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田赋考五

译移，是根据地方远近，递相调迁有余补不足，以便利边防军饷，内地州郡很少施行。若有调用，则任由百姓根据所耗费的多少自行选择，所以有的地方缴纳本色到支移之地，有的地方缴纳脚费到所居之邑。折变之法，按纳月上旬的中等市价折算，同时依据年成丰歉确定物价高低，官吏不得私自决定其轻重。

当初，京西路原本不实行支移，崇宁年间，主管漕运的官员忽然对百姓说："支移本应一律施行，如今特免此项，但地里脚钱应当照缴。"从此每年都当作常例。脚钱的费用，每斗为钱五十六文，比起元丰年间已相当于正税之数，而反复折算变换，数倍于往昔，农民甚至卖牛卖产业还不能应付，漕运司却借此获取办事有方的名声，进言者极力论说其中的危害。政和元年，于是下诏支移中所输脚钱不足一斗的，予以免除。不久又下诏五等户税不足一斗的，支移一律免除。

重和年间，进言者说："物价有丰年匮乏之别，价格有高低之分，估算丰年贱价的货物，让百姓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于是公私都失去利益。而州县官吏，只计算一方所缺乏的物品，不管有无，强求百姓交纳所没有的东西，其为害无穷。至于支移，从丰收之地迁往歉收之地，本是应有之理，但豪强奸吏故意迁徙歉收之地供应丰收之地，用轻贱货物以贱价折抵输官，从中获利加倍。而下等贫困户虽各自免除支移，估价既已抬高，又增加脚费，比富户反而更重，于是造成拖欠，困于官府追讨。"又有非法折变，既用绢折钱，又用钱折麦。以绢与钱相较，钱数是绢的一倍；以钱与麦相较，麦价又是钱的数倍。辗转增加，百姓无处申诉。前后奏请，皇帝都为此下令禁止并订立法令，但有司始终没有体恤百姓困苦之心。

宣和元年，臣僚上言："方田法用来均平天下的赋税，是神宗时的良法，陛下推行至今已十年，告成的有六路，可谓从容不迫了。御史台受理的诉讼中，竟有二百多亩方量为二十亩的，有二顷九十六亩方量为七十亩的，这是虔州瑞金县的情形。有原本租税十三文却增至二贯二百文的，有原本租税二十七文却增至一贯四百五十文的，这是虔州会昌县的情形。这大概是因为方量官吏怕辛苦跋涉，并不亲自查验，敷衍应付、核定土色，全都委任给胥吏办理。希望下诏常平使者暗中检察，如尚未查核，日后有申诉不平的，就应明加贬黜、改正。"下诏令各路提刑司体察查问。

宣和二年，下诏罢除各路方田法。又下诏："从今以后各司不得提请施行方田法。各路尚未推行方田的县分，已经方量的，不论有无争讼，一律按旧额输纳赋税。百姓因方田而逃亡后又归业的，所欠税赋一并放免。"

高宗绍兴元年，江西、湖南宣抚大使朱胜非上言："百姓的病苦，在于正税之外科敛烦重。税米一斛有的要输至五六斛，税钱一缗有的要输至十八缗，和籴与正税相等，却从未支付钱款。其他都类似如此。"又上言："输纳苗米，请允许百姓在限期之前，任其方便，纳早稻米以充抵用度。"皇帝准许。江东帅臣李光上言："广德县秋苗旧例要运送到水阳镇缴纳，乡民苦于路远。请求每一石加贴三斗七升作为脚费，改

译在本军就地缴纳，从此定为每年常额。"皇帝下诏减免其半数。

绍兴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秘上言："前不久朝廷展延了淮南税赋的限期，听说州县有收撮课子的惯例，夏天撮麦、秋天撮谷。又有助军米、借牛租，名目多达十一种，往往征收多至四五分。如此重敛，却借爱惜民力之名欺瞒朝廷，使百姓白白享受不到放免的恩惠。因为正税所取有限而有定数，收撮所取却无限而无定时，如今要想使朝廷宽恤的政令取信于民、减轻百姓输纳的负担，除已经确定的课子按官私中分之外，其余应一律禁止。"权发遣淮南两路张成宪上言："归业的百姓税额尚未确定，请求依据实际耕种顷亩，暂纳课子五年。"皇帝都予以准许。

绍兴七年，知扬州晁公武上言："朝廷因为沿淮一带荒芜残破，未曾实行租税，百姓归业和新立户者，虽然田地阡陌相望，却害怕日后税负加重，向官府申报的十个中才见一二个。当年晚唐时百姓一务农就增加租税，所以耕种者少；吴越时百姓开垦荒田却不加税，所以没有荒地。希望下诏两淮地区不再增加赋税，使百姓知所劝勉。"皇帝下诏准许。

