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国用考三

译秦朝想要攻打匈奴，运送粮草，让天下百姓快速运送草料、拉运粮食（运载草料使其迅速送到，所以叫"飞刍"。"挽粟"，是说用人力拉车、拉船运粮。"挽"音晚），从黄县、〇垂（音谁，是东莱郡的两个县）、琅琊等沿海的郡出发，转运到北河（是说沿海各郡，都要转运粮草送到北河。北河，就是今天朔方的北河）。大概要运三十锺才能运到一石（六斛四斗为一锺。算上路上耗费的粮食，总共要用一百九十二斛，才能最终送到一石）。

译汉朝兴起，高帝的时候，从山东漕运粮食，供给京城的各官署，一年不过几十万石。

娄敬劝高帝建都关中。张良说："关中三面险阻可守，只有一面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诸侯安定的时候，用黄河、渭水漕运天下的粮食，向西供给京城；诸侯有变乱的时候，可以顺流而下，足够运送物资，娄敬的说法是对的。"孝文帝的时候，贾谊上书说："天子建都长安，而把淮南以东作为供奉的地方，道路遥远达数千里，运输起来不轻易，郡里有的甚至要越过诸侯之地来调运征发，情况非常糟糕。古时候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把都城建在中间，运输和服役，最远的地方不超过五百里就能到达；公侯的土地方圆百里，把都城建在中间，运输和服役，最远的地方不超过五十里就能到达。运送的人不会因劳役而困苦，服役的人不会因费用而受损，所以远方的人也能安居。到了秦朝，不能把土地分封给别人，想全部据为己有，运输要从海边而来，收一钱的赋税，要花几十钱的费用，运费不轻，才能送到。朝廷得到的很少，而百姓所受的苦却很多。"

孝武帝建元年间，打通西南夷，服劳役的人有几万，从千里之外挑着担子运送粮食，运到十几钟才能得到一石。这以后，向东灭掉朝鲜，设置沧海郡，征发的百姓之多，可以和西南夷相比。又有卫青攻打匈奴，夺取河南地（就是今天的朔方）。又征发十几万人，修筑保卫朔方的工事，转运粮食路途十分遥远，从山东一带都受到这种劳役之苦。

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对皇上说："以前关东运粮，漕船从渭水逆流而上，要六个月才能运完，而渭水水道有九百多里，常常有难以通行的地方。如果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起，沿着南山脚下，到黄河三百多里，取道容易漕运，估计三个月就能运完，而且渠道下面的百姓田地有一万多顷，又可以得到灌溉，这样既能减少漕运、节省劳力，又能使关中的土地肥沃，能得到〇。"皇上认为对，征发士卒开凿渠道用来漕运，非常便利。这以后，番系说："漕运从山东往西运，一年一百多万石，要经过底柱的险要地段，损失沉没的很多，而且花费也很大。如果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再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阪一带的土地（皮氏，就是今天的绛郡龙门县。汾阴、蒲阪，就是今天河东郡的宝鼎、河东两县），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田，原来黄河边荒废的土地，估计可以得〇二百万石以上的粮食。〇再从渭水运上去，跟关中没有区别，而底柱以东，就可以不用再漕运了。"皇上又认为对，征发士卒修渠开田。过了几年，黄河改道，渠道没有到达，种田的人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过了很久，河东的渠田荒废，就把它送给越人，让少府把它作为一项小的收入（当时迁移到那里的越人把田地给了他们，田地的租税收入少府，收入不多，所以称之为"稍"）。这以后，又有人上书想打通褒斜道（褒水、斜水，是两条水的名字。褒水向东流，向南流入沔水，就是今天汉中郡的褒城县。斜水向北流入渭水，就是今天的武功县及扶风郡）。等到要漕运的时候，这件事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处理，张汤说："到蜀地要从故道走，坡道很多，又绕远。现在开凿褒斜道，坡道少，比故道近四百里。而且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行船漕运。漕船从南阳沿沔水而上进入褒水，褒水断航处到斜水，相隔百多里，用车转运，再从斜水进入渭水。这样，汉中的〇就可以运到，而且山东经沔水运输没有限制，比经底柱的漕运更方便，况且褒水、斜水一带盛产木材竹箭，可以和巴蜀相比。"皇上认为对，任命张汤的儿子〇做汉中太守，征发几万人修筑褒斜道五百多里。道路果然便利近便，但是水中多有湍流礁石，不能漕运。

武帝修建柏梁台，宫室的营造

译，从此一天比一天华丽。役使的奴婢众多，而由黄河下游漕运的粮食要达到四百万石，还要加上官府自己购买才够用。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求下令百姓交纳粮食可以补授官职、赎罪，让别的郡各自向紧急需要的地方输送粮食，各屯田的官吏都缴纳粮食，山东漕运每年增加到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甘泉仓都装满了，边境还有剩余的〇。

按：汉朝初年，运到的山东粮食，一年不过几十万石罢了。到了孝武帝时，一年竟达到六百万石，几乎增加了十倍。虽然是因为征收赋税苛刻繁琐，索取百姓没有节制，但也是由于疏通了河渠水利，运输有了办法的缘故。

昭帝元凤二年，下诏说："前年已经减少漕运三百万石。"三年，下诏说："百姓遭受水灾，粮食相当匮乏，停止四年的漕运。"

孝宣帝即位后，年年丰收，耿寿昌在五凤年间上奏说："按照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〇四百万斛来供给京城，要动用六万士卒。应该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就地购买粮食〇，就足够供给京城，可以省去一半以上的关东漕运士卒。"天子听从了他的计策。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说："耿寿昌想就近购买粮食在关内漕运〇，修筑仓库整治船只，费用直接就要两万万多（万万，就是亿），有劳动百姓的功役，恐怕会招致旱灾，百姓要遭受灾害，耿寿昌熟悉的是经商牟利这种斤斤计较的事情，说到深谋远虑，实在不能够胜任，应该暂且照旧不变。"皇帝没有听从，漕运的事果然很便利。

光武帝北征的时候，命令寇恂镇守河内，征收四百万斛粮食来供给军队，用车辆络绎不绝地转运，运输不断。

虞诩担任武都太守，开凿漕运的水道，使水运畅通便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修成。黄河、汴水分流，恢复了旧日的河道。当初，平帝的时候，黄河、汴水决口毁坏，很久都没有修治。建武年间，光武帝想要修治却没有成功。这以后，汴水向东侵蚀，一天天扩大，兖州、豫州的百姓怨声载道。恰好有人推荐乐浪人王景善于治水，于是下诏征发几十万士卒，派王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筑汴渠堤防，从荥阳向东到千乘的海口共一千多里。每十里修建一座水门，让水流互相回环灌注，没有溃决泄漏的忧患。花费以百亿计算。

致堂胡氏说："世人都说隋炀帝开凿汴渠是为了到扬州游玩。有文人考证《禹贡》说尧建都在冀州，处在黄河下游，八州进贡赋税要靠人力，所以每州都必定记载流入黄河的水道。唯独淮河和黄河没有相通的水道，从古代的遗迹中寻找也找不到，于是怀疑汴水是从大禹以来就有的，不是从隋朝才开始的。年代已经久远，有的叫鸿沟，有的叫官渡，有的叫汴渠，大概都是从黄河进入淮河，所以淮河可以引导江湖的船只到达冀州。现在根据《后汉书》记载，那么平帝时已经有了汴渠，说'黄河、汴水决口毁坏'，那是说输送接纳的地方。到这时，征发四十万士卒修筑渠堤，那就是在平地上筑起两岸，而汴水在中间流动。每十里设一座水门，互相回环灌注，那是用来节制上游水流，恐怕黄河泛滥成灾。这正与现在汴渠的制度没有差别，只是没有引导洛水的事情罢了。史书说'渠堤从荥阳向东'，那么上面怀疑它是鸿沟，下面怀疑它是官渡的说法，恐怕没有抓住要点。官渡就是黄河，所以袁绍、曹操相持不下的时候，沮授说：'滔滔黄河啊，我还能渡过去吗！'汴渠是从西向东，而鸿沟是横贯南北的，所以说没有抓住要点。唯独说汴水从大禹以来就有的说法，这倒是不可改变的定论。"

汉丞相诸葛亮劝勉农耕讲习武事，制作木牛流马运送粮食，集中在斜谷口，修治斜谷的邸阁，让百姓休养生息士卒休整了三年才使用他们。

木牛的方法是："方形的腹部弯曲的胫，一只脚四只足，头伸入

译颈部之中，舌头贴在腹部上。装载多而行走少，适宜停顿，可以大量使用，但不可以小规模使用；单独行走一天走几十里，成群行走一天走二十里。弯曲的部分是牛头，成双的部分是牛脚，横放的部分是牛领，转动的部分是牛足，覆盖的部分是牛背，方形的部分是牛腹，下垂的部分是牛舌，弯曲的部分是牛肋。刻凿的部分是牛齿，竖立的部分是牛角，细小的部分是牛鞅，收束的部分是牛〇秋轴。牛驾双辕，人走六尺，牛走四步。可以装载一年的粮食，一天走三十里，而人不会太劳累，牛也不用饮水吃食。"流马也有相应的尺寸规格。

先父说："邸阁，大概是仓廪的别名吧！魏晋以来多有这样的称呼。《晋史·景纪》说，蜀国将领姜维进犯狄道，司马师说：'姜维攻打羌人，收编了他们的人质，聚集〇修建邸阁完毕后又转而行军到这里'等等。这说明邸阁，就是仓廪的名称罢了。"

