一千户以上的定为上县，五百户以上的定为中县，不满五百户的定为中下县。应命令有关部门，根据今年天下各县的户口数，划定望、紧、上、中、下的等次，奏报朝廷。"户部根据今年各州府所辖县的户数，合计核定为望县六十四个，紧县七十个，上县一百二十四个，中县六十五个，下县九十七个。

●第十一卷 户口考二

○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宋太祖建隆元年，全国户数为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乾德元年，平定荆南，获得户数十四万二千三百户。平定湖南，获得户数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户。

乾德三年，平定后蜀，获得户数五十三万四千零二十九户。

开宝四年，平定广南，获得户数十七万零二百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