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十二 经籍考三十九

译进去的。而且这个注解相当浅陋，恐怕不是房玄龄所作，有人说是尹知章所注。"管仲多次会合诸侯，来尊崇周王室，但他自己却享用三归台、反坫这样的礼制，僭越比拟诸侯国君的规格，因此孔子既赞许他的仁德，又鄙视他不懂礼仪，议论的人因此说管仲只知道治理别人却不知道修养自己。我读管子的书，看到他谨慎地施行政令，畅通商贾贸易，平均劳役负担，充分利用地力，既使国家富强，又相当能用礼义廉耻来教化国家的风俗。像《心术》《白心》这些篇章，也曾经旁及正心诚意的道理。他能够统一匡正天下，辅助齐桓公成就五霸之中的鼎盛地位，也是理所应当的了。他之所以以奢侈骄纵闻名，大概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问题在于他的心志容易满足，不能亲身践行罢了。孔子这样评价他，大抵是因为古人大多把不遵行礼制看作是不懂礼制，陈司败讥讽鲁昭公的说法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管子这部书本来就没有不好的地方，后世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能够学习它，也还可以用来制服四方夷族、安定中原，学者们怎么可以忽视它呢！因此我为它校正文字，并辨明其中的音训。

东坡苏氏说：我曾经读《周礼》中大司马的兵法，了解到军旅什伍的编制数目。后来读管夷吾（管仲）的书，又了解到管子如何改变周朝的军制。大概是因为称王天下的人用兵，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为了求胜敌人，所以他们制定的法度，要以不能被人轻易收买、瓦解为原则罢了。至于齐桓公、晋文公，如果不能决定性地战胜敌人就无法确立霸业，所以他们的法度重在必胜。繁复曲折的法度，是用来防止自己被打败的；简明直接的法度，是用来求得必胜的。

水心叶氏说：《管子》这部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写于同一时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所写。从书中提到毛嫱、西施、吴王喜好剑术这些内容来推断，大概是春秋末年的作品。又有"保持满盈、稳定倾覆之势，不做被动的一方"等说法，也是文种、范蠡所遵循运用的道理。当时本来就有师徒相传的传统，而汉代初年的学者讲习尤其显著，贾谊、晁错把它当作经典的根本，所以司马迁说"读管仲的书，说得非常详尽"。这部书篇目的次第，是最为整齐有条理的，是汉代流行的版本。到了汉成帝、哀帝年间，刘向、刘歆考订论定各种古籍，古文经学大为兴盛，学者们虽然对此半信半疑，但管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也因此逐渐被贬低。然而自古以来，人们一直相传，直接说这就是齐桓公、管仲彼此商议、一问一答的言辞。我常常惋惜晋人收集诸葛亮事迹的书，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假使管子的施政举措真的能够流传于世，那么读书人中即使浅薄之人不能达到周公、孔子那样高深的境界，凭他们各自的才能资质也足以有所建树，那么管仲所亲身经历、治理过的事情，难道不足以成为他们的榜样典范吗？只是那些隐居山林的处士，凭空臆测揣摩，借此为自己扬名，王道之术因此开始变异；而后世相信了他们的说法，辗转相传、加以疏解，走上幽深曲折的旁门左道，于是就与正道…（文本至此中断）

译(而当今)这门学问已经断绝了。而这部书正是申不害、韩非的先驱，商鞅、李斯的最初启发者。百姓遭受其祸害，却没有蒙受其福泽。可悲啊！又说：管子这部书唯独盐〇一节被后人所遵奉，谈论盐利的人无不奉管仲为祖师,使他蒙受千秋万世的污名，实在令人痛恨！《左传》记载晏子说“海边的盐和蚌蛤，(齐国)派人祈祷守候着（垄断经营）”，认为这是（齐国国力）衰微时的苛捐重敛，陈氏因此广施恩惠（收买人心），图谋夺取齐国，而齐国最终因此而灭亡。既然如此，那么管仲当年所得来的（治国之利），齐国凭借它而称霸诸侯，那晏子又怎能非议它呢？孔子因管仲器量狭小而轻视他，责备他在大节上的不足是可以的，假使管仲果真做出猥琐卑贱、连市井小人都不屑为之的（敛财）手段，孔子也就顾不上（仅仅）责备他（器量小）了。所以《管子》一书中最为荒谬悖理的，没有比《轻重》诸篇更严重的了。

译高氏《子略》说：先王的制度，在周代达到极盛。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周公之所以能够创建周朝，并非靠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经营之艰难，积累之深厚，何况其中还有承袭自唐尧、虞舜、夏、商旧制的部分。等到它衰落之时，一个人的谋划、一时的私利，就足以使它销毁破坏、变迁蚀损，最终没有留下一点余脉。唉！怎么如此容易呢！九次会合诸侯的力量、成就一霸的图谋，对齐国有什么好处呢？它使天下人只知用兵而忘记从事农业，天下人只知谋利而忘记讲求道义。哪有不是利益的事，齐桓公却用贪婪去攻取它；哪有不是用兵的事，却用便宜行事、用巧诈去施行它。一切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制度，都如烟消散、如风吹散，没有一样能够流传下来。唉，管仲实在是不仁啊！更何况井田制既已破坏，度量衡制度既已建立，商鞅的毒害就更加滋长了。分封制既已崩坏，《诗》、《书》既已被焚烧，李斯的祸害就更加惨烈了。这又是谁的过错呢？汉、唐的君主，贪求功业、苟且谋利，用兵穷尽却没有法度，役使百姓过度而诛杀无度，还做出了管仲、商鞅、李斯都不曾做过的事。难道没有一位有识之士、一种精辟的议论，怀着一点恢复古制的心意，最终却始终不能真正推行？大概是三代的制度败坏得太严重，已经扫地已久了！败坏三代之法的，大概首先要从管仲说起吧！