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让邓艾巡视陈地、项地以东到寿春（就是今天的淮阳郡到寿春郡）一带。邓艾认为那里田地肥沃而水源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地利，应当开凿河渠，可以大量积蓄军粮，又能打通运输漕运的水道。司马宣王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开凿广漕渠。东南方有战事的时候，调动众人乘船顺流而下，可以到达长江、淮河，物资粮食有储备而没有水灾的祸害，这是邓艾所建议的（这些内容记在《屯田篇》中）。

晋武帝太始十年，凿开陕地的南山，疏决黄河，向东注入洛水以打通漕运（虽然有这道诏令，最终没有成功）。

怀帝永嘉元年，修治千金〇曷（堨）在许昌，以打通运输。

成帝咸和六年，因为海盗抢掠，运输漕运接济不上，征发王公以下一千多人，各自运送六斛米。

穆帝的时候，屡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粮食运输接济不上，规定王公以下每十三户共同出借一人，帮助度支运送。

赵王石虎因为租税收入丰盛，转运劳苦繁琐，命令中仓每年收入一百万斛，其余的都储存在水边；命令因刑罚而应赎罪的人家可以用钱代替财物布帛，没有钱的听任用〇麦代替，都按照当时的价格运送到水边的仓库。

后魏自从徐州、扬州归附以后（徐州，就是今天的彭城。扬州，就是今天的寿州），仍旧经营谋划江淮地区。于是从中州转运物资，来充实边境的军镇，百姓被道路上的劳役搞得疲惫不堪。有关官员请求在水运沿线，随地设置仓库，于是在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总共八个地方，各自设立邸阁，每当军国有需要，就能相机漕运接济。这样费用劳役略微减省了。当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说："计算京西水路沿岸的汾州、华州二州，恒农、河北、河东、平阳等郡，年年常纳的绵绢和赀麻都折算成公用的物资，雇用车牛送到京城，道路艰险人马疲敝，浪费公家的钱财，损害私人的利益。大略计算华州一辆车，官府要偿付八匹三丈九尺绢，另外还有私人雇车的价钱八十匹布；河东一辆车，官府要偿付五匹二丈绢，另外还有私人雇车的价钱五十匹布。其余的州郡，虽然还没有仔细核算，按照路途的远近推算，应该不会比这个少。现在请求把车所取的雇钱三匹，用来买木材造船，不用另外费力砍伐。计算造一艘船，能顶替十三辆车的运量，每辆车取三匹，合计有三十九匹，用来雇请工匠和船上各种器具饮食的花费，足够造成一艘船。计算一艘船〇二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辆，官府定价二十斛就装满；私人雇车的价钱，路远的五斗布换一匹，路近的一石布换一匹。按照私人的花费，一辆车路远的要八十匹布，路近的要四十匹布。造一艘船，计算能装七百石，按照雇车的价钱折算，应当值一千四百匹布。现在只取三百匹布造一艘船，连同船上覆盖修理等各种

译事务，计算一艘船共花费〇布一千一百匹。而且造船的地方，都需要锯木料的人工，以及削制船板等杂务，按照工作量的多少，就交给当地州郡的门兵去做，不必另外征召。汾州有交纳租庸调的地方，距离汾水不超过一百里，华州距离黄河不满六十里，都命令按照路程照旧支付价钱，用车送到船只停泊的地方。船只运输的路程，只到氵雷陂为止。剩下从氵雷陂到粮仓大门的陆路，调发一辆车雇钱一匹绢，一辆租车雇布五匹，这样对公家私人都方便。"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但没能全部施行。

孝文帝太和七年，薄骨律镇的镇将刁雍上表说："奉诏令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就是今天的灵武郡。高平，就是今天的平凉郡。安定，就是今天的郡。统万，就是朔方郡）以及臣所镇守的四镇，出动五千辆车，运送屯粮〇五十万斛，交给沃野镇以供给军粮。臣的驻地距离沃野八百里，沿途多有深沙，即使是轻便的车子往来，都觉得艰难，假使装载二十石粮食，每到深沙地带，一定会陷进去。而且〇在黄河以西，转运到沃野，要越过大河，计算奉命出动五千辆车运送十万斛粮食，要一百多天才能往返一次，大大耽误百姓耕种的农事。车辆牛只艰难险阻，很难全部到达，一年运输不超过三次，五十万斛就要经过三年才能运完。臣听说郑国渠、白渠，从遥远的淮海引来粮食，逆流而上几千里，一年才能到达一次，尚且被称为国家有储备粮食，百姓因此安乐。请求在〇牵〇屯山（在今天平凉郡高平县，就是今天的笄头山，方言讹传也叫〇沌山，就是〇牵〇屯山）黄河边建造二百艘船，两艘船合为一舫，一艘船能装二十斛，一舫要十个人，一共需要一千人。臣镇内的士卒，大多熟悉水性。运一次二十万斛，方舟顺流而下，五天就能到达。从沃野逆流拉纤而上，十天就能返回，合计六十天能往返一次。从三月到九月来回三次，运送六十万斛，计算所用的人工比车运轻省十倍还多，不耗费牛力，又不耽误农田。"皇帝下诏说："知道你想造船运送粮食，一个冬天就能造成，大大节省人力，既不耗费牛力，又不耽误农田，非常好。不只是这一次运输，从此以后可以永远作为定式。"

隋文帝开皇二年，因为京城的粮仓还很空虚，商议要做防备水旱灾害的准备，下诏在蒲、陕、虢、熊、伊、洛、郑、怀、〇、卫、汴、许、汝等十三个沿水的州（熊州，就是今天的福昌县。伊州，就是今天的陆浑县。洛州，就是今天的绛县。其余各县都是今天的郡）设置招募的运粮民工。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设置广通仓（卫州、陕州、华州都是今天的郡），转相灌注运输。漕运关东以及汾水、晋地的粮食，来供给京城。又派遣仓部侍郎韦瓒，到蒲州、陕州以东，招募能够从洛阳运米四十石的人。经过底柱的险要地段，到达常平仓的，免除他们的兵役徭役。这以后因为渭水沙多，水流深浅不一，漕运的人为此苦恼。开皇四年，下诏让宇文恺率领水工开凿渠道，引导渭水，从大兴城（就是今天的西京城）向东到潼关，共三百多里，取名叫广通渠。转运畅通便利，关内的百姓因此得到方便。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各郡男女一百多万人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导〇水、洛水到达黄河。又引导黄河通到淮海。从此天下的人都因转运而得利。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各郡一百多万人开凿永济渠。引导〇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通到涿郡（就是今天的范阳郡）。从此成年男丁不够用，开始征用妇女服劳役。大业五年，在西域一带设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追逐吐谷浑得到那些地方，都在今天酒泉、张掖、晋昌郡的北面，现在都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地方）。发配天下的罪人，充当戍守的士卒，大力开垦屯田

译，征发四方各郡运送粮食来供给他们。大业七年冬天，在涿郡大会诸军。分派江淮以南的军队交给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另外用水军渡海，船只连续数百里。都装载着军粮，约定与大军在平壤（高丽国都）会师。设置洛口仓、回洛仓，挖掘三千三百个地窖，每个地窖能容纳八千石。

致堂胡氏说："隋炀帝积储的粮食，最多达到二千六百多万石，哪里还用担心什么凶年旱灾和水灾泛滥呢！然而他在宫内极尽奢华，在外面穷兵黩武，使百姓的耕种蚕桑之业荒废，民不聊生，这就是所谓江河的水不能填满漏了的瓦瓮。粮仓地窖装得再满，也只不过是加重了搜刮聚敛的罪过罢了。"

唐朝定都长安，而关中号称肥沃的原野，但是那里的土地狭小，出产的东西不足以供给京城，防备水旱灾害，所以经常要转运漕运东南地区的粮食。高祖、太宗的时候，用度有节制而容易供应，水路陆路的漕运，一年不超过二十万石，所以漕运的事情简单。从高宗以后，年年增多，而各种功利名目繁多兴起，百姓也遭受这方面的弊病了。当初，江淮漕运的租米运到东都，输入含嘉仓，用车辆或者驮运陆路运到陕州。而水路运输路途遥远，多有风浪倾覆沉没的祸患，损失的常常达到十分之七八，所以大概是收到一斛才算作八斗的成绩。而陆路运到陕州才三百里，大概两斛就要算一千钱的雇佣费用。运送租税的百姓，都要负担水陆两路的费用，而且黄河有三门底柱这样的险要地段。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提议凿开三门山架桥梁，可以打通陆路运输。于是征发六千士卒开凿，但没有成功。这以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出栈道，用来牵引漕船。拉纤的人在胸前系上两个铁钩，可是绳索经常断裂，拉纤的人就会坠落而死，就用逃亡上报，因而牵连拘禁他们的父母妻子，人们都以此为苦。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到京城朝见集会，玄宗向他询问漕运的事情，裴耀卿逐条上奏适宜的办法，说："江南人口众多，却没有征防的劳役。但是运送租、庸、调的物资，每年二月到达扬州进入斗门，四月以后，才渡过淮河进入汴河，常常苦于水浅，六七月才到达河口，而这时黄河水正在上涨，必须等到八九月水位下降，才能沿黄河而上进入洛水，而且漕运的道路多有阻塞，船只桅杆狭窄拥挤。江南的人，不熟悉黄河上的事情，转而雇请黄河上的船工水手，格外劳苦费钱。他们能够行船的日子少，被阻滞的日子多。现在汉朝、隋朝的漕运道路，沿黄河的粮仓，遗迹还可以寻找。可以在河口设置武牢仓，在巩县设置洛口仓，让江南的船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不进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各个粮仓，逐级转运，水路畅通就行船，水浅就寄存在粮仓等待，这样船只就不会停滞，而货物也不会耗损丢失。这是非常有利的做法。"玄宗当初没有理会。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担任京兆尹，京城下雨，粮价飞涨，玄宗将要驾临东都，又向裴耀卿询问漕运的事情，裴耀卿于是请求停止陕州的陆运，而在河口设置粮仓，让江南漕船到达河口的，把粮食输入粮仓就返回，由官府雇船分别运入黄河、洛水；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漕船把粮食运到东仓，再用陆运运到西仓，然后再用船漕运，来避开三门的水路险要之处。玄宗认为可行，于是在河阴设置河阴仓，在河西设置柏崖仓，在三门东面设置集津仓，西面设置盐仓；开凿十八里的山路来陆运。从江淮漕运来的粮食，都输入河阴仓，从河阴向西到太原仓，称为北运，从太原仓沿渭水而下来充实关中。玄宗非常高兴，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江淮都转运使，让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担任副使，增加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等州的租税输入各个粮仓，转运进入渭水。总共三年，漕运了七

