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三 经籍考三十
以言责专付一官，则由汉武帝失之。武帝诚不喜谏者，初置谏大夫，犹未限员。东京循旧弗改，後乃浸微。晋洎江表，绝不复置。拓跋魏复置，其员亦不可知。高齐缘《孝经》之文，始有七人之限。夫以天下之众，而敢言者才七人，尚足谓治邪？恭惟祖宗明目达聪，协於虞舜，任言责者不一，天禧别置谏院，礼秩优异，他官莫拟。崇广言路，谏官御史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盖当时所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或误选试，旋加汰斥。言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其名迹皆可考见。呜呼，盛哉！今断自天禧置院以来，作《谏官年表》，并列古今之变，为二说以附著之。其一曰谏官必天子自择而宰相勿与；其二曰宰相虽不得与择谏官，必优容之，乃克有济。
右职官。
※《律文》十二卷，《音义》一卷
陈氏曰：自魏李悝、汉萧何以来，更三国、六朝、隋、唐，因革损益备矣。本朝天圣中，孙▯等撰《音义》，自名例至断狱，历代异名皆著之。
※《唐令》三十卷，《式》二十卷
陈氏曰：唐开元中，宋▯、苏▯、卢从愿等所删定。《艺文志》卷数同。更同光、天福校定，至本朝淳化中，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校勘。其篇目条例，颇与今见行令、式有不同者。
南丰曾氏序曰：《唐令》三十篇，以常员定职官之任，以府卫设师徒之备，以口分永业为授田之法，以租庸调为敛财役民之制，虽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几乎先王之意矣。读其书，嘉其制度有庶几乎古者，而惜其不复行也。故缀其大要可记者，论之於此焉。
※《刑统》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窦仪以尚书判大理寺，与法官苏晓、奚屿、张希护等修定。古者议事以制，使民不知所争也。後世铸刑书，使民知所避也。虽若不同，所以为民之意则一。然议事以制者，委重於人；铸刑书者，委重於法。委重於人，则上之人将轻重由心以虐其下；委重於法，则下之人将徵於书以慢其上。其为失也亦均。要之以人行法，不使偏重，然後为得耳。
陈氏曰：初，范质既相周，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特诏详定，号《大周刑统》，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详定，建隆四年颁行。
※《金科易览》三卷
晁氏曰：《崇文总目》有唐赵绰《金科易览》一卷，《田氏书目》有萧绪《金科易览》三卷。当是绰初撰一卷，绪删改析之为三尔。
※《疑狱》三卷
晁氏曰：晋和凝撰，纂史传决疑狱事，其上卷凝书也下中卷凝子▯斯所续。
译位低下的御史也能够直接施行，他们的权势气力又在谏官之上。祖宗神圣的谋略、神妙的治术都完备体现在这里了。如今也从天圣年间以来断限，取御史丞、御史杂、三院御史的姓名，全部列入表中。至於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一定要是天子亲自选择、而宰相能宽容优待他，才能够有所成就，这一点和谏官是一样的。
※《天禧以来谏官年表》
李焘字仁甫撰写。他的自序大略说：古代从公卿、大夫、士，一直到工匠商人，没有不都负有进言的职责的，众人齐聚并进，而天子从中斟酌取用，未曾把进言的职责专门交付给一个官职。把进言的职责专门交付给一个官职，是从汉武帝开始出的差错。汉武帝确实不喜欢进谏的人，最初设置谏大夫，还没有限定名额。东汉沿袭旧制没有改变，後来就逐渐衰微了。到晋朝及东晋，完全不再设置谏官。北魏又重新设置，但名额也不可考知。北齐依据《孝经》的文字，才有了七人的限额。凭天下这么多的人，而敢於进言的人才七个，还能称得上是太平之治吗？恭敬地想到本朝祖宗耳聪目明，能与虞舜相协比，任用负进言职责的官员不止一种，天禧年间另外设立谏院，礼遇规格优厚特异，其他官职都比不上。广开进言的渠道，谏官御史的权势气力竟能与宰相相当。大概当时所任用的谏官御史，一定是选取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不是学问技艺品行都完备、被一世之人所推崇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位。有的人误被选用试用，很快就被淘汰罢黜。而进言得当的人，不到十年，就迅速登上宰辅台阁的高位，他们的名迹都可以考知。啊，多么兴盛啊！如今从天禧年间设立谏院以来断限，编成《谏官年表》，并列举古今制度的变化，写成两种论说来附在其後。其一是说谏官必须由天子亲自选择而宰相不得参与其中；其二是说宰相虽然不能参与选择谏官，但一定要宽容优待他们，才能够有所成就。