周氏《涉笔》说：《管子》这部书，是各种杂说的汇集。我曾经喜爱其中统贯道理、名法的部分超过其他篇章，但是其他一些专门谈论道、论述法的篇目，如《内业》、《法禁》等篇，又偏于一端而互不关联。虽然如此，观察事物必须看它的汇聚之处，《文子》、《淮南子》只是汇聚众多言辞，虽然自成一家，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管子》是汇聚了其中精义的。就像杂色的羽毛、驳杂的色彩中夹杂着纯玉之音，时常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陈氏说：查《汉书·艺文志》，《管子》八十六篇，列在道家类中。《隋书》、《唐书》的艺文志则将它列在法家之首。现在的篇数与《汉志》相合，但卷数比《隋》、《唐志》多。《管子》似乎并非法家，然而世人都并称管仲、商鞅，大概是因为他们标榜的权术用心相同的缘故吧？但如果把它归为道家又不相类。现在依从《隋》、《唐志》的分类。

《崇文总目》说：唐代国子博士尹知章为其作注。据《吴兢书目》，全书共三十卷，当时留存十九卷，从《列势解》篇以下的十一卷已经亡佚。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代杜佑撰写。采摘《管子》章句中的要旨，共编为十篇。

※《商子》五卷

晁氏说：秦国公孙鞅撰写。公孙鞅是卫国的庶出公子，喜好刑名之学。秦孝公委任他执政，于是使秦国富强起来，后来因谋反而被诛杀。公孙鞅被封在於、商之地，所以以此为名。此书原本二十九篇，如今亡失了三篇。太史公在评论公孙鞅刻薄少恩之后，又说读了公孙鞅的《开塞》篇，认为与他的行事作风相似，最终落得恶名，是有原因的。《索隐》说：“开是指刑法严峻则政治教化开通，塞是指广施恩惠则政治教化闭塞。”如今考察这部书，司马贞大概是未曾亲见这部书，所以才妄加此说。《开塞》是书中第七篇，说政治教化闭塞已久，如今想要开通它，必须刑罚用于九分而奖赏用于一分；刑罚施加在将要犯错之时，大的奸邪就不会产生；奖赏施加在告发奸邪之人身上，那么细小的过失也不会被放过；大奸不生、细过不失，那么国家就治理好了。由此看来，公孙鞅的方法没有别的，只不过是依靠告发揭发罢了。所以他治理国家，对不告发奸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对告发奸邪的人与杀敌立功同赏。这就是秦国风俗日益败坏、以至于父子相互残害的原因，而公孙

译鞅自己也未能逃脱这种恶果。太史公的话，确实不假啊。

周氏《涉笔》说：商鞅的书也多有附会后世之事，拟取他人的言辞，并非本人所论著的。其中精确切要之处，《史记》列传已经概括穷尽了，如今留存的大多是杂乱冗滥的言辞，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像"占有土地就不必担忧贫穷，拥有百姓就不必担忧弱小"这类话，几乎没有多少了。这部书专门以劝诱耕种、督促作战为根本。如今书中说要使商人不能买进粮食，农民不能卖出粮食，农民不能卖出粮食那么怠惰的农民就会努力，商人不能买进粮食那么即使丰年也不会更加安乐。粮食积存却不卖出，不耕种的人固然会困窘，但努力耕种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粮食暴露堆积如山，不及时焚烧，就没有用处了。管子说"积存的多而消耗的少，那么百姓就不会努力"，不知道当时哪里有多余的土地可以生产那么多粮食。抬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其赋税，使其比原价高出十倍，那么商贩就会减少，农民也不会沉溺享乐，如此一来酒肉的用途就废弃了。凡是《史记》没有记载的内容，往往是作书之人附会而成，并未曾真正通行过。秦国刚刚兴起之时，朝廷的官爵难道有用财货购买的吗？而卖弄权力以求取财货、贿赂下级官员以图谋升迁的事，难道是秦孝公之前就有的事吗？

陈氏说：《汉志》记载二十九篇。如今存二十八篇，又亡失了一篇。

※《慎子》一卷

陈氏说：赵国人慎到撰写。《汉志》记载四十二篇，排在申不害、韩非之前，申不害、韩非都称引过他。《唐志》记载十卷，滕辅作注。如今麻沙刻本仅存五篇，显然已非全书。据庄周、荀卿都曾并称田骈、慎到，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是齐国人，见于《史记》列传。如今《中兴馆阁书目》却说他是浏阳人。浏阳在如今的潭州，是吴国时才设置的县，与赵国南北完全不相干，大概是根据书坊所传之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崇文总目》说共有三十七篇。

周氏《涉笔》说：稷下能言善辩之士当中，像慎到这样的人，最能摒除荒诞浮夸之说，剪除枝蔓，以道为本而归结于情理，以法为主而要求于君上，不是田骈、尹文之流所能比得上的。这五篇虽然简约，但明白纯正，能够统贯本末。书中还说"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尊贵的，那么道理就无从通达，所以要设立天子来统领天下"，"君主不挑选他的臣下，让位居下位的人容易安身，无所不容，所以下面的人才多，下面的人多才叫做上位大治"，"人不能自己成就自己，那么在上位的人就无法取用他，只有教化使他为我所用，才可以驾驭他"。自古以来论述帝王之政的人，能达到这种见识的很少。又说"君主舍弃法度而以己身治理国家，那么诛杀奖赏、给予剥夺就都出自君主的私心"，"法虽然不完善，还是胜过没有法"。如今一概把慎子归为刑名家，这也并不恰当。孟子说帝王之政不合于时用，慎子阐述名法之说不被采用，而驺忌却凭一番游说便得到重用，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道理。