译百万石粮食，节省陆运的雇佣钱三十万缗。这时候，百姓长久没有遭受战乱，物资财力丰富，朝廷的用度也很宽广，不计较路途的费用，而百姓运送所出的水陆费用，又增加了"函脚"、"营窖"等名目，百姓〇传说要用一斗钱来运一斗米，其耗费就是这样大。等到裴耀卿罢相后，北运变得很艰难，每年运到京城的粮食才一百万石。开元三十五年（当作天宝四载），于是停止了北运。而崔希逸担任河南陕运使，每年运粮一百八十万石。这以后，因为太仓积存的粮食有富余，每年减少漕运几十万石。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开底柱开辟门道来打通漕运，在山顶开辟拉纤的道路，用烧红石头浇醋的办法来开凿。但是丢弃的石头落入河中，激起的水流更加湍急汹涌，船只不能进入新开的门道，只能等到水位上涨，用人力拉船而上。天子怀疑这件事，派宦官前去查看，李齐物用重金贿赂使者，使者回去说很便利。李齐物调入朝廷担任鸿胪卿，让长安令韦坚接替他，兼任水陆运使。韦坚整治汉朝、隋朝的运渠，从关门开始，直到长安，用来运送山东的租赋。于是截断灞水，沿着渭水向东，到永丰仓与渭水汇合。又在长乐坡靠近苑墙的地方在望春楼下开凿水潭，用来聚集漕船。韦坚趁机让各船各自标出所属郡的名称，在皇帝面前陈列各地土地所产的珍宝奇物。以前百姓传唱俚歌说"得体纥那邪"。这以后在桃林发现了宝符，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把《得体歌》改成《得宝弘农野》。韦坚命令船工穿吴、楚的服装，戴大斗笠，穿宽袖衣，穿芒鞋来唱歌。崔成甫又把它扩充成十阕歌辞，自己穿上锦半臂、系红抹额，站在第一艘船上作为领头来歌唱，召集两县的妇女一百多人，穿着鲜艳的服装、化着艳丽的妆容，敲鼓吹笛来应和。众多船只依次聚集到楼下，天子望见后非常高兴，赐名那水潭叫广运潭。这一年，漕运山东的粮食四百万石。自从裴耀卿谈论漕运的事情以后，被朝廷重用的人常常兼任转运的职务，而韦坚做得最好。当初，裴耀卿兴办漕运道路，请求停止陆运，但没有真正废除。从景〇年间起，陆运北路分为八段递送，雇用百姓的车牛来装载。开元初年，河南尹李杰担任水陆运使，每年运米二百五十万石，而八段递送要用一千八百辆车。裴耀卿罢相很久之后，河南尹裴迥认为八段递送伤害牛力，于是改为交替往返两段递送，靠近水边的地方设置停宿场，分派官员总管，从龙门东山到天津桥修筑石堰来阻挡水流。这以后大盗兴起，天下就变得匮乏了。肃宗末年，史朝义的军队从宋州分兵而出，淮河的运输因此被阻断，租庸盐铁只能溯汉江而上运输。河南尹刘晏担任户部侍郎，兼任句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的粮食布帛，从襄州、汉水绕道商於运到京城。等到代宗出走陕州时，关中空虚窘迫，于是大力兴办转运来供给用度。广德二年，废除句当度支使，让刘晏专门管理东都、河南、淮西、江南东西的转运、租庸、铸钱、盐铁事务，转运到京城，度支所管辖各道的租庸观察使，凡是漕运的事情也都由刘晏决定。刘晏就用盐利雇佣分利的办法督促漕运，根据长江、汴河、黄河、渭水各处的具体情况来安排。以前转运的船只从润州陆运到扬子，每斗米要花费十九钱，刘晏命令用袋子装米装船运送，减少到十五钱；从扬州到河阴，每斗米要花费一百二十钱，刘晏在歇艖设置江船二千艘，每船能装一千斛，十船编为一纲，每纲用三百人，篙工五十人，从扬州派将领押送到河阴，再上三门，号称"上门填阙船"，每斗米可以减少九十钱。征调巴、蜀、襄、汉的麻〇竹┠做成拉船的纤绳，用朽烂的绳索腐坏的木材代替柴薪，物尽其用没有浪费的。不到十年，人人都熟悉了黄河上的险要地段。江船不进

译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河船不进入渭水；江南的运粮积存在扬州，汴河的运粮积存在河阴，黄河船的运粮积存在渭口，渭水船的运粮运入太仓。每年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一升一斗被淹没的。轻便货物从扬子到汴州，每驮原来要花费二千二百钱，减少到九百钱，每年节省十几万缗。又分派官吏主管丹阳湖，禁止引水灌溉，从此黄河漕运不会干涸。大历八年，因为关内年成丰收，减少漕运十万石，用度支和籴的办法来优待农民。刘晏从天宝末年开始掌管出纳，监督每年的运输，掌管左右藏，主管财政〇三十多年了。等到杨炎担任宰相，因为旧日的仇怨罢免了刘晏，转运使又归度支管理，凡是江淮的漕米，由库部郎中崔河图主管。等到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抗拒朝命，举全国兵力讨伐他们，各路军队都仰仗京城供给。而李纳、田悦的军队守着涡口，梁崇义扼守襄州、邓州，南北的漕运都被断绝，京城十分恐慌。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认为秦汉时的运输道路是从浚仪出发十里进入琵琶沟，横渡蔡河，到陈州汇合，自从隋朝开凿汴河以来，官府的漕运不再走这条路，如果疏导水流培修堤岸，用工很少；疏通鸡鸣冈的首尾，就可以通航，走陆路才四十里，那么长江、洞庭、黔中、岭南、蜀地、汉水的粮食就可以并船而下，从白沙起航经东关，经过颍水、蔡水，渡过汴水到达东都，没有浑浊黄河和逆流淮水的阻碍，比原来的路线减少二千多里。恰逢李纳的部将李洧率徐州归顺朝廷，淮河的路线打通，这个计划就停止了。户部侍郎赵赞又因为钱货经淮河转运迂回缓慢，分别设置汴州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由度支总管大纲。贞元初年，关中一带长期驻军，米价每斗一千钱，太仓供应天子六宫的膳食不到十天的用量，宫中不能酿酒，用飞龙厩的骆驼驮运永丰仓的米供给禁军，陆运的牛几乎都累死了。德宗因为给事中崔造敢于直言，认为他能办成事情，任用他为宰相。崔造因为江、吴地区一向痛恨钱〇等转运使专擅利权蒙蔽皇上，于是上奏让各道观察使、刺史选派官员押送两税到京城，废除各道水陆转运使以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让度支、盐铁归尚书省管理，宰相分别兼管六部尚书事务。让户部侍郎元〇主管各道盐铁、榷酒，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各道两税。增加江淮的运输，浙江东、西每年运米七十五万石，又用两税折换成米一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的米也有一百二十万石，下诏让浙江东、西节度使韩〇，淮南节度使杜亚运到东、西渭桥仓。各道有盐铁的地方又设置巡院，年终由宰相考核成绩最好的。崔造厚待元〇，而韩〇正主管转运，上奏说国家的漕运不能改变。皇帝也一向器重〇，又任命他为江淮转运使。元〇嫉妒他刚直，不能与他共事，因此产生嫌隙。〇称病辞职，而〇担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于是崔造也被罢免。〇于是弹劾〇常常馈送粮米给淄青、河中，而李纳、李怀光倚仗这些粮米来发动叛乱，把〇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不久又被赐死。这时候，汴宋节度使每年春夏派官员监视汴水，查察偷偷引水灌溉的人。每年漕运经过底柱，倾覆的船只几乎占一半。河中有座山叫"米堆"，运粮船进入三门，雇平陆人做门匠，拿着标杆指挥，一艘船要用一百天才能通过。谚语说："自古没有门匠的坟墓。"是说他们都被淹死了。陕虢观察使李泌更进一步开凿集津仓西面的山路作为运输道路，连接到三门仓，修治上路来回运空车，花费三万缗，下路减少一半；又建造进入渭水的船，宽五板，运到东渭桥太仓的米总共达到一百三十万石，于是废除了南路的陆运。这以后各道盐铁、转运使张滂又重新设置江淮巡院。等到浙西观察使李〇兼任转运使，属于浙西的江淮堰埭，增加了私路小

