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八 刑考七

译七个月。再次，坐五天，服役五个月。最轻的罪，坐三天，服役三个月。让本乡本里的人担保他，就宽宥释放他（役诸司空：坐嘉石的天数满了，让他服百工的劳役。服役的月数满了，让他本乡本里的人担保他，才赦免他）。

司厉掌管盗贼所用的器具和所得的财货，辨别这些物品，都记明数量和价值，然后登记造册交给司兵（任器货贿，是说盗贼用来伤人的兵器以及所盗窃的财物。交给司兵，就像如今伤人杀人所用的凶器、盗贼的赃物加责后没入官府）。这些人中，男子没入为罪隶，女子没入去舂米或织席（郑司农说：“是说因犯盗贼罪而被没为奴的人，送到罪隶、舂人、藁人的官署去。如今做奴婢，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所以《书》说：‘我就把你们罚为奴隶’。《论语》说：‘箕子做了他的奴隶。’这是罪隶之奴的意思。《春秋传》说：‘斐豹，是个隶人，名字记在丹书上。’斐豹以做奴隶为耻，想除去自己的奴籍，然后才去杀督戎。”郑玄说：“奴，是因连坐而被没入官府的人，男女同用这个名称。”）凡是有爵位的人以及七十岁以上、还没换牙的孩童，都不没为奴隶（有爵，是指命士以上的人。龀，是换牙的意思。男孩八岁、女孩七岁换牙）。

司圜掌管收押教化那些为害乡里的人，凡是害人的人，不让他戴冠饰而给他加上明显的刑具标志，派给他劳役并加以教化。能够悔改的，犯上等罪的三年释放，犯中等罪的两年释放，犯下等罪的一年释放。那些不能悔改而擅自逃出圜土的人处死，即使被放出，三年之内也不许与平民同列（不让他戴冠饰，是让他戴黑色的头巾，大概就像古人的象刑吧？舍，就是释放的意思。郑司农说：“罢民，是说恶人不肯服从教化，被百姓所厌恨痛苦但还没有被判处五刑的人。”）。凡是圜土施加刑罚，不损伤身体；施加惩罚，不损耗财物（是说对他施刑只是加上明显的标志，惩罚他只是派给他劳役罢了。郑司农说：“由此可知这是被百姓所苦而还没有被正式判刑的人。所以大司寇的职责说：‘凡是百姓有罪过但还没有正式定罪、又危害乡里的人，给他戴上手铐脚镣，让他坐在嘉石上示众，再罚他到司空处服役。’又说：‘用嘉石来平治为害乡里的人。’《国语》说：‘无所事事的男子没有伍籍，无所事事的女子没有家室。’是说作恶的人无处容身。”郑玄说：“圜土所收押教化的人，是因过失害人已经被正式定罪的人。”）。

掌戮，脸上刺字的人让他看守城门，割鼻的人让他看守关卡，宫刑的人让他看守内宫，砍脚的人让他看守园囿，剃发的人让他看守积聚的物资。（注释见《刑制门》）

司隶掌管五隶的法度，辨别他们所用的物品并掌管相关的政令（五隶，是说罪隶以及四方蛮夷的隶人。物，是指衣服、兵器之类）。率领这些隶民去捕捉盗贼，让他们担任国都中低贱的劳役，为各城门储备器具，凡是用人的事情都由他负责（民，是指五隶之民。郑司农说：“百官所应当掌管使用的器物，这个官职专门负责储备积聚这些东西。”郑玄说：“任，就是用的意思。”）。国家有祭祀、宾客、丧葬等事的时候，就役使他们做繁重低贱的事务（烦，就是繁重的意思。《士丧礼》下篇说：“隶人清扫厕所。”）。掌管率领四方蛮夷的隶人，让他们都穿本国的服装，拿本国的兵器，看守王宫以及野外行宫的警戒区域（野舍，是天子出行停留住宿的地方。厉，是巡查警戒之意）。罪隶掌管在各官府中服役以及一切看守事务，负责办理使唤的琐碎小事（役使他们做小的劳役）。凡是分封诸侯国或大夫封地，用官牛帮助运送财物，罪隶在旁牵引护送（郑司农说：“凡是分封诸侯国或大夫封地，是说建立诸侯国、设立大夫家业。用牛帮助牵引护送，是这个官职负责运送的事务。”郑玄说

译：“牛助，是国家用牛帮助搬运迁徙，罪隶在旁牵引护送，在前面牵的叫牵，在旁边扶的叫傍。”疏解说：“国家用官牛帮助诸侯及大夫家搬运物资运往任所。”）。他们看守王宫以及警戒区域的职责，和蛮隶的职责相同（罪隶，是因盗贼罪而被没为奴的人。蛮隶，是征讨南方夷人所俘获的。闽隶，是南蛮的一支。夷隶，是征讨东夷所俘获的。貉隶，是征讨东北夷所俘获的。疏解说：“古时候一个人犯了大罪，本人被处死，男性亲属连坐。男子没入为罪隶，女子没入去舂米。五隶各设一百二十人，是说从隶人中挑选表现好的作为定员的差役，超出定员数的其余众人就作为一般的隶民。罪隶，是中原地区因犯罪而被罚为隶人的；其余四种隶人，是征伐所俘获的。”）。

秦始皇时，〇毐作乱，朝廷讨伐诛杀了他。他的党羽都被枭首示众、车裂处死。罪轻的罚为鬼薪（取柴薪供给宗庙使用的叫鬼薪。《律》上说鬼薪服刑三年）。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诗》、《书》、诸子百家之书，命令下达三十天内不烧掉的，处以黥刑罚为城旦（城旦，是天亮就起来修筑城墙的苦役，服刑四年）。

