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八 经籍考三十五
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俱已见於《大戴礼》。世人久不读之，文字谬误为甚。乃以《大戴礼》参校之，其所是正者，至於千有馀字云。
高氏《子略》曰：曾子者曾参与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讲论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身》至於《天圆》，己见于《大戴礼》，篇为四十九，为五十八。他又杂见於《小戴礼》，略无少异。是固後人掇拾以为之者欤？刘中垒父子奏汉《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况他人乎？然董仲舒《对策》已引其书，有曰：“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则书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爱日，及时而成。难者不避，易者不从。旦就业，夕自省，可谓守业。年三十、四十无艺，则无艺矣。五十不以善闻，则无闻矣。”质诸“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辞费邪？
周氏《涉笔》曰：《曾子》一书，议道褊迫又过於荀卿，盖战国时为其学者所论也。孔子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指圣境妙处。此书遽谓“七十而未坏，虽有後过，亦可以免。”七十而壤与否，巳不置论，而何以为过？何以为免？圣门家法无此语也！
陈氏曰：凡十篇，具《大戴礼》，後人从其中录出别行。慈湖杨简注。
※《子思子》七卷
晁氏曰：鲁孔▯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己，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於《通鉴》。夫利者有二，有一己之私利，有众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引援《易》之言是也。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谓“小人不见利不劝”之利也。言虽相反而意则同，不当以优劣论也。
※杨亻京注《荀子》二十卷
晁氏曰：赵荀况撰。汉刘向校定，除其重复，著三十二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称：卿赵人，名况。当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稷下。是时荀卿为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後▯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己而归赵。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为宣王。楚考烈王初，黄歇始相。《年表》自齐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则荀卿去楚时近百岁矣。杨亻京，唐人，始为之注，且更《新书》为《荀子》，易其篇第，析为二十卷。其书以性为恶，以礼为伪，非谏诤，傲灾祥，尚强霸之道