译堰的税收，让副使潘孟阳主管上都留后事务。李巽担任各道转运、盐铁使，把堰埭归盐铁使管理，废除了增设的那些税收。自从刘晏之后，江淮的米运到渭桥的逐渐减少了，到了李巽才又恢复到像刘晏时那么多。当初，扬州疏通太子港、陈登塘，共三十四个陂塘，用来增加漕河的水量，但总是又重新淤塞。淮南节度使杜亚于是在蜀冈开渠，疏通句城湖、爱敬陂，修筑堤防贯穿城中，用来通行大船。河道更加低洼，水向下流入淮河，夏天船只就不能前进。节度使李吉甫修筑平津堰，用来排泄多余的水，防备水量不足，漕运的水流于是畅通。但是漕运的数量更少了，运到渭桥的江淮米才二十万斛。各道盐铁、转运使卢坦用购买粮食的办法来准备一年的费用，裁减冗员八十人。从长江以南，补授任命的官员都是〇厉院监，而漕米在路上损耗流失的很多。刑部侍郎王播接替卢坦，建议规定运到渭桥的米五百石中损耗五十石的要处死。这以后主管度支的皇甫〇建议规定一万斛损耗三百斛的要赔偿，损耗一千七百斛的流放到边塞，超过这个数目的处死；盗窃十斛的流放，三十斛的处死。而船只倾覆漂失的可以免罪，运到目的地的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四五。押运的官吏和船工互相勾结做坏事，鞭打拷问的哭号声在道路上都能听到，连年被关押，即使遇到大赦而死在狱中的也数不胜数。这以后改判死刑为流放，流放到天德的王城，人们不再畏惧法律，运米能到达的十分之中损失七八分。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求像王播的建议那样加重刑罚。太和初年，年年干旱河水干涸，运粮船要靠人力扒开泥沙才能前进，米大多耗损，因此获罪处死的人很多，来不及再次上奏核实。秦汉时候的旧漕渠兴成堰，向东通到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求疏通它，从咸阳到潼关三百里，可以省去车运驮运劳苦免除的负担。宰相李固言认为不是时候，文宗说："如果对百姓有利，阴阳的忌讳，不是我所要顾虑的。"这项建议于是被采纳。堰修成后，免去了车运驮运的牛来供给农耕，关中因此得到好处。按照旧例，州县的官员押送纲运，送到轻便货物四万，就记上等的考绩。开成初年，设置了长定纲，州里选择清廉能干的官员押送两税，达到十万就升迁一级官，往来押运十年的授予县令。江淮的钱币积存在河阴，转运每年要花费十七万多缗，押送纲运的人大多因为盗窃被处死。主管度支的王彦威设置驿站牲畜共一万三千三百头，让路旁的百姓饲养来收取雇佣费用，每天役使一个驿站的量，节省的费用非常大。但是宰相也因为长定纲任命官员不看才能，江淮的大州，每年被授予官职的有十几人，于是废除了长定纲，运送五万的记上等考绩，七万的减少一次选官的等待，五十万的减少三次选官等待罢了。等到户部侍郎裴休担任转运使，让沿河的县令主管漕运的事情，从长江到渭水，运米四十万石。过了三年，运到渭桥的米有一百二十万石。凡是漕运到京城而能够满足国家用度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其他州、县、方镇，用漕运来自给自足，或者是军队所到之处征调，转运来供给一时之用的，都不值得记载。

贞元初年，陆贽上奏，说："京畿地区的赋税，供给用度不够，东方每年

译运送税粮，要冒着淮河湖面风浪的危险，逆着黄河、渭河湍急水流的艰难，耗费很多而收益很少。

只熟悉旧闻旧见、不懂得权衡时宜的人，就说这是国家大事，不必计较费用损耗，因此有"用一斗钱去运一斗米"的说法。虽然明知劳烦耗费，却认为不可废止。

只贪图眼前利益、不防备长远之患的人，就说每到秋收之时，只需让京畿一带按平价收购粮食，既容易办成，又足以劝勉农事,何必转运，白白耗费财力。

臣认为这两家的说法各有长短，都是各自坚持一偏之见，都不明白通权达变之道。

如果国家治理安定，钱粮都很富足，百姓繁衍生息，力役无需征发，然后经常用富余的财物，扩大漕运的规模，即使花费再多，也可用来资助贫困之人。

贞元初年，大盗刚刚平定，太仓没有两个月的储粮，关中一带又连年遭旱，而主管官员却奏请停止水运，力求节省运费，以致京城郊野人烟几近断绝，饿殍相望，这就是所谓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的做法。

近年来关中一带年年丰收，屡次减免百姓的税钱，允许折收粟麦，官府积储日渐充盈，足够支用数年，可农家仍苦于粮价过贱。

今年夏天江淮一带发生水灾，冲毁淹损了田中的禾苗，米价成倍上涨，流亡外出打工的人相当多。关中一带因粮价过贱而伤害农民，应当提高价钱籴购粮食，以鼓励耕作；江淮一带因粮价过贵而使百姓困苦，应当降低价钱出卖粮食，以救济灾荒。

如今该籴粮的地方却没有钱，该粜粮的地方却没有米，反而还把那边缺乏的东西运走，去增益这边已有的盈余，这就是所谓只熟悉旧闻旧见而不明白权衡时宜的做法。

如今淮南各州的米，每斗值钱一百五十文；从淮河运到渭桥，每斗船运脚钱又约需二百文，算下来运一斗米，总共要花三百五十文；而这米又粗又陈，在京城尤其被人瞧不起。据市司每月估价，每斗只能卖得三十七文钱，耗费了十分之九，只留存十分之一，使那边的人挨饿，又损伤这边的农民，这样处理事情，可以说是失策至深了。

如今大致算来，一年平价籴购的数量，抵得上两年的转运；转运一斛粮食的费用,足够平价籴购五斛。比较眼前的利害，转运之事应当全部停止。

臣私下又担心，一旦停运，船只便无用处，朽坏了也无人修理；倘若遇到灾荒，又须重新转运漕粮，到时临时聚集人力船只，按情理必定拖延延误。

臣如今想减少转运的数量，用来充实边境的储备。江淮各道运米到河阴，河阴运米到太原仓，太原运米到东渭桥，来年请各自停止转运其中的三分之二。

江淮方面所停运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按每斗八十文的价钱收取，在遭受水灾的州县出售,用以救济贫困，估计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同时省下运费六十九万缗。

请命令户部先拨出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用来籴米补足渭桥仓的缺额，每斗用价一百文，以利于农民；再拨一百零二万六千缗给边境镇戍,使其可以籴购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剩余的十万四千缗，用来充作来年平价籴购的本钱；至于江淮米钱和省下的运费，一并委托转运使折价购买绫、绢、生丝、丝绵,运送到京城,偿还先前向户部借支的钱。这样一来，就不会烦扰一人，也不会耽误任何事情。

只是从平常的开支之中，收回那些白白耗费的资财，百万有余的粮食，便可轻而易举地充实边境，又有勉励农事、赈济贫乏的好处，其中的道理就在这里了！

译元〇〇年，东坡苏氏《论纲梢欠折利害奏状》说："臣听说唐代宗时，刘晏担任江淮转运使，开始在扬州建造转运船，每船装载一千石，十船编为一纲，扬州派军将押送到河阴。每建造一艘船，花费一千贯钱，而实际花费不到五百贯。有人讥讽他枉费钱财，刘晏说：'治理大国不能用小家子气的道理来衡量，凡是创办设置事务，必须谋求长久之计，船场既已兴办，经手办事的人不止一个，须有些盈馀，用来养活众人，私用不感到窘迫，那么官府的财物才能牢固。'于是在扬子县设置十个船场，派专门管理的官员十人，不到几年，都因此富足充裕。这样经过五十多年，船场既没有破败，馈运也不曾断绝。到咸通末年，有一位杜侍御，开始把一千石的船，分造成五百石的船两只，船从此开始败坏。而吴尧卿担任扬子院官，开始核算每艘船应当用的物料，按实数估算发放，那笔钱再没有宽馀。十家专知官立即陷入冻饿，船场于是破败，馈运供应不上，不久便发生黄巢之乱。刘晏用一千贯造船，其中五百贯的花费被认为是纵容手下人欺瞒隐匿的资本，以如今见识浅陋的君子来评论，可以说是疏忽荒谬到了极点！然而刘晏运送四十万石粮食，应当用船四百只，五年更换建造一次，就是说每年造船八十只。每只船多花费五百贯，就是说每年损失四万贯。而吴尧卿不过是为朝廷每年节省四万贯罢了！所得所失极其微小，而馈运却因此接续不上，给天下留下了大祸患。臣由此知道天下的大计，从来没有不是在气度宏大的人手中成功，而在寒微浅陋的小人手中败坏的。国家财用是大事，关系到安危所在，希望永远不要与寒微浅陋的小人商议这些事，就可以长久经营而不至于败坏了。"

按：西汉与唐都建都关中，都要运输东南的粮食来供给京师，从黄河、渭水逆流而上。然而汉武帝时，运送六百万斛；唐朝天宝极盛之时，韦坚担任水陆运使，仅一年就能运到四百万馀斛，一般年份只运二百五十万斛；到至德以后，仅有一百馀万斛而已，都没能达到汉朝的数目。再考察《食货志》，并参照陆、苏二公的说法，运输越来越艰难，花费越来越重，难道古今的水道有险易的不同吗？应当再加考证。

咸通元年，南蛮攻陷交趾，征调各道兵马赶赴岭南。朝廷下诏让湖南的水运从湘江进入灵渠，并调集江西的水运，来供给行营各军。逆流运输艰难，军队屯驻广州缺乏粮食，润州人陈〇石到朝廷进言说："海船到福建，往来的大船一只可以运载千石；从福建不到一个月，就能到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以得到三五万石粮食，胜过从江西、湖南逆流运粮。"又援引刘裕从海路进军攻破卢循的旧事。于是任命〇石为盐铁巡官，前往扬子县专门督办海运，于是军队供给不再匮乏。

后唐同光三年，吏部尚书李琪上奏请求下敕各道，规定应当差派百姓转运的数目，有能出力运送官府物资到京城的人，运送五百石以上的，平民百姓授予一个初任州县官的官职；已有官职的按资历次序升迁授官；欠缺选任资格的便给予放选；运送一千石以上到一万石的，不论文官武官，都显著地给予赏赐酬报。免得在春耕正忙之时使农人四散流亡，这也是转运粮仓、供给军队的一种办法。敕令租庸司通知各州，有应募的人上报施行。

