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三 经籍考十
’不列於学官，不用於贡举云。”
※《春秋尊王发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孙明复撰。史臣言明复治《春秋》，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著诸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故得经之意为多。常秩则讥之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於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谓其失於刻也。胡安国亦以秩言为然。
石林叶氏曰：孙明复《春秋》专废传从经，然不尽达经例，又不深於礼学，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
《朱子语录》曰：近时言《春秋》，皆是计较利害，大义▯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曾深於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春秋》之作，盖以当时人欲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极是严谨，一字不轻易。若如今之说，只是个权谋智略、兵书谲诈之书尔。圣人晚年痛哭流涕，笔为此书，其肯恁地纤巧，岂至恁地不济事。
陈氏曰：复居泰山之阳，以《春秋》教授，不惑传注，不为曲说，其言简易，明於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於经为多。石介而下皆师事之。欧阳文忠公为作墓志。
※《春秋演圣统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田伟《书目》“副”作“嗣”，未知孰误。其序云：“经有例法，一家所至，较然重轻。杜预《释例》，专主《左氏》而未该；唐陆淳《纂例》，虽举经而未备。”纤悉网罗而咸在者，其惟此书乎？
※《春秋权衡》、《意林》、《刘氏春秋传》共三十四卷
刘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刘子作《春秋权衡》。《权衡》之书始出，未有能读者。自序其首曰：权，准也；衡，平也。物虽重，必准於权；权虽移，必平於衡。故权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轻重无隐也，所以使低昂▯中也。察之者易知，执之者易从也。不准，则无以知轻重；不平，则轻重虽出不信也。故权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议《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传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恶相反，其褒贬相戾，则是何也？非以其无准失轻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刘歆之徒，盖常相与争此三家矣，上道尧、舜，下据《周礼》，是非之议，不可胜陈，至於今未决，则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说者害公义，便私学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诚准之以其权，则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则市人不惑，今此新书之谓也。虽然，非达学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矣。
译都要受刑，走路超过六尺也要被诛杀。"是说他的论断失之于苛刻。胡安国也认为常秩的说法有道理。
石林叶氏说：孙复的《春秋》专门废弃传文而依从经文，然而并未完全通晓经文的体例，又不精通礼学，所以他的说法多有自相矛盾之处，有些对经义损害很大。虽然大体上用礼来评判当时的过失，却不能穷尽礼制的全部内容，尤其显得肤浅。
《朱子语录》说：近来讲《春秋》的人，都是在计较利害得失，其中的大义却从未见到。像唐代的陆淳、本朝孙复这一类人，他们虽然未曾深入圣人经典，但看他们推论治国之道，凛然使人敬畏，终究是领会到了圣人的某些用意。《春秋》的写作，是因为当时人的欲望泛滥横流，于是就借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的事情来寄托褒贬，恰如现在把案件送到司法机关一样，极其严谨，一个字都不轻易下。如果像现在有些人说的那样，《春秋》就只是权谋智略、用兵诡诈的书罢了。圣人晚年痛哭流涕，写下这部书，怎么会那样纤巧琐碎，又怎么会那样于事无补？
陈氏说：孙复住在泰山的南面，用《春秋》教授学生，不迷信旧传注，不做曲折附会的说法，他的论述简明平易，对诸侯大夫的功过是非阐述明晰，用来考察当时的盛衰，从而推知王道的治乱，得到经文本意的地方很多。石介以下的人都以师礼事奉他。欧阳修（文忠公）为他写了墓志铭。
※《春秋演圣统例》二十卷
晁氏说：本朝丁副撰写。田伟的《书目》中"副"写作"嗣"，不知哪个是错的。此书自序说："经文有条例法则，各家所到达的程度，差别是很明显的。杜预的《释例》，专门主张《左氏》而未能完备；唐代陆淳的《纂例》，虽然举出了经文条例却未能齐全。"能够详尽细致、网罗周全的，恐怕就是这部书了吧？
※《春秋权衡》《春秋意林》《刘氏春秋传》共三十四卷
刘敞（字原父）撰写。他的自序说：刘子撰写《春秋权衡》。《权衡》这部书刚问世的时候，还没有人能真正读懂它。他在自序开头说：权，是标准；衡，是平衡。事物即便很重，也一定要用权来衡量准确；权即便有所移动，也一定要用衡来使之平衡。所以权衡，是天下的公器，用来使轻重不被隐瞒，用来使高低得当。观察它的人容易明白，掌握它的人容易遵从。不准确，就无法知道轻重；不平衡，轻重即使显现出来也不可信。所以权衡，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东西。凡是评议《春秋》，也是同样的道理。《春秋》本是一部书，但为它作传的却有三家，因此他们对善恶的评判相反，褒贬相互抵触，这是为什么呢？不正是因为没有准确的标准而失去了轻重吗？而且从前董仲舒、江公、刘歆这些人，也曾经互相争论过这三家的是非，往上援引尧舜的事例，往下依据《周礼》，是非的争论，说也说不完，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这是为什么呢？不正是因为高低不能平衡吗？所以偏爱臆测之说的人损害了公义，图私学之便的人妨碍了大道，这是治学之人的大忌。真正用权来衡量准确，那么连小孩子也不会被欺骗；用衡来使之平衡，那么连市井之人也不会疑惑，这就是这部新书要说的道理。虽然如此，如果不是通达学问的人，恐怕也未必能真正领会它。人们往往被自己所听到的所牵制，被自己所习惯的所迷惑，恐怕会怀有害怕被驳倒的私心，而没有从善服从道义的公心，所以也用权衡来打比方。有的人贪图分量少而把权当作有富余，有的人贪图分量多而把权当作有不足，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权衡本身的过错，而是人事
耳牵於所闻，而目迷於所习，恐怀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故亦譬之权衡矣。或利其寡而视权如嬴，或利其多而视权如缩，若此者，非权衡之过也，人事之变也。
晁氏曰：《权衡》论《三传》之失，《意林》叙其解经之旨，《刘氏传》其所解经也。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叶氏曰：刘原甫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从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巳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见，故皆信之。而刘以其难入，则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於穿凿。彼不知经，无怪其然也。
陈氏曰：原甫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其传用《公》、《▯》文体，《说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经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钅享希声撰。钅享，蜀人，欧阳公之客。名其书为《经解》者，言以经解经也。其後又为《统论》附焉。
※横渠《春秋说》一卷
晁氏曰：张子厚为门人杂说《春秋》，其书未成。
※颖滨《春秋集传》十二卷
晁氏曰：苏辙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师孙复，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全以《左氏》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传》、啖、赵。自熙宁谪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数年矣，暇日辄有改定，卜居龙川，而书始成。
