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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文献通考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四 王礼考十九

史藏 · 政书 · 已译 · 第 2240–2253 段

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译用文彩斑斓的石头把它堵塞起来,用红漆把它涂抹严密,深得不能再挖进去了。(丞相李斯)向皇帝奏报说:"丞相臣李斯冒死禀告:臣所率领的七十二万服劳役的刑徒修治骊山陵墓,已经挖得极深了,凿下去凿不进去,用火烧也烧不着,敲击它发出空空的声响,就像到了地底下的天界一样。"皇帝下诏说:"凿不进去,烧不着,那就从旁边挖三百丈,然后停止。"

汉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万年。(师古曰:“《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赦栎阳囚死罪已下。(臣瓒曰:“万年陵在栎阳县界,故特赦之。”)

《汉旧仪》:“太上皇万年邑千户。徙天下民赀三百万以上,与田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长乐宫。五月丙寅,葬长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长陵在长安北四十里)。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赐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服虔曰:“斥土,圹土也。”如淳曰:“斥,开也。开二地为冢圹,故以开斥言之。”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近上二千石赐钱二万,此言四十金,实金。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於长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於诸陵。长陵邑万户,奉常属官,有诸庙寝园令长丞。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又有园郎寝郎。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於寝,月祭於庙,时祭於便殿寝。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时行园(武帝时,人有盗孝文园瘗钱者,丞相严青翟坐罪自杀)。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长安北三十五里,去长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後七年六月已亥,帝崩,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应邵曰:“因山为藏,不复起坟,上下川淹不遏绝,就其水名以为陵号。”)。令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如淳曰:“主穿圹▯瘗事也。”师古曰:“穿圹,出土棺下也。巳而▯之,又即以为坟,故云复土。复,反还也,扶目反。”),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椁穿复土属将军武。乙巳,葬霸陵。(师古曰:“自崩至葬凡十日也。霸陵在长安东南。”)

景帝五年春,作阳陵邑(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夏,募民徙阳陵。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阳陵(自崩至葬凡十日。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邑各万户,徙民与长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也。本槐里县之茂乡)。

建元六年四月,高园便殿火。

译穷尽估算(颜师古说:“是说无法计算出它原本的数目。”)。而且还大量杀害了活人,将活着的工匠也一并埋入其中,数以万计。天下百姓苦于服这样的劳役,因而反抗秦朝。骊山陵墓的工程还没有完全建成,周文率领的百万义军就已经打到了骊山脚下。项羽焚烧了骊山的宫殿营舍,此后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看见坟墓已被挖掘(颜师古说:“是说到那墓地的人挖掘它来寻求财物。”)。后来又有牧童放羊,羊丢失了,钻进了盗墓者挖开的洞穴中(颜师古说:“凿,指的是被人挖开用来盗取墓中财物的洞穴。”),牧童拿着火把照明寻找羊,不慎失火,烧毁了墓中收藏的棺椁。

自古至今,安葬的规模没有比得上秦始皇这样隆重的了,可是才过了几年,外部遭遇项羽焚毁的灾祸,内部又遭到牧童放火的祸患(颜师古说:“离,是遭受的意思。”)。这难道不是令人哀伤的事吗!所以德行越深厚的人,葬礼反而越简朴;智慧越深的人,葬礼反而越简约。没有德行、缺乏智慧的人,葬礼反而越隆重,坟墓越是高大、宫室越是华丽,被人挖掘的速度也就越快。由此看来,人贤明或愚昧的效验,葬礼吉凶的道理,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周朝的德政衰败之后就变得奢侈,到周宣王贤明才使国家中兴,于是又改为节俭营建宫室,把寝庙也建得小一些。诗人为此作诗赞美,就是《斯干》这首诗。诗的上章讲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讲子孙众多(颜师古说:“宫室如制,指的是‘庭院平整宽敞,柱子高大挺立,君子居住安宁’这几句。子孙众多,指的是‘梦见熊罴,是生男孩的吉兆;梦见虺蛇,是生

董仲舒言:“鲁哀公时,桓、僖宫灾,亳社灾,天皆焚其不当立者以示鲁。今高园殿不当居陵旁,於礼亦不当立,与鲁灾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时,贡禹奏言:“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後宫女置於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诸园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数百,诚可哀怜也。汉法,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武帝历年久长,比崩,陵中至不复容物,由霍光暗於大体,奢侈过度也(更始之败,赤眉入长安、破茂陵,取陵中物,不能减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贾氏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死者归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田延年奏:“商贾预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从之。

宣帝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长安南五十里)。

《汉旧仪》:“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邑皆取二千石将相守陵,故三陵多贵,皆三万户至五万户。”

元帝永光四年,分诸陵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暴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之,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五十五日。渭陵在长安北五十六里)。

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译女孩的吉兆’这几句。”)。到了鲁庄公时(颜师古说:“即庄公。”),雕刻装饰宗庙,大量修筑台苑(颜师古说:“详细解释见于《五行志》。”),此后两次绝嗣(孟康说:“指的是子般、闵公都被杀死。”),《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周宣王像那样节俭反而国家昌盛,鲁、秦像这样奢侈反而绝嗣,这正是奢侈与节俭得失的证明。

“陛下即位之初,亲自倡导节俭,开始营建初陵,规模制度都比较小,天下人无不称赞陛下贤明。等到改迁昌陵,却把低洼之地垫高(颜师古说:“埤,是低下的意思。”),堆土成山,挖掘迁移百姓的坟墓,数以万计,营建陵邑住宅,日程又十分仓促紧迫,耗费的财力多达上百亿(应劭说:“大万,就是亿。”)。死者在地下含恨,生者在地上发愁,怨恨之气感动了阴阳,因而引发饥荒,因此死亡、流离失所的人数以十万计。臣对此感到十分忧闷困惑。

“如果认为死者有知,那么挖掘别人的坟墓造成的祸害就太多了;如果认为死者无知,那又何必要把陵墓建得这么大呢?把这样的做法拿去和贤明有智慧的人商议,他们都不会赞同;拿给百姓看,百姓都深以为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愚昧而追求奢靡淫佚的人,那又何必这样做呢!陛下仁慈厚道、品德十分美好,聪明通达、盖世无双,本应弘扬汉家的德政,光大刘氏的美德,使功业能与五帝、三王相媲美,可如今却反而和暴虐的秦朝、昏乱的君主一样竞相追求奢侈,在北边大造坟墓,只为取悦愚昧之人的眼目,博得一时的壮观,违背贤明智者的心意,失去万世长久的安宁,臣私下里为陛下感到

