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一 王礼考十六

译虽不完全符合礼制文字，但哀伤悲戚的感情充溢在丧杖之外。读他史书的人，还会为之恻然感动，想见其为人，可以说是'夷狄有君（还讲礼义），反而中原之国却没有'，这难道不令人惋惜吗！"

按：后世儒者，都认为缩短丧期是从孝文帝遗诏开始的，因而深加讥讽。但我考察三年丧期的制度，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没有能真正实行的了。子张问道："《尚书》说高宗守丧期间沉默不言，三年不发号施令，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只说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的。"大概当时的国君没有能实行三年丧期的，所以子张感到疑惑而发问。孔子回答说古礼都是这样的，大概也是感叹当今的人不能实行罢了。滕文公向孟子请教丧礼，想要实行三年之丧，但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历代先君都没有实行过，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过。"鲁国是最讲究礼法的国家，孔子曾称赞鲁国只要一变革，就可达到大道，但鲁国尚且不能实行三年之丧，那么其他国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汉初的礼制大都沿袭秦朝旧制。秦朝是没有礼义的国家，它的丧礼本来就无从考证，但杜预说秦朝焚烧典籍，随意行事，抬高君上而压制臣下。汉高祖草创天下，沿袭旧制没有改革，以至于让全天下的人都服完重丧，早晚哀哭哭临，经历寒来暑往，禁止嫁娶饮酒吃肉，这种制度不符合人情，所以孝文帝的遗诏，规定入殓完毕就下葬，安葬完毕后制定了穿"红""禫"丧服的条文。由此看来，孝文帝的用意，大概是想要革除秦朝的苛刻法令罢了。大概古人所说的"如同丧父一样服丧三年"、所说的"为天子服斩衰"，也是借用侍奉父亲的心态来侍奉君主，这在道理上本来就应当如此。然而《檀弓》说天子驾崩，三天后祝官先穿丧服，五天后各官长穿丧服，七天后国中男女都穿丧服，三个月后天下人都穿丧服。又说国君的丧事，各显达官员的长官持丧杖。由此可见，古礼也未尝不是根据官位的高低、感情的深浅而在丧礼上有所增减。秦朝致力于尊崇君主、贬低臣

译下，用一律的严酷法令驱使臣民，想来它命令臣民哭临的期限、丧服的制度，一定有苛刻急切而不近人情的地方，因此文帝纠正这种弊端，解除重丧服，改为大功、小功服，把长久的哭临期限，缩短为三十六天。遗诏的言辞忠厚恳切，与文帝其他时候振济财物、劝课农桑等诏令一样，都是仁德之人的言语，怎么可以随意诋毁呢？文帝的遗诏，本来就不是为继位的君主而制定的，而景帝缩短丧期，也根本不是遵循遗诏的缘故。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古代天子七个月才安葬，诸侯五个月才安葬，虽然通常的丧期一定是三年，但也是以安葬之后作为逐渐转向吉礼的开始。宋桓公去世，还没安葬，而襄公就到葵丘会见诸侯，所以史书记载称他为"宋子"，这是贬低他的称呼。晋悼公去世，安葬之后，丧期还没结束，晋平公就到溴梁会见诸侯，史书却记载称他为"晋侯"。晋献公去世，（其子）奚齐还没安葬（父亲）就遇害被杀，史书就称他为"君之子卓"。（后来卓）安葬（献公）之后遇弑，就称他为"君"，这说明还没有安葬，就不能明确他已经是国君了。自春秋以来，诸侯大多不能遵守五个月才安葬的制度，大概是急于转从吉礼罢了（滕文公五个月内住在倚庐，没有发布政令，大概孟子虽然教导他行三年之丧，但滕文公只能做到五个月，在安葬之前遵守沉默守丧的制度罢了，然而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了）。到了秦始皇，七月在沙丘驾崩，九月安葬；汉高祖驾崩，一共二十二天就安葬了，安葬后的第一天，惠帝就即位了。文帝驾崩，一共七天就安葬了，安葬后的第三天，景帝就即位了，可见安葬的期限越来越短促了。一定要等安葬之后才即位，可知这是以吉礼来举行即位仪式的。一定要缩短安葬期限，可知这必定不能沉默守丧三年了。景帝所遵循的，是惠帝的成法；惠帝所遵循的，是春秋以来直到秦朝灭亡这段时期的成法罢了，难道是因为孝文帝的遗诏才这样做的吗？刘公非说翟方进的继母去世，安葬后三十六天就重新处理政务。因他身居汉朝丞相之位，不敢超越国

译家制度，用这个例子作为明证。然而仔细研究孝文帝的诏令，既不是为继位的君主而制定的，也从未把所谓三十六天当作臣下守私人丧事的期限规定。庸俗的官吏轻视孝道而贪恋荣华俸禄，因此就借用这道诏令的文字，于是确立了缩短丧期的法令，来方便自己的私利。到翟方进的时候，就把这当作汉朝的既定法令了。

平帝元始五年，在未央宫驾崩。大赦天下。主管官员议论说："按照礼制，臣子不能把君主当作未成年夭折的人来对待。皇帝享年十四岁，应当按照成人之礼入殓，加穿黑色的丧服。"奏请获得批准。王莽想要迷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忠孝，就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服丧三年。

《东汉志》记载：皇帝身体不适，太医令、太医丞带领医官进入，就地进献适宜的药物。尝药监、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小黄门都要先试尝药物，剂量超过十二次（的试验流程）。公卿朝臣询问皇帝的起居情况不间断。太尉禀告祈求南郊（天神），司徒、司空禀告祈求宗庙，禀告五岳、四渎等各处神祇，一并祈祷求福。病情加重时，公卿再依礼行事。皇帝驾崩后，皇后下诏令三公主持丧事。百官都穿白色单衣，戴白色头巾不戴礼冠，关闭城门、宫门。皇帝身边的中黄门手持兵器，虎贲、羽林郎中署都严加值守警卫，宫中及官府各自加强警戒，北军五校绕着宫城屯驻兵力，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巡视布防。三公按礼制查验遗体的手足肤色。皇后、皇太子、皇子都按礼制哭泣顿足。为遗体沐浴也依照礼制。守宫令兼同东园匠率领女官侍从（办理丧事），黄色丝绵、橙红色丝绸、黄金缝线、玉制匣衣都依照旧例（《汉旧仪》说："皇帝驾崩，口中含珠，用橙红色丝绸缠裹十二层，用玉制成上衣，形状像铠甲，连缀缝合，用黄金做缝线。腰以下用玉片制成，长一尺、二寸半，做成匣状，下……"（原文至此中断）。