汉文帝下诏废除肉刑，制定法律说：凡是应当判处完刑的，改判为城旦舂（城旦的注释见上文。舂，是妇女不参与外面的劳役，只是舂米，都是四年的刑期。臣瓒说：“文帝废除肉刑，都有相应的刑罚来替代，所以用完刑代替髡刑，用宫刑代替劓刑，用铁钳锁左右脚趾代替刖刑。既然已经说是‘完’了，就不再说用完刑代替完刑。这里应当是说髡刑改为完刑。”）；应当判处黥刑的，改判为髡钳城旦舂。犯人案子已经判决，判为完城旦舂的，服刑满三年改为鬼薪白粲（因挑选米使之洁白而被称为白粲的，是三年的刑期）。鬼薪白粲服刑满一年，改为隶臣妾。隶臣妾服刑满一年，免罪为庶人（颜师古说：“男子叫隶臣，女子叫隶妾。鬼薪白粲满三年改为隶臣，隶臣满一年免为庶人。隶妾也是这样。”）隶臣妾服刑满二年，改为司寇。司寇满一年，以及按司寇标准服刑满二年的，都免为庶人（如淳说：“罪降为司寇的，所以满一年就免；本来就判为司寇的，所以满二年才免。”）。那些逃亡的以及犯有耐罪以上罪行的人，不适用这条命令（是因为在本罪之上又加重犯罪）。此令颁布之前已判处城旦舂之刑而不属于禁锢之列的，按完城旦舂的年数折算免罪（李奇说：“是说文帝颁布这条法令之前已经受刑的人。”）。

汉武帝建元元年，赦免吴楚七国之乱中被没入官府为奴的妻子儿女（吴楚七国叛乱时，为首起事的人，妻子儿女被没入官府为奴婢。武帝即位后，怜悯他们而加以赦免）。

汉平帝元始二年，下令天下女犯已经判决的，放归家中，每月缴纳雇山钱三百（如淳说：“已论，是说罪已判定。令甲规定：女子犯罪，服刑相当于男子六个月徒刑的，可以缴纳雇山钱后放归。有人认为是应当到山上伐木服役，允许她们缴纳钱来雇人代替劳作，所以叫雇山。”应劭说：“旧时鬼薪之刑，是到山上取柴供给宗庙，如今让女犯出钱雇人代替砍柴，所以叫雇山。”颜师古说：“应劭的说法接近事实。是说女犯罪已判定的，都放归家中，不亲自服役，只是让她们每月出钱三百，用来雇人代劳。之所以给予这种恩惠，是为了推行太皇太后的德政，对妇女施以仁惠之政。”）。

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下诏令女犯缴纳雇山钱后放归家中（注释见上文）。

建武七年，下诏规定犯罪囚犯不是死罪的，不再追究其罪。在押的囚犯免为庶人。

建武二十九年，下诏规定罪犯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服劳役的按不同情况处理。

输作司寇（《前书》称为罚作，是一年的刑期

译）。输作左校（见《韦彪传》。注释说：“左校，是官署名，隶属将作。”）。输作右校（隶属将作）。输作若卢（庞参任左校令时犯法，被判输作若卢）。耐（见《光武帝纪》。注释说：“一年刑期叫罚作，两年以上叫耐。音读乃代反。”《前书》又写作‘而’）。施刑（《光武帝纪》注释说：“施，读作弛。是说遇到赦令解除他的钳钛、赭衣。”）。

汉明帝即位后，下诏令服施刑及郡国服徒刑的人，凡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令颁布之前所犯之罪、而后来才被捕入狱的，全部免除其刑罚。

明帝八年，下诏郡国、中都官所辖的死罪囚犯减罪一等，不再施加笞刑，让他们戍守朔方、五原的边境县邑。

汉章帝建初七年，下诏天下囚犯死罪减一等，不再施加笞刑，发配到边境戍守；其妻子儿女可随同前往，在戍守之地登记落户。犯死罪的，一律募集送往蚕室处以宫刑；女犯也施以宫刑。囚犯中鬼薪白粲以上刑罚的，都各减本罪一等，改判输作司寇。

元和元年，命令与前次相同。

汉和帝永元六年，下诏中央各官署所辖服刑的犯人，各免除一半刑期；那些未服满刑期的，五个月以下的都免罪遣返。

和帝八年，下诏郡国、中都官所辖死罪囚犯减死一等，发配到敦煌戍守。

和帝十一年，下诏郡国、中都官所辖服徒刑的犯人以及重病、老弱、幼小的女犯各免除一半刑期，未服满三个月的，都免罪放归乡里。

元初二年，下诏中央各官署所辖囚犯减死一等，不再施加笞刑，发配到冯翊、扶风屯戍，妻子儿女可随同前往。

延光三年，下诏死罪囚犯减死一等，发配到敦煌、陇西以及度辽营。

汉顺帝汉安二年，下令囚犯死罪以下可以纳钱赎罪。那些不能纳钱赎罪的，遣送到临光县居作服刑二年。

汉冲帝即位，下令郡国、中都官所辖囚犯减死一等，迁徙边地；犯谋反大逆之罪的，不适用这条命令。

魏明帝制定法律，髡刑分四等，完刑、作刑各分三等。

晋武帝制定《新律》，累计服刑不超过十一年，用钱月赎不按日计算，日作不受月份限制，年数不因闰月而生疑义。

刘颂任廷尉时，请求恢复肉刑，上疏说：“如今被判处徒刑的人，大多是本性凶恶、不守法纪之辈，离家路途遥远，在山谷中服劳役，饥寒交迫，生不如死，就连那些廉洁耿介之士，倘若估计难逃一死，也都会去做盗贼，何况本性就奸恶无赖的人呢！再者如今服徒刑的人中富有的可以缴纳财物赎罪，当天就可以归家，等于没有服过劳役的人。贫穷的人则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又是无法制止的祸患。不施加刑罚，罪恶就无法禁止；不加以约束，群恶就会横行肆虐。像这样，近期来看并不完全妥当。因此逃亡的徒犯不断出现，盗贼案件愈加繁多。逃亡次数多的甚至多达十几次，一抓到就加重刑罚，每次加一年，这就成了终身服刑的徒犯。他们自己也知道再无改过自新的希望，而灾祸困厄又逼迫己身，因而只想逃亡为盗，形势使他们不能罢休，这是形势造成的结果。”