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

二年诏曰:“前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常侍闳前为大司农中丞,数奏昌陵不可成。侍中卫尉长数白宜早止,徙家反故处。朕以长言下闳章,公卿议皆合长计。首建至策,闳典主省大费,民以康宁。闳前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其赐长为关内侯,食邑千户,闳五百户。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其徙万年敦煌郡。”

陈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自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数年後,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万年与汤议,以为:“武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景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馀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於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後徙内郡国民。万年自诡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钜万数,至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藏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执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远复故陵,勿徙民。”上▯下诏,罢昌陵。

时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奢泰。光禄大夫刘向上疏谏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服虔曰:“厕,侧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头厕近霸水,帝登其上以远望也。”),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絮▯陈漆其▯(应劭曰:“▯,斩也。陈,施也。”孟康曰:“▯絮以漆著其▯也。”师古曰:“美石出京师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为椁。▯絮者,可以著衣之絮也。▯而陈其▯,又从而漆之也。▯音张吕反,▯音侧角反。”),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焉(师古曰:“锢谓铸塞也。

译羞愧。

“希望陛下向上借鉴圣明的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制度,向下参考贤明智慧的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用意。孝文皇帝去除坟丘、实行薄葬,以节俭使亡灵安宁,这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秦始皇堆山厚葬,因奢侈而招致祸害,这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规划营建,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以此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奏疏呈上后,成帝对刘向的这番话深有感触,但最终还是没能采纳他的建议。

永始四年,把杜陵中那些没有被皇帝临幸过的宫女放出宫,让她们回家(宫女如果没有生育子女,就要留在陵园中守陵)。

绥和二年三月丙戌日,成帝驾崩。四月己卯日,葬于延陵(从驾崩到安葬共五十四天。延陵在扶风郡,距长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寿二年六月戊午日,哀帝驾崩。八月壬寅日,葬于义陵(从驾崩到安葬共一百零五天。义陵在扶风郡,距长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下诏说义陵附近百姓的坟墓,只要不妨碍陵墓正殿范围的,就不必挖掘迁移(如淳说:“陵墓上有宫墙,仿照活人居住的规制建有殿屋,所以称作殿中。”颜师古说:“这种说法不对。殿中,指的是墓穴中仿照正殿位置的地方。”)。

二月乙未日,义陵寝殿中供奉先帝神灵的衣服本来放在匣子里,到了丙申日早晨,衣服却出现在外面的床上(义陵是哀帝的陵墓。衣服原本放在寝殿匣中,如今自己跑出来放在外面床上。颜师古说:“柙,就是匣子。”)。守陵的寝令把这件突发的异事上报朝廷,朝廷用太牢的规格举行祭祀。

(元始)五年十二月丙午日,平

云锢南山者,取其深大,假为喻也。”)?’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帅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积薪以覆之也。不封,谓不遂土为坟也。不树,谓不种树也。衣音於既反。”)。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桥山(师古曰:“在上郡阳周县。”),尧葬济阴,邱垄皆小,葬具甚微(晋灼曰:“邱垄,冢坟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师古曰:“二妃,尧之二女。”)。禹葬会稽,不改其列(郑氏曰:“不改树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垄也。墨子曰‘禹葬会稽之山,既葬,收馀壤其上,陇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晋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苍梧,不变其肆’,言不烦於民也。”师古曰:“郑说是也。《淮南》所云‘不变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亩皆如故耳,非列义也。晋氏失之。”)。殷汤无葬处(师古曰“谓不见传记也。”)。文、武、周公葬於毕(李奇曰:“在岐州之▯。”臣瓒曰:“《汲郡古文》毕西於丰三十里。”师古曰:“二说皆非也。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於武库(文颖曰:“秦惠王异母弟也。”师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台东,後百年当有天子宫夹我墓。’及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上也。”),皆无邱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称古墓而不坟(师古曰:“墓谓圹穴也。坟谓积土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师古曰:“东西南北,言周游以行其道,不得专在本邦,故墓须表识。识音志。”)。’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齐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师古曰:“二邑并在泰山,其子死於其▯。”)。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孟康曰:“隐蔽之,才可见而巳。”臣瓒曰:“谓人立可隐肘也。”师古曰:“瓒说是也。隐音於靳反。”),而号曰:‘骨肉归复於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馀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於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也;非苟为俭,诚便於体也。宋桓司马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为石椁,奢泰,故激以此言。

译帝驾崩,葬于康陵(在长安北面六十里处)。

东汉皇帝的葬礼仪制:用木料制作“重”,高九尺,宽能容纳八“历”,外面用苇席包裹。灵柩所过的门帘、丧帐都用竹席制成。车驾都撤去装饰性的车辅,用粗布蒙覆,配用简陋的车轮。随行的步卒都穿着布制的丧服,戴着布帻。太仆用四轮车装饰作为宾客所乘之车,用粗白绢做车顶的帷幕。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手持牵引灵柩的绳索。司空负责选择墓地、开凿墓穴。太史令负责占卜下葬吉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用油布做成红色的帐子来覆盖墓坑。随后按照礼制修建黄肠题凑式的椁室和便房(《汉旧仪》大致记载前汉各位皇帝的寿陵说:“天子即位的第二年,将作大匠就开始营建陵墓所在地,使用土地七顷,墓穴正中部分占地一顷,深十三丈,享堂的高台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的坟高二十丈,墓室中央高一丈七尺,四周高二丈,里面用梓木做棺、柏木黄肠木做题凑,依次排列,直到百官陪葬品全部安置完毕。设有四个畅通的墓道口,能容纳套着六匹马的大车通行,都收藏在中央方形墓室内,外面还设有登车用的石阶。外围方形围墙建成后,先关闭内藏机关的门户,门内设有夜龙、莫邪剑、伏弩等暗器,还设有引发暗火的装置。陵墓营建完毕后,剩余的土地作为西园后陵,其余的地方赐给婕妤以下的嫔妃,依次再赐给亲属功臣。”《汉书音义》说:“题,是头的意思。凑,是把木头的头都朝内聚拢,用来使结构牢固。便房,是墓穴中供便坐休息的地方。”《皇览》说:“汉朝皇室的葬制,墓穴四周各方百步,先挖掘筑成方形的城垣。城垣中开设四个门,