译到脚部，也用金线缝合。（请求）用各种衣衾包裹装殓。凡是天子乘坐车驾时穿的衣服，已经穿用过的，都随即收藏起来，等到皇帝驾崩时全部用来装殓。”）。饭含用珠玉，依照礼制（《礼稽命徵》说："天子饭含用珠，含玉。诸侯饭用珠，含也用珠。卿大夫、士饭用珠，含用贝。"）。冰依照礼制（《周礼》说："凌人一职，天子丧礼时，供应尸床下的冰。"郑玄说："夷的意思就是尸，把冰实放在盘中，放置在尸床之下，用来使尸体保持寒凉。"《汉礼器制度》说："大盘宽八尺，长一丈二尺，深三尺，内里漆成赤色。"）。百官在殿下哭临，这一天夜里，颁下竹使符告知各郡国二千石官员、诸侯王（应劭说："凡是发给郡国太守、国相的竹使符，都用竹箭五枚，长五寸，篆书镌刻编号从第一到第五。"张晏说："符用来代替古代的圭璋，是从简的做法。"这次大丧所用的符，木制的也是仿照此制）。竹使符送到后，都伏地痛哭，尽情表达哀思（汉朝旧制，发兵都用铜虎符，其余征调事务，用竹使符即可。符必须两半对合才算大信，见于《材诗傅》）。小敛依照礼制进行。东园匠、考工令奏请东园秘器，内外通体赤色，虞礼所用的画有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等图案，用牙檀木做成梓木棺材，一如旧例。大敛在两楹之间进行。五官中郎将、左右虎贲、羽林五位将领，各自率领所辖部众，手执虎贲戟，屯守在殿端门台阶左右两厢，中黄门手持兵器守卫在殿上。夜漏未尽时，群臣入宫。白昼漏刻上水之时，大鸿胪设九宾之礼，众人依次立于殿下。谒者引导诸侯王站立于殿下，面朝西、以北为上位；宗室诸侯、四姓小侯站在后面，面朝西、以北为上位。治礼官宣布三公就位，在殿下面朝北；特进位次在中二千石之后；列侯位次在二千石之后；六百石官员、博士站在更后面；陪位的群臣都排成重行，以西为上位。位次排定后，大鸿胪报告一切就绪，谒者上报皇帝。皇后面朝东站立，贵人、公主、宗室妇女依次排列站在后面；皇太子、皇子站在东边，面朝西；皇子稍稍后退站在南边，面朝北；都伏地哭泣。大鸿胪传令举哭，群臣都放声痛哭。三公从阼阶登上，安放梓宫内的圭璋等各种器物，近臣从旁协助，一如旧例。嗣子哭踊，依照礼制进行（《周礼》说："圭、璋、璧、琮、琥、璜要制成有渠眉的样式，疏通璧、琮的纹路以敛藏尸体。"郑司农说："驵，是指外面有捷卢的样式。是说圭、璋、璧、琮、琥、璜都要开凿出沟渠。做成渠眉沙除的样式，用来敛尸，使体液能够流走。"郑玄说："用来敛尸，是在大敛时加在尸体上的。渠眉，是玉器上雕饰的沟纹，用丝带穿联六种玉器沟纹之中来敛尸。圭放在左边、璋放在头部，琥放在右边，璜放在脚部，璧放在背部，琮放在腹部，大概是取象征方明之神的意思。疏通璧、琮，是取通达天地之意。"）。东园匠、武士钉上棺钉、装上衽，截去多余的牙桩（《丧大记》说："国君的棺盖用漆封固，用三道衽、三道纟束。"郑玄注说："衽，就是小要。"）。太常献上太牢祭奠，太官食监、中黄门、尚食依次献上祭品，执事者按礼制行事。太常、大鸿胪传令举哭，一如礼仪。三公奏上《尚书·顾命》篇，太子当天就在灵柩前即天子位，请求太子即皇帝位，皇后尊为皇太后。奏请获准。群臣都退出，换上吉服再入宫朝会，一如礼仪。太尉从阼阶登上，面对灵柩御座向北叩首，宣读策文完毕后，捧着传国玉玺印绶面朝东跪着授予皇太子，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执掌兵权，将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予太尉，太尉告知群臣，群臣都伏地高呼万岁。有时会大赦天下。派遣使者下诏打开城门、宫门，撤去屯守的卫兵。群臣百官礼毕散去，回去后穿上丧服，依礼制而行（文帝遗诏说："不要用布车和兵器。"应劭说："不要设置轻车和披甲的武士。"）。三公、太常依照礼制行事。旧例：百官每五天会集哭临一次，原任二千石官员、刺史，以及在京都的郡国上计掾史都是每五天会集一次。天下官吏百姓发丧哭临三天（依据文帝遗诏）。安葬前两天，都在傍晚时分哭临。安葬完毕，脱去丧服，不禁止嫁娶、祭祀活动（文帝遗诏文中有"饮食酒肉照常供给，丧事期间服丧哭临的人都不必赤脚"之语。践，就是赤脚）。佐史以下官员，穿布衣戴布冠帻，腰带不超过三寸宽。在庭中哭临（依据文帝遗诏）。武官戴布帻大冠。大司农拨出钱财，供给六丈布匹置办丧事。到安葬时，服大红十五天，服小红十四天，服纤七天，然后脱去丧服（应劭说："红，是指中祥、大祥时用红色布料做衣领和边饰。纤，就是细葛布。总共三十六天后脱去丧服。"）。各部刺史、二千石官员、在封国的列侯以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可以通过驿站传递奏章，诸侯王派遣大夫一人代为奏事，吊唁之臣请求用驿马传送公文奏章，奏请获准。

译太皇太后、皇太后驾崩。司空用特牲（一头牲畜）在祖庙依礼仪禀告谥号之事。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主管丧事，三公奉行制度，其余都按照礼仪进行。

光武帝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皇帝在南宫前殿驾崩。遗诏说："朕对百姓没有什么益处，一切都按照孝文皇帝的制度办理，务必从简节省（文帝下葬都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依山势为陵，不另起坟丘）。刺史、二千石的长官都不要离开城郭，不要派遣官吏或借邮驿奏事（《说文》说："邮，是边境上传递文书的驿舍。"）。"

光武帝驾崩，赵熹任太尉，接受遗诏主管丧礼。当时各藩王都在京师，自从王莽篡权作乱以来，旧的典章制度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人杂坐同席，赵熹便神色严正，将诸王扶下座位，以明确尊卑之别。显宗驾崩，赵熹又主管丧事，再次奉命入宫办理丧礼事宜。

显宗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日，皇帝驾崩。遗诏不要另建寝庙，把神主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中。

冲帝驾崩，太后因扬州、徐州盗贼势力强盛，担心惊扰百姓导致动乱，想等所征召的诸侯王到来后再发丧。李固进言说："皇帝虽然年幼，仍是天下的父亲，如今驾崩，人神都为之感动，岂能让臣子反而一同隐瞒不报？从前秦始皇死在沙丘，胡亥、赵高隐瞒不发丧，终于害死扶苏而导致亡国。近来北乡侯薨逝，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人也一同隐瞒消息，于是发生了孙程亲手行刺之事。这是天下的大忌讳，最不可行。"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

赵典被封为厨亭侯。皇帝驾崩时，朝廷禁止藩国诸侯前来奔丧吊唁，唯独赵典慷慨激昂，解下印绶，带着符节赶赴京城飞驰而来。州郡及大鸿胪都要追究定他的罪，公卿百官都嘉许赵典的义举，上表请求让他用交纳租税来自赎。诏书准许了这一请求。