晋成帝时，邵广盗窃官府的帷帐两顶，被判处死刑。他的儿子邵宗、邵〇请求自愿没为奚官奴，来赎回父亲的性命。（此事见《详谳门》）

刘宋制度，作强盗的人本人处斩，家人则弃市。同籍近亲则贬谪补入军队。（见《详谳门》）

梁朝制度，犯谋反、投降叛变、大逆等罪以上的都处斩。父子及同产的男子，不论年长年幼，都处以弃市。母亲、妻子、姊妹以及应当连坐弃市的，妻子女儿妾室一并没入奚官为奴婢。资财没收入官。作强盗的本人都处斩，妻子儿女补入军队。遇赦免死的，脸上刺字为“劫”字，处以髡钳之刑，终身补入冶炼、锁士的劳役。此外还有被贬谪运送、发配到财官冶士、尚方锁士的，都根据罪行轻重分别定年限，重的甚至终身服役。

梁天监十一年，下诏：

译从今以后凡是被捕获遭贬谪的人家，以及应当被质押服劳役的罪人，如果家中有年老或年幼的，可以暂缓押送。

当时百姓有罪连坐，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人逃亡，全家就要被质押服役。百姓穷困窘急，奸邪之事因而更加深重。皇�帝考虑要宽缓这种情况，于是下达此诏。当时服劳役的囚徒都配备五种拘系工具，那些没有拘系工具的，就戴上枷锁。如果生病，暂时解除拘系。这以后，囚徒的待遇有的宽松有的严苛。大同年间，皇太子在东宫处理政务，见此情形深表怜悯，于是上疏说：“臣近来奉旨，暂时兼管京师的杂务。切见南北郊坛、材官、车府、太官下省、左装等处上奏，都请求调用四五年以下轻罪的囚犯来充作使役。本来刑罚相同、罪行相当，罪状本无差异，可是有的分派到钱署，有的分配到郊坛。钱署三处，役使最为繁重；郊坛六处，服役则比较轻松。如今听凭狱官详细审定是否可行，舞文弄法的门路，便由此而生。公平之人难以遇到，营私舞弊的机会却很容易开启，恐怕玉律的轻重，全凭掌印官员的一念之间；金书的取舍，也随书吏的一支笔而定。臣愚以为应当详细制定条例，作为长久的准则。”皇帝亲笔批复说：“近年以来，各处的劳役，都要依靠徒刑谪犯，随急需调配。如果规章过于繁琐细密，就如同抽茧剥丝一样纠缠不清，急需人手的地方，终究得不到满足。援引条例引发争讼，纷纷扰扰便由此开始，要防范杜绝奸巧之弊，本身就很困难。应当另外想办法，取其便利之处。”最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陈朝制度，抓获贼首以及士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的，可免死改判冶炼劳役，允许携带妻子一同服役，不限定年数。髡鞭五年刑期的，比死罪降一等，戴双重枷锁。五年刑期以下的，都戴单重枷锁。五年、四年刑期的，如果本人有官职，可以折抵两年，其余年限仍需服劳役。

北魏太武帝制定律令，应当受刑的人可以缴纳财物赎罪，如果拖欠就加鞭打二百下。京畿以内的人，富有的到山中烧炭服役，贫穷的在厕所服杂役，女子则去舂米织席；那些身患痼疾不如常人的，去看守园囿。

孝文帝时，因为获罪被流放边地的人大多逃亡，于是制定法令：一人逃亡，全家都要充当劳役。崔挺上书劝谏说：“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如果一人有罪，就牵连全家，那么司马牛就要承受桓魋的罪过，柳下惠也要蒙受盗跖的刑罚，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废除了这项法令。

北齐神武帝掌权后改革制度，凡是强盗杀人的处斩；妻子儿女同籍连坐，配入乐户。小的盗窃案赃物满十匹以上的，为首者处死，妻子儿女发配驿站，从犯流放。武成帝时制定《齐律》：一是流刑，是说本应判处死罪、但情理上可以从轻的，先鞭打、笞打一百下，剃去头发，发配到边远地区，充作兵卒。当时还没有按路程远近分等的规定。那些不适合发配远地的，男子长期服徒役，女子服舂米劳役，都是六年。二是刑罪，也就是耐罪。分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五个等级，各再加鞭打一百下。其中判五年的，再加笞打八十下；四年的加六十下；三年的加四十下；二年的加二十下；一年的不加笞打。都戴枷锁在左校服劳役而不剃发。没有担保人的要加钳制。妇女则配去舂米或在掖庭织布。因盗窃或杀人而逃亡的，就登记名籍公开悬赏，并将其一房家眷配入驿户。

北周制度，徒刑分五等：徒刑一年的，鞭打六十下，笞打十下；徒刑二年的，鞭打七十下，笞打二十下；徒刑三年的，鞭打八十下，笞打三十下；徒刑四年的，鞭打九十下，笞打四十下；徒刑五年的，鞭打一百下，笞打五十下。流刑分五等：流放到卫服，距京畿二千五百里的，鞭打一百下，笞打六十下；流放到要服，距京畿三千里的，鞭打一百下，笞打七十下；流放到荒服，距京畿三千五百里的，鞭打一百下，笞打八十下；流放到镇服，距京畿四千里的，鞭打一百

