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五

译测试他们，授予官职差遣。第二等的，免除当年春季劳役一个月、马料干草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没有可以免除的役，或者所免数额不够的，允许转移到其他户头而接受相应的价值。第三等、第四等，依照此例酌情递减。即使技艺尚未精熟而愿意前来接受检阅测试的，也予以准许。

五年，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进言说："近来保户多次向县里递交状文，愿意分批轮番隶属巡检司练习武艺技能，提点司已将此事上报朝廷和司农寺，但还未敢轻易决议。"于是下诏："主户中的保丁愿意到巡检司上番的，十天轮换一次，有疾病等事故的由下一班代替，每月发给口粮、柴薪蔬菜钱，分批轮番巡逻警戒。"又下诏命令尉司上番的保丁依照巡检司的办法。

保甲法开始施行的时候，最初只是以相互担保缉捕盗贼为目的，还没有训练他们的武艺军事，到四年才下诏命令京城周边的保丁练习武艺军事，确定赏罚制度，但仍然是轮番上值。到五年，因曾布的建议，才命令他们分批轮番隶属于巡检司、尉司。

枢密院上言说："在京服役的兵士，原有编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现在缺额六千三百九十二人，如果招募挑选补足，就不需要从外路抽调，可以免除不习水土、在路途中受冻挨饿的祸患。想在京城及府界、京东、京西、河北招募年轻力壮的士兵，只供在京服役，不许臣僚借机占用差遣，不超过一年就可以使人数充足。相应地减少在外地招募的数目，把节省下来的粮饷赏赐储存运送到京城，以供应各省司的使用。"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下诏："禁军俸钱达到五百而逃亡满七天的处斩。"旧制逃亡满三天的处死。当初执政大臣商议修改法令请求改为满十天，皇帝下令改为七天。

六年，下诏命令开封府所属京城周边地区，按都保设置木制契符，左半留存在司农寺，右半交付给所属县，凡是追捕差役、检阅测试、

译操练学习，就出示契符。这个月，又下诏在永兴、秦凤、河北东、河北西、河东五路施行（保甲习武之法），只是每次轮番上值。其余各路只是相互担保任事，不练习武艺。其中荆湖、四川、广南沿边地区的，可以练习武艺军事，命令监司酌情裁度处理。此后只有全部改编为保甲的土丁、邕州钦州洞丁、广东枪手，才进行操练。十二月，于是停止了河北西路强壮、沿边弓箭社中长期登记在册轮番上值巡守的人。

当初，开封府京城周边及五路的保甲达到五万人，每两年一次选送，到京师接受检阅测试，授予官职，开封府及京城周边地区每十人选送一人，五路每七人选送一人。八年，下诏开封府京城周边达到一万人，五路有一万五千人的，各准许选送一人。

当初，保甲隶属于司农寺，八年改为隶属兵部，增设同判一人、主簿二人、勾当公事十人，分别巡按各州，其政令则听从枢密院的指挥。

七年，才下诏总括开封府京城周边、京东西路、河北路的兵力分别设置将、副将。从河北开始，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分布在河北四路；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在京城周边；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在京东；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在京西。总共合计三十七将。而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各自单独编列将。其中鄜延有九将，泾原有十一将，环庆有八将，秦凤有五将，熙河有九将。合计四十二将。

八年，又下诏增设马军十三个指挥，分布在京东、京西两路。又招募训练"教阅忠果"军十个指挥，驻在京西，每个编额五百人，其中六个驻在唐州、邓州，四个驻在蔡州、汝州。

元丰二年，又在京西增设士兵"勇捷"两个指挥，每个编额四百人，唐州方城的编为右第十一指挥，汝州襄城的编为左第十二指挥。总计马军十三个指挥，忠果军和土兵共十二个指挥。

四年，下诏将东南路各军也

译按照京城周边的办法编组，共编为十三将。从淮南开始，淮南东路为第一将，淮南西路为第二将，两浙西路为第三将，两浙东路为第四将，江南东路为第五将，江南西路为第六将，荆湖北路为第七将，荆湖南路潭州为第八将，全州、邵州、永州负责应援广西的为第九将，福建路为第十将，广南东路为第十一将，广南西路桂州为第十二将，邕州为第十三将。总计全国共编为九十二将，而鄜延等五路又有汉族、蕃族弓箭手，也各自附属于各将而统一隶属。各路的将一般各设置一名副将，东南兵三十人以下的只设置单独一名将；凡是将、副将都选任内殿崇班以上、曾经历经战阵、熟悉民情的人担任，也下诏命令监司推荐举荐；又各按照所统兵员的多寡，设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等职位，各有差等；又设置训练官位次在各将佐之下；春秋两季举行大规模测试，选拔有武力的士兵，凡一千人选十人，都把名字上报朝廷，等候旨意再行遣送，其中愿意留在乡里的不强行遣送，这就是将兵法的制度。

五代承袭唐代藩镇的弊端，士兵骄纵而将领专权，一味自我扩充势力，横行狡猾难以控制。本朝祖宗刚平定天下时，惩戒这种弊端，分别派遣禁军，戍守边地，大致一两年轮换一次，想要使他们在往来道路中足以体验劳苦，南北轮番戍守，足以均衡劳逸，所以将领不能专擅兵权，士兵也不至于骄纵懒散。等到承平已久，四方的郡国合为一家，再没有像过去那样难以控制的情况，而禁军的轮番戍守仍然沿袭旧制，新旧相互承续，往来交错频繁，连绵不绝于道路。议论的人认为轮番交替戍守对事情没有益处，只是使得士兵不了解将领，将领不了解士兵，遇到紧急情况恐怕不可依靠。神宗即位后，慷然改革制度，划分各路将兵，全部隶属于禁军，使士兵了解自己的将领，将领训练自己的士卒

译，平日训练选拔，不再外出戍守，外地有事才派遣前往，这就称为将兵法。

元丰二年，因兖州、郓州、齐州、济州、滨州、棣州、德州、博州的百姓遭遇饥荒，招募他们充当兵士，用来补充开封府界、京东、京西将兵的缺额。又下诏："在京俸钱七百以下的编制，挑选招募马军步军一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挑选招募义兵保甲四万人；如果泾原路五千人不足，就在秦凤路挑选招募。"

