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七 经籍考十四
《宋志》谥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按：谥者，国家送终之大典，今历代史志，俱以谥法入经解门，则伦类失当。今除《周公谥法》、《春秋谥法》二项入礼门，而历代之谥法，则俱附於仪注之後，庶以类相从云。
※叔孙通《朝仪》
本传：汉王巳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欲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请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於是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及上左右为学者（左右，谓近臣也。为学，谓素有学术），与其弟子百馀人绵蕞野外（应劭曰：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如淳曰：谓以茅翦树地，为纂位尊卑之次也）。习之月馀，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七年，长乐宫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礼，大抵皆袭秦，故少所改变。其书後与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复不传，臣民莫有见者。夫天高地下，而礼制行矣，岂专为尊君抑臣哉！叔孙之制礼也，不过度帝所能为；高帝之观之也，不过曰“吾今知皇帝之贵”而已，夫岂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书之录也与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则非礼也，刑禁之书而巳。
※曹褒《汉礼》
本传：肃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礼乐，褒乃上疏，请著成《汉》礼。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僚拘牵，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定，乃下诏曰：“汉遭秦馀，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说者，各尽所能。”褒乃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元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便可施行。於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後太尉张▯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译排列尊卑次序的位置）。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上可以来看看试试。"皇上让他们演习礼仪，说："我能做到这样。"于是命令群臣学习演练。七年，长乐宫建成，正式施行这套礼仪。
先公说：据史书记载，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大体上都是沿袭秦制，所以很少有改动。这部书后来和律令一起收藏在司法官署，法家又不再传授，臣民没有人能见到。天高地下，礼制才得以推行，难道只是为了尊崇君主压抑臣下吗！叔孙通制定礼仪时，不过是估量皇帝所能做到的程度而已；高帝观看礼仪时，也不过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罢了，哪里懂得礼仪出于人心天理的本然道理呢！所以这部书的收藏，和律令放在一起，它的收藏之处在司法官署。既然如此，那就不是真正的礼，只是刑法禁令一类的书罢了。
曹褒《汉礼》
本传记载：肃宗章和二年，想要制定礼乐，曹褒于是上疏，请求撰成汉朝的礼制。奏章下达到太常，太常巢堪认为这是一代大典，不是曹褒所能制定的，不可答应。皇帝知道群臣拘泥于成见，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创始之事，认为朝廷的礼仪法度，应当及时确定，于是下诏说："汉朝承接秦朝遗留下来的弊端，礼崩乐坏，姑且沿用旧例，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有懂得这方面的人，都可以尽己所能提出意见。"曹褒于是又上疏，详细陈述礼乐的根本，以及改革制定的用意。皇帝拜曹褒为侍中，召见元武司马班固，询问改定礼制是否适宜。班固说："京城的众儒生，很多都能讲礼，应当广泛招集他们，共同商议其中的得失。"皇帝说："俗话说'在路边盖房子，商量三年也盖不成'。聚集众儒讨论礼制，就叫做众口纷纭，相互产生疑虑分歧，写都写不下去。从前尧制作《大章》乐，一个夔就足够了。"于是召曹褒到嘉德门，命令小黄门拿着班固所进献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令曹褒说："这套制度散乱简略，很多地方不合经义，如今应当依照礼的条例加以订正，就可以施行了。要在南宫、东观尽心撰写。"曹褒接受命令后，便按次序整理礼仪之事，依据旧有典章，杂糅《五经》谶纬之文，撰定天子至于平民百姓的冠、婚、吉、凶各种礼仪的始终制度，共一百五十篇，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牍上。当年十二月奏上朝廷。皇帝因为众人议论难以统一，所以只是收下，不再让有关部门评议奏报。恰逢皇帝驾崩，和帝即位，曹褒于是为其作章句注解，皇帝于是把《新礼》二篇列在礼典之首。后来太尉张〇等人上奏，说曹褒擅自制定《汉礼》，败坏破坏圣人之道，应当处以刑罚诛戮。皇帝虽然搁置了这道奏疏，但《汉礼》最终没有得到施行。