绍兴二十年，采纳正言章夏的奏议，下诏州县收纳二税的盈余数目一并附入赤历，不得拨归公使库。

绍兴二十三年，张守任江西帅臣，奏请蠲免积欠的预买、预买绢帛和和籴，皇帝本想施行，当时秦桧任宰相，正削减各项开支以充作月进钱，且日日忧虑四方财用不足，因怒而不予施行。这时，两浙州县合纳的绵、纟由、税绢、茶绢、杂钱、白米六色，都以市价折钱，又另外科征米麦，有的每亩田要缴纳四五斗。京西路清查隐匿田地，增加租米，比旧额更重。湖南有土户钱、折纟由钱、醋息钱、麴引钱，名目不一。曹泳任户部侍郎，又急迫地追讨荆南已经蠲免的口赋二十多万缗。秦桧晚年怒不可测，而曹泳是他的亲党，气焰十分嚣张。原来自秦桧再度为相，就暗中晓谕各路暗中增加民税七八分，曾建言：国家的经费，全仰赖二税，其余请求蠲免的，理应一律禁止。虽然经界法的推行，有人说只是为了搜括隐漏的税赋，也没有实惠及于百姓，所以民力更加困顿，饿死的人很多，都是秦桧造成的。

绍兴三年，户部上言："百姓抛弃的田产，已下诏三年之外许人请射承佃，十年之内即使已经请射或拨作职田的，一并听凭原主认领归还，官府占田不还的，允许越级申诉。如果是孤儿幼女以及依法应得财产的亲属，委派守令当面询问来历，索取契照。如果没有契照，就核查耆保邻居作证核实，属实即立即给还，若有假冒指占的按律治罪。如果州县阻挠压制，或奉行不力，隐匿不予晓示的，交由监司查办治罪。"皇帝准许。

绍兴二年，工部侍郎李擢上言："平江府东南有荒废的田地，与湖水相连，田埂堤岸久已废坏，每年损失粮食四万三千余斛。请求招诱流民疏浚开垦，其中不能立即着手的，蠲免其税额。又本府百姓沦陷于金人之手的，抛弃田地三万六千余顷，都由旧佃户掌管，各县已经确定租课，允许他们两年内归业。上等好田贫瘠，百姓因旧籍税额过重而困苦，希望除去其中不可耕种的田

译地，减损原定过多的税额。"此后都依次逐步施行（这就是经界法的开端）。

绍兴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论经界不正的十种弊害：一、侵占耕种而漏税；二、田产过割不予办理；三、衙前差役户及坊场承包户虚报抵押；四、乡司胥吏舞弄税名；五、诡名寄托田产；六、兵火之后税籍不可信，争讼日益增多；七、倚阁（暂缓征税）不实；八、州县隐匿赋税甚多，公私都受困；九、豪猾之户自行申报，税籍不实；十、荒废田地税负偏重，无人肯买。经界一旦厘正，弊害便可转为利益。并说："平江府往年岁入七十多万斛有余，如今按籍册计算虽有三十万斛，但实际收入才二十万斛而已。询问当地人，都说是隐瞒欺骗所致。希望考核厘正确实先从平江府开始，然后推行到天下，那么经界端正而仁政可以推行了"（李椿年曾任宁国县知县，宣谕使刘大中推荐他熟悉民事，考核税额，处理有条理。绍兴五年秋九月召对时，李椿年奏称："州县治理不好，在于用人不当，若对二税稍加整顿措置，不至于大量陷失，用度自然充足。"不久调任洪州通判，屡次升迁至浙东提举。绍兴八年春三月，三省上奏："台州有匿名书信，指称李椿年刻薄等事，扬言要率众闹事。"皇帝说："兵乱以来，官府财物多有失陷，既然已派官员检察，若稍加留心整顿，便招致诬陷诋毁，这必定是州县胥吏所为。万一真有人闹事，当派兵剿杀。"后来终究平安无事。到这时，才提出这项建议）。皇帝对宰执说："李椿年的议论，颇有条理。"秦桧说："他的办法简便易行。"程克俊说："近年百姓逃避差役，只因经界不正，推行经界法乃是公私两利之事。"次日甲午，任命李椿年为两浙运副，专门负责措置经界。李椿年拟定条例方案上报，请求先从平江府各县开始（朱熹所说的"先从自家田上量起"就是指此），等这里办妥，再推行到各州，务求均平，为百姓除害，不再增加税额。若水乡秋收之后有人谎称田地荒废，允许他人告发；陂塘田埂因水患毁坏的，官府可借钱修复；才干不足的县令、县丞则听凭撤换。设置田图登载田亩，选派官员核查覆核，命各户各乡编造砧基簿，同时向百姓公示奖惩，开导晓谕、严加禁防，无不周到详尽。胥吏借机敛财的依法治罪。

朝廷下诏："百姓田产虽有契书，但如今不登入砧基簿的，一律没收入官。"又下诏："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发下统一样式，务必认真誊写。若写得字迹细小潦草，官吏各按罪处罚。有关簿册限一日之内改正，有欺诈弊端的依本法治罪。"这些都是采纳李椿年的建议。

当初，李椿年在平江府设置经界局，知府周葵问他说："您如今是要均平赋税呢，还是要借机增税？"李椿年说："哪敢增税。"周葵说："如果不想增税，为什么说本州岁入七十万斛？"李椿年说："应当以图经所载三十万斛为准。"

仓部员外郎王循友上言："国家平昔漕运江、淮、荆、浙六路的粮米六百二十余万石，加上和籴所得，而近年来上供才二百八十余万石，两浙土地肥沃丰饶，没有不耕种的土地，比起旧额也亏空了五十万石。这是因为税