四年，下诏：五路的义勇，全部改编为保甲。

皇上说："河东整修义勇、强壮之法。又命令编组保甲，如何呢？"王安石回答说："义勇必须清查核实丁口数目。如果借着编组保甲的机会一并清查，那么一次行动就能完成两项事务。如今既已派遣官员清查核实义勇，又另外派遣官员编组保甲，这样就把一件事分成两件事来办，恐怕百姓难免会受到骚扰。"皇上说："保甲能不能代替正规军轮番戍守呢？"王安石说："等到他们练习熟练之后，然后才能轮番戍守。然而东部的士兵技艺也未必优于义勇、保甲，臣观察广勇、虎翼兵的情况确实如此。如今充当募兵的人，大都是偷懒懒惰、顽劣狡猾、不能自我振奋的人。从事农业的人，都是朴实勤劳、一心听从命令的人。用这个标准来比较，那么一旦有紧急情况，没有比民兵更可用的了。"冯京说："太祖征伐天下，难道一定是用农兵吗？"王安石说："太祖时承接五代，百姓极度困苦，公侯大多是从军队中兴起的，所以豪杰之士都把从军视为有利之事。如今百姓安于本业、乐于生活，而军中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从中拔擢起家成为公侯的人了，因而豪杰之士不再留在军中，而应募的人大都只是偷懒懈怠不能自我振奋的人罢了。"皇帝说："兵力的强弱在于人。五代时兵力弱小，到世宗时才变强。"王安石说："世宗所收编的，也都是天下强横凶悍之人，这就是他的军队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译。"皇帝最终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

皇帝说："保甲、义勇有草料粮饷的费用，应当预先为此作打算。"王安石说："应当裁减募兵，取他们的费用来供给保甲。供给保甲的费用，才相当于养募兵费用的十分之一二。"皇帝说："京城周边募兵的数目已经比从前减少了。强固京城根本的形势，还不能全部裁减。"王安石说："既然已经有保甲代替他们服役，就不需要募兵了。如今京师的募兵，逃亡、死亡、停役放归的，一季就有数千人，只要不再招募补充，就可以裁减。然而如今厢军既已减少，禁兵也不算多。臣希望早日训练民兵。民兵练成之后，募兵就应当裁减了。"

这一年，京城周边、河北、河东、陕西路会同核查保甲，都保总共三千三百六十六个，正长、壮丁总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节省原来的费用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实际耗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编组训练的赏钱为一百多万缗，还不包括在内。凡是集中训练、编组训练完成之后，每年派遣官员检阅，称为"提举按阅"，大多由近臣带领内侍前往颁发赏钱，按照规定的格式办理。各路都按照轮次，武艺已经练成的先接受检阅，大致五六年轮一遍。唯独河东因金帛不足以支付赏赐，竟要到十一年才轮一次。皇帝知道此事后，下诏说山西人勇猛强悍，风俗崇尚武事，又夹在两个敌虏之间，讲习劝勉不应落后，特别加赐缗钱十五万。登记在册的义勇、保甲以及民兵（熙宁九年的数目），合计共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继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知陈州司马光

译上疏，请求废除保甲法。

司马光上疏说："兵员出自民间，虽然说是古代的法度，但古代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百姓仍很多，三季务农，一季讲习武事，不妨碍耕种收获。百人以上的军官，都是挑选贤能的士大夫来担任，没有侵夺盘剥百姓的祸患，所以士卒和睦，行动起来就能立功。如今登记乡村百姓，两丁抽一充作保甲，发给他们弓弩，教他们列阵作战，这是让农民有一半变成了兵。三四年以来，又命令河北、河东、陕西设置都教场，不论四季，每五天教练一次。特意设置的这种使者地位相当于监司，专门负责督办，州县不得干预。每一丁去教阅，就要另一丁供应接送，虽说是五天一次，但保正、保长借着修补堤埂、除草的名义，天天把人聚集到教场，收到贿赂就放人，不然就扣留，这样一来，三路耕种收割、稼穑之业几乎全都荒废了。自唐代开元以来，民兵之法败坏，戍守作战，全都招募长期从军的兵士，民间何曾操习过兵事？兵器本是凶器，圣人是不得已才动用它。国家承平已有一百多年，四方夷族顺服，白发老人都不曾见识过兵革，一旦田野间的百姓忽然都穿上军装、手执兵器，奔走遍野，年长的人叹息以为不祥。此事本是仓促创立，征调没有章法，家家户户骚动不安，没有一家能幸免。又有巡检、指使，往来乡村巡查，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保正、保长仗势弄权，坐地索取供给，多方勒索财物，稍不如意，便妄加鞭打，蚕食军民百姓，没有个限度。中下等百姓，倾尽家中所有，被侵肤削骨般盘剥，无力供应，愁苦困顿，无处申诉，四处流亡迁徙，背着婴孩挤满道路。朝廷又时常派遣使者，到处巡查检阅，所到之处犒赏设宴、耗费金帛，动辄以万计。这些都是从平民百姓身上一分一毫、一丈一尺搜刮来的，一旦动用起来却如同粪土一般。而乡村百姓，只是白白劳苦服役，感受不到什么恩泽。对农民的劳役既是如此，国家的耗费又是如此，到头来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是用来捕捉盗贼、保卫乡里，那又何必设置这么多人？如果是用来戍守边境、征讨戎狄，那么戎狄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习俗，从小到大，再无别的事务；中原百姓，生长在太平之世，耕田务农，即便给他们兵器，教他们击刺之术，在教场之中或坐或起、或进或退，看似严整，倘若真让他们与戎狄相遇，战鼓一响，箭矢刚刚交锋，他们的溃败逃散可以预先料定，绝无疑问，这就好比驱赶一群绵羊去和豺狼作战。到了那时，岂不是要耽误国家大事吗？朝廷又全部罢去三路巡检麾下的兵士和各县的弓手，都换成保甲。命令主簿兼任县尉，只管城内及近郊之事；至于乡村的盗贼，全都交给巡检负责，巡检还要兼管巡察保甲教阅之事，从早到晚奔走，恐怕尚且应付不过来，哪里还有空闲去追捕盗贼呢？而保甲之中往往有自己就做起盗贼的，也有骑着保马去行抢的。既然如此，那么设立保甲、保马本想用来除掉盗贼，如今反倒资助了盗贼。自从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一带的盗贼已经很多，甚至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横行，闯入县镇，杀害官吏。官军追剿讨伐，经年累月，始终不能制服。况且三路还未遇到大饥荒，盗贼已经如此猖獗，万一遭逢数千里的蝗灾旱灾，而那些失业、饥寒交迫又已练就武艺的人，四处蜂拥而起来响应，这给国家带来的祸患，怎么能说得尽呢！这不是小事，不可轻忽。夺走百姓的衣食，使他们无以为生，这是驱赶百姓去做盗贼；让家家户户习练武艺，又用官职赏赐来劝诱，这是教唆百姓去做盗贼。再撤去捕盗的人手，这是放纵百姓去做盗贼。这样谋划国事，究竟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况且从前那些钻营求进的人，用征伐四方夷族、开疆拓土的策略来游说先帝，所以才设立了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来登极赦书中的条文说：‘凡沿边各州军，命令各处的长吏以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以及边境百姓不得侵扰境外，务必要安静地守卫疆场，不要去骚扰对方。’这大概是圣上的心意，想要施惠安抚远方，让中原休养生息。华夏与夷族之人，谁不归顺敬服，既然如此，那保甲、户马又还有什么用处呢？如今虽已罢去户马、放宽保马，但保甲仍然存在，大概是因为还没有人把其中利害的详情向朝廷奏明。臣愚以为应当全部罢去保甲，让他们回归务农，召回提举官返朝，酌量各县户口，每五十户设置弓手一人，大致依照沿边弓箭手的办法，允许荫庇本户田地二顷，全都免除其赋税徭役。除了出盗贼的地方要严加处罚，以及命令出悬赏钱之外，共同出盗贼的地方，不再设立三期考校的限制，只是命令捕获盗贼便给予奖赏。若是捕获盗贼数目多，以及能捉拿凶恶盗匪的，各按功劳大小升迁补授职级，或者补入班行之列，务必要优待宽假弓手，以此劝勉招募。本县乡村之中有勇力、精武艺的人投充，估计保甲之中有勇力武艺的人必定有很多愿意应募的。若一个名额空缺，有两人以上争相投充，就委托本县令、尉挑选武艺高强的人充任。武艺衰退的人，允许他人指名与他比试，如果武艺胜过原任的，就命令替换充任。被替换下来的人，就不再享有荫田。这样一来，就不必再教阅，武艺自然会精熟。一县之中，那些强壮勇武的人既已充作弓手，那些羸弱的人即便去做盗贼，也不能成为祸患了。还要委托本州及提点刑狱经常加以按察，如果县令、县佐有取舍不公的，从严依法惩处。如果招募不足，就暂且在乡村按旧有条例摊派差役，等有人报名投充时，就命令替换充任。其余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长壮丁追捕盗贼等事，都请依照祖宗旧有的法度办理。"