致堂胡氏说：孔子删定《诗经》、编定《尚书》、系解《易经》、创作《春秋》，却没有撰述礼乐的制度。这是为什么呢？礼是依据人情，为之制定节度文饰；乐是用来彰显功业，所以很难制定一套一成不变的制度。殷承袭夏，周承袭殷，其后继承周朝的，都不免有所增减，夏尚质朴、殷尚忠厚而周尚文饰，它们不能划一，是很明显的了。虽然如此，圣人一定要借助具体事情来阐明其中的道理，因为那些礼数可以陈列出来，是祝史有司所能预先安排的；而其中的义
致堂胡氏曰：孔子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而不述礼乐之制。何也？礼因人情，为之节文；乐以象功，故难立一成不变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继周者，皆不免於有损有益，夏质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虽然，圣人必因事以明其义，盖其数可陈，祝史有司之所能预也；其义难知，非仁且智，则不能本人情而约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义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巳。曹褒之志，盖亦深见叔孙通之仪有未当者，故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请博徵名儒，迟以年岁，犹庶几乎不大违戾有可行者，而身当重任，决以独见，才数月间，遽成百五十篇，且又杂以谶记之文，盖不待见其书，而可逆知舛▯不纯乎古之正礼矣！一世大典，既鲜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尔，岂不惜哉！
按：三代之礼亡於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於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於三书皆有注，後世之所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则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於通、褒之书矣。此三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其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後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後，所用之礼，必祖述此者也。故摭二传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为《仪注》之首。
※《汉旧仪》四卷
卫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独断》二卷
晁氏曰：汉左中郎将蔡邕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王莽无▯，盖见於此。公武得孙蜀州道夫本，乃阁下所藏。
陈氏曰：言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错互，因并见之。
※《江都集礼》一百四卷
《崇文总目》：隋诸儒撰。初，炀帝以晋王为扬州总管，镇江都，令诸儒集周、汉以来礼制因袭，下逮江左先儒论议，命潘微为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阙，仅存一百四卷。
※《开元礼》一百五十卷
陈氏曰：唐集贤院学士萧嵩、王仲邱等撰。唐初有《贞观》、《显庆礼》，仪注不同，而《显庆》又出於许敬宗，希旨傅会，不足施用。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请删《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张说以为《礼记》不可改易，宜折衷《贞观》、《显庆》以为唐礼。
译理难以知晓，不是仁且智之人，就不能根据人情而使其符合中道。所以有的是先王已有的，却不适合当今的时代；有的是古代所没有的，却可以依据道义而创立，神妙地领会并加以彰明，全在于其人罢了。曹褒的心志，大概也是深深看出叔孙通所定礼仪有不妥之处，所以愤然想要加以纠正，而章帝也因此命令他去做。如果他能请求广泛征询名儒的意见，延迟几年慢慢制定，或许还差不多不会有太大的违背而能有可行之处，可是他一人承担重任，仅凭一己之见决断，才数月之间，就匆忙撰成一百五十篇，而且又掺杂了谶纬之文，不用看到这部书，就可以预先知道它一定是驳杂不纯，不合乎古代正礼的了！一代大典，本来就很少有人肯用心留意，侥幸有人肯做，其成就竟然是这样，岂不可惜啊！
按：三代的礼制在秦代散亡。继承秦朝的是汉朝，汉朝的礼书，先有叔孙通，后有曹褒。然而叔孙通的礼掺杂秦朝的仪法，曹褒的礼掺杂谶纬之说，这是先儒之所以议论他们礼制不纯正的缘故。然而自古礼制既已散亡，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周官》《仪礼》《戴记》，而其中的说法并不完备。郑康成对这三部书都作有注解，后世想要阐明礼制的人，常常参考郑注，来推求经文的本意。而郑注也大多掺杂谶纬以及秦汉的礼制来加以解说，那也一定是本于叔孙通、曹褒的书了。这三部书，《汉书》《隋书》《唐书》三部史书的《艺文志》中都没有著录其卷帙数目，可见其书早已散亡，所以后世没有人加以论述。然而魏、晋以后所用的礼制，必定是祖述这些礼制而来的。所以摘录两部史传中所记载的这两家著述的宗旨，作为《仪注》类的开篇。
《汉旧仪》四卷
卫敬仲撰写。《隋志》著录四卷，今本只有三卷。
《独断》二卷
晁氏说：汉代左中郎将蔡邕编纂。杂记自古以来国家的制度以及汉朝的故事，王莽篡汉时无所依据之事，大概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我（晁公武）得到孙蜀州道夫的本子，是阁下所收藏的。
陈氏说：讲述汉代的制度、礼仪文饰、车服以及历代皇帝的世系，同时兼及前代的礼乐。舒州、台州两地都有刊刻本。我从前在莆田曾抄录过李氏的本子，内容大略和这两个本子相同，只是上下卷前后有些错乱交叉，因此一并记录在这里。
《江都集礼》一百四卷
《崇文总目》记载：隋朝诸儒撰写。当初，隋炀帝以晋王身份担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命令诸儒汇集周、汉以来礼制的因袭沿革，下至江南先儒的论议，命潘微为之作序。共一百二十卷，如今已散佚残缺，仅存一百四卷。