长兴二年，敕令沿河船只搬运入仓，依照北面转运司船只搬运入仓的先例，每一石在数目内给予正数损耗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上奏说："洛河水运，从洛口到京城，往来牵引船只装卸，都是靠水运，牙官每人固定管理四十石。如今洛河岸到粮仓门稍远，牙官运转困难，近来例有很

译多逃走的。现在想在洛河北岸另外开凿一处水湾，引船直达仓门下卸货，那些工役想从各军的多馀人员中调借。"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周显德二年，皇上对侍臣说："转运输送的物资，历来都要给予斗耗，从汉朝以来，就没有不支付损耗的。仓库所收纳的新物资，尚且要损耗一部分省耗，何况水路所运送的，怎能没有损失？今后每石应当给予损耗一斗。"

致堂胡氏说："收取赋税而征取损耗，虽然不是良法，但确实是为了供给使用，还不至于让百姓白白耗费。如今看周世宗的话，就知道后晋、后汉〇征取雀鼠耗以及省耗，未尝是用作损耗之用，只是多征取来充实仓库罢了。等到运输的时候，那应当给予的损耗，反而不给予，却有的责成纲吏承担，有的让征发所出的州县补足其亏欠的数目，以致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这难道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方法吗！不应当征取却征取的，是省耗那种糜费的做法；应当给予却未曾给予的，是漕运斗耗。周世宗既然给予了，这是好事；只是省耗应当废除却没有废除，难道不是因为国事繁多而没来得及吗？明宗、潞王在位时，可以说是国库窘迫匮乏，尚且免除拖欠的租税数百万，周世宗如果真想蠲免省耗，又有什么困难呢？"

四年，下诏疏浚汴水下游，一支向北流入五丈河，又向东北到达济水。从此，齐、鲁一带的船只都能到达京师。

六年，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京城东面疏浚汴水引入蔡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疏浚五丈河以通漕运。

宋朝东京的制度：接受四方运来物资的，称为"船般仓"，即永丰、通济、万盈、广衍（通济仓原有四仓，景德四年将第三仓改名万盈，第四仓改名广衍）、延丰（原名广利，景德年间改名。大中祥符二年，增设第二仓）、顺成（原名常丰，景德年间改名）、济远（原名常盈，景德年间改名）、富国，共十仓，都接受江淮所运来的物资，称为东河，也称为里河。永济、永富二仓，接受怀州、孟州等州所运来的物资，称为西河。广济第一仓，接受颍州、寿州等州所运来的物资，称为南河，也称为外河。广积、广储二仓，接受曹州、濮州等州所运来的物资，称为北河。接受京畿地区租税的，称为税仓。广济第二仓，接受京东各县所运。广积第一仓、左右骐骥院、天驷监共三仓，接受京北各县所运。左天厩坊仓接受京西各县所运（原来有义丰仓，大中祥符元年改名）。大盈、右天厩二仓，接受京南各县所运。接受商人入中物资的，称为折中仓，有里、外河两个名称，又有茶库仓，有时空闲则兼收船般来的斛斗粮食。草场则汴河南北各设三处，骐骥院、左右天厩坊、天驷监各设一处，用来接收京畿地区的租赋以及和市所购入的物资。各州都有正仓、草场，接受租税以及和籴、和市所得的刍粟，都由掾曹主管。物资堆积较多的地方，也另外派官员专门掌管。凡是漕运汇集的地方，都设有转般仓。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命令各州从今以后每年收受百姓的租税以及〇榷所获得的赋税，除去支付日常用度之外，凡是缯帛之类的物品，都要运送到京师；官府缺乏车牛的，就雇用百姓的车辆来运输。

六年，命令各州运送上供的钱帛，都由官府提供车辆，需要走水路运输的，由官府提供船只，不得征调百姓，以免妨碍农事。

当初，荆湖、江、浙、淮南各州，挑选辖区内资财雄厚的百姓押送上供的物资，百姓资质有限，不能约束管理船夫，船夫侵吞盗取官府物资，百姓因此倾家荡产来赔偿，于是朝廷下诏改派牙将押送，不再扰民。

从江南东路开始，每年漕运稻米数百万石供给京师，太宗担心仓库官吏给受不公平，派遣皇城卫士改换服装暗中侦察巡逻，查得永

译丰仓掌管量米的官员八人接受贿赂作弊，全部斩首，监仓官罢免官职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复上奏说："京师内外共有大小二十五座粮仓，官吏四百零二人，估计每年所支给的粮食不下四百万石，希望从今以后米、麦、菽各以一百万石为一界，每界任命常参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专知、副知各二人，共七人一同掌管。"朝廷下诏批准。

二年，国子博士李觉上奏说："晁错说'想要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提高粮价'，大概是既不能让粮价贱到极点，也不能让它贵到极点。如今京城是万众聚集之地，疏导河渠，通达淮海，贯穿江湖，每年运送五百万斛粮食，用来供给国家开支，这是朝廷的兴盛，也是臣民的福祉。近来京城的粟麦价格极其低贱，仓库充盈，粮食红腐相因堆积，有的用来充作赏赐，一斗只值数十钱，这样便宜了工商之人的利益，而对军队农夫却不利。军士的妻儿不过数口，而每月发给数斛粮食，那开支就已经绰绰有馀了。百万大军，所剩馀的粮食既然很多，游手好闲的人也靠这些馀粮来度日，农夫的粮食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售呢？况且粮食运来，路途极远极艰难；官府发放，却极轻松极容易。年成的丰歉，不能预先估计，倘若不幸遇上水旱灾害，或是突然有边境战事，用什么来救急呢？如今运米一斛到京师，费用不止三百钱，各军过去每月发给米二升，如今如果每月改发钱三百，人们一定乐意。这样算来一斗米折合五十钱，计算江淮运米的运费，也不比这个数目少。希望明令诏敕军中，各自听从其便，愿意领钱的，如果按市价官米一斗值二十钱，就增给十钱，恰好足以抵当运费，而官府私人都能获利，几个月之内，米价必定上涨，农民也就受益了。如果米价上涨过快，就恢复由官府发给粮食，军人卖掉他们剩馀的钱粮，也能获得好价钱，这样戎卒又能受益了。不出十年，官府就会有多馀的粮食，江外的运输，也渐渐可以省去了。"皇上看了奏章大加赞许。

天禧末年，京城所积存的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馀石，草料一千七百万五千馀围。

国初以来，四条河道所运送的粮食没有固定的制度。到太平兴国六年，汴河每年运送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一共五百五十万石。除非遇上水旱灾害大规模蠲免百姓租税，否则不曾达不到这个数目。至道初年，汴河运米达到五百八十万石。从此，京城积存的粮食盈馀充溢。大中祥符初年，达到七百万石（凡是漕运，都是大概的数目，也要根据临时情况变动调整）。水运方面，从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运来的粮食，在扬州、真州、楚州、泗州四处设置仓库来接收，然后分别调集船只逆流而上运往京师，设置发运使统领。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南的金银、香药、犀象、百货也是如此办理。只有岭南是陆运到虔州然后再改水运（咸平五年七月，又命令户部判官凌策，与江南转运司一同计算度支，节省从京城到广南香药驿站转递的军士以及使臣共计六千一百馀人）。陕西各州的菽粟，从黄河三门沿流经由汴河运达，也设置发运使统领。陈州、颍州、许州、蔡州、光州、寿州等六州的粮帛，由石塘、惠民河运达。京东十七州的粮帛，由广济河运达，都有京朝官、廷臣督办。三条水路都通漕运，然而每年计算所依赖的，只有汴河一条（河北卫州河道东北有御河通达乾宁军，其运输事务也有廷臣主管）。川陕各州的金帛，从剑门经由驿站转运，分别肩挑背负来运送，租布以及官府所购买的布匹，经由水运送到江陵

译。从江宁派遣纲吏运送到京师，咸平年间，规定每年运送六十六万匹，分成十纲（过去常常达到数百万匹）。天禧末年，水陆上供的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馀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馀斤。各州每年建造运船，至道末年有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年减少四百二十一艘（虔州六百零五艘，吉州五百二十五艘，明州一百七十七艘，婺州一百零三艘，温州一百二十五艘，台州一百二十六艘，楚州八十七艘，潭州二百八十艘，鼎州二百四十一艘，凤翔斜谷六百艘，嘉州四十五艘）。

止斋陈氏说："本朝定都汴京，漕运的办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的粮食，从淮河进入汴河到达京师；陕西的粮食，从三门、白波转黄河进入汴河到达京师；陈州、蔡州的粮食，从闵河、蔡河进入汴河到达京师；京东的粮食，从十五丈河经曹州、陈州、济水以及郓州到达京师，四条河所运的粮食中以汴河最为重要。"

景德年间，漕运东南的粮食每年不超过四百五十万石，后来增加到六百万石。天圣年间，发运使请求让所辖六路按百姓税额一石，酌量加籴粮食二斗五升，每年可以多得二百万石供给京师。仁宗说："在正常赋税之外增加籴买，这是加重扰民。"没有批准。当时江南〇粮价贵百姓贫困，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此进言，朝廷下诏每年减少五十万石。后来经三司奏请，又恢复增加到六百万石。然而东南遇灾歉收时，就相应减少每年漕运的数目，有的减少百万石有的减少数十万石。又转移调拨给其他路的情况也时常有。

庆历年间，下诏减少广济河每年漕运一十万石。后来黄河每年漕运的数量日益减少损耗，才运菽三十万石，然而每年仍要建造漕船，购买木材，支付牙钱役费，耗费甚大；嘉〇四年，下诏停止所运的菽，减少漕船三百艘。从此每年只由三条河运输而已。