译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司马光想申明以前的主张，枢密院先呈奏，请求罢除团教。司马光再次上奏，不久蔡确坚持不肯施行。监察御史王岩叟等人极力陈说这件事。十月，下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的官员一并罢去，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及府界提点司兼管所有保甲事务，只在冬季教阅三个月。又下诏各县的监教官一并罢去，委托县令、县佐监督教阅。

王岩叟说："臣起初认为保甲之法，实行了这么多年，朝廷本已知道百姓共同苦于此事，前些日子下诏免除有疾病者、淘汰弱小者、放免第五等田不到二十亩的人家、把一个月六次教阅减为三天合并教阅，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管理保甲的衙署仍然存在，其祸患终究还在。朝廷知道教民作战是为了当兵，却不知道教阅太苛刻百姓无法忍受；知道设一个衙署来总管此事，却不知道扰民太烦百姓因此心生怨恨。教阅本是为了备用，却弄到使百姓怨恨的地步，那么恐怕将来有一天要用他们时会不如朝廷的意愿，这不能不考虑。百姓说，教阅之法的困难还不算苦，羁縻的虐待更甚于此；羁縻还不算苦，鞭打的酷烈更甚于此；鞭打还不算苦，无休止的勒索更甚于此；正在耕种、正在锄地就被叫去，正在……就要离开，这就是羁縻之所以为苦。教阅的时候，保长可以鞭打他们，保正又鞭打他们，巡检的差役与巡检又交替鞭打他们，提举司的差役与提举司经办公事的人又互相鞭打他们，提举的长官又鞭打他们，一旦逃避，县令又鞭打他们。百姓无法过日子，常常互相说：'恨不得死了才好'，这就是鞭打之所以为最苦。制作战袍、买头巾、买弓、修箭、添弦、换护指、置办鞍辔、搭凉棚、画象法（图谱）、造队牌、编架子、租桌椅、集资购买纸墨、雇人看守听候、平摊菜钱、交纳楷粒之类，名目百出，数不胜数。所以民间父老的谚语说：'孩子们空着手，不能进教场'，这不是虚话。都保正、副保正、大保长、小保长，平日在家中，逢婚丧嫁娶要送礼，秋收夏熟时要索取丝麻和麦子，在城里遇见时要请吃请喝，这是迫于势力不敢不给的。一旦不如他们的意，就以技艺不合格为借口，对百姓捶打侮辱无所不至。还有所谓的巡检、差役，大多由这些人出身，贪婪违法，不顾日后的祸患，比保正、保长更严重，这就是勒索之所以为最苦。还有人因此赶走养子、赶走上门女婿、让母亲改嫁、兄弟分家来求免除的，有人弄瞎自己的眼睛、砍断手指、用火烧灼皮肤使自己残废来求免除的，有全家逃亡不回来的，有把老弱留在家里而保丁自己逃走的。保丁逃走了，按法律应当责令他家出赏钱十千来招募替代者。如果他们家里有钱可出，本不至于逃走；既然逃走了，可知家境困窘。要他们缴出十千钱，怎么可能拿得出来？所以各县常常有几十上百家老弱在道路上哀叹，在衙门里哭诉。像臣这样愚钝的人尚且知道不忍心，如果让陛下的仁圣得知，应当怎么办？此外保丁之外，普通百姓家里，凡是有一匹马的，都要被要求借出供用。逐场教习骑马，整天奔驰，往往使马匹瘦弱残废而死，谁还敢说什么？有的马主家偶然因事外出，一时耽误借供，就要遭受追捕鞭打的痛苦。有的人家官府逼迫催逼，不得已而更换了马，又有被逼令赎回原马的痛苦，所以人人都把有马当作祸事。这都是提举司官吏依仗法令生事，严重地扰害百姓。臣私下想，古代未尝不教百姓打仗，却没听说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顺应人情来制定法令的。顺应人情来推行法令，就能越久越顺利施行；依仗威势来推行政令，就会越严厉越违背人情。这是自然的道理。野兽被逼急了就会搏斗，人被逼急了就会欺诈。从