《开元礼》一百五十卷
陈氏说：唐代集贤院学士萧嵩、王仲邱等撰写。唐初有《贞观礼》《显庆礼》，仪注各不相同，而《显庆礼》又出自许敬宗之手，他迎合皇帝旨意、牵强附会，不足以施行。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请求删改《礼记》旧文，而增补当今之事。张说认为《礼记》不可改动，应当折衷《贞观礼》《显庆礼》来制定唐礼。于是诏令徐坚、李锐、施敬本撰述，萧嵩、王仲邱接续其事。书成之后，唐代五礼的礼文才得以完备，于是就用它来设科取士。《新唐书·礼乐志》大致就是采摘自这部书
乃诏徐坚、李锐、施敬本撰述，萧嵩、王仲邱继之。书成，唐五礼之文始备，於是遂以设科取士。《新史 礼乐志》大略采摭著於篇。然唐初巳降凶礼於五礼之末，至显庆遂削去《国恤》一篇，则敬宗谄谀讳恶鄙陋亡稽，卒不正也。
※《开元礼百问》二篇
陈氏曰：不著名氏。以古今异制，设为问答。凡百条。
《开元礼义鉴》一百卷
《崇文总目》：唐萧嵩撰。既定《开元礼》，又以礼家名物繁夥，更取历代沿革，随文释义，与礼并行。
※《开元礼京兆义罗》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据《开元》巳有《义鉴》，申衍其说，今此又网罗其遗坠云。
※《开元礼类释》二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礼繁重，故汇其名物，粗为申释。
※《大唐郊祀录》十卷
陈氏曰：唐太常礼院修撰王泾撰。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贞元中上之。
※《礼阁新仪》三十卷
陈氏曰：唐太常修撰韦公肃撰。录开元以後礼文损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为目录。按《馆阁书目》云卷数虽存，而书不全，又复差互重出。今本不尔，但目录稍误。
南丰曾氏序曰：《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记开元以後至元和之变礼。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参相校，史馆及秘阁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八，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夫礼者，其本在於养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於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穷於外物，则祸乱可息，而财用可充，其立意微，其为法远矣。故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者也。然而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度数，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故为礼者其始莫不宜於当世，而其後多失而难遵，亦其理然也。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故羲、农以来，至於三代，礼未尝同也。後世去三代，盖千有馀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巳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
译。然而唐初已经把凶礼降到五礼之末，到了显庆年间竟削去了《国恤》一篇，可见许敬宗阿谀讳饰恶行，鄙陋而无依据，最终没能得到纠正。
《开元礼百问》二篇
陈氏说：不著撰写者姓名。因古今制度不同，设为问答的形式。共一百条。
《开元礼义鉴》一百卷
《崇文总目》记载：唐代萧嵩撰写。已经制定了《开元礼》之后，又因为礼家名物繁多，再取历代沿革情况，依照原文解释其义理，与《开元礼》并行于世。
《开元礼京兆义罗》十卷
《崇文总目》记载：不著撰写者姓名。根据《开元礼》已有《义鉴》，进一步申述阐发其说法，如今这本书又搜罗补充其遗漏之处。
《开元礼类释》二十卷
《崇文总目》记载：不著撰写者姓名。因为唐礼内容繁重，所以汇集其中的名物，粗略地加以申述解释。
《大唐郊祀录》十卷
陈氏说：唐代太常礼院修撰王泾撰写。考订编次历代郊庙祭祀沿革的制度，以及其中的工歌祝号，并绘制出祭坛屋宇升降的次序图。贞元年间进献给朝廷。
《礼阁新仪》三十卷
陈氏说：唐代太常修撰韦公肃撰写。记录开元以后礼文的增损变化，直到元和十年。其中一卷是目录。据《馆阁书目》记载，卷数虽然还在，但书的内容不完整，又互相差错重复。如今这个本子不是这样，只是目录稍有讹误。
南丰曾氏作序说：《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写。记载开元以后到元和年间礼制的变化。史馆、秘阁以及我所藏之书都是三十篇，集贤院所藏是二十篇，用来互相校对，史馆及秘阁及我的书大多重复，篇数少了八篇，集贤院所藏的却是完整的。然而我的书有目录一篇，可以据以考订其次第，可见这部书本来是三十篇，那么集贤院所藏虽然完整，但其篇章次序也已错乱。既已纠正了其中脱漏讹误之处，于是依照目录重新排定，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又恢复完整。礼的根本在于涵养人的本性，而它的作用体现在言语、行动、视听之间。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都合乎礼，那么怎么会放纵邪僻之心，而被外物所困扰呢？不放纵邪僻之心，不被外物所困扰，那么祸乱就可以平息，财用就可以充足，礼制立意精微，其立法长远。所以设置礼器，制定礼物，规定礼数，确立礼文，以应对各种有关的事务，都是人们起居出入、吉凶哀乐所需要用到的，这就是所谓其作用体现在言语行动视听之间的道理。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而习俗的便利也各有差异，那么法制礼数，历时长久而不能没有弊端，这是势所必然的。所以制定礼的人，起初无不适合当时的社会，但后来大多出现偏差而难以遵行，这也是道理使然。出现偏差就一定要改革制度，以求其恰当，所以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未曾相同过。后世距三代，大约已有一千多年，所遭遇的变化，所习惯的便利各不相同，本来已经相差很远了，而议论者却不能推究圣人制礼作乐的用意……
