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二 经籍考十九
至唐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以纪传，以颜、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详明。
※《宋书》一百卷
晁氏曰：梁忱约撰。十本纪，三十志，六十列传。齐永明中，约奉诏为是书，以何承天书为本，旁采徐爰之说，颇为精详。但本志兼载魏、晋，失於限断。又王劭谓其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处寝息，时人多有异议之类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为非。嘉▯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缺，始诏馆职仇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二书上之，刘如等上《後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馀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後魏书》计十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陈氏曰：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所撰，至徐爰勒为一史。起义熙，迄大明，自永光以来，阙而不录。今新史始义熙，终▯明三年，独缺《到彦之传》。《馆阁书目》谓其志兼载魏、晋，失於限断，揆以班、马史体，未足为<广此>。至其所创《符瑞》一志，不经且无益，其赘甚矣。
《崇文总目》：其书虽诸志失於限断，然有博洽多闻之益。今世所传，文多舛失，参补未获。《赵伦之传》一卷，今阙，《谢灵运传》，文注讹▯。
水心叶氏曰：迁、固为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事自多阙略。蔡邕、胡广始有纂辑，陈寿、范晔废不复著。至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悉。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後历代故实，可得而推。虽去迁、固本意已远，然古事既不能追，则所当存者，随世有无而已。但其体烦杂，非复前比，殆成会要矣。学者立乎千载之後，考见始末，当使相承如一日，若姑竞迁、固之华而不求其实，则失之远矣。
※《南齐书》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萧子显撰。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约又有纪，子显自表别修。然《天文》但纪灾祥，《州郡》不著户口，《祥瑞》多载图谶。
译颖达这类人就把纪传交给他们撰写，因为颜、孔博通古今，于、李精通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书》、《隋书》的志书水平高于古今其他史书，而《隋书·志》尤其详尽明晓。
《宋书》一百卷
晁氏说：梁代沈约撰写。十卷本纪，三十卷志，六十卷列传。齐永明年间，沈约奉诏撰写此书，以何承天的书为底本，兼采徐爰的说法，写得相当精详。但本书的志部分兼记魏、晋之事，在断限上有失当之处。又王劭说他喜欢编造奇异的说法来诬蔑前代，比如说琅琊王妃与小吏牛氏私通生下中宗，孝武帝在路太后处寝息等事，当时人多有异议，就是这类事情。后来梁武帝知道此事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嘉祐年间，因为《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有错误缺失，开始下诏令馆职人员校勘。曾巩等人认为秘阁所藏本子多有错误，不足以据此校正，请求下诏天下藏书之家都呈上不同的版本，过了很久才收集齐全。治平年间，曾巩校定《南齐书》、《梁书》、《陈书》三部书并进呈，刘攽等人进呈《后魏书》，王安国进呈《周书》。政和年间才全部完成。颁发给学官，民间流传的还很少。不久遭遇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乎散失。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任四川转运使，开始向各州学官发文，寻求当年颁发的版本。当时四川五十多州都未遭受兵祸，此书还有留存的，但往往残缺不全。收集补缀，唯独缺《后魏书》十卷，最后得到宇文季蒙家的藏本，恰好补上所缺的部分。于是七史才得以完整，因此下令在眉山刊行。
陈氏说：这部书本是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所撰，到徐爰才编定成一部史书。起于义熙年间，止于大明年间，从永光年间以后就阙而不载。如今这部新史起于义熙年间，止于〇明三年，唯独缺《到彦之传》。《馆阁书目》说此书志的部分兼载魏、晋之事，在断限上有失当，若以班固、司马迁的史书体例来衡量，这一点不足以为大问题。至于他新创设的《符瑞志》，不合常理且无益处，未免多余得过分了。
《崇文总目》说：这部书虽然志书部分在断限上有欠妥之处，但也有博学广闻的益处。如今世上流传的本子，文字多有错误，参补工作未能完成。《赵伦之传》一卷，如今缺失，《谢灵运传》文字注解有讹误。
水心叶氏说：司马迁、班固写志书，是记述前代旧有典章制度以贯通当世，而汉代的事情本身就已多有阙略。蔡邕、胡广开始有所纂辑，陈寿、范晔都废弃不再撰写。到沈约把汉、魏以来的史事排比编次，最为详尽周备。唐人取用这些材料，用以补充晋代的记载，这样以后历代的典章故实才得以推知。虽然与司马迁、班固原本的用意已相去甚远，但既然古代的事情已无法追溯，那么应当保存的，就只能随各代有无而定了。只是这种体例繁杂，不再是从前的样子，几乎变成了会要一类的书。学者站在千年之后，考察事情的始末，应当使前后相承如同一日，如果只是一味追求司马迁、班固那种文采而不去探求史事的实质，那就差得太远了。
《南齐书》五十九卷
晁氏说：梁代萧子显撰写。八卷本纪，十一卷志，四十卷列传。当初，江淹已经编写了十篇志书，沈约又编写了本纪，萧子显自己上表请求另外重修。但《天文志》只记灾异祥瑞，《州郡志》不记户口数字，《祥瑞志》多记载图谶之事。他在表中说：天文之事隐秘，户口数字不清楚，不敢擅自记载。
陈氏说：萧子显是齐豫章王萧嶷的孙子，本传称此书为六十卷。
南丰曾氏序中说：萧子显对于文章，喜欢自由挥洒发挥，他更改、破析、雕饰辞藻的变化尤其多，而文章反而愈发低劣，这难道不是说明才
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
陈氏曰：子显，齐豫章王嶷之孙，本传称六十卷。
南丰曾氏序曰：子显之於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非材固不可强而有邪！