译下，笞打九十下；流放到藩服，距京畿四千五百里的，鞭打一百下，笞打一百下。服徒刑劳作的人，都根据其才能来役使。犯盗贼罪以及谋反、大逆、投降叛变、大逆不道、应判流刑的，都将其一房家眷配为杂户。因盗贼罪而逃亡的，公开登记名籍予以配没。如果再次犯徒刑、第三次犯鞭刑的，本人永远配作低贱劳役。自魏、晋以来相承的制度，死罪中较重的，妻子儿女都补入军队为奴。北魏俘虏西凉的人，没入为隶户。孝武帝入关后，隶户都留在东魏，北齐沿袭这一制度，仍旧供人役使。建德六年，平定北齐后，皇帝想在新征服的地区施行轻典，于是下诏凡是各处新收编的户口，一律释放为平民百姓。从此以后再没有新增的隶户了。

隋文帝命高〇（颎）制定新律。流刑分三等，有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应当配役的，一千里的服劳役两年，一千五百里的服劳役两年半，二千里的服劳役三年。徒刑分五等，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当时流刑、徒刑的处罚都从轻减，流刑的劳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触犯法律属私罪、以官品抵徒刑的，五品以上，一官可抵徒刑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可抵徒刑一年；应判流刑的，三等流刑相同，都比照徒刑三年。如果所犯是公罪，徒刑各加一年，应判流刑的各加一等。追加的徒刑超过九年的，改判流放二千里。此后又将徒刑及流刑都改为配防。

唐朝初年，徒刑、流刑都沿袭隋朝的制度。武德四年，下诏命裴寂等人重新修订律令。流罪分三等，都加至一千里，服劳役三年至二年半的，一律改为一年。服劳役的人戴上刑具或枷锁，京师的隶属将作监，女子隶属少府缝作。每十天给假一天，腊日、寒食节各给假一天，不得离开役所院落。生病的解除刑具，给假休养，病愈后加倍服役补偿。犯谋反罪的男女奴婢没入为官奴婢，隶属司农寺，七十岁以上的免除。凡是劳役，男子从事种植蔬菜，女子从事厨房膳食。流放迁徙的人在路途中生病的，妇女临产分娩的，祖父母、父母去世的，男女奴婢死亡的，都给假，并发给路上的口粮。不是因谋反大逆而连坐的，六年后放免，因特殊罪行流放的三年后放免，原本有官职的可以恢复出仕。

唐太宗初年，商议将应判绞刑的五十种罪行，都免除死刑改判断右脚趾。后来又哀怜他们残害肢体，于是废除断趾流放的做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服劳役两年。又比隋朝旧律减少判处死刑的九十二条，减少判处徒刑的七十一条。贞观二年，下诏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应判流刑、犯私罪应判徒刑的，都不必亲自到案。

贞观十四年，制定流刑分三等，不再以里数限定，而是酌情分配到边远重要的州郡。

贞观十五年，敕令规定犯谋反大逆之罪免死改判流放的人，六年之后，仍然不许出仕为官。

武则天长寿元年，有人上密奏说岭南流放的人中有阴谋叛逆的，于是派司刑评事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前去查办，如果查得确有谋反的实情，就允许当场斩决。万国俊到广州后，遍召流放的人，把他们驱赶聚集到水边，依次加以杀戮，共三百多人，一时之间全部丧命，然后再罗织罪名炮制成谋反的实情。他还诬告上奏说：“各道流放的人，都心怀怨恨，如果不加追查审讯，变乱就为期不远了。”武则天认为他说得对，又命令代理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人，分别前往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审查追究流放的人。于是刘光业诛杀七百人，王德寿诛杀五百人，其余的诛杀最少的也不下数百人。

唐玄宗开元十年，敕令：“从今以后依照格式敕令应当判处杖刑的人，如果有随即要流放、贬谪的，先执行完杖刑，允许在一个月内休养

译调理，然后再发配遣送；至于犯有大逆、指斥皇帝之罪的，随即立刻发配。”

天宝五载，敕令：“流放、贬谪的人大多在途中逗留耽搁。从今以后，被贬谪的官员情节罪状较重的，每天要赶十驿以上的路程。”从此，被流放、贬谪的人大多难以保全性命了。

唐肃宗乾元元年敕令：“被贬谪的官员，如果不是因谋反连坐、以及犯有大逆不道、违背名教、枉法、抢劫赃罪等罪行，若家中有八十岁以上的双亲，或双亲卧病在床不能自理，又没有兄弟照顾的，允许停职终养父母。流放迁徙的人也照此办理。”

唐德宗建中三年，敕令：“各类被贬谪流放的人以及被贬官员如果身故，都允许其亲属收殓遗体，运回原籍安葬。那些因制造蛊毒而被迁徙他乡的人，不在此列。”

唐宪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〇上奏说：“天德军五城以及各边境城镇发配流放的人，臣见各处发配流放的人，每逢朝廷恩赦，都能获准归还，唯独这些人，都被本道一再上奏，称需要防守边境为由，就此终身留守，永无归还之日。臣又见近年来在边境犯流放罪的官员，大多是小吏胥役，或者是斗殴等较轻的罪行，按罪情本可原宥，留在边境也没有什么益处。请从今以后，流放的人，按照规定期限满六年后一律允许放还，希望这样一来受罚的人足以引以为戒，而刑满的人也能消解怨恨。”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唐穆宗长庆元年，制定：“凡是失去官职爵位以及被放还的流放之人，如果先前有田庄产业，没有被没收入官，被人请求分给作为主人的，如果本主人及其子孙已经归来，都责令州府归还，务必让他们安居乐业。”

唐武宗会昌六年赦书节录说：“凡是在天德、振武的服徒刑、流放的人，由官府酌量借给粮种，让他们耕种田地，以维持生计。”

唐僖宗乾符三年，敕令徒刑、流刑之人，身患残疾的可以用财物赎罪减免（见《赎刑门》）。

后唐清泰三年，尚书刑部郎中李元龟上奏说：“按照《开成格》的规定，凡是判处天下徒刑、流刑之人到达流放地时，本地管理机构应当立即申报御史台，等到刑期年月满了再申报，才能放还本籍。近年来凡是徒流之人，主管机构虽然上奏，却不申报御史台，也不报大理寺，因此不知道放还的年月。希望依照律令格式的规定处理。”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宋太祖皇帝，开宝年间制定刑罚制度，流刑分四等，徒刑分五等（详见《刑制门》）。