石林叶氏曰：苏子由专据《左氏》言经。《左氏》解经者无几，其凡例既不尽经，所书亦多违牾，疑自出己意为之，非有所传授，不若《公》、《▯》之合於经。故苏氏但以《传》之事释经之文而巳，《传》事之误者，不复敢议，则迁经以成其说，亦不尽立凡例於经义，皆以为求之过。
《朱子语录》曰：苏子由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说亦是。既书“郑伯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实而书；隐、桓之时，世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据史册写出耳。
陈氏曰：其书专取《左氏》，不得巳乃取二《传》、啖、赵，盖以一时谈经者不复信史，或失事实故也。
※伊川《春秋传》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於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译的变化所致。
晁氏说：《权衡》评论三传的失误，《意林》阐述其解经的宗旨，《刘氏春秋传》是他自己解释经文的著作。像"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这一类的说法，都是古人未曾说过的。
石林叶氏说：刘敞（原甫）懂得经文而不废弃传文，也不完全依从传文。依据经义考究条例，来加以折中，经文与传文互相印证阐发，虽然其间有些地方并不完全正确，但其学问的根源已经端正。如今的学者研治经学不够精深，而苏辙、孙复的学说浅近容易明白，他们的失误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所以人们都相信他们。而刘敞的学说因为难以进入，人们有的就诋毁他说是用心过度、出于穿凿附会。那些人本来就不懂经学，也难怪会这样说。
陈氏说：刘敞最初撰写《权衡》，用来评断三家的得失，然后汇集众家的说法，用自己的见解来加以判断，从而写成传文。传文中未能详尽阐述的地方，就体现在《意林》中。他的传文采用《公羊传》《谷梁传》的文体，《说例》共四十九条。
※黎氏《春秋经解》十二卷
晁氏说：本朝黎錞（字希声）撰写。黎錞是蜀地人，欧阳修的门客。把这部书命名为《经解》，是说用经文来解释经文的意思。后来他又写了《统论》附在书后。
※横渠《春秋说》一卷
晁氏说：张载（字子厚）为门人杂述《春秋》的说法，这部书没有写完。
※颍滨《春秋集传》十二卷
晁氏说：苏辙（字子由）撰写。他的大意是认为世人大多师从孙复，不再相信史实，所以完全舍弃三传，全部以《左氏》为根本。至于其中不能通晓的地方，才采取《公羊》《谷梁》二传以及啖助、赵匡的说法。从熙宁年间被贬居住在高安起，到元符初年，历经十几年，闲暇时就加以修改订正，等到迁居龙川时，这部书才最终写成。
石林叶氏说：苏辙专门依据《左氏》来解说经文。《左氏》能解释经文的地方并不多，它的凡例既未能穷尽经义，所记载的内容也多有违背矛盾之处，怀疑是出自作者自己的意思，并没有确切的传承来源，不如《公羊传》《谷梁传》那样与经文相合。所以苏氏只是用传文所记之事来解释经文的字句罢了，传文中记事有错误的地方，他也不敢再加以议论，于是就迁就经文来附会他的说法，也没有完全按照经义来立凡例，这些都是求之过深的地方。
《朱子语录》说：苏辙解释《春秋》，说《春秋》是依从各国的赴告文书而记载的，这个说法也是对的。经文既记"郑伯突"，又记"郑世子忽"，这是依据史书原文而记载罢了。定公、哀公的时代，圣人是亲眼所见，就依据实情来记载；隐公、桓公的时代，年代已经久远，史册上也有简略的地方，孔子就依据史册照实写出罢了。
陈氏说：这部书专门采用《左氏》，不得已才采取《公羊》《谷梁》二传以及啖助、赵匡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当时讲经的人不再相信史实，有的还弄错了事实的缘故。
※伊川《春秋传》二卷
程颐自序说：后世人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待，认为不过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其中治理天下的大法，就不了解了。《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这些义理虽然重大，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显现，是容易看出来的，只有那些隐微含蓄的辞句、暗藏的意义，以及随时制宜的处理方式，是难以了解的。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赞许，有时贬夺；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有时隐微，有时显明；从而得到义理的妥当、文与质的适中、宽与猛的适宜、是非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标准，衡量大道的模范。观察各种事物
夫观百物，然後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一本无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朱子语类》曰：或问伊川《春秋传》。曰：中间有说好处，如难理会处，他亦不为决然之论。如说“滕子来朝”，以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属於鲁，自贬降而以子礼见鲁，则贡赋少力易供。此说最好，程沙随之说亦然。
陈氏曰：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宁二年作，盖其晚年也。
※刘质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刘绚质夫撰。绚学於二程。伯淳尝语人曰：“他人之学，敏则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无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门者多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有李参序。
陈氏曰：所解明正简切。
《中兴国史志》：绚传说多出於颐书，而颐以为不尽本意，故更为之。未及竟，故庄公以後解释多残阙。
※《春秋得法志例论》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冯正符所撰。熙宁八年，何郯取其书奏之，久而不报，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书例最详悉，务通经旨，不事浮辞。正符颇与邓绾、陈亨甫交私，後坐口语被斥。
陈氏曰：蜀州晋原主簿遂甯冯正符信道撰。其父尧民希元为乡先生。正符三上礼部，不第，教授梓、遂学十年，著此书及《诗》、《易》、《论语解》。蜀守何郯首以其《春秋论》上之。熙宁末，中丞邓绾荐之，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书首辩王鲁、素王之说，及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凿，皆正论也。
巽岩李氏曰：信道当熙宁九年用御史邓文约荐，召试舍人院，赐出身。文约寻责守虢略，信道亦坐附会，夺官，归故郡。後又得冯允南所为墓铭，信道实事安逸处士何群，其学盖得之群。群学最高，国史有传。其师友渊源果如此，则谓信道附会进取，或以好恶言之耳。王荆公当国，废《春秋》，不立学官，而信道学经，顾於《春秋》特详；邓御史严事王荆公不敢异，乃先以《得法志例论》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见当时风俗犹淳厚，士各行其志，不专以利禄故辍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当与何群牵联书国史。
译，然后才能认识到造化之工的神妙；聚集各种材料，然后才能懂得建造房屋的用处。想从某一件事、某一句话中窥探圣人的用心（一本没有"心"字），不是极高明智慧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研治《春秋》的人，一定要从容涵泳、悉心体会，然后才能达到微妙之处。后世的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大义，那么即便德行比不上大禹、商汤，也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之道。从秦代以下，这门学问就失传了。我痛惜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世彰明，所以撰写这部传来阐明它，让后来的人通晓其中的文字而探求其中的义理，领会其中的意旨而效法其中的用处，那么三代之治就可以恢复了。这部传，虽然未能穷尽圣人蕴含的深奥道理，但大概能让学者找到门径而进入吧。