※《梁书》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纪，五十列传。唐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采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徵唯著《总论》而已，笔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简，以字行。
※《陈书》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纪，三十列传。其父察在陈尝删撰梁、陈事，未成，陈亡。隋文帝问之，察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上之，未讫而没。察且死，属思廉继其业。贞观中与《梁书》同时上之。其书世以罕传，多脱误。
陈氏曰：思廉采谢▯、顾野王等诸书，综括为二史，以卒父业。
南丰曾氏序曰：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馀岁，世统数更，史氏放逸，乃诏论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於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後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齐》、《梁》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六年八月，始诏校仇，使可镂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时各疏於篇末。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夫陈之为陈，盖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权尚计，明於任使，恭俭爱人，则始之所以兴；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妄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巳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有事已浅，然亦各施於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考也。而当时之事，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於坏乱之中，仓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於其▯。若此人者，可为笃於善矣。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没不少概见於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後有久不显。
译性本来就不能勉强改变吗！
《梁书》五十六卷
晁氏说：唐代姚思廉撰写。六卷本纪，五十卷列传。唐贞观三年，下诏令姚思廉与魏徵一同撰写。姚思廉是梁代史官姚察之子，秉承其父的遗志，又采录谢吴等人的记述，编成此书。魏徵只撰写了《总论》，全书的编排取舍都出自姚思廉之手。姚思廉本名简，以字行世。
《陈书》三十六卷
晁氏说：唐代姚思廉撰写。六卷本纪，三十卷列传。他的父亲姚察在陈朝时曾经删削编撰梁、陈两代的史事，没有完成，陈朝就灭亡了。隋文帝曾问及此事，姚察把所论述记载的内容每写成一篇就呈上一篇，还没写完就去世了。姚察临死时，嘱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贞观年间与《梁书》同时呈上朝廷。这部书世间很少流传，多有脱漏错误。
陈氏说：姚思廉采录谢炅、顾野王等人的多种著作，综合归纳编成两部史书，以完成父亲的遗业。
南丰曾氏序中说：唐朝兴起，武德五年，高祖认为自魏朝以来两百多年，朝代更迭多次，史官记述散失，于是下诏编次史书。姚思廉于是受命撰写《陈书》。过了很久，还没有完成。贞观三年，又下诏在秘书内省编撰。贞观十年正月壬子日，才呈上朝廷。观察姚察等人写这部书，历经三代，父子相传，经过几十年才最终完成，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可是等到书成之后，与《宋书》、《魏书》、《齐书》、《梁书》等书相比，世间流传得也很少。所以学者对于这段历史中的事迹，也很少能详细了解。而这部书因为流传太少，所以从秘府所藏的本子起，往往就有脱漏错误。嘉祐六年八月，才下诏校勘，使之可以刻板发行天下。而臣等说：《梁书》、《陈书》等书有缺漏，只依靠馆阁所藏的本子，恐怕不足以确定文字，希望下诏京师及各州县藏书之家，让他们都呈上藏本。先皇帝为此事下达指示，到七年冬天才逐渐收集齐全。臣等据此校勘，到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才校定完成，可以传给学者了。其中疑难的地方也不敢擅自增删，各自在篇末做了注解说明。这部书从前没有目录，列传的人名多有缺漏错误，因此另外编了一篇《目录》，使读者能够清楚了解。陈朝之所以成为陈朝，大概只是出于权宜应付的计策，并没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美善、治国之法可以彰显给后世。然而，权衡利弊、善用计谋、明于用人、恭谨节俭、爱护百姓，是它开始兴盛的原因；被邪臣迷惑，沉溺于宠妾，肆意放纵欲望，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兴亡的根由，无不是自己招致的。至于它有所因袭创造，制定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等制度，虽然施行的时间很短，但也各自在一时施行过，这些都是学者所无法详细考证的。而当时争夺欺诈、苟且求得、随波逐流之辈，尚且不能不列入史书以为世人警戒；更何况在动乱之中、仓促之际，那些安于贫困、乐守道义、去留取舍不为祸患利害所动的士人，也在其中不曾断绝。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笃行善道了。这正是古人所思慕却难以见到的，也正是《风雨》这首诗之所以创作的原因，怎么能让这些事迹湮没不显、不能在天下稍稍显现呢！那么陈朝的历史，难道可以废弃吗？大概正因为这部书写成本已不易，后来又长期没有显扬。到宋朝建立已经一百年，古文遗事没有不被讲习的，这部书才开始盛行于天下，被列入学者研习之列，它流传之难又是如此，这难道不是说明它的遭遇本来就有一定的时运吗！
《后魏书》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传记载：魏收编修《魏书》不太能秉持公正，参与修史的人中，凡是与自己有宗族姻亲关系的，大多都被载入书中，还用美言加以修饰；而对那些平素与