流刑发配，旧制度只是流放远方，不在脸上刺字。后晋天福年间才开始创立刺面的做法，于是成为惩治奸恶的重要典章。宋朝沿袭了这个做法。

开宝五年，御史台上奏说：“臣见大理寺判决徒刑罪犯，除去有官职可以折抵、缴纳铜钱赎罪的以外，送到将作监服役的，那将作监原来兼管内作，又设有左校、右校、中校署。历来的工役都在这个部门。如今虽然还保留这些名号，却不再实际役使犯人，一旦遇到祭祀，供应水火器具，就缺人使唤。希望令大理寺依照法令判决遣送徒刑犯人之后，都送到作坊应役。”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宋太宗因为国家开国之初各地割据，沿用五代的制度，罪犯大多发配隶属西北边境，然而很多人逃亡投奔塞外，引诱羌、戎作乱为患，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应当发配的人，不再隶属秦州、灵武、通远军以及沿边各州。”当时江南、湖广已经平定，于是罪犯都被流放到南方。

太平兴国五年，下诏发配服役的人分别隶属盐亭役使。

在此之前，自开国以来犯死罪而获得宽贷的人，大多发配隶属登州沙门岛、通州海岛，都由屯兵将领统领护卫。而通州岛中共有两处，凶悍难以制服的隶属崇明镇，懦弱的隶属东布州，两处都是官办煮盐。这一年，才开始命令发配服役的人分别隶属盐亭役

译使，而沙门岛依旧照旧。

端拱二年，下诏免除岭南流放配役之人戴枷执役，又下令妇女犯罪应判流刑的，免除配役。

宋真宗咸平四年。在此之前，江浙、荆湖、广南等偏远地区，凡是犯强盗罪以及持械行凶而未致人死命的，都要押送其家属到京师，路途中往往多有死亡。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只判处杖刑、刺面，发配到本地五百里外的牢城。

宋仁宗景〇年间，因为罪犯获得宽贷免死的旧例多发配沙门岛，而沙门岛在登州海中，到那里的人大多死亡，于是下诏凡是应当发配沙门岛的，改为发配广南等偏远荒僻地区的牢城；广南的罪犯，则改配岭北。然而此后也仍有发配沙门岛的情况。

宋神宗熙宁三年，下诏：“判决发配的强盗，不要把整个团伙都安置在同一路。”

删定编敕官曾布请求恢复肉刑，大略说：“如今死刑之下，就用流刑处置，来替代墨、劓、刖、宫等刑罚，这不仅不符合先王流放宽宥的本意，而且也失去了刑罚轻重的差等。古时候乡里共用同一井田，人人都安土重迁。把他们流放到远方，没有生活资助，服劳役困顿受辱，以至终身如此。近世的百姓，轻易离开乡土，辗转迁徙四方，本来就不以此为苦，而服劳役一年，就允许附籍定居，比起古代的流刑来也算轻了。何况折杖之法，在古代相当于鞭朴之刑，刑罚过轻就不能制止恶行，所以犯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最终必然导致杀戮。这是想要从轻处罚反而造成更重后果啊。”

熙宁六年，审刑院上言说：“登州沙门岛寨发配隶属的人数，以二百人为限额，超出的就转移安置到海外，这不符合禁止奸恶的本意。”朝廷下诏从今以后以三百人为限额。

吴充建议说：“流放的人在寒冬中带着伤，上路后大多冻死。请从今以后如果不是情节特别严重恶劣的人，允许在冬季留在原地服劳役，等到春天再遣送上路。”奏请获准。

熙宁九年，下诏因为交趾侵犯边境，凡是应当发配广南东、西路的罪犯，一律暂时改配三千里以外。

元丰八年，废除就近发配的法令，一律恢复照旧制度施行。

当初，皇帝因为流放的人离开家乡，在途中病死，而护送的禁卒往来辛劳耗费，采用张诚一的建议，就近安排发配到各军中充当重役。到这时中丞黄履进言说这样做恐怕会招致报复仇怨，多有不便，于是废除了这个做法。

下诏：“凡是犯盗窃罪的，在耳后刺环形标记：徒刑、流刑刺方形，杖刑刺圆形；第三次犯杖刑的，改刺在脸上。刺记的直径不得超过五分。”

元〇六年，刑部上言说：“配隶沙门岛的，凡是强盗杀人放火、赃物满五万钱、强奸殴打致伤两次以上致死、累计赃物达二十万钱、谋杀致死，以及犯十恶之罪应判死刑、施蛊毒已经害死人命的，不再移配他处。强盗团伙中杀人但非同谋的，赃物满二十五万的，遇赦移配广南，超出定额的移配偏远荒僻地区。其余罪行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各州，超出定额的移配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遇赦不该移配、也不许放归、而年龄已满六十岁以上的，移配广南；在岛上满十年的，依照其余罪行的等级移配。身患重病残疾的、年满……

译七十岁以上的人在岛上关押满三年以上，就迁移到较近的乡州军安置。犯罪情节按规定应当迁移但本人年老多病的，同样适用此规定。那些永远不准放还的人，各自再加两年才迁移安置。”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绍圣三年，下诏：“发配沙门岛的人如果已经超出额定人数，一律改配到琼州、万安军、昌化、珠崖军，并将此定为法令。”

译徽宗崇宁三年，宰相蔡京请求仿照《周官》司圜的办法，命令各州修筑圆形牢城，用来关押因宽贷死罪而改判流放的强盗。白天让他们服劳役，夜里加以拘禁，根据罪行轻重，确定关押时间的长短。允许他们通过出圜土从军来赎罪，没有过失的就予以释放。皇帝下诏批准了这个请求。崇宁五年废止了这个做法。大观元年又恢复施行，大观四年再次废止。