”)。’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馀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师古曰:“严襄者,谓庄襄,则始皇父也。”),皆大作邱垄,多其瘗藏,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骊山之阿(师古曰:“阿谓山曲也。”),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有馀,石椁为游馆(李奇曰:“圹中为游戏之观也。”师古曰:“多累石作椁於圹中,以为离宫别馆也。”),人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孟康曰:“作机发木人之属,尽其巧变也。”晋灼曰:“《始皇本纪》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辄射之。又言工匠为机,咸皆知之,已下,闭羡门,背杀工匠也。”师古曰:“晋说是也。”),棺椁之丽,官馆之盛,不可胜原(师古曰:“言不能尽其本数。”)。又多杀害人,生▯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师古曰:“言至其墓所者发掘之而求财物也。”)。其後牧儿亡羊,羊入其凿(师古曰:“凿谓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师古曰:“离,造也。”)。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垄弥高,宫室愈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师古曰:“宫室如制,谓‘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君子攸宁’也。子孙众多,谓‘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也。”)。及鲁严公(师古曰:“即庄公也。”)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师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绝(孟康曰:“谓子般、闵公者杀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师古曰:“埤,下也,音婢。”),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其日迫卒(师古曰:“卒读曰猝。”),功费大万百馀(应劭曰:“大万,亿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师古曰:“物故,谓死也。流离,谓亡其居处也。”)。臣甚▯昏焉(师古曰:“▯昏谓不了,言惑於此事也。

译四面畅通,能容纳套着六匹马的大车通过,然后把各种杂物、涂漆的丝织品、锦缎、金银米粮等杂错放置其中,还要埋入车马、虎豹等禽兽。征发附近郡县的士卒。设置将军、校尉,此后凡是受宠爱的后宫嫔妃都要守卫陵园。到元帝下葬时,才不再用车马、禽兽等物陪葬。”)。

皇帝所乘的大驾,由太仆亲自驾御。方相氏戴着黄金打造的四只眼睛的面具,披蒙熊皮,穿黑色上衣、红色下裳,手持戈、挥舞盾牌,站立在车上,由四匹马在前面开路(《周礼》说:“方相氏在国丧时为灵柩开道,到墓地入墓穴时,用戈击打墓穴四角,驱赶方良怪物。”郑玄说:“方相,就是‘放想’的意思,是形容令人畏惧惊怖的样子。圹,是指挖穿地下的墓穴。方良,就是罔两怪物。天子的椁室,用柏木做黄肠为内层包裹,外面再用石头砌成。《国语》说‘木石之中的怪物,叫夔和罔两’。”)。旌旗的制度,长三仞,缀有十二条飘带,垂拖到地面,上面绘有太阳、月亮、升龙的图案,旗上写着“天子之柩”几个字。谒者二人站立在套着六匹马的车上作为仪仗的次序。皇帝出行到甘泉宫的仪仗,用金根车做容车,兰台令史率领法驾护送。丧服车即载运灵柩的大行车,装饰得和金根车一样。皇帝跟随灵柩相送,一切依照礼制进行。

太常进献启奠之礼。夜漏二十刻的时候,太尉戴上长冠,穿上斋戒时的礼服,乘坐高车,来到殿前止车门外等候。使者到达后,面朝南站立,太尉上前俯伏下拜接受诏令。太尉随即前往南郊。还差九刻天亮的时候,大鸿胪安排九宾之礼,随从站立,群臣依次就位,太尉主持行礼。执事人员都戴长冠

▯昏音昏。一曰,▯昏,古闵字,忧病也。”)。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师古曰:“安,焉也。”)?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师古曰:“说读曰悦。其下亦同。”);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北方邱垅(师古曰:“顾,犹反也。”),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无,宜从公卿大臣之议,(应劭曰:“▯无音规摹之摹。”师古曰:“谓规度墓地,应音是也。《韦元成传》及《萧望之传》规▯无音义皆同,其字从木。”)以息众庶。”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永始四年,出杜陵诸未尝御者归家(宫人无子,乃守园陵也)。

绥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已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风,去长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义陵(自崩至葬凡百五日。义陵在扶风,去长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诏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如淳曰:“陵上有宫墙,象生制度为殿屋,故曰殿中。”师古曰:“此说非也。殿中,谓圹中象正殿处。”)。

二月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哀帝陵也。衣在寝中,今自出在外床上。师古曰:“柙,匮也。”)。寝令以急变闻(非常之事,故云急变),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长安北六十里)。

东汉皇帝葬仪,以木为重,高九尺,广容八历,裹以苇席。巾门、丧帐皆以簟。车皆去辅︶,疏布恶轮。走卒皆布衤▯帻。太仆四轮▯为宾车,大练为屋幕。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后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

译、穿斋服。太祝令跪着宣读谥号策文,太尉再拜、叩头至地。仪式完成后,太尉捧着谥策,返回宫殿的端门。

太常进献祖奠之礼,中黄门、尚衣官捧着皇帝的衣服登上容根车。东园的武士将灵柩装载上车,司徒清道,站立在车前。治礼官引导太尉进入就位,站在灵柩车西侧稍偏南的位置,面朝东捧着谥策,太史令捧着哀策站在他后面。太常跪着说“进”,皇帝上前。太尉宣读谥策,然后把策文收藏进金匮。皇帝依次序把它藏于宗庙。太史令捧着装有哀策的苇箱,送往陵墓。太尉转身回到自己公卿的位置,再拜后站立哭泣。太常跪着说“哭”,大鸿胪依次传令哭泣,哭十五声,发出哀号之音,然后止哭。

太常主持遣奠之礼,一切按照礼制进行,请哭、止哭都依仪式行事。计时的漏刻显示到规定的时刻后,请求出发。司徒、河南尹先引导灵车转向,太常跪着说“请拜送”。灵车系上白色的牵引绳索,长三十丈,粗七寸,编作分组的牵绳,共分六行,每行五十人。公卿以下的子弟共三百人,都戴白色布帻和委貌冠,穿白色的丧服。校尉三人,都戴红色帻而不戴冠,穿绛红色纱制的单衣,手持幢幡等仪仗,由候司马丞担任队伍的领头,众人都口衔枚。羽林孤儿、巴俞地方的划船歌手共六十人,排成六列。铎司马八人,手持铎铃走在最前面开道。

大鸿胪安排九宾之礼,随行站立在陵墓南边墓道口的东侧,面朝北;诸侯、王公、特进列于墓道西侧,面朝北、以东为上位;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紧靠九宾之位的东侧,面朝北、以西为上位。皇帝所用的白布幕帐用白绢作里子,设在墓