及宋兴巳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後魏书》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传：收修《魏书》不甚能平，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没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初，收得杨休之助，因谢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又纳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时谓之“秽史”。
《崇文总目》：齐天保中，始诏收撰魏史。收博采诸家旧文，随条甄举，缀属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终孝静，作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後二表、一启。然收谄於齐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开皇中，敕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寿作《北史》，并行於世，与收史相乱，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仅九十馀篇。
晁氏曰：北齐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诛，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鸿等书。魏末，山伟、綦隽更主国书，二十馀年，事迹荡然，万不纪一。文宣时，始诏收撰次，成十二纪、十志、九十二列传上之。悉焚旧书。多谄讳不平，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夙有怨者，多没其善；党北朝，贬江左。时人疾之，号为“秽史”。刘知几谓其生绝允嗣，死逢剖斫，皆阴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颜之推等别修，唐贞观中，陈叔达亦作《五代史》，皆不传，独收书在。皇朝命刘恕等校正。
陈氏曰：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馀卷，其後崔浩兴史，为编年体，李彪始分作纪、表、志、传。收搜采遗亡，缀续後事，备一代史籍上之。时论言收著史不平，诏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前後诉者百有馀人，众口喧然，号为“秽史”。仆射杨▯、高德正与收皆亲，抑塞诉辞，遂不复论。今纪阙二卷，传阙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阙《天象》二卷。收既以史招怨，齐亡之岁，竟遭发冢弃骨之祸。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书》九十二卷，今皆不传，而收书独行。《中兴书目》谓所阙《太宗纪》以澹补之，阙志以太素书补之。二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也。
※《後魏书纪》一卷
《崇文总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书褒贬失实，平绘中兴事，叙事不伦，诏澹别成魏史。澹断自道武，下迄恭帝，为十二帝纪、七十八列传，史论及例、目录一篇，合九十二篇，退东魏孝静帝称传，矫正收绘之失。收天子名则书，太子名则讳；澹讳皇帝名，书太子名。收讳太武、献文之弑，使同善终天年；澹显书之以惩逆。
译自己有怨的人，则大多隐去其善行。他常说："这些是什么样的小人物，竟敢跟我魏收作对！我要抬举他就能让他上天，要打压他就能让他入地。"当初，魏收得到杨休之的帮助，便向他致谢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恩德，我一定为您写一篇好的传记。"他又接受了尔朱荣儿子的黄金贿赂，因此减少了记述尔朱荣的恶行而增加了善行的记述。当时人称这部书为"秽史"。
《崇文总目》记载：北齐天保年间，才下诏令魏收撰写魏史。魏收广泛采录各家旧有的记载，逐条甄别选取，接续后来的事情，编成一代大典。追溯记叙魏国先祖二十八位帝王，下终于孝静帝，写成十二篇纪、九十二篇列传、十篇志，分析编排共一百三十篇，另外史书中还有三十五条例、二十五篇序、九十四篇论、前后两篇表、一篇启。但魏收对北齐阿谀奉承，谈到魏室的事情多有不公正的地方。到隋开皇年间，皇帝敕令魏澹重新编写魏史；唐代李延寿编写《北史》，两书都在世间流传，与魏收的史书相混杂，因而卷数常有错乱，如今存留下来的仅有九十多篇。
晁氏说：北齐魏收撰写。当初，魏国史官崔浩被处死之后，太和年间以后，才有李彪、崔鸿等人所写的史书。魏朝末年，山伟、綦隽先后主持国史的编写，二十多年间，事迹散失荡然，万分之一都记不下来。到文宣帝时，才下诏令魏收撰写编次，写成十二篇纪、十篇志、九十二篇列传呈上朝廷，把先前的旧史全都焚毁了。魏收多有阿谀避讳、有失公正的地方，他接受了尔朱荣儿子的黄金贿赂，所以减少记述尔朱荣的恶行；对平素与自己有怨的人，多隐去其善行；他偏向北朝，贬低江左（南朝）。当时人们对他十分憎恶，称他的书为"秽史"。刘知几说他生前断绝了嗣续，死后遭到剖棺戮尸之祸，都是因为他阴险邪恶所招致的。后来隋文帝命颜之推等人另行编修，唐贞观年间，陈叔达也编写了《五代史》，这些都没有流传下来，唯独魏收的书还存在。本朝命刘恕等人校正此书。
陈氏说：起初，魏朝初期邓彦海撰写《代记》十多卷，后来崔浩兴起编史，采用编年体，李彪才开始分作纪、表、志、传。魏收搜集采录散失的旧史，接续后来的事情，编成一代史籍呈上朝廷。当时舆论说魏收撰史不公正，朝廷下诏让他与各家子孙共同讨论。前后诉讼的人有一百多人，众口喧闹，称之为"秽史"。仆射杨愔、高德正与魏收都很亲近，压制了这些诉状，事情就不再被讨论了。如今这部书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另外三卷不完整，志缺《天象志》二卷。魏收因为撰史而招来怨恨，北齐灭亡的那一年，他终究遭遇了掘坟弃骨的灾祸。隋文帝命魏澹等人重新撰写《魏书》九十二卷，如今都没有流传，唯独魏收的书独自流传。《中兴书目》说所缺的《太宗纪》用魏澹的书补上，所缺的志用张太素的书补上。这两部书既已散失，只有这纪、志两部分独自留存，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说的。
《后魏书纪》一卷
《崇文总目》记载：魏澹撰写。当初，高祖因为魏收的书评判褒贬有失实之处，评论绘画中兴的事情，叙事也不合体例，下诏令魏澹另外编成魏史。魏澹从道武帝写起，下至恭帝为止，编成十二篇帝纪、七十八篇列传，史论及体例、目录一篇，合计九十二篇，把东魏孝静帝降格称为"传"，纠正了魏收阿谀失当之处。魏收对当朝天子的名字直书不讳，对太子的名字则避讳；魏澹却避讳皇帝的名字，直书太子的名字。魏收隐讳太武帝、献文帝被弑杀的事实，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善终而终享天年；魏澹则明白记述这些事以示惩戒逆行。魏收记述敌国之君去世都称"死"，魏澹则称"卒"。体例简