译籍隐瞒欺骗，豪强诡诈侵占所致。近来漕臣建议厘正经界，朝廷已经采纳，希望敕令各路漕臣各自核查税籍。"

绍兴十四年，李椿年权任户部侍郎，仍旧负责措置经界事宜。十二月，李椿年因母丧去职，两浙运副王〇权任户部侍郎，负责措置经界。

绍兴十七年，李椿年再度权任户部侍郎，专门负责措置经界。自李椿年去职后，有司渐渐废止了他所推行的措施，等到他服丧期满还朝，又上言："两浙经界已经完成的有四十个县，其尚未推行的地方，若只让百姓自行具结，恐怕势要之家仍有隐瞒欺骗，请求依旧图画造册，由本局差官核实。先完成而百姓无争讼的予以奖赏，办事松懈失职的予以弹劾上奏。"皇帝都予以准许。李椿年又上言："已经打量并使用砧基簿的共四十个县，请求予以了结。其余未经打量、不曾使用砧基簿、只令百姓具结的县分，请求展期一个月，允许百姓自行申报实情。近来已按新税起征，依额输纳，等到打量出多余的亩角，即行均减，不再增加税额。仍令各户各自书写申报实情，遇有两家争执的，即对换产业税额。"皇帝都下诏准许。

绍兴十九年，下诏："汀州、漳州、泉州三州依照现今耕种的田亩收纳二税，尚未耕种的暂行倚阁（缓征）。"经界法在各路推行，而当时剧盗何白旗骚扰汀、漳等郡，所以有此诏令。然而汀州地处深山穷谷，兵火之后，旧籍档案荡然无存，豪民漏税，常赋十有五六都收不到，郡县无从应付，于是按人口摊派盐税，大为百姓之害。这一年冬十一月，经界之事才全部完成。

当初，朝廷因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地处边境，暂且沿用旧制，又漳州、汀州、泉州三州尚未完成推行。第二年，下诏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等海外之地土产贫瘠，已免除经界法，其税额一切照旧。又泸南帅臣冯揖上疏抗议此法不便，于是泸州、叙州、长宁军一并免除，渠州、果州、广安军虽已推行也予以罢除。其余各路州县都依次告成。绍兴二十一年，前权发遣临江军王伯淮任满还朝，上言："本军治所所在的清江县修德乡有税钱四十余贯、苗米四百余石，而人烟、田产却在筠州高安县祈丰乡。上述苗税，在经界法中称为'过佃'，在乡间俗称'包套'。经界既已确定，两县各随产业认定税额，于是清江县有税无田，高安县有田无税，清江县不免以无田之税均摊到本县原有田地之上，高安县即以无税之田减摊本县原有税额，如此高安县得到偏轻的好处，清江县受到偏重的损害了。谨按：本朝淳化癸巳年，下诏建置临江军，取筠州的萧滩镇设为清江县，划割高安县的建安、修德两乡隶属于它。新丰乡与修德乡接壤，所以有交乡过佃的弊病，请求彻查改正。"下诏委派转运使卢奎措置办理。

◎受纳税限

建炎四年，右谏议大夫黎确上言："近年贪官污吏甚至与专库胥吏分享私利，凡百姓自行前来输纳夏税、和买缣帛等物，往往多方阻挠压制，百姓不堪滞留之苦，只得委托揽纳之家代办而离去。百姓因此多付出加倍的费用，官府却收进滥恶的货物。"下诏凡物帛不是粗劣滥恶而官吏过度压退拒收的，允许越级申诉。

绍兴三年，下诏："江

译、浙各州县的绢帛及折帛钱，一律须在七月中旬送达行在。不足数的，知州、通判予以贬黜。"这是采纳户部的请求。

绍兴四年，右司谏刘大中上言："查考租税缴纳限期的条例，规定五月半开始催征，八月半纳毕，遇灾伤而未能全免的展限一个月。自祖宗以来，从未更改。如今户部却要求七月底以前如数缴足，逼迫得太过急切了。'纳毕'，是指百姓送纳到官府的期限；'起发数足'，是指各州汇总起运送达行在的期限。姑且以道里远近折中而言，吉州陆路到临安要走二十八程，水路要加倍。若照此推算，须五六月才能纳足，岂不是大大逼迫过甚？如今户部不过是因为大礼赏格尚未凑足，就惊动朝廷，殊不知本部平时应管何事！平时的耗损，从未讲求过；平时的失陷，从未稽查过；如今却临时下旨催逼限期，变乱祖宗旧制，全然不体恤百姓。祭祀本是为百姓祈福的，如今急迫征取物帛，反倒成为百姓的祸害，有伤和气，有损圣德。"下诏展延一个月。