，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当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礼可得而兴也。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则甯至於漠然而不敢为，使人之言动视听之间，荡然莫之为节，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则繁於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胜其众，岂不惑哉！盖上世圣人，有为耒耜者或不为宫室，为舟车者或不为棺椁，岂其智不足为哉？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圣，有为宫室者，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为棺椁者，不以衣薪为不可易也，岂好为相反哉？以谓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圣，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岂不能从俭哉？以谓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巳。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饱，一以为贵本，一以为亲用，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後世之礼者，必贵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废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巳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农以来，至於三代，礼未尝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尝异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为；或为之者特出於其势之不得巳，故苟简而不能备，希阔而不常行，又不过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养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动视听之间者，历千馀岁，民未尝得接於其耳目，况於服习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则繁於为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此书所纪，虽其事巳浅，然凡世之记礼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时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爱其礼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书不得不贵，因为之定著，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
译是说设置器物、制定事物、确立数目、建立文饰，用来应对各种事务,作为人们日常起居出入、吉凶哀乐所需用的工具,应当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然后礼才能够因此而兴起。至于那些说法无法考求、那些制度无法考证的,或者不适宜于人情、不合于实用的,就宁可淡然处之而不敢去做,致使人们在言行视听之间,荡然无所节制,等到忧患那些犯罪的人不能止息,就繁多地制定法令来禁止他们,以致法令繁多到不胜其烦,而犯法的人也多到不可胜数,这难道不是很糊涂吗！大概上古的圣人,有制作耒耜的却未必制作宫室,有制作舟车的却未必制作棺椁,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做到吗？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感到困苦的事情,不必去改变它。到了后来的圣人,有制作宫室的,不认为居住在土穴中是不可改变的;制作棺椁的,不认为用衣服包裹薪草掩埋是不可更改的,难道是故意要相反吗？是因为人们已经感到困苦的事情,不能再因循下去了。又到了更后来的圣人,就有设立两观而改用经过雕琢的椽子,加工梓木棺材而改变粗陶瓦棺的朴素,难道是不能从简吗？是因为人情所喜好的东西,只能为它设立节制,而不能改变它。由此看来,古今的变化各不相同,而习俗的便利习惯也各异,那么也应当屡次变更法度以适应它,何必一一都要追随先王的旧迹呢！关键在于要能够涵养百姓的本性,防范百姓的欲望,本末先后,能够符合先王的用意就可以了。这就是制作礼法的方法。所以用元樽这样古朴的器物,却实际饮用薄酒;先进献太羹,却让众多美味吃饱,一方面是为了尊重根本,一方面是为了亲近实用,由此可知有圣人兴起,制定后世的礼仪的,必定尊崇俎豆这类礼器,但如今的器物用具也并不废弃;崇尚弁冕这类古代冠服,但如今的衣服也并不禁止穿用,推及其他也都是如此。这样一来,所做的改易变革,就不至于违背天下的大势,惊骇天下人的情感,而本来就已经符合先王的用意了。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仪未曾完全相同,而制作礼法依照这样的原则,却未曾有过不同。后世的人不能推究到这一层,有的就到了不敢制作礼仪的地步;有的去制作礼仪的,也只是出于形势不得已,所以苟且简略而不能完备,稀少疏阔而不能经常施行,又不过是用在上层,而未曾施加到百姓身上。所以礼的根本在于涵养人的本性,而它的作用体现在人们言行视听之间,历经一千多年,百姓未曾能够耳闻目睹它,更何况能够习惯并安于它的人呢？等到百姓陷入罪过,就繁多地制定法令来防范他们,这也太不仁厚了啊。这部书所记载的,虽然这些事情已经显得浅近,但凡是世上记载礼仪的著作,也都有其本源依据,而一个时代的得与失也都完全体现在其中了。从前孔子对于告朔这件礼仪,尚且爱惜它的礼制还留存着，更何况是记载在一代典籍之中的礼呢！所以这部书不能不加以珍视,因此为它加以考订编定，以等待那些研究礼制的人考察并加以选择。