收书敌国皆曰死，澹书曰卒。体裁简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为主，故澹书亡阙，今才纪一卷存。
※《後汉书 天文志》二卷
《崇文总目》：唐张太素撰《魏书》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北齐书》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药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百药父德林，在齐尝撰著纪传。贞观初，诏分修诸史，百药因父书续成以献。诸史称帝号，百药避唐朝名讳，不书“世祖”、“世宗”之类，例既不一，议者少之。书今亡阙不完。
※《周书》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孤德▯等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牾。贞观中，德▯请撰次，乃诏与陈叔达、唐俭共成之。先是苏绰秉周政，军国词令，多准《尚书》，牛弘为史，尤务清言，德▯因之以成是书，故多非实录。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国上之。
陈氏曰：初，德▯武德中建言近代无正史，诏德▯及诸臣论讠巽。历年不能就，罢之。贞观二年，复诏撰定。议者以魏有收、澹二家书为已详，惟五家史当立，德▯与岑文本、崔仁师次周史，李百药次齐史，姚思廉次梁、陈史，魏徵次隋史，房元龄总监而修撰之。原自德▯发之。
※《隋书》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纪五，列传五十，五长孙无忌等撰志三十。初，诏颜师古、孔颖达修述，徵总其事，序、论皆徵自作。复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无忌上之，诏编第入《隋书》，人亦号“五代史志”。《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淳风独作。
陈氏曰：十志高宗时始成上，总梁、陈、齐、周之事，俗号“五代志”。
夹氵祭郑氏曰：按《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为班、马只事虚言，不求典故实迹，所以三代纪纲，至迁八书、固十志几於绝绪。虽其文彩洒然可喜，求其实用则无有也。观《隋志》所以该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淆乱，岂易贯穿？而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纪传，而以十志付之志宁、淳风辈，所以粲然具举。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寿撰。延寿父太师，尝谓宋、齐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欲改正，拟《吴越春秋》编年，未就而卒。延寿後预修《晋》、《隋书》，因究悉旧事，更依马迁体，总序八代，北起魏尽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尽陈，百七十年，为二史。
译明公正，皇帝十分赞赏。但世人仍以魏收的史书为主，所以魏澹的书散失残缺，如今仅存这一卷本纪。
《后汉书·天文志》二卷
《崇文总目》记载：唐代张太素撰写《魏书》共一百篇，如今都已散失，唯有这两篇天文志留存下来。
《北齐书》五十卷
晁氏说：唐代李百药撰写。八卷本纪，四十二卷列传。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撰写过纪传体的史书。贞观初年，下诏分别编修各代史书，李百药就根据父亲的书续写完成后呈上朝廷。各史书都称呼皇帝的正式称号，李百药因避讳唐朝的名讳，不写"世祖"、"世宗"这类称号，体例既不统一，议论者对此颇有非议。这部书如今已残缺不全。
《周书》五十卷
晁氏说：唐代令狐德棽等人撰写。八卷本纪，四十二卷列传。当初，周代有柳蚪，隋代有牛弘，各自都编撰过史书，大多有很多错漏矛盾之处。贞观年间，令狐德棽请求重新编撰，于是下诏令他与陈叔达、唐俭共同完成此书。此前苏绰主持周朝政事，军国之间的诏令文书，大多依照《尚书》的文体撰写，牛弘写史，尤其致力于文辞的清雅，令狐德棽因袭这种风格来编成此书，所以其中多不符合实录的记载。仁宗时，取出太清楼的藏本，与史馆、秘阁的藏本合并校对，又征募天下藏书，取用夏竦、李巽两家的藏本，下达馆阁校正文字，后来又经林希、王安国呈上朝廷。
陈氏说：当初，令狐德棽在武德年间建议说近代没有正史，下诏令德棽和各位大臣讨论编撰。经过多年没能完成，于是搁置了。贞观二年，又下诏重新撰定。议论者认为魏国有魏收、魏澹两家的史书已经够详细了，只有另外五家史书应当编撰，令狐德棽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编写周史，李百药负责编写齐史，姚思廉负责编写梁、陈两代史，魏徵负责编写隋史，房玄龄总管监修各史。这件事最初是由令狐德棽提出发起的。
《隋书》八十五卷
晁氏说：唐代魏徵等人撰写。五卷本纪，五十卷列传，另外长孙无忌等人撰写三十卷志。当初，下诏令颜师古、孔颖达编撰纪传，魏徵总管这件事，序、论都由魏徵亲自撰写。后来又下诏令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共同编写《五代史志》。长孙无忌呈上朝廷后，下诏编入《隋书》，人们也称之为"五代史志"。其中《天文》、《律历》、《五行》三篇志，是李淳风独自撰写的。
陈氏说：这十篇志到唐高宗时才编成呈上，总括记述了梁、陈、齐、周四朝的事情，俗称"五代志"。
夹漈郑氏说：按《隋志》的编排极有条理，前后本末都能兼顾说明，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从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史书都比不上它。这正是因为班固、司马迁只是叙述空泛的言辞，不去探究典章制度和实际事迹，所以三代的纲纪制度，到了司马迁的八书、班固的十志，几乎断绝无从考索了。虽然他们的文采洒脱可喜，但求其实际的用处则是没有的。看《隋志》所以能囊括南北两朝五个朝代，事情纷繁淆乱，怎么容易贯穿理清？可是读它的书，却清清楚楚如同亲见一般。这实在是因为当时人员分工各自恰当地发挥了各人的才能。颜师古、孔颖达通晓古今却不明白天文地理的次序，所以只让他们编修纪传，而把十篇志交给于志宁、李淳风这些人负责，所以能够写得如此灿然完备。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说：李延寿撰写。李延寿的父亲李太师，曾说宋、齐到周、隋这段时期，南北分隔，南朝把北朝称为"索虏"，北朝把南朝称为"岛夷"，想要纠正这种偏见，打算模仿《吴越春秋》的编年体来编撰史书，还没完成就去世了。李延寿后来参与编修《晋书》、《隋书》，因而深入了解了旧有史事，便依照司马迁的体例，总括叙述南北八个朝代的历史，北朝起自魏朝终于隋朝，共二百四十二年；南朝起自宋朝终于