绍兴二十五年，户部查核详议，命文思院制造一种标准石斛斗量器，用火印下发各转运司依样仿造，交付州县行用纳税，希望以此免除胥吏在斛斗上做手脚、加重百姓负担的弊病。

绍兴十年，臣僚上言："赋税的输纳，只凭钞旁作为凭证，谷物以升计，布帛以尺计，钱自一文以上，都须具备四种钞据以为受纳凭证，亲自加盖官印：一是'户钞'，交付百姓收执；二是'县钞'，交县司注销登记；三是'监钞'，纳官收执掌管；四是'住钞'，交仓库存档，用以防止伪造冒领、遗失损毁。如今各地的监钞、住钞都已废弃不用，而县司也不能立即依据钞据注销簿籍，反而将其藏匿以索取贿赂。希望申明严格法令，责令监司、郡守检察受纳官司，凡户钞、县钞、监钞、住钞四种都须留存，以便相互查核。"皇帝准许。

绍兴三十二年，下诏："各县百姓已经缴纳税租的钞据（和买、预买绢帛等同此例），若不立即注销簿籍的，主管官吏一并治罪。百姓持出户钞，官府不予查验核实，反而勒令重复缴纳的，以违制论处，不因赦免而宽宥。著为定令。"

绍兴二十六年，户部上言："今年百姓所纳零星租税，请求依法折算成现钱缴纳，若愿意与其他户合并开钞一并送纳本色的，听凭其便。"当初，秦桧下旨规定不得合并零头凑成整数。到这时，锺世明权任户部侍郎，担心奉行时窒碍难行、扰害百姓，于是奏请施行。

◎预借

建炎四年，皇帝刚从海路返回行在，夏五月壬寅日，采纳江浙制置司随军转运使刘廷俊的建议，向百姓预借秋季科征的苗米。壬子日，御史沈与求上奏罢除此事。

绍兴五年，下诏预借百姓和买绢帛两分，只需缴纳现钱，不得强令缴纳金银。每千文除去头子钱外，其余耗费不得超过十文。

绍兴十九年，下诏禁止镇江府预借苗米。

译绍兴二年，左司谏吴表臣说："各州折变（把实物税折算成其他物品或货币）有的达到好几倍，请从今以後一律按中等价格核实估算。"皇帝下诏，凡是违法（多估）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官各罚铜十斤。

三年，皇帝下诏，婺州额定上供的罗（一种丝织品）暂且折算成价钱征收，是因为州里的人反映每年输纳的数量太重的缘故。命令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百姓需要支移（转运缴纳地点）的税租，按照路程远近依次递送，不得超过三百里。

译（绍兴）四年，开始征收四川的布估钱。当初，成都府、崇庆府、彭州、汉州、邓州、永康军六郡，自天圣年间起官府以三百钱收购一匹布，百姓很方便，后来不再给钱。到这时，宣抚司又下令百姓每匹布要缴纳估钱三引，每年七十万匹，估钱二百多万引（庆元初年，累计减到一百三十多万引）。

（绍兴）六年，右谏议大夫赵霈说："岳州自从地籍散失以来，不按田亩收税，只是种一石田折算七亩来分摊赋税，而反复折算，有的竟高出数十倍。"皇帝下诏命本路宪臣查明改正。

（绍兴）十年，明堂大赦诏令："各路州县百姓应缴纳的田税，免收头子钱、市利钱、船脚钱等。"

（绍兴）十一年，有臣僚上言："先前下诏折帛钱以十分为标准，丝折二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这是为了宽减民力。如今州县却全部命百姓折成钱，按抵价收买，以谋取多余的利益。民户积欠的可以允许逐年随税一并缴纳，如今州县却一并催缴。请下诏命有关部门加以禁止约束。"

（绍兴）十八年，蕲州知州吕延年任满回朝，上言："五代时，江南李氏横征暴敛害民，江西一路田税额外多征三分，以供军需。本朝官府名之为'沿纳'，是说这项征收并非新创，只是沿袭李氏的旧法。年深日久，又把这项钱米用于支移折变，乡里百姓怨声至今犹在。请酌量裁定，并将沿纳钱米免于支移折变。"

（绍兴）二十八年，右正言朱倬上奏："福建米每斗折纳八百多钱，是广右的一倍；近来饶州乐平县也征收四百五十钱，恐怕其他郡也跟风效仿，有损仁政。希望依照祖宗折科之法，应缴的按最初核定的实价，耗费合计不得超过一百钱，非紧急情况不得折科。"皇帝听从了。

孝宗淳熙三年，刘邦翰、林枢上奏："湖北州县请求承佃的官田，尚未归还原主的百姓正在耕种的田地，限期一年令其自行申报，分三期起征赋税；不如实申报的，允许他人告发。"

有臣僚上言："湖北百姓大量占有官田，只缴纳较少的官赋，似乎太过优厚，这就是提议者要开告发之门、想按实际情况起征赋税的原因。但没有想到，朝廷往日厘定田界，唯独两淮、京西、湖北仍照旧不动，是因为这四路地处边境，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招诱百姓来耕种，还怕招不来，如果再按亩征税，谁还肯远道而来努力耕种，来供应朝廷的赋税呢？如今湖北只有鼎州、沣州与湖南接壤，垦田还较多，从荆南、安州、复州、岳州、鄂州、汉阳、沔州以来，荒地一望无际如同往昔，户口稀少，而且都不是本地土著，都是江南地少人多之处的百姓，扶老携幼远道而来承佃，是因为登记的田亩宽而税赋轻。如果限期自行申报，诱使他人告发，恐怕对朝廷没有丝毫补益，反而使善良百姓受到无穷的滋扰。况且应当以开垦招诱百姓，不应以增税恐吓百姓。如果使田地全部开辟，每年收成日渐增多，一旦遇上丰年，平价收购以充实边防，那么漕运所省下的也会很多。希望依照绍兴十六年的诏令，以十分为标准，每年增加赋税一分，若有不愿开垦的，就准许退佃。期限放宽一些，征收循序渐进，远方百姓安居乐业，实为一路之幸！"

