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八 经籍考五
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小雅 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於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纟▯，文之著也。”此《▯风 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小雅 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之一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隋 经籍志》曰：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於浮邱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师古注曰：“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学官。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河▯献王好之，未得立。後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於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色。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元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於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石林叶氏曰：《诗》有四家，《毛诗》最後出而独传，何也？曰：岂惟《毛诗》。始，汉世之《春秋》，公▯为盛，至後汉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独左氏焉。《礼》家之学五传弟子分曹教授，盖小戴最为後出，而今之言《礼》者，惟小戴为众所宗。此无他，《六经》始出，诸儒讲习未精，且未有他书以证其是非，故杂伪之说可入，赵宾之《易》，张霸之《书》是也。历时既久，诸儒议论既精，而又古人简书时出於山崖屋壁之▯，可以为证，而学者遂得即之以考同异，而长短精粗见矣。长者出而短者废，自然之理也。《六经》自秦火後，独《诗》以讽诵相传，《韩诗》既出於人之讽咏，而《齐》、《鲁》与《燕》语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其学往往多乖。独《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其释《鸱▯》也，与《金▯》合；释《北山》、《▯民》也，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与《左传》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合，盖当毛氏时，左氏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学者亦未能信也。惟河▯献王博见异书，深知其精。迨至晋、宋，诸书盛行，肄业者众，而人始翕然知其说近正。
译》的诗句，孔子认为"能"这一个字有害于诗意，所以在这一句中删去了这个字）。
《隋书·经籍志》说：汉代初年，鲁人申公在浮邱伯门下学《诗》，撰写训诂，这就是《鲁诗》。齐人辕固生也传习《诗经》，这就是《齐诗》。燕人韩婴也传习《诗经》，这就是《韩诗》。齐国辕固、燕国韩婴都为《诗经》作传，有的采用《春秋》的说法，杂采各种传说，都不是《诗经》的本义。相比之下，虽然都不完全正确，但鲁诗最为接近本义（《汉书》颜师古注说："'与不得已'，是说三家都没有得到诗的真义，而鲁诗最接近真义"）。三家诗都被列于学官。此外还有赵人毛苌擅长《诗经》，自称是子夏所传，撰写了《诂训传》，这就是《毛诗》，河间献王喜爱这部书，但未能立于学官。东汉时有九江人谢曼卿，擅长《毛诗》，又为它作训释。东海人卫敬仲，向谢曼卿求学。先儒相传，称之为《毛诗》。《诗序》是子夏所创作，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郑众、贾逵、马融都曾撰写《毛诗传》，郑玄撰写了《毛诗笺》。《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然还存在，却没有人传习了。只有《毛诗郑笺》，至今独自流传于世。此外还有《业诗》，是南朝宋奉朝请业遵所注，阐发的义理多与众不同，世人不通行采用。
石林叶氏说：《诗经》有四家传本，《毛诗》最后出现却唯独流传下来，这是为什么呢？答：岂止是《毛诗》如此。当初，汉代的《春秋》学，公羊学最为兴盛，到东汉时《左传》才立于学官，而后来最盛行的，却唯独是《左传》。《礼》学各家五代弟子分别设科教授，大戴、小戴之中小戴最晚出现，而如今讲《礼》的人，唯独尊奉小戴。这没有别的原因，《六经》刚问世时，各家儒者讲习尚不精深，又没有其他书籍可以用来验证是非，所以杂驳虚伪的说法就能夹杂其中，赵宾的《易》说、张霸的伪《尚书》就是这样。经过较长时间，各家儒者的议论逐渐精深，而且古人的简书也不时从山崖屋壁中出土，可以作为佐证，学者于是能够据此考订异同，从而分辨出优劣精粗。优秀的学说流传下来而低劣的被淘汰，这是自然的道理。《六经》自从遭秦火焚烧之后，唯独《诗经》靠讽诵相传，《韩诗》既然出自人们的讽咏，而齐、鲁与燕地的语音不同，训诂也有差异，所以这些学说往往多有偏差。唯独《毛诗》问世，自称源流出自子夏所传，而且书中的解说贯通先秦古书，它解释《鸱鸮》，与《金縢》相合；解释《北山》、《烝民》，与《孟子》相合；解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相合；解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与《左传》相合，而它对《由庚》等六篇的序说，与《仪礼》相合，大概在毛公的时代，《左传》尚未问世，《孟子》、《国语》、《仪礼》也还没有广泛流传，学者也还未能完全相信《毛诗》。只有河间献王博览奇书异籍，深知《毛诗》的精深。到了晋、宋时期，这些古书都已盛行，研习的人渐多，人们才逐渐一致认为《毛诗》之说接近正确。而且《左传》等书，汉初的儒者都还没有见过，而《毛诗》的解说却先与之相合，不说它的源流出自子夏，行吗
且《左氏》等书，汉初诸儒皆未见，而毛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今韩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齐诗》犹有见者，然唐人既谓之亡，则书之真伪，未可知也。
东莱吕氏曰：《鲁》、《齐》、《韩》、《毛诗》，读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馀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得其真也。
※《诗序》
《释文》：旧说云“《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此以下则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
《後汉 儒林传》：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色。