《朱子语类》说：有人问伊川的《春秋传》。回答说：其中有讲得好的地方，像那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他也不作绝对肯定的论断。比如说到"滕子来朝"，认为滕本来是侯爵，后来势力衰弱而臣服归属于鲁国，就自行降低身份而用子爵的礼节朝见鲁国，这样贡赋就可以少一些，出力也容易供给。这个说法最好，程迥（沙随）的说法也是如此。
陈氏说：大略举出大义，并没有全部展开论述，襄公、昭公以后的部分尤其简略。序文写于崇宁二年，大概是他晚年的作品。
※刘质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说：本朝刘绚（字质夫）撰写。刘绚曾师从二程。程颢（伯淳）曾对人说："别人的学问，若说机敏是有的，但未必能保持长久。这个人所达到的境地，我是不怀疑的。"程颐（正叔）也说："在我门下求学的人很多，但像他那样信从得笃诚、领会得多、践行得果决、坚守得牢固的人，实在很少。"书前有李参写的序。
陈氏说：他的解释明白正确、简要贴切。
《中兴国史志》：刘绚所传述的说法多出自程颐的著作，但程颐认为并未完全表达出本意，所以又重新撰写。还没有写完，所以庄公以后的部分解释残缺不全的很多。
※《春秋得法志例论》三十卷
晁氏说：本朝冯正符撰写。熙宁八年，何郯拿这部书上奏朝廷，很久都没有得到回复，大概是因为王安石不喜欢《春秋》的缘故。这部书的条例最为详尽完备，务求贯通经文本意，不做浮泛空洞的文辞。冯正符与邓绾、陈亨甫私交甚密，后来因为言语不当而获罪被贬斥。
陈氏说：蜀州晋原主簿遂宁人冯正符（字信道）撰写。他的父亲冯尧民（字希元）是当地的乡先生。冯正符三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未考中，在梓州、遂州教授学生十年，撰写了这部书以及《诗经解》《周易解》《论语解》。蜀州太守何郯最先把他的《春秋论》呈献给朝廷。熙宁末年，御史中丞邓绾推荐他，得以召试，被赐同进士出身，王安石也待他很优厚。这部书开篇辨析"王鲁""素王"之说，以及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的荒诞穿凿之说，这些论断都很正确。
巽岩李氏说：冯信道在熙宁九年因为御史邓绾（文约）的推荐，被召到舍人院应试，赐予出身。邓文约不久被贬为虢略县守，冯信道也因为受牵连而被削夺官职，回到故乡。后来又得到冯允南所写的墓志铭，才知道冯信道实际上曾以安逸处士何群为师，他的学问大概就是从何群那里得来的。何群的学问造诣最高，国史中有他的传记。他的师友渊源既然如此，那么说冯信道攀附权贵、追求进取，或许只是出于个人的好恶之言罢了。王安石当政时，废除《春秋》，不设立学官教授，而冯信道研治经学，唯独对《春秋》特别详尽；御史邓绾一向恭敬地追随王安石
邓御史偶相知，▯相累耳。余旧评如此。今无子孙，其书则为鬻书者擅易其姓名，属诸李陶。陶字唐夫，尝学於温公，号通经。李氏诸子，唐夫最贤，而《得法志例》则实非唐夫所论也，不知者妄▯之。
※《绎圣传》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经不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取《▯梁》之说，战称人，败绩称师，重众之说。殊不知“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何独不重众也？
※王氏《春秋列国诸臣传》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当撰。当，眉山人，尝为《列国诸臣传》，效司马迁《史记》，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万馀言。今又释《春秋》真可谓有志矣。
陈氏曰：当，元▯中复制科，以苏辙荐，试六论，廷对切直，置下第，与堂除簿尉。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於他书，则附其末，系之以赞。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於经传多所发明。
※冯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冯山允南撰。普州人，▯之父也。
※《春秋会义》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间进士杜谔集《释例》、《繁露》、《规过》、《膏肓》、《先儒同异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议》、《纂例》、《辩疑》、《微指》、《摘微》、《通利》、《胡氏论》、《笺义》、《总论》、《尊王发微》、《本旨辩要》、《旨要》、《集议》、《索隐》、《新义》、《经社》三十馀家成一书，其後仍断以已意。虽其说不皆得圣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观古今异同之说，则於圣人之旨，或有得焉。
陈氏曰：自《三传》及啖、赵诸儒讫於孙氏《经社》，凡三十馀家，集而系之，时述以已意。有任贯者为之序。
※《春秋口义》五卷
陈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隐在湖学尝续之，不传。
※《春秋皇纲论》、《明例隐括图》共六卷
陈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间人。《馆阁书目》有《通义》十二卷，未见。
※《左氏解》一卷
陈氏曰：专辩《左氏》为六国时人，其明验十有一事。题王安石撰，其实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陈氏曰：唐既潜亨撰。质肃之侄，自号真淡翁，与其子▯问答而为此书。邹道乡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陈氏曰：彭门吴元绪撰。
※《春秋後传》、《补遗》共二十一卷
陈氏曰：陆佃撰。
译，不敢有异议，却先拿《得法志例论》进言于朝廷，起初并没有说宰相不喜欢这部书，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还算淳厚，士人各自坚持自己的志向，并非完全因为利禄的缘故而中辍写作。御史的见识大概超过一般人一等，然而冯信道毕竟应当和何群一起被记载在国史中。邓御史偶然相知，只是牵连受累罢了。我以前的评价就是如此。如今冯信道没有子孙，这部书就被卖书的人擅自改换了作者姓名，归到李陶名下。李陶字唐夫，曾经跟随司马光（温公）学习，号称精通经学。李家的几个儿子中，李唐夫最贤能，但《得法志例论》其实并不是李唐夫所论述的，不了解真相的人就妄自把它归到他名下了。
※《绎圣传》十二卷
晁氏说：本朝任伯雨（字德翁）所撰写。他解释经文不太通达。比如解释"桓十三年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这一条，他采用《谷梁传》的说法，认为交战称"人"、战败称"师"，是看重众多的意思。他却不知道"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这一条，为什么单单不体现看重众多的意思呢？
※王氏《春秋列国诸臣传》共六十三卷
晁氏说：本朝王当撰写。王当是眉山人，曾经撰写《列国诸臣传》，效仿司马迁的《史记》，共记载一百三十四人，十万多字。如今他又解释《春秋》，真可以说是有志向了。
陈氏说：王当在元祐年间参加制科考试，因苏辙的推荐，应试作六篇论文，殿廷对答直言不讳，被列为下等，只授予他县级的簿、尉一类的小官。他所传述的各位臣子，都以《左氏》为根本，凡是在其他书中见到的记载，就附在末尾，并加以论赞。各篇论赞的议论纯正，文辞简约古朴，对经文传文多有阐发。
※冯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说：本朝冯山（字允南）撰写。冯山是普州人，冯京的父亲。
※《春秋会义》二十六卷
晁氏说：皇祐年间进士杜谔汇集《释例》《春秋繁露》《春秋规过》《春秋膏肓》《先儒同异篇》《春秋指掌碎玉》《春秋折衷》《春秋指掌议》《纂例》《春秋辩疑》《春秋微指》《春秋摘微》《春秋通利》《胡氏论》《春秋笺义》《春秋总论》《春秋尊王发微》《春秋本旨辩要》《春秋旨要》《春秋集议》《春秋索隐》《春秋新义》《春秋经社》三十多家的说法，编成一部书，在每家说法之后仍然用自己的见解来加以判断。虽然其中的说法并不都能符合圣人的本意，但可以让后人广泛观览古今异同的说法，那么对于领会圣人的本意，或许会有所帮助。
陈氏说：从《春秋》三传以及啖助、赵匡等诸儒的说法，一直到孙觉的《经社》，共三十多家，汇集起来并加以系联，间或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论述。有个叫任贯的人为此书写了序。
※《春秋口义》五卷
陈氏说：胡瑗（字翼之）撰写。写到宣公十二年就中止了。戴岷隐在湖学讲学时曾经加以续写，但没有流传下来。
※《春秋皇纲论》《明例隐括图》共六卷
陈氏说：太常博士王哲撰写。是至和年间的人。《馆阁书目》中另有《通义》十二卷，未曾见到。
※《左氏解》一卷
陈氏说：专门辨析《左氏》是战国六国时人所作，其中明确的验证有十一条。题作王安石撰写，其实并不是。
※《左氏邦典》二卷
陈氏说：唐既（字潜亨）撰写。是唐介（质肃）的侄子，自号真淡翁，和他的儿子问答而写成这部书。邹浩（道乡）为此书写了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陈氏说：彭门人吴元绪