已营陵,馀地为西园后陵,馀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汉书音义》曰:“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己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後错浑杂物,杆漆缯绮金实米▯,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侯,以後官贵幸者皆守园陵。元帝葬,乃不用车马禽兽等物。”)。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执戈扬▯,立乘,四马先驱(《周礼》曰:“方相氏,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郑元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圹,穿地中也。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裹,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曰“天子之柩”。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大驾甘泉卤簿,金根容车,兰台法驾。丧服大行载饰如金根车。皇帝从送如礼。太常上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长冠,衣斋衣,乘高车,诣殿止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衣斋衣。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洽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於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太尉旋复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十五,举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礼,请哭、止哭如仪。画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载车著白系参缪绋,长三十丈,大七寸为▯免,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帻不冠,绛纱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棹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大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後,己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

译道两侧,面朝西,一切依照礼制。容车的帷幄设在墓道西侧,面朝南;灵车正对着幄座,面朝南,中黄门、尚衣官捧着衣服进入幄座安放。灵车稍向前移动,太祝进献甜酒等祭品,依礼而行。司徒跪着说“大驾请止息”,太史令从车南面,面朝北宣读哀策,掌故官站在他后面,太史令读完后就开始哀哭。太常跪着说“哭”,大鸿胪依仪式传令众人哭泣。

司徒跪着说“请安放到下面的位置”,东园的武士捧着灵柩下车。司徒跪着说“请安放到墓室之中”,都导官引导东园武士捧着灵柩进入墓室。司徒、太史令捧着谥策、哀策放入墓室(晋朝时有人在嵩高山下得到一枚竹简,上面写着两行蝌蚪文字,朝廷内外互相传看,很少有人认得。司空张华拿去询问博士束皙,束皙说:“这是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经过核对查验,果然如此。由此可知,谥策、哀策原来是用这种蝌蚪文书写的)。

东园的武士经办事务,把随葬的明器放入墓中(《礼记》说:“明器,是把死者当作神明来供奉所用的器物。孔子说,用明器随葬,是懂得丧礼之道的表现,明器虽齐备但不能实际使用。”郑玄注《既夕礼》说:“陈列明器,以西侧一行、南端为上位。”)。

盛放食物的筲共八件,每件容量三升。里面分别装黍米、稷米、麦子、粱米、稻米、麻子、大豆、小豆各一筲。瓮三件,容量三升,分别装醋一瓮、肉酱一瓮、姜桂细末一瓮。黍米做的糖饴,用木架装载,上面盖着粗布。С(一种器皿)二件,容量三升,分别盛甜酒一份、酒一份,用木架装载,上面盖着精细的布。陶灯一件。红漆箭四支,箭杆用带纹饰的材料制成

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晋时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之,台中外传以相示,草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博士束▯。▯曰:“明帝显节陵中策也。”检校果然。是知策用此书也)。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礼记》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谓为明器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郑元注《既夕》曰:“陈明器以西行南端为上。”)。筲八盛,容三升(郑元注《既夕》曰:“筲,器种类也,其容盖与簋同。”)。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郑元注《既夕》曰:“屑,姜桂之屑。”)。黍饴,载以木桁,覆以疏布。С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镫一。彤矢四,轩▯周中,亦短卫。▯矢四,骨,短卫(《既夕》曰:“<羽侯>矢一乘,骨镞短卫。”郑元曰:“<羽侯>犹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镞短卫,亦示不用也。生时<羽侯>矢金镞,凡为矢,五分▯长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细毛<羽侯>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郑元注《既夕》曰:“牟,盛汤浆。”)。豆八,笾八,形方酒壶八。▯▯一具(郑元注《既夕》曰:“▯▯,盥器也。”)。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ね▯四,无ね。(《尔雅》曰:“大钟谓之镛。”郭璞注曰:“《书》曰‘笙镛以▯’。亦名▯。”)磬十六,无ね(《礼记》曰:“有钟磬而无иね。”郑元曰:“不悬之也。”)。埙一,箫四,笙一,篪一,▯一,▯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礼记》曰:“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谓之役器。郑元曰:“笮,矢ゅ。”)。▯免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郑元注《礼记》曰:“刍灵,束茅为人马,谓之刍灵,神之类。”)。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毕,东园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鸿胪请哭止如仪。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玉▯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周缘;赠币,元三▯二,各长尺二寸,

译,箭羽也削短了。另一种箭四支,箭头用骨头制成,同样箭羽削短(表示不实用)。红漆弓一张。酒杯八件,盛汤浆的器皿八件。豆(食器)八件,笾(竹编食器)八件,方形的酒壶八件。盥洗用具一套。手杖、几案各一件,车盖一件。钟十六件,另有无钮的钟四件,也是无钮的。磬十六件,没有悬挂的架子。埙一件,箫四件,笙一件,篪一件,另两种乐器各一件,瑟六件,琴一件,竽一件,筑一件,坎侯(一种弦乐器)一件(表示齐备而不实际演奏)。盾牌、戈各一件,箭袋一件,铠甲一件,头盔一件。丧车九辆,草扎的人马(刍灵)三十六匹。陶灶两件,陶釜两件,陶甑一件。陶鼎十二件,容量五升。葫芦瓢一件,容量一升。陶案九件。陶制大杯十六件,容量三升。陶制小杯二十件,容量二升。陶饭盒十件。陶酒樽两件,容量五升。葫芦瓢两件,容量一升。

祭服、衣物等随葬物品都放置完毕后,东园匠官宣布“可以举哀哭泣了”,在墓室中的人都放声哭泣。太常、大鸿胪依照仪式请求开始哭泣、止哭。司徒说“百官的事务都已办完,臣请求礼毕退下”,跟随进入墓室的人都行再拜之礼,然后退出,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太常引导皇帝前往赠礼之位。司徒跪着说“请举行赠礼”,侍中捧着一尺四寸长的鸿洞玉制赠器,下面垫着紫色的巾,长宽各三寸,用浅红色的绢做里子,四周镶着红色的边;此外还有作为赠礼的丝帛,黑色的三匹、红色的两匹,各长一尺二寸……