江、湖地区上供的米，过去转运使把本路的纲运输送到真州、楚州、泗州的转般仓，装载盐运回，船只返回本郡，船卒返回本家。而汴河的船只到转般仓装运米粮运往京师，每年提取运送四次。黄河冬季干涸，船卒也返回营地，到春天再重新聚集，称为"放冻"。船卒得以轮番休息，逃亡的人就少；而汴河船只不涉及长江航路，没有风波沉溺的祸患。后来发运使权力日益加重，六路上供的米由发运使统一编队发船，不再委托本路，只由发运使专门负责此事。公文往来繁杂堆积，事项条目繁多，若有检察不周的地方，那么吏胥就可以从中营私舞弊。操舟的人贿赂那些官吏，就能够到富饶的郡里贱买贵卖，以此谋利前往京师。从此江船、汴船混杂转运不加分辨，拉船的船卒有的终身不能回家而老死在河道路途上的。船籍名册多有虚假空名，漕运的事务大受败坏。皇〇年间，发运使许元上奏说："近年来各路因循守旧，粮纲的法度败坏，以致汴河的纲运到了冬天还出江，替其他路转运漕粮，兵卒得不到休息。应当敕令各路增加船只装米，运送到转般仓充作全年计划如同旧例。"于是谈论利害的人大多认为许元的说法是对的，朝廷因此下诏如许元所奏。过了很久，然而各路的纲运仍未能集齐。嘉〇三年，又下诏严厉责备有关官署因搁置诏令而不执行，以及发运使不能统领纲运条例，转运使不能斡旋调度全年收入，预先敕令江、淮、两浙转运司，以一年为期限，各自造船补充船卒，编队组成本路纲运，规定从嘉〇五年起汴河纲运不得再出江。到了期限，各路船只仍旧不足。汴河的纲运既不能到江外，江外的船只也不能到京师，失去了商贩之利；而汴河纲运的兵卒工役直到冬天都要坐食粮饷，苦于不足，都盗卖毁坏船材，换钱来自给，船只更加破损

译，漕运的年度定额又更加达不到。议论的人最初想让漕运的船卒能够回家休息，然而近年来汴河纲运大多雇佣民夫，每船船卒不过一两人，到了冬天应当留守船只，实际上没有能回家休息的人。当时许元已经罢职很久了。后来接任的人多次上奏请求让汴船出江，执政大臣坚持先前的诏令不予批准。御史也就此进言。治平三年，才下诏让汴船出江七十纲，不久，都出江恢复旧例。治平二年，运到京师的粮食，汴河运来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运来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运来七十四万石。又运送金帛缗钱进入左藏库、内藏库的，总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各路互相转移调拨供给的都不计算在内。从京西、陕西、河东运来的薪炭，薪柴以斤计算为一千七百一十三万斤，木炭以秤计算为一百万秤。这一年，各路新造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概京师每年耗费粮食四百馀万石，草料四百馀万围，粮食则漕运的运输量以及京畿各县每年的赋税、商人入中的粮食都包括在内，草料也出自京畿各县的赋税，有时也按情况和市购买。不久废止了商人入中粮食的办法，到景〇初年又议论恢复。议论的人有的说在京师籴买，就会使〇（米）价飞涨，朝廷命官员权衡利弊，后来虽然恢复了，但入中的商人已经寥寥无几。草料按情况和市购买的，遇上歉收年份就蠲免，前后蠲免的次数不计其数。至和年间，有一年一共蠲免二十五万。三司曾经请求用布匹偿付草料的价钱，登州、莱州的端布折合钱一千三百六十，沂州的布折合一千一百。仁宗认为所取的价钱过高，命令酌情减少数目。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上奏说："京师的粳米储备可支用五年多，时间久了将会陈腐变质，请让发运司把上供的〇（米）五十万石卖到〇（米）价高的地方，用来购买金帛储存在榷货务，以供给三路的军需。"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发运司始设于仁宗时期。当时许元从判官升任为副使，创设汴河一百纲，漕运荆湖、江、淮、两浙六路八十四州的米到真州、扬州、楚州、泗州的转般仓便停止，再从通州、泰州装载盐作为各路漕司的经费。发运司自己用汴河纲运把米运入京师。

神宗熙宁七年，下诏委派官员疏浚广济河，增设漕船，依旧运送京东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进言说："国初的时候，疏浚三条河渠来通行漕运，设立上供的年度定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的粮食，只是供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的军粮而已，唯独汴河运送的米麦，这才是太仓积蓄的实质来源。近来废止了广济河，而惠民河的斛斗又不进入太仓，全国大众的性命只依赖汴河。谈论的人不停止，屡次加以更改，必定会导致汴河一天天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希望留意深思，以巩固国家根本。"

京东察访邓润甫等人进言说："山东沿海各州郡地域广阔，丰年就〇（粮）价低贱，可以招募人从事海运。山东的粮食可以转运到河朔一带，以帮助军粮。"下诏让京东、河北路转运司斟酌情况，最终没有施行。

薛向担任江淮发运使，在此之前，漕运的官吏船卒上下勾结共同侵吞盗窃、私下买卖，严重的甚至〇（伪）称风浪沉船来消灭痕迹。而官府物资遭受损耗折失的，每年不下二十万斛。到薛向任职，才开始招募客船与官船分别运输，互相监督检察，旧有的弊端才全部消除。

七年，提举汴河堤岸司进言说："京东地区富庶，〇（其）粮食可以漕运，只因河水浅涩，不能通行船只。近来修整京东河岸，开凿斗门通到广济河，好处很大。现在请求打通津门里的汴河堤岸，在东城里三十步以内，开凿一条河道，并设置

译斗门，上面安装水磨，下面通到广济河，用来接应漕运。"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八年，下诏停止每年运粮一百万石送往西京。在此之前，疏导洛水进入汴河，运送东南的粮食来充实洛阳，到这时，户部上奏停止了此事。

元〇七年，知扬州苏轼上奏说："臣私下见到嘉〇年间，张方平论述京师军粮储备时说：'如今的京师，就是古时所说的陈留，是四通八达之地，不像雍州、洛阳那样有山河险要可以依恃，只能依靠重兵来立国。兵力依靠粮食，粮食依靠漕运，漕运一旦亏缺，朝廷就无处措手足了。'于是提出了十四条策略。其中有一项说，粮纲运到京城，每年短缺欠折不下六七万石，都用折算抵偿来填补，发运司不再承担责任，这不是祖宗以来的旧例。臣由此知道嘉〇年间以前，每年运送六百万石，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据打听去年只运送四百五十馀万石，而欠折之多，大约达到三十馀万石，运输法度的败坏，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臣到任以来，所判决的粮纲欠折等罪案不计其数，衣粮全部用来折算抵偿，船车全部拆卖变卖，抵押妻子卖掉儿女，聚集起来当乞丐，散逃去做盗贼，臣私下估计京师以及沿河各郡，大概都是这种情况。大概祖宗以来，普遍允许纲运附带承揽装载货物，既免除征税，而运脚钱又轻，所以货物流通，沿路虽然损失了商税，但京师却因此坐获富庶。自从导洛司被废除，淮南转运司暗中收取了这份利益，几年以来，官府用度窘迫，转运司催逼各处税务，一天比一天急迫。臣谨按每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的巡查官不过一员，不知怎么能够在同一时间把三十只船都检点周全，而必定要强留一只船停靠岸边检点，那么另外二十九只船，都必须停靠岸边等候。以淮南一路来说，真州、扬州、高邮、楚州、泗州、宿州六州军所得的粮纲税钱，不过一万缗。然而所在税务的专栏官吏，借着金部、转运司允许检点的名义，借此作弊，刁难勒索，索取的财物十倍于官府应得。于是导致纲运的船卒都穷困潦倒，也没有富商大贾肯把货物委托他们搭载了。因此他们只能仰仗侵夺官府的米粮，没有限量，拆卖船板，用尽为止，事情败露就要入狱，用性命来偿还官府的损失。这显然是金部与转运司违反规章刻剥百姓，得到粮纲税钱一万贯，却让朝廷损失陷没纲运米三十馀万石，利害得失十分明显。臣听说东南的馈运，关系国家大计极为重大，所以祖宗以来，特别设置发运司，专门承担这个责任，选用官员既然郑重，威令自然能够推行。像过去许元等人，都能够约束调度各路，主持纲运事务，那些监司州郡以及各场务，岂敢无理刻剥刁难？只要发运使得到合适的人选，稍微给予事权，重申先前的〇编敕，规定不得强令停船靠岸的条例，严格颁布约束的命令，那么刻薄的官吏就不敢因小失大，东南的大计，自然可以办成。"

徽宗大观三年，尚书省进言说："六路上供的斛斗已经下令直达运输，然而执行的官吏因循守旧，只把每年的定额斛斗在真州、扬州、楚州、泗州的仓廒作为卸纳转运的地方。又用所管辖的斛斗来抵充其他路年度定额不足的数目，并且还欠着发运司的米一百二十馀万斛没有偿还。请求把现存的斛斗全部下令运送到朝廷。"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转般法的办法是：东南六路的斛斗，从江、浙起纲运送到淮甸一带，以及真州、扬州、楚州、泗州，设置七座仓库来聚集储备军粮。再从楚州、泗州设置汴河纲运运送到京城，由发运使统领此事。所以常常有六百万石供给京师，而各仓常有