《补遗》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钧，游之父也。
※《春秋通训》、《五礼例宗》共二十六卷
陈氏曰：直秘阁吴兴张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闻春《秋於》赵郡和仲先生。某初盖尝作《例宗》，论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近法家者流，仔细缴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用，然不肯尽谈，微见端兆，使学者自得之。’予从事斯语十有馀年，始得其彷彳弗。”《通训》之作，所谓去例以求经略，微文而视大体者也。东坡一字和仲，所谓赵郡和仲，其东坡乎？然《例宗》考究，亦为详治。
※胡文定《春秋传》、《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国被旨撰。安国师程颐，其传《春秋》事，按《左氏》义，取《公》、《▯》、之精者，采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程明道、张横渠、程正叔之说，以润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於《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以折衷，天下不知所▯，人欲日长，天理日销。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
陈氏曰：绍兴中经筵所进。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说为据。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与其徒问答，及其他议论条例，凡二百馀章，其子宁辑为一书。
《中兴史志》曰：安国书与孙觉合者十六七。
《朱子语录》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吴园先生张根知常撰。以征伐会盟，年经而国纬。汪藻为之序。
陈氏曰：专以编年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如指诸掌。又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辩疑》、《杂论》诸篇，筹略其义，多所发明。
※《春秋新传》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传》及孙复四家书，参以已意为之。
※《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师协、石季长、王▯、景先之解为一通，具载本文。
※《春秋机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谱也。
※石林《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共七十二卷
陈氏曰：叶梦得撰。各有序。其序《谳》曰：“以《春秋》为用法之君而巳，听之有不尽其辞，则欺民；有不尽其法，则欺君。
译撰写。
※《春秋后传》《春秋补遗》共二十一卷
陈氏说：陆佃撰写。《补遗》是他儿子陆宰所作。陆宰字元钧，是陆游的父亲。
※《春秋通训》《五礼例宗》共二十六卷
陈氏说：直秘阁吴兴人张大亨（字嘉父）撰写。他在自序中说："我年少时曾向赵郡的和仲先生请教过《春秋》。我起初曾经撰写《例宗》，论述立例的大概要旨，先生说：'这部经书自有它的精妙用处，学者很少能够领会，大多在繁琐的条例中寻求，近于法家一类的做法，仔细纠缠盘绕，究竟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左丘明认识到它的用处，然而也不肯完全说明，只是稍微显露一点端倪，让学者自己去领会。'我从事于这句话已经十多年了，才领悟到一点大概的样子。"《通训》这部书的写作，就是所说的舍弃条例来探求经文大略、透过细微文字来看整体大义的做法。苏轼有个字叫和仲，所说的赵郡和仲先生，莫非就是苏轼吗？不过《例宗》的考究，也算是相当详尽周密的。
※胡文定《春秋传》《春秋通例》《春秋通旨》共三十二卷
晁氏说：本朝胡安国奉旨撰写。胡安国师从程颐，他为《春秋》作传时，依据《左氏》记事，采取《公羊》《谷梁》二传中精要的说法，又采集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尧夫）、程颢（明道）、张载（横渠）、程颐（正叔）的说法来加以润色。他的序大略说："近来推崇王安石的新学说，把它定为国是，唯独对《春秋》，科举考试不用来选拔士人，学校不设官讲授，经筵不用来进讲，评断国家大政的人，没有依据来加以折中判断，天下人不知道该遵从什么，私欲一天天增长，天理一天天消亡。其结果是使夷狄扰乱中原，而没有办法遏止。"
陈氏说：这是绍兴年间在经筵进讲时所写成的。大的纲领本于《孟子》，而细微的旨意多以程氏的说法为依据。近来研治《春秋》的人都尊崇他。《通旨》是他和门徒问答的记录，以及其他的议论条例，共二百多章，由他的儿子胡宁编辑成一书。
《中兴史志》说：胡安国的书与孙觉的说法相合的有十分之六七。
《朱子语录》说：胡安国的《春秋传》不是不好，只是有些地方不合乎圣人在这件事上是怎样用字、在那件事上又是怎样用字的本意。要知道圣人只是照实据事直书罢了，哪里会有那么多曲折忧虑？胡氏的《春秋传》有牵强的地方，但议论中有开阖的精神气势。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说：吴园先生张根（字知常）撰写。以征伐会盟为经，以各国为纬。汪藻为此书写了序。
陈氏说：专门用编年的方式旁通概括各国的事情，如同指着掌心一样清楚。他又撰写了《解例》，也运用旁通的方法。其他如《辩疑》《杂论》各篇，筹划他的义理，多有阐发之处。
※《春秋新传》十一卷
晁氏说：本朝余安行撰写。采取三传以及孙复四家的说法，参照自己的见解写成。
※《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说：不知何人汇集本朝师协、石季长、王皙、孙景先四家的解释合为一部书，并全部载录本文。
※《春秋机括》一卷
晁氏说：本朝沈括（字存中）撰写。是《春秋》的谱表。
※石林《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共七十二卷
陈氏说：叶梦得撰写。各书都有序。他为《谳》写的序说："《春秋》就相当于用法度评判的君主罢了，如果审理案情时不能穷尽应有的言辞，就是欺骗百姓；不能穷尽应有的法度，就是欺骗君主。凡是啖助、赵匡评论三家的失误，写成《辩疑》；刘敞广泛补充啖助、赵匡遗漏的地方
凡啖、赵论三家之失，为《辩疑》；刘氏广啖、赵之遗，为《权衡》。合二书，正其差误，而补其疏略，目之曰《谳》。”其序《考》曰：“君子不难於攻人之失，而难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谳》推之，知吾之所正为不妄也，而後可以观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择为不诬也，而後可以观吾《传》。”其序《传》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於史，而事未必实，以其不知经也。《公》、《▯》传义不传事，是以详於经，而义未必当，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与经，不得於事，则考於义；不得於义，则考於事，更相发明，以作《传》。”其为书，辩订考究，无不精详，然其取何休之说，以十二公为法天之大数，则亦未可晓也。
※《春秋经解》、《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陈氏曰：涪陵崔子方彦直撰。绍圣中罢《春秋》取士，子方三上书，乞复之，不报，遂不应进士举。黄山谷称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彦直，其人不游诸公，然则贤而有守可知矣。”其学辩三《传》之是非，而专以日月为例，则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陈氏曰：知饶州丹阳洪兴祖庆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经世之大法，通万世而无弊。”又言：“《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又言：“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学者独求於义，则其失迂而凿；独求於例，则其失拘而浅。”若此类多先儒所未发，其解经义，精而通矣。兴祖尝为程▯作《论语解序》，忤秦桧，贬昭州以死。
※《春秋正辞》、《通例》共三十五卷
陈氏曰：知盱眙军东平毕良史少董撰。良史为东京留守属官，东京再陷，留虏中三年，著此书。已而得归，表上之。
※息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陈氏曰：礼部侍郎鄞高阅抑崇撰。其学专本程氏，序文可见。
※夹氵祭《春秋传》、《春秋考》、《地名》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经，则鲁《史记》也，初无同异之文，亦无彼此之说，良由三家所传之书有异