魏武王认为以礼制送终的规矩，随葬品的数目，繁琐而无益，世俗又过分讲究，于是自己预先制作送终的衣服四箱，在上面写明标识，无论春夏秋冬，一旦不幸去世，就随季节收殓，金珥珠玉铜铁等物品，一概不得随葬。他还遗命百官凡应到殿中哭临的，哭十五声即止，安葬完毕便除去丧服。

文帝黄初三年，制定终制（见《山陵门》）。文帝驾崩，国内服丧三日。

明帝时，毛皇后驾崩，还未下葬，诏令说"应当称为大行"。尚书孙毓上奏说："武宣皇后驾崩，未下葬时，称为太后。文德皇后驾崩，侍中苏林建议说：'皇后都有谥号，未下葬时应称为大行。'我认为古礼中没有称大行的文字记载。按汉朝称天子所在之处为'行在所'，意思是说居无常处。驾崩称为'大行'，是取其一去不返的意思。未下葬未有谥号时，不称大行，是因为担心与继位天子的称号相同。至于皇后驾崩未下葬，按礼制尚未册立新后，应当没有嫌疑，所以汉代各位太后都不称大行。我认为未下葬时应直接称为皇后。"诏书说："称大行，是用来区别生死的称号。前朝旧例也是如此，如今应当依照称大行的建议，称为大行。"

晋文帝（司马昭）的丧事，臣民都遵从权宜制度，服丧三日便除去丧服。安葬完毕后，武帝也除去丧服，但仍然戴素冠、吃素食，哀伤憔悴如同居丧之人。秋八月，武帝将要拜谒崇阳陵。群臣上奏说，秋暑尚未消退，担心皇帝悲伤过度损伤身体。武帝说："朕能够拜瞻山陵，身体自然会好些。"又下诏说："汉文帝不让天下人尽情哀悼，也是帝王最为谦让的心意。如今要拜谒山陵，怎能没有丧服在身的心情呢？此事就商议让侍从穿丧服随行，群臣自可依照旧制。"尚书令裴秀上奏说："陛下已经除去丧服却又重新穿上，于礼义没有依据。如果君主穿丧服而臣子不穿，臣下也不敢心安。"武帝下诏说："只是担心情感表达不够罢了。衣服有什么关系？诸位如此殷勤恳切，我岂能一味违背？"于是作罢。中军将军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是尊贵之人也应当依礼服完，这是礼制。而汉文帝除去丧服，是毁坏礼制、损害道义。如今皇上极为孝顺，虽然被迫除去丧服，实际上仍在行丧礼。如果趁此机会恢复先王的

译礼法，不是很好吗？"傅玄说："以日代月的做法，已经实行了数百年，一旦要恢复古制，很难施行。"羊祜说："即使不能让天下人都依礼行事，姑且让皇上服完丧期，不是更好吗？"傅玄说："主上不除丧服而天下人除去丧服，这样就只有父子之情，而没有君臣之义了。"于是作罢。戊辰日，群臣上奏请求皇帝更换丧服、恢复正常饮食。武帝下诏说："每当想到已故的先人，就不能按丧礼终尽哀情，为此深感沉痛。何况要吃美食穿锦衣呢！这只会更加激起悲切之心，并非用来宽慰我的办法。朕本是儒生之家出身，传习礼法已久，怎能一旦便改变这份对上天所赋予的亲情呢！大家的劝说已经很多了，可以试着省察一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必再纷纷议论了。"于是穿粗布素服终三年之丧。

司马光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要遵行，这是先王制定的礼法，历经百代而不曾更改的。汉文帝师心自用而不肯学习古礼，改变古制、破坏礼法，断绝父子之间的恩情，损害君臣之间的道义，后世帝王不能笃行哀戚之情，而群臣阿谀逢迎，没有人肯出面匡正。到了晋武帝，独凭天性矫正旧弊而实行三年之丧，可称得上是难得一见的贤君。而裴秀、傅玄这类人，固陋庸俗的臣子，习惯于陈规旧俗，不能顺应成全皇帝的美德，实在可惜！"

泰始四年，皇太后驾崩，有关部门上奏说："按照前代旧例，倚庐中要铺设白色细绢帐幕、草垫、白色床铺，用布巾包裹土块草席，轺辇（音遥）、版舆、细犊车都要用绢帛包裹。"武帝下诏不允许，只令用布衣饰车即可，其余居丧的制度，不改变礼文规定。有关部门又上奏说："大行皇太后应当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按旧例，虞祭时穿丧服，虞祭之后便除去丧服。宫内外官员都应当在早晚朝见时到位哭临，皇帝除服完毕后，各自回到所在处所除去丧服。"武帝下诏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法。受了终身的慈爱，却不能报答数年的养育之恩，怎能刚安葬完便立即换上吉服呢，这是情感上所不能忍受的。"有关部门又上奏说："世道有险有易，治道有兴有衰，所遇到的时势不同，确实有其缘故，并非轻忽礼法。如今战乱未平，国事繁重，急需处理裁决，以成就宏大功业。从前周康王刚登上翼室守丧，仍要戴冕临朝理政。到了汉魏时期，安葬后便除去丧服，谅阴守丧的礼法，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废弃了。希望陛下割舍高宗守丧的旧制，顺应当今时势之宜。"武帝下诏说："三年之丧，是用来尽情致礼的，刚安葬完便除服，我实在不能忍受。应当让我抒发哀伤怀念之情，如今却说要断然除服，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武帝下诏说："我不能做到笃行孝道，不必以损伤身体为忧虑。我确实知道衣服之事并非当务之急，但如今想着心中仍怀念亡母，若草率地用吉服替代丧服，反而更伤害我的至诚之心，这并非体谅我的做法。每个朝代的礼典详略繁简都不相同，为何要拘限于近代的制度，使得达丧之礼有所欠缺呢！"群臣又坚决请求，武帝流泪许久才答应。但仍然戴素冠、吃素食，以此终三年之丧，如同（对）文帝丧礼一样。

十年，武元杨皇后驾崩。安葬完毕后，武帝及群臣除去丧服换上吉服。此前，尚书祠部上奏依从博士张靖的建议，皇太子也随之一同除服。博士陈逵提出异议，认为："如今所依据的制度，是汉帝的权宜制度，兴起于战乱之时，并非合乎礼法的正制。皇太子没有国事在身，理应自然服完丧期。"于是下诏令更详细地商议。尚书杜预认为："古时天子诸侯的三年之丧，最初都同样是齐衰或斩衰，安葬完后除去丧服，以谅阴之礼居丧，用心丧的方式终守丧期，不与士人百姓采用相同的礼制。汉朝承袭秦制，天下人都为天子服丧三年。汉文帝见天下人不能长久推行此制，却又不懂古制，便自出心裁制定祥礻覃之礼，安葬完便除去丧服换上吉服。魏朝更是径直以安葬为除服的节点，继位的君主都不再遵行谅阴终制。学者们对此非议已久，但始终没有推究经传