广充幅。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太常跪曰“赠事毕”,皇帝促就位(《续汉书》曰:“明帝崩,司徒鲍昱典丧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宫,还,至羡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头,言:‘礼,天子鸿洞以赠,所以重郊庙也。陛下奈何冒危险,不以义割哀?’上即还。”)。容根车游载容衣。司徒至便殿,并辇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进醴献。几下,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将校复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太红,还宫反庐,立主如礼。桑木主尺二寸,不书谥。虞礼毕,▯於庙,如礼(《汉旧仪》曰:“高帝崩三日,小敛空中牖下。作栗木主,长八寸,前方後圆,围一尺,置牖中,望外,内张绵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长三尺,四枚,缠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敛棺,以黍饭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为木函,藏庙太室中西墙壁▯▯中,望内,外不出室堂之上。坐为五时衣、冠、履、几、杖、竹笼。为俑人,无头,坐起如生时。前皇后主长七寸,围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长九寸。上林给栗木,长安祠庙作神主,东园秘器作梓棺,素木长丈三尺,崇广四尺。”)。先大驾日游冠衣於诸宫诸殿,群臣皆吉服从会如仪。皇帝近臣丧服如礼。▯▯大红,服小红,十一升都布练冠。▯▯小红,服纤。▯▯纤,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皂。每变服,从哭诣陵会如仪。祭以特牲,不进毛血首。司徒、光禄勋备三爵如礼。

译广度铺满一幅。皇帝上前跪下,走到墓道房门口,面朝西,用手把随葬的赠物投入墓穴深处,如此三次。东园的工匠捧着封好的物品送入藏物之房中。太常跪着说:"皇帝恭敬地再拜,请开始哭。"大鸿胪依照礼仪传令举哭。太常跪着说:"赠物之事已完毕",皇帝随即赶回原位(《续汉书》记载:"明帝驾崩,司徒鲍昱主管丧事。下葬那天,三公进去安放好梓宫,返回时走到墓道半途,遇上皇上想要下去,鲍昱上前叩头说:'依礼制,天子是用投物入深穴的方式来行赠礼,这是为了尊重郊庙祭祀之礼。陛下为何要冒险犯难,不依礼义克制哀情呢?'皇上于是立即返回。")。容根车载着容衣巡行。司徒到达便殿,随行的车驾、骑从都跟着容车一同来到玉帐之下。司徒跪着说:"请入幄。"于是引导升入。尚衣捧着衣物,依次呈上各种器物衣物,收藏在便殿中。太祝进献醴酒。灵位几前,用漏刻计时十刻。礼仪完毕,司空率领属官填土(复土)。皇帝、皇后以下都脱去粗布丧服,改穿太红色丧服,返回宫中、回到守丧的庐舍,按礼仪立起神主。神主用桑木制成,长一尺二寸,上面不书写谥号。虞祭之礼完毕后,将神主安放于宗庙之中,依礼而行(《汉旧仪》记载:"高帝驾崩后第三天,在内室窗下举行小敛。制作栗木神主,长八寸,前方后圆,周长一尺,安放在窗户之中,朝外张望,里面铺上棉絮使外面能看见,又用四根粗如手指、长三尺的白木条,缠上白皮,分置四方,摆放在窗中,神主居于正中。第七天举行大敛入棺,用黍米饭和羊舌在窗下祭祀。下葬之后,将神主收起。制作木匣,收藏在宗庙太室中西墙壁的〔某处〕之中,朝里张望,从外面看不出高过室堂之上。为神主设置五时的衣服、冠、鞋、几案、手杖、竹笼。又制作俑人,没有头,坐起的姿态如同活人一样。此前皇后的神主长七寸,周长九寸,摆放在皇帝神主的右侧。高皇帝的神主长九寸。上林苑供给栗木,长安的祠庙制作神主,东园秘器署制作梓木棺,用素木制成,长一丈三尺,高与宽各四尺。")。在大驾出行之前,先将〔先帝的〕冠服在各宫各殿间巡游展示,群臣都穿着吉服跟随集会,依礼而行。皇帝的近臣依礼服丧。〔某段时期〕穿太红丧服,后改穿小红丧服,戴十一升都布制的练冠。〔某段时期〕穿小红丧服后,改穿纤丧服。〔某段时期〕穿纤丧服后,改穿留黄丧服,戴平常所戴的冠。近臣以及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戴留黄冠。百官都穿黑色衣服。每次改换丧服,都要随行哭丧,前往陵墓集会,依礼而行。祭祀用特牲,不进献毛血和牲首。司徒、光禄勋依礼备好三爵酒。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丧,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辞,太常导出,中常侍授杖,升车归宫也。已下,反虞立主如礼。诸郊庙祭服皆不便房。王时朝服各一袭在陵寝,其馀及宴服皆封之箧笥,藏宫殿後阁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後改为章陵,因以春陵为章陵县。

六年四月,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一年三月,幸章陵,祠园陵。

十八年二月,幸长安。三月,祠高庙,有事於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长安,祠高庙,有事於十一陵(以後幸长安谒陵,不录)。

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後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奕奕”,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於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寝之意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传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诣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

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取长久之义)。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说文》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广雅》曰:“无虑,都凡也。”谓诸园陵都凡制度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谓赤眉入长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ね皆在周垣内。提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帝王世记》曰:“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雒阳十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会仪。

汉制:正月五供毕,以次上陵。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阶,拜神座。

译太皇太后、皇太后去世,合葬时,墓道打通后,皇帝前往便房祭拜,太常引导他走到墓道,皇帝解下拐杖,由中常侍接过,走到灵柩前,行礼,伏地哭泣,礼仪完毕后停止。辞别后,太常引导皇帝出来,中常侍把拐杖交还给他,皇帝登车返回宫中。灵柩下葬后,返回宗庙安放神主,依礼进行。各种郊祀庙祭所用的祭服都不放在便房。诸王当时所穿朝服各一套存放在陵寝,其余的以及宴会礼服都装入箱笥密封,收藏在宫殿后面的阁室中。