以上是职官类。
※《律文》十二卷，《音义》一卷
陈氏说：自魏国李悝、汉朝萧何以来，历经三国、六朝、隋、唐，因革损益都已具备。本朝天圣年间，孙奭等人撰写《音义》，从名例到断狱，历代不同的名称都一一记载。
※《唐令》三十卷，《式》二十卷
陈氏说：唐代开元年间，宋璟、苏颋、卢从愿等人删定而成。《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卷数相同。後来又经後唐同光年间、後晋天福年间校订，到本朝淳化年间，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又加以校勘。它的篇目条例，和如今通行的令、式颇有不同之处。
南丰曾氏（曾巩）序说：《唐令》三十篇，用常设的员额来规定职官的职任，用府卫来设置军队的编制，用口分田、永业田作为授田的法度，用租庸调作为敛聚财物、役使百姓的制度，虽然赶不上三代的政治，但也差不多接近先王的用意了。读这部书，我赞赏它的制度差不多接近古代，而惋惜它不能再施行了。所以摘录其中值得记取的大要，在这里加以论述。
※《刑统》三十卷
晁氏说：本朝窦仪以尚书身份判理大理寺事务，与法官苏晓、奚屿、张希护等人一同修订而成。古代议罪断案依据具体情势来裁量，使百姓不知道该如何争辩。後世铸造成文的刑书，使百姓知道该如何避免犯罪。虽然看起来做法不同，但用来为百姓考虑的用意是一致的。然而依据具体情势来议罪，是把权重寄托在人身上；铸造成文的刑书，是把权重寄托在法律条文上。把权重寄托在人身上，那么在上位的人就会随心所欲地或轻或
※《天圣编敕》三十卷
晁氏曰：天圣中，宋庠、庞籍受诏改修《唐令》，参以今制而成。凡二十一门：《官品》一，《户》二，《祠》三，《选举》四，《考课》五，《军防》六，《衣服》七，《仪制》八，《卤簿》九，《公式》十，《田》十一，《赋》十二，《仓库》十三，《厩牧》十四，《关市》十五，《补亡》十六，《疾医》十七，《狱官》十八，《营缮》十九，《丧葬》二十，《杂》二十一。
※《断例》四卷，《元丰断例》六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後，士大夫颇重意律令，此熙、丰、绍圣中法寺决狱比例也。其六卷则元丰中法寺所断罪节文也。
※《刑名断例》十卷
陈氏曰：不著名氏。以《刑统》、《敕令》总为一书，惜犹未备也。
※《嘉▯驿令》三卷
陈氏曰：三司使梁国张方平安道等修定。前一卷为条贯敕，後二卷为则例令。官吏、帮支、驿券、衙官、亻兼从之类，皆据此也。
※《元丰广案》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元丰初置新科明法，或类其所试成此书。
※《元丰刑部叙法通用》一卷
陈氏曰：末载《申明》，至绍兴、淳熙以後。
※《诸路将官通用敕》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崇宁中修。
※《刑统赋》两卷
晁氏曰：皇朝傅霖撰。或人为之注。
※《决狱龟鉴》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郑克编次。五代和凝有《疑狱集》，近时赵仝有《疑狱事类》，皆未详尽。因增广之，依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分二十门。
陈氏曰：克因和氏之书分二十门推广之，凡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事。起郑子产，迄本朝。
※《律心》四卷
晁氏曰：未详撰人。纂《刑统》纲要也。
※《宣和军马司敕》十三卷《令》一卷
陈氏曰：宣和时所修。
※《绍兴敕》十三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政和以後赦》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张守等绍兴中被旨编修。