译本义、考察其实行的情况，专门认定君王三年之丧，应当穿麻服守满二十五个月。继位君主如果都这样做，那么天子和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心志在于笃行居丧，但更受时势逼迫而不能实行，直到当今世代，君主都遵从汉文帝的旧例，这是因为处理制度的人不明白制度本意。如今皇太子与皇帝身份相同，应当恢复古代典制，卒哭之后除去麻服，以谅阴之礼终守丧期。从道理上说既不应不除丧服，又不必取法汉文帝，这才是真正笃行丧礼的做法。"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询问杜预所依据的证据。杜预说："古人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人都通行，这是说天子在期年之丧以外，只有三年之丧。并不是说要像士人百姓一样穿丧服三年。所以王后、世子的丧事，叔向说有两个三年之丧。周公没有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谅阴三年，这是解释以心丧代替服丧的文字。叔向不讥讽周景王除去丧服，而讥讽他享乐过早，正说明安葬后应当除服，而是违背了谅阴的节度。《春秋》记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助郑伯，当时简公尚未安葬，郑伯请求免丧来听从晋侯之命，君子认为这是合乎礼的。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赙礼，《左传》说'吊唁活人不须等到哀期过后'。这些都是安葬后除服、以谅阴终丧的证据，前代儒者的旧说，也常常可以见到，只是学者们没有仔细思考罢了。《丧服》记载，诸侯为天子服丧也是斩衰，怎能说要终身服丧三年呢！向上考察七代，未曾听说有王者君臣上下都穿麻服三年而有确凿论证的，向下推及当今，恐怕百代君主的道理都是一样的。这并非做不到，而是形势不容许，所以可知圣人不会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孔子说'礼制有所损益，虽历经百代也可以推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于是卢钦、魏舒听从了他的意见，便命杜预起草奏议，上奏说："《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都通行'。又说：'父母的丧事，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又说，'丧车服饰都没有等级差别。'这都是泛指天子居丧时，服丧的礼节与常人相同，心丧的礼制以三年为终期，也没有服丧三年的文字记载。然而继位的君主，大多荒废怠慢。自从废除谅阴之制以来，以致高宗独自在前代扬名，子张对当时的做法产生疑惑，这正是贤圣之人所讥讽的地方，并非讥讽天子不用服饰终丧的做法。秦朝焚烧典籍，随意妄为，抬高君权压制臣下。汉高祖草创基业，沿袭而未加变革。以致让天下人都要服满三年重服，早晚哀哭祭临，经历寒暑变迁，禁止嫁娶饮酒吃肉，礼制与实情不相称。因此汉文帝留下遗诏，收殓完毕便下葬，安葬完毕便制定除去红色丧服的礼制。虽然不合乎高宗谅阴之义，却接近古礼，所以流传给后代子孙。当时预先修建陵庙，所以收殓安葬能够在十二天之内完成，因此形成定制。近到明帝时，生前没有修建陵寝，五十天才下葬，怎能仍在三十六天呢。这是因为当时经学粗疏，不能效法前代圣人所出现的弊病。魏朝革除旧命，以安葬为除服的节点，符合古代典制。然而不用心行谅阴之礼，同样被前代所讥讽。自从泰始开元以来，陛下追随遵行谅阴之礼，谨慎终丧、笃行居丧，确实达到了古制的要求，超越了殷高宗，天下人歌颂陛下的德行，实在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真正探究其本源的。天子诸侯的礼制，应当已经完备了。诸侯们憎恶这种礼制损害自身利益而削减相关典籍，如今存留下来的只有《士丧礼》一篇，戴圣的记载又杂乱错讹，也难以据此校正。天子之位极为尊贵，万机政务极为重大，群臣众多极为广泛，不能等同于普通人。所以大行皇帝安葬后，在宗庙举行祭祀，便可趁机疏导而除去丧服，皇帝自己不除服，群臣就没有人敢先除服，所以皇帝要委屈自己来除去丧服。而以谅阴之礼终丧，天下人都会说我们的君王真仁德啊。委屈自己顺应时宜，都会说我们的君王真孝顺啊。已经除去丧服却仍怀心丧，我们的君王竟如此笃行孝道啊。作为臣子的人，又怎能不自我勉励来推崇礼法呢。这正是圣人制礼移风易俗的根本所在，殷高宗之所以能达到雍熙之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服饰而已吗！如

译果像反对者所说，更用权宜制度来自处，在屈伸厌降之间犹疑不定，想要以职事来决断，那么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父亲去世后则服丧三年，这是因为至亲之情要屈从于至尊之义。被休弃的生母去世，虽以至亲之情论属，但作为长子却不能自定丧制，因为尊卑体制的道理，升降都要遵从相应规定，不敢自作主张。何况皇太子是与皇帝相匹配的至尊之位，与国家一体，本就应当远遵古礼，近同当代制度，委屈除服以宽慰臣下，协调一代的成文制度。君子对待礼法，有的直接遵行，有的因情形而有所减省；有的按常规来等同对待，有的顺应情势而去除，关键在于内心秉持礼的精神罢了。礼所说的并非指玉帛这样的礼物，丧所说的难道只是指麻服吗？这些是臣等所说的经制大义，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言，也有不妥之处。如今皇太子极为孝顺，出于天性自然，痛哭哀号如丧考妣，匍匐于殡宫之中，大行皇帝已经祭奠完毕，一去不返，皇太子必定会想像平日的情景，恍惚徘徊于寝殿之间。如果不改从谅阴之礼，那么东宫的臣属，按道理也不应除去丧服。这样一来，东宫属官，就要独自穿着丧服处理事务，出入殿省，也难以长久维持。如今将士官吏虽蒙恩得以在二十五个月内安宁服丧，至于大臣，也要委屈他们遵从这一制度。从前翟方进自认为身为汉朝丞相，居丧三十六日，尚且不敢逾越国家法典，又怎能与皇太子相争议呢？臣等认为皇太子应当依照先前的奏议，除去丧服、以谅阴之礼终丧。"于是太子便依据屈从降等的建议，遵从国家制度除去麻服，以谅阴之礼终丧。

晋朝尚书问道："如今大行皇帝在含章殿驾崩，安放梓宫应当在哪个殿？"博士卞榷、杨雍议论说："臣子尊崇他们的君父，必须以正礼安置，这样才能尽到孝敬之心。如今的太极殿，就是古代的路寝，梓宫应当安放在太极殿，依照周人在西阶停灵的礼制。"又问："已经停灵之后，另外供奉下室的饭食，早晚更换，各种应当设置的祭品，每月初一十五所用的祭牲，应当如何施行，请依照礼法详细回答。"卞榷、杨雍议论说："按照礼法，天子每日进食用少牢，每月初一用太牢。丧礼中下室所供奉的饭食，如同平日一样，应当随皇帝平日常用的膳食早晚供奉。每月初一、十五则举行奠祭，用太牢齐备的祭品。"又问："按照景帝旧例，在九龙殿上东厢设置倚庐。如今皇帝的倚庐应当设在太极殿吗，各位王爷的倚庐又应当设在何处？"权琳议论说："按照《尚书·顾命》记载，成王驾崩，康王居于翼室守丧。前代儒者说'翼室就是路寝'。如今应当在太极殿上设置倚庐，各位王爷应当各自在自己居住之处设置庐舍，早晚就到各自的位置哭临。"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驾崩。诏令外朝官员每五日入宫哭临一次，内廷官员每日早晨一人哭临即可。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日，恭皇后杜氏去世满一周年，有关部门上奏，皇帝应当期年改换丧服。诏书说："君亲之情，是名教中最重要的，权宜之制不过是出于近代罢了。"于是仍穿素服如旧，这本来就不是汉魏的旧典。