译古到今，没有把下面的人逼到绝境而自己能不危险的。臣观察保甲这一个衙署，上上下下的官吏，没有一丝一毫爱惜百姓的心意，所以百姓看待这个衙署不亚于虎狼，积愤含怨，人人都是如此。近来保丁抓住差役，驱逐巡检，攻击提举司经办的官员，大案接连不断，如今还没有停止。虽然百姓愚昧，难道他们忘了父母妻子的恩爱，而喜欢做犯上作乱的恶事来招致祸患吗？这都是被逼迫到了极点罢了。臣认为如果继续激化下去，怎么知道日后爆发的祸患不会比现在更严重？情况既然如此，不能不事先考虑，以维护大局、求得安定为计策。三季务农，一季习武，这是先王通行的制度。臣愚以为，与其一个月之内合并教阅三天，不如一年终了合并教阅一个月。农事已经完毕，没有别的心事，人们自然安心习武而没有怨言。于是可以撤销提举司，废除巡教官，一律归属州县，让各路安抚司总管此事。每到冬季教阅时，安抚司随即选派教官，分头前往各县，与县令、县佐一同在当地教阅。一个县分两批，每批负责一个月。开始教阅时与保正、保长论上下级，教阅结束后与保正、保长互不统属。这样百姓就能安闲从容地经营生活，没有整年逃亡的痛苦，没有被侵夺苛虐的祸患，没有争斗冒犯上级的恶行。而且武备不废弛，威名也能保全，岂不是既容易又有成效吗？"又请求撤销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又请求撤销提举教阅司。又请求废除每年把保甲分为两批、在十一、十二两月上教阅的做法，不必分成四批，也不必特意从京城派官员去视察教阅，只请求让安抚司派遣使臣办理为宜。朝廷都听从了。

元〇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说："臣看到保甲法，虽然已经改动，仍有两条弊端不利于百姓。其一，废除了二十亩以下免于教阅的指令，改为让五等户中有三丁的都要参加冬季一个月的教阅。因为百姓的贫富，不在于男丁的多少，而受不受教阅，就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现在有田百亩、家有两丁的，就免于教阅，这叫幸运；有田十亩、家有三丁的，就要参加教阅，这叫不幸，这是贫富承担劳役极不均衡。"于是下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以下、田地不满二十亩的，即使有三丁以上，一律免于教阅。

按：登记百姓为兵，是古代的法度，唐朝的府兵制也是如此。如今熙宁年间的保甲法，却是无益而有害。说它无益，是说田里种地的百姓，不熟悉战斗，不能代替募兵；说它有害，是说贪污的官吏，趁机勒索渔利，足以困扰百姓。然而不熟悉战阵的百姓，可以通过教练而学会，而作奸的官吏，即使加以禁止约束，也不能制止。所以元〇年间的诸位贤臣，商议更改政治、首先想要废除保甲法，是因为它扰害百姓。如今看吕陶所说，认为百姓的贫富不在于丁口多少，而受不受教阅有幸有不幸，于是让人户五等以下、田地不满二十亩的，即使有三丁以上也一并免于教阅。既然如此，难道贫穷的人就不能当兵，只有富裕的人才能当兵吗？大概所选取的必定是五等以上、田地达到二十亩的人家，并不是因为他们适合当兵，而是因为他们稍微有些财力，能够承受贪官污吏的勒索罢了。大概王安石所推行的政策，苛刻急切的用意多，体恤忠厚有利于百姓的用意少。所以助役法虽然是良法，保甲法虽然是古法，却都足以害民。元〇初年，苛刻的小人当权，朝廷内外还不能全部清除，明知保甲应当废除，却只是放免了五等以下田不满二十亩的人，这就像捆住兄长的手臂却告诉他慢慢来、每天偷一只鸡却改成每月偷一只一样。既然法令不能全部革除，又不能摈弃斥绝，那么对执行法令的人，姑且稍加宽减，酌量减轻其毒害，来舒缓长久困苦的百姓，这是可以的。把这当作经营武备、增强兵力的良策，不也是荒谬的吗！

尚书右仆射司马光请求废除各路的将

译官，于是下诏，陕西、河东、广南的将兵不调出去戍守别的路，其余河北的军队调派靠近内地的一将再调赴河东，而其他各路本路的将领与不隶属将官的兵，一并轮流出戍，稍微裁减各路的钤辖及都监的员额，仍旧让将官兼任都监的职事，但最终没能把将官全部废除。

司马光上疏说："臣私下看到本朝以来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作为将帅之官，凡是州县有兵马的，那里的长官未尝不兼管辖，因为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先帝想要征伐四方蛮夷，忧虑各州的兵官不精心勤加训练，士卒懈怠松弛，于是有人建议，请求把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的军队分成若干人为一将，另外设置将官，专门负责训练。各州的总管以下以及知州、知县，都不得参与管理。等到有差使时，只留下老弱及剩余人员来充当本州官府的杂役及各种差使。其余的禁军，都归将官管辖，专门从事教阅。臣愚以为，职事能否办好，在于挑选合适的人，不在于设立官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总管等官也能训练好士卒；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是将官又能做成什么？何况现在的将官，就是从前的总管。难道当总管就不能称职，当将官就能称职吗？这只是变换名称罢了，对实际事情没有好处；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凡是设置官职分派职责，应当上下相互维系，就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这样纲纪才能建立。现在担任州县长官及总管等官的人，对所辖的士卒，有不能统辖、不能差使的情况，几乎像是路人一样。至于仓库守夜、街市巡逻，也都缺人手。虽然按照条例可以调用将官下属的士兵，但州县不能直接调派，必须行文将官，将官往往袒护不肯拨给，万一有非常之变，州县长官凭什么号令部众，制止奸邪之徒呢？"

又说："臣私下看到近年来灾害频发，盗贼颇多，州郡完全没有武备，长官的侍卫军单薄稀少，禁军都归属将官，常与州郡争权夺利，长官的势力远远不及他们，万一像李顺、王伦、王均那样的贼寇，乘机作乱，攻陷郡县，岂不是朝廷的忧患？又：祖宗以来，各军很少长期驻扎在营中，常常分批出戍，是想让他们锻炼筋骨、了解艰难、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并且熟悉山川险阻。自从设置将官以来，若不是整个将的部队一起出发，才会与将官同行，其余的常常留在本营，吃喝玩乐，养成骄横懒惰的习气，日子久了，就不能再用了。又：每一将下面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州里又自设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白白浪费俸禄，这是天下懂兵事的人都知道的弊端。臣愚以为，希望能全部废除各路的将官，那些禁军各自委托本州长官与总管、钤辖、都监等管理，如同设置将官之前一样，让州郡平日武备充足有余，这样一旦有紧急情况才可以要求他们誓死守卫。"

