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选举考三

译保之人也应连带受罚，各停三次应举资格。

（皇帝）批复说：“应予依从。”

又上奏说：“依照《会要》的规定，各地贡人在元日朝会时应排列在方物贡品之前，以充实朝廷礼仪的规模。近来却拖到临近封锁贡院之前，才到应天门外朝见皇帝。今后请命应举人重新按旧例参加正式朝仪。或者因为人数不少，请只取诸科的解头（头名）一人参加朝列，其余后到的人等到人数齐备之日再另行安排朝见。”皇帝批复依从。

石林叶氏说：“唐末，礼部主持贡举，如遇考卷文章特别优秀的人，就以自己当年登第时的名次来安排他，不以文章的优劣评定高下，这称为‘传衣钵’。和凝登第时，名次排在第十三，后来得到范鲁公（范质），就把他也安排在第十三名。此后范质登上宰相之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和凝的经历完全相同，世人都以为奇异。”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下敕说：“礼部贡院在正式考试之前，要精心加以考核，每场考试都要严格取舍。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使应举年头已久，也不得宽容优待其考试次数。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使遭到黜落，都允许申诉，只是不得在街市省门大声喧闹争执，也不得散布匿名文字诽谤主考官员。如有故意违反的，必定严加惩处，发配流放到边远地区，其同保之人永远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不得接受推荐信件或书信请托，如有此类书信，应秘密具报姓名奏闻朝廷，相关应举人不得参加考试。”又下令：“从今以后应举人必须取得本乡本籍的解送文书，如果乡贯路途阻隔遥远，只允许在东、西两京取得解送文书。”

南唐设立了科举制度，后来又废除了。

先父说：“据《五代通录》记载，从后梁开平年间到后周显德年间，从未间断过科举，而各偏方小国在战乱之际，往往废弛此制。像江南（南唐）号称文风最盛，但江文蔚、韩熙载都是后唐时中进士的，宋齐邱、冯延巳在南唐做官，都是以平民身份被起用为秘书郎，可见南唐此前从未设立科举，科举制度是到这时才〇设立的，可竟因江文蔚一句话就废除了。如果因为文蔚所说‘前朝进士与本朝进士公私各半’而加以讥讽，那么文蔚本人也是前朝的进士出身。然而第二年因徐铉的建议，又恢复设立了科举。到了我朝开宝年间，唐（南唐）作为一个国家不出一两年就要灭亡了，却仍然任命张亻必主持贡举，录取进士，实在令人悲叹啊！”

世宗显德二年，下敕说：“国家设立贡举这一机构，是为了寻求才学出众的人士，务求探求文才德行兼备者，以此符合科举取士的名分。近来听闻，多有滥竽充数、蒙混过关的人，有的是靠年头资历熬出来的及第，有的是靠攀附权贵而得以出身。今年所录取的贡举人，命详加审查，果然发现有荒谬不实之处，必须予以去留裁定。其中李覃、何〇严、杨徽之、赵邻几等四人应予放行及第；而严说、武允成、王汾、闾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张慎微、王翥、马文、刘选、程浩然、李进等十二人学业未精，一并应予黜落，暂且命他们刻苦学习，等待将来再来应考。礼部侍郎刘温叟在选拔士人上有失误，颇有因循苟且之处，依其过失论罪，本应予以贬谪，但姑且加以宽恕，特予宽容，刘温叟予以免罪。今后主持贡举的相关事务，仍命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条例后奏报。”

同年五月，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上奏说：“进士科请从今以后所交纳的省卷（应试文卷）限定不少于五卷以上，其中虽应有诗、赋、论各一卷，其余的杂文、歌篇也一并允许

译附交，只是不得有神道碑、墓志文等文体。至于帖经对义，都必须实际考核通过三条以上才算合格。将来〇加复试，等到考试终场之后，对不合格的人依文章艺业优劣区分为五等：文字错乱、词理荒谬最严重的定为第五等，停止应举资格五次；次一等的定为第四等，停止三次；依次略优的分别定为第三等、第二等、第一等，都允许第二年继续参加考试。所停止应举的次数，一并用朱笔写在试卷上，封送中书门下，请予裁定并追究发解考试官、监考官的责任。诸科应举人，如应发解而未发解、不应发解而发解的，监考官、考试官作为首要责任人治罪，一律停止现任官职；负责举送的长官，奏报朝廷裁定。监考官、考试官如有受贿情形，以及从今以后进士科如有雇请他人代作文字应举的，允许他人告发，将其送交本处充当苦役，永不得再入仕途，同保之人知情者停止四次应举资格，不知情者停止两次。被雇代考者如现任官职则停职，选人（候补官员）停三次铨选，举人停五次应举，其他人视情节轻重定罪。”皇帝依从了这一奏议。

窦仪又上奏说：“诸科应举人所试的墨义，第一场答错（‘否’）十条的，停止应举五次；第二场、第三场答错十条的，停止三次；三场之中若共有九条答错，停止一次。”

按语：贡举考试竟以墨义的“通”“否”作为升降黜落的标准，实在浅陋得很，简直有如儿戏一般。然而答错多的人，停止应举的次数也相应增加，这倒还有些古人对轻率简陋者施以惩罚的遗风存留。

窦仪又上奏说：“请依照唐穆宗时的做法，考试及第的进士，先将姓名、杂文一并申报中书省，请奏请核实之后，再由本司与诸科一并放榜公示。”五年，右谏议大夫、知贡举刘涛在东京主持考试，放榜之后，带领新及第的进士刘坦以下十五人前往皇帝行在，呈上他们所作的诗赋。皇帝认为其中文辞多有荒谬之处，命翰林学士李〇重新复试，退落郭浚、赵保雍等七人，刘涛因此获罪被降职。

《五代登科记》总目：

梁太祖开平二年，进士及第十八人，诸科五人。

三年，进士及第十九人，诸科四人。

四年，进士及第十五人，诸科一人。

五年，进士及第二十人，诸科十人。

乾化二年，进士及第十一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及第十五人。

四年，停止贡举。

五年，进士及第十三人，诸科二人。

贞明二年，进士及第十二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及第十五人，诸科二人。

四年，进士及第十二人，诸科二人。

五年，进士及第十三人，诸科一人。

六年，进士及第十二人，诸科三人。

七年，停止贡举。

龙德二年，进士及第十四人，诸科二人。

三年，停止贡举。

唐庄宗同光二年，进士及第十四人，诸科二人。

三年，进士及第四人。

四年，进士及第八人，诸科二人。

明宗天成二年，进士及第二十三人，诸科九人。

三年，进士及第十五人，诸科四人。

四年，进士及第十三人，诸科二人。

长兴元年，进士及第十五人，重试后落下八人，诸科一人。

二年，进士及第四人。

三年，进士及第八人，诸科八十一人。

四年，进士及第二十四人，诸科一人。

愍帝长兴五年，进士及第十七人，诸科一人。

废帝清泰二年，进士及第十四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及第十

译三人。

晋高祖天福二年，进士及第十九人。

三年，进士及第二十人。

四年、五年，停止贡举。

六年，进士及第十一人，诸科四十五人。

七年，进士及第七人。

八年，进士及第七人。

九年，进士及第十三人，诸科五十六人。

开运二年，进士及第十五人，诸科八十八人。

三年，进士及第二十人，诸科九十二人。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进士及第二十五人，诸科一百五十五人。

隐帝乾〇元年，进士及第二十三人，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进士及第十九人，诸科八十人。