咸康年间，恭皇后（杜氏）安葬于山陵，司徒西曹属王彪议定奔丧赴陵的制度，说："三代的礼文制度，都是根据时势加以增减。如今推行礼教的地域，远远超出了古代九服的范围，如果仍固守七个月的期限，不论远近一概而论就有违实情，恐怕不是通行的制度。请规定，王畿以外，南到五岭，不是在职守卫的官员，若一年之内没有赶到的，应当勤加登记于黄册，有爵位封地的人予以削减降级。永嘉年间，江统建议不能赶赴山陵的，只是三年内不予升迁叙用，这样处罚未免太轻。如今重新制定条例如下：如果是方伯一类的封疆大吏，即使没有朝廷的正式任命，也不能等同于普通停职闲散的官员。如今在职的官员，若在皇帝除服换吉服之后才离职，来不及参与丧事的，就不予贬责。距离万里之外的，以两年为限期，在此期限之内的，明确依照前面所定条例，即使正处于为父母守丧期间，处罚也不例外。"黄门郎徐众等人反驳说："如

译果像王彪的建议所说，在职的官员已经被制度所约束，不能前去奔丧。至于已经离职的官员，虽然来不及参与哀悼，但作为臣子的情分，怎能不暂时前去尽份心意呢！我认为丧期虽然已经超过，离职的人本应当仍旧前去奔赴。"诏书批准了这个意见。王彪又申述先前的建议说："丧期有一定的数目，吉凶有一定的界限，怎能等到守丧期满穿吉服之后，却制定没有限期的责任呢？如果已经除去丧服的人被要求去奔丧，应当穿什么服装呢？穿素服来表达哀情，那么在朝廷上就已经算是穿了吉服。陵墓已没有哭祭之礼；如果穿戴玄冠去表达敬意，应当称为朝谒，而不是奔丧的意思；如果在服丧期限之外另立限制，那就不知道该以什么为准则；如果不论远近都算在服丧期限之内，那么这个制度就太宽泛而没有明确界限了。"诏书又交给尚书左丞王彪之商议，说："从前太宁之难时，奔赴丧事的限期不超过三年。恭皇后的丧事不应超过先前的制度。《礼记》说，为君主的母亲、妻子服丧，饮食起居要有所节制。'君主已经除去丧服后才听闻丧讯的，不必再补服丧服'，却要要求他前去奔丧，这是臣所感到疑惑的地方。姑且应当依照王彪所上奏的意见。"诏书说："如果轻易改变这个制度，对于名教来说是有所不足的。如今只是因为有人对此事有所议论，不必改变先前的制度，应当依照王彪所上奏的意见施行。"咸康八年，成帝驾崩，尚书殷融上言说："司徒西曹属王彪以一年为限期，来不及赶到的就除去名籍，交由乡里评议。我认为名教的兴起源于恩义深厚，忠孝之心发自天性自然，不须严厉督促就能彰显，不须整肃就能形成。按照旧礼，国家有重大忌讳之事时，外地任职的官员不得离开辖区，闲散无事的官员，可在公开场合发丧哀悼，从来没有规定超过限期就要处罚的制度。按永平初年，先帝称引宣帝遗诏，说不得让子弟前往陵墓。只有荡阴一地奔赴丧事的人，大多来不及赶到，才开始制定这项制度，以此来敦厚一时的风气。回顾观察人情世故，未见有人肃然遵行，徒然造成人心冷漠，恰恰足以彰显王道的不弘大，暴露臣子的不义。应当遵循前代的做法，听闻凶讯后哀悼三日便可以了。"诏书说："孝慈之心发自天性自然，忠厚之情出自天生本性。如果正道不曾丧失，哪里会有如今的弊病。弊病发展到浅薄的地步，要扭转回来又要等到何时？况且以今日的弊病，却想在颓废的世俗中废弃准则法度，要求在我朝独自实现仁德，这在道理上，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吧？"殷融又重新上奏，请依照王彪所奏定为条例制度。康帝建元初年，殷融又建议规定不必奔赴山陵：说"根据周朝、鲁国有丧事时，鲁国人却不去吊唁的先例。孔子回答曾子的话，应当是指国内的卿大夫而言，不是像如今这样身在外地任职的情形。"尚书仆射顾和商议说："按照《礼记·曾子问》记载：'父母的丧事，出殡途中，听闻国君驾崩，该怎么办？'《穀梁传》说：'周朝人和鲁国人各自有丧事，周人前往吊唁，鲁人不去吊唁。'周人虽有丧事在身，仍可派人代为吊唁；而鲁人应当亲自处理丧事，所以不去吊唁。"

哀帝的章皇太妃去世，皇帝想要为她服重丧。江彪进言："按先王所定礼制，应当服缌麻丧服。"诏书想要降为期年之丧。江彪又进言："委屈私情，是为了尊重祖先。"于是制定为缌麻三月之丧。

孝武帝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驾崩满两年周期而恰逢闰月，博士谢攸、孔粲商议说："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日，楚子去世，实际上是闰月，而说是十二月，是因为把闰月附属在前一个月来记载。丧事应当以先前发生的为准，所以应当依从博士吴商的说法，以闰月来举行祥祭。"谢安、王邵、郑袭、殷康、袁宏、殷茂、车胤、刘遵、刘耽的意见都相同。殷康说："超过七个月而未满八个月，怎能说是超过了期限。如果有难以判定之处，就应当遵从较为重的一方。"袁宏说："假使正逢闰十二月却不采用它，这样就意味着这一年还没有结束，本来就不能这样算的。《汉书》把闰月称为

译'后九月'，说明它与本月是同体的。"郑袭说："中宗、肃祖都是在闰月驾崩的，祥祭、除服的变礼都是在闰月之后的月份举行，先朝尚且如此采用闰月之后的月份。如今闰月附于七月之后，就应当采用它，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这也符合延长时日以申表哀情的说法。而且这个闰月是接在七月之后而不是插在其中，怎么会有超过期限的嫌疑呢！"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恬、左丞戴谥等人的意见不同，王彪之说："吴商是个才学平庸的小官，不是名贤大儒、公辅重臣那样被当世所遵从效法的人物。而且采用闰月的说法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援引延长时日的说法，超过了祥祭忌日的期限，超过了祥忌，在期限之外另外增加时日，不符合择取远日的道理。而且丞相桓温也曾经论述说，按礼二十五个月举行大祥之祭，为什么要因为闰月而超过期限，延到二十六个月呢？"于是上奏说："有人认为闰月应当附于七月之后，应当采用闰月多出来的部分。有人认为闰月虽然名义上附于七月，但实际上以三十天为一个独立的月份，所以应当在七月就除服的。我们与中军将军桓冲共同详细商议，认为一代的重大礼制，应当依据经典。三年之丧，十三个月举行小祥之祭，二十五个月丧期结束，这是《礼记》的明文记载。《春秋》的义例，闰月如果在年份之内，就可以省略而不加计算。明确闰月若在年份之外，就不应当据此来超过丧期忌日的限期，因为礼制规定祥祭除服必须以正月为准的缘故。"己酉日的月末，皇帝除去丧服换上吉服。