译，写成《权衡》。我把这两部书合起来，纠正其中的差错，补充其中的疏漏，命名为《谳》。"他为《考》写的序说："君子不难于指责别人的过失，而难于端正自己的正确判断。一定要有所领会，才能知道别人的失误；一定要自己站得住，才能斥正别人的错误。从《谳》推衍出去，知道我所纠正的并非虚妄，然后才可以看我的《考》；从《考》推衍出去，知道我所选择的并非欺妄，然后才可以看我的《传》。"他为《传》写的序说："《左氏》记事而不传义理，所以对史实叙述详尽，但事情未必真实，因为它不了解经文的本意。《公羊》《谷梁》传义理而不记事，所以对经义阐述详尽，但义理未必恰当，因为它们不了解史实。于是我斟酌三家，探求史实与经义，如果在事情上得不出结论，就从义理上考察；如果在义理上得不出结论，就从事情上考察，两相印证阐发，从而写成这部《传》。"他的这部书，考订辨析，无不精细详尽，然而他采用何休的说法，认为十二公是效法上天的大数，这一点也难以理解。
※《春秋经解》《春秋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陈氏说：涪陵人崔子方（字彦直）撰写。绍圣年间朝廷废除以《春秋》取士，崔子方三次上书，请求恢复，都没有得到回复，于是就不再参加进士科考试。黄庭坚（山谷）称赞他说："六合县有位贤良之士叫崔彦直，这个人不去巴结那些达官贵人，那么他的贤能和操守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学问在辨析三传的是非上，却专门以日月记载为条例，这正好又落入了自己所批评的失误而不自知。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陈氏说：知饶州丹阳人洪兴祖（字庆善）撰写。他在序中说："三代各自建立一代帝王的法度，其末流都出现了弊病。《春秋》是治理天下的大法，通行万世而没有弊病。"又说："《春秋》本来没有条例，学者是根据所记之事的痕迹而归纳出条例，就好比天本来没有度数，制历的人才用周天的度数来划分度数。"又说："连缀文辞、比照事例，这是《春秋》的教化方式，学者如果只从义理上去求，就会失之迂阔而穿凿；如果只从条例上去求，就会失之拘泥而浅薄。"像这一类的见解，大多是前代儒者未曾发明的，他解释经义，精当而通达。洪兴祖曾经为程俱写《论语解序》，触怒了秦桧，被贬到昭州，最终死在那里。
※《春秋正辞》《春秋通例》共三十五卷
陈氏说：知盱眙军东平人毕良史（字少董）撰写。毕良史当时是东京留守的属官，东京二度沦陷时，被扣留在金人那里三年，撰写了这部书。后来得以归来，上表进献给朝廷。
※息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陈氏说：礼部侍郎鄞县人高闶（字抑崇）撰写。他的学问专门本于程氏，从序文中可以看出来。
※夹漈《春秋传》《春秋考》《春秋地名》共十四卷
他在《通志》中自述说：考察《春秋》这部经书，本来就是鲁国的史书，本来并没有异同的文字，也没有彼此不同的说法，正是因为三家所传承的书有所差异……
同，故是非从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经文，以凡有异同者，皆是讹误。古者简编艰繁，学者希见亲书，惟以口相授。左氏世为楚史，亲见官书，其讹差少，然有所讹，从文起。公、▯，汉之经生，惟是口传，其讹差多，然有所讹，从音起。以此辩之，了无滞疑。又有《春秋传》十二卷，以明经之旨，备见周之宪章。
译...相同，所以是非由此产生。臣撰写《春秋考》，用来订正经文，凡是有异同之处，都是讹误。古代简策书写艰难繁琐，学者很少能亲见原本，只能靠口头传授。左氏世代担任楚国史官，亲眼见过官方文书,其中讹误较少，但若有讹误，是从文字上产生的。公羊、榖梁，是汉代的经生，只靠口头传授，其中讹误较多，但若有讹误，是从读音上产生的。用这个方法来辨别，就完全没有疑惑滞碍了。另外还有《春秋传》十二卷，用来阐明经文的旨意，详备展现周代的典章制度。
陈氏曰：其学大抵工於考究，而义理多迂僻。
※《春秋经解》、《指要》共十四卷
陈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龙撰。《指要》列谱例於前，其序专言诸侯无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职於周之太史。隐之时，更周历而为鲁史。季宣博学通儒，不事科举，陈止斋师事之。季宣死，当乾道九年，年四十。其为此书，实绍兴三十二年，盖甫二十岁云。
《朱子语录》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几日成此文字！如何说诸侯无史，《内则》尚有闾史。又如赵盾、崔杼事，皆史臣所书。
※《春秋集传》十五卷
陈氏曰：监察御史王葆彦光撰。朱新仲为作序。葆，周益公之妇翁也。其说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陈氏曰：吕本中撰。自三《传》而下，集诸家之说，各记其名氏，然不过陆氏及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计崧老，胡文定数家而巳。大略如杜谔《会义》而所择颇精，▯无自已议论。
《朱子语录》曰：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
※《左传类编》六卷
陈氏曰：吕祖谦撰。分类外内传事实、制度、论议凡十九门，首有纲领数则，兼采他书。
※《左氏博议》二十卷
陈氏曰：吕祖谦撰。方授徒时所作。自序曰：“《春秋》经旨，不敢僭议，而枝辞赘喻，则举子所以资课试也。”
※《左氏说》三十卷
陈氏曰：吕祖谦撰。於《左氏》一书，多有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抄。
《朱子语录》曰：东莱有《左氏说》，亦好，是人记录他言语。
※《左氏国纪》
徐得之撰。止斋陈氏序曰：自荀悦、袁宏以两汉事编年为书，谓之左氏体，盖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极天下之史矣，诸不在拨乱世、反之正之科，则不录也。左氏独有见於，经故采史记次第之，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以发明圣人笔削之旨云尔，非直编年为一书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巳；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巳；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世本》是巳。而他星卜医祝，皆各为书，至编年则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仅可见者《周谱》，他往往见野史、《竹书》、《穆天子传》之类。自夫子始以编年作经，其笔削严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与诸书之体，依经以作传，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发明笔削之指，则亦不录也。
译陈氏说：他的学问大抵擅长于考证，但义理方面多有迂曲怪僻之处。
※《春秋经解》《指要》共十四卷
陈氏说：是知常州永嘉人薛季宣士龙撰写的。《指要》把谱例列在前面，其序专门讲诸侯没有史官，天子有外史，掌管四方的记载，而隶属于周朝的太史。鲁隐公的时候，改用周历作为鲁国的史书。季宣学问渊博，通晓儒学，不参加科举，陈止斋曾拜他为师。季宣去世是在乾道九年，享年四十岁。他撰写这部书，实际是在绍兴三十二年，那时他才刚满二十岁。
《朱子语录》说：薛常州解《春秋》不知为何这样草率，只用几天就写成这样的文字！怎么能说诸侯没有史官，《礼记·内则》里还提到闾史。又比如赵盾、崔杼之事，都是史官所记载的。
※《春秋集传》十五卷
陈氏说：是监察御史王葆彦光撰写的。朱新仲为它作序。王葆，是周益公的岳父。他的说法多采用胡氏之说。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陈氏说：是吕本中撰写的。从三《传》以下，汇集各家的说法，各自注明其姓名，但不过是陆氏及两位孙氏、两位刘氏、苏氏、程氏、计崧老、胡文定几家而已。大致像杜谔的《会义》，但所选取的相当精当，〇没有自己的议论。
《朱子语录》说：吕居仁的《春秋》也讲得很明白，正与我的《诗传》相似。
※《左传类编》六卷
陈氏说：是吕祖谦撰写的。把内外传的事实、制度、议论分成十九门类，前面有几条纲领，兼采其他书籍。
※《左氏博议》二十卷
陈氏说：是吕祖谦撰写的。是他授徒时所写的。他自序说："《春秋》的经义主旨，我不敢僭越议论，至于枝节的言辞、附加的比喻，则是给应举的学子用来准备考试的。"
※《左氏说》三十卷
陈氏说：是吕祖谦撰写的。对于《左氏》这部书，多有阐发，但没有写成文章，似乎是当时讲学时门人所抄录的。
《朱子语录》说：东莱有《左氏说》，也很好，是别人记录他的言论而成的。
※《左氏国纪》