世祖建武二年,把皇祖、皇考的墓定为昌陵,设置陵令守护看管;后来改称章陵,因而把春陵改名为章陵县。

建武六年四月,皇帝驾临长安,第一次谒拜高庙,并在十一座祖陵举行祭祀。

建武十年八月,皇帝驾临长安,祭祀高庙,并在十一座祖陵举行祭祀。

建武十一年三月,皇帝驾临章陵,祭祀园陵。

建武十八年二月,皇帝驾临长安。三月,祭祀高庙,在十一座祖陵举行祭祀。

建武二十二年,皇帝驾临长安,祭祀高庙,在十一座祖陵举行祭祀(此后皇帝驾临长安谒陵之事,不再一一记载)。

古代没有到墓前祭祀的礼仪,汉代诸陵都建有园寝,这是承袭秦制而来。有人解释说,古代宗庙前面建庙,后面建寝,是取象于人的居所前有厅堂、后有卧室之意。《月令》中说“先荐寝庙”,《诗经》说“寝庙奕奕”,说的都是这个相通的道理。庙用来供奉神主,按四季祭祀;寝中陈设衣冠几杖等仿照生人使用之物,用来进献新收获的物品。秦朝开始把寝建在墓旁,汉代沿袭而未改,所以陵上称为寝殿,其中起居衣服等仿照活人所用器具,这就是"寝"之名的含义。建武以来,关中一带的诸陵因年代久远,只在四时用特牲祭祀;皇帝每次驾临长安到各陵拜谒时,才用太牢祭祀。从雒阳诸陵到灵帝为止,都在每月晦日、望日,二十四节气,伏日、腊日以及四季进行祭祀。庙中每日进献饭食,由太官供送所需物品,园令、食监负责督察,看守本陵的宫人依照更漏时刻整理被褥枕头,准备盥洗用水,陈设各种庄严的器具。

建武二十六年,开始营建寿陵(刚开始建陵时,还没有名称,所以称为寿陵,取长久之意)。将作大匠窦融上奏说明园陵的广袤规模,请示所需用度(《说文》说:"南北方向叫袤,东西方向叫广。"《广雅》说:"无虑,就是总计的意思。"这是说各处园陵的总体规制)。光武帝说:"古代帝王下葬,都用陶制人俑瓦器、木制车马茅草马,使后世的人不知道葬处所在。汉文帝深知有始有终的道理,汉景帝能够遵循孝道,遭逢天下大乱,唯独霸陵完好无损而受此福佑,这难道不是美事吗(指赤眉军攻入长安,唯独霸陵未被挖掘)!如今我所营建的陵地不过二三顷,不必堆筑山陵,池塘只须能够蓄水流通即可。"

光武帝葬于原陵,陵山四方各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围墙四面各开司马门。寝殿、钟簴都在围墙之内。所占田地共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帝王世纪》说:"原陵在临平亭的南面,西望平阴,东南距雒阳十里(光武帝在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驾崩,三月丁卯日下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皇帝率领公卿以下百官在原陵朝拜,礼仪如同元旦朝会一般。

汉代制度:正月初五祭祀完毕后,依次前往拜谒陵墓。西汉旧时就有上陵之礼。东汉的仪制是,百官、四姓外戚家的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前来朝见的侍子、各郡国的计吏都要到陵前集会。白天漏刻标记到"上水"时刻,鸿胪安排九宾之礼,众人依次排列在寝殿之前。钟声响起,谒者依礼仪引导宾客,群臣依礼就位。皇帝的车驾从东厢下来,太常引导他出殿,向西行拜礼,然后转身登上东阶,向神座行拜礼。之后退坐在东厢,面朝西方。侍中、尚书、陛者都站在神座之后。公卿群臣

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座後。公卿群臣谒神座,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礼乐阕,君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後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礼,即远而无近,至於墓则终事尽矣。人子孝思不忘,则专精於庙享而已矣。盖墓藏体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庙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圣人制礼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义全也。既已送形而往安於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庙中,而又致隆於陵园,如元会仪,上食奏乐,郡国奏计,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庙之理,以体魄为有知,虚庙┙而不重设,复举庙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违礼也。夫丧葬即远,岂得已而为之?不可沐浴而不敛也,故为之敛;不可敛而不殡也,故为之殡;不可殡而不葬也,故为之葬。首为中制,以节贤者之过,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无穷之心,则葬之之不得见,曷若存之於殡之为近,殡诸客位之为近,曷若勿敛勿浴、勿饮、勿含之可以称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则大圣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礼中节之为当也。明帝此举,盖生於原庙,蔡邕不折衷以圣人之制,而直论其情,情岂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时太庙之祭,▯簋笾豆、尊彝鼎俎,惟礼之循,而兢兢业业监於光武成宪损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为孝也,虽圣主何以晏驾诏曰:“加诸。”

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柩将发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路,青羽盖,驷马,龙▯九旒,前有方相,凤凰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悉导。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卤簿仪。後和熹邓后葬,按以为仪,自此皆降损於前事也。

阴太后崩,帝追慕无已,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悲不能寐,即按历,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树,令百官采取以荐,帝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视。

明帝葬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顷五亩。《帝王世记》曰:“故当寿亭也,西北去雒阳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崩,其月壬戌葬)。”

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东观记》曰:“陵东北作庑,长三丈五步出外为小厨,裁足祠祀。

译拜谒神座,太官进献食物,太常演奏迎食之乐,跳《文始》、《五行》之舞。礼乐结束后,君臣受赐用膳完毕,郡国的计吏依次上前,在神座前的走廊处禀报本郡的物价情况、百姓的疾苦,希望先帝的神灵能够知晓民间的动静。孝子侍奉双亲要尽礼数,这是敬爱之心的体现。仪式周遍完成,依礼而行。最后前往陵寝的计吏,赏赐他们佩带。八月饮酎酒时,也要上陵,礼仪也是如此。

致堂胡氏说:"送终安葬之礼,越到最后就越显疏远而不再亲近,到了墓前,丧事便算终了。孝子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不能忘怀,那就应当专心致志地在宗庙中进行祭享罢了。若在墓中收藏骨骸却把它当作生者对待,这是不明智的;在庙中安置神灵却把它当作死者看待,这是不仁的。这正是圣人制定礼仪,明白幽明之间的区别,仁和智相结合而理义才得以周全。既然已经把遗体送去安葬在地下,又把亡灵迎回而安放神主于庙中,如今却又在陵园大兴隆重之礼,像元旦朝会一样,进献饮食、演奏音乐,让郡国上报政务,陈说百姓疾苦,这是颠倒了陵与庙各自的道理,把骨骸当作有知觉之物,使庙中虚设而不再郑重供奉,又把庙中的神主抬出来在陵前祭祀,这些做法都是违背礼制的。丧葬之事越到后来越显疏远,难道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吗?不能只是沐浴遗体而不装殓,所以要为之装殓;不能装殓后不停灵,所以要为之停灵;不能停灵后不下葬,所以要为之下葬。这些规定作为适中的制度,是用来节制贤者过度的悲痛,同时勉励不肖之人不足的哀思。如果一味顺应孝子无穷无尽的思念之情,那么下葬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亲人了,倒不如把灵柩停放着更觉得亲近,停放在客位上更觉得亲近,又不如不装殓、不沐浴、不进食、不含玉,这样才更能表达我们不忍分离的心情。若从情理上推究到这个地步,那么无论是大圣还是至愚,都会走到行不通的地步,所以还不如遵循礼制、恪守中道更为恰当。明帝这一举措,大概是源于原庙之制,蔡邕没有用圣人的礼制加以折衷判断,而只是就情理直接议论,情理难道有穷尽的时候吗!假使明帝能把这份情感转移到四时太庙的祭祀之中,谨慎地对待簋、笾豆、尊彝、鼎俎等礼器,一切都遵循礼制,兢兢业业地依照光武帝所定的成法,斟酌损益、修明完善,那不是更好吗?极致的治世应当以孝道为本,即便是圣明的君主,又何须等到驾崩之后才下诏说要增加什么呢。"