浙西提举颜师鲁上奏："如今乡民在闲置荒芜、贫瘠坚硬的土地上，日积月累，垦成田地，用力十分辛勤，有的还没来得及自行申报起税，就被人告发，便以盗耕之罪论处，给告发者一半作为赏金，这样怎能勉励努力耕田的人呢？"皇帝说："农民开垦荒地，怎么可以用盗耕的法律来治罪！只可命人丈量田亩后起征赋

译税。"

（淳熙）七年夏，大旱，南康军知军朱熹应诏上密奏说："如今百姓特别以赋税繁重为患，正是因为二税的收入，朝廷全部拿去供应军需，州县再无盈余，不免在二税之外另立名目巧取豪夺。如今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唯有精简兵籍，广泛推行屯田，训练民兵，才可以逐渐减省各处屯驻坐食的兵员，减省州县供应军需的数额。使州县财力逐渐宽裕，然后才可以禁止苛敛，责令宽恤百姓，这样穷困的百姓才能保住生业，没有流离失所的忧患。"

隆兴元年，下诏："凡百姓抛弃的田屋，如有归来的按旧主处理，已经有人承佃的立即归还，超过二十年无人认领归还的，依户绝之法处理。"

又下诏："贫困的下等户，有的因赋税、有的因饥荒而逃亡，官府当即将其田地登记造册，导致他们无法再回来恢复产业。如今州县要重申赦令五年的期限，凡是归来恢复产业的立即归还田地。"

◎受纳税限

绍兴三十二年，下诏："州县收纳青苗钱，官吏借机多收加耗，图谋滥收，肆意欺诈，虚开文钞发给百姓，百姓相传称之为'白钞'。当此艰难之时，用度尚不充足，想减免常赋而未能实行，怎能忍心让贪赃之徒又来大肆蠹害百姓！今后违犯此令的官吏一律从重治罪，并没收其家产（这是孝宗即位之初的诏令）。"

乾道七年制定《受纳苗米纵吏乞取法》，收纳官比照犯人减一等治罪，州县长官不加察觉的，同罪论处。

淳熙四年，执政大臣上奏："往年谏官论及州县提前催办赋税的弊端，而户部长官、次官上奏认为不可行，说每年四月、五月应到行在的折帛钱，共计六十一万贯，是用来指定支付的，如果不预先催征，恐怕导致经费短缺。"皇帝说："既然这是违法害民之事，朝廷必须加以措置，怎能置之不理？"第二天，又上奏："户部每年八月从南库借六十万缗以应付支出，第二年正月至三月拨还。如今如果把这六十万缗移到四月上旬借支，那么户部自然不会缺用，就可以禁止预先催征的弊端了。"皇帝高兴地说："这样措置，不过是把后面挪到前面，就能使民力稍稍宽裕，于公于私都方便。"于是下诏各路州县一律依照条例期限催征二税，违反的加以弹劾上奏。（淳熙）十三年，赵汝愚任成都知府，百姓应当缴纳赋税时，让他们自己量取，各自带着多余的米回去，百姓十分方便。

淳熙十一年，下诏："收纳丝绵一律依法办理：夏税绵每匹重十二两，和买绵每匹重十一两，不得过分挑剔。如有瑕疵、疏漏、粘连、变质应当退回的，不得用油墨印记，违反此令允许越级申诉。"

◎受纳税粮

（淳熙）十二年，有臣僚上言："州郡向百姓征收没有节制，其中最害民的，是改换钞引这一件事。县把新钞输送给州，州改为旧钞收纳。一年只有一年的财赋，一任官职只有一任的财赋，却将今年所输的，改用来弥补去年的亏空，严重的甚至弥补几年的亏空；后任所输的，改用来偿还前任的欠额，严重的甚至偿还几任的欠额。而广右已有这种弊端，江浙这种弊端更为严重。恳请禁止州郡此类行为，今后不得改换钞引。"皇帝下诏交付户部处理。

光宗绍熙元年，秘书监杨万里上言："百姓缴纳苗米时用二斛抵一斛；缴纳税绢时，除正绢外还有和买绢，而官府却从未支付价钱，又按绢的估价加倍折算成钱。旧时每亩田缴一文钱作免役钱，如今每年增加其数额，不知何时才是尽头，既已成倍地征粟，又数倍地征帛，又数倍地征钱，还有月桩钱、板帐钱，不知比祖宗旧制多出几倍，又比汉唐旧制多出几倍？这还只是东南地区可以查知的赋税，至于蜀地那些额外无名目的征收，就更不得而知了。陛下想要减轻赋税，就应当节省用度，然后财富才能积累，国库才能充足