是徐得之撰写的。止斋陈氏作序说：自从荀悦、袁宏把两汉之事编成编年体的书，称之为左氏体，这是因为不知道《左氏》从这里才开始的缘故。从前孔夫子作《春秋》，广泛搜罗天下的史料，凡是不属于拨乱反正一类的，就不加以记录。左氏独独看出这一点，所以采集史书按次第编排，某国的事有多少条，某事记载，某事不记载，以此来阐明圣人笔削的用意，并非只是单纯编年成书而已。古代记事、记言各自有史官，凡朝廷号令，以及君臣相互告谕的话编成一书，如今的《书》就是这样；配上乐曲歌唱的，称为乐章编成一书，如今的《诗》就是这样，由主管的官员收藏；而官府都邑、邦国所通行施用的编成一书，如今的《仪礼》以及《周官》中的《六典》就是这样；从天子到大夫士庶的家族世系传承编成一书，就像所说的《帝系》《世本》一样。至于其他星占、卜筮、医药、祝祷之类，也各自成书。到了编年体，就一定要像《春秋》那样叙事，三代以上，仅能见到的是《周谱》，此外往往可见于野史、《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之类。自从孔夫子开始用编年体写经，其笔削就十分严谨了。左氏也开始把记事、记言两种史书体裁及各类文献的体例结合起来，依照经文来作传，把内容附在年月之下，如果不能用来阐明笔削的用意，也就不加以记录。因为其中有些文辞足以流传久远，但与经义没有关系的，就另外编为《国语》。至于
盖其辞足以传远，而无与於经谊，则别为《国语》。至夫子所见书，左氏有不尽见，又阙不敢为传，唯谨如此。後作者顾以为一家史体，而读《左氏》者浸失其意见，谓不释经，是书之存亡，几无损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为《左氏国纪》，曷可少哉！余读《国纪》，周平、桓之际，王室尝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为侯，诗人美焉，而经不著；师行非一役，亦与《王风》刺诗合，而特书伐郑一事；王子颓之祸，视带为甚，襄书而惠不书也。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则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见书，然尝见唐冼《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所论断，今《国纪》有所论断矣，余故不复赞，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为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陈同甫序之曰：《春秋》，继四代而作者也。圣人经世之志，寓於属辞比事之间，而读书者每患其难通。其善读则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考传之真伪。”如此，则经果不可以无传矣。游夏之徒胡为而不能措一辞也！余尝欲即经以类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论其时，庶几抱遗经以见圣人之志。客有遗余以《春秋总论》者，曰：“是习《春秋》者之秘书也。”余读之，洒然有当於余心。虽其论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惜其为此书之勤，而卒不见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为也。文伯名▯，湖州人，常为婺之校官。因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锓诸木，以与同志者共之。
陈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长卿，号审斋居士，为常州ヘ，忤秦桧，贬化州，不名▯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岂别名▯而字文伯者乎？然则非湖人也。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三卷
陈氏曰：林栗撰。其学专主《左氏》，而黜二《传》，故为《左氏传解》，表上之。
※止斋《春秋後传》、《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
陈氏曰：陈傅良撰。楼参政钥为之序。大略谓《左氏》存其所不书，以实其所书；《公羊》、《▯梁》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而《左氏》实录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发明多新说，序文略见之。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潮州徐某德操撰。水心序略曰：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於经则理虚而无证，专於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也。年时朔，▯郊庙制，理之纲条，不专於史也；济西河曲，丘甲田赋，事之枝叶，不专於经也。
译孔夫子所见到的书，左氏未必都能见到，又缺略而不敢强行作传，就是这样谨慎。后来的作者反而把它当作一家的史书体裁，而读《左氏》的人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用意，认为它不是用来解释经文的，这部书的存亡，对《春秋》几乎没有什么损益，所以说这是袁宏、荀悦二人所造成的。由此说来，徐先生所作的《左氏国纪》，怎么可以缺少呢！我读《国纪》，周平王、桓王之际，王室曾经在四方有所举动，其中重大的如册立曲沃伯为侯，诗人对此加以赞美，而经文却没有记载；军队出征不止一次，也与《王风》中的讽刺诗相合，但经文只特别记载了讨伐郑国这一件事；王子颓的祸乱，比王子带的祸乱更为严重，经文记载了襄王之事却不记载惠王之事。求学的人如果真能得到《国纪》俯身细读，依照其分类而与经文相互考核，某国的事有多少条，某事记载，某事不记载，就会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于是产生疑问，有疑问就会思考，思考了就会有所收获。徐先生大概对《左氏》是有功劳的人。我苦于所见的书不多，但曾见过唐洗的《左氏史》，与《国纪》大致相同，但没有加以评论断定，如今《国纪》却有评论断定，我因此不再多加称赞，只是说明它对《左氏》有功劳，为它写下这篇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陈同甫为它作序说：《春秋》，是继承尧、舜、禹、汤（四代）之后而写作的。圣人经世济民的志向，寄托在属辞比事之间，但读书的人常常苦于难以通晓。善于阅读的人就说："用传文来考核经文所记的事迹，用经文来考核传文的真伪。"如此说来，经文果真不能没有传文了。子游、子夏这些人为什么不能置一辞加以阐发呢！我曾经想依照经文按类编排事情的始末，考究其事以论述其时代，希望能借此保存下来的经典来见到圣人的志向。有位客人送给我一部《春秋总论》，说："这是研习《春秋》的人的秘籍。"我读了之后，恍然有所领悟，正合我心。虽然其中的议论未必都能一一切中要害，但依照经文分类叙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的志向可以撇开传文而单独考究，这个志向也算宏大了。可惜此书写得如此用心，却终究不知道作者的姓名。有人说这是沈文伯所作。文伯名〇，是湖州人，曾任婺州的校官。因此我把书名改为《春秋比事》，刻印成书，与志同道合的人共享。
陈氏说：查考湖州确有沈文伯，名长卿，号审斋居士，曾任常州通判，因触怒秦桧，被贬到化州，名字不是〇。不知道同甫为什么这样说，难道是另有一个名〇字文伯的人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湖州人了。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三卷
陈氏说：是林栗撰写的。他的学问专主《左氏》，而摒弃《公羊》《穀梁》二传，因此写作《左氏传解》，上表进呈朝廷。
※止斋《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
陈氏说：是陈傅良撰写的。参知政事楼钥为它作序。大意说《左氏》保存了经文没有记载的事，以充实经文所记载的内容；《公羊》《穀梁》根据经文所记载的内容，推知经文没有记载的事，而《左氏》所记乃是实录。这就是《章指》之所以撰写的缘故。至于其他的阐发发明多有新说，序文中大致可以见到。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
是知潮州徐某德操撰写的。水心先生（叶适）的序大略说：注解经传的学问，唯独《春秋》最难做好。经是义理，史是事实；《春秋》名为经，实际上是史，专注于经义则理论空虚而
薛伯卒，经无预，然杞、滕、邾、莒之兴废固明也；诡诸卒，史无预，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观潮州此类皆卓信、明而笃矣。至於授霸者之权，彼与此夺；录夷狄之变，先略後详；诸侯群诛，大夫众贬，凡《春秋》始终，统纪所系，自《公》、《▯》以来，画为义例，各分字别，族贵人微，其能本末相顾，隐显协中如潮州，殆鲜焉。然则理之熟，故经而非虚；事之类，故史而非碍欤！古人以教其国，而使人知深於是书者欤！虽然，《诗》、《书》、《礼》所以纪尧、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泽也，示不泯绝而已。或者遂谓一事一义，皆圣人之用，则余未敢从也。
※《春秋经辩》十卷