石林叶氏曰：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馀矣。且诵宏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衤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不可不论也。“《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於《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於《金▯》；“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於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其文全出於《左传》；“微子至於戴公，其▯礼乐废坏”，其文全出於《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後明矣。此吾所谓专取诸书所言也。《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之诗，
译？唐代人曾说："《齐诗》亡于魏代，《鲁诗》亡于晋代，《韩诗》虽然存在，却没有人传习了。"如今《韩诗》的章句已经不存在了，而《齐诗》却还有留存的部分，但唐代人既然说它已经亡佚，那么这些书的真伪，就不得而知了。
东莱吕氏说：《鲁诗》、《齐诗》、《韩诗》、《毛诗》，文字有异，义理也不相同。用《鲁诗》、《齐诗》、《韩诗》中还能见到的义理来比较，唯独《毛诗》大都与经传相合。《关雎》是正风之首，三家诗却都把它解释为讽刺之作，其余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毛诗》的解说，最得诗的本义。
《经典释文》：旧说称"《关雎》，后妃之德也"到"用之邦国焉"这一段，叫作《关雎序》，也称小序；这以下的部分就是大序。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子夏）的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又加以补足完成。
《后汉书·儒林传》：卫宏跟从谢曼卿求学，撰写了《毛诗序》，很好地阐明了《风》、《雅》的旨意，至今流传于世。
《隋书·经籍志》：先儒相传，认为《毛诗》序是子夏所创作，毛公与卫敬仲又加以润色。
石林叶氏说：世人怀疑《诗序》不是卫宏所作，这其实不对。假使让卫宏凭空创作，即使是孔子也做不到；假使让卫宏转述师说而写成，那么凭卫宏的才学也绰绰有余了。而且诵读《诗序》，有的地方专门摘取其他书的原文写成，有的地方杂采各书的说法而重复互见，有的地方委婉曲折附会经文而写成，不能不加以辨析。"《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这段文字全部出自《周礼》；"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这段文字全部出自《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周公于是作诗留给成王"，这段文字全部出自《尚书·金縢》；"高克贪利而不顾念他的国君，卫文公厌恶他却又无法使他远离，就让高克带兵在边境抵御狄人，陈列军队，在黄河边上往来盘旋，久久不召他回朝，士卒离散而归，高克逃奔到陈国"，这段文字全部出自《左传》；"从微子到戴公，礼乐逐渐废坏"，这段文字全部出自《国语》；"古时治理百姓，衣服没有两样，举止从容有常，以此来整齐百姓"，这段文字全部出自《公孙尼子》。那么《诗序》的写作，实际是在这些书都已流传之后才完成的，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专门摘取各书的说法。《载驰》这首诗，序说是"许穆夫人所作，哀悯她的宗国覆灭了"，又说"卫懿公被狄人所灭"。《丝衣》这首诗，
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衤复互见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义也。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汉氏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後於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译既然说是"绎祭，以宾客之礼对待尸主"了，又说是"灵星之尸"。这大概是各种说法一并流传下来的。卫氏得到了措辞美善、意旨美好的说法，便一并收录而不忍舍弃，这就是我所说的杂取各书之说、因而重复互见的情形。《驺虞》这首诗，先说"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好，天下都完全蒙受了文王的教化"，然后接着说"按时节田猎，仁厚如驺虞，那么王道就成就了"。《行苇》这首诗，先说"周家忠厚，仁德惠及草木"，然后接着说"对内和睦九族，对外尊敬奉事年高德劭的老人，奉养老人、向老人求教善言"。这又是我所说的委婉曲折、依附经文而成就其义理的情形。就这三处来看，《诗序》果真不是卫宏所作的吗？汉代的文章从未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黄初四年才有"共公疏远君子、亲近小人"的说法，大概魏在汉之后，卫宏的《诗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
又曰：世以《诗序》为孔子作，初无据，口耳之传也。惟《隋 经籍志》以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卫宏润益之。今定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传之，是亦尝经孔子所取，亦何伤乎。大抵古书未有无序者，皆系之於篇末，盖以总其凡也。今《书》有序，孔安国以为孔子作，自安国始，迁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辞，王辅嗣迁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扬子▯《法言》，皆其遗法。况《诗》皆记其先王之政与列国之事，非见其序，盖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虽圣人，人事之实，亦安能臆断於数百载之下，犹之《春秋》，必约鲁《史》而後可为，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郑，不以告，鲁《史》所不得书，则孔子不能强笔而削之也，而谓卫宏能之，可乎？所谓卫宏从谢曼卿受学而作者，范晔之言尔。据史，毛公，赵人，与河▯王同时，三传而为徐敖。初无谢曼卿者，独《东汉贾逵传》言“父徽，学《毛诗》於谢曼卿”，“至显宗，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同异”。盖汉自中兴後，《毛诗》始见，郑康成与卫宏略先後，岂有不知，而以宏之言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诵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删《诗》，既取其辞，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为之，则於理为近矣。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後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於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於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後。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於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後，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後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於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於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於汉儒也。