译，然后赋税才可以减少，百姓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安宁。不然的话，臣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时金国国主刚刚即位，杨万里在淮河迎接金国使者，听说金主蠲免百姓房屋园地的基钱，罢除乡村官办酒坊，降低盐价，又免除一年田租，是用仁义之名来诳骗诱惑中原百姓，使虚假的声誉传到我朝境内，所以借转对之机上了这道奏疏。

有臣僚上言："如今州县守令都把财赋放在首位，不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上供有固定的数额，却以缴出盈余为能事；省限有固定的期限，却以提前完成为得力；斛、斗、升、合本是用来量租的，却对量时多加耗损；尺、寸、铢、两本是用来均税的，却在零头上展拓多取。不追求献纳盈余，就是谋划中饱私囊，百姓的财力既已耗尽，百姓的心中也满怀怨恨，饥寒逼迫他们，不去做盗贼的很少啊！"

绍兴元年，有臣僚上言："各路逃亡绝户的田产，自从厘定田界以来，至今已四十年，从未听说有一丁一户重新归来恢复产业的。每年夏秋的赋税，州责成县，县责成保正、保长，这样扰民极大。乡村父老说当春耕播种之时，没有一亩一角不耕种的土地。希望下令各路县道，责令乡吏指明荒废田地的所在位置，就让现在耕种的人承佃并向官府缴税。"皇帝听从了。

漳州知州朱熹上奏说："厘定田界是对百姓最大的利益，绍兴年间已经推行过的地方，图册档案尚存，田税可以查考，贫富得以核实，诉讼不再繁多，公私两便。唯独漳州、泉州、汀州三州未曾推行，小民田业已卖出而赋税仍存，苦不堪言，而州县白白失去正常的赋税收入，情况日渐恶化，怎能任其发展下去！臣不敢只顾一己的劳苦安逸，而不顾一州的利弊，坚信此事必定可行。然而推行得详细就能成为一定之法，推行得粗略就会滋生日后的弊端，所以必须选拔官吏，委任责成，丈量田亩，精确核算，编造图册账簿，费用由官府支付，按田产均摊赋税，特许跨乡跨户统一折算，这样百里之内，轻重才能一致。本州有产田、有官田、有职田、有学田、有常租课田，名目不一，税租轻重也各不相同。近来官吏借机作弊，实际承佃的人有的被申报为逃荒废弃田，没有田的人反而被寄名摊派。如今打算每田一亩，按九等高下核定产钱若干文，把全州各种税租钱米的数目汇总，以产钱为标准，每一文纳米若干，只在一仓一库统一收纳。收纳之后，按原额分别隶属于省计、职田、学粮、常平各项，分别拨入各种仓库。除二税簿外，每三年在乡里编造一次簿册，县里编造总簿，全部登载田亩产钱的实际数目，送州加盖印信，交由县保管，百姓有产业交易的，对照登记核销，这样版籍图册就固定下来，百姓的产业就有了凭据了。又有荒废寺院的田地被人侵占，允许本州召人认购承买，这样不但田业有了归属，也免得赋税流失，又合乎韩愈'使人为人，使庐为庐'的遗意。只是这项法令推行起来，贫穷的下等百姓都十分欢喜，但他们不能亲自表达自己的心愿；豪门大户和奸猾的官吏实在不愿意，都善于编造说辞来迷惑众人；那些喜欢安静、厌恶纷扰的贤士大夫，又有的不深加考察而望风退缩，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如今已是仲秋，往后农闲时节只有两个月，恳请立即诏令监司州郡施行此事。"又给宰相写信说："厘定田界之事讲究巨细本末，不敢不竭尽全力，规划措置，已经十有八九。因为本州田税不均，州县既然失去正常的收入，就去取那些不应该取的财物，来凑足一年的开支，

译比如县里的罚款、州里卖盐之类就是这样。上下都无法互相纠正，穷苦百姓受害，有些情况令人不忍听闻。若不厘定田界，实在无从下手。"这之前，漳州、泉州两地被命令相度调查，而泉州持模棱两可的说法，朝廷因此有所疑虑。著作郎黄艾轮值奏对时，又说到此事，并且说："如今凭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多，商量一件厘定田界之事，多年都办不成，比这更大的事又该怎么办呢！"皇帝于是晓谕辅臣，命先在漳州推行。第二年春天，下诏命漕臣陈公亮和朱熹协力办理此事，但南方气候温暖，农事已经兴起，不是合适的时机。朱熹仍希望来年可以推行，更加用心讲究，常说："厘定田界半年就可以完成，以半年的辛劳，革除数百年的弊端，往后也可以五十年不坏，应当命四县各造四座楼来储存簿籍，州里造一座楼来收藏四县的图册账簿。"条例规划已经完备，遍贴告示于郡境，小民知道这不会扰民而对自己有利，无不欢欣鼓舞，但那些占田隐税的富贵豪强、侵夺贫弱之人，都编造各种异议来动摇此事，甚至有人上状陈说此事不便，先前的诏令于是被搁置。过了两个月，朱熹请求辞去祠禄官职离去，不久受命出任湖南提点刑狱使者，仍以厘定田界之事未能施行而自我检讨，议论此事的人都为此感到惋惜。