陈氏曰：庐陵萧楚子荆撰。绍圣中，贡礼部不第。蔡京用事，与其徒冯▯书，言蔡将为宋王莽，誓不复仕。死建炎中。自号三顾隐客，门人谥为清节先生。胡邦衡师事之，以《春秋》登甲科，归拜床下，楚告之曰：“学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杀，学不可辱。毋祸吾《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陈氏曰：端明殿学士庐陵胡铨邦衡撰。铨既事萧楚为《春秋》学，复学於胡文定公安国。南迁後作此书，张魏公为之序。
※《春秋考异》四卷
陈氏曰：不著名氏。录《三传》经文之异者。
※《春秋类事始末》五卷
陈氏曰：朝请大夫吴兴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孙，叶少蕴之婿。
※《左氏发挥》六卷
陈氏曰：临川吴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载事，时为之论，若史评之类。
※《春秋直音》三卷
陈氏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刘给事一止为作序。以学者或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盖古文未有反切，为音训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颖辈於《汉书》音义可见。
※《左传约说》、《百论》共二卷
陈氏曰：奉议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辩》一书未板行，仅存其书於此篇之末，其为说平平，无甚高论。
※《左氏纪传》五十卷
巽岩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书，用司马迁《史记》法，君臣各为记传。凡欲观某国之治乱，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毕陈於前，不复错见旁出，可省纟番阅之勤。或事同而辞异者，皆两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简之度。虽编削附离，尚多不满人意，然亦可谓有其志矣。独所序世族谱系，既与释例不同，又非史迁所记，质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别据他书。今姑仍其旧，以俟考求。
又题：後在陵阳观沈存中自志，乃知此书存中所著。
译无实证，专注于史事则事迹阻滞而不能贯通，所以难以做好。年、时、月、日的记载，郊庙祭祀的制度，属于理论的纲领条目，不专属于史事；济水以西的战役、河曲之战，丘甲、田赋这类事，属于事实的枝节末梢，不专属于经义。薛伯的死，经文没有预先交代，然而杞、滕、邾、莒的兴衰兴废本来就清楚；诡诸的死，史书没有预先交代，然而戊寅、甲子先后的次第本来就明晰。看潮州这一类的解说都能确切可信、明白而又周详。至于授予霸主的权力，这里给予那里剥夺；记录夷狄的变化，先简略后详细；诸侯普遍受到诛责，大夫多受贬斥，凡是《春秋》从始至终，统绪纲纪所维系的地方，自从《公羊》《穀梁》以来，划定为义例，各自分别字句，因贵族地位高低而人物显隐不同，能够本末兼顾、隐显得当像潮州这样的，实在少见。这样看来，正因为理论精熟，所以是经而不虚；正因为事实归类，所以是史而不滞碍吧！古人用这些来教化他的国家，而使人们深知这部书的深意吧！虽然如此，《诗》《书》《礼》是用来记载尧、舜、三代的盛世的，而《春秋》则是衰乱之世竭泽而渔般（勉力维系）的产物，只是表示不使先王之道泯灭断绝罢了。有人竟然认为一事一义都是圣人有意为之的用心所在，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
※《春秋经辩》十卷
陈氏说：是庐陵人萧楚子荆撰写的。绍圣年间，到礼部应考没有考中。蔡京当权时，他给自己的门徒冯〇写信，说蔡京将成为宋朝的王莽，发誓不再出仕。死于建炎年间。自号三顾隐客，门人为他谥号清节先生。胡邦衡曾拜他为师，凭《春秋》考中甲科，回来后在床前跪拜，萧楚告诫他说："求学的人不只是为了获取一个功名，自身可以被杀，但学问不可以受辱。不要给我的《春秋》之学带来祸患，那才好。"胡邦衡为他撰写了墓志。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陈氏说：是端明殿学士庐陵人胡铨邦衡撰写的。胡铨曾师从萧楚学习《春秋》，后又向胡文定公胡安国学习。南迁之后写成此书，张魏公为它作序。
※《春秋考异》四卷
陈氏说：不著撰人姓名。收录《春秋》三《传》经文中互有差异的部分。
※《春秋类事始末》五卷
陈氏说：是朝请大夫吴兴人章冲茂深撰写的。他是章子厚的曾孙，叶少蕴的女婿。
※《左氏发挥》六卷
陈氏说：是临川人吴曾虎臣撰写的。摘取《左氏》所记载的事情，随时加以评论，就像史评一类的书。
※《春秋直音》三卷
陈氏说：是德清县丞方淑智善撰写的。给事中刘一止为它作序。因为求学的人有的不通晓音切之法，所以在每个字反切的下面，直接注明其读音，因为古文本没有反切，为古文注音的都是这样做的。服虔、如淳、文颖这些人给《汉书》作音义时也可见到这种做法。
※《左传约说》《百论》共二卷
陈氏说：是奉议郎新昌人石朝英撰写的。他还有一部《王道辩》未曾刻印发行，仅在这篇的末尾存录其书，他的论说平平无奇，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
※《左氏纪传》五十卷
巽岩李氏说：不著撰人姓名。摘取左丘明所写的两部书，采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把君臣各自编成本纪、列传。凡是想观察某国的治乱，某人的善恶，其行事本末，都完整地陈列在眼前，不再交错分散地出现，可以省去反复查阅的辛劳。有些事情相同而记述文字不同的，
存中喜述作，而此书终不满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记》九十卷
陈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说伯刚撰。以《春秋》经传仿司马迁书，为年表、世谱、历、天文、五行、地理、礼乐、征伐、官制诸书。自周、鲁而下，及诸小国夷狄，皆汇次之。时有所论发明，成一家之学。公说积学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乱，忧愤以死，年才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进。中书舍人公许，其季也。
※《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
夹江句龙傅明甫撰。後溪刘氏序略曰：勾龙君传习详考，又分国而纪之。自东周而下，大国、次国特出，小国、灭国附见。不独纪其事，与其文，而兼著其义，凡采其说者数十家。君盖嗜古尊经之士，确乎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说》十三卷
陈氏曰：永嘉黄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尝进之於朝。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崇文总目》：左丘明撰。吴侍中、领左国史、亭陵侯韦昭解。昭参引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二人皆吴臣），合凡五家，为注，自所发正者三百十事。
晁氏曰：班固《艺文志》有《国语》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书篇次与《汉志》同，盖历代儒者析简并篇，互有损益，不足疑也，要之《艺文志》审矣。陆淳谓“与《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盖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艳”，韩愈云“《左氏》浮夸”，今观此书，信乎其富艳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谁？柳宗元称《越语》尤奇峻，岂特《越》哉，自《楚》以下类如此。
巽岩李氏曰：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语，草藁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衤复之书何？邪先儒或谓《春秋传》先成，《国语》继作，误矣。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
陈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与《春秋传》并行，号为《外传》。今考二书，虽相出入，而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马子长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似不知所谓。唐啖助亦尝辩之。
《朱子语录》曰：《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国语》文字极困苦，振作不起。
※《国语补音》三卷
陈氏曰：丞相安陆宋庠公序撰。
译都两存保留，又可借此看出文章繁简的尺度。虽然编排删削、附会分合之处，尚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也可以说是有志于此了。唯独所排列的世族谱系，既与杜预的《释例》不同，又不是司马迁所记载的内容，用《世本》来核对，也不相符。怀疑撰者另外依据了别的书籍。现在姑且沿用旧本，以等待日后考究求证。