译又说：世人认为《诗序》是孔子所作，起初并无根据，只是口耳相传罢了。唯有《隋书·经籍志》认为是子夏所作，前代儒者相承的说法是，毛公以及卫宏又加以润色增益。如今断定为孔子所作固然不可，但如果说是孔子传授给子夏，由子夏传下来的，这也曾经过孔子的取择，又有什么妨碍呢？大抵古书没有没有序的，都附在篇末，是用来总括全篇大意的。如今《尚书》有序，孔安国认为是孔子所作，从孔安国开始，把序移到各篇之首。《周易》有《序卦》《彖》《象》《爻》辞，王弼把它们移到各卦之中。到太史公的《自序》、扬雄的《法言》，都是沿用这种遗留的做法。何况《诗经》都是记载先王的政事和列国的事迹，如果不看它的序，往往有整篇不知道主旨的。孔子虽然是圣人，但人事的实情，又怎能在数百年之后凭空臆断呢？就好比《春秋》，必须依据鲁国的史书才能写成；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郑两国之事，如果没有人告知，鲁国的史书就无从记载，孔子也不能勉强下笔删削。若说卫宏能够做到（凭空臆断诗的本意），这可能吗？所谓卫宏跟从谢曼卿受学而写作《诗序》，这不过是范晔的说法罢了。据史书记载，毛公是赵国人，与河间献王同时，三传而至徐敖，起初并没有谢曼卿其人。唯独《后汉书·贾逵传》说"其父贾徽向谢曼卿学习《毛诗》"，"到汉显宗时，命他撰写《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的异同"。大抵汉代自中兴以后，《毛诗》才开始出现，郑玄与卫宏时代大致相近，怎么可能不知道（毛诗序的来历），却把卫宏之言当作孔子所作呢？这个道理尤其明白。我认为古时凡是有这首诗，就有这篇序，就如同现在的题目一样，所以太师陈列它，就可以观察风俗；遒人采集它，就可以了解训诫；学者诵读它，就可以兴起情志，可以观察得失，可以合群相处，可以怨刺时政。这些序原本收藏在有关部门，孔子删定《诗经》时，既采取了诗辞，也一并采取了它的序，命子夏一类的人整理成文，这样从道理上说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朱子说：《诗序》的写作，各家说法不同。有的认为是孔子所作，有的认为是子夏所作，有的认为是国史所作，都没有明确的文献可以考证。唯有《后汉书·儒林传》说卫宏作《毛诗序》，如今流传于世，那么《诗序》是卫宏所作是很明白的了。但是郑玄又认为各篇的序本来自成一编，是毛公才开始把它们分附在各篇之首，那么在毛公之前，这个说法的流传已经很久了，卫宏只是加以增广润色而已。所以近世的儒者，多认为序的首句是毛公所分附的，而首句以下推衍解说的文字，是后人所增益的，这个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但如今考察其首句，就已经有不能得到诗人本意、而肆意妄说的地方了，何况是沿袭首句之后推衍解说的错误呢。然而推想当初，这些解说还必定自认为出于臆测揣度的私见，不是经文的本文，所以姑且自成一编，另外附在经文之后。又因为当时还有齐、鲁、韩三家的说法一并流传于世，所以读者也能够知道《诗序》出自后人之手，不完全相信它。等到毛公引它编入经文，就不再缀于篇末，而是超越提到篇首，不写作注释而直接当作经文本身，不用疑问的语气而径直用肯定的语气来断定，此后三家的传注又相继失传，唯独毛氏的说法独自流行，于是《诗序》与经文相抵触的痕迹，就再也看不出来了。所以这篇序，就好像是诗人先命名题目、诗文反倒是依据序而写作出来的一样，于是读者转而互相尊崇信从，没有人敢有异议，等到遇到讲不通的地方，就一定要为它委曲
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 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於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为不遇於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後人之罪，不可掩矣。盖其偶见此诗冠於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後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时世之先後，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书疑於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又论《桑中序》曰：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於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後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也。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
译迁就，穿凿附会。宁可使经文的本意支离破碎、讲不通道理，也始终不忍心明说小序出自汉代儒者之手。我对此弊病已经忧虑很久了，然而还是因为这些说法的来历久远，其中或许真有师承传授、有验证依据而不可废弃的部分，所以既已把其中一部分采纳附在传文之中，又把全部小序另外合成一编，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借此评论它们的得失。又论《邶风·柏舟》的序说：《诗经》的文意和事类，可以通过思考来体会，但它的写作时代和作者姓名，就不可以勉强推定。所以凡是小序，只有当诗的文辞明白、直接指明所写的事情时，如《甘棠》《定之方中》《南山》《株林》一类；或者证据确凿、见于史书记载，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一类，才可以断定为没有疑问的。其次，是诗的大意大致可知必定是写某件事，但不能确知具体是某个时代、某个人的，这样的诗还有很多。如果作小序的人，姑且按照诗意去推寻探索，含蓄地表述，那么即使有所不知，也无损于他不自欺；即使有不恰当的地方，别人也应当宽恕他力所不及之处。可是如今却不是这样。不知道具体时代的，一定要强说成是某王某公之时；不知道具体人物的，一定要强说成是某甲某乙之事。于是牵强附会史书，依托谥号名字，凭空捏造妄言，来欺骗后人。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耻于承认自己有所不知，唯恐别人不相信自己罢了。就像《柏舟》，不知道是出于妇人之口，却说成是男子所作；不知道是不得于丈夫，却说成是不遇于国君，这已经是错了。但如果只是有所不及而不自欺，那还不至于严重损害义理。可如今却断然认定是卫顷公的时代，那么它故意欺骗、以致贻误后人的罪过，就无法掩盖了。大概是因为偶然看到这首诗排在三卫变风之首，因此就到《春秋》以前去寻找，而《史记》所记载的庄公、桓公以上，卫国的历代国君，事迹都无从考证，谥号也没有很恶劣的，唯独卫顷公有贿赂周王请求册命的事，他的谥号又有内心惭惧不安之意，就像汉代诸侯王，一定是曾经因罪被贬谪，然后才加上这样的谥号。因此就臆测他必定有弃贤用佞的过失，于是就把这首诗附会给他。这大概是想以此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务必要取信于人，却不知道会有明眼人从旁观察，那样恰恰暴露了他其实并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加引发别人的怀疑不信。凡是小序的失误，用这个道理去推论，十分之中能猜中八九分（指出了大部分失误的原因）。此外它的说法，一定要使《诗经》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歌颂或讽刺当时的国君国政而作，这本来就不切合人情性的自然，而且又拘泥于时代先后的次序；有的按照史书记载，恰逢那个时代偶然没有贤明国君的美谥，那么即使诗辞是赞美的，也一概说成是借古讽今。这就使读者怀疑当时的人绝对没有"善事就归功于国君，过错就归咎于自己"的心意，而是一旦不得志，就扼腕切齿，冷嘲热讽，来怨恨在上位的人，这样的人到处成群，这种轻浮急躁、险恶浅薄的风气，尤其有害于温柔敦厚的教化，所以我不能不加以辨明。又论《桑中》的序说：这首诗是淫奔之人自己所作。序的首句认为是讽刺淫奔，这是错误的。首句以下的解说文字，是又从《乐记》的说法中得来的，已经在本篇中大致说明了。有人认为讽刺诗的写法，本来就有铺陈其事、不加一句评论，而怜惜警诫之意自然显现在言外的，这一类就是如此。难道一定要谴责质问，然后才算是讽刺吗？这个说法不对。讽刺诗本来确实有不加一句评论而用意自然显现的，《清人》《猗嗟》一类就是如此。但是仔细品味