※《绍兴刑统申明》一卷
陈氏曰：开宝以来累朝订正与《刑统》并行者。
※《庆元敕》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目录》一百二十二卷《随敕申明》十二卷，总二百五十六卷
陈氏曰：丞相豫章京镗仲远等庆元四年表上。国朝自建隆以来，世有编敕，每▯定，号为“新书”，中兴至此，凡三▯矣。其有续降指挥，谓之“後敕”，以待他时▯入云。
译重来虐待他的下属；把权重寄托在法律条文上，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会依据成文条文来轻慢他的上级。这两种做法的失误其实是相同的。总而言之，用人来执行法律，不使偏重於某一方，这样以後才算是得当的。
陈氏说：当初，范质担任後周宰相，建议说法律条文繁多庞杂，量刑轻重没有依据，特地下诏详加订定，命名为《大周刑统》，共二十一卷。到本朝又重新加以详加订定，建隆四年颁布施行。
※《金科易览》三卷
晁氏说：《崇文总目》记载有唐朝赵绰的《金科易览》一卷，《田氏书目》记载有萧绪的《金科易览》三卷。应当是赵绰最初撰写一卷，萧绪加以删改分析扩充为三卷罢了。
※《疑狱》三卷
晁氏说：後晋和凝撰写，收集史传中判决疑难案件的事例，其中上卷是和凝所撰，下、中两卷是和凝的儿子和㠓所续写的。
※《天圣编敕》三十卷
晁氏说：天圣年间，宋庠、庞籍受诏改修《唐令》，参照当今的制度而编成。共二十一门：《官品》第一，《户》第二，《祠》第三，《选举》第四，《考课》第五，《军防》第六，《衣服》第七，《仪制》第八，《卤簿》第九，《公式》第十，《田》第十一，《赋》第十二，《仓库》第十三，《厩牧》第十四，《关市》第十五，《补亡》第十六，《疾医》第十七，《狱官》第十八，《营缮》第十九，《丧葬》第二十，《杂》第二十一。
※《断例》四卷，《元丰断例》六卷
晁氏说：本朝王安石执政以後，士大夫颇为重视研讨律令，这是熙宁、元丰、绍圣年间法寺判决案件的比照案例。那六卷则是元丰年间法寺所判决罪案的条文节要。
※《刑名断例》十卷
陈氏说：作者不详。把《刑统》、《敕令》汇总编成一部书，可惜内容还不够完备。
※《嘉佑驿令》三卷
陈氏说：三司使梁国人张方平字安道等人修订而成。前一卷是条贯的敕令，後两卷是则例令。有关官吏、俸禄支给、驿券、衙官、随从人员等一类的内容，都依据这部书。
※《元丰广案》二百卷
晁氏说：本朝元丰初年设置新科明法，有人分类整理他们所考试的内容而编成这部书。
※《元丰刑部叙法通用》一卷
陈氏说：末尾附载了《申明》，一直记到绍兴、淳熙年间以後。
※《诸路将官通用敕》二十卷
晁氏说：本朝崇宁年间编修。
※《刑统赋》两卷
晁氏说：本朝傅霖撰写，有人为它作了注释。
※《决狱龟鉴》二十卷
晁氏说：本朝郑克编纂整理。五代时和凝有《疑狱集》，近来赵仝有《疑狱事类》，都不够详尽完备。於是加以增补扩充，依照刘向编《晏子春秋》的体例，标举其纲要，为它编制目录，分为二十门。
陈氏说：郑克在和凝的书的基础上分为二十门加以推衍扩充，共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件事。起自郑国子产，一直到本朝。
※《律心》四卷
晁氏说：不知撰写人是谁。摘编《刑统》的纲要。
※《宣和军马司敕》十三卷《令》一卷
陈氏说：宣和年间所修订。
※《绍兴敕》十三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政和以後赦》十五卷
晁氏说：本朝张守等人绍兴年间奉旨编修。
※《绍兴刑统申明》一卷
陈氏说：开宝年间以来历朝订正、与《刑统》一并施行的内容。
※《庆元敕》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目录》一百二十二卷，《随敕申明》十二卷，总计二百五十六卷
陈氏说：丞相豫章人京镗字仲远等人庆元四年上表进呈。本朝自建隆
※《绍兴贡举法》五十卷
陈氏曰：丞相万俟▯等绍兴二十六年表上。
※《绍兴监学法》二十六卷，《目录》二十五卷，《申明》七卷，《对修▯正条法》四卷，共二十六卷
陈氏曰：宰相秦桧等绍兴十三年表上。
※《嘉泰条法事类》八十卷
陈氏曰：天台谢深甫子肃等嘉泰二年表上。初，吏部七司有《条法总类》，淳熙新书既成，孝宗诏仿七司体，分门▯纂，别为一书，以“事类”为名，至是以庆元新书▯定分攵降。此书便於检阅引用，惜乎不并及《刑统》也。
※《嘉定吏部条法总类》五十卷