又题记说：后来在陵阳看到沈括自己的题记，才知道这部书是沈括所著。沈括喜欢著述，但这部书终究不能令人满意，可见史书的体例确实不容易掌握。
※《春秋分记》九十卷
陈氏说：是邛州教授眉山人程公说伯刚撰写的。他把《春秋》经传仿照司马迁的书体，编成年表、世谱、历法、天文、五行、地理、礼乐、征伐、官制等各类专篇。从周、鲁以下，以及各个小国、夷狄，都汇总编排在一起。随时加以论述阐发，自成一家之学。程公说勤学苦志，早年考中科举，正值韩侂胄（逆曦，此处指韩侂胄之乱）之乱，忧愤而死，年仅三十七岁。兄弟三人，都凭科第出仕。中书舍人程公许，是他最小的弟弟。
※《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
是夹江人句龙傅明甫撰写的。后溪刘氏的序大略说：句龙先生传习详加考证，又按国别加以纪述。从东周以下，大国、次国单独列出，小国、被灭之国附带记载。不仅记录其事及其文字，而且兼顾阐明其中的义理，所采摘的说法有数十家之多。句龙先生大概是喜好古学、尊崇经典的人，确实是能够自信自立的人。
※《春秋通说》十三卷
陈氏说：是永嘉人黄仲炎若晦撰写的。端平年间，曾把这部书进献给朝廷。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崇文总目》：是左丘明撰写的。吴国侍中、领左国史、亭陵侯韦昭作注。韦昭参考引用了郑众、贾逵、虞翻、唐固（这两人都是吴国大臣）的说法，合计共五家，为其作注，其中他自己所阐发订正的有三百一十处。
晁氏说：班固《艺文志》著录《国语》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是二十二卷，《唐书·艺文志》说是二十一卷。如今这部书的篇章次第与《汉志》相同，大概是历代儒者拆分、合并简册篇章，互有增减，不足为怪，总之《艺文志》的记载是确切的。陆淳认为"《国语》与《左传》文体不类，肯定不是一人所作"，这未必是对的。范甯说"《左氏》文辞富赡华艳"，韩愈说"《左氏》文辞浮夸"，如今看这部书，确实是既富艳又浮夸，不是《左氏》还能是谁呢？柳宗元称赞《越语》尤其奇特峻拔，何止是《越语》呢，从《楚语》以下都大致如此。
巽岩李氏说：从前左丘明将要为《春秋》作传，就先采集各诸侯国的史料，按国别分别记言，随后摘取其中精华，写成《春秋传》。而先前所采集的言论，草稿还都保存着，当时的人共同传习，称之为《国语》，这恐怕并非左丘明本来的心意。所以其中的文辞多有枝蔓，不如《左传》那样简洁刚健，甚至有些地方杂乱不成体统，如同出自别人之手。大概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的史料，材质有厚薄之分，学问有深浅之别，所以不能纯粹统一。不然的话，左丘明何必特意再写这样一部重复的书呢？先前的儒者有人认为《春秋传》先写成，《国语》随后写出，这是错误的。只有本朝司马光父子能够辨识清楚这一点。
陈氏说：自从班固《艺文志》说是左丘明所著，至今与《春秋传》并行，号称《外传》。如今
以先儒未有为《国语》音者，近世传旧《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盖唐人也。简陋不足名书，因而广之，悉以陆德明《释文》为主，陆所不载，则附益之。
※《非国语》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而其说多诬。淫惧学者溺其文采，而沦於是非，本诸理作《非国语》。”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传国语类编》二卷
陈氏曰：吕祖谦撰。与《左传类编》略同，但不载纲领，止有十六门。又分《传》与《国语》为二。
※《汲冢师春》一卷
陈氏曰：晋汲郡魏安▯王冢所得古简。杜预得其《纪年》，知其魏国史记，以考证《春秋》。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书首叙周及诸国世系，又论分野、律吕为图，又杂录谥法、卦变，与杜预所言纯集卜筮者不同，似非当时本书也。
●卷一百八十四 经籍考十一
○经（论语 孟子）
《西汉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故谓之《论语》（师古曰：辑与集同，▯与撰同）。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後而行於世。
《隋经籍志》：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 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元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後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元、何晏立於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於人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
《汉志》：《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译考察这两部书，虽然内容相互有所出入，但事迹和文辞多有异同，文体也不相同，想来必定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司马迁说："左丘失明，才有了《国语》。"这话又似乎不知所云。唐代啖助也曾对此加以辨析。
《朱子语录》说：《国语》文风委靡繁琐，真是衰世的文章罢了。那时的言论议论就是这样，也难怪周朝不能振兴了。《国语》的文字读来极其困顿，振作不起来。
※《国语补音》三卷
陈氏说：是丞相安陆人宋庠公序撰写的。因为前代儒者没有人为《国语》作音注，近代流传有旧《音》一卷，不著撰人姓名，大概是唐人所作。内容简陋，不足以称为一部专书，于是加以扩充，全部以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依据，陆氏没有记载的，就加以补充。
※《非国语》二卷
晁氏说：是唐代柳宗元子厚撰写的。序中说："左氏《国语》，文辞深沉宏大、卓异不凡，但其中的说法多有虚妄不实之处。我担心求学的人沉溺于它的文采，而陷入是非不分的境地，所以根据道理写作《非国语》。"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传国语类编》二卷
陈氏说：是吕祖谦撰写的。与《左传类编》大致相同，但不载纲领，只有十六个门类。又把《左传》和《国语》分为两部分。
※《汲冢师春》一卷
陈氏说：是晋朝汲郡魏安釐王墓中所得的古简。杜预得到其中的《纪年》，才知道这是魏国的史记，用来考证《春秋》。另外还有一卷，纯粹汇集摘录《左氏传》中占卜之事，其上下次第及文义，都与《左传》相同。命名为"师春"，似乎是抄集者的人名。如今这部书开头叙述周朝及各诸侯国的世系，又论述分野、律吕并作有图表，又杂录谥法、卦变，与杜预所说纯粹汇集卜筮之事的内容不同，似乎不是当时的原书。
●卷一百八十四 经籍考十一
○经（论语 孟子）
《西汉艺文志》：《论语》，是孔子回答弟子、当时的人以及弟子们相互交谈中所听闻的夫子的话语。当时弟子们各自有所记录。夫子去世后，门人相互汇集编纂，所以称之为《论语》（颜师古注：辑与集同义，〇与撰同义）。汉朝兴起后，有齐、鲁两派的说法。传授《齐论》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只有王阳自成一家（颜师古注：王吉字子阳，所以称他为王阳）。传授《鲁论语》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国的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各自成家。张氏最后而流行于世。
《隋书·经籍志》：张禹本来传授的是《鲁论》，晚年又讲授《齐论》，后来就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订，删去其中繁琐疑惑的部分。去除了《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以《鲁论》的二十篇为定本，号称《张侯论》，当世很看重它。周氏、包氏为它作章句注解，马融又为它作训释。此外还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一同出土，其章句的繁简，与《鲁论》没有差别，只是把《子张》分为两篇，所以共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它作传。汉朝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论》《古论》为它作注，魏国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都各自撰有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作《集解》，此后各位儒者多为它作注，《齐论》便逐渐失传了。《古论》起初没有师说传承，梁、陈之时，只有郑玄、何晏的注本被立于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