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颜渊之问，於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辞，而使之合奏於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於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邪！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於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於《诗 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於《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
译，那铺陈叙述的人，仍然处在所铺陈之事以外，词意之间，仍然有主客之分。哪里有想要讽刺别人的恶行，却反过来自己扮演那个人的口吻说话，把自己陷入所讽刺的境地之中而不自知的呢？这肯定是不对的，非常明白。何况这一类人，安于作恶，对于这一类诗，估计他们平日里，本来就已经从自己口中说出而毫不惭愧了，又何须等我铺陈叙述，然后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又难道会畏惧我的怜惜之意，就幡然悔悟、立刻生出警戒惩创之心吗！用这种方式来讽刺，不但没有益处，恐怕还不免是在鼓励怂恿，反而是助长了那种恶行。又有人说：《诗经》三百篇，都是雅乐，是祭祀朝聘所使用的。桑间、濮上之音，是郑、卫两国的俗乐，是民间世俗所用的，雅乐与郑卫之乐不属同一类，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而且孔子回答颜渊问政时，对郑声急切地想要摒弃断绝它，难道他删定《诗经》却收录淫奔之人的言辞，让它跟雅乐合奏吗？这也是不对的。所谓雅，是指《大雅》《小雅》。所谓郑，是指《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所谓卫，是指《邶风》《鄘风》《卫风》共三十九篇。《桑中》，是卫风中的一篇，就是《桑中》这首诗。二《南》、《雅》、《颂》，是祭祀朝聘时使用的；郑、卫、桑间、濮上之乐，是里巷淫邪之人所歌唱的。孔子对于郑、卫之乐，是要在音乐上彻底断绝它的声调，作为法度；而在诗篇上严格保留它的文辞，作为鉴戒。就好比圣人本来不谈论悖乱之事，但《春秋》所记载的，无非都是乱臣贼子的事，大概不这样做，就无法看出当时风俗事变的真实情况，从而给后世留下鉴戒，所以不得已而保存下来，这就是所谓道理并行而不相违背的道理。如今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想要替《郑》《卫》《桑》《濮》这些诗回避它们本来的实情，用雅乐之名来加以文饰，又想要接着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演奏它们，那么不知道将用它来祭献什么样的鬼神，用来招待什么样的宾客，这对于圣人治理国家的法度来说，岂不是表面遵守而暗中违背吗！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有人问：那么《大序》所说的"止乎礼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又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大序》是针对《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一类诗篇而说的，认为大多数诗都是出于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每一篇都是如此。而《桑中》这一类诗，也是止乎礼义的。孔子的话，正是因为世人有邪正美恶的混杂，所以特意说这句话，用来表明诗都可以惩恶劝善，使人得到性情的中正，并不是说《桑中》这一类诗也是以无邪之心创作出来的。有人问：荀子所说"诗，是中正之声所停留之处"，太史公也说"三百篇，孔子都曾为它们配上弦歌，以求合乎《韶》《武》之音"，这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荀子的话，本来是针对正经（雅颂）而发的；至于司马迁的说法，恐怕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哪里有淫邪不正的曲调，却可以勉强合乎《韶》《武》之音的呢？
《诗经》《尚书》的序，从史传中就无法弄清是何人所作，前代儒者大多对此表示怀疑。到了朱熹注解经书时，就依照古经文把序和经文分开为二，并详细论述了序的得失，而对于《诗经·国风》各篇的序，诋毁排斥尤其多。依我看来，《尚书》的序可以废弃，而《诗经》的序不可以废弃；就《诗经》而论，《雅》《颂》的序可以废弃，而《十五国风》的序不可以废弃。为什么呢？《尚书》直接陈述事情本身而已，序是后人所作，即使它真能深得经文本意，也不过能够阐发经文已经说明的事情罢了，不写它也可以。《诗经》就与《尚书》不同了，但是《雅》《颂》的诗作，它的文辞容易理解，用意也容易明白，所以读《文王》一诗的人，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七章的内容，
读《清庙》者，深味“於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至於读《国风》诸篇，而後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於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於叙述；风谕之意，浮於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於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於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之词也，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於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
译那么"文王受命作周"这样的序语就显得多余了。读《清庙》一诗的人，深味"於穆清庙"这一章的内容，那么"祭祀文王"这样的序语也显得多余了。大概是因为作者的用意已经明白，所以序的文字就可以省略。而那些敷衍附会的文字，只要稍有繁琐，就只显得是多余的赘疣罢了。至于读《国风》各篇，然后才知道《诗经》不能没有序，而序对诗有辅助之功。大概国风这种体裁，多用比、兴的手法，叙述之辞较少；讽谕之意，多过直接的指斥。有的诗篇反复咏叹，联章累句，却没有一句话表明写作的用意。而序却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为了某件事而作"，如果不是因为它的传授有渊源、探索没有差错，那谁又能凭空臆测出当时作诗意旨的所在，用来昭示千年以后呢？可是朱熹深切地诋毁它，而且对于《桑中》《溱洧》这两篇，辨析得尤其透彻，认为哪里有讽刺别人的恶行、却自己扮演那个被讽刺之人的口吻说话，把自己陷入被讽刺的境地而不自知的呢！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诗的文辞是那样的（淫邪之辞），而序的说法却是这样的（讽刺淫奔），那么应当依据诗辞本身去探求诗意才对，哪有舍弃明白可见的诗辞、而一定要曲从臆测难信的序说的道理呢？这个说法本来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这样，那么《诗经》中难以理解的诗篇就多了，岂止是《郑》《卫》这些篇章呢。像《芣苢》的序，把"妇人乐于有子"解释为"歌颂后妃之美"，而这首诗的诗句不过是描写采摘芣苢的情状而已。