徐广评论说："凡是辨析义理、详考礼制，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文字可以作为折中标准，那么礼制有疑义时应当从重处理，丧事宁可从哀戚出发，顺应情理、通达事理，本来就有成说可循。王彪之不能援引正确的依据来说服对方，却只用名位来压服他人，君子应当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内心不应存有芥蒂，怎能这样呢！执政者听从了他的意见，实在是错了。"

自武帝以来，国家但凡有重大丧事，就停止用乐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的丧期尚未结束，到元旦朝会时也停止用乐。穆帝永和年间，因为中原地区的山陵尚未收复，连年元旦朝会都停止用乐。这时太后临朝听政，太后的父亲褚裒去世，元旦朝会又停止用乐。孝武帝太元六年，因为皇后王氏的丧事，也停止用乐。孝武帝驾崩，太傅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道子建议："安葬山陵之后，允许通婚嫁娶但不能用乐，以一年为期限。"孝武帝宁康年间，崇德太后褚氏驾崩。太后对于皇帝来说是堂嫂，有人对该服什么丧服有疑问。博士徐藻建议，认为："依父之道以事君，其敬意是相同的。又，按《礼记》，凡是丈夫属于父辈的，他的妻子也都属于母辈。那么丈夫既属于君道，妻子也应属于后道。服丧的礼制应当依据事父的道理。鲁国曾讥讽违反祭祀次序的行为，以此来彰明尊尊之义。如今皇上亲自奉行对康帝、穆帝、哀帝以及崇德太后的礼制，表达敬意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怎能对这些人以君道相待，服丧之礼却因本亲关系而废弃呢。我认为应当服齐衰期年之丧。"于是皇帝服齐衰期年之丧。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关部门详细讨论认为母以子贵，追赠陈淑媛为夫人，设置家令主管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建议："《丧服传》说与尊者同体的人，不服自己私亲的丧服。而且，君父所不服的丧服，儿子也不敢私自服丧。所以王公的妾生之子为生母服丧，只戴练冠、穿麻衣，服丧期满便除去，并非五服中的正常制度，可以说是无服之丧。"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安帝隆安四年，孝武帝的太皇太后李氏驾崩，对应服何种丧服有疑问。何澄、王雅、车胤、孔安国、徐广商议说："太皇太后的名分地位十分正当，与皇权同体，礼制应当完备周全，情礼理应充分表达。《春秋》的义理，母以子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就应当随礼制而定，所以成风被赐予夫人的称号。鲁昭公为她服三年之丧，因为儿子对于父亲的生母，二者身份尊贵、情义深重。而且按照礼

译法，祖父对孙子不必屈从降等，理应完全服丧而不必屈就减省，应根据情理来制定礼制。如果担心没有明确的文字依据，那么在有疑义的地方应当从重处理，我认为应当如同为祖母承继宗庙之位者服齐衰期年之丧一样。永安皇后没有服丧的规定，只须举哀一次，百官也只需服丧一年。"诏书予以批准。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建议："郑玄的丧制，二十七个月而结束，学者们说这是符合礼制的做法。按晋朝初年采用王肃的建议，把祥祭和礻覃祭合并在同一个月举行，于是形成定制。自从东晋南渡以来，只有晋朝的士大夫实行这种做法，仍有许多人遵从郑玄的礼义，应当使朝廷内外一体遵行。"诏书予以批准。

永初三年，武帝驾崩，萧太后服三年之丧。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驾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符节监督丧事。在神武门设置凶门柏历一直延伸到西上阁，皇太子在东宫崇正殿及永福省都设置庐舍。还没有开府第的各位皇子，在西廨设置庐舍。太子服心丧三年。所谓心丧，是否有除服之礼，礼制中没有明文规定，历代各有不同做法，有时两种都实行。皇太子心丧期满后，下诏令广泛讨论。有关部门上奏说："丧礼有除服之礼，是因为祥祭之后的变化是逐渐进行的，不应当立刻除服穿上吉服，所以他的丧服要用浅黄浅黑色。心丧已经历时十三个月，大祥在十五个月，祥礻覃变礼除服，丧礼已经完成，剩余的哀情就寄托在一年之内，周年之后不应当再有第二次礻覃祭。应当将此定为永久的制度。"诏书予以批准。

后魏自道武帝以来直到各位皇帝，都依照汉魏的制度，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恢复正常朝政。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冯氏去世，皇帝五天滴水未进，哀伤憔悴超过了礼制的要求。中部曹华阴人杨椿劝谏说："陛下承担祖宗的基业，君临万国之重，怎能像普通百姓一样固守小节，以致伤身倒地？群臣百姓忧惶焦急，不知该说什么好。况且圣人所定的礼法，是哀毁而不能伤及性命，即使陛下想要在万代之中独显贤德，宗庙社稷又当如何呢！"皇帝被他的话所感动，为此喝了一次粥，于是诸王公等人都到宫门前上表请求（节哀）。当时确定陵墓地点，都依照汉魏的旧例，以及太皇太后的终制遗命。安葬之后便除去丧服。皇帝下诏说："自从遭遇这场丧祸以来，恍惚如同昨日，奉侍灵柩，还希望能仿佛见到她的身影，迁移灵柩安放山陵之事，我实在不忍听闻。"冬十月，王公再次上表坚决请求（除服），皇帝下诏说："山陵之事可以依照典章制度办理，但要我更换丧服，我心中实在不忍。"皇帝想要亲自前往陵地，戊辰日，下诏说各种平常随行的仪仗器具，都可以停用。至于武卫的官员，仍应依法防卫侍从。癸酉日，将文明太皇太后安葬于永固陵。甲戌日，皇帝拜谒陵墓，王公再次坚决请求皇帝除服，皇帝下诏说："这件事等以后再另行商议吧。"己卯日，皇帝又去拜谒陵墓。庚辰日，皇帝出宫来到思贤门右侧，与群臣相互慰劳。太尉拓跋丕等人进言说："臣等年纪已老朽，历经侍奉数代先帝，对国家旧事，颇有所了解。想我朝远祖遇有国丧之日，只有护送灵柩的人穿丧服，其余人等都穿吉服。历经四位祖先三代宗庙，都沿袭未改。陛下以至孝的天性，哀伤毁损超过了礼制，臣等听闻陛下所进的三餐，加起来还不到半升，昼夜都不解下丧服的腰带。臣等痛心疾首，坐立难安。希望陛下稍稍抑制思慕哀伤之情，遵行先朝旧有的典章制度。"皇帝说："哀伤毁损是很平常的事，何足挂齿。我早晚喝粥，大致还能支撑，诸位不必担忧。祖宗一向专注于武略，未曾重视文教。朕如今仰承圣人的教诲，希望能学习古代的礼法，就当今时势来论此事，又与先辈的情况不同。朕暂且把自己的想法，另外去询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诸位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皇帝于是对游明根等人说："圣人制定卒哭之礼，逐步变更丧服的规定，都是在夺情之中让人渐渐适应。如今只不过短短十天之内，就说要立即