三年，进士及第十七人，诸科八十四人。

周高祖广顺元年，进士及第十三人，诸科八十七人。

二年，进士及第十三人，诸科六十六人。

三年，进士及第十人，其中落下二人，诸科八十三人。

世宗显德元年，进士及第二十人，诸科一百二十一人。

二年，进士及第十六人，诸科一百十六人。

三年，进士及第六人，诸科二十九人。

四年，进士及第十人，诸科三十五人。

五年，进士及第十五人，其中落下七人，诸科七十二人。

六年，进士及第十人，诸科五十人。

按语：五代共五十二年，其中〇只有后梁与后晋各有两年停止过贡举，那是因为下敕认为应举人的学业未精所致；至于朝代更替、战乱不断的年份，贡举考试也从未废止过。然而每年所录取的进士，最多的时候也仅仅相当于唐朝盛世的一半，这是因为国土分裂、士人流离失所所致，本来就不足为怪。但是《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诸科，唐朝虽然也有，但每科录取的人数很少；而五代自后晋、后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的人，动辄以百人计算。大概是因为帖书、墨义这类考试形式，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士人鄙视这种学问而不愿修习，国家也轻视这类科目而不予重用，所以只以擅长诗赋、考中进士的人为贵。战乱以来，文学之道废弛，读书人往往只从事帖诵一类的浅薄学问，而真正能够提笔成文的人已很少见，国家也姑且以这种方式作为士子进取的门路，所以录取人数反而比盛唐时期多出数倍。宋朝开国之初，诸科录取人数也比进士科多，大概也是承袭了五代的弊端。

欧阳公（欧阳修）《什邡陈氏荣乡亭记》说：“什邡当地的官吏特别不喜欢儒生，一定要摧折羞辱、中伤他们。当地百姓本就富裕，安于乡里，不急于求取功名做官，又苦于官吏的这种作风，所以从来没有人以儒生身份、穿着儒服往来的。即便是十分好学的人，也不过专攻一部经书，擅长作诗，悠闲自得地修养自己，做一个乡间长者罢了。到了陈君岩夫才开始做进士，然而也从未敢穿戴儒生衣冠去拜谒县衙大门，出入乡里巷陌时必定要换上普通服装。后来州府接到天子诏书，征求乡里推举的秀才，岩夫才改换服装到县衙应诏，官吏们都为之惊讶。等到州里考试了他，送到礼部，中了丙科，回乡探望父亲，说：‘唉！我原先厌恶做进士这件事，却不知道它竟可以成为荣耀啊。’于是修筑了这座亭子来表彰此事。”晁归来子在为张穆之《触鳞集》所作的序中说：“五代时期文物制度荡然无存，而鲁地的儒生仍然常常抱着经书隐居田野，坚守正道至死不改，这样的情形大概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太祖皇帝平定天下之后，鲁地的读书人才渐渐开始振奋起来，白袍举子，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长长的衣带，夹杂

译在军旅武士之中出现，父老们看到就指着他们高兴地说：‘这样的人才出现了，天下就要太平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厌倦战乱，思念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士人受到尊重，其实还没等到他们的名声实绩真正惠及朝野上下，只是看到士人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人心便已经因此而感到欣悦安定，这正是儒学的功效所在啊。”我曾读过这两篇文章，然后才明白五代时期，虽然科举从未废止，但士人在乱离之际受到困厄，未能完成学业，即使有的人有一技之长，也无法得以施展，老死于乡里之间的，实在不少啊！

宋朝礼部贡举，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目，都是在秋天取得解送资格，冬天集结到礼部，春天举行考试。合格及第的人，将名单列出放榜公布于尚书省。凡进士科，考试诗、赋、杂文各一篇，策论五道，帖经《论语》十帖，对答《春秋》或《礼记》的墨义十条。九经科，帖经一百二十帖，对答墨义六十条。五经科，帖经八十帖，对答墨义五十条。《三礼》科，对答墨义九十条；《三传》科，一百一十条；《开元礼》、《三史》科各三百条。学究科，《毛诗》对答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各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明法科，对答律令四十条，兼经科目与《毛诗》科规定相同。各科经过考试，通过六成为合格，仍需抽取试卷考问律令，本科（明法科）则不必如此。都由本籍地发放解送文书，如果有乡贯路途阻隔或身处化外地区的，可以到开封府投递文书，奏报等候朝廷旨意。各州由本州判官主考进士科，录事参军主考诸科；若不熟悉经学艺业，就选派其他官员依次充任诸科考官，都由本州判官监考。试卷纸张由长官在卷面盖印后发给。帖经对义，由监考官、考试官核对通过与否，每场考试都当场决定去留。凡考试当日，若发现携带夹带经义之类物品或有人在旁暗中传授答案的，立即将其驱逐出场。所试合格者，以通过条目多、学业精深者为上等，其余依次排列。解送文书上，要先写明原先请求解送及已经落选的解送人数，所试经义要用朱笔写明“通”或“否”，由监考官、考试官在下面署名。进士的文卷、诸科的义卷、帖由，一并随同解送文书送到贡院。凡有残疾重病的人，一律不得参与解送。若应当解送而未解送、不应解送而解送的，监考官、考试官作为首要责任人治罪，停止其现任官职；若涉及受贿则以枉法论罪，长官听候朝廷旨意处理。凡现任官员应进士科考试的，称为“锁厅试”，所属官署要先将其姓名上报，得到旨意之后才能予以解送。到贡院集结后，十人或五人互相担保，不许有犯大逆之罪者的五服以内亲属，以及各种不孝不悌之人、隐匿身份的工商异类、僧道还俗之人参加。个人档案与试卷开头，要写明年龄、应举次数、场次名第、籍贯，不得增减或更改，在仲冬时节收纳，到月底截止。将近考试之期时，主考官先召集联保人核对，与档案相符后才确定考试资格。凡参加考试，都要禁止携带夹带作弊，进士科考诗赋，唯独《切韵》《玉篇》不予禁止。进士文理荒谬的，依照旧制停止应举资格五次；诸科第一场答错十条的停止五次，第二、第三场答错十条的停止三次

译，第一到第三场共答错九条的一并停止一次。停止应举的次数，用朱笔写在试卷上，送交中书门下。凡已经发解及参加进士考试的人，虽有携带夹带的禁令，但实际上并不加以搜查。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下诏说：“及第的人不得拜见知贡举官的子弟、弟弟、侄子，不得称他们为‘师门’‘恩门’，也不得自称为‘门生’。”按照旧例，知贡举官将要前往贡院之前，台阁的近臣可以推荐自己所了解的有才学的进士，这称为“公荐”。皇帝担心这样会因人情关系而夹带私弊，于是下诏加以禁止。

乾德元年，下诏说：“有人研习一部经书直到白头，参加十次考试却仍未成名，这在前代史书中早有明文记载，是前代贤人苦守节操的表现，设立科举取士，本应给予优容对待。按照旧制，九经科考试一次不中就取消资格，这不是启发引导士人求取功名之路的做法。从今以后一律依照诸科的规定，允许应举人再次应考。”

按语：自唐朝以来，所谓明经科，不过是帖经、墨义罢了。我曾见过东阳丽泽吕氏家塾中，收藏有刻本的吕许公（吕夷简）当年应考本州乡举的试卷，因而了解到墨义的格式大概有十几条，其中有一条说：“‘作者七人矣’，请写出这七人的姓名作答。”应考者答道：“七人是某某等。谨此回答。”又有一条说：“‘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作答。”应考者答道：“下文是：‘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〇之逐鸟雀也。’谨此回答。”有的题目说：“请依据注疏作答”，应考者就答道：“注疏说……如此如此。谨此回答。”若有记不起来的，就只写：“回答未能审知。”这大概是因为既然禁止携带夹带书籍，那么对于思索不出答案的人，也不容许他凭空臆造妄自作答的缘故。在试卷上方则由考官批注评语，如果回答得好，就批一个“通”字；回答有误或未能审知的，就批一个“不”字。大体和儿童背诵默写的情形差不多，所以自唐朝以来这门科目就被人看轻，因此对于答不出来的人，停止应举资格的惩罚特别重，而且一次考不中就不许再次应考，大概是因为这种区区的记诵之学如果还不能全部通晓，那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太祖皇帝准许应举人再次应考，对待士人的用意也算是宽厚了。