※《续曲台礼》三十卷
陈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彦威撰。元和十三年，尝献《曲台新礼》三十卷，至长庆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编录，下及公卿、士庶婚姻丧祭之礼，并目录为三十卷。通前为六十一卷。按此惟续书，而亦无目录，前书则未之见也。《馆阁书目》亦无之。文宗朝，彦威仕为尚书、节度使。
※《五礼精义》十卷
《崇文总目》：唐太常博士韦彤撰。首载唐礼，参引古义，申释其文。
※《服饰图》三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编。共五十五事。
※《咸镐故事》一卷
晁氏曰：唐韦慎微撰。纂长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庆贺事。
※《崇丰二陵集礼》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略曰：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预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由是累圣山陵，皆摭拾残阙，附比伦类，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贞、元和间，天祸仍遘，自崇陵至於丰陵（德宗葬崇陵，顺宗葬丰陵）不能周岁，司空杜公（杜黄裳）由太常相天下，连为礼仪使，择其僚以备损益，於是河东裴瑾以太常丞、陇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内之则攒涂秘器、象物之宜（攒，与▯同，徒丸切，殡也；秘器作棺。象物，涂车刍灵之属），外之则复土斥土，因山之制（《汉文纪》：张武为复土将军，谓穿圹下棺。又《惠帝纪》斥土注：斥，开也，谓开土地为冢圹。又《文帝赞》：因其山，不起冢）上之则顾命典册，与文物以受方国（方，一作万）；下之则制服节文，颁宪则以示四方。由其肃恭，礼无不备。且（晏本作具）包并总统千载之盈缩，罗络旁午百氏之异同。搜扬翦截，而毕得其中；顾问关决，而不悖於事。议者以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坠。裴氏乃悉取所刊定及奏复於上，辨列於下，联百执事之仪，以为《崇丰二陵集礼》，藏之於太常书阁，君子以为爱礼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据《江都》、《开元》二礼，参引先儒所论轻重之制，盖唐人所编次云。
※《丧服加减》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杂记服制增损，文无伦次。
※《开宝通礼》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刘温叟等撰。开宝中，诏温叟同李▯、卢多逊、扈蒙、杨昭俭、贾黄中、和岘、陈谔损益《开元礼》为之，附益以国朝新制。
《朱子语录》曰：《开宝礼》全体是《开元礼》，但略改动。《五礼新仪》其间有难定者，皆称“御制”以决之。如祷山川者，只《开元礼》内有。
译《续曲台礼》三十卷
陈氏说：唐代太常博士太原人王彦威撰写。元和十三年，曾献上《曲台新礼》三十卷，到长庆年间，又将元和末年以来陆续编录的内容，下至公卿、士庶婚姻丧祭之礼，连同目录编为三十卷。合并前书共为六十一卷。按此书只是续书，且也没有目录，前书则未曾见到。《馆阁书目》里也没有此书。文宗朝，王彦威官至尚书、节度使。
《五礼精义》十卷
《崇文总目》：唐代太常博士韦彤撰写。开头记载唐代礼制，参引古代经义，申述解释其文字。
《服饰图》三卷
晁氏说：唐代李德裕编纂。共记五十五件事。
《咸镐故事》一卷
晁氏说：唐代韦慎微撰写。编纂长安从元日到除夕朝廷庆贺之事。
《崇丰二陵集礼》
太常丞裴瑾（字封叔）撰写。柳子厚（柳宗元）序中大略说：自开元制礼以来，因大臣避讳，删去了《国恤》一章，因而山陵之礼没有依据可循。世间不学之人，竟妄取涉及凶事的说法，致使大典残缺。因此历代帝王山陵大事，都只能拾取残缺资料，比附类推，事情一过便弃置一旁，此后更无从查考。永贞、元和年间，上天连遭祸患，从崇陵到丰陵（德宗葬于崇陵，顺宗葬于丰陵）不到一年之内（连遭两次国丧），司空杜公（杜黄裳）由太常官升任宰相，接连担任礼仪使，挑选属官以斟酌损益礼制，于是河东人裴瑾以太常丞的身份、陇西人辛秘以博士的身份被起用。对内则是殡殓棺椁、随葬明器的规格（"攒"与"欑"同字，音徒丸切，意为殡葬；"秘器"指棺材；"象物"指涂车、刍灵一类明器），对外则是覆土、平土，依山为陵的制度（《汉文帝纪》：张武任复土将军，指的是掩埋棺木；又《惠帝纪》"斥土"注："斥"是开辟之意，指开辟土地作为墓圹；又《文帝赞》：依傍山势，不起坟丘）；往上是顾命册文，以及仪仗器物用以接受四方朝贺（"方"，一本作"万"）；往下则是丧服制度条文，颁布法令以昭示天下。由于此事办得严肃恭敬，礼制无不齐备。而且（"且"字晏本作"具"）总括并囊括千年礼制的增减变化，网罗汇集诸家学说的异同之处。搜求剔除，终能得其中正；随时应对咨询裁决，都不违背事理。议论者都认为司空公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因而国家典章得以不坠。裴瑾便将所刊定和奏请恢复的内容全部整理，并逐条辨析陈列，把百官所用的礼仪条文汇编起来，编成《崇丰二陵集礼》，收藏在太常寺的书阁中，君子认为这是珍爱礼制而接近古礼的做法。
《五服志》三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写人姓名。依据《江都》、《开元》两部礼书，参引前代儒者所论轻重服制，大概是唐人所编纂的。