※《韩子》二十卷

晁氏说：韩非撰写。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之一。喜好刑名法术之学，撰写了《孤愤》、《五蠹》、《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的著作。秦王见到他的书，感叹道："能得到这个人，与他交游，死也不遗憾了！"于是急忙攻打韩国，得到了韩非。后来韩非又受到李斯的诽谤陷害，被交付狱吏，逼迫他自杀。全书共五十五篇。他议论极为刻薄而没有诚意，认为夫妇父子之间都不值得相互信任，然而书中却有《解老》、《喻老》两篇，所以太史公认为其大要都源于《道德经》的思想。老子的学说本来是很高深的，世人都奇怪它的流裔怎么会变成这样，殊不知老子的书中有"将要收敛它，必定先扩张它；将要削弱它，必定先增强它；将要废弃它，必定先兴盛它；将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以及"想要居于人上的，必须用言辞

译对人表示谦下；想要居于人前的，必须使自身处于人后"这样的话，其实是权诈之术。这就是老子学说一经流传就变成韩非这样的原因吧。

高氏《子略》说：如今读他的书，往往崇尚法术来神化自己的作用，轻视仁义，严厉推行刑名之说，背离《诗》、《书》，考核名实，其心思言辞旨趣，都是商鞅、李斯治理秦国的手法，而韩非又想要超越凌驾于他们之上。这正是秦始皇所投合的，也正是李斯所忌惮的地方。韩非最终因此而被李斯所杀，秦朝随即也因此灭亡，本来就不必等到秦始皇真正采纳他的学说。《说难》这一篇，实在是切中人情事理的，正因为他急切地想要求得任用，所以才先撰写这篇文章，然后才去游说别人，或许也希望借此万一得以侥幸成功吧。太史公因为他游说之难，本来就曾为他感到悲哀。太史公之所以为他感到悲哀，恐怕也是有感于自身的遭遇而发出的吧？唉！读书人不遇明主，就要随时势而趋附，假如让他们都能得遇明主，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何况《说难》、《孤愤》这样的著作，正是像韩非这样不得遇合的人写出来的呢？扬雄说："秦国的士人卑贱而拘束"，确实如此啊！

以上是法家。

《汉书·艺文志》说：名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古代的礼官。古时候名分地位各不相同，礼仪也随之有不同的等级。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吧！名分不正，那么言语就不顺畅；言语不顺畅，那么事情就办不成。"这是他们的长处所在。等到浅薄的人来施行它（{敫言}是指攻讦，音同"工钓反"），就变成了苟且钩织、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罢了（钅瓜，是破碎的意思，音同"普盖反"，又音"普狄反"）。

《汉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子》二卷

陈氏说：周代尹文撰写。仲长氏所编定。序言称尹文在齐宣王时居于稷下，向公孙龙求学，公孙龙曾称赞过他。而《前汉·艺文志》记载此书排在公孙龙的书之前。颜师古说尹文曾游说齐宣王，时间在公孙龙之前。《史记》记载公孙龙是平原君的门客，平原君担任赵惠文王的国相，而在赵惠文王元年时，齐宣王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由此可知尹文并非向公孙龙求学的人。如今看他的书，虽然专门谈论刑名之学，但也宗奉六艺，多次称引孔子，其中背离正道的地方是很少的。哪里像公孙龙那样不宗奉圣贤，喜好怪诞荒谬的言论呢！李献臣说："仲长氏，就是仲长统。熙伯，是缪袭的字。"《传》记载仲长统死于汉献帝逊位之年，而这里却说"黄初末年到达京师"，难道是史书记载有误吗？这个本子是富顺李氏的家藏书，错讹脱漏严重到几乎无法阅读，因此为它订正其中错误严重的地方，有疑问的地方就存疑不改。

高氏《子略》说：班固《艺文志》名家一流中，著录了《尹文子》。这部书既谈论大道，又谈论名分，又谈仁义礼乐，又谈法术权势，大致是学习老子而又杂糅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书中说："百姓不畏惧死亡，是由于刑罚过度造成的。刑罚适中那么百姓就会畏惧死亡，畏惧死亡就懂得活着的快乐，懂得活着值得快乐，所以才可以用死亡来威慑他们。"这有些接近老子的思想。书中又有不变之法、治理民众之法、平准之法，这又与申不害、韩非的思想相合。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学说就是驳杂的，他的见识就是混淆的，并不是纯粹属于道家的。仲长统为此书作序，说尹文曾向公孙龙求学。按公孙龙是平原君的门客，是赵惠文王时期的人。齐宣王去世，到赵惠文王即位之间相隔四十多年，那么尹文早于公孙龙是十分明显的，他并非向公孙龙求学的人。晁氏曾经称赞此书"宗奉六艺，多次称引孔子。"仔细考察这部书，却看

译不出有什么称引孔子、宗奉六艺的地方，仅仅提到诛杀少正卯这一件事罢了。唉，读书人生在春秋、战国之世，那种熏染浸润、变化多端、纵横捭阖，追求在当时得到施展、图谋自己远大欲望的人，往往千篇一律、殊途同归。而能够卓然屹立于世俗之中、扫除各种异端邪说、学问必定宗奉孔子、言论必定依据《六经》的，只有孟子一人罢了。

容斋洪氏《随笔》说：《尹文子》全文仅有五千字，其议论也并非纯粹本于黄老之学，仔细品味其言论，颇有流于兼爱学说的倾向。《庄子》末篇，评述天下研治学术方法的各家，说："不为世俗所拖累，不为外物所修饰，不苟且待人，不违逆众意。希望天下安宁，以保全百姓的生命，人我之间的供养，只求满足即止，以此来表明心迹，古代的道术中有属于这一类的。宋钅开、尹文听闻了这种风气而喜爱它，制作了华山形状的帽子来表明自己的主张。虽然天下人并不采纳他们的学说，他们仍然勉强喋喋不休而不肯罢休。他们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为自己考虑得太少。"这大概也概括了他们的学说了。荀子的《非十二子》中提到宋钅开，却没有提及尹文。另外还有一部书也叫《尹子》，共五卷，十九篇。它的言论肤浅，多涉及佛教内容，大概是晋、宋时期浅陋之人所作，并非这里所说的尹文子。