乾德五年，卢多逊主持贡举考试，皇帝又下诏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在中书省重新复试，结果都合格，于是赐予及第。

在此之前，陶〇的儿子陶邴考中了高等，皇帝说：“听说陶〇不能好好教育儿子，陶邴怎么能够考中呢？”于是下诏说：“食朝廷俸禄的人家中如有子弟登第的……

译礼部详细分析后上报，应当命令复试。"

开宝三年，下诏命礼部贡院审核贡士及各科应试十五次以上、且已考完全部考试的举子，将他们的姓名详细登记上报。到这时，登记到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都赐予该科出身（这是特奏名恩例的开始）。

开宝五年，起初，每年录取进士不过十几人，知贡举只需奏报合格者的姓名即可。到这时，礼部考试录取了进士安守亮等十一人以及诸科十七人，皇上召见他们在讲武殿对答，才开始下诏放榜，这是新的制度。

开宝六年，李〇担任知贡举，录取了宋准等十一人，皇上认为进士武济川、《三传》科的刘睿资质外貌最为丑陋，将他们黜落。武济川，是李〇的同乡，皇上因此颇为不悦。恰逢有人告发李〇徇私取舍，皇上于是命令登记全部考完试而落第之人的姓名，得三百六十人，都召见了他们，从中挑选出一百九十五人，连同宋准以下诸人，于是驾临讲武殿分别赐给纸笔，另外再考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人担任考官，选出进士二十六人、五经科四人、《开元礼》科七人、《三礼》科三十八人、《三传》科二十六人、《三史》科三人、学究科十八人、明法科五人，都赐予及第，又赐钱二十万用以设宴庆贺。李〇等人不久都因此获罪受责。从此殿试便成为常例。

译是岁，新修《开宝通礼》成，诏："乡贡《开元礼》宜改称乡贡《通礼》，本科并以新书试问。"

→ 这一年，新修的《开宝通礼》编成，皇帝下诏："乡贡《开元礼》科应改称乡贡《通礼》科，此科一律用新书来考试提问。"

江南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〇道来归，并赐《三传》出身。

→ 江南进士林松、雷说考试不合格，因他们〇道归顺朝廷，都被赐予《三传》科出身。

是岁，诏贡士之下第者，特免将来请解，许直诣贡部。

→ 这一年，皇帝下诏，凡是落第的贡士，特许免去将来再申请解送的手续，允许直接前往贡部应试。

八年，亲试举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 开宝八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录取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按：殿前试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於考功已试之後再试之也。开元以後，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覆，然惟元和〇，钱徽为侍郎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後，则礼部所取士，先详覆而後放榜，则虽有详覆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谓详覆者，〇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覆试，则以帝疑陶〇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覆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也。至开宝六年，李〇知举，放进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於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试始。〇等所取十一人，重试共取二十六人，然於〇等所取十一人内，只黜武济川一人，馀十人则高下一依元次，而续取到二十六人，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为一榜，然则是年虽别试而共为一榜，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覆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於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 按：殿前考试士人始于唐代武后时期，但唐代制度是由考功郎中负责取士，武后不过是亲自下行其事，借以博取选拔人才的美名，并不是在考功郎中已经考试完毕之后再另行复试。开元以后，才开始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把结果送中书门下详细复核，然而只有元和年间，钱徽任侍郎主持贡举时，宰相段文昌说他取士不公，复试后多有不合格者，钱徽因此获罪被免官。长庆以后，礼部所录取的士人，是先详细复核然后才放榜，所以虽然有"详覆"之名，实际上并未再重新考试。五代以来，所谓的"详覆"，只是对个别人有升降黜退而已。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省复试，是因为皇帝怀疑陶〇的儿子不会作文却被录取，所以才复试，也未曾另外对其他人升降。到开宝六年，李〇主持贡举，放榜录取进士后，落第的徐士廉等人击鼓论榜（喊冤申诉），皇帝于是在讲武殿出题重试。殿试从此开始。李〇等人所录取的十一人，重试后一共录取二十六人，但在李〇等人原来录取的十一人中，只黜退了武济川一人，其余十人名次高下仍依原来的次序，而后续录取到的二十六人，不过是附在这十人名字之后，合为一榜，可见这一年虽然另行重试，但仍然合为一榜，并未曾有省试、殿试之分。到开宝八年，在讲武殿对礼部贡院已考核合格的举人王式等人复试，皇帝亲自出题，录取进士三十六人，以王嗣宗为第一名；而王式本是礼部所定合格的第一名，这次却只排到第四名。从这一年起，殿试才开始另外确定名次升降，才有了省试、殿试的区分，省元、状元的分别。

九年，诏翰林学士李〇等阅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试问所业，毋可采，乃悉退去。诏劾本部官滥举之罪（见《孝廉门》）。

→ 开宝九年，皇帝下诏命翰林学士李〇等人审核各道所解送的孝弟力田等人，考问他们所学，没有可取之处，便全部退回。又下诏弹劾原选送官员滥举之罪（详见《孝廉门》）。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於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於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姓名，上御讲武殿覆试，内出诗赋题，赋韵平仄相〇，依次用。命李〇、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三百馀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馀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馀人，皆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馀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不听。

→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皇帝刚刚即位，想要振拔久滞不进的人才，回头对侍臣说："朕想在科场中广泛求取才俊，不敢奢望十中取五，只要能得一二，也可以作为治国的工具了。"于是礼部上报考试合格者的姓名，皇帝亲临讲武殿复试，亲自出诗赋考题，赋韵平仄相〇，依次使用。命李〇、扈蒙评定优劣分为三等，录取吕蒙正以下一百零九人。过了两天，复试诸科，录取三百多人，都赐予及第。又下诏命礼部查阅贡籍，找出应举十次以上到十五次的进士、诸科考生共一百八十多人，都赐予出身；九经科有七人未达标准，但怜悯他们年老，特别赐予与《三传》科同等的出身。共计五百多人，都赐予绿袍、靴、笏，在开宝寺赐宴，皇帝亲自作诗两章赐给他们。第一、第二等进士以及九经科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的人都按优等安排官职，恩宠之隆重特异，历代未曾有过。薛居正等人上言说取人太多、用人太急，皇帝没有听从。

唐朝有敕赐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试中第者皆称之。其後文学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献文别试，亦敕赐进士及第。

→ 唐朝有敕赐及第的做法，用来表示特别的恩宠，到这时，殿试合格者都称为"敕赐及第"。此后有文学之臣不是通过科举出身的，有的献上文章另外考试，也被敕赐进士及第。

按：是年诸道所发贡士，得五千二百馀人，赐第者共五百馀人，为十取其一。

→ 按：这一年各道所送来的贡士，共五千二百多人，赐予及第的共五百多人，大约是十人中取一人。

石林叶氏曰："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是岁御试题，以'训练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示以

译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之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〇。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时名臣悉自兹出矣。"

→ 石林叶氏说："国朝初年录取进士，沿袭唐代旧例，每年最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刚即位时，天下已经安定，有心致力于文治，曾向宰相薛文惠公询问长治久安的方法，薛因此说：'不如兼用文武之士。'这一年殿试的题目，以'训练练将'为赋题，'主圣臣贤'为诗题，正是表明兼用文武之意。这次特别录取一百零九人，是唐代以来所没有过的。于是得吕文穆公为状元，李参政名列第二，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几人都在其中。从此接连放了五榜，共录取八百零一人，当时的名臣都是从这几榜中出来的。"

三年九月，上御讲武殿试礼部贡士举人，进士加论一首，自是以三题为准。故事，礼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试，非常例也。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自是每〇一年或二年乃贡举。