《黍离》的序，认为是哀悼周室宗庙宫殿的倾覆，而这首诗的诗句不过是感叹禾黍抽穗生长而已。这些都是诗中没有直接说明写作用意、而要依赖序来说明的例子。如果舍弃序来探求诗意，那么诗中所说的采摘之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感叹之辞究竟是在说什么呢？《叔于田》两首诗，序认为是"讽刺郑庄公"，而诗的文辞，却是郑国人喜爱共叔段的言辞。《扬之水》《椒聊》两首诗，序认为是"讽刺晋昭公"，而诗的文辞，却是晋国人喜爱桓叔的言辞。这些都是诗用叙述其事来暗含讽刺、本来并没有直接说明讽刺之意、而要依赖序来说明的例子。如果舍弃序来探求诗意，那么理解这四首诗，若不是像扬雄《美新》那样的谄媚之赋，就是像袁宏九锡文那样的颂扬之作了，这难道可以作为训诫、而孔子却不删去它吗？《鸨羽》《陟岵》这些诗，列在变风之中，序认为是征役之人不堪忍受劳役而作。《四牡》《采薇》这些诗，列在正雅之中，序认为是慰劳出使的臣子、遣送戍边之人而作。可是深味这四首诗的旨意，都是感叹行役的劳苦，叙述饥渴的情状，忧虑不能奉养父母，悲叹归期无望，它们的言辞是一样的。这就是诗辞相同而用意不同、要依赖序来说明的例子。如果舍弃序来探求诗意，那么文王的臣民也是在怨恨他们的君上，而《四牡》《采薇》却被列为正雅了。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就可以知道序是不能废弃的；序既然不能废弃，那么《桑中》《溱洧》又何必嫌疑它们不是讽刺淫奔之作呢？我曾经这样论述过：同样是叙述劳苦的言辞，出于哀怜劳苦者之口的就被列为正雅，而出于因劳役而困苦、耗费财力者之口的就被列为变风。同样是淫邪的言辞，出于淫奔者之口的就应当删去，而出于讽刺淫奔者之口的就可以收录。同样是爱戴的言辞，出于喜爱共叔段、桓叔者之口的就应当删去，而出于讽刺郑庄公、晋昭公者之口的就可以收录。像《芣苢》《黍离》不明说写作用意，《叔于田》《扬之水》反用其辞以寓讽刺，《四牡》《采薇》的言辞与变风相同
何独於《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於《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愚亦谓文公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於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於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於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说是也。夫後之词人墨客，跌荡於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蓄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录之於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後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後可以为学也。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如此。
译，朱熹为什么不玩味探索诗辞、另立新说，却最终还是按照序者的旧说，在诗辞之外去寻求作诗的本意呢？为什么唯独对于《郑》《卫》这些诗篇，就一定要认为是淫奔者自己所作，而使正经反而成为收录淫辞的工具呢？况且孔子曾经删定《诗经》，他对《关雎》的取舍标准，是说它"乐而不淫"，那么《诗经》中可以删去的，还有什么比淫诗更应当删去的呢。如今按照朱熹《诗集传》来考察，他指认为男女淫邪私奔、自己作诗来叙述其事的，一共有二十四篇，像《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序认为是讽刺淫奔，而朱熹却认为是淫奔者自己所作；像《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序本来指的是别的事情，而朱熹也认为是淫奔者自己所作。如果说因为这些人淫乱不检点，发而为放荡无耻的言辞，而这样的诗篇竟然多达如此之数，孔子还保留它们，那就不知道所删去的到底是哪些篇章了（朱熹说：作序的人对于诗意不能解释清楚，就一概归结为讽刺国君。我也认为朱熹对于诗意不能解释清楚，就一概归结为淫邪戏谑，比如《静女》《木瓜》以下各篇就是这样。朱熹又认为，作序者的用意，一定要使《诗经》没有一篇不是为了讽刺当时国君国政而作，这种做法轻浮浅薄，有害于温柔敦厚的教化。我认为古时候平民可以议论批评，商旅可以议论时政，这也是王政所允许的，何况变风变雅的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事情，礼义已经消亡，淫乱风气盛行，也不能说不是国君的过错。即使讥讽的言辞太过分，比如《狡童》等篇对郑忽的讽刺，也无损于其中所含的爱君忧国、情不自禁之意，如今一定要让作者避开讽刺的名声，而甘愿自处于淫邪戏谑之地，那么本身就是淫乱之人、又自己作诗来赞美淫乱，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没有羞恶之心的人，不能拿人类的标准来看待他，他的罪过要超过讥讽君上，这怎么能算是温柔敦厚呢）。有人说：朱熹的说法认为，《春秋》所记载的，无非是乱臣贼子的事，大概不这样做，就无法看出当时事变的真实情况，从而给后世留下鉴戒，所以不得已而保存下来，这就是所谓并行而不相悖。我认为不然。《春秋》是史书；《诗经》是文辞。史书是用来记事的，世上有治世，就不能没有乱世，所以本来就不能只保留大禹、商汤的记载而废弃夏桀、商纣的记载，只收录周文王、周武王的事而抛弃周幽王、周厉王的事。至于文辞，那么其中淫邪不正的部分，本应直接删去而已，而孔子却还保留着它们，那么孔子的用意一定不是出于这个（记录乱世真相）的考虑，而序者的说法是对的。后世的文人墨客，放荡不羁于礼法之外，像秦观、晏几道这一类人，创作乐府词，充满了轻浮妖冶的意趣，他们的文采不是不艳丽可喜，可是醇厚的儒者、庄重的士人都深切地斥责它们，口中不说这些词句，家中不收藏这些书籍，担心这些东西会成为端正心意、诚实心志的累赘。而《诗经》中像这样的诗篇有二十四篇，孔子却把它们收录到经书之中，还要烦劳后世儒者为它们训诂解释，让后学诵读它们的文辞、推究它们的意义，那么《通书》《西铭》这样的正经之书，就必须与《小山词》这样的艳词选集一并阅读，然后才能够做学问了。又有人说：朱熹曾经说过："这一类人，安于作恶，对于这一类诗，估计他们平日里，本来就已经从自己口中说出而毫不惭愧了，又何
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愚又以为不然。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颈发赤，且惭且讳者。未闻其扬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於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於辞之外，文公求《诗》意於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後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於男女夫妇之▯，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於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於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