删烦补阙，过本史远甚。今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独阙本志，而《隋书》有之，故《隋书》亦行於世。
《崇文总目》：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序，序今阙。
Т斋陈氏曰：李延寿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体。故《唐书》本传亦谓其删略穰辞，过本书远甚。然好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
司马公曰：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於礻几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於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後，惟延寿可以亚之也。
※《唐书》一百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於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亘等复於纪、志、传後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
※《唐书》二百卷
晁氏曰：石晋宰相刘▯句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为帝纪二十、列传一百五十。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阙漏；又是非失实，其甚至以韩愈文章为大纰缪，故仁宗时删改焉。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中，曾公亮等被诏删定，欧阳修撰纪、志，宋祁撰列传。《旧书》约一百九十卷，《新书》约一百七十四卷，而其中增表。故书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则增於前，其文则省於旧”也。而议者颇谓永叔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通小学，唯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牾，有失实之叹焉。
陈氏曰：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别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嘉▯五年上之。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进书上表曰：“其事则增於前，其文则省於旧。”第赏增秩训词，刘敞原文所行，最为古雅。曰：“古之为国者法後王，为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贤臣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择廷臣，笔削《旧书》，勒成一家。具官欧阳修、宋祁，创立统纪。裁成大体，范镇等纲罗遗逸，厥协异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闳富精▯，度越诸子矣。
译陈朝，共一百七十年，编成两部史书。删除繁冗补充缺漏，远远超过原来各朝的史书。如今学者只看这两部书，沈约、魏收等人所撰的史书都不再流通了。只是缺少志的部分，而《隋书》有志，所以《隋书》也仍在世间流传。
《崇文总目》记载：唐高宗很赞赏这部书，亲自为它作序，如今这篇序已经缺失了。
止斋陈氏说：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大致掌握了写史的体例。所以《唐书》本传也说他删削简省的辞句，远远超过原来各史书。但他喜欢记述妖异征兆、谣言谶语一类的事情，这一点显得特别繁琐芜杂。
司马公说：我年轻的时候，只找到高氏的《小史》来读，从宋朝到隋朝这段历史以及《南史》、《北史》，有的还没能见到，有的读得不熟。如今因为编修南北朝的《通鉴》，才得以仔细阅读，这才知道李延寿的书也是近代少有的好史书。虽然对于占卜祥瑞、诙谐嘲弄一类的小事无所不载，但叙事简明直接，比起南、北两朝的正史，没有繁冗芜杂的言辞。我私下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唐书》一百三十卷
《崇文总目》记载：唐代韦述撰写。当初，吴兢撰写《唐史》，从开国之初写到开元年间，共一百一十卷。韦述根据吴兢的旧本，进一步加以增删修改，删去《酷吏传》，编成纪、志、列传共一百一十二卷。到至德、乾元年间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补《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人又在纪、志、传后面陆续增补，却不清楚具体卷数。如今这部书是一百三十卷，其中十六卷不知道是谁撰写的。
《唐书》二百卷
晁氏说：后晋宰相刘昫等人撰写。是根据韦述的旧史增删而成的，编成帝纪二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内容繁简不均，对照实录来看，有很多缺漏；而且是非评判也有失实之处，其中最严重的是把韩愈的文章说成是大错谬，所以仁宗时对此进行了删改。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说：本朝嘉祐年间，曾公亮等人被下诏令删定，欧阳修撰写纪、志，宋祁撰写列传。《旧唐书》约一百九十卷，《新唐书》约一百七十四卷，但其中增加了表。所以书写成呈上朝廷时，自己说："书中的事情比以前增多了，文字却比原来精简了"。而议论者多认为欧阳修学习《春秋》，每每致力于褒贬评判，宋祁精通小学，只专注于讲究文章辞采，采录的杂说过多，往往互相矛盾，有失实的地方值得叹惜。
陈氏说：当初，庆历年间下诏令王尧臣、张方平等人另行编修，过了很久没有完成。至和初年，才任命欧阳修撰写纪、志，宋祁撰写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共同编修。嘉祐五年呈上朝廷。共废除了六十一篇传，增加了三百三十一篇传、三篇志、四篇表，所以他们进呈此书的表中说："书中的事情比以前增多了，文字却比原来精简了。"关于赏赐加官的诏词，用刘敞所写的原文，最为古雅。诏词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效法先前的贤王，是因为先王的制度离自己较近，其制度文物可以借鉴的缘故。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明君贤臣共同经营扶持，其盛大的德行、显著的功业、美好的政绩善谋本来已经很多了。而史官不称职，记述失序，使得国家兴衰成败的事迹晦暗不明，我对此深感遗憾。所以选择朝廷大臣，删改《旧唐书》，编成一部完整的史书。具官欧阳修、宋祁，创立了全书的体系纲纪。裁定编排大体的架构，范镇等人搜罗补充遗漏的资料，协调统一异同之处。经历十七年，这部重要的典籍才编成。内容宏富精深，超越了从前的著述。校勘也很有功劳。我将依据古史来考察当今，用以建立当今的