译恢复吉服，实在有伤情理。"游明根回答说："臣等仔细查阅先帝留下的金册遗旨，是说过了一个月便可下葬，安葬后便可穿上吉服。所以在下葬之初，就上奏了练服除服的事宜。"皇帝说："朕在想，中代之所以不能完全实行三年之丧，大概是因为君主往往在世时便有变故。继位的新君刚刚即位，君德尚未取信于天下，君臣之间的情分尚未融洽，所以要亲自穿上衮冕，举行即位之礼。朕的德行确实不够，但在位已超过十二年，足以让天下亿万百姓知道有君主在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完全表达哀伤思慕之心，使得情理与礼制都有所欠缺，那实在令人深感痛惜。"高闾说："杜预是晋朝的大儒学者，论述自古以来的天子没有真正实行三年之丧的，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恰恰与古制相合。虽然这是末世所实行的做法，但确实是可以沿袭的先例，所以臣等才敢冒昧地恳切请求。"皇帝说："我仔细查阅金册的旨意，是为了减轻臣子的哀伤之心。让人尽早穿上吉服，是担忧荒废政事的缘故。诸位所请求的，用意也是如此。朕如今既要仰承金册遗命，又要顺应众人心愿，不敢沉默不言，以致荒废各项政务。只是想要穿着麻服，废除吉礼，在每月初一十五尽情哀悼，从情理上说是可以允许的，所以我特别想要这样做，至于像杜预所论述的那样，对于孺慕思念先人的君主、谅阴守丧的君主而言，恐怕也是一种曲解吧。"秘书丞李彪说："汉朝的明德马太后，抚养教育汉章帝，母子之间的情分，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等到太后去世时，安葬不到十天，不久便穿上了吉服。然而汉章帝并没有受到讥讽，明德太后的名声也没有受损。希望陛下遵从金册遗留的旨令，割舍哀情，听从大家的建议。"皇帝说："朕之所以眷恋牵挂不舍，不听从大家的建议，实在是因为内心不忍，岂止是为了苟且避免受人讥讽嫌弃而已呢？如今丧葬之事已经力求俭朴，都遵照先帝的遗命行事了，只是这份哀痛思念之心，关系到我自己，希望先人的灵魂不要违背我的至诚心愿罢了。"高闾说："陛下如果在上不除去丧服，臣等却独自在下除去丧服，那么身为臣子的道义就有所不足。而且亲自穿着麻服，又要处理朝政，吉凶之事混杂在一起，臣私下感到疑惑。"皇帝说："朕如今被先帝的遗命所逼迫，只希望能坚持到期满，虽然不能完全依照礼制，但心中郁结的哀情稍稍能得到申发，群臣各自依照与太皇太后的亲疏贵贱远近关系，来确定除服的差等，希望能大致接近古礼，又便于在当今施行。"群臣又说："春秋两季的宗庙祭祀，很难因此而荒废搁置。"皇帝说："自先朝以来，通常都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祭祀事宜，朕蒙受慈训的教诲，常常亲自恭敬前往致祭。如今上天降下惩罚，人神都失去了依靠，想到宗庙的神灵，恐怕也会因此停止享用祭祀，如果贸然进行祭祀献享，恐怕会违背神灵的旨意。"群臣又说："古时候安葬之后便立即换上吉服，不一定非要按礼制守完整个丧期不可，这正是两汉之所以能够经营治理国家、魏晋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各项政务的原因所在。"皇帝说："安葬之后便立即换上吉服，这大概是因为末世多乱，是权宜之计以挽救时局罢了。两汉的兴盛，魏晋的兴起，难道是因为简化了丧礼、遗忘了仁孝之道吗？平日里，公卿大臣常常称赞说当今四海安定，礼乐日新月异，可以与唐虞相媲美，比肩夏商盛世。等到今日，却想要强行违背朕的心愿，使我不能超过魏晋的做法。这样的想法，我还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李彪说："如今虽然治世清明安定，但江南还有尚未归顺的吴地政权，漠北还有不肯称臣的胡虏，所以臣等仍然怀有对不测之事的忧虑。"皇帝说："

译鲁公穿着丧服从军作战，晋侯以墨染丧服去抵御敌人，这本来是圣贤所认可的。如果有意外之事，即使不遵丧礼也不算失礼，何况现在只是穿麻戴孝呢？岂可在安逸太平之时，就预先考虑军旅之事，因而废弃丧礼制度呢！”皇帝说：“古人也有称王者除去丧服、居丧默哀直到服丧期满的，如果不允许朕这样做，那就应当除去丧服、拱手静默，把政事委托给冢宰。这两件事之中，只请公卿选择一件。”游明根说：“如果深居默然不言，那么国家大政就要荒废，臣等愿仰顺圣上心意，请依从穿丧服理政。”太尉拓跋丕说：“臣与尉元，历事五代皇帝,魏朝的旧例，尤其忌讳在皇帝去世后三个月，必定要在西方迎神，在北方禳除灾祸,一一举行吉礼。自皇始年间以来，从未有过更改。”皇帝说：“如果能够以正道侍奉神明，不迎请神也会自己降临。如果丧失了仁义,即使去迎请神也不会来，这本是平日就不应当施行的事，何况是居丧期间呢？朕本处在不便多言的地位,不应当这样喋喋不休。但公卿们坚持己见，据理力争，朕心中实在不忍依从，于是往复辩论，追念先帝，悲痛欲绝。”于是放声痛哭，众官员也一同哭泣而后告退。

译致堂胡氏说："汉孝文帝仰慕古礼、努力实行，尤其在丧礼上表现突出，他从始至终的情感与礼文，也是灿然可观的。从汉朝以来，没有人做到过。后世那些像孝子一样眷恋亲人的君主，怎能不景仰而以先王为法呢！当孝文帝想要行三年之丧时，朝廷上的大臣，没有一个人能顺从成全他的美意，无不阻挠、遏制皇帝的心意，所提出的建议一次比一次差，如果不是孝文帝的至情早已坚定，几乎就要被邪说所迷惑了！《礼记》说：'百官齐备，百物具全。'不必言明而礼事自行，是搀扶着让人从守丧中站起来这一类的丧礼，是相互配合而无须多言的。至于'八事之权'（简化丧礼的权宜之法），并非常礼。如今孝文帝百官齐备，百物具全，本应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浴，一期（一年）而戴练冠，三年而行祥祭，让礼制由废而重兴，如同古代的殷高宗一样。可是群臣习惯了汉朝的制度，又掺杂着本国的习俗，使他们的君主不能自主，他起初坚守礼制、违逆众议，极力想推行三年通丧，可是到最后仍未能坚持三年，于是一期而行祥祭，改月而行禫祭，这就使古时'父在为母服丧'的礼制，也变得不合节度了。这岂不是没抓住根本，反而斩断了枝末吗？礼，唯有恰当才行。施行得当，就如同披着衮冕、执着镇圭；施行不当，就像穿着狐白裘却坐在荒草之中，岂不可惜！"