译须等我铺陈叙述，然后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又难道会畏惧我的怜惜之意，就幡然悔悟、立刻生出警戒惩创之心吗？"我又认为不然。羞恶之心，人人都有，何况淫乱的行为，正是所谓不能对人明说的事情。市井小人，是极不成才的人，如今有人跟他谈论，能说出他放纵淫乱的情状、指出他行淫的地点，那么没有不面红耳赤、又惭愧又忌讳的。没听说过有人到处宣扬说"我能奸淫，我擅长淫乱"的。而且人做坏事，如果禁止他不让他做，不如让他感到羞愧、使他自己知道不应当做，这种铺张渲染的写法之中，正是怜惜警诫达到极致的表现。孔子对宰我说："你心安就那样去做吧"，难道真的认为守丧期间吃稻米、穿锦衣是对的吗？万石君对儿子石庆说："内史是显贵之人，坐在车中神态自若，本来就应当如此。"难道真的认为不下车是对的吗？可是这两个人听了这话之后，最终都感到羞愧，改正行为，甚至比被直接责备还要深刻。大概是因为用反话说是对的，使他们从话语之外去体会用意，于是自我反省而不胜羞愧懊悔，这就是《诗经》教化的方式。有人说：作序者对《诗经》的诠释，与朱熹对《诗经》的解释，都不是从作诗之人那里亲自传授、当面告知得来的。序是在诗辞之外求取诗意，朱熹是在诗辞之中求取诗意，那么您凭什么来判定谁是谁非呢？回答说：我并不是敢随意附和序说，而妄自非议前代儒者。只是我曾经用孔子、孟子解说《诗经》的方法去读《诗经》，然后才知道序说并没有错，而朱熹的说法多有可疑之处。孔子的说法是："诵读《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孟子的说法是："解说《诗经》的人，不能因为拘泥文字而损害对辞句的理解，不能因为拘泥辞句而损害对诗人本意的理解，要用自己的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诗。"经文，本不是用来诲导邪念的，却要告诫不能有邪念；辞句，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却要告诫不能因辞害意。为什么呢？唉！圣贤考虑得深远啊！诗，是从情感中发出的，而情感所发出的，它的言辞不能没有过分之处，所以在男女夫妇之间的事情上，多有忧思感伤之意；而在君臣上下之间的事情上，不能没有怨恨激愤的言辞。《十五国风》，一共一百五十七篇诗，其中为妇人而作、写男女相悦之辞的，几乎占了一半。即使是二《南》中的诗，像《关雎》《桃夭》这些篇章，被列为正风之首，可是它们反复咏叹的，也不过是情欲私爱之事罢了。汉代儒者曾经把《关雎》当作讽刺诗，这都是因为不明白"思无邪"的训诫，而犯了因辞害意的错误，何况是《邶风》《鄘风》这些末流的诗篇呢。所以那些哀怨旷别的悲伤、遇合相爱的欢喜，即使是有良知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而这些诗篇情志迫切、言辞哀婉，如果只是习惯诵读却不明白它的用意，就容易使人的邪情放纵之志被撼动，何况是用铺张渲染的言辞、来叙述淫邪放荡的行为呢。然而诗人的本意，并不是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加以鼓励。大概了解诗人本意的，没有人比得上孔子、孟子；忧虑学者读《诗经》而不能理解诗人本意的，也没有人比得上孔子、孟子，因此才有"思无邪"这样的训诫，这是因为诗的言辞不能不接近邪僻。假使每一篇都像《文王》《大明》那样端正，那还有什么邪僻需要防范的呢！因此才有因辞害意这样的告诫，这是因为诗的言辞不能不违背它的本意。假使每一章都像《清庙》《臣工》那样明白，那还有什么用意难以明白的呢！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讽刺淫奔确实是出于作诗者的本意，而孔子之所以不删去它，
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於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会，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
译是因为这些诗绝不是淫邪之人自己所作的（孔子说"思无邪"。按照序者的说法，那么即使诗辞看似邪僻，也一定要用端正的眼光去看待它，像《桑中》讽刺淫奔、《溱洧》讽刺淫乱之类就是这样。按照朱熹的说法，那么即使诗辞本来端正，也一定要用邪僻的眼光去看待它，比如不认为《木瓜》是赞美齐桓公，不认为《采葛》是害怕谗言，不认为《遵大路》《风雨》是思念君子，不认为《褰裳》是希望被匡正，不认为《子衿》是讽刺学校荒废，不认为《扬之水》是哀怜没有贤臣，反而都指认为是淫奔戏谑、约会赠答的言辞就是这样。况且这几篇诗，即使怀疑它们的文辞不够庄重，可是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妇人，又怎么能说是淫邪之作呢）。又有人说：朱熹曾经说："雅，是指《大雅》《小雅》；郑，是指《缁衣》以下二十一篇；卫，是指《邶风》《鄘风》《卫风》共三十九篇。《桑中》，是卫风中的一篇《桑中》。二《南》、《雅》、《颂》，是祭祀朝聘所使用的；郑、卫、桑间、濮上之乐，是里巷淫邪之人所创作的。孔子对于郑、卫之乐，是要在音乐上彻底断绝它的声调，作为法度；而在诗篇上严格保留它的文辞，作为鉴戒。如今却想要为它们回避郑、卫、桑、濮的实情，而用雅乐的名义来加以文饰，又想要接着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演奏它们，那不知道将用它来祭献什么样的鬼神，用来招待什么样的宾客呢？"我又认为不然。《左传》记载季札来鲁国聘问，请求观赏周乐，所歌唱的诗篇中，《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都在其中，那么这些诗本来就是雅乐了。假使它们真是里巷淫邪之人所使用的，那么周朝的雅乐怎么会收有它们呢？鲁国的乐工又怎么能歌唱别国的淫邪之诗呢？然而我所论述的，不过是探求这些诗篇文意的归宿，从而知道它们出自性情之正而已。至于配上弦歌、合于音乐来演奏，那么《仪礼》《左传》所记载的古人歌诗合乐的用意，大概有难以明白的地方。像《关雎》《鹊巢》，是写闺门之事、后妃夫人的诗篇，可是乡饮酒礼、燕礼中却歌唱它们；《采蘋》《采蘩》，是写夫人、大夫之妻能够主持祭祀的诗篇，可是射礼中却歌唱它们；《肆夏》《繁遏》《渠》，是祭祀宗庙、配享上天的诗篇，可是天子款待诸侯之长时却歌唱它们；《文王》《大明》《绵》，是歌颂文王振兴周朝的诗篇，可是两国国君相见时却歌唱它们。由此看来，古人歌诗的用途，与诗人作诗的本意，往往有截然不相符合的地方，是不能勉强讲通的，那么又怎么知道《郑》《卫》这些诗篇不能用在宴享的场合呢！《左传》记载列国聘问宴享时赋诗，本来大多是断章取义，可是其中太不伦不类的，也会招来讥讽，像郑国的伯有赋《鹑之奔奔》，楚国的令尹子围赋《大明》，以及穆叔不肯拜谢《肆夏》，甯武子不肯拜谢《彤弓》这一类就是如此。可是郑伯到晋国去，子展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䖟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这六首诗，都是朱熹所斥责认为是淫奔之人所作的，可是所赋的诗都受到叔向、赵武、韩起的赞赏，没有听说被讥讽。由此可知，《郑》《卫》这些诗篇，并非不能用在宴享场合，而这六首诗的旨意训诂，应当依照序者的说法，而不应当依照朱熹的说法。有人说：序者的言辞，本来确实有浅陋牵强附会、显而易见的地方，前代儒者对此提出批评的不止一人，可是您却相信它，为什么呢？回答说：我所说的不能废弃的，是指诗中没有说明、而要依赖
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赖序以明者耳。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会者乎。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谓毛公始以▯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几，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如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其题曰：“沈园”而已。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其题曰“无题”而已。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诗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後村之於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後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於臆说而已。有引文公之於《诗》序，於其见於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