周氏《涉笔》说：尹文子是稷下能言善辩之士，刘向说他的学说本于庄子、老子。他的书从道说起一直谈到名，再从名说到法，以名为根本，以法为凭借。删削繁复的文辞，操持体制深沉切实，一定认为圣人对于挽救时局没有用处，国家的治乱也不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否。大概所谓尊崇君主的权力、聚敛百姓的粮食，用富贵贫贱来操控天下，他的法度就是这样的。这大概是申不害、商鞅、韩非所共同奉行的。老子说："以正道治理国家，以奇巧用兵，以无为来取得天下。"所谓无事，就是收放予夺，这是老子所秉持的权术。尹文子阐述这一学说，认为运用名法权术，来矫正抑制残暴之情，那么就已经无事可做了，已经无事可做就可以得到天下。然而这样看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老子所说的道啊。

陈氏说：《汉志》记载尹文是齐宣王时人，早于公孙龙。如今的本子称是仲长氏编定的，魏黄初末年得自缪熙伯；缪熙伯又说尹文与宋钅开、田骈一同向公孙龙求学，这是不对的。公孙龙的书中提到尹文，是借尹文之口来回答齐宣王的问话，用来诘难孔穿，那么尹文其人应当在公孙龙之前，班固《艺文志》的说法是对的。仲长氏，就是仲长统吗？熙伯名叫袭。

※《邓析子》二卷

《崇文总目》：邓析子，战国时人。《汉志》记载两篇。当初，邓析撰写了四篇书，刘歆的目录中记为一篇，共五篇，刘歆又重新校订为两篇。

晁氏说：《邓析》两篇，文字讹误缺失，有的把"绳"字误作"渑"字，把"巧"字误作"功"字，我大略地订正了这些错误，并且撮取其大意加以评论。说：先王的时代，道德修明，以仁为根本，以义为辅助。诰命谟训就记载在《书》中，讽谏箴规就寄托在《诗》里，《礼》、《乐》用来彰显善行，《春秋》用来惩戒恶行，它们的起初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其归旨却是相合的。就好比天地的位置虽然不同，但化育万物的功用是均等的；寒暑的气候虽然不同，但成就一年收成的功用是一致的，这难道不都是出于道德使然吗！自从文王、武王去世之后，圣王不再兴起，道德在天下变得晦暗不明，而仁义几乎熄灭。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各自都想要依附于圣人，却看不到大道的全貌，凭借他们的一己私见妄加臆说，欺骗世人、迷惑众人。所以九流都出现在周代末年，他们的著述各有所长，但也不能没有所失，他们的长处大概是有见

译于圣人之道，而他们的所失大概是各自逞其私见，所以明智的人应当审慎地加以取舍罢了。既然如此，那么邓析的书，难道能够完全废弃吗？《左传》说："驷〇杀了邓析却采用了他的竹刑。"班固把邓析的书列在名家之首，那么邓析的学问，大概是兼具名家和法家的。如今看他的书大旨是攻讦而刻薄，确实他的话没有什么可疑的，但是其中时有剿取别家书籍的内容，颇为驳杂不伦，难道是后人附会增益进去的吗？

高氏《子略》说：刘向说不是子产杀了邓析，用《春秋》来验证。查《左氏传》鲁定公八年，郑国的驷〇继承其父太叔执政，第二年，杀了邓析却采用他的竹刑，君子认为驷〇在这件事上是不忠的。考察邓析的行事，本来就无法详细知道了，看他所立的言论，他说"上天对于人没有偏厚，君主对于百姓没有偏厚"，又说"权势是君主的车驾，威严是君主的policy"，这些意思大概是出自申不害、韩非的学说。班固《艺文志》却把他列入名家。《列子》本来就曾说他"操持两可之说，设立无穷的言辞，屡次诘难子产的法令，而子产诛杀了他。"这已经与《左氏》的记载不同了。《荀子》又说他"不效法先王，不认同礼义，善于明察却没有恩惠，善于辩论却没有用处"，那么他也流于申不害、韩非一路了。而《左传》却说驷〇杀邓析是不忠，郑国因此而衰弱。郑国之所以能够立国，是靠裨谌起草政令、世叔加以讨论、东里子产润色完成的，这大概接近古人的做法了。子产曾告诉太叔说："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厚使人信服，次一等的就不如用严猛。"子产是个仁厚的人，本来就已经不是纯粹用德行治国的了，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只不过竹刑一施行，百姓就感到惊惧害怕。唉！春秋以来，列国交错纷争，不是以利益取胜，就是靠威势推行，与百姓在争夺侵凌的威势中相互煎熬，哪里还能懂得仁德浸润、道义感化的道理呢？那时候的百姓真是苦啊！本来是有恩惠而百姓不知晓，执政的人，难道不比那种以刻薄为法度、以威势为神明的做法更贤明吗？邓析被杀，虽然是驷〇的过错，但也算是郑国的福气了。

※《公孙龙子》三卷

陈氏说：赵国人公孙龙，是提出"白马非马"、"坚白"之辩的人。他的学说浅陋迂腐怪僻，不知道凭什么能够迷惑当时人们的听闻。《汉志》记载十四篇，如今的书本存六篇。开篇先叙述孔穿的事，文意有重复之处。

※《人物志》三卷

晁氏说：魏国邯郸人刘劭，字孔才撰写，伪凉刘〇作注。因为人的材质器度、志向趋尚各不相同，应当用"九徵"、"八观"的方法，审察之后再加以任用。全书共十六篇。刘劭是郄虑所举荐的。郄虑就是那个进谗言杀害孔融的人，不知道这件事在刘劭的书中算什么位置，而刘劭却接受了他的知遇之恩。