石林叶氏说："前代常常担心加役流的刑罚太重，官府有押解监管的辛劳，而被发配充军的人在路途中有逃亡、困顿倒毙的祸患。苏子容在元丰年间建议，请求依照古代圜土之制，将应当判流刑的人治罪之后，剃去头发、戴上铁钳束缚双脚，白天黑夜都在牢城中劳作，夜里就关在圜土里。满三年之后才释放，如果不满一年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释放之后，仍旧押送回本乡，还要稽查其出入情况；再过三年不犯罪，才允许自由行动。崇宁年间，最初是蔡京开始推行这个办法，但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好办法。"

高宗建炎二年，因为盗贼四处窃发，各地道路阻塞，于是下诏各州，罪犯判决发配之后，暂时送到本地服重役，等到盗贼平息、道路畅通之日再遣送前往配所。

绍兴四年，下诏："临安府周边四邻的州郡，犯罪应当发配的人，不得发配到临安府，等到皇帝回銮之日再恢复旧例。"

绍兴十九年，刑部审核详议："捕获在沿海抢劫的盗贼，以及持械凶悍的暴徒，理应加以防范措置。现在凡是应当刺配广南以及三千里之外的人，判决之后，暂且刺配到鄂州都统制军中；应发配二千五百里以下的人，判决之后，根据路程远近，暂且刺配到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都统制军中，一并收管、令其服重役。至于所刺的文字，希望以'配某州府屯驻军重役'字样为文，等到盗贼衰减平息之日，再依照旧例办理。"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

绍兴二十四年，下诏："各路州军中，凡是被编管的人愿意充当厢军的，听任其自愿。"

皇上因此告谕大臣说："朕从前在元帅府时，见到河朔一带州军将被编管的人穿枷带锁，成串押解经过旅店，三五个人相连在一起，在集市上乞讨，都是因为不供给他们粮食，才导致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怜悯，应当申明严格约束，颁行下去。"

孝宗隆兴元年，臣僚上言："各州判决发配的海上盗贼，按惯例都送往广南等边远恶劣的州军。但沿海的郡县，多有贼船聚集啸聚，担心这样会助长奸恶，请求从今以后一并分别隶属于两淮水军收管。"皇帝批准了。

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上言："近年以来，各地流放发配的人非常多，强盗的案件，每一案必定有逃卒，这种情况积累不已，造成的危害不小。臣曾经推究其中的根源，是由于发配的法律条文太过繁多。本朝折杖之制，比起前代用刑要轻，但刺配之法，比起前代用刑却要重。国初的敕令还比较简约，被发配的人少，太平日子过久了，防范禁令就越发严密。仁宗朝时，张方平极力陈述其中的弊端，建议予以削减。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臣切以为要想禁止盗贼，就不能不消除逃亡的罪卒，要想消除逃亡的罪卒，就不能不削减刺配的法令。希望皇上下诏有关部门，将现行刺配中情节较轻的从宽减轻，另外制定居役或编管的法令。至于应当发配的人，检索并会同淳熙元年五月的指挥文书，挑选其中强壮的，刺字充当屯驻大军，这样各州被黥面发配的罪卒才能从此逐渐减少。"皇上说："近年来发配的人渐渐增多，长久以后该怎么办？"王准等人上奏说："像犯了各类死罪的，尚且可以从轻处理，至于像抢劫盗窃这类六项指挥文书所规定的行为，做盗贼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将要去做盗贼时，必定先虚立一个为首的人的名号，把杀人、奸淫等严重罪行都归到这个人身上，因此真正的首犯抓不到，而其他犯人却因此免于死罪，盗贼又怎么能受到惩戒？"皇上说："可以命令刑部、大理寺聚集商议后奏报。"随后刑部、大理寺上奏说："'以画像表明常刑'，墨刑是其中之一。流放的刑法，是用来宽宥五刑的。这是说墨刑不予