译序来说明的部分。至于诗中已经说明的地方，那么序的文字即使写得工巧，不读它也可以，何况是那些浅陋牵强附会的部分呢。作序的人，有的认为是孔子，有的认为是子夏，有的认为是国史，都没有明确的文献可以考证。但是郑玄说毛公才开始把序分附在各诗篇之首，那么从汉代以前，经师传授，这个说法距离作诗的时代，大概还不算太远。千百年之后，学者所应当遵循体察的，是用它来探求诗人的本意，从而得到大致接近的理解，本来就不应当因为其中一句话的多余、一句辞语的浅陋，就想要一概废弃它，凭空探索，重新为诗篇作训释。姑且用近代词人的作品来打比方。就像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这样的诗句，又像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这样的诗句，都是辞意明白，用不着序说来解释的。可是陆游的诗说："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它的题目只是"沈园"两个字而已。杨万里的诗说："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虽然亦解防饥矣，毕竟难同不食功。"它的题目只是"无题"而已。这三首诗，没有说明写作的用意，人们无法知道它们是为什么而作的。刘克庄的《后村诗话》解释说："陆游年幼时娶了某氏为妻，（他）颇为荒废学业，父亲严加督责，最终导致夫妻离异，某氏后来改嫁给某位官员。有一天，两人在沈园偶然相遇，只是彼此目视传情而已。晚年重游沈园，有感而写了这两首诗。""杨万里辞官闲居之后，多次上书请求退休，未获批准。朝廷命他再度享受祠禄之职，他因此有感而作，认为虽然已经免除了官吏的责任，还要虚受朝廷的俸禄，不如彻底忘怀于世事之外。"这样以后，这三首诗的意思才明白了。刘后村的解说，就相当于这三首诗的"序"。刘后村与杨万里、陆游二人，相隔不到百年，他的说法是从长辈那里听来传诵、口耳相传所熟知的，写在书册之中，可以拿去向二位先生求证而不会有错。假使在后村之后再过千百年，解说的人一定要撇开后村的说法而另立新说，那么即使他体察得精细、辨析得巧妙，也终究不过是臆测之说而已。朱熹对于《诗序》，凡是在经传中见到、有确实证据可以取信的，就采纳它，比如《硕人》《载驰》《清人》《鸱鸮》这一类就是如此；至于那些可疑的，也并非全部断然以臆测之说取代，而是确实也有引用其他书籍来证明其错误的地方。有人说：这样说固然不错。可是我之所以不能不产生怀疑的原因，是因为朱熹厌恶序的态度太过分了，而他所引证、指摘的内容，似乎也未必都出于公平、足以服人心。像《关雎》，《韩诗》认为是衰周时代的讽刺诗；《宾之初筵》，《韩诗》认为是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这两条都是与《毛诗序》的说法相反的。可是《韩诗》解释《关雎》的说法，违背了孔子"不淫不伤"的训诫，这是绝对不可采信的。《宾之初筵》这首诗，孔子并没有留下相关的论说，（朱熹）却诋毁《毛序》而采信《韩诗》。同样是《韩诗》，《宾之初筵》的序可信，而《关雎》的序偏偏不可信
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於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後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
译难道不是吗?《邶风·柏舟》,《毛序》认为是仁人不遇而作,朱文公认为是妇人所作,还引《列女传》为证,并非凭空臆断。然而《列女传》出自刘向之手,刘向在给皇帝的密奏中论及许恭、石显倾陷正直之人时,曾引这首诗"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语;接着又说:"小人成群,也足以令人忿恨",这正合《毛序》之意。同是一个刘向,《列女传》里的说法可信,难道密奏里的说法就独独不可信吗?这就是我怀疑文公厌恶《诗序》厌恶得太过分,他所援引和指摘的例证似乎不太恰当,这一类情况就是如此。若以孔子、孟子解说《诗经》的宗旨为根本,再参照《诗经》中各篇小序的体例,进而深究古今诗人吟咏诗篇的用意,那么《诗序》不可废弃,便是十分明白的了。我岂是喜欢标新立异呢。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衤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於前篇已论之矣。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之序，见於《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於《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後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後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於其可知者，虽词意流▯，不能不类於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於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後序曰：“後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
译有人问：孔夫子为什么要删定《诗经》？从前太史公说：古诗本来有三千多篇，孔子去掉其中重复的，选取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三百零五篇。孔氏说："考察《书传》中所引用的诗，现存的多，亡佚的少。那么孔子所收录的，不至于十分去掉九分，司马迁所说的，不可信。"朱文公说："三百零五篇，其中也未必都可以用于礼义，只是保存其原貌，作为鉴戒罢了。"这三种说法，该以哪个为准？我认为：如果像朱文公所说的那样，那么《诗经》原本就没有删定过。如今为什么会有那些逸诗呢？大概朱文公常常舍弃《诗序》来谈《诗》，于是变风各篇，只见其义理浅薄而言辞淫靡，我在前篇已经论述过了。但用经传所引的逸诗来考察，那些文辞明白而义理端正，大概并不比三百零五篇逊色，那为什么要删掉它们？三百零五篇之中，像用"硕鼠""狡童"来讥讽君主，像想要讽刺别人的恶行，却自己扮作被讽刺之人的口吻说话，陷自己于被讥讽的境地，这几乎是不可效法的，那为什么要收录它们？我曾深入体味圣人的话，从而领悟了圣人著作的用意。从前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又说："大概有不懂却妄自创作的人，我没有这种毛病"，又说："多闻阙疑"，他还曾提到史官阙文的话，感叹世道不古，保留"夏五""郭公"这样的记载，而不愿轻易改正前代史书的缺漏错误，那么圣人的用意，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凡是被收录的诗，一定是其序说清楚明白，主旨可以考证的；那些散逸而不被收录的，一定是其序说没有流传下来，主旨难以考证，而不想凭空臆测的。
有人说：如今三百零五篇的诗序，世人认为是卫宏、毛公所作，照你所说，难道这些诗序已经出现在孔夫子之前了吗？我说：那说法虽然是从毛公、卫宏等人那里传下来的，但其中的意旨，则从有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鸱鸮》的诗序，见于《尚书》；《硕人》《载驰》《清人》的诗序，见于《左传》，所记载的都与作诗的人同时代，不是后人的臆测。如果诗序的意思不是出自当时作诗人之口，那么《鸱鸮》各章，本来就不会说是成王怀疑周公的意思，《清人》全篇，也就看不出郑伯厌恶高克的痕迹，后人读这些诗，就该完全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了。我曾经姑且这样解释：作诗之人可以考证，诗的用意可以寻绎的，孔夫子就收录它，这大概就是"述而不作"的意思。作诗之人无法考证，用意也无法寻绎的，孔夫子就删去它，这大概就是"多闻阙疑"的意思。因此对于那些可以知道的诗，即使比兴深远、辞意曲折隐晦，也不废弃，像《〇苜》《鹤鸣》《蒹葭》这类就是。对于那些不可知的诗，即使直陈其事、文义明白，也终究不予收录，像"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这类就是。对于那些可以知道的诗，即使辞意流荡，不免类似男女私情之作，也不删去，像《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这类就是。对于那些不可知的诗，即使辞意庄重、完全出于义理，也终究不予收录，像"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这类就是。那么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呢？就是三百零五篇有诗序意旨可考的；什么是不可知道的呢？就是那些逸诗中没有诗序流传于世的。