八年，知定州苏轼上疏，请求保留抚恤河北弓箭社、增补修订条约。没有得到批复。

苏轼的奏疏说："臣私下看到北方辽国长期议和，河朔地区没有战事。沿边各郡，军政稍稍松弛。将领骄纵士卒懒惰，一旦有紧急情况恐怕不能用。武艺和军备装备，都远远比不上陕西、河东。虽然依照眼下的边防形势，三五年间必定没有紧急警报。然而居安思危，是国家应有的常备，如果事先不讲求准备，遇到突发情况就难以应对。如今河朔沿边各军，从未出征打仗，整年坐吃粮饷，理应富足强壮。臣近来派遣所征辟的幕僚李之仪、孙敏行亲自到各营中，查看具体情况，确切了解到禁军大多贫穷困窘，妻子儿女赤身露体、忍饥受寒的，十有六七，房屋大多损坏，不能遮风避雨。询问

译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将校不守法纪，敛财勒索，放高利贷，习以为常。将校既然带头违法不公，那么军政就无从整顿，所以军人大多沉溺于饮酒赌博而没有节制。这三件事不停止，即使是禁军，也免不了受冻挨饿，既然轻易触犯法律，动不动就逃亡，这难道是长治久安之道？臣自到任以来，逐渐申明严格军法，逃兵盗贼，已经觉得减少了，过一年半载，大概能革除这种风气。然而臣私下认为，沿边禁军一旦有紧急情况终究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呢？骄纵懒惰已久，胆量气力都耗尽了，即使是靠近的戍守、短暂的差使，动辄要和妻子儿女哭泣告别，披甲拿兵器，走几十里路，就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臣如果加强严格训练，日夜勤加练习，训练奔驰坐立起行等动作，让他们能耐得住辛苦，那么这个消息就会先传出去，北方辽国怀疑畏惧，或许会因此生事。臣看祖宗以来，沿边要地，屯聚重兵，只是用来壮大国威、消除敌人的图谋，就是所谓先造声势后有实力、以形势约束敌人的做法罢了。如果要深入进攻、两军交锋，还应当混合使用禁军。至于平日守卫边境、防御小股寇贼，就必须专门任用极边地的本地人。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晁错为汉文帝谋划防备边境的策略，不过两件事：一是迁徙内地的人来充实空虚的边地；二是设置边境县来防备敌人。宝元、庆历年间，赵元昊反叛。朝廷屯兵四十多万，招募刺字宣毅、保捷两军二十五万人，都没能派上用场，最终没有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人，专门致力于整顿团结蕃汉熟户弓箭手，用来扶植他们的家业、磨砺他们的能力的办法不止一种。边境的屏障既已建成，敌寇来了无所得利，所以赵元昊臣服归顺。如今河朔西路靠近边境的州军，自从澶渊之盟讲和以来，百姓自行结成弓箭社，不论家产高低，每户出一人。又自行推选家产、武艺为众人所敬服的人担任社头、社副、录事，称为头目。带着弓耕地，佩着剑砍柴，出入山间坡地，饮食起居、技艺特长都和北方辽人一样。他们私下订立赏罚制度，比官府还严格，分批巡逻，岗哨遥遥相望，如果有北方贼寇漏网、或本地强盗没有抓获，当班的人都要受重罚。遇到紧急情况，击鼓聚众，顷刻之间可以集结上千人。武器铠甲鞍马，常常如同敌人已经来犯一样戒备。因为亲人和祖坟都在那里，人人为保卫自己而战，辽人非常畏惧他们。先朝担任定州帅臣的名臣如韩琦、庞籍，都用心抚循这些人，把他们作为爪牙耳目来使用。而庞籍又增减了他们的条约和赏罚制度，奏请得到仁宗皇帝的圣旨批准，如今还完整保存着。前年熙宁六年推行保甲法，依照当年十二月四日的圣旨，强壮、弓箭社一并废除。又到熙宁七年再依照正月十九日中书的札子，圣旨说：凡是两地供输的人户，除了原有弓箭社、强壮以及义勇之类仍照旧保留外，不再编排保甲。仔细审看这两次圣旨，除了两地供输的村分才允许照旧设立弓箭社，其余的都应当废除。虽然有上述指令，但官府和民间都沿袭旧例，原来并没有废除，只是让弓箭社中两丁以上的人户，兼充保甲，以至于追捕本地界内及境外的盗贼，都是驱使弓箭社的人户，冲在前面拼命捉拿。如今各州县，全都依靠这些人在夜间防守，可以清楚地看出弓箭社实在是边防要用的力量，这个势头绝对不能废除。只是因为兼充保甲的缘故，被召集追呼，劳累破费耽误生业，如今虽然名目还在，考核它的实际效用，却比不上从前。臣私下认为，陕西、河东的弓箭手，官府发给良田，用来准备武装战马。如今河朔沿边的弓箭社，都是百姓祖传的田产，官府没有丝毫资助，却要捐躯保卫边境，武器铠甲鞍马

译，和陕西、河东没有区别。苦乐相差如此悬殊，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近来霸州文安县和真定府北寨，都有北方贼寇惊扰劫掠百姓，捕盗的官吏，束手旁观，无可奈何，由此可以验证禁军和弓手，都不得力。假使各州县到处都有弓箭社的人户拼死尽力，那么北方贼寇怎么敢轻易侵犯边境的营寨，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臣已经告诫本路的将领官吏，申明严格赏罚，用心抚循这些人，就重新拿庞籍从前的奏章约束来使用，稍加增减，另外制定条目。想请求朝廷制定法令，稍加优待，明确设立赏罚，用来表明惩戒和劝勉。如今已经秘密统计到本路极边的定州、保州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境地带七县一寨，共统辖历来结成弓箭社的五百八十八个村，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如果朝廷认为可行，制定法令之后，再敕令将领官吏，经常加以抚循，让三万多人分批日夜巡逻，遇到盗边的小股贼寇就来抢先抓获，不至于养成习惯，从而滋长敌人的野心。而这样做各方面都遵循旧例，没有什么改动，敌人不会怀疑畏惧，也就无从生事。有利无害，是很清楚明白的。"奏疏呈上，没有得到批复。这个月又上奏一次，还是没有得到批复。