永平七年,阴太后驾崩,灵柩将要从殿中出发,群臣百官依次陪位,黄门鼓吹奏乐三通,敲响钟鼓,天子举哀。三百名女侍史都穿着素服,间杂以白色丝绸,牵引灵柩唱挽歌,从殿中下来登上灵车,黄门宦官引导灵柩出宫。太后的魂车是鸾路车,配青色羽盖,驾着四匹马,龙旗上饰九旒,前面有方相氏开道,还有凤凰车,大将军的妻子在车上陪乘,太仆的妻子驾车,一切都有引导。公卿百官的仪仗如同天子出郊时的卤簿仪制。后来和熹邓太后下葬时,参照此例作为仪制,从此以后规格都比先前有所降低。

阴太后驾崩后,明帝追思仰慕不已,将要前往拜谒原陵,夜里梦见先帝、太后如同生前一样欢聚,悲伤得不能入睡,当即查看历书,第二天是吉日,于是率领百官前往上陵,那天陵树上降下甘露,皇帝命百官采摘进献。皇帝伏在御床上,看着太后梳妆盒中的物品,感动悲泣,命人更换脂粉等梳妆用具,左右侍从也都悲泣不已,没有人敢抬头看。

明帝葬于显节陵,陵山四方各三百步,高八丈。没有围墙,设置行马作为标志,四面各开一门,位于殿的北面,所占田地共七十四顷五亩。《帝王世纪》说:"显节陵原是寿亭之地,西北距雒阳三十七里(明帝在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日驾崩,当月壬戌日下葬)。"

明帝当初营建寿陵时,规定只须能蓄水流通即可,

”)。万年之後,扫地而祭,▯于水脯Я而已(▯于,饮器。《方言》曰:“碗谓之盂。”《说文》曰:“Я,干饭也。”)。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

章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东平王苍上疏谏曰:“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营建陵地,具称古典,诏曰:‘无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无违。至於自所营创,尤为俭省。古者邱垄且不欲其著明,况筑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数言之,亦不欲无故缮修邱墓。帝从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ね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顷五十二亩。《帝王世纪》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ね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纪》曰:“在雒阳四十一里(帝以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葬)。”

殇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ね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纪》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阳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ね在行马内。寝殿、园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纪》曰:“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幸叶,崩於乘舆。辛未发丧,四月已酉葬)。”

顺帝宪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ね在司马门内。寝殿、园省寺吏舍在殿东。提封田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纪》曰:“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冲帝怀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为寝殿行马,四出门。园寺吏舍在殿东。提封田五顷八十亩。《帝王世纪》曰:“西北,去雒阳十五里(帝以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

冲帝崩,将北卜山陵,李固议曰:“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费三分减一。”乃从固议。

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为行马,四出门。

译石椁宽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不得堆筑坟丘(《东观记》说:"陵的东北面建有廊庑,长三丈五步,向外延伸出一间小厨房,仅够祭祀之用。")万年之后,只须扫地祭祀,用碗盛水、干饭而已(〇于,是一种饮器。《方言》说:"碗又叫盂。"《说文》说:"Я,指干饭。")超过百日之后,只在四时设奠,安排几名吏卒,供人洒扫,不要开辟修整道路。若有人胆敢擅自兴建,就按照擅自议改宗庙制度之罪论处。"

章帝想要为原陵、显节陵设立县邑,东平王刘苍上疏劝谏说:"我私下看到光武皇帝亲身实践节俭之德,营建陵地时,完全依照古制,曾下诏说:'不要堆筑山陵、修建池塘,只须能够蓄水流通即可。'孝明皇帝奉行遵守,没有违背。至于他自己所营建的陵墓,更加俭省。古人尚且不愿意让坟丘过于显眼,何况修建外城、设立都邑呢?"又从吉凶习俗的角度加以劝说,也不希望无故修缮陵墓。章帝听从了这个意见而作罢。

章帝敬陵,陵山四方各三百步,高六丈二尺。没有围墙,设置行马,四面各开司马门。石殿、钟簴在行马之内。寝殿、园省在东面。园寺吏舍在殿的北面。所占田地共二十五顷五十二亩。《帝王世纪》说:"敬陵在雒阳东南,距雒阳三十九里(章帝在章和二年正月壬辰日驾崩,三月癸卯日下葬)。"

和帝慎陵,陵山四方各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没有围墙,设置行马,四面各开司马门。石殿、钟簴在行马之内。寝殿、园省在东面。园寺吏舍在殿的北面。所占田地共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纪》说:"慎陵距雒阳四十一里(和帝在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日驾崩,次年三月甲申日下葬)。"

殇帝康陵,陵山周长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面各开司马门。寝殿、钟簴在行马之中。以寝殿兼作庙。园吏寺舍在殿的北面。所占田地共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纪》说:"高五丈四尺。距雒阳四十八里(殇帝在延平元年八月辛亥日驾崩,九月丙寅日下葬)。"

安帝恭陵,陵山周长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没有围墙,设置行马,四面各开司马门。石殿、钟簴在行马之内。寝殿、园吏寺舍在殿的北面。所占田地共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纪》说:"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距雒阳十五里(安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日巡幸叶县,在车驾中驾崩。辛未日发丧,四月己酉日下葬)。"

顺帝宪陵,陵山四方各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没有围墙,设置行马,四面各开司马门,石殿、钟簴在司马门之内。寝殿、园省寺吏舍在殿的东面。所占田地共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纪》说:"宪陵在雒阳西北,距雒阳十五里(顺帝在建康元年八月庚午日驾崩,九月丙午日下葬)。"

冲帝怀陵,陵山四方各一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设有寝殿行马,四面各开门。园寺吏舍在殿的东面。所占田地共五顷八十亩。《帝王世纪》说:"怀陵在西北,距雒阳十五里(冲帝在永嘉元年正月戊戌日驾崩,当月己未日下葬)。"