陈氏说：《梁史》中没有刘〇这个人，是《中兴书目》这样记载的。晁氏说他是伪凉人。

※《广人物志》十卷

陈氏说：唐代乡贡进士京兆人杜周士撰写。记叙了从唐武德年间到贞元年间选拔举荐人才的事实，共五十五科。

以上是名家。

《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看守宗庙的官吏。用茅草盖屋、用柞木做椽子，所以崇尚节俭；供养三老、五更，所以主张兼爱；选拔士人、举行大射之礼，所以崇尚贤能；祭祀宗庙、尊崇祖先，所以敬奉鬼神（是说相信鬼神的存在）；顺应四时而行事，所以反对命定之说（苏林说："非命，是说墨家反对相信命运的人，认为这类人却又反过来劝人修养德行、积累善行，这种教化理念与实际行为相矛盾，所以加以讥讽。"如淳说："是说没有吉凶的命运，只有贤能与不肖、善良与邪恶的区别"）；用孝道来教化天下，所以主张上下同心（如

译淳说："是说要使人人都同心协力，才可以治理好国家。"颜师古说："《墨子》有《节用》、《兼爱》、《尚贤》、《明鬼》、《非命》、《尚同》等各篇，所以《汉志》历数其大意。视，读作示"），这是他们的长处所在。等到蒙昧的人来实行它，只看到节俭的好处，因而反对礼制，推广兼爱的意旨，却不懂得区分亲疏远近。

《隋志》：三部，一十七卷（《唐志》相同）。

《宋志》：只有《墨子》一部。

《墨子》十五卷

晁氏说：宋国墨翟撰写。战国时担任宋国大夫，撰写著作七十一篇，以崇尚节俭、兼爱、尊贤、敬鬼、非命、尚同为主要学说。荀子、孟子都曾批驳他，唯独韩愈说："这种争辩产生于末流学者之手，并非孔、墨二位宗师本来的主张。"昌黎韩氏《读墨子》说：儒家讥讽墨家提倡尚同、兼爱、尚贤、明鬼（上，有的本子都写作"尚"）。但孔子敬畏权贵，居于某国就不非议该国的大夫，《春秋》讥讽专权的臣子，这不也是尚同吗？孔子爱护亲人、崇尚仁德，以博施济众为圣人的标准，这不也是兼爱吗？孔子崇尚贤能，用四科来褒奖进用弟子，痛恨自己终身声名不能显扬，这不也是尚贤吗？孔子祭祀祖先时如同祖先真的在场，讥讽祭祀时如同没有祭祀的人，说我祭祀就能得到福佑，这不也是明鬼吗？儒、墨两家都认同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主张修身正心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互相不能认同到这种地步呢？我认为这种争辩产生于末流学者之手，各自致力于推销自己老师的学说，并非孔子、墨子二位宗师本来的主张。孔子的思想一定要用得上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也一定要用得上孔子的思想，两者互不为用就不足以称为孔子、墨子。

高氏《子略》说：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出现了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孔子、墨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裂为三派，他们的学说已经有了差异。墨子称颂尧说"用不加雕琢的椽子、不加修剪的茅草盖屋"，称颂周说"尊崇父辈以配享上天，在宗庙祭祀文王"，又援引"如同保护婴儿一样，惩罚务求公正均等"这样的话，出自《康诰》、《泰誓》篇，看起来似乎是依据经典、依据礼制的。孟子极力排斥他不遗余力，大概是听从了孔子的教诲："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莠草，是怕它扰乱禾苗；厌恶郑声，是怕它扰乱雅乐；厌恶紫色，是怕它扰乱朱色；厌恶伪善之人，是怕他扰乱德行。"墨子这部书，就像庄周、申不害、商鞅、韩非、惠施这些人的著作一样，即使不排斥它也是可以的，唯独因为它的言论近乎虚伪、行为近乎欺诈，如果让天下后世的人都相信他的学说，那危害将是不可胜言的，因此不能不加以排斥。

巽岩李氏说：《墨子》十五卷，所流传的版本十分古老，但多有脱漏错误，有的次序混乱，章句颠倒，往往残缺不全难以卒读。我反复推敲研究，稍加订正，使前后相互连贯，十次努力才勉强弄清一两处，遇到相合之处，就如同符节吻合一样。这才知道古书中的讹误，正是由于学习的人不肯下功夫钻研罢了，只要广泛地考察、深入地研究，还是有希望认识它的完整面貌的。

陈氏说：《汉志》记载七十一篇，《馆阁书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的本子，多有讹误脱漏，前后不相连贯。又有另外两个本子，只存十三篇，应当就是这个本子。当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之时，唯独孟子一人挺身而出反对他们，谆谆教诲唯恐不能取胜。如今杨朱的书已经失传，只有《列子》中还保存了一些他的言论，墨家的书流传于世的，也只剩这些了。孟子的学说历经百代反而更加光大，最终能够上配孔子，与《论语》并行于世。异端邪说，又怎么能够抗衡我们的正道呢！

按：自从孔子去世之后异端学说就兴起了，老子、庄子、杨朱、墨翟、苏秦、张仪、

译申不害、商鞅这些人，各自凭自己的见解各行其道，到孟子才出言加以驳斥。然而看《孟子》七篇之书，用来排斥杨朱、墨翟的言辞极为激切，而对其他各家却相对疏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老子、庄子、申不害、商鞅、苏秦、张仪的学说，大都想要打击圣人，鄙视尧、嘲笑舜、贬低禹，而自认为自己的学说更胜一筹。老子、庄子蔑弃仁义礼法，出自愤世嫉俗之情，他们的言论虽然高远虚玄、动听可闻，但实际上不可行，料想当时也没有人真正推崇他们的学说，所以孟子的书中大略没有提及。苏秦、张仪讲功利，申不害、商鞅讲刑名，大抵都是为了曲意迎合、讨好君主博取宠信，虽然能够借此自我推销，但乡里正直自爱之人、稍知义理的人也都以称道他们为耻。所以孟子对这两家的学说，虽然也加以斥责否定，但并不十分紧迫，正是因为它们与儒家的宗旨本来就如同冰炭、薰莸一样水火不容，凡是游学于圣人门下的人，没有不知道它们是错误的，本来就不需要加以辩驳分析。唯独杨朱、墨翟的言论，未尝不是本于仁义、崇尚贤德，只是选择得不精、阐述得不详，其流弊最终导致了无父无君的境地，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似是而非"，程明道先生所说的"淫靡的乐声、艳丽的姿色，容易迷惑人"的那种情况，所以不能不深加铲除、极力辩驳。高氏《子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论述还不够透彻，我因此详加补充说明。韩愈说"儒、墨两家都认同尧、舜，都反对桀、纣"，认为这两家本来是相互为用的，而归咎于末流学者的争辩。唉！又有谁知道，正是因为它们表面相似而实质相异，才更应当加以辨明呢！