按：以上苏东坡所奏的内容，原本没有得到施行。然而奏疏中所说的，可以由此了解当时北方边境军政的松弛。金人南侵的祸患，是早有原因的。他所说的禁军，大多贫穷困窘；将校不守法纪，敛财勒索，放高利贷，习以为常，由此可知当时即使是招募的长期戍守之兵，衣食全靠朝廷供给的，尚且不能不被将校渔利，何况是登记有田地的百姓来充当保甲，贪官污吏，难道会不加以勒索吗？

绍圣初年，枢密院进言说："以前军士犯法，诏令允许将官自行决断处置，因此政事不会耽搁。自从州县官参预军事以来，动辄多有牵制，不能自主决定。今后想要恢复旧法，凡是各军除转迁、调排、补充都归属将司管辖，州县不得随意插手。凡不是屯驻所在地的，应当等将副巡查各地时决断处理，其余的委托训练官执行。"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到这时州县束手旁观，任凭将官所为，将官和士兵越来越骄纵，不再有可用的了。

元符二年，御史中丞章〇上奏请求教习保甲的月份，派官员按期考核。曾布说："保甲固然应当教习，然而陕西、河东连年修筑城寨，征调劳役没有停止，河北接连遭受水灾，流亡的百姓还没有恢复，因此不能督责训练。熙宁年间教练保甲，臣在司农寺任职，正好负责这项事务。那时司农的官员亲自负责这件事，督责检查极其精密，县令如有勒令保甲置办衣装之类不合理骚扰的，也都受到降职处分，所以没有人敢不遵守法令。后来才让他们轮番当值。"到十一月，蔡卞劝皇上恢复推行京畿保甲教阅法，皇帝多次督促曾布。这一天，曾布进呈京畿保丁总共二十六万，熙宁年间习得教阅技艺的共七万，因此说："这件事固然应当讲求，然而已经废除十五年了，一旦恢复推行，与当初推行时无异，应当逐步推行，那么百姓不至于惊慌骚扰。如果就用元丰年间的成法一律施行，当时的保甲存留的没有多少，用没有教习过的人，就让他们轮番值守及集中教阅，那么人心惶惶，不容易安定。熙宁年间施行这项政策，也是逐渐推行的。请容许臣讲求推行的先后次序。"退朝后把这话告诉了蔡卞，蔡卞很不高兴。

按：王安石曾经说过，从始至终都说新法便利的人是曾布。至于保甲之事，那时曾布判理司农寺，条款规划大多出自他的建议，然而绍圣年间，唯独曾布不愿意恢复推行，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这件事繁

译琐扰民，执行的人如果不得当，就只会困扰百姓，而实际上对军事实力没有好处。那章〇、蔡卞之流，只想假借"绍述"的名义来遂行私利，一点也不顾及百姓的忧乐，曾布在当时，比起那些小人来还算是好一些的吧。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上奏说："近来京畿保甲呈上八百七十一份状子请求免除教阅，又有二百三十多份状子拦住枢密张康国的马头诉说这件事。"于是下诏，京畿、三路保甲一律在农闲时教阅，按月教阅的指令不再执行。

政和年间，各路团编成的保甲共六十一万多人。

十月，尚书省进言说："如今各地逃兵聚集甚至以千计，小的骚扰乡里，大的公然打劫。多次下达指令，允许他们自首，或者让他们改换差事，始终没能彻底革除。神宗皇帝因为将领不了解士兵、士兵不了解将领，所以把兵分隶给将领统率。统兵的官署，凡是与兵有关的事，无所不管，那么士兵逃亡走死，怎能不承担责任？如今现行的敕令，还没有将官和统兵人员承担责任的法规，导致对士兵不加以抚恤，让他们劳役辛苦，以至于逃亡，而负责的人，却一点也不加罪。近来熙河一路逃亡的几乎有四万人，将副人员坐视放纵而不过问，况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互相统属，同营互相依靠，上下互相制约，怎么会到士兵逃亡还完全不觉察的地步？何况招兵时既然定立了赏格，那么逃跑怎么可以没有禁令？如今详细拟定了十几条赏罚条款。"都听从了这些建议。

七月，洪中孚担任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此前枢密院新创设崇威、宁锐两军（三年十月二日），洪中孚从河东入朝觐见，皇帝问新兵教阅是否就绪。洪中孚说："教阅，是容易的事。臣不知道太祖夺取天下时的兵力，与神宗所分派的将兵，是否曾经有所减损，如果不曾减损，似乎不必增加，因为兵贵精练不贵多。如今骤然增加两军，所耗费的很多。臣不知道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在经费之外是否另有安排，或者只是仰仗朝廷供给。"皇帝惊讶地说："当初商议增兵时，没有商议过经费，可以立即罢去这个计划。"洪中孚说："懒散游荡的士兵，不能再安于耕种田地。如今一旦罢遣，强壮的人聚集起来做盗贼，弱小的人流离迁徙，那将成为朝廷的重大忧患。不如把他们用来填补各军的缺额；如果没有空缺，就听任在编制之外收管，用不了一两年就能消化完了。"皇帝称赞这个办法好。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上奏说："广西两将的编制额是一万零三百多人，因事故逃亡的，在湖南北、江东西两地招募寄籍的人来补充，因为各路认为这不是自己分内之事，大多不用心。现在兵额缺六成，请求让本路、邻路犯了徒刑及杖刑以下情节严重的人，审问其犯罪情况，除了应当发配到沙门岛、广南偏远恶劣之地以及犯有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关境外的按律法处置外，其余的一并免于刑罚、改为刺字充军。"朝廷听从了。宣和三年，知婺州扬应试说："各郡屯戍的军队，应当隶属于长官。军事和民政的职责合一，然后号令才能统一。不这样的话，将领骄横士卒蛮横，侵夺欺压百姓，气焰压过州郡，会有承受不了的忧患。"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命令屯戍军隶属长官。没过多久，又下诏说："将兵仍应当遵循将官的条例教令，撤销先前隶属长官的指令。"后来江、浙盗贼兴起，攻陷州县，东南地区的将兵，望风逃溃，再也不能作战。事平之后，童贯上奏说："东南三将，大都软弱无能，完全不懂作战，白白耗费粮饷，骄纵懒惰放纵自己。平时统领的人各自占用差使谋取私利，大半的人都是操习工艺的。于是导致盗贼恣意横行，毒害流布一方，耗费了大量的经营谋划。如今事情平定之后，应当增添将领增加兵力