→ 太平兴国三年九月，皇帝亲临讲武殿考试礼部贡士举人，进士科增加论一篇，从此以三题为定制。按照惯例，礼部只在春季放榜，这次却在秋天考试，并非常例。这年冬天，各州举人都已聚集，正逢皇帝将要亲征北汉，便停止了考试。从此每隔一年或两年才举行一次贡举。

按：《选举志》言是年试进士始加论一首，然考《登科记》所载，建隆以来，逐科试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非始於是年也。

→ 按：《选举志》说这一年考进士才开始增加论一篇，但考查《登科记》所记载的，从建隆年间以来，历次科考试士都是一赋、一诗、一论，共三题，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

五年，覆试进士，得苏易简以下一百二十一人，并分甲乙之第，赐宴。

→ 太平兴国五年，复试进士，录取苏易简以下一百二十一人，都分为甲乙等第，并赐宴。

时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等四人皆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藩掌书记。

→ 当时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等四人都是以现任官员身份应举进士，皇帝爱惜科第（不轻易给予），没有授予他们科第，特地授予他们靠近京畿的藩镇掌书记之职。

是岁，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谓一日作诗百篇。不设此科，求应者即试之），上出杂题二十字曰"松风雪月天，花竹鹤〇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赋五篇，篇八句。逮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仍诏有司今後应百篇举，约此题为式。

→ 这一年，有个叫赵昌国的人，请求应"百篇举"考试（指一天之内作诗一百篇。当时并未设立此科，有人请求应试便予以考核）。皇帝出了二十个杂题字："松风雪月天，花竹鹤〇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命他各以每字赋诗五篇，每篇八句。到天色将晚时，赵昌国仅仅完成了数十首，大多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皇帝因为这一科长期废弃不用，特地赐予他及第，以此勉励后来者。并下诏命有司今后遇到应"百篇举"的人，可参照这次的题目作为标准。

七年，诏："诸州长吏解送举人，取版籍分明，为乡里所推，仍十人为保，保内有行止逾违者连坐，不得赴举。"

→ 太平兴国七年，皇帝下诏："各州长官解送举人，须选取户籍清楚、被乡里推重的人，并以十人为一保，保内如有人品行有逾越违犯的，其他人连坐，不得应举。"

八年，诏曰："岁千秋赋，是曰彝章。爰自近年，遂隳前制，止一偕於计吏，许常赴於贡闱，岂足程功，颇容徼幸。复归旧贯，允叶至公。宜令诸道下第举人依旧重请文解。"

→ 太平兴国八年，皇帝下诏说："每年举行科举，这是既定的常规制度。但近年以来，前代的制度渐渐被破坏，落第者只需随计吏一同前往，就许可他们经常参加贡举考试，这样怎能真正考核出功效，反而容易让人心存侥幸。现应恢复旧有的规定，才合乎至公之道。应命各道落第举人依照旧例重新申请文解。"

是年，试进士始分三甲，第一甲并知县。

→ 这一年，考试进士开始分为三甲，第一甲的人都授予知县之职。

雍熙二年，令考官亲戚别试。是年，亲试举人，初唱名赐第，赐梁颢以下一百七十馀人，诸科一百馀人。李〇、吕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罢之。左右言尚有遗材，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馀人，诸科三百馀人，并赐及第。

→ 雍熙二年，命令考官的亲戚另外考试。这一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第一次唱名赐予及第，赐给梁颢以下一百七十多人，诸科一百多人。李〇、吕蒙正的儿子都名列合格之中，皇帝认为权贵之家的子弟不应该与出身孤寒的人竞争进身，便将他们罢黜。左右近臣说还有遗漏的人才，于是复试又录取了洪湛等七十多人、诸科三百多人，都赐予及第。

四年，先是，上阅试举人，累日方毕，宰相屡请以春官之职归有司，如唐故事，乃诏岁命春官知举。

→ 雍熙四年，此前，皇帝亲自阅试举人，接连多日才能结束，宰相多次请求将礼部（春官）之职交还有司主持，仿照唐代旧例，于是下诏每年任命礼部官员主持贡举。

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十人。榜既出，而谤议蜂起，上意其遗材，遽召下第人覆试於崇政殿，得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凡七百人，以试中为目，用白诏纸书其名氏以赐之，令权知诸县簿、尉。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则等召诸下第进士及诸科於武成王庙重试，得合格数百人。上覆试诗赋，又拔进士叶齐以下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并赐及第。

→ 端拱元年，礼部放榜录取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十人。榜单公布后，非议之声四起，皇帝怀疑其中有遗漏的人才，急忙召集落第之人在崇政殿复试，录取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共七百人，以"试中"为名目，用白诏纸写下他们的姓名赐给他们，命他们暂任各县的主簿、县尉。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则等人召集各落第进士及诸科考生，在武成王庙重新考试，录取合格者数百人。皇帝又复试诗赋，再次拔取进士叶齐以下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都赐予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之後，虑有遗材，至於再试再放。雍熙复试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复试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然太平兴国

译末，孟州进士张雨光以试不合格，纵酒大骂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斩之，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恩威并行，至於如此。"二年，亲试举人，有中书吏人及第，上令夺所授敕牒，乃诏禁吏人应举。

→ 容斋洪氏《随笔》说："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礼部放榜录取进士之后，都担心有遗漏的人才，以至于反复复试、反复放榜。雍熙年间复试共录取一百七十六人，端拱年间复试诸科，因此得官的人多达七百人，当时对待士人可以说是极其优厚了。然而太平兴国末年，孟州进士张雨光因考试不合格，在街市上纵酒大骂，言语涉及指责朝廷，皇帝大怒，将他斩首，同保的九人也永远不得应举。恩德与威严并行不悖，达到这样的程度。"雍熙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其中有中书省的吏员及第，皇帝下令收回授予他的敕牒，于是下诏禁止吏人应举。

淳化三年，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馀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不能措辞，相率叩殿槛上请。有钱易者，日未中三题皆就，以其轻俊，特命黜之。得孙何以下三百馀人，诸科八百馀人，就宴，赐御制诗三首、箴一首，又诏刻《礼记 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并以赐何等。初，内殿策士，例赐御诗以宠之，至陈尧叟始易以箴，至是，诗箴并赐。

→ 淳化三年，这一年，各道举人共一万七千多人，苏易简主持贡举，殿试开始实行糊名考校。皇帝亲自出《卮言日出赋》的题目，应试者大多无法下笔措辞，纷纷叩拜殿前栏槛请求指点。有个叫钱易的人，还未到中午三道题就全部完成，皇帝认为他为人轻浮浅薄，特命黜退他。这次录取孙何以下三百多人，诸科八百多人，赴宴时，皇帝赐给他们御制诗三首、箴一首，又下诏刻印《礼记·儒行篇》赐给近臣以及在外任职的京朝官，并一并赐给孙何等人。当初，皇帝在内殿策试士人，按惯例赐御诗以示恩宠，到陈尧叟时才改赐箴文，到这时，诗和箴一并赐予。

旧制，《三史》、《通礼》各试三十场，每场墨义十道。制："自今只试墨义十五场，馀十五场抽卷令面读，能知义理、分辨其句、识难字者为合格，不合者落。"

→ 旧制规定，《三史》、《通礼》科各考三十场，每场笔试经义问答十道。新的规定说："从今以后只考笔试经义十五场，其余十五场抽卷让考生当面朗读，能够懂得义理、分辨句读、认识难字的算合格，不合格的淘汰。"

自端拱元年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後，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後遂为例。

→ 自端拱元年考试完毕、进士击鼓申诉考试不公之后，第二年，苏易简主持贡举，坚决请求实行殿试。这一年，苏易简又主持贡举，接受诏命后，径直前往贡院，以此躲避他人的请托求情。后来这便成为惯例。