欧阳公《诗谱补亡》后序说："后世学者，依循前代所流传的，来比较其得
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然於去圣千百年之後，不见先儒中▯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盖自其必以为出於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见，与之较短量长，於辞语工拙之▯，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於作诗之初，而皆为後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尻高”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氵▯词，使後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国史之采录，或出於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玩也。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後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
●卷一百七十九 经籍考六
○经（诗）
《汉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许叔才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两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兴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韩婴《诗外传》共十卷
本传：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殊，然归一也。
晁氏曰：《汉志》本十篇，《内传》四，《外传》六。隋止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於他书，如“逶”、“迤郁”夷之类，其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外传》，虽非其解经之深者，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
容斋洪氏《随笔》曰：《艺文志》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书。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馀字。”予家有其书，百卷第二章，载孔子南游▯楚，见处子佩▯而浣，乃令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 汉广》游女之章，其谬戾甚矣。
译失，也许是有的。如果只是抱着经过焚毁残缺的经典，茫然处在距圣人千百年之后的时代，见不到先儒折中的说法，却想独树一家之论，果真能做到吗？"这话说得对。因为一开始就认定诗序一定出自卫宏、毛公之流的口，先把它当作没有根据的臆说看待，于是拿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与之较量长短高下，在辞语工拙上做文章，那就只会看到彼此龃龉不合，疏漏谬误而不得当罢了。假使诗序的用意，果真不是出自作诗之初，而都是后人的臆测之说，那么比兴讽咏的言辞，那些微妙婉转、幽深难明之处，就近乎东方朔"声嗷尻高"的隐语，蔡邕"黄绢幼妇"的隐语一类，让后人各自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比拼猜谜的工拙，恐怕不是圣人经典教诲世人的本意。
有人说：那些小序的说法，本来就有舛错疏漏、浅陋难解的地方，能全都相信吗？我说：诗序不是一个人的话。有的出自国史的采集记录，有的出自讲经之师的传授，像《渭阳》一诗首尾说法不同，《丝衣》一诗两种解释并存，那么其中的舛错确实是有的，择善而从就可以了。至于它辞语的浅陋，那是因为诗序是用来解释经文的，不是用来作文章的。领会它的意思就够了，辞句不必过分玩味。凭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尚且不肯杂取那些可以流传的逸诗，与三百零五篇有诗序的诗并列施行，而后世的君子竟想完全废弃诗序来谈《诗》，这是我不敢深以为然的地方。所以我又摘取"述而不作""多闻阙疑"这些话，来说明孔子删定《诗经》的用意，并且说明古代诗序尤其不可废弃。
●卷一百七十九 经籍考六
○经（诗）
《汉志》记载：六家，共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记载：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连同亡佚之书一并统计，共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记载：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其中失姓名的三家，许叔才以下未著录的三家，共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记载：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两朝志》记载：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记载：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兴志》记载：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韩婴《诗外传》共十卷
本传记载：韩婴，汉文帝时任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他推究作诗人的用意，撰写了《内传》《外传》共数万字。其中的说法与齐、鲁两家颇有不同，但归趣是一致的。
晁氏说：《汉志》记载本有十篇，《内传》四篇，《外传》六篇。到隋代只存《外传》，析分为十篇。它涉及经文的地方本就不多，而遗留的说法往往见于其他书中，如"逶迤""郁夷"之类的说法，其含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为《外传》，虽然不是解经深入之作，但文辞清雅婉丽，有先秦文风。
容斋洪氏《随笔》说：《艺文志》记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种书。如今只存《外传》十卷，庆历年间，将作监主簿李用章为它作序，命工匠在杭州刻印。书末又题道："承蒙文相公改动文章三千余字。"我家藏有这部书，第二卷记载孔子南游至楚地，见一位处子佩玉浣纱，就让子贡用隐语三次去挑逗她，用这个来解释《诗经·汉广》"游女"一章，这种说法谬误得很。其他也没有值得一说的了。
陈氏说：如今存世的只有《外传》，而卷数比旧本多（旧本六卷，如今十卷），大概多是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