译，镇压安抚、绥靖驾驭。然而大体上南方人怯懦软弱，一向缺乏训练，终究不堪一战。现在想在内地郡县另外设置三将，一并跟随京畿的将分接续排列部署，让陕西的军队交替戍守，或许可以使东南地区得到真正能作战的士兵，从计策上来说比较合适。"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四年三月，臣僚上奏说："臣看到近来招募补充缺额的禁军，枢密院规定期限十分急迫，用几万人的名额限一个月完成，道路上人心惶惶互相惊恐，说各军抓人、给人刺字来补充缺额，大都是教唆人拉一个壮年男子，一边拖拽一边殴打，百姓大声呼喊，有的〇指苦苦求免。前些天，金明池百姓大规模聚会，忽然拦门大肆搜捕，只要是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就把他拽走，说是'充军'。以至于卖蔬菜的人都不敢进城，行人以及市井百姓下至奴仆，都躲藏起来，惶恐不安，这件事骇人听闻。如今国家没有战事，如果一定要招募补充禁军，应当明确公布法令，用金帛作为奖赏，捐献钱财百万，那么十万人就会应募而来了。在路上抓人，实在有损国家体面，请求立即禁止。已经被强行刺字的人释放遣返，来消除大家的忧虑疑惧。"皇帝下诏说："如果有并非自愿的人，立即予以改正。"

臣僚说："逃兵到处都有。在祖宗时期，军法非常严格，如果在戍守期间擅自还家，逃避差役，必定有在辕门处斩的惩罚。现在既然宽恕他们的罪，又允许他们改换差事，不受什伍长的约束。既然设立了赦免的期限，又特意延长日期来放宽自首的期限。臣恐怕逃亡的人得逞，弊端会越来越严重。请求除了朝廷大赦之外，不要轻易给予期限，让他们知道期限不能常有，这样才会稍有畏惧。"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五年，皇帝亲自下诏说："访查得知保甲法推行已经很久，州县玩忽懈怠，保丁的登记收编不据实办理，保长的差使调派也不按时。像修理鼓铺、粉刷墙壁、看守破船、修整道路、征调夫役、催缴税赋之类，摊派骚扰各不相同，于是使得盗贼奸邪之人，不再受到纠察禁止，好的法令美好的用意，渐渐变成一纸空文。可以命令尚书省在各路提刑或提举平官中，各路选派一名官员，专门督责各县令佐，把在册的人丁登记确实，选择保正、保长，各自按法令更替，让他们约束保丁，相互监督察觉，不得包庇无赖为非作歹的人，遇到有盗贼，白天立即追捕，如有超期藏匿的，允许人来告发，仍旧列出条款晓示。"钦宗靖康元年，下诏说："各路州军的两税收益，先要用来筹办军兵每月应支的粮饷、春冬衣物赏赐，数额够了才允许另外支付给官吏的俸禄等等。禁军的月粮，一并免除坐仓（即扣留仓储）。"

自从太祖建立兵制以来，朝内有三司，朝外有转运使司，每年供给禁军钱粮的赏赐都足额，正常的供给，都有固定的数目。有的因为屯戍的辛劳、调发的费用，就称为特支；有的因为战士立功、将吏有功劳，随事犒劳，就称为军赏，这些都没有固定的数目。至于各军的缺额，还没有立即招募补充的，就扣留他们的俸禄，另外作为储备上供朝廷之用，纳入内府，隶属枢密院。自祖宗以来都是这样，而在熙宁年间特别兴盛。后来下诏内外马步军，从今以后不再封存储备，而第二年又依照旧法封存储备，大体上各军司诉说缺乏，就暂时依从他们的请求，如果稍微充裕，就照旧封存储备，时间久了事情就越发混乱。宰相掌权的时候，缺额就归朝廷；枢密院势力大的时候，缺额又归还枢密院，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崇宁、大观年间，都被朝廷取用。政和年间，郑居中担任枢密使，又争夺回来。然而枢密院又自行使用，并未纳入内府。内府就更没

译有考察，兵政财用，日益混乱败坏，祸患就在于不能守住祖宗的规矩罢了。

下诏让守臣、令长招募州县乡村的土豪担任队长，各自招募自己的亲属、相识、邻里一同前往。招募到五十人以上的，先授予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的授予承信郎，招募文武官员中擅长武艺勇力的人担任统领。出发之日，所派遣的州军授予武器铠甲，每人发给半个月的粮饷，路程远的地方，沿途的州县接续批发供给。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说："各路召募敢勇、效用之人，每名先给钱三千，到本司经过考试验证发给凭据后，发放银绢作为奖赏激励。如果监司、知州、通判、县令、县佐以及所有有官职的人，能招募到敢勇、效用技艺高强的人达到二百人以上的，请求给予升迁一官，每增加二百人依此类推。或者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有关军事期限的事情，稍有迟延，一并按军法处置。"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又下诏说："听说有贪图赏赐的人，强行逼迫招募。从今以后一律取自愿，如敢违反，应当从重处罚。不得把不堪出战和已经在军籍上的人一律充作招募对象。"又下诏说："招募武举及第有才能武艺谋略的人，或者有战功、曾经上过战场的，以及经历过边境任职的大小使臣不因罪犯已被查处而未曾叙用的，以及武学中有谋略智慧的，以及曾经在弓马所担任子弟的，以及各色有胆量勇敢作战的人，都允许赴亲征行营司应募。"当军队兴盛的时候，年满五十岁以上的都被淘汰为平民。等到消减合并的时间久了，军队编制废弛缺额，那么六十岁以上的人，又被收编为兵了。

自元丰以后，民兵日益兴盛，募兵日益衰落，那募兵缺额的部分，就收取他们的粮饷，作为民兵教阅的费用。元〇以后，民兵也衰落了。崇宁、大观年间以来，蔡京当权，兵制的弊病日益滋长，以至于接受逃亡之人、收编罪犯充军还担心不足。政和年间以后，长期废弛没有补充招募，士兵死亡之后，年老多病的白白耗费钱粮，年轻健壮的又大多被冗员占用，等级制度已经破坏。纪律于是荡然无存。童贯掌握兵权，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凡是遇到战败，都以让人知道为耻，只报告说是逃窜。河北的将兵，十个中没有两三个是实数，往往大多是虚报招募而实际未招，故意造成缺额，来把节省下来的钱粮封存，作为上供朝廷之用。陕西各路，兵力也所剩无几。种师道率军入援京城，才只调到一万五千人罢了。靖康初年，招募更加急迫，多是市井中的无赖以及拿着瓢乞讨的人，本来曾经申明抑制招募的法令。明令减轻克扣的处罚，加重对不务正业者的禁令，严惩逃亡的罪行，以致下达统一的诏令，措辞哀痛恳切，也已经来不及了。担任童贯、蔡京之职的人，怎能不承担这个罪责呢？