容斋洪氏《随笔》曰："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後，礼部贡院言：'近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〇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曰，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 容斋洪氏《随笔》说："淳化三年，太宗考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的题目，孙何等人不知道题目出处，一起叩拜殿前栏槛，请求皇帝指点，皇帝为他们讲解了大义。景德二年，殿试《天道犹张弓赋》之后，礼部贡院上言说：'近来进士只是抄袭摘录古今文赋，夹带入场考试。昨日殿试用正经命题，很多人不明白出处。'由此可知当时题目并不注明出处。大中祥符元年，考试礼部进士，皇帝亲自出《清明象天赋》等题目，并附录题目解说，摹印出来给考生看。到景〇元年，才下诏命御药院：殿试时，进士的题目，须写明出自经史何处，摹印分发给考生，不再允许考生上请询问。"

按：艺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秦州司理参军，尝以公事忤知州路冲，冲怒，械系之於狱。然则当时状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为长官所礼，未至如後世"荣进素定，要路在前"之说也。至太平兴国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试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赐及第。太宗时，惟此二年科目恩数最为优渥。《涑水记闻》言太平兴国之事，以为太祖幸西都，张齐贤以布衣献策，帝善之，归语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张齐贤，我不欲官之，汝异日可收以自辅。"是榜齐贤中选，〇在数十人後，及注官，乃诏尽与超除。如此，则是通榜恩数之厚，是太宗欲曲为张齐贤之地。马永卿《语录》载淳化二年之事，则以为武当山道士邓若拙尝出神，见二仙官相语曰："来春进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极低，如何！"对曰："高低不可易也，独甲科可易，不若以第二甲为第一甲。"道士觉以告人。既而唱名，上〇有宫中之喜，因谓近臣："第一甲多放几人，言止则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谓第四人，王钦若第十一人，张士逊第二百六十人。後丁谓、王、张皆为宰相。如此，则是黄甲人数之多，是神物欲曲为张士逊之地。二说颇涉偏私诡异，故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其不然。愚以为太宗寤寐英贤，如恐不及，时出特恩，以示奖励，故初无一定之例。有如太平兴国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并授通判，而五年则前二十三名授通判，八年则第一甲授知县，雍熙二年第一等为节察推官，淳化三年则止前四名授通判，则累科授官之崇庳无定例也。分甲取人，始於太平兴国八年，然是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一百五十七人，反三倍於第三甲之数。端拱元年、二年，则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一甲三百二人，反六倍於第二甲之数，则累科分甲人数之多少无定例也。好事者徒见二张致身宰辅，而不擢高科，而二科恩例〇尔优厚，故必以为曲为二人之地耳。

→ 按：宋太祖、太宗都很留意科举取士之事，然而开宝八年，王嗣宗中状元，只授予秦州司理参军之职

译，曾因公事得罪知州路冲，路冲发怒，用刑具将他关押在监狱中。由此可见，当时状元所授的官职既卑微，又不受长官礼遇，还没有达到后世所说的"荣进自有定数，仕途要职就在眼前"的地步。到太平兴国二年，才开始命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科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各州，其次的都按优等安排职位，共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考试，第一甲多达三百零二人，都赐予及第。太宗一朝，只有这两年科举的恩泽赏赐最为丰厚。《涑水记闻》记载太平兴国二年的事，说是太祖巡幸西都时，张齐贤以布衣身份献策，皇帝很欣赏，回来后对太宗说："我巡幸西都得到一个张齐贤，我不想给他授官，你日后可以收用他来辅佐自己。"这一榜张齐贤中选，原本排在几十名之后，等到安排官职时，皇帝就下诏对全榜的人都破格授官。如此说来，这一整榜恩泽之丰厚，是太宗想要委婉地为张齐贤一人铺路。马永卿《语录》记载淳化二年的事，说武当山道士邓若拙曾经出神游历，看见两位仙官互相谈论说："明年春天的进士榜上，有三位宰相，其中一人排名极低，怎么办！"另一位回答说："高低名次不能更改，只有甲科等第可以改变，不如把第二甲改为第一甲。"道士醒来后把这事告诉了别人。后来唱名时，皇帝忽然有种宫中的喜悦之感，便对近臣说："第一甲多放几个人，我说停就停。"于是继续唱名第一甲，皇帝的心思也恍恍惚惚忘记了原来的打算，一直到三百人，才醒悟过来。这一年榜上共三百五十三人，其中第一甲三百零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谓排第四名，王钦若排第十一名，张士逊排第二百六十名。后来丁谓、王钦若、张士逊都做了宰相。照这样说，这一榜黄甲人数之多，是神灵想要委婉地为张士逊一人铺路。这两种说法都颇涉偏私诡异，所以李大性所著的《典故辨疑》极力说明这些说法不对。我认为太宗日夜思慕贤才，唯恐求之不得，时常施予特殊恩典，以示奖励，所以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成例。比如太平兴国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都授予通判之职，而五年则前二十三名授予通判，八年则第一甲授予知县，雍熙二年第一等为节度使、观察使推官，淳化三年则只有前四名授予通判，可见历次科举授官的高低并没有固定的成例。分甲取人，始于太平兴国八年，然而这一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却有一百五十七人，反而是第三甲人数的三倍。端拱元年、二年，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一甲三百零二人，反而是第二甲人数的六倍，可见历次科举分甲人数的多少也没有固定的成例。好事之人只看见张齐贤、张士逊二人官至宰相，而没有考中高第名次，而这两科的恩泽赏赐格外优厚，所以便一定认为是为了这两个人而委婉安排。

真宗咸平元年，诏礼部放榜，得进士孙仅以下五十人，高丽宾贡一人。自淳化五年停举凡五年，至是始行之。

→ 真宗咸平元年，皇帝下诏命礼部放榜，录取进士孙仅以下五十人，高丽宾贡生一人。自淳化五年起停止科举已有五年，到这时才重新举行。

其年，密州发解官坐荐送非人，当入金，特诏停任。因诏告谕诸路，以警官吏。

→ 这一年，密州负责发解的官员因为荐送了不合格的人，按律当罚交纳赎罪金，皇帝特下诏停止他的官职。并借此下诏晓谕各路，以警示官吏。

容斋洪氏曰："按《登科记》，孙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馀皆贯开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〇籍，为进取之便耳。"

→ 容斋洪氏说："按《登科记》记载，孙仅这一榜五十人，从第一名到第十四名，只有第九名刘烨是河南人，其余的都是开封府籍，其下二十五人也是如此。不应该京城人士中选者如此之多，怀疑是外地人假借开封籍贯，以图应举方便罢了。"

二年，诏："天下贡举人应三举者，今岁并免取解，自馀依例举送。"

→ 咸平二年，皇帝下诏："天下已应举三次的贡举人，今年一律免去重新取解的手续，其余的仍依旧例举送。"

三年，亲试举人，上临轩三日无倦色，得进士陈尧咨以下四百九人，诸色四百三十馀人。又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及尝经御试，或年逾五十者，得进士及诸科凡九百馀人，共千八百馀人，其中有晋天福随计者。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未有也。

→ 咸平三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皇帝临朝亲试三天都没有倦怠之色，录取进士陈尧咨以下四百零九人，诸科共四百三十多人。又考试应举五次的进士、应举八次的诸科考生，以及曾经参加过殿试或年过五十者，录取进士及诸科共九百多人，两项合计一千八百多人，其中还有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就随计吏应试的老考生。考核才艺之详尽，推恩施惠之广泛，是近代所没有过的。

诏曰："孔门四科，德行为贵。言念近岁，偷薄成风，务扇朋游，以图进取，潜相诟病，指摘瑕疵，有玷士伦，颇伤俗化。自今两京、诸路所解举人，宜先廉访行实，或艺文可采而操履有亏，投书匿名，饰词讪上之类，并严加惩断，勒归乡县课役，永不得就举。如辄敢解送，所由官吏必当论罪，仍令御史台觉察之。"