冲帝驾崩后,将要向北占卜选择陵址,李固建议说:"如今各处都有寇贼作乱,军费开支已经加倍,宪陵刚刚建成,各种赋税征发已然频繁,况且皇帝年纪尚幼,可以在宪陵的墓域之内另建陵墓,依照康陵的规制建造,这样劳役费用可以减少三分之一。"于是朝廷听从了李固的建议。

质帝静陵,陵山四方各一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设有行马,四面各开门。寝殿、钟簴在行马之中,园寺吏舍在殿的北面。所占田地共十二顷五十四亩。以寝殿兼作庙。《帝王世纪》说:"静陵在雒阳东面,距雒阳三十二里(质帝在本初元年闰六月甲申日驾崩,七月乙卯日下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纪》说:"陵山四方各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东南,距雒阳三十里(桓帝在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日驾崩,次年二

寝殿、钟ね在行马中,园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顷五十四亩。因寝为庙。《帝王世纪》曰:“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闰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灵帝熹平元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诸侯王、公及外戚家妇女、郡国计吏、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侍子皆会焉。如会殿之仪礼,乐阕,百官受赐爵,计吏以次上,乡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恶,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叹曰:“吾闻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礼如此其备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恻隐,不易夺也。”或曰,“本意云何?”对曰,“西京之时,其礼不可得而闻也,光武帝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见此礼,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亲,男女毕会。郡计吏各向神座而言,庶几先帝魂神闻听之也。”

灵帝文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二十里(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献帝禅陵,《帝王世纪》曰:“在河内山阳之西,南去雒阳三百一十里。”

●卷一百二十五 王礼考二十

○山陵

魏武王崩,遗令无藏金玉珍宝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黄初二年十月,表首阳山东为寿陵。

帝自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卑,存不忘亡也(▯卑音扶历反。臣松之按:礼,天子诸侯之棺,各有重数;棺之亲身者曰▯卑)。昔尧葬▯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吕氏春秋》:尧葬於▯林,通树之;舜葬於纪,布廛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徒),故葬於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使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巳。故吾营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於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释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亲也。

译月辛酉日下葬)。"

灵帝熹平元年正月,皇帝车驾前往原陵,诸侯王、公卿及外戚家的妇女、郡国计吏、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的侍子都前来会集。仪式如同在殿中朝会一般,礼乐结束后,百官接受赏赐的爵禄,计吏依次上前,面向殿前先帝的御座,详细禀报当地风俗善恶、百姓的疾苦。司徒蔡邕感慨叹息说:"我听说古代到墓前祭祀,而朝廷有上陵之礼竟如此完备,考察其本意,才知道孝明皇帝极为孝顺、心怀恻隐,这份心意是不可改变的。"有人问:"本意是什么呢?"蔡邕回答说:"西汉时期,这方面的礼仪已无从得知了,光武帝最初葬在此处。明帝继位满一年后,群臣朝贺新年,明帝感念先帝不能再看到这样的礼仪,于是率领公卿百官到陵前朝拜。有亲戚关系的人,无论男女都要前来会集。各郡国的计吏都面向神座禀报,希望先帝的魂灵能够听闻知晓。"

灵帝文陵,《帝王世纪》说:"陵山四方各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西北,距雒阳二十里(灵帝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驾崩,六月辛酉日下葬)。"

献帝禅陵,《帝王世纪》说:"在河内郡山阳县的西面,南距雒阳三百一十里。"

●卷一百二十五 王礼考二十

○山陵

魏武王曹操驾崩,遗令不要在高陵中收藏金玉珍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驾崩,二月丁卯日下葬)。

文帝黄初二年十月,上表选定首阳山东面作为寿陵。

文帝自己撰写终制说:"按照礼制,国君即位就要开始准备内棺,这是活着时不忘记死亡的做法(〇卑,音读作扶历反。臣裴松之按:按照礼制,天子诸侯的棺材,各有若干层数;紧贴遗体的那层棺材叫做〇卑)。从前唐尧葬在〇林,四周都种上树木;夏禹葬在会稽,耕种的田地并不因此而改变(《吕氏春秋》记载:唐尧葬在〇林,四周种上树木;虞舜葬在纪地,铺设的市肆不改变原样;夏禹葬在会稽,不惊动百姓),所以葬在山林之中,就应当与山林相合。堆筑坟丘、种植树木的做法,并非上古的礼制,我不采用这些。寿陵依山而建,不要堆筑坟丘、种植树木,不要修建寝殿、营造园邑,也不要开通神道。所谓安葬,就是要收藏起来,是想让人们无法找到它。骨骸没有痛痒的感知,坟墓也不是神灵栖居的住所,礼制上本不主张在墓前祭祀,是为了使生与死之间不相混杂,做棺椁只须足以使骨骸腐朽于其中,衣衾只须足以使遗体腐化即可。所以我在这不能耕种的荒丘上营建陵墓,是希望改朝换代之后,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不要用苇席、木炭作为陪葬品,不要收藏金银铜铁,一律用陶制器物,符合古代用泥车、草人殉葬的道理。棺材只需在接缝处涂漆三遍,含殓时不要用珠玉,不要用珠襦玉匣,这些都是愚蠢的世俗做法。季孙氏用美玉殉葬,孔子急忙赶去阻止,就好比让尸骨暴露在荒野中一样。宋国国君厚葬,君子批评华元,认为乐莒此举不合臣道,是把国君置于恶名之中。汉文帝的陵墓没有被挖掘,是因为霸陵中没有什么值得盗取的东西;光武帝的陵墓被挖掘,是因为原陵堆筑坟丘、种植树木。霸陵能够保全,功劳在于张释之;原陵被挖掘,罪过在于明帝。张释之忠心耿耿,有利于君主;明帝虽尽孝道,却害了亲人。忠臣孝子,应当思考孔子、左丘明、张释之的言论,以华元、乐莒、明帝之事为鉴戒,保存那些能使君主安宁、亲人安定的做法,使亡灵万世无忧,这才是贤明圣哲的忠孝之道。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自从丧乱以来,汉代各陵墓,无一不被挖掘,甚至有人焚烧陵墓以取得玉匣金缕,尸骨也一并烧毁,这如同遭受焚烧的刑罚,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这祸患都是由于厚葬、堆坟种树所致。'桑弘羊、霍光之事可作为我们的鉴戒',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