《丧服加减》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写人姓名。杂记服制的增减变化，文字没有条理次序。
《开宝通礼》二百卷
晁氏说：本朝刘温叟等人撰写。开宝年间，诏令刘温叟会同李〇、卢多逊、扈蒙、杨昭俭、贾黄中、和岘、陈谔，对《开元礼》加以增删修订而成，并附益本朝的新制度。
《朱子语录》说：《开宝礼》全部都是以《开元礼》为底本，只是稍作改动。《五礼新仪》中若有难以确定的地方，都称"御制"来裁定。比如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试默义，须是念得《礼》熟，方得。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尽令做大义。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某尝闻朝廷须留此等专科，如史科亦当有。
※《开宝通礼义纂》一百卷
《崇文总目》：皇朝翰林学士卢多逊等撰。多逊既定新礼，复因《开元礼义鉴》增益为《开宝通礼义纂》一百卷，上之。诏与《通礼》并行。
※《太常新礼》四十卷
陈氏曰：提举编修贾昌朝子明等上。景▯四年，同知太常礼院浦城吴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礼文故事未经刊修，请择官参定。至庆历四年始成。凡《通礼》所存，悉仍其旧，裒其异者，列之为一百二十篇。编修官孙祖德、李育、张方平、吕公绰、曾公亮、王洙、孙瑜、余靖、刁约。
※《太常因革礼》
陈氏曰：皇朝姚辟、苏洵撰。嘉▯中，欧阳修言礼书文书放轶，请礼官编修。六年，用张洞奏，以命辟、洵，至治平二年乃成，诏赐以名。李清臣云：“开宝已修，辑三礼书，推其要归，嘉▯尤悉。”然繁简失中，讹阙不补，岂有拘而不得骋乎？何楦酿之甚也！
雁湖李氏跋：古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自後世以礼著书者，仅存其大概，或阙其弥文，经礼粗详，曲礼尽废，以故往往不可复考。嘉▯独於损益去取同异之际，莫不咸在。时知制诰张环奏以为国朝礼不合古制，欲命大臣与礼官▯正纟由绎，然後传之永久。苏先生争之，以为今亦编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制为典礼，遂使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载之，不择善恶，是记事之体也，盖其凡例条目之定论若此，而昧者顾谓繁简失中，以楦酿目之，抑未之思欤！其书以《开宝通礼》为本，而以《仪注例册》附见之，且参以《实录》、《封禅记》、《卤簿记》、《大乐记》及他书，经礼、曲礼於是两备。张文定谓其事业不得举而措之，於天下独新礼百篇，今为太常施用者此也。
※《封禅记》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谓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诏谓与李宗谔、陈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书降於左承天门鸱吻之上，迄十月泰山修封事迹仪注诏诰，编次成书上之。御制序冠之於首。
※《祀汾阴记》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谓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阴御札，至明年春礼成。四年，诏谓与陈彭年编次事迹仪注，逾二年，成书上之。
※《吉凶书仪》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翼之撰。略依古礼，而以今礼书疏仪式附之。
※《天圣卤簿记》十卷
陈氏曰：翰林学士常山宋绶公垂撰。
译祭祷山川之事，只有《开元礼》里有记载。祖宗时代设有《开宝通礼》科目，让学究默写经义应试，必须把《礼》念得纯熟才行，礼官便用这样的人来担任。王安石一概废除，全部改为考大义。所以现在的礼官，不问是什么人都能当。我曾听说朝廷应该保留这类专门科目，比如史科也应该有。
《开宝通礼义纂》一百卷
《崇文总目》：本朝翰林学士卢多逊等人撰写。卢多逊制定新礼之后，又依据《开元礼义鉴》增补编成《开宝通礼义纂》一百卷，进献朝廷。朝廷下诏令与《通礼》并行。
《太常新礼》四十卷
陈氏说：提举编修贾昌朝（字子明）等人进献。景〇四年，同知太常礼院浦城人吴育（字春卿）上言，本院所藏礼制文献典故未经刊修，请求选派官员参订审定。到庆历四年方才编成。凡是《通礼》中所存的，全都沿用旧文，将有异同之处收集起来，列为一百二十篇。编修官有孙祖德、李育、张方平、吕公绰、曾公亮、王洙、孙瑜、余靖、刁约。
《太常因革礼》
陈氏说：本朝姚辟、苏洵撰写。嘉〇年间，欧阳修上言礼书文献散佚，请求命礼官编修。嘉〇六年，采纳张洞的奏请，命姚辟、苏洵负责，到治平二年方才编成，朝廷下诏赐予书名。李清臣说："开宝年间已经修过，汇编三礼之书，推究其要旨，嘉〇年间尤为详尽。"然而此书繁简失当，讹误缺漏之处未加补正，难道是受拘束而不能施展吗？为何堆砌铺陈得如此过分！
雁湖李氏跋文说：古时"经礼三百条，曲礼三千条。"后世以来著述礼书者，仅存其大概，或缺其繁复的仪节，经礼记载粗略详细，曲礼则全部废弃，因此往往无法再考订。嘉〇年间此书唯独在损益取舍异同之处，都一一具备。当时知制诰张环上奏，认为本朝礼制不合古制，想命大臣与礼官加以厘正梳理，然后传之久远。苏先生（苏洵）与之争论，认为如今只是编集旧例故事，使后世不要遗忘罢了，并非说要制定为典礼，从而让人遵照施行。遇到事情便加以记载，不论善恶，这是记事的体例，大概其凡例条目的定论就是这样，而不明事理的人却说它繁简失当，用"堆砌铺陈"来看待它，恐怕是没有想清楚吧！这部书以《开宝通礼》为底本，附以《仪注例册》，并参考《实录》、《封禅记》、《卤簿记》、《大乐记》以及其他书籍，经礼、曲礼于是两者都齐备。张文定（张方平）说，苏洵的事业未能得以施展推行于天下，唯独这部新礼一百篇，如今为太常寺所施行采用的就是这部书。
《封禅记》五十卷
晁氏说：本朝丁谓等人撰写。大中祥符元年，诏令丁谓与李宗谔、陈彭年，将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书降于左承天门鸱吻之上，直到十月泰山封禅事迹仪注诏诰，编次成书进献。皇帝亲制序文冠于书首。
《祀汾阴记》五十卷