→ 皇帝下诏说："孔门四科之中，德行最为可贵。近年以来，浮薄之风盛行，热衷于结党营私、互相标榜以谋求进身，暗中互相诋毁指责，挑剔他人的瑕疵，玷污了士人的操守，很伤风化。从今以后，两京及各路所解送的举人，应先查访考核他们的实际德行；如果文才可取但品行有亏，或投递匿名书信、以文辞诽谤朝廷之类的人，都要严加惩处，勒令他们回乡承担赋役，永远不得应举。如果有人擅自解送这类人，负责解送的官吏必定要追究罪责，仍命御史台加以察访。"

又亲试河北贡举人，赐进士齐革等十三人、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求试武艺及量材录用者又五百馀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

→ 又亲自考试河北的贡举人，赐进士齐革等十三人、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或同出身。落第之后，请求改试武艺或按才能酌情录用的又有五百多人，都赐予装备的钱财、加以抚慰遣返，并命礼部将此次考试记为一次正式的科举。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科举取士，及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

译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诉也。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馀皆大理评事，充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将作丞，馀并为评事，充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皆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则以下十八人评事、知县，馀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录，明年并迁守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至得光禄丞、直使馆，而第三人姚揆但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将作丞，二人评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拟。咸平元年，孙仅但得防推。二年，孙暨以下但免选注官。盖此两榜，真宗在谅ウ，礼部所放，故杀其礼。及三年，陈尧咨登第，然後六人将作丞，四十二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节使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

→ 容斋洪氏《随笔》说："国朝科举取士，从太平兴国以来，恩典才变得丰厚，然而各次都是出于一时的诏旨，未曾完全相同。士子按各自所得的名次接受任命，起初并不因官职大小而多有祈求申诉。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一百零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授将作监丞，其余都授大理评事，充任各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授将作监丞，其余都授评事，充任通判及监当官。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都授将作监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从王世则以下十八人授评事、知县，其余授判官、司理、主簿、县尉，不久，王世则等人改任通判，主簿、县尉改任知县、录事参军，第二年又都迁升为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从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到节度使、观察使推官之职。端拱元年，二十八人，从程宿以下都只是暂任各县的主簿、县尉。端拱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才得到光禄寺丞、直史馆之职，而第三名姚揆只得到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授将作监丞，二人授评事，第五名以下都由吏部安排官职。咸平元年，孙仅只得到防御推官。咸平二年，孙暨以下都只是免去铨选、直接注官而已。这是因为这两榜是真宗守丧期间由礼部放榜的，所以减省了礼遇。到咸平三年，陈尧咨登第，才有六人授将作监丞，四十二人授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节度使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授防团军事推官。"

四年，诏："淄、青、齐州及河北经蕃寇蹂践处，贡举许免取解。"（此泛免之始）

→ 咸平四年，皇帝下诏："淄州、青州、齐州以及河北遭受外族侵扰践踏的地方，应举者可免去取解手续。"（这是普遍免解的开始）

五年，亲试举人，得进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经》、诸科百八十人。是岁，贡举人集阙下万四千五百馀人，陈恕知贡举，所取士甚少（进士、诸科共取二百一十八人，约六十六人取一人），诸州举送官被黜责者甚众。

→ 咸平五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录取进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经》科及诸科共一百八十人。这一年，聚集在京城应试的贡举人共一万四千五百多人，陈恕主持贡举，所录取的人很少（进士、诸科合计只录取二百一十八人，大约六十六人中取一人），各州负责举送的官员被黜退问责的很多。

景德二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馀人，特奏一百馀人，诸科五百馀人，诸科特奏七十馀人。先是，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於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於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

→ 景德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录取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多人，特奏名一百多人，诸科五百多人，诸科特奏名七十多人。此前，李迪与贾边二人都在科场中很有名气，等到礼部奏名放榜时，两人却都未被录取。考官取来他们的文章来看，发现李迪的赋落韵（不合韵），贾边论述"当仁不让于师"一句时，将"师"字解作"众人"，与经注疏解不同，因此特别奏请让他们参加殿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论说："落韵的人只是失于不够详审罢了；而抛开注疏另立新说，不能轻易允许，恐怕士子们从此放纵随意解经，没有依据准则。"于是录取李迪而黜落贾边。当时朝廷的议论大体上都是如此。

虞部员外郎、知郑州王矩上书自荐，求进士第。上以矩自燕蓟归化，居官清白而自强学业，特赐及第，驿召赴闻喜宴。上以去岁河朔用兵，民甚惊扰，其乘城捍寇，多出士人，故广示甄采。

→ 虞部员外郎、知郑州王矩上书自荐，请求赐予进士出身。皇帝因为王矩是从燕蓟之地归顺朝廷的人，为官清廉，又能自强不息地钻研学问，特赐他及第，用驿传召他赴闻喜宴。皇帝考虑到去年河朔用兵，百姓大受惊扰，而登城抵御敌寇的多是士人，所以借此广泛表示甄拔录用之意。

诏应赐进士、诸科同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者，并令守选。故事，登科皆有选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复廷试，赐出身者亦免选；至是，策名之士尤众，多设等级，以振淹滞，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试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调，以示甄别。又诏："贡举之门，因循为弊，躁竞斯甚，缪滥益彰。宜令权住二年，庶使服勤，更专学问，无失大成之术，式符虚伫之怀。仍委礼部贡院：自今科场，务精考试，无容滥进，用革浇风。比又有州郡全无解送，是谓旷官。其诸路府州将来秋赋，当职官如依前顾避，全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 皇帝下诏，凡赐予进士、诸科同出身、试授将作监主簿的人，都要按规定守候选官期限。按照旧例，登科的人都有一定的候选期限；近来的制度，是及第即可授官。皇帝刚恢复殿试时，赐予出身的人也免去了候选期限；到这时，登科的士人尤其众多，设立了很多等级，以此提拔久滞不进的人才，即使才艺不合格的，也都赐予同出身，试授官职、脱去布衣，所以命令有司仍按照惯常的铨选流程，以示区别对待。皇帝又下诏说："贡举

译一途，因循守旧成为弊病，急躁竞进的风气愈演愈烈，谬滥的现象也越来越显著。应当暂停两年，使士人能勤于修习，专心学问，不失去成就大业的方法，以符合朝廷殷切期待人才的心意。仍委托礼部贡院：从今以后科场考试，务必精细考核，不容许滥竽充数、随便录取，以此革除浮薄的风气。近来又有州郡完全没有解送举人的，这是旷废职守。各路府州将来举行秋试时，主管官员如果仍像以前那样瞻前顾后、逃避责任，完全不解送人才，以致有人上奏检举，必定要依照朝廷法典处置。"

礼部贡院上言："请诸色举人各归本贯取解，不得寄应，及权买田产立户，诸州取解发寄应举人，长吏以下请依例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许於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发解日奏。请差官考试。"

→ 礼部贡院上奏说："请令各类举人各自回本籍贯取解，不得寄居他处应举，也不得暂时购置田产、设立户籍以图应举方便。各州如取解并发送寄籍应举的人，长吏以下官员请依律治罪，犯此规定的人也一并治罪。若有家乡遥远、长期居住京城的人，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取解，但仍须本乡有命官出具担保，判监加以核验，才能附学，发解之日须上奏。请派官员负责考试。"

三年，诏："进士就试，不许继烛。自今开封府、国子监、诸路州府，据秋赋投状举人，解十之四，如艺业优长，或荒缪至甚，则不拘多少。今岁秋赋，止解旧人，新人且令习业。川、广旧取解人，并许免解。"