译数年的积蓄。若州郡遇上歉收，就按上等价格折算征收，称为额斛。按本州每年的定额，用仓库储备来代替输送到京师，称为代发。再在丰收之年用适中的价格收购籴买。〇（价）贱就由官府籴买，不至于损害农民；饥荒歉收就折价纳钱，百姓觉得方便。本钱每年都在增加，兵粮有富馀。国家建都大梁，充足粮食兵源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崇宁初年，蔡京担任宰相，开始搜求多馀财物来供奉奢侈的开支，任用他所亲信的胡师文担任发运使，用籴买的本钱数百万缗充作贡献，因而升任户部侍郎。从此以后来的人纷纷效仿，时常有人进献财物，籴本因此枯竭。籴本既已枯竭，就不能增加籴买，储积也就空虚了。储积既已空虚，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代发了，转般法也就没有用处了。于是采用户部尚书曾孝广的说法，设立直达法。当时是崇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曾孝广的说法是："过去南面从真州的江岸，北面到楚州的淮堤，用堰坝蓄水，不能通行重船，需要搬运转移，劳费很大。于是在堰坝旁设置转般仓，接收各州所运来的物资，再用运河船装载运入汴河，以到达京师。虽然免除了推船越过堰坝的辛劳，然而侵吞盗窃的弊端由此而生。天圣年间，发运使方仲荀上奏请求把真州、楚州的堰坝改造成水闸，从此东南的金帛、茶布之类直接运到京师，只有六路上供的仍旧沿用转般法，官吏船卒的糜费以及在路途中的折损，动辄以万计。想要把六路上供的斛斗，一并按照东南杂运的办法直接运到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希望能够免除侵盗乞贷的弊端。从此六路郡县各自认领年度定额，即使是湖南、湖北那样遥远的地方，也直接运抵京师，丰年不加籴，歉年不代发。当纲运的米粮运来时，法令订得极为严峻，船只有损坏，所到之处都要修整，不得延误时间。州县想要粮船快速通过，只让船夫出具状文，就用钱财打点，以至于沿途的乡保都受到骚扰，公私两方面的额外花费，无穷无尽。又加上盐法已经败坏，回程船只无所收益，船夫因此逃散，船只也随之破败，这个办法完全废弃，弊端层出不穷，实在令人叹息。"

谭稹进言说："臣恭读圣上的训示，自从转般法废止改为直达法，每年的运输仅仅够用。自从开年发运纲运，不能到达两河，所籴买、所运送的数目不多，用什么办法呢？请让臣询访措置后上报。臣私下详考祖宗建立真州、楚州、泗州转般仓的本意，可以说极为周密。一是用来防备中都的缓急之需，二是用来防范漕渠受阻，三是纲运的装载起运，依次序循环运行，从不间断。自从这个办法被废止，河道一天天变得浅涩，以致中都的粮食储备接续不上，仰赖圣上训示，反复叮咛，说淮南三处转般仓，如今不可不恢复，设置在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两浙路楚州。臣请求先从泗州开始，等一处办妥当了，再依次到真州、楚州，既然已经有了籴本，顺流而下，不会太劳费。请求批准施行，然后等候丰年再计划设置储蓄，请旨确立转般法，作为永久的法度。"下诏说："谭稹所陈述的利害十分清楚，都可以依照上奏施行。等到平定睦州盗贼那天，命令发运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〇上奏说："转般法，寄托着平籴的用意，江、湖有余粮，就可以在真州籴买；两浙有余粮，就可以在扬州籴买；宿州、亳州有余粮，就可以在泗州籴买。这样能够纵览六路的丰歉，凡是有歉收之处，就用钱折算斛斗，发运司得以从中斡旋调度，不但没有年度定额不足的忧患，还可以借此宽舒民力。万一运河干旱，那么附近还有汴口的仓库可以救急。如今所忧患的是，先前的籴本每年五百万缗，已经支用

译殆尽，难以完全仰仗朝廷。请求把经制司措置的地契钱、卖糟钱、量添七色等钱，用来储备充作籴本，假以数年时间，就可以够用了。"六月，下诏特别拨给度牒一百万贯，香、盐钞一百万贯，交付吕淙、卢知原均衡调配斛斗，专门用来应付转般法。命尚书省措置取旨。

大观年间以后，有时推行转般法，有时推行直达法，诏令不能统一。

政和元年，张根担任江西转运副使，每年漕运米一百二十万石供给中都。江南各州郡地处偏远，官吏难以督促赶办，张根常常在本司储存三十万石作为周转的本钱，用来宽舒各郡的负担，当时人们都很称赞他。

高宗建炎初年，下诏各路纲运的米粮以三分之一运送到行在所，其馀运往京师。二年八月，下诏两广、湖南北、江东西路的纲运送往江宁府，福建、两浙路送往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路以及四川的纲运一并送往行在所。又下诏两广、湖南北的纲运如果经由两浙，也允许送到平江府纳交；福建的纲运经由江东、江西的，也允许送到江宁府纳交。三年闰八月，又下诏各路纲运除现钱以及粮斛运往建康府户部纳交外，其馀金银绢帛都送往行在所。绍兴初年，根据地理形势的适宜情况，用两浙的粮食专门供给行在所，用江东的粮食供给淮东，用江西的粮食供给淮西，用荆湖的粮食供给岳州、鄂州、荆南。衡量所需用的数目，责成漕运官员运送，其馀的运回行在所，钱帛也是这样。只是水运有舟楫的劳役，陆运有征夫的骚扰，雇船征夫，弊端不堪承受，百姓中有自己毁坏船只不愿收藏船只的，也有自己荒废田地不愿拥有田地的。公事繁忙劳碌，人们都深受其苦，于是申明水脚费用按七分钱三分钱的法度支付，严令不得因卸纲有欠额而拘留人和船只，是担心因此掠夺船只而祸害百姓。既然已经用优厚的价钱雇募了客船，又允许其中一分力量所载搭附私人物品免除其税，并且在两浙、江东西、四川泸州、叙州、嘉州、黔州〇自己建造官船。又衡量道路的远近，滩碛的险阻，设置转般仓；修建堰闸，开浚河道，以此方便漕运。

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〇征调两川民夫运米十五万斛到利州，运费大约花四十多贯才能运到一斛，加上饥饿疾病接连不断，路上死去的人很多。漕臣赵开听凭百姓把粮食送到内地各郡，招募船只挽运，人们都觉得方便。然而嘉陵江水险，滩碛相望，夏天苦于涨水，冬天苦于水浅阻塞，一年的运输，几乎不能供应需求。吴〇又想改用陆运，帅臣邵溥与他争辩，说："宣抚司已经征收了蜀地百姓的运脚钱一百五十万，怎能忍心再让他们陆运呢！"于是最终还是实行水运。总领所委派官员到沿江各郡就地籴买粮食，又在兴州、利州、阆州设置粮场，听凭客商……

译在人口聚集之处出售。又减少成都水运对籴的米粮，免除四川及京西路请州租米，以此宽减民力。

负责纲运的官员，其职责繁重艰难，人们都畏惧担任。所以自绍兴年间以来，朝廷优加立定赏格，若有少许亏欠，允许籴买粮食补足，若纲运亏欠达到一分，才送交有关官府追究其弊。后来提出建议的人只想把标准放宽减为五〇，且以百石而论，五〇不过五斗而已，即便使运粮全无侵吞蠹耗、当风扬簸抛掷，也难免有五〇之数的短少，如此一来便没有能够全数交纳足额的纲运了。于是户部上言："请将少欠在五〇以上、一分以下的人，限期二十日籴买补足。"

译孝宗淳熙元年，下诏：“不论所欠多少，一律予以免除。漕运的粮米运到仓库卸纳时，以陈粮换新粮，不得就在船上支付发放。折算成绢帛的钱款，纲运在路上如有违法借贷，要从重处罚；有的借用官钱收买货物却无力偿还的，允许估价出卖，用来抵充所欠的金银钱帛数额；因低价亏损官钱的，向下追查到原来买纳场的经办吏人名下追责，不得平摊给普通百姓。因漕运欠折而被追降官职的，如果本人确实不是侵吞盗用，且已经补足所欠，允许予以保明、恢复叙用。”

吴氏《能改斋漫录》说：“本朝东南每年漕运的粮米有六百万石，而江西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大概天下漕米大多取自东南，而东南的粮米又大多取自江西。”

东莱吕氏说：古时候，天子在方圆千里之中设立都城，公侯在方圆百里之中设立都城。天子的都城，漕运东西南北四方，所贡纳运入的，不超过五百里；诸侯的都城，漕运所贡纳运入的，不超过五十里。所以三代以前，漕运的制度并不完备。即使像《禹贡》所记载的运入渭水、汇入黄河之类，所记载的不过是朝廷所辖的路径；所输运的不过是币帛九贡之类的规定。所以三代之时，漕运的制度，还未曾详加讲求论述，正是因为这还不算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到了春秋末年、战国初期，诸侯相互侵伐征战，争相用兵交战，这时才稍稍讲求论述漕运之法，然而当时所论的还只是行军运输的漕运，至于都城的漕运，也还没有详加论述。就像《管子》所论，粮食运行三百里，就没有一年的积蓄；运行四百里，就没有两年的积蓄；运行五百里，百姓就会面有饥色；就像孙武所说的千里运粮，士卒就会面有饥色，这些说的都是出征时的转运，至于输送到国都的路程不超过五百里、五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寸，所以当时也还没有详加讲求论述。只是到了后来，秦国吞并诸侯，废除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设置郡县，然后漕运的制度，从此才开始详备。秦朝运送天下的粮食，输送到北河，那时候，大概有运三十锺粮食才能到达一石的情况。路程遥远，运粮又多，所以讲求论述得详尽，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历代中最兴盛的，没有超过汉、唐的。在汉朝初年，高后、文帝、景帝时期，京师所用的粮食节省，每年计算不过几十万石就够用了，这时候，漕运的制度还没有详加讲求。到了武帝时，官吏繁多，服役的人也多，关中的粮食有四百万石还不够供给，所以郑当时开凿漕渠、六辅渠之类，大概是因为当时用粮很多，漕运制度不得不详加讲求。然而在汉朝武帝时期的漕运，各诸侯王还没有全部把粮食输送给朝廷，到武帝、宣帝以后，诸侯王势力削弱，才把天下的粮食全都输送出来，汉朝东南地区的漕运，到这时才开始详备。当高帝初年，天子所辖的州郡与诸侯的封地相互交错，各诸侯各自占据自己的利益，粮食未能运到天子那里。这时，所谓淮南、东道都是天子所奉养的土地，就像贾谊所说的汉初情形就是这样。到汉武帝时，也大概是有名无实，武帝所征发运送入关的粮食，当时还没有讨论到江淮地区。到了唐朝时，才讲到江淮，为什么呢？汉朝会稽一带的地方距离中原封疆遥远，开垦的人多，粮食运不到京师，因为京师的粮食尚且不能自给，何况诸侯自己经营积殖呢？就像吴王刘濞作乱时，枚乘劝谏说，京都的粮仓比不上吴国的富足，由此可知当时（吴国）自己经营积殖十分丰厚，并不是运输江淮的粮食（供给朝廷）。到了唐朝时，则完全依靠江淮的粮食。唐太宗以前，府兵制度还没有败坏，有征战出行，士兵便出征，不出征时，各自回到田野，还没有完全依赖国家供养，所以唐高祖、太宗时运往关中的粮食不过十万石。后来，到玄宗时府兵之法逐渐败坏，兵员逐渐增多，所以从这时起漕运的粮食也变多了。而