※《随巢子》、《胡非子》

洪氏容斋《随笔》说：《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家一流，有《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都说是墨翟的弟子所著。这两部书如今都已不存。马总的《意林》所引述的内容，各留存一卷。随巢子的话说："大圣人的行为，兼爱天下万民，虽然疏远却不断绝，贤能的人为此感到欣喜，不肖的人也为此感到怜悯。贤能却不感到欣喜，这是轻视德行；不肖却不感到怜悯，这是残忍之人。"书中还有"鬼神比圣人更贤明"的论述。从他推崇兼爱、明鬼的思想来看，可知他确实是墨家门徒。胡非子的话说："勇有五个等级：手持长剑，闯入草丛，制服犀牛豹子，搏斗熊罴，这是猎人的勇敢；手持长剑，潜入深渊，斩杀蛟龙，搏斗鼋鼍，这是渔人的勇敢；登上高险之处，昂首远望四方，面色不变，这是隐士的勇敢；一刺必中、一击必杀，这是刑徒的勇敢；齐桓公把鲁国当作南方边境，鲁国为此忧虑。曹刿是一介平民之士，一怒之下就能威慑万乘之师，保存了千乘之国，这是君子的勇敢。"他的说法也很浅陋，没有超越常人的地方。

石林叶氏说：我曾经从赵全佥那里得到《随巢子》一卷，其中竟然记载了唐太宗建造明堂的事情。起初不明白这样命名书的用意，后来读到班固《艺文志》，墨家类中有《随巢子》六篇，注释说是墨翟弟子所作，这才知道是后人因为公输般的事迹而假借这个书名罢了。

※《晏子春秋》十二卷

晁氏说：齐国晏婴撰写。晏婴担任齐景公的国相，这部书记载了他的事迹以及进谏之言。

陈氏说：《汉志》记载八篇，只称为《晏子》。《隋》、《唐志》记载七卷，才开始称作《晏子春秋》。如今的卷数与之不同，不知道是否确实是原本？

柳氏《辩晏子春秋》说：司马迁读《晏子春秋》十分推崇它，却不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书。有人说是晏子自己所作而由他人补缀而成，有人说是晏子的后人所作，这些说法都不对。我怀疑是墨子门徒中有个齐国人写成的。墨家崇尚节俭，晏子以节俭闻名于世，所以墨子的门徒才尊崇他、记载他的事迹，

译用来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而且这部书的主旨大多崇尚同一、兼爱、非乐、节用、反对厚葬久丧，这些都出自墨子的思想。又反对孔子、喜好谈论鬼神之事、批判儒家、宣扬鬼神，这些也都出自墨子的思想。书中说到问枣以及古冶子等事，尤为怪诞（《晏子春秋》说："公孙栖、田开疆、古冶子侍奉齐景公，勇猛却不懂礼仪，晏子对景公进言，用两个桃子来赏赐他们三人，说让三人计算功劳来吃桃子云云。公孙栖、田开疆说：'我的勇力不如你，功劳不如你，拿了桃子却不谦让，这是贪婪；然而不因此自杀，是没有勇气。'两人都归还了桃子，割颈自杀了。古冶子说：'三人都为此而死，我独自活着，这是不仁。'也割颈自杀了。"）。书中又往往说墨子听闻他的事迹而加以称赞，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证据。自从刘向、刘歆、班彪、班固父子以来，都把它归录在儒家类中，这真是太不明察了！大概不是齐国人就不能详细记述这些事情，不是墨子的门徒他的言论也不会是这样。后来编录诸子书籍的人，应当把它列入墨家。并不是说晏子本人信奉墨家，而是说撰写这部书的人，遵循的是墨家的思想主张。

《崇文总目》：《晏子》八篇，如今已经亡佚。这部书大概是后人采录晏婴的事迹编写而成的，如果认为是晏婴自己所撰写，那就错了。

以上是墨家。

《汉书·艺文志》说：纵横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古代掌管外交使节的官吏。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出使到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又说："好一个使者啊！好一个使者啊！"这是说他们能够权衡事务、灵活应变，只接受君命而不拘泥于具体的言辞，这是他们的长处所在。等到邪僻的人来实行它，就会变成用欺诈虚妄之言来抛弃诚信了（谖，是欺诈之言的意思）。

《汉志》：十二家，一百零七篇。

《隋志》：二部，共六卷。

《唐志》：四部，十五卷。

《宋中兴志》：三家，三部，四十六卷。

※《鬼谷子》三卷

晁氏说：鬼谷先生撰写。据《史记》记载，是战国时隐居在颍川阳城鬼谷之地的人，因此以此为号。他擅长养性修身，苏秦、张仪都曾拜他为师。序言说这部书就是传授给苏秦、张仪二人的，讲的是纵横捭阖之术，共十三章。《本经》、《持枢》、《中经》三篇，是梁代陶弘景所注。《隋志》认为是苏秦所著，《唐志》认为是尹知章所注，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陆龟蒙的诗中说鬼谷先生名叫训，不知道出处何在。柳宗元曾经说过（内容见后文）。来鹄也说："鬼谷子从前教人诡诈欺骗、揣摩测度、暗中窥探的权术，详备地记载在他的篇章要旨之中，六国时代深得其中之道的，只有苏秦、张仪二人而已。像捭阖、飞箝这些手法，实际上就是如今世俗常见的伎俩。"由此可知，世风渐趋浇薄之后，那些不曾读过《鬼谷子》一书的人，他们做事的手法却也都自然而然地与书中所言相符合。当年仓颉创制文字，鬼都为此哭泣。不知道鬼谷子写这部书，鬼又会怎样呢？世人想要了解鬼谷子的，看苏秦、张仪二人的言论大致就可以了。所以摘取其中要点写成这篇文章。