→ 景德三年，皇帝下诏："进士考试，不允许挑灯夜考、继续用烛照明。从今以后，开封府、国子监、各路州府，根据秋试报名的举人，解送十分之四，如果才艺特别优秀、或者荒疏谬误特别严重，则不受此比例限制。今年的秋试，只解送旧有的举人，新参加的人暂且让他们继续研习学业。四川、广南地区原本已取得解送资格的人，一律允许免去再次取解。"

翰林学士晁迥等议："令诸州约分数解送，或自来举子止有三两人，欲听全解，或其〇才业卓然不群者，别以名闻。其文武升朝官〇亲，许附国学。"（此胄试之始）

→ 翰林学士晁迥等人议定："命令各州按大致的比例解送举人，如果本来举子只有两三人，就允许全部解送；如果有才学特别出众超群的人，则另外专门上奏姓名。文武升朝官的亲属子弟，允许附于国子学应举。"（这是贵胄子弟考试的开始）

贡院言："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於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试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〇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较公卷，分为等第。如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所冀抱艺者不失搜罗，躁进者难施伪滥。"

→ 贡院上言说："此前详查进士所呈交的公卷，多有假借他人文字的情况，有的使用旧卷，有的被代人抄写的雇工调换了文本，以致考核评定没有标准。请从今以后一律命举人亲自呈交，在试卷前亲笔书写家状。如果日后正式考试所写文字与公卷完全不同，或者所试文字与家状的字体不同，一律〇黜退落。若发现是假借他人文字、被查明辨认的，即按例逐出考场，永远不得应举。主持贡举的官员，也希望提前一个月派入贡院，考核评定公卷，分出等第。如果学业特别出众的人，等到考试当日再加以精细的试验，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不会被埋没遗漏，急于求进的人也难以施展弄虚作假之事。"

四年，令礼部糊名考较。先是，上尝问辅臣以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万三千有馀，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官，必须审择。晁迥兢畏，当以委之。"且谓滕元晏少交游，命迥等知贡举，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试别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试，今复用之礼部也。初，陈彭年举进士，以轻俊为宋白所出，於是彭年与迥等更定条制，设关防，不复拣择文行。虽杜绝请〇，然〇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 景德四年，命令礼部实行糊名考核评定。此前，皇帝曾询问辅臣天下贡举人的数目，王旦回答说："共一万三千多人，按照惯例大约十人中奏名录取一人而已。"皇帝说："如此说来，应当被黜落的人不止一万了。主管此事的官员，必须审慎选择。晁迥为人谨慎畏慎，应当把这件事委托给他。"又认为滕元晏交游较少，便命晁迥等人主持贡举，滕元晏等人负责封印试卷的卷首。凡是封卷首以及另外派官进行点检、详细审核试卷，都是从这时开始的，糊名法此前先用于殿试，现在又用于礼部考试了。当初，陈彭年考中进士，是因为为人轻浮浅薄被宋白所举荐录取的，于是陈彭年与晁迥等人重新制定条例制度，设立防弊的关防措施，不再单凭挑选文才品行来取士。虽然这样杜绝了请托说情之弊，但从此中甲科的人大多不是众望所归之人，这种情况就是从陈彭年开始的。

大中祥符元年，南省下第举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讼知贡举官朋附权要，抑塞孤寒，列上势家子弟四十馀人，文字浅近，非合奏名。上曰："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既而叔良等所陈皆妄，命配隶许州。

→ 大中祥符元年，礼部（南省）落第的举人周叔良等一百二十人上诉，指控主持贡举的官员依附权贵，压制出身孤寒的士人，列举了四十多名权贵子弟，说他们文章浅陋，不应该被奏名录取。皇帝说："贡举中的诽谤议论，前代也难以避免。朕现在就召来这些所谓的权贵子弟，另外安排座位重新考试。"结果周叔良等人所陈述的都是虚妄不实的，皇帝命令将他们发配隶属于许州。

二年，礼部贡院言："准诏议定国子监、两京、诸路以五次解到举人内，取一岁数多者，自今解十之三，永为定式。"诏令於五年最多数中特解十之五，庸振淹滞，以广搜罗。

→ 大中祥符二年，礼部贡院上言说："遵照诏令议定，国子监、两京及各路以最近五次解送到的举人人数中，取其中一年人数最多的那次为标准，从今以后按十分之三的比例解送，永远作为定制。"皇帝下诏，在这五年中人数最多的那次基础上，特别按十分之五的比例解送，用以振拔

译久滞不进的人才，广泛搜罗遗漏的贤能。

六月，亲试东封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梁固以下三十一人。

→ 六月，皇帝亲自考试沿东封（泰山封禅）道路上勤于词学、经义精通品行端正的人才，赐予进士梁固以下三十一人及第。

四年，亲试祀汾阴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

→ 大中祥符四年，皇帝亲自考试祭祀汾阴道路上勤于词学、经义精通品行端正的人才，赐予进士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

按：自雍熙、端拱而後，取士之法，省试之後乃有殿试，已为定例。独此二年《会要》所载，乃停贡举年分，礼部未尝放进士，然则此六十馀人者，乃是封禅特恩所试，如後来进省到殿之类是也。

→ 按：自雍熙、端拱以后，选拔人才的方法，是省试之后才有殿试，这已经成为定制。唯独这两年《会要》所记载的，正是停止贡举的年份，礼部并未放榜录取进士，可见这六十多人，是因封禅大典而特别恩赐考试录取的，就如同后来先经省试再入殿试一类的情形。

四年，开封府进士郭颜、孙硕等同保赴举，硕预荐，颜被黜，诣府自首有服纪不当赴举，欲以累硕。上恶其险躁无儒行，令配颜蔡州，勿齿儒籍。又诏曰："如闻河朔诸州解送举人难於考核，颇多黜落。宜令转运使於落解举人最多处，内有显负苦辛者，遣官别加考试，及格人送礼部。"

→ 大中祥符四年，开封府进士郭颜、孙硕等人同保应举，孙硕被预先举荐，郭颜被黜落，郭颜前往开封府自首，说自己有服丧的规定不应当应举，想以此连累孙硕。皇帝厌恶他阴险浮躁、没有读书人的品行，命将郭颜发配到蔡州，不再列入儒籍。又下诏说："听说河朔各州解送举人难以考核选拔，被黜落的很多。应命转运使在落解举人最多的地方，其中有明显备尝辛苦刻苦攻读的人，派遣官员另外加以考试，合格的人送往礼部。"

五年，上闻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悉解衣阅视，失取士之体，亟令止之。又令贡院录诸州发解试题以闻，以将廷试，虑或重复。自是用以为例。　又诏令自今贡举人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特听罚赎。

→ 大中祥符五年，皇帝听说贡院守门官因为诸科举人夹带书籍而擅自谋私利，竟然让考生解开衣服全部检查，有失取士的体统，立即下令制止此事。又命令贡院记录各州发解考试的试题上报，因为将要举行殿试，恐怕题目会有重复。从此就以此作为定例。皇帝又下诏，从今以后贡举人曾参加过礼部（南省）考试的，如犯了公罪，特许准予罚款赎罪。

先是，挟书赴试者，并同保人殿一举。是岁试诸科，以挟书扶出者十八人，计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当奏名。有司以闻，上特令赴殿试，乃诏礼部裁定殿举之制。礼部言："诸科怀挟书策，比对义十'不'、词理纰缪者情理稍重；其进士所挟，未必全是所试文字。请自今挟书犯者依条殿举，其同保殿举指挥更不施行。"奏可。