译且唐睿宗、玄宗以后，府兵制度已经败坏，因此用粮才多，从前府兵制度未坏时，所用的粮食并不多。唐朝漕运之初，李杰、裴耀卿等人还没有详加讲求论述，到这二人讲求论述时，正是因为府兵制度已经败坏，用粮已多，不得不加以讲求论述。就像汉朝的漕运是由郑当时提出建议，都没有出现在高帝、惠帝、文帝、景帝的时代。唐朝李杰、裴耀卿的建议，也都没有出现在高祖、太宗的时代，只出现在中宗、睿宗、玄宗的时期，正是因为汉武帝时官吏繁多、役使百姓众多。唐中宗、睿宗以后，府兵制度败坏，聚集的兵员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加讲求。大抵这两件事常常互相消长，用兵与漕运常常相互关联。所谓宗庙祭祀、宴飨之类，十分之中花费不到一分，花费多的，全在于用兵，所谓漕运，全看用兵多少而定。而且唐肃宗、代宗之后，像河北各藩镇，都强行截留租赋，不归属度支管辖。当时又有像吐蕃、回纥这样的祸乱，用粮仍然很多。镇武、天德一带，每年都要派运粮饷给两河各镇，所以完全依靠江淮的粮食。讲论漕运，大致的路线是自长江进入淮河，自淮河进入汴水，自洛水进入黄河，自黄河进入渭水，各自分段征调运输，沿途水路各自设置粮仓。像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在渭桥之处又转相搬运，路途遥远，这种办法便逐渐败坏了。从当时刘晏重新整顿运漕的方法起，江淮的水路，各自设置船只，淮河的船不进入汴水，汴水的船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不进入渭水，水路的曲折之处，各自熟悉便利，那些操舟的人因此没有倾覆的祸患，国家的财计因此得以充足。所以唐人议论漕运之事最多的，唯有江淮一带最为紧要。德宗时，因为江淮的米粮运不到，六军的士兵解开头巾在道路上呼喊（抗议），韩滉运米的船只当年运到时，德宗与太子设酒相互庆贺。由此可见唐人依赖江淮，到了如此急切的地步。唐朝的漕运，大致分为三段：江淮是一段，河南是一段，从陕西到长安是一段。所以当时主管漕运的官员，据说没有比这更繁重的了。三段之中最重要的是京口。当初，江淮的粮食汇集于京口，京口是各郡的咽喉要地。当初，润州、江淮的粮食运到京口后，到中转之处，再由河南、陕西互相转运输送。然而三处之中唯有江淮最为紧要，为什么呢？都是从江淮出发的，所以韩滉因漕运有功而位至宰相，李锜也因漕运而飞扬跋扈，以至于叛乱。由此可见这三段之中，唯有京口最为重要。所谓汉朝的漕运，是一时的运输，随时制定适宜的办法，不值得深入论述。到了宋朝定都于汴京，这时，漕运的方法分为四条路线：东南的粮食由淮河进入汴水到达京师；如果是陕西的粮食，就由三门、白波转黄河进入汴水到达京师；如果是陈州、蔡州一路的粮食，就由惠民河到达京师；京东的粮食则由广济河到达京师。四方的粮食有四条路线，四条河流通到京师。当时最重要的唯有汴河，为什么呢？河西（江南）的粮食，走长江没有阻碍，等进入汴水后，大部分的计算都在汴河这一段；其次是北方的粮食，从三门、白波进入关中，再从黄河进入汴水到达京师，虽然惠民河、广济河来的粮食不多，其分量也就较轻。本朝设置漕运发运的地方有两处，最重要的是江淮到真州这一段，有陆路转运的辛劳；其次是北方的粮食，经过三门底柱一带，靠的是舟楫之利。至于其他设置发运的地方，如惠民河、广济河虽然也曾设立官员，但都不如上述两处重要。这就是宋朝漕运的大致情形。然而宋朝所谓每年漕运六百万石，专门依靠的是江淮，所谓三门、白波之类，并不是国家仰赖供给的主要来源，唯有江淮最为重要。在祖宗之时，陆路运来的粮食到真州，运入转般仓，从真州再装船，随即交由发运司储存，进入汴水才到达京师，各州的回程船只，又从真州领取食盐分散到各州，

译各州虽然要花费运费，但也有盐可以补偿，这是宋朝的良好制度。凡是在江淮之间往来运输，快慢一定要看风势而定。本朝的发运使设有观测风向的旗子，专门设官管理，观测风旗相符便无罪；如果不相符，就说明有奸弊。船只的快慢，为什么要用风旗来判断呢？大概是因为风向吹动四方，万里之内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用风旗来相互印证。真州就是唐朝时的扬子江渡口，后来本朝改名为真州。运输的制度还没败坏时，各州的船只到真州领盐返回，其次再进入汴水、到达京师。后来发运司每年建造船只，称为发运官船，与各州所运载的粮食一同发运，明令规定汴水的船不得出江，各州又自行造船。虽然有这样的约束，各州的船最终还是不能按规定应付，因此漕运的制度逐渐败坏，只有发运纲运还没有废止。等到蔡京任宰相时，不学无术，不能明察祖宗立法的深意，于是废除改动了盐法，设置直达运输，从长江直到无水之处也照此办理。这时奸吏很多，虽然还有负责运漕的官员，也不过是催促起运而已，那些官职也有名无实。大抵用官船各处分段漕运的时候，就都没有作奸的机会。如果采用直达运输，经历的时日长久，所以就容易生出奸弊，耗费也很多，东南运入京师的粮食也随之减少。所以太仓的粮食少于从前东南的积蓄，发运有名无实，这是招致祸乱的原因。本朝漕运制度的败坏，是从蔡京开始的，东京发运的本源大略就是如此。

●卷二十六 国用考四

○振恤

《周礼》记载：遗人掌管国家所积存的物资，用来施行恩惠；乡里的积存，用来救济百姓的困厄；门关的积存，用来供养孤老；郊里的积存，用来接待宾客；野鄙的积存，用来接济旅人；县都的积存，用来防备灾荒（所谓委积，是禀人、仓人计算九谷的数量满足国家用度之后，把剩余的部分聚集起来，这就是所谓用剩余财物的办法。职内所掌管的国家调用之物也是这样，都是用剩余财物聚集起来。少的叫委，多的叫积）。禀人掌管九谷的数量，用来供给国家按等级分发的物资，以及赏赐、俸禄之类。按每年收成的丰歉来计算国家用度，以了解是否充足，以此上报（国君），确定用度，以此来判断年成的丰歉。凡是百姓的口粮，每人每月四鬴，是上等年成；每人三鬴，是中等年成；每人二鬴，是下等年成（这些都是指每月食用的米量。六斗四升称为一鬴）。如果口粮不能达到每人二鬴，就要下令让百姓迁移到丰收的地方就食，同时报告国君削减国家的开支。

汉高祖二年，关中大饥荒，一斛米价万钱，人吃人。下令百姓到蜀汉一带就食。

文帝六年，大旱，蝗灾。开仓库赈济贫民。

武帝（元光）四年，山东遭受水灾，百姓大多饥乏。于是天子派使者调出郡国仓库的粮食，用来赈济贫民。仍然不够，又招募富豪之人相互借贷。还是不能救济，于是把贫民迁徙到关中以西，以及充实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共十多万口人，衣食都由官府供给，几年之后，又贷给他们产业，派使者分别督护，往来的车马冠盖络绎不绝，费用以亿计算。

元鼎二年，下诏说：“洪水移到江南，眼看隆冬将至，朕担忧他们会因饥寒而无法安身。江南之地，实行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正调运巴蜀的粮食运到江陵，派遣博士中等官员分别巡视，晓谕所到之处，不要让他们更加困苦。官吏百姓中有救济饥民、使其免于困厄的，一一记录姓名上报。”

河内的贫民遭受水旱之灾的有一万多户，汲黯凭借便宜行事，持节调发河内仓库的粮食，用来赈济贫民，请求归还符节、伏罪领受矫诏之罪。皇上认为他贤能而释放了他。

昭帝元凤三年，下诏说：“先前百姓遭受水灾，粮食颇为匮乏，朕调空仓库，派使者赈济困乏之人，从今起停止四年漕运。三年以前所赈贷的粮食，如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