柳氏《辩鬼谷子》说：元冀喜好读古书，然而十分推崇《鬼谷子》，为它撰写了《指要》几千字。《鬼谷子》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汉代的刘向、班固编录书籍时都没有

译《鬼谷子》一书出现较晚，而且内容险恶怪僻刻薄浅薄（"〇"读作"戾"），恐怕是荒诞胡言、扰乱世道、难以令人相信，学者们理应不去谈论它。但那些谈论纵横之术的人，时常珍藏这部书。更过分的是，后来又添出了《七术》（《鬼谷子》下篇有《阴符七术》，就是指《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宝意法腾蛇》《分威法伏能》《散势法鸷鸟》《转圜法猛兽》《损兑法灵耆》这七章），怪诞荒谬到了极点，无法考证核实。它的言论越来越奇特，而道理却越来越狭隘（张氏说：狭读作"恰"，是狭隘的意思），使人狂乱失去把持（狙，读作"子余"反切音），而容易陷入邪僻，幸好，收藏这部书的人不多。如今元子又用《指要》为它润饰文辞，唉，他喜好这种权术也太过分了。

译高氏《子略》说：《鬼谷子》这部书，它的智谋、它的权术、它的诡变、它的辞令，大概都超出了战国诸人的水平之外。一开一合，是《周易》的神妙之处；一收一放，是老子所说的几微。鬼谷子的权术，往往在开合收放之外还有所得，把这些道理运用得神妙精通，甚至发展到放纵溃裂、不可控制的地步。我曾经看过《阴符经》，它穷尽天道的运用，窥探人心的隐私，其中的阴谋诡秘，有连兵法韬略都无法包括的内容，而《鬼谷子》全都得到并泄露了出来，鬼谷子也可算是一代豪杰了吧！按刘向、班固所记录的书目中没有《鬼谷子》，《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著录，把它列入纵横家。《唐书·艺文志》认为是苏秦所作的书，但据苏秦所记载，周代有位豪杰隐士，住在鬼谷，自号鬼谷先生，没有乡里、俗姓和名字。如今考察他的言论，有一句说："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准则，做事没有固定的师法。"又说："别人动我静，别人说我听。懂得本性就少牵累，懂得命运就不忧愁。"凡是这一类的话，其辞采也相当卓越了。至于像《盛神》《养志》等篇，所谓从中考究道德的本源，把义理散布到精神修养的极致，不也接近于道了吗？郭璞《登楼赋》说："向首阳山的两位老人作揖，招引鬼谷的隐士。"又《游仙诗》说："青溪高达千余仞，其中有一位道士。请问这是谁？说是鬼谷子。"可以说是深切怀想此人了。徐广说："颍川阳城有鬼谷。"给这部书作注的人，有乐台、皇甫谧、陶弘景、尹知章。

※《战国策》十三卷

《崇文总目》记载：这是汉代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所编录的。旧时的书名，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有的叫《短长》，有的叫《事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修书》。刘向认为这是战国时游说之士辅助所在诸国、为其出谋划策的书，应该称为《战国策》。全书共十二国三十三篇，接续《春秋》之后，记载楚、汉兴起之事，总共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如今篇卷已有亡佚缺失，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篇缺失。又有后汉高诱的注本，原本二十卷，如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卷，只存八卷。

晁氏说：汉代刘向校订编定为三十三篇。东周、西周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中山各一篇。原本有五个不同的书名，刘向认为都是战国时游说之士出谋划策的记录，便改定了现在这个书名。所记之事上接《春秋》，下至记载楚、汉兴起，共二百四五十年的事迹。《崇文总目》著录时多有缺失，到本朝曾巩校书时，向士大夫家访求，此书才重新完备。汉代高诱的注，如今只存十篇，其余散佚。历代因其记载各国之事，把它归入史部。我认为它记事并非都是实录，难以全信，大概是出自研习纵横之术的人所写，应当附在这里论述。

南丰曾氏作序说：刘向叙述此书，说周朝初年，倡明教化，修订法度，因此天下大治。后来谋略诈术盛行而仁义之道被堵塞，因此天下大乱。这个说法本已很好了。但最终又说这部书，是战国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行之事而不得不这样写的，这就可说是被世俗迷惑、而不能坚定自信的说法了。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有数百年，旧的法度早已消亡，旧的风俗早已止息很久了。这两位却独能阐明先王之道，认为不可更改，难道是要强求天下君主去做后世所不能做到的事吗？也不过是要顺应他们所处的时势、所遭遇的变化，来制定当世的法度，使之不违背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的治理，其变化本来就不同，其法度本来就有差

译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本末先后，未尝不相同。孔孟二人的道理，也就是这样罢了。因为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孟二人坚守这个原则，难道是喜好标新立异吗？只是不肯苟且罢了。这可说是不被世俗所迷惑、而能坚定自信的人。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不懂得道是可信的，而乐于说辞容易迎合人主。他们存心用意，只是苟且行一时权宜之计罢了。所以谈论欺诈的便利却讳言它的失败，讲说征战的好处却掩盖它的祸患。那些相继实行这些主张的人，无不是得利很少而受害很大，有所得很少而所失很多。最终导致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此丧命，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因此灭亡了国家。这些主张给世间造成的大祸是明白无疑的，可是世俗之人却仍未醒悟。只有先王之道，能随时势而变化，虽然所定法度各不相同，但考察起来没有瑕疵，用起来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从未因此而更换彼道。有人问："邪说危害正道，应当废弃杜绝它，那么这部书不被销毁，可以吗？"回答说："君子禁绝邪说，一定要先把邪说的道理向天下人讲明白，使当世之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依从，然后加以禁止才能整齐划一；使后世之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效法，然后加以警戒才能明白，何必一定要销毁这些典籍呢？废弃杜绝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一书中，对宣扬神农之说的、宣扬墨子之说的，都一一记载并加以批驳。至于这部书的写成，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共二百四五十年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本来就不能废弃它。"这部书有高诱作注的本子，共二十一篇，也有说是二十二篇的。《崇文总目》著录存世的有八篇，如今存世的据说有十篇。