◎预借

乾道三年，常州知州钱建入朝奏对，说："县令、佐官、税役、乡吏，垫付赔贴钱物，以至于向纳税户借贷，暗中销毁官府账目，等到监司、州郡催督时，又贿赂大吏来拖延，所以户部的财赋常常不足，这祸患起于细微之处，而所侵吞蠹蚀的却极大。"皇帝认为有理。

淳熙十六年，两浙转运使耿秉上奏，宜兴县预借今年、明年折帛钱共三万一千二百多贯，希望予以免除。皇帝下诏命封桩库按数支还会子，交本县如数偿还，今后再有预借的，一并追究知州、通判的责任。又下诏命南库支还户部所借江山县的折帛钱，其他各县预借的钱，一律命各州措置补还，以彻底断绝此弊。

嘉定五年，有臣僚上言："预借并非合法之事，刁顽百姓、豪门大户借预借之名，以寄存于库为借口。当催缴夏绢时，就说有钱存在官府；等到催缴秋苗时，又说尚未折算完毕。所寄存的只是一半，而拖欠的也是一半。如今预借的弊端到处都有，而江西尤其严重，恳请严加禁止。预借的弊端消除，输纳借贷的名目才能端正。"皇帝听从了。

有臣僚上言："四川州县二税拖欠积压，弊端在于官吏。去年预借今年秋税，今年预借明年夏税，有的发给钞引却不在账簿上销账的，有的盗盖钞引印章而侵吞财物的，有的私立收据而官府不受理的，有的胥吏揽收却不上交公家的。一遇上大赦恩典，官吏的罪过就此消解，而百姓的忧患却依然如故。请下令各路遵守条约，不得预借。"皇帝下诏命制置司、总领所两处加以查察。

四川宣抚使虞允文上言："州县预借百姓的税赋，应当在总领所统一管理，添造钱引三百万贯，委托制置司、总领所及漕臣核查落实真实数目补足填还。从今以后再有预借，官员以违制论罪，胥吏以盗窃论罪。"皇帝听从了。

◎支移折变

隆兴三年，太府少卿鲁伯上奏："请命户部将折帛钱按匹计算的折成多少钱，按尺计算的折成多少钱，历来全部折钱之处仍照旧外，其余丁盐、绵、绢以及下等户不足匹两的，全部折成钱。因为零碎的百姓有利于纳钱，整匹整两的有利于纳绢，出产之地便于纳本色实物，不出产之地便于折钱。如果按当时价格折算，价格必定偏低，那么折帛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请命各路转运司约束州县，

译弹劾违反者。"皇帝下诏准许。又下诏今后折帛银一律依照左藏库的价格折纳，不得随意减降。

淳熙八年，下诏重申严格施行听从百姓自便的制度，若百姓愿纳本色实物，州县不得强令折钱，若愿纳价钱，中间揽户过数索取的，允许到转运司申诉。

嘉泰三年，绍兴知府辛弃疾上奏："州县危害农民最厉害的有六件事，如百姓输纳的年度税额已有盈余，又用折变、抬高估价来催缴，这是其中一件。以往有大吏任郡守四年，多征收斗面米六十万斛及钱一百多万缗，另外储藏在仓库中，以欺骗朝廷说'用这笔钱来收购这些米'，却私下盗取这笔钱后离去。希望明令诏告内外台谏察劾此类行为，绝不宽赦。"皇帝听从了。

嘉定三年，江淮制置使黄度上奏："福州长溪县距州城七八百里，苗米无法运到州里送纳，于是被揽户高价出售钞引所利用，县里又纵容官吏作弊。请照绍兴府新昌县的先例，明确允许折纳，由县把钱送交州里，州里设场收购米粮。"皇帝听从了。此后谏议大夫郑昭先上奏："福州苛刻地征取其他十一县输纳的盈余，以弥补长溪县折纳的数额，这样只是免去了长溪一县跋涉运送的劳苦，却使其余十一县暗中受到侵夺盘剥的祸害。其实米可以不用购买，钱可以不用支出，本来就足以支应开销。希望严加约束，违反的从重治罪。"

绍熙元年，有臣僚上言："古时候的赋税出自百姓所拥有的东西，不强求他们没有的东西，比如税绢出自养蚕，苗米出自耕种就是这样。如今一倍折算成钱，再倍折算成银，银子越来越贵，钱越来越难得到，绢帛越来越卖不出去，使百姓贱价出售粮食而高价折纳，那么即便是大丰收的年份，反而成了百姓的祸害。希望明令诏告州郡，凡是多征多折的，从重处罚。"皇帝听从了。

庆元六年，有臣僚上言："折科负担太重，名目又不一致，州就增加省里的定额来分摊到县，县就增加州的定额来分摊到百姓，反复折算，何止增加三倍！百姓被沉重赋敛所困，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帝下诏命户部拟定条约。

宁宗嘉定六年，监察御史倪千里上言："百姓的日常赋税，丈量的尺寸和版籍，自有固定的数目。如今催征时故意留下零头欠额，日后再追讨零头，有的只欠一分一寸，也必须按整尺缴纳，这是零头漏征之弊。帛的尺寸，米的合勺，一一查核搜刮，秋毫无遗，可是在已经交足之后，又有重复催征的祸害，一追再追，索求无穷。这是重复索取的弊端。恳请诏令各路监司约束州县，加以整顿改革，奉行不力的加以弹劾治罪。"皇帝听从了。