宣武帝延昌四年正月，皇帝驾崩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等在东宫奉迎太子，从万岁门进入，到明阳殿，痛哭捶胸了很久。众人想等到天亮再举行即位大礼，太尉崔光说："天子之位不可片刻空虚，何必等到天亮？"崔光等请太子止住哭泣，站在东边厢房。于忠、元昭搀扶着太子面向西哭了十几声，就止住了。崔光奉上册书、进上玉玺绶带，太子跪着接受，穿上皇帝的衮冕礼服，登上太极前殿。崔光等人从西边台阶走下，当夜值守的群臣站立在庭中，面朝北叩头高呼万岁。

按：先儒说古时天子驾崩，太子即位，分别有四个阶段。刚驾崩时，先确定嗣子的名位，就是《顾命》所说的"在南门外迎接子钊，请入翼室"。既已停殡，就确定继承王位的名位，就是《顾命》所说的"王戴着麻冕、穿着黼裳入内即位"。过了一年，确定改元的名位，就是《春秋》所记的"公即位"。三年之后，确定正式登基践祚的名位，就像"舜到文祖庙告祭，以及伊尹带着冕服侍奉太甲回到亳都"这类事。汉朝以来，遵循短丧的制度，废弃了守丧居庐的说法，用"以日易月"的办法过了一年就即位，三年之后才正式即位的礼制不再听闻，大概就在丧期之中，行了继承帝位的吉礼。然而汉高祖是四月甲辰驾崩，五月丙寅下葬，惠帝当天就即位，那是在驾崩之后二十三天。文帝是六月己亥驾崩，乙巳下葬，景帝在丁未日即位，那是在驾崩之后九日、下葬之后三日。大概西汉的君主都预先修建陵寝，所以驾崩之后，不再遵循古时七个月而葬的制度。有的从驾崩到下葬不到十天，因此嗣君即位，多在已经下葬之后。到东汉，下葬的时间逐渐推迟，于是才开始规定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即位，历代都遵循此制，那还是在停殡之后的事。如今北魏宣武帝刚刚驾崩，太子却不等到天亮就即位，岂不是太仓促了吗！况且当时北魏传国已久，正值太平之世，有什么紧急危难，要在亲人尸骨未寒之时，不等天亮就袭承帝位呢？孝文帝是贤明的君主，努力追随古道，来行使为亲人守丧之礼。而肃宗年幼，辅政大臣又见识浅薄，不能加以引导，使他遵循祖父的做法，因而有这样的过失之举。北魏的德运衰亡，是有原因的。

后周武帝的母亲叱奴太后驾崩，武帝住在守丧的草庐中，早晚只供应一

译升米。群臣上表请求，请了多次才停止。到下葬时，武帝袒露赤足步行到陵墓所在地，下诏说："三年守丧之礼，上达于天子。只是军国大事繁重，必须亲自处理朝政。麻服之礼，一律遵循先前的典制，百官应依照遗令，等下葬之后就除服。"公卿坚持请求依照权宜之制，周主不许，最终按三年丧制执行，五服之内的亲属也命令依礼服丧。

致堂胡氏说："自汉文帝短丧之后，能够断然实行三年丧的，只有晋武帝、魏孝文帝、后周高祖，可算是难得了。然而按《春秋》的义理，是要对贤者求全责备。晋武帝已经被裴楷、杜预所迷惑，行礼不够周全；魏孝文帝的礼节看似周全了，但所服的丧服却不是应服的；后周高祖身穿麻服、卧于草垫，坚持三年之制，是最贤明的行为，然而他把通丧推广，也仅限于五服之内的亲属，没有推及群臣，这就不足以教化天下，彰明君臣的大义了。而且他在服丧期间还频繁出游巡幸，并没有内乱外患，却出兵讨伐邻国，这些都是礼制所不允许做的事。这是由于周高祖没有学问，身边又没有精通古礼的大臣来辅佐成就他。假使高祖有像魏孝文帝、晋武帝那样至诚的心，又能像孝文帝那样详细讲求礼制，教导臣下服丧三年，不出游巡幸，不动兵革，来完成礼制，即便是夏商周三代，又怎能超过他呢？"

●卷一百二十二 王礼考十七

○国恤

唐代元陵遗制：丧礼仪式及山陵制度，务必从简节约，一律不用金银彩饰。天下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等，都不必赴京奔丧。祭祀之礼，也要节俭。天下官吏，接到诏令之后，出来举哀三日，都脱去丧服。不禁止婚嫁、祭祀、饮酒吃肉。宫殿内应当哭临的人，早晚各哀哭十五次。皇帝三日后处理朝政，十三日行小祥礼，二十五日行大祥礼，二十七日脱去丧服。

《元陵仪注》记载，皇帝下诏询问："宗室子弟在外地州府任职的，应当赴京师吗？"主管官员上奏说："按《礼记》所载'五庙以内的孙辈，祖庙尚未毁弃时，即便已是平民，行冠礼、娶妻必须禀告，去世必须奔丧，行练祭祥祭时必须禀告，这是不忘祖先的人应有的做法。'又说'四代以外服缌麻，是丧服的极限；五代以外袒免（不服丧服只袒露臂膀、戴丧巾），是同姓关系的递减；六代以外亲属关系就断绝了。'又《左传》说'天子七个月而下葬，同一车轨的诸侯都要赶到'。据此，则宗室子弟在五服以内的，不论远近，都应一同赶赴山陵送葬。"

唐代《礼乐志》记载："《周礼》中的五礼，第二种是凶礼。唐初，把它排在第五位，而李义府、许敬宗认为凶事不是臣子所应当议论的，于是删去了《国恤》一篇，因此天子的凶礼就此缺失了。到了国家有大丧之事，就都是临时拼凑比照办理，事情办完，就避讳而不流传，所以后世无从查考。到开元年间制定礼典，只记载了天子赈济水旱灾情、遣使问疾、吊唁死者、举哀、除服、亲临丧礼、册命追赠这类事情。至于五服制度与诸位大臣的丧葬、服麻、哭泣之礼，则记载得比较详细。"

按：《唐书》所记如此。柳宗元曾作《裴瑾崇丰二陵集礼后序》，说法也是如此，并且说"永贞、元和年间，天降祸乱接连而至。从崇陵到丰陵（唐德宗葬于崇陵，唐顺宗葬于丰陵），不到一年，司空杜黄裳由太常相辅佐天下，接连担任礼仪使，选拔他的僚属来筹划增删礼制。于是河东人裴瑾以太常丞的身份、陇西人辛秘以博士的身份被任用。对内则筹划灵柩安葬、随葬器物的适宜安排，对外则规划复土起坟、依山建陵的制度；对上则要准备顾命典册、兴办礼仪文物来接待四方使节，对下则要制定服丧的礼节规定，颁布法令以昭示四方。由于他们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