晁氏说：本朝丁谓撰写。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颁下祭祀汾阴的御札，到第二年春天礼成。大中祥符四年，诏令丁谓与陈彭年编次事迹仪注，历经两年，编成书进献。
《吉凶书仪》二卷
晁氏说：本朝胡瑗（字翼之）撰写。大致依照古礼，而附以今世礼书的疏解仪式。
《天圣卤簿记》十卷
陈氏说：翰林学士常山人宋绶（字公垂）
始，太祖朝卤簿以绣易画，号“绣衣卤簿”。真宗时，王钦若为记二卷，阙於绘事，弗可详识。绶与冯元、孙▯受诏质正古义，傅以新制，车骑、人物、器服之品，皆绘其首者，名同饰异，亦别出焉。天圣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订援证，详洽可稽。
※《大飨明堂记》二十卷，《纪要》二卷
陈氏曰：宰相河汾文彦博宽夫等撰。国朝开创以来，三岁亲郊，未尝躬行大享之礼。皇▯二年，诏以季秋择日有事於明堂，而罢冬至郊祀。直龙图王洙言，国家每岁大享，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礼。古者明堂、宗庙、路寝同制，今大庆殿即路寝也，九月亲祀，当於大庆殿行礼。诏用其言。礼成，命彦博及次相宋庠、参预高若讷编修为《记》，上亲制序文。已而彦博以简牍繁多，别为《记要》。首载圣训，欲以大庆为明堂礼官之议，▯与圣意合云。
※《元丰郊庙礼文》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杨完撰。元丰初，以郊庙礼文讹舛，诏陈襄、李清臣、王存、黄履、何洵直、孙谔、杨完就太常寺检讨历代沿革，以诏考其得失。又命陆佃、张ロ详定，後以前後尝进《礼文》，独令完编类，五年，成书奏御。其书虽援据广博，而杂出众手，前後屡见，繁猥为甚云。
※《ト门仪制》十二卷
陈氏曰：学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礼式也。
※《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目录》五卷
陈氏曰：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尚书白时中、慕容彦逢、学士强渊明等撰。首卷▯陵御制序文，次九卷御笔指挥，次十卷御制冠礼，馀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石林叶氏曰：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初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牾，後亦废。
《朱子语录》曰：唐有《开元》、《显庆》二礼，《显庆》已亡，《开元》袭隋旧为之。本朝修《开宝礼》，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及政和间修《五礼》，一时奸邪以私智损益，疏略▯牾，更没理会，又不如《开元礼》。
※《政和五礼撮要》十五卷
陈氏曰：绍兴中，有范其姓者，为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丧祭为一编，刻板学宫，不著名。
译撰写。起初，太祖朝的卤簿以刺绣代替绘画，号称"绣衣卤簿"。真宗时，王钦若撰记二卷，但绘图部分有缺失，无法详细辨识。宋绶与冯元、孙〇奉诏考订古义，并配以新制度，车骑、人物、器服的种类，都绘出为首的样式，名称相同而装饰不同的，也另外标出。天圣六年十一月进献，其中的考订援引证据，详尽周洽，可供查考。
《大飨明堂记》二十卷，《纪要》二卷
陈氏说：宰相河汾人文彦博（字宽夫）等人撰写。本朝开国以来，三年一次亲祭南郊，从未亲自举行过大享之礼。皇〇二年，诏令在季秋择日在明堂举行祭祀，而废除冬至郊祀。直龙图王洙上言，国家每年大祭，只在南郊设坛致祭，不合典礼。古时明堂、宗庙、路寝的规制相同，如今大庆殿就是路寝，九月亲祀应当在大庆殿举行典礼。诏令采纳此议。礼成之后，命文彦博与次相宋庠、参知政事高若讷编修为《记》，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后来文彦博因简牍繁多，另外编为《记要》。开头记载皇帝的训示，是想以大庆殿作为明堂，礼官的议论恰好与圣意相合。
《元丰郊庙礼文》三十卷
晁氏说：本朝杨完撰写。元丰初年，因郊庙礼文有讹误，诏令陈襄、李清臣、王存、黄履、何洵直、孙谔、杨完到太常寺检讨历代沿革，据以考订其得失。又命陆佃、张ロ详加审定，后来因为前后曾进献过《礼文》，唯独让杨完编类整理，元丰五年，成书上奏御览。这部书虽然援引考据广博，但出自众人之手，前后内容多有重复，繁琐驳杂十分严重。
《ト门仪制》十二卷
陈氏说：学士李淑等人修定。都是朝廷礼仪法式。
《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目录》五卷
陈氏说：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尚书白时中、慕容彦逢、学士强渊明等人撰写。首卷是徽宗（〇陵，指徽宗）御制序文，接下来九卷是御笔指挥，再十卷是御制冠礼，其余二百二十卷，是议礼局官员所修。
石林叶氏说：本朝典礼最初沿用唐代《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初年才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辑遗漏，融通当今事宜，编成《开宝通礼》二百卷。又编《义纂》一百卷，以阐发其旨意。而且依照《开元礼》设科取士。嘉〇初年，欧阳文忠公（欧阳修）任知太常礼院，又请求继续编修，命姚辟、苏洵主持其事，编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论者批评它过于简略。元丰年间，苏子容又提议以《开宝通礼》以及近年详定的礼文，分为有司、仪注、沿革三门，编为《元丰新礼》，未及施行。到大观年间，才开始修订，郑达夫主持此事。但当时没有精通旧礼的人，书编成后，多有抵牾之处，后来也被废弃。
《朱子语录》说：唐代有《开元》、《显庆》两部礼书，《显庆》已经亡佚，《开元礼》沿袭隋代旧制而成。本朝修《开宝礼》，多以《开元礼》为本而颇加详备。到政和年间修《五礼》，当时奸邪之人凭私意增删，粗疏抵牾，越修越不明白事理，还不如《开元礼》。
《政和五礼撮要》十五卷