译施行，而后用流放来代替宽宥。'鞭刑作为官吏的刑罚'，解说的人说'鞭是用来治理官府事务的刑罚'，这是说流刑、墨刑不施行，而后才用到鞭刑。大概墨、流、鞭三者，都属于九刑之一，从帝舜到夏商周三代，没有听说有兼施并用的。汉文帝废除肉刑后，应当处以黥刑的人，就剃发、戴颈枷去做城旦舂，只有劓刑与刖刑，才施加笞刑，那么黥刑与笞刑，汉代当时也不曾兼用。历代都遵循这个做法，鞭笞的次数虽然有所不同，但只用其中一种，没有再用其他刑法的。隋文帝才开始改变百代帝王的制度而兼用两种刑罚，但也不是同时施加，如今典籍还可以考证。流刑把犯人流放到远方，是在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外，只是使他远离家乡。徒刑在本处服役，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的期限，只是让犯人本身劳役。这两种刑罚，都不加以笞打决罚。只有杖刑从六十到一百，笞刑从十五到五十。这两种是笞打决罚犯人身体后，随即释放。到了唐高祖时，增加了千里的流刑；唐太宗又增加了加役流的制度，其余的都沿袭隋朝旧制而已。后晋天福年间才开始创立刺配之法，兼用两种刑罚，而且服役也不予释放。到了我朝太祖，一洗五代的苛刻，仍然认为隋朝的制度过重。于是全部改用决杖，制定流、徒、杖、笞的刑法，名称保留而实质已经改变。从加役流到流二千里，共四等刑罚，都要决杖脊背、并按等级发配服役。所谓的配役，并不是如今所说的发配，而是古代所说的徒役。从徒三年到徒一年，共五等刑罚，都要决杖脊背，并按等级处置，但全部免除其徒役的年限。从杖一百到六十，从笞五十到十，各有五等刑罚，全部改用臀杖，并减少其杖数，比如杖一百，只决打二十下，减去其中八十的数目就是这样。从杖九十以下到笞十，都从末位递减。于是帝舜三种居处刑罚的办法，到此时开始不再使用，流罪得以免除远徙，徒罪得以免除服役年限，笞杖得以减少决罚的数目，减省刑罚的用意，从此超过历代帝王。此后对于特别宽贷死罪的人，才决杖、黥面、发配到边远州的牢城，而帝舜的九刑，才开始兼用其中三种。黥刑就是墨刑，发配就是流刑，杖就是鞭刑，这三者才汇集到一个人身上。这种制度本来是要用来宽宥死罪，把三种刑罚合而为一，仍然算是生刑，本来也不算过分。到了太宗皇帝，才下诏规定偷盗赃物满五贯的人，决杖、黥面、发配服役，其用意也是为了宽宥死罪；这是因为国初的制度，偷盗满三贯就要处以死刑弃市的缘故。历代帝王相承，本来未曾有过刻薄用刑的用意。但是人们的心理习惯于所见所闻，法令也就容易日渐繁多，根据张方平所奏，祥符、天圣、庆历年间，条文的数目已经翻倍。如今用刑法条文来考察，牵涉到发配的条文将近五百条，其中还有几项，比起庆历年间，又翻了几倍。日积月累，恐怕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但是回头看太祖创立此法之初，本来只是为了宽宥死罪，如今与之相比，已经相差很远了。又有罪行本不至于发配却因量刑过重而决罚发配的，也有泛泛地说要决罚发配而顺势就决罚发配的。臣曾经推究其中的缘故：从建隆年间到淳熙年间，两百年之中，决罚发配的案例既然很多，人们就习以为常，不再知道有前代遗留的制度以及祖宗的美好用意；臣僚上奏请示，动辄拿决罚发配来说事，有关部门建立法令，也认为决罚发配是可行的，于是发配的法令就日渐增多了。近来李椿曾经提出这个建议，陛下特意下诏命近臣各自陈述自己的看法，其中也有为陛下略微谈到这一点的，但是讨论得不够详细，最终还是被搁置作废，实在可惜。臣私下认为，如今罪行牵涉到死刑的，宽宥其死罪，改为决罚发配，这是太祖遗留下来的制度，本来不容轻易议论；至于其余流罪以下，情节严重、危害尚不可以马上除去的，姑且仍旧维持；其次较重的，应当像张方平所请求的那样，改用服役年限来代替；情节轻的，就全部删除刊去。这样的话，既不失太祖创立此法的本意，也稍微恢复了前代沿袭下来的旧有章程，这不是小事。只是张方平所请求的，只列出了四个等级，而如今世上的发配法令，竟然多达十四个等级。如今想要推广张方平的用意：永不放还的，服役终身；发配海外的，服役八年；发配远恶、广南的，服役七年；

译发配三千里、二千五百里的，都服役六年；发配二千里、一千五百里的，都服役五年；发配千里、五百里的，都服役四年；因特旨发配邻州的，服役三年；发配本州、本城的，都服役二年；不刺面的，服役一年。免除他们脸上刺字并让他们在本地服役，即使多次遇到大赦，也不允许赦免。这样就符合张方平的本意了。"皇上随后对辅臣说："朕考虑发配的法令，凡是犯各类杂罪应发配的，只发配到本州牢城；触犯私贩茶、盐一类罪行的，不必远配，只需刺字充当本州厢军，让他们服役；如果是抢劫盗窃已经三次的，就可以处以死刑。可以让刑部、大理寺仔细商议后奏报上来。"

淳熙十四年八月，臣僚上言："刺配的法令，起始于后晋天福年间。国初增加杖刑，用来宽贷死罪。此后条禁越来越严密，刺配的案例日益增多。考察《祥符编敕》，只有四十六条。到了庆历年间，已经有一百七十多条。如今淳熙年间的发配法令，共有五百七十条。发配的法令既然增多，犯罪的人自然也就增多，脸上刺字的罪犯，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近来臣僚建议提出修改制定居役的办法，已经下达指挥命令加以审核，至今没有见到定论。这是因为刺配，情节稍轻，既然想要降为居役，那么编管就成了从犯的处罚，不应当再让他们迁离家乡。轻重不相称，这个议案因而被搁置。臣私下认为，前后创立发配的条文，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只让他们居役，不离开家乡，那就近乎宽纵奸恶，不足以惩戒罪恶；如果全部使用发配之法，不顾惜黥刺，那么人的面目就全毁了，谁还会再顾惜自己？强悍的民众更加倚仗势力，有过错也无从自我更新。查照《元丰刑部格》，各种编管的人，本来就有不许迁移、不许释放和许可迁移、释放的期限规定；《政和编配格》，又分为情节严重、稍重、情轻、稍轻四个等级类别。不如依照旧有的格式，稍加参酌订正，把犯发配之法的人，如果属于情节严重的，就依旧刺面，采用不许迁移、不许释放的规定；其次情节稍重的，就只刺额角，采用发配满十年的规定；其次情节稍轻的，就给予免除黥刺、放还的规定；其次最轻的，就降为居役，另外制定年限、期满释放的规定。倘若居役这一条本来还有从犯应当编管的，就把他们安置在本城，减少他们的释放期限。这样的话，与现行的条文法令并没有抵触，而且能使刺面之法专门用来处置情节严重、罪恶深重的人，而其他偶然触犯法律的人，都能够保全自己的面目，知道有所顾惜，可以自我更新。减少黥面的罪徒，消除奸党，实在是天下的当务之急，希望陛下留意，尽快下诏有关部门裁定施行。"此后终究还是照旧制施行。