陈氏曰：嘉定中，以开禧重修《七司法》，并《庆元海行法》、《在京通用法》、《大宗正司法》参定。凡改正四百六十馀条，视淳熙《总类》增多十卷。七年二月分攵行。
※《役法撮要》一百八十九卷
陈氏曰：提举编条宰相京镗等庆元六年上。自绍兴十七年正月以後，至庆元五年七月以前，为五十五门，又八十二小门，门为一卷，外为参详目录等。卷虽多而文甚少。其书於州县差役，极便於引用。
右刑法。
●卷二百四 经籍考三十一
○史（地理）
※《山海经》十八卷
晁氏曰：大禹制，晋郭璞传，汉侍中、奉车都尉刘秀校定。表言：“禹别九州，而益等类物善恶著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明著者也。”大父尝考之於书，有曰：“长沙、零陵、雁门，皆郡县名，又自载禹、鲧，似後人因其名参益之。”
陈氏曰：汉侍中、奉车都尉臣秀所校秘书。秀即刘歆也。晋郭璞注。按《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今本锡山尤袤延之校定。世传禹、益所作，其事见《吴越春秋》，曰：“禹东巡，登南岳，得金简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渎，与益共谋，所至使益疏而记之，名《山海经》。”此其为说，恢诞不典。司马迁曰：“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书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谓名言。孰曰多爱乎！故尤跋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为先秦古书无疑。
译年间以来，历代都有编订的敕令，每次重新订定，就称为"新书"，中兴以来到此时，共已编订三次了。其中有陆续颁降的指挥文书，称为"後敕"，等待日後择机编入正书。
※《绍兴贡举法》五十卷
陈氏说：丞相万俟卨等人绍兴二十六年上表进呈。
※《绍兴监学法》二十六卷，《目录》二十五卷，《申明》七卷，《对修厘正条法》四卷，共计二十六卷
陈氏说：宰相秦桧等人绍兴十三年上表进呈。
※《嘉泰条法事类》八十卷
陈氏说：天台人谢深甫字子肃等人嘉泰二年上表进呈。当初，吏部七司有《条法总类》，淳熙新书编成後，宋孝宗下诏仿照七司的体例，分门编纂，另外编成一部书，用"事类"来命名，到此时又依照庆元新书重新厘定颁行。这部书便於检阅引用，可惜没有把《刑统》也一并编入。
※《嘉定吏部条法总类》五十卷
陈氏说：嘉定年间，因开禧年间重修的《七司法》，并与《庆元海行法》、《在京通用法》、《大宗正司法》相互参照订定。共改正四百六十多条，比淳熙年间的《总类》多出十卷。嘉定七年二月颁行。
※《役法撮要》一百八十九卷
陈氏说：提举编修条法的宰相京镗等人庆元六年进呈。从绍兴十七年正月以後，到庆元五年七月以前，分为五十五门，又有八十二个小门，每门为一卷，此外还有参详目录等内容。卷数虽然多但文字很少。这部书对於州县差役事务，极便於引用查阅。
以上是刑法类。
●卷二百四 经籍考三十一
○史（地理）
※《山海经》十八卷
晁氏说：相传是大禹所著，晋朝郭璞作传注，汉朝侍中、奉车都尉刘秀校订而成。表文中说："大禹划分九州，而伯益等人分类记载各种事物的善恶，写成这部书。都是圣贤留下的事迹，是古文中记载明白的内容。"我的祖父曾经考证过这部书，说："长沙、零陵、雁门，都是後世的郡县名称，书中又记载了大禹、鲧的事，似乎是後人依照这些地名添加进去的。"
陈氏说：汉朝侍中、奉车都尉臣刘秀所校订的秘府藏书。刘秀就是刘歆。晋朝郭璞作注。按《唐书·艺文志》记载，共二十三卷，《音》二卷。如今的本子是锡山人尤袤字延之校订而成。世人相传是大禹、伯益所作，这件事见於《吴越春秋》，说："大禹东巡，登上南岳，得到金简玉字，通晓治水的道理，於是巡行四渎，与伯益一同谋划，所到之处让伯益疏理并记载下来，命名为《山海经》。"这种说法，荒诞不合常理。司马迁说："谈到九州山川的，《尚书》记载比较接近事实，至於《禹本纪》、《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怪异事物，我不敢谈论它们。"这真可称得上是至理名言。谁说是过分喜爱古怪之说呢！所以尤袤在跋文中说明这部书不是大禹、伯益所作，而认为它是先秦古书，这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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