→ 此前的规定是，夹带书籍参加考试的人，连同其同保之人都要停止一届应举资格。这一年考试诸科，因夹带书籍被搜出逐出考场的有十八人，算上他们的同保共九十三人，而其中有十二人本应被奏名录取。有司将此事上报，皇帝特地下令让他们仍旧参加殿试，于是下诏命礼部裁定停止应举处罚的具体制度。礼部上言说："诸科考生夹带书策，与所试的经义题十道全答'不知'、且词理谬误的相比，情节稍重；而进士所夹带的东西，未必全是所考的文字内容。请从今以后夹带书籍犯规的人依条停止应举资格，其同保之人也一并停止应举的规定不再施行。"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请。

八月，诏："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三班、知州处贡举人，令通判、幕职、录事参军及考试官解发，知州止同署解状，所解不当，亦免其罪。"

→ 八月，皇帝下诏："各卫将军、各司正副使、三班使臣、知州等武臣所在地方的贡举人，命通判、幕职官、录事参军以及考试官负责解送，知州只需在解状上联署，如果所解送的人有不当之处，也免除知州的罪责。"

七年，诏："诸州解送举人内黜落多处，宜令本州选官覆试，取艺业优长者送礼部，以二月一日为限。进士、诸科其曾经殿试，并河北、陕西诸科曾至终场，及他州两至终场下第者，悉免取解。"

→ 大中祥符七年，皇帝下诏："各州解送举人中黜落人数较多的地方，应命本州选派官员复试，选取才艺优长的人送往礼部，以二月一日为期限。凡是进士、诸科曾经参加过殿试的，以及河北、陕西的诸科考生曾经考到终场的，还有其他州两次考到终场而落第的人，都免去取解手续。"

容斋洪氏《随笔》曰："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士王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而来诉其枉者，至於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後来无此风矣。"

→ 容斋洪氏《随笔》说："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上言说：'滑州进士王世质等人申诉本州将他们黜落不公，随即取来原试卷交付许州通判崔立详细审看，崔立认为王世质等人所考的文字并没有严重的谬误，已经行文滑州按例予以解送。'皇帝下诏责备转运司没有先行奏请裁定而擅自行事，直接命令转运司说明径自解送的缘由，并要求本州缴上试卷，王世质等人因此仍未获得解送。等到取来试卷后，皇帝下诏命贡院评定，贡院说文辞义理低劣，不应当被荐举，再次将其黜落，并弹劾了胡则、崔立的罪责。大概当时贡举的条例制度还未坚定确立，所以有人被黜落后前来申诉冤屈，甚至在省试中也是如此，如叶齐这类人就是由此得以登第的，后来就没有这种风气了。"

八年，始制誊录院。

→ 大中祥符八年，开始设立誊录院。

时怀、卫、滨州以部内官属少进士登科者，因聚数州进士都试之。乃诏："自今诸州发解，如乏试官，宜令转运司选邻州官充，不得移举就他州并试。"

→ 当时怀州、卫州、滨州因所属官员中很少有进士登科的人，于是聚集几个州的进士

译一起考试。皇帝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各州举行发解考试，如果缺乏考试官，应命转运司选派邻州官员充任，不得将举人迁移到别的州合并考试。"

天禧二年，诏："自今锁厅，应举人所在长吏先考试艺业，合格者始听取解。如至礼部不及格，当停见任，其前後考试官、举送长官皆重〇罪。"至天圣时，除其法。

→ 天禧二年，皇帝下诏："从今以后，现任官员（锁厅）应举的人，须由所在地长官先考核他的才艺学业，合格的才允许取解。如果到礼部考试不合格，应当停止他现任的官职，此前此后的考试官、举送的长官都要重加治罪。"到天圣年间，废除了这条法令。

四年，诏以近年开封府举人稍多，屡致词讼，令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议定条制。迥等上言："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於取解，遂奔凑京毂，寓籍充赋。人数既众，混而为一，有司但考其才艺，解送之际，本府土著登名者甚少，交构喧竞，亦由於此。欲请自今举人有期周卑弱以下服者，听取文解；寄应举人实无户籍者，计召官保任，於本府户籍人数外别定分数荐送。"诏从之。

→ 天禧四年，皇帝因近年来开封府举人数量逐渐增多，屡次引发诉讼争端，命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人商议制定条例制度。晁迥等人上言说："各州举人大多因自身有服丧的规定，在本籍贯难以取得解送资格，于是纷纷涌向京城，寄籍应举以充数。人数既然众多，混杂在一起，有司只能考核他们的才艺，解送的时候，本府本地籍贯登名的人很少，因此互相争竞喧闹，也是由此造成的。请求从今以后，举人中有服丧期一年（期）、九月（周）以下至最轻服（卑弱）以下丧服的，允许他们取得文解；寄籍应举、确实没有户籍的人，请召集官员保任，在本府户籍人数之外另外划定名额加以推荐解送。"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一建议。

●卷三十一 选举考四

○举士

仁宗天圣二年，赐举人宋郊、叶清臣、郑戬以下及诸科凡四百八十馀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经学未究经旨，乞於本科问策一道。对者多纰缪，上以执经肄业不善为文，特命取其所长，用广仕路，并不黜落。国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与弟祁俱以词赋得名，时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 仁宗天圣二年，赐予举人宋郊、叶清臣、郑戬以下及诸科共四百八十多人及第、出身，各有等差。此前，有上密封奏章的人说，明经科的考生没有真正究明经书的义旨，请求在本科加考策论一道。应对策论的人大多谬误百出，皇帝考虑到专攻经学的人不擅长写文章，特命择取他们各自的所长，以此扩宽入仕的道路，一律不加黜落。本朝以策论选拔高第的做法，是从叶清臣开始的。宋郊与其弟宋祁都以词赋闻名，当时原本奏报宋祁为第一名，太后不希望弟弟排名在兄长之前，于是便提拔宋郊为第一名，宋祁为第十名。

时天下登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取士之路可谓盛矣。虽耄钝之士，数诎於试，後多收入仕版，谓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学，欲积举以应令，乃诏曰："学犹殖也，不殖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於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於宽恩，遂隳素业，颓弛苟简，浸以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

→ 当时天下登第的人，不出几年往往就显达尊贵，选拔人才的途径可谓兴盛了。即便是年老迟钝、屡次考试失利的士人，后来大多也被收录进入仕途，称为"特奏名"。以至于有人因循怠惰、不肯用心求学，只想靠积累应举次数来达到朝廷规定的名额，于是皇帝下诏说："学问就好比种植，不种植就会衰败凋落，只有谦逊立志、勤勉不倦，学业才能有所成就。朕担忧天下的士人中或许有被遗漏的人才，既已亲临殿廷考核他们的得失，又忧虑他们屡试不中，年老衰迈而一无所成，退而不能回归乡里，进而又不能跻身仕宦之列，所以在常规名额之外，特地加以甄别录取。然而有人习惯了这种宽厚的恩典，便荒废了平素应有的学业，颓废懈怠、苟且简略，渐渐蔚然成风，实在是很可耻的事。从今以后应当努力精进学业，不要习染侥幸取巧的风气。"

景〇初，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闵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〇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

→ 景〇初年，皇帝下诏说："各地乡学的士人越来越多，而取士的名额却很狭窄，使出身孤寒的人久困场屋，有的到老仍不能进身，朕对此深感怜悯。应命礼部（南省）考试进士、诸科时十人中录取二人。凡进士应举五次且年满五十岁、诸科应举六次且年满六十岁，曾经参加过殿试的；以及进士应举三次、诸科应举五次，还有曾经参加过先朝殿试的人，即使考试文章不合格，也不轻易黜落，都要一一上报姓名。"从此这便成为常规。

石林叶氏曰："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礼部故事。景……

→ 石林叶氏说："唐代礼部考试时，诗赋的题目并非都有出处，有的是主考官自己随意拟定的，所以应举的士子都可以上前询问题目的用意，称为'上请'。本朝既然增设了殿试，天子亲临殿堂主持考试，进士科仍然沿袭礼部旧例（允许上请）。景……"（原文至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