校雠有功。朕将据古鉴今，以立时治，为朕得法，其劳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书於天下，使学者咸观焉。”旧例，修书止著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於我为前辈，且於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於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今按《旧书》成於五代文气卑陋之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论赞多用俪语，固不足传世。而《新书》不出一手，亦未得为全善。本纪用《春秋》法，削去诏令，虽大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铣▯体，识者病之。欧公尝卧听《藩镇传序》，曰：“使笔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实无宋公一语。然则欧公殆不满於宋，名衔之著，固恶夫争名，抑亦以自表异邪？温公《通鉴》多据旧史，而唐庚子西直谓《新唐书》“敢乱道而不好”，虽过甚，亦不为亡谓也。刘元城亦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处”云。
《宋氏笔记》曰：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传。余修《唐书》，未能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於传者，惟拾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对偶非宜。今以对偶之文人史策，如黛粉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云。
《高氏纬略》曰：仁宗诏重修《唐书》，十年而欧阳公至，分撰帝纪、表、志，七年书成。韩魏公素不悦宋景文公，以所上列传文采太过，又一书出两手，诏欧公看详，改归一体。公受命，叹曰：“宋公於我前辈人，所见不同，讵能尽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书进御，惟书署官崇者。是时宋公守郑州，欧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长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闻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曾自撰纪、表、志，今其家犹有此本，世人固未尝见之耳。
平园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删烦为简，变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吴竞》一传，具藁不知其几。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监修。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於家。永叔没後，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特恨其《晋出帝论》，以为因濮园议而发云。
陈氏曰：欧阳子之说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鸣呼”，曰：“此乱世之书也。
译治理法度，为我提供借鉴的方法，他们的辛劳不可忘记。都各加官一等，颁布此书于天下，让学者都能观览研习。"按照旧例，修史书时只写官职最高的一人的姓名。欧阳修说："宋祁对我来说是前辈，而且他在这部书上用力时间长、投入深，怎么能埋没他呢！"于是在纪、传两部分都各自署上两人的姓名，宋祁对他的谦让退辞感到很感激。如今按照来看，《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文风卑弱陋劣的时期，编排次序缺乏法度，详略处理失当，论赞部分多用骈偶对句，本来就不足以流传后世。而《新唐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未能算是完全完美的著作。本纪采用《春秋》的笔法，删去诏令的内容，虽然显得简略，但还不失简朴古雅；至于列传部分用字多奇僻晦涩，几近于虬曲雕琢的文体，识者对此颇有批评。欧阳修曾经躺着听人诵读《藩镇传序》，说："如果笔力都能像这样，也不是容易达到的。"但是这篇序全部套用杜牧《罪言》的内容，其实没有一句是宋祁自己的话。这样看来，欧阳修恐怕对宋祁并不完全满意，他署名时的谦让做法，固然是因为厌恶争名，或许也是借此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依据旧史书，而唐庚（字子西）却直接说《新唐书》"敢于胡乱编排却写得不好"，这话虽然过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刘元城也说"事情增多而文字精简，正是《新唐书》的缺失之处"。
《宋氏笔记》说：文章中那种讲究对仗、平仄工整、用典的写法，用于官府一时的宣读施行，或许显得便捷痛快，但不能用在史传当中。我编修《唐书》时，未能找到唐人的一篇诏令可以直接载入传记的，只能挑选那些接近古朴风格的对偶文字，才可以写入篇章。大概来说，史书应当接近古朴，对偶的文字并不适宜。如今把对偶的文字用进史书里，就好比用脂粉装饰壮士，用笙匏伴奏战鼓声，都是不合适的。
《高氏纬略》说：仁宗下诏重修《唐书》，过了十年欧阳修才加入，分别撰写帝纪、表、志，七年后书成。韩魏公（韩琦）一向不喜欢宋景文公（宋祁），认为他所呈上的列传文采过于华丽，而且一部书出自两人之手，下诏让欧阳修审查，改为统一的文体。欧阳修接受命令后叹息说："宋公对我来说是前辈，我们的见解不同，怎能完全照我自己的意思去改？"最终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又按照旧例，修书进呈皇帝时，只署官职最高的人的名字。当时宋祁在郑州任职，欧阳修的官位在他之上，欧阳修说："宋公在这件事上花费时间长、用功深，我怎能掩盖他的功劳呢！"于是把两人的姓名都一一列上。宋祁听说后说："自古以来文人相互倾轧掩盖，这样美好的事从古以来都没有过啊！"但是宋祁曾经自己撰写过纪、表、志，如今他家里还有这个本子，世人本来就没有见过罢了。