容斋洪氏《随笔》说：刘向叙述《战国策》，说这部书错乱混杂，原本文字多有脱误变成残缺的字，把"赵"错成"肖"，把"齐"错成"立"，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我看如今流传于世的本子，大多难以读通，其中《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所引用的内容，大多是今本所没有的。刘向博览群书，只是选择不够精审，不仅仅是文字脱误的问题。只有太史公《史记》所采录的事迹九十三件，才明白晓畅、光彩焕然，都可以核实考订，比刘向要高明多了！

高氏《子略》说：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和陆贾《新语》来写作《史记》。这三部书，一经太史公采择取用，后人便认为是天下奇书，我对此感到疑惑。每次读这部书，见它内容芜杂琐碎、缺乏条理，异同交错出现，有的事既记载在秦、齐两国下，又重复出现在楚、赵两国下，言辞谋略，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即便经过刘向校订，最终也不能纠正它的混乱驳杂，理清它的头绪归属，所以这部书的混乱，有无法辨明清楚的地方。何况《楚汉春秋》、陆贾《新语》呢？这两部书的记载，实在没有什么出奇之处，那么太史公为何唯独从中有所采择？记载战国、楚、汉之事，除这三部书外没有别的可考，太史公之所以加以采择，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柳子厚曾说："《左传》《国语》，它们宏大深邃、卓异不凡，本是世人所沉迷喜爱而不肯罢休的，但其中的说法多有虚妄邪僻，不合于圣人之道。我担心世上的学者，被它的文采所迷惑而混淆是非，因此写作《非国语》。"过去读这部书，很觉得柳子厚的话或许说得过分了。反复阅读《战国策》之后才再三叹息，《非国语》这

译部书的写作，用意是何等恳切深远啊。我于是仿效此意，把《战国策》与《史记》的异同之处全部取出，又与《说苑》《新序》中夹杂出现的内容一并加以汇总校正，命名为《战国策考》。

水心叶氏说：春秋以后，接续到秦朝兴起，没有原本的史书可供考证，司马迁《史记》，是杂采各书以及民间流传的说法，汇聚而成的。所以战国这一段，不敢使它与《左传》一样，当作定本，径直加以援引考定。而《战国策》本是司马迁所凭依的资料，粗略地记有各国之事，读者用年月来验证事情的先后，从而了解成败得失，或许还差不多可行。而且其中所设的权谋、所立的计策，有关系到当时重大利害的，学者若要用来观察世事的变化，固然不应忽略，但这样的内容十分之中也只有一二分罢了。其余那些琐碎反复的内容，只是争夺锥刀般的微小利益，是市井小人都羞于提起的东西，也就是所谓不值一提的，又哪里都值得喜爱、都值得观览呢！习染于浮薄浅陋、虚妄夸饰的说辞，使它与道德礼义混杂在一起，这对于治学者的心术是极大的危害啊！

※《鲍氏校定战国策》十卷

陈氏说：尚书郎括苍人鲍彪作注。因为西周是正统所在，把它改列为卷首。他的注解经过四次修改才定稿。

以上是纵横家类。

●卷二百十三 经籍考四十

○子部（杂家）

《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议官。兼采儒家、墨家，融合名家、法家，知道国家体制中包含这些内容，明白王道政治无不贯通这些学说，这是它的长处。等到放纵的人来运用它，就会漫无边际而没有归依的宗旨。

《汉志》著录：二十家，四百三篇。

《隋志》著录：九十七部，共二千七百二十卷。

《唐志》著录：六十四家，七十五部，一千一百零三卷（失去姓名的六家。虞世南以下未著录姓名的三十四家，八百一十六卷）。

《宋三朝志》著录：七十部，七百三十三卷。

《宋两朝志》著录：十二部，七十卷。

《宋四朝志》著录：一十七部，九十五卷。

《宋中兴志》著录：一百十九家，一百四十九部，一千七百零六卷。

※《范子计然》十五卷

高氏《子略》说：计然遨游海边水泽之间，自称"渔父"。范蠡曾请求他说："先生具有隐德，希望让越国的社稷能长久保全祭祀。"计然说："越王长着乌喙般的嘴，不可与他共享利益。"范蠡的智谋大概就是从这里得来的决断吧。这部书共十二卷，往往极尽阴阳变化的道理，穷究历法度数的精微。其中精妙的话，有一句说："圣人的应变，就像水随形而变化。"范蠡之所以能等待时机而后行动，凭借洞察先机而后有所作为，大概也是从这里有所领悟的。计然，是濮水边的人，姓辛名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的公子。

容斋洪氏《随笔》说：《汉书·货殖传》记载："越王句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终于报复强大的吴国。"孟康注说："姓计名然，是越国的臣子。"蔡谟说："计然，是范蠡所著书的篇名罢了，不是人名。称之为'计然'，是因为所计划的事情能够成功实现的意思。各书所称道句践的贤能辅臣，以文种、范蠡为首，哪里还听说有姓计名然的人呢？如果真有这个人，越国只用了半个策略，便得以称霸，这样功劳就比范蠡还大，可是史籍却不见记载他的名字，司马迁也没有为他作传，这是为什么呢？"颜师古说："蔡谟的说法错了。《古今人表》中，计然被列在第四等，又名计研。班固《答宾戏》中'计研、白圭在没有边际的地方运用心计'，说的就是这个人。计然，是濮水边的人，曾经南游越国，范蠡降低身份去侍奉他，他所著的书有《万物录》，事迹见于《皇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