六月，河北制置使刘〇上奏说："近来制置使种师中率领军队到达榆次，战败失利，兵马溃散，种师中生死不明。奉旨，种师中麾下应受统制、将佐、使臣等，一并予以赦免罪责。臣详细考察，用兵失去主将，统制、将佐应当一律按军法处置。军法得以施行，那么人们才会重视主将的地位，一旦有紧急情况必定……"（后文缺）

译需要护救。如果不施行军法，遇到危急关头，就会争相逃跑在前，把主将看作路人，一点也不顾念救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没战死，随行的将佐以及中军将、提辖等人，都不曾对他们施行军法；接着刘法又陷没战死，如今种师中又战死军中。若是两军相遇，兵力不敌，血战而败，士卒伤亡惨重，或者主将阵亡，这也是没什么可说的。但榆次这一战，顷刻之间就溃败了，统制、将佐、使臣逃出来的十有八九，受伤的十不足一二，唯独种师中没有逃出来。有人说种师中抚御部众少恩德、军纪不严明，然而种师中忠义为国，一接到命令便立即出兵，遇敌奋不顾身，古代的忠臣，也没见有能与他相比的。种师中最初听说右军已经接战失利，立即自行派遣军马传令呼喊救援，当时召集众将，已经没有人在了。等到贼兵冲犯军营，种师中仍不肯上马逃走。假使种师中有苟且偷生之心，一听到最初战败便逃走，也一定能够逃出来。假使众将担心失去主帅要受军法处置，也一定会尽力相救，或许还能打败敌人。如今全军刚一败绩，众将便不顾主帅，相继逃跑，料想全军已经溃散，必定难以将他们全部依军法治罪。众将起初出来时，还面有惧色，等到听说赦免其罪，便都释然了。朝廷因为太原之围尚未解除，暂且不想深加追究。如今大军正在兴起，深恐若不加以惩处警戒，将士遇敌必定不肯效命。恳请特降指挥，凡是种师中麾下的统制、将佐，一律按先前已经施行、依照已得的指挥办理，让他们仍旧在军前自效。如果能够效命立功，就予以免罪。此后若非立有战功，即便遇到恩赦，也不得叙复官职。还请降诏特加褒奖赠恤种师中，以此劝勉忠义死节之人。”诏令：“种师中麾下的统制、将佐一律各降五官，仍令刘〇开列职位、姓名申报尚书省，其余按所奏施行。”十月，枢密院上奏：“招募有才干武艺、勇猛过人以及胆气勇力之人，并招募以射猎为生的百姓。”朝廷听从了。

译当时京城四面城墙共聚集十万人，黄旗插满街市。应募的人都是庸碌乞丐、贫寒讨饭之人，全无斗志。何〇用王健招募奇兵，把提着瓢乞讨、瘦弱不堪的人都招来了，这些人都踊跃应募，仓促之间没有建立纪律。奇兵作乱，殴打王健，杀死使臣数十人，宫内一片大乱。王宗楚斩杀几个为首的祸首，才得以平定。等到出战时，被敌方铁骑冲击，望风溃逃，全军覆没。这时守御司里冒名顶替得官的人很多，比如术士柳彦辅，姓谢姓丁的人都冒充旧交故友。平民百姓补授官职，不问是否有才能，发给他们几十道委任状，任由他们胡乱使用。

●卷一百五十四 兵考六

○兵制

高宗在南京设立元帅府，起初招募士兵近万人。王师兵力寡弱，以至招收溃散士卒、收编群盗来补充兵力。即位以后，才设置御营司，由大臣主持。四年，把御营司并入枢密院。（详见《禁旅门》。）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御前诸军，本是高宗所收编的各位将领的部曲。祖宗以来，内外各军只有厢军、禁军两种而已。禁军都隶属三衙，而轮流戍守于外地；厢军则各地都有，由地方长官统辖。若禁军驻守边境，则由文臣任经略使统率，武臣只担任总管。熙宁年间，内外禁军合计五十九万人。神宗准备对四方夷族用兵，于是设置一百三十将，制度十分完备。崇宁、大观以后，朝廷取其空缺的名额来供应上层，所以空缺不补的将近一半。战事兴起以来，留存的已所剩无几。皇上在元帅府时，才开始招收溃兵和盗贼组成五军，后来又得到王渊、杨惟忠等河北的军队。建炎元年五月，将其编为御营五军，但还没有十分壮大。三年四月，又重新设置御前五军。刘光世所率领的西部军队，称为巡卫军，在五军之外。这一年，又改称神武五军。绍兴元年十二月，又改为行营四护军，张俊称前军，韩世忠称后军，岳飞称左军，刘光世称右军，连同杨沂中的中军并入殿前司，而吴〇的军队仍旧不变。七年八月，刘光世军叛变投降伪齐，于是川陕军改用右护军的名号。十一年四月，三宣抚司被撤销，于是把其部曲改称某州驻〇御前诸军。十八年，川陕军也照此办理，这些军队都不隶属三衙，因此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了。御前军，将帅无法节制它，可以直接上达朝廷。而禁兵只承担杂役，大体就像过去的厢军，将官虽然还存在，也没有实际职事，只是充当武臣的差遣罢了。我认为不如把军队并入厢籍，而把御前军改为禁军，由当地帅臣统辖，都统制作为副职，这样兵权、民权才能统一，缓急之事也可以责成负责，就符合祖宗制定兵制的本意了。"

建炎以后，各大将的兵力逐渐增多，于是各自凭借精锐部队称雄天下，随时势变化而变化，随处扎营，迁移不定，驻扎没有固定场所。比如刘光世的军队有时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的军队有时驻扎江阴，岳飞的一支军队有时戍守宜兴、蒋山，只有王彦的八字军跟随张俊进入四川，而吴〇的军队，多驻扎在凤州、大散关、和尚原，大致情况可以考知。当时，合计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人，川、陕的军队不计在内。等到杨沂中统领中军，专门负责宿卫，于是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〇含四军合计十二万一千六百人，当时也没有固定的驻地。绍兴五年，王〇含被罢免，其中五千兵隶属韩世忠，王彦率八字军前往行在。七年秋天，刘光世的部将郦琼叛变，率七万人向北投降刘豫，另一部将王德率八千人归附张俊，从此三衙以外，只有张、韩、岳三军最为强盛。三大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