平园周氏说：宋祁（景文）对于唐代历史，删去繁琐使之简明，变今为古，用功已经到了极致，尤其应当一丝不苟。比如《吴兢》一篇传记，草稿不知道改了多少次。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说：本朝开宝年间，下诏编修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史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共同编修，宰相薛居正监修。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晁氏说：本朝欧阳修（永叔）认为薛居正的《五代史》繁琐失实，重新加以修订，收藏在家中。欧阳修去世后，朝廷得知此事，取来交给国子监刊行。《国史》称此书可以与班固、刘向相提并论，人们也不认为过誉，只是遗憾他所写的《晋出帝论》，被认为是因为濮议之事而有所发泄。
陈氏说：欧阳修自己的说法是："从前孔子作《春秋》，是趁着乱世而立下法
”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传”，其更事历代者曰“杂传”，尤足以为世训。然不为韩瞠眼立传，识者有以见作史之难。按韩通之死，太祖犹未践极也，其当在《周臣传》明矣。
李方叔《师友谈记》：欧阳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盖文忠公学《春秋》於胡瑗、孙复，故褒贬谨严，虽司马子长无以复加。不幸五十二年之▯，皆戎狄乱华，君臣之际无赫赫可道之功业也。
※《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国史。纪十卷，志六十卷，列传八十卷，吕夷简等撰。初，景德中，诏王旦、先文元、杨亿等九人撰太祖、太宗两朝史。至天圣五年，诏夷简、宋绶、刘筠、陈尧佐、王居正、李淑、黄鉴、谢绛、冯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曾监修。曾罢，夷简代。八年书成，计七百馀传。比之《三朝实录》，增者太半，事▯文赡，褒贬得，宜百世之所考信云。
※《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也，王▯等撰。元丰五年六月奏御，监修王▯，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肇，赐银绢有差；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以他职罢去，吴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锡赉。纪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实录》，事迹颇多。但非寇准而是丁谓，▯之神宗诏旨。
※《四朝国史》二百五十卷
陈氏曰：绍兴二十八年，置修国史院，修《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举陈康伯奏纪成，乞选日进呈。至乾道二年闰九月，始与《太上圣政》同上。淳熙五年，同修史李焘言修《四朝正史》开院巳十七年，乞责以近限。七年十月，修史王希吕奏志成，十二月进呈。至十三年，修史洪迈奏；昨得旨，限十年内修成列传，今已书。十一月，与《会要》同进。盖首尾三十年，所历史官不知其几矣。
《中兴艺文志》：绍兴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纪成，乾德初进。时洪迈巳出，李焘未入馆，史官迁易无常，莫知谁笔。後又进《钦宗本纪》，诏通为《四朝国史》。乃修诸志，未进而焘去国。淳熙初志成，焘之力为多。召修列传，垂成而焘卒，上命洪迈专典之。初，迈以孙觌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贯、蔡攸、梁师成、谭稹、朱π、种师道、何▯
译度；我编写本纪，是用治世的法度来纠正乱世的君主。"每篇论述必以"呜呼"开头，说："这是记载乱世的史书啊。"各位大臣只在一朝任事的称为"某臣传"，那些历经数代任事的称为"杂传"，这种做法尤其足以成为世人的训诫。但是没有为韩瞠眼（韩通）立传，有见识的人从中可以看出写史的困难之处。按韩通死的时候，太祖（赵匡胤）还没有登上皇位，他的传记应当明确列入《周臣传》才是。
李方叔《师友谈记》记载：欧阳修的《五代史》最得《春秋》笔法的精髓。因为欧阳修（文忠公）曾向胡瑗、孙复学习《春秋》，所以褒贬十分谨严，即便司马迁也不能超过他。只是不幸五十多年的乱世，都是戎狄扰乱中华，君臣之间没有什么显赫可述的功业罢了。
《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说：本朝的国史。十卷本纪，六十卷志，八十卷列传，吕夷简等人撰写。当初，景德年间，下诏令王旦、先文元（王钦若）、杨亿等九人撰写太祖、太宗两朝的历史。到天圣五年，下诏令吕夷简、宋绶、刘筠、陈尧佐、王居正、李淑、黄鉴、谢绛、冯元增补真宗朝的历史，王曾监修。王曾罢职后，吕夷简接替。天圣八年书成，共计七百多篇传记。与《三朝实录》相比，增加了一大半，事迹丰富、文辞充实，褒贬得当，可以说是百代都能考信的著作。
《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说：这是仁宗、英宗两朝的国史，王珪等人撰写。元丰五年六月呈上朝廷，监修官是王珪，史官有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肇，都得到银绢的赏赐；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因为担任其他官职而中途离职，吴充、宋敏求在此前就已去世，也都获得了赐赉。五卷本纪、四十五卷志，与《实录》相比，事迹多了不少。但是把寇准写成不对而丁谓写成对，这是根据神宗的诏旨来定的。
《四朝国史》二百五十卷
陈氏说：绍兴二十八年，设立修国史院，编修《三朝正史》。绍兴三十一年，提举官陈康伯上奏说帝纪已经编成，请求择日进呈。到乾道二年闰九月，才与《太上圣政》一同呈上。淳熙五年，同修史官李焘上奏说编修《四朝正史》的史院已经开设十七年了，请求限定完成的期限。淳熙七年十月，修史官王希吕上奏说志已编成，十二月呈上朝廷。到淳熙十三年，修史官洪迈上奏说：此前得到旨意，限十年之内修成列传，如今已经写成。十一月，与《会要》一同呈上。前后共历经三十年，其间经手的史官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中兴艺文志》记载：绍兴末年，开始编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过了三年帝纪编成，乾道初年呈上朝廷。当时洪迈已经离开史馆，李焘还未入馆，史官更迭无常，不知道究竟是谁执笔写的。后来又呈上《钦宗本纪》，下诏统称为《四朝国史》。于是又编修各志，尚未呈上而李焘就离开了朝廷。淳熙初年志编成，主要是李焘的功劳。又召集人编修列传，就要完成时李焘却去世了，皇上命令洪迈专门负责此事。当初，洪迈因为孙觌熟悉宣和、靖康年间的事情，就上奏请求让他撰写蔡京、王黼、童贯、蔡攸、梁师成、谭稹、朱勔、种师道、何〇……
、刘延庆、聂昌、谭世▯等列传。觌颇徇爱憎，迈多采之。迈又奏四朝诸臣有虽显贵而无事迹可书者，用迁、固史刘舍、薛泽、许昌例，不为立传。逾年，书成，为列传八百七十。迈又尝欲合九朝三史为一书，而不及成。