光宗绍熙二年，知琼州黄揆上言："如今中原及各地的奸恶之民因犯罪当死而获得宽贷的，必定全部发配到海外去当兵，这是聚集千百只虎狼却共同安置在一个山丘上。如今已经积累的人已经很多，而络绎不绝押送来的人还在不断到来，一旦罪恶累积、仇怨积聚，一朝溃裂四散，臣担心偏远州郡的百姓，将无法安枕而卧。请求从今以后，凡是罪大恶极而宽贷死罪、隶属流放名籍的人，允许分派到沿江各个屯所以及其他边远恶劣之地，不要专门指定海外作为凶恶之徒的聚集之地，这样才能暗中消解、逐渐削弱，不至于蔓延流毒到偏远地方。"皇帝批准了。

绍熙三年，臣僚上言："发配自有年限规定，才允许放免。近来却不再遵照办理，一两年之内，随即就放免，导致人人都轻忽法令，把发配当作平常事。请求下达命令给各路，凡是犯法被刺配的人如果到了所配的本州，必须依照条文规定的期限，才允许放免。如果在期限内又有所犯罪，请求拨入屯驻军中服重役，永不放免。"皇帝批准了。宁宗嘉泰四年正月，臣僚上言："后世谋生的路子日益狭窄，犯法的人众多，被发配的人，途中大多逃亡；等到到了发配之地，州郡又害怕要供养他们，往往故意放纵不加追捕。这些罪徒虽然侥幸得以逃脱，但他们自身实在无处容身于天地之间，饥寒交迫，如果不是聚

译集贩卖私货，就是聚集成为强盗。发配的人大概有两类：其中乡民一时斗殴杀伤，以及官吏犯赃罪而宽贷死罪流配等人，假使他们逃跑，未必都是强悍勇猛之徒，能够酿成大祸，希望只让他们在本州牢城服重役，制定期限，期满发给凭证，重新成为良民；至于多次犯抢劫的强盗，以及聚众贩卖私货、曾经杀伤人而被捕获的人，都能够在山中跳跃逃窜，操弄兵器，不是村民、官吏可以相比的，希望一并发配到屯驻军中，制定年限，期满改刺字号，按照正规军的衣粮待遇，这样实在有利。"皇帝批准了。

开禧元年闰八月，臣僚上言："本朝的各种法令条文规章，灿然完备。因为考虑到人们难以离开家乡故土，于是有了配隶、羁管、编管等条文，但是如果不是犯了奸赃、强盗、杀人而宽贷死罪，以及斗殴伤人情节严重的，就不用这些条文治罪。如今世上的酷吏，竟然不这样想，在配隶、编管、羁管之外，自己创立了'押出外界'的条文，使人流离失所，四处漂泊，难免会有客死他乡的悲叹。希望严格约束朝廷内外官员，除了配隶、编管、羁管之外，只有其他郡县作案的人，允许勒令遣返本籍，其余的都依照本来的条文定罪，不得随意把土著人家的家属押出本地界外。"皇帝批准了。

●卷一百六十九 刑考八

○详谳（平反）

虞舜时，因过失造成的灾害，就宽缓赦免；怙恶不悛、始终不改的，就要用刑诛杀（眚，是过失的意思。灾，是危害的意思。肆，是宽缓。贼，是杀的意思。因为过失而造成危害的，应当宽缓赦免；怙恶不悔、始终为恶的，应当处以刑杀）。宽宥过失，不论多大都可宽宥；惩罚故意犯罪，不论多小都要惩罚；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与其杀害无罪之人，宁可自己承担失于常法的过错（辜，是罪的意思。经，是常法的意思）。

《周官》记载，小司寇用八种法则来附会邦法确定刑罚（辟，是法的意思。丽，是附会的意思。原文写作"付"，附犹如附著的意思）：一是议亲之法（郑司农说："就像如今宗室有罪先要奏请一样。"），二是议故之法（故是指旧交），三是议贤之法（郑司农说："就像如今廉洁的官吏有罪先要奏请一样。"郑玄说："贤，是指有德行的人。"），四是议能之法（能是指有才能技艺的人。《春秋传》说："善于谋划而很少过失，教诲他人不知疲倦的，叔向就具备这些。这是国家的根基啊，还应当十代都宽宥他的后人，用来勉励有才能的人；如今一旦不能免除他自身的罪过，因而抛弃了国家的根基，不也太糊涂了吗！"），五是议功之法（是指有大功勋、立大功劳的人），六是议贵之法（郑司农说："就像如今佩戴墨绶的官吏有罪先要奏请一样。"），七是议勤之法（是指为国事而辛劳憔悴的人），八是议宾之法（是指不以臣子对待的人。大概是三恪二代之后的人吧）。用三讯的方法来判定平民诉讼案件中的罪行（中是指罪行恰当被判定）：一是讯问群臣，二是讯问群吏，三是讯问万民（刺，是杀的意思。三次讯问，罪行确定后就处以刑罚。讯，是告知的意思。疏解说："群臣，是士以上的人。群吏，是府史胥徒等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万民，是百姓中有德行但不出仕的人。"）。听取百姓认为应当处死或应当宽宥的意见，来施行上服、下服的刑罚（宥，是宽的意思。百姓说应当杀的，就杀；说应当宽宥的，就宽宥。上服，是劓刑、墨刑。下服，是宫刑、刖刑）。

《王制》记载，司寇端正刑法、明确法则来审理诉讼案件，必定要三次讯问（用来探求民情来判定诉讼案件中的罪行。三刺之法见前）。只有意见而没有诚实证据的不予采信（简，是诚实的意思。只有其意图而没有诚实证据的，不论定为罪行），附会从轻处理（附，是施加刑罚的意思。探求出罪的理由使其从轻），赦免则从重考虑（虽然罪行可以判重，仍然赦免他）。疑难的案件，要普遍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都有疑问就予以赦免，一定要审察轻重的先例来判定（小大，就是轻重。已经施行过的先例叫做比）。

《君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