△代输

隆兴二年，赣州知州赵公称收到宽剩钱十万多缗，请求为百姓代缴今年的夏税。

乾道二年，邵州知州李元老上奏，节省下剩余钱五十多贯，请求用来抵缴今后年份下等户的税赋。

淳熙五年，昭州知州王光祖将郡里节省的盈余为百姓缴纳夏料役钱。隆兴府知府张子颜为八个县的百姓代缴二税旧欠。江阴军知军林元奋将公使库积攒的钱补足百姓所欠的上供本色夏税。（淳熙）八年，泉州知州程大昌上奏："本州每年为台州、信州等州代纳上供银二万四千两，这属于常赋之外无端摊派，害民尤为严重。因为征收本身就是一害，提前预借又是一害，不发钞引或强令重复缴纳又是一害。臣已经筹划为百姓代纳淳熙九年一年的上供银数目全部补齐，请从今起禁止预借，及不立即发给钞引的官吏一并治罪，并允许百姓越级申诉。"

（淳熙）十二年，隆兴府知府程叔达请求蠲免淳熙十年未缴纳的苗税，其中未缴纳的苗税以及应上缴分摊的数目自己承

译担认领。赵汝愚任太平州知州、郑侨任建宁府知府、韩同卿任泰州知州、曾逢任婺州知州、宇文绍彭任太平州知州任内，都节省浮滥开支，用州里的用度钱为下等百姓代缴，并补还各郡积欠的税赋、折帛等钱。谏议大夫郑昭先说，各路县道强令户长代缴逃亡绝户所欠的赋税，往往因此破家。皇帝下诏重申严加禁止。

◎畸零

淳熙六年，临安府守臣吴渊上言："按照乾道年间的法令：百姓缴纳二税，每贯收朱墨钱二十文足，不满一贯的收十五文，不满一百文的免收。如今从九百九十文到一百文，一律照例收取十五文足，显然有失公平。请规定一百文收二文足，每增加一百文再增收二文，直到七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这样确实有利于百姓，而且不违背现行的法令。"皇帝说："零头税赋不满一贯的，都是贫困的下等百姓，理应加以体恤。"于是听从了。

●卷六 田赋考六

○水利田

魏国史起引漳水灌溉邺地。

魏襄王时，史起担任邺县县令。史起说："魏国分配田地的标准是每户一百亩（这是授田之法，一个成年男子一百亩），邺地却独独给二百亩，这是因为那里的田地贫瘠。漳水就在旁边，西门豹却不知道利用它，这是他不明智之处。"于是就引漳水灌溉邺地，以此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庶起来。百姓歌颂道："邺地有贤良县令啊是史公，引来漳水啊灌溉邺地旁，从古以来的盐碱地啊如今长出稻粱。"

秦国开凿郑国渠。

韩国想要使秦国疲惫，使其不能东征，于是派水利工匠郑国去游说秦王，建议开凿泾水，从中山向西直到瓠口修渠，沿着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多里，说是想用来灌溉田地。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阴谋被发觉，秦王想要杀掉郑国，郑国说："当初我确实是作为间谍而来，然而水渠修成也对秦国有利。"于是命人继续完成这条渠。渠修成后，用来灌溉引导淤积的泥水，灌溉盐碱之地四万多顷，收成都达到每亩一钟，于是关中成为肥沃良田，没有荒年，秦国因此富强起来，这条渠被命名为"郑国渠"。

秦国李冰开凿蜀地水渠。

秦国平定天下后，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堵塞江水修建堰堤，在成都城中开凿两条江渠，双双流过郡城之下，用来通行舟船，同时用来灌溉各郡，于是蜀地肥沃良田千里，号称"陆海"。

公非刘氏的《七门庙记》说："我担任庐州从事时，起初因公务到舒城，观览所谓七门三堰的水利工程。向当地居民询问：这里的田地能灌溉多少？回答说：'一共二万顷。'查考图书记载，才知道是汉代羹颉侯刘信最初开创的，而魏国扬州刺史刘馥又实际修复了它的荒废之处。从前先王的制度，有功于百姓的就要祭祀他，像刘信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功之人了。然而我遗憾史书典籍有所遗漏，而怜惜舒城百姓不忘记对他的感念之情。当初汉高帝起兵之时，宗室兄弟中有才能的人，郦食其（注：应为郦商，此处按原文）凭借征伐显达，郦商凭借出入传令谨慎守信立功，这两人都得以裂土封王，连城数十座；代王刘喜因为放弃封国而被削减爵位，而刘濞也是凭借力战有功被封为吴王。唯独刘信区区一人，只得到封侯，却能用心于百姓，兴办万世之利，他的仁爱恩惠怎能与郦商、刘濞相提并论呢？攻城野战，灭国屠邑，这是那些人所谓的才能，是善于杀人的才能；至于开辟土地、垦殖荒田，使数十万百姓世世代代没有饥饿的忧患，这才是所谓善于养育百姓，两相比较，就如同天地之间的悬殊一样。然而郦商、刘濞凭借功劳留名后世，刘信却不被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