陈氏说：绍兴年间，有一位姓范的人，担任湖北转运使，取品官、士庶冠昏丧祭之礼编为一书，刻板于学宫，不著撰者姓名。以《武昌志》考证，担任转运使的有范正国、范寅秩，不知究竟是
以《武昌志》考之，为漕者有范正国、范寅秩，不知其为谁也。
※《政和冠昏丧祭礼》十五卷
陈氏曰：绍兴中，南康黄氵颢商伯为礼官，请於《政和五礼》内掇取品官、庶人礼，摹印颁之郡县，从之。其实即前十五卷书也。
※《训俗书》一卷
陈氏曰：许洞天撰。述庙祭、冠笄之礼，而拜扫附於末。谢绛希深、王举正皆有序跋。洞，淳化三年进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诜撰。曰《正祭》、《节祠》、《荐新义例》，凡四卷。
※《徐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曰：唐左金吾卫仓曹参军徐润撰。
※《郑氏祠飨礼》一卷
陈氏曰：唐侍御史郑正则撰。
※《范氏寝堂时飨礼》一卷
陈氏曰：唐泾县尉南阳范傅式、殿中侍御史傅正修定。
※《贾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曰：唐武功县尉贾顼撰。
※《刘岳书仪》
欧阳氏《归田录》曰：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经义。据岳自序云：“以时之所尚者益之”，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尔。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乐废坏之时，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犹不能行之。今岳《书仪》十巳废其七八，其一、二仅行於世者，皆苟简粗略，不如本书。就中转失乖缪，可为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新定寝祀礼》一卷
陈氏曰：不知作者。《中兴馆阁书目》有此书，云前後有序，题太常博士陈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序，意其是也。致雍，晋江人，及仕本朝。
●卷一百八十八 经籍考十五
○经（仪注 谥法 谶纬）
※《孙氏祭享礼》一卷
陈氏曰：检校左散骑常侍孙日用撰。周显德中博士，後仕本朝。开宝时作此书。
※《杜氏四时祭享礼》一卷
陈氏曰：丞相山阴杜衍世昌撰。
※《韩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陈氏曰：司徒兼侍中相台韩琦稚圭撰。
※《横渠张氏祭礼》一卷
陈氏曰：张载子厚撰。末有吕大钧和叔说数条附焉。
《朱子语录》曰：横渠所制礼多不本诸《仪礼》，有自杜撰处。
※《伊川程氏祭礼》一卷
陈氏曰：程颐正叔撰。首载作主式。
※《伊洛礼书补亡》，《伊洛遗礼》
龙川陈氏序曰：吾友陈君举为余言：“▯季宣士隆尝从袁道洁游。
译哪一位。
《政和冠昏丧祭礼》十五卷
陈氏说：绍兴年间，南康人黄氵颢（字商伯）任礼官，请求从《政和五礼》中摘取品官、庶人之礼，摹印颁行郡县，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其实这就是前面那十五卷书。
《训俗书》一卷
陈氏说：许洞天撰写。叙述庙祭、冠笄之礼，而拜扫之礼附在末尾。谢绛（字希深）、王举正都为之作序跋。许洞，淳化三年进士，是谢希深的舅父。
《孟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说：唐代侍御史平昌人孟诜撰写。内容有《正祭》、《节祠》、《荐新义例》，共四卷。
《徐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说：唐代左金吾卫仓曹参军徐润撰写。
《郑氏祠飨礼》一卷
陈氏说：唐代侍御史郑正则撰写。
《范氏寝堂时飨礼》一卷
陈氏说：唐代泾县尉南阳人范傅式、殿中侍御史范傅正修订。
《贾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说：唐代武功县尉贾顼撰写。
《刘岳书仪》
欧阳氏《归田录》说：刘岳《书仪》中婚礼有"新娘坐在新郎马鞍上，父母为其束发合髻"之礼，不知依据什么经义。据刘岳自序所说："用当时所崇尚的风俗加以增补"，那么这就是当时流俗的做法罢了。刘岳身处五代战乱之际，礼乐废坏之时，没有闲暇讲求三代圣王的制度，只是姑且采取一时世俗通行的吉凶仪式，略加整理，本来就不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然而后世竟连这个也不能施行。如今刘岳《书仪》十分之中已经废弃了七八分，仅存一二分行于世的，也都草率简略，不如原书。其中辗转失真、乖谬荒唐、可为大笑的，就是"坐鞍"这一件事罢了。
《新定寝祀礼》一卷
陈氏说：不知作者是谁。《中兴馆阁书目》有此书，说前后有序，题为太常博士陈致雍撰集。如今这个版本也是前后有序，料想应该就是此书。陈致雍是晋江人，后来出仕本朝。
●卷一百八十八 经籍考十五
○经（仪注 谥法 谶纬）
《孙氏祭享礼》一卷
陈氏说：检校左散骑常侍孙日用撰写。周显德年间任博士，后来出仕本朝。开宝年间撰写此书。
《杜氏四时祭享礼》一卷
陈氏说：丞相山阴人杜衍（字世昌）撰写。
《韩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陈氏说：司徒兼侍中相台人韩琦（字稚圭）撰写。
《横渠张氏祭礼》一卷
陈氏说：张载（字子厚）撰写。末尾附有吕大钧（字和叔）的几条说法。
《朱子语录》说：横渠所制定的礼制多数不本于《仪礼》，有自己臆造的地方。
《伊川程氏祭礼》一卷
陈氏说：程颐（字正叔）撰写。开头记载作神主牌位的格式。
《伊洛礼书补亡》、《伊洛遗礼》
龙川陈氏序说：我的朋友陈君举对我说："〇季宣（字士隆）曾经跟随袁道洁游学。袁道洁曾侍奉程颐，自称得到《伊洛礼书》，来不及传授给季宣就去世了，如今不知那部书在什么地方。"程颐曾经说："过去修订《六典》，已经完成十分之七，因被召入朝而中止，如今再有一两年就可以完成。"这样看来确实是有这部书的。袁道洁所收藏的大概就接近这部书，可惜那书已经散佚不可见了。因此收集他遗留的言论中，凡是参考《礼仪》而考订其是否可行的部分，编为《伊洛礼书补亡》。或许可以使遗留的旨意不至于泯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