译刘延庆、聂昌、谭世〇等人的列传。李觌很偏于个人好恶，洪迈大多采用了他的说法。洪迈又上奏说四朝之中有些大臣虽然地位显贵，却没有可以记载的事迹，便援引司马迁、班固史书中刘舍、薛泽、许昌的先例，不为他们立传。过了一年，书编成了，共立列传八百七十篇。洪迈又曾想把九朝三史合并为一部书，但没能完成。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各自记事。至於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衤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巳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成，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而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巳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来史官知所以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馀卷矣，而有永思攒宫之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卷一百九十三 经籍考二十
○史编年
※《汉纪》三十卷
晁氏曰：汉荀悦撰。班固作《汉书》，起高祖，终孝平王莽之诛，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为纪、表、志、传，凡八十馀万言。献帝以其文繁，诏悦举要撮总，通比其事，列系年月，为纪三十篇，凡八万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辞约事该，时称嘉史。
陈氏曰：献帝诏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自序曰：立典有五志焉，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质能。
巽岩李氏曰：某家有写本一，印本一，写本不记其时，而印本乃天圣▯益州市所摹刻者。大抵皆差误，而印本尤甚，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或又增以子注音切，并非所当有。而近岁江、浙印本，号为曾经校仇，其实与天圣市刻相似，▯用班固《书》窜改悦语，而又非固《书》本文。按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然亦时有所删润，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谏疏，班《书》皆无之，不知悦何从得此也。如《张骞传赞》以“所有放哉”为“有所放焉”之类，颜师古亦尝辨其误，又不知悦何以云也。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书太上皇崩葬及五凤郊泰▯之月，皆舍班而从荀。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讹舛，而“君兰”、“君简”、“端”、“瑞”、“兴”“誉”、“宽”“竟”等字犹两存之，疑以传疑，先儒盖慎之也。
译容斋洪氏《容斋随笔》说：本朝的国史一共有三部，太祖、太宗、真宗一朝称《三朝国史》，仁宗、英宗一朝称《两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一朝称《四朝国史》，各自记载本朝之事。至于其中的各种志，如《天文志》《地理志》《五行志》之类，难免有重复繁琐之处。元丰年间，《三朝国史》已经修成，《两朝国史》也将要完成，神宗特地把这件事交给曾巩，让他把这些书合并起来。曾巩上奏说："五朝的旧史都是历代公卿、道德文章、朝廷重臣共同裁定的，既然已经修成大典，怎么能随便议论增删呢？"皇帝下诏不许。曾巩刚开始谋划编纂，恰逢遭遇丧事离职，没能完成此事。此后神宗、哲宗各自单独成一部史书，绍兴初年，因为其中的是非褒贬都有失实之处，被废弃不用。淳熙乙巳年，我（洪迈）忝任修史之职，丙午年冬天，书成呈献给皇帝。于是我请求把九朝史合并为一部，寿皇（孝宗）便把这件事交给我。我曾上奏说："臣之所以恳切请求这件事，是因为二百年间典章文物的兴盛，分别记载在三部书中，仓促检索起来，互不连贯。至于历代的大臣，名声相继，应当像前代史书那样按子承父统的体例，分类归并为一。至于书中的撰述内容，都已经出自前代名臣之手，其中的是非褒贬，都是有依据的，不容随意删改。请把这份奏章下发给史院，使后来的史官知道编纂的用意，不要擅自把已成之书随意删改。"皇上说："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加以改削也无妨。"我奉诏开设史院之后，也修成了三十多卷，但因遭遇永思陵攒宫（丧葬）之事，才回来就又离开朝廷，尤袤以修《高宗皇帝实录》为由，请求暂时停办史院，于是这件事就此作罢。祥符年间，王旦也曾经修撰过《两朝史》，如今已经失传。
●卷一百九十三 经籍考二十
○史编年
※《汉纪》三十卷
晁氏说：是汉代荀悦所撰。班固作《汉书》，起于高祖，终于孝平帝及王莽被诛，共十二代、二百四十二年，写成纪、表、志、传，共八十多万字。汉献帝嫌其文字繁琐，下诏让荀悦提取要点、撮取纲要，把事情贯通排比，按年月排列记载，写成纪三十篇，共八万三千四百三十二字。文辞简约而事情完备，当时被称为佳作。
陈氏说：献帝下诏让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编写《汉纪》，并下诏尚书供给纸笔。文辞简约而事情详备，议论评说大多精彩。荀悦在自序中说：确立典籍要旨有五点，即阐明道义、彰显法度、贯通古今、记述功勋、表彰品德才能。
巽岩李氏说：我家中藏有一部写本、一部印本，写本不记年代，而印本是天圣年间益州市面上摹刻的。这两个本子大体上都有讹误，印本尤其严重，衍文和虚词错乱地散布其中，往往读不成句，有的又添加了子注音切，这些都不是原本应有的内容。而近年江、浙一带的印本，号称经过校勘，其实与天圣年间的市刻本相似，用班固《汉书》的文字窜改荀悦的原文，而这些窜改的内容又不是班固《汉书》的本文。按荀悦编写这部《汉纪》，虽然没有超出班固《汉书》的内容，但也时常有所删削润饰，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班固《汉书》中都没有记载，不知道荀悦是从哪里得来的。又如《张骞传赞》中"所有放哉"被改为"有所放焉"之类的例子，颜师古也曾辨明其中的错误，也不知道荀悦为何这样写。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记载太上皇驾崩安葬以及五凤年间郊祀泰畤的月份，都舍弃班固而采用荀悦的说法。大概是因为荀悦修撰《汉纪》的时候，班固的《汉书》还没有讹误，而"君兰""君简""端""瑞""兴""誉""宽""竟"等字还是两种写法并存，存疑以传疑，前代学者大概是很谨慎的。由此看来，古书虽然残缺不全、体例不一，如果没有明白的证据验证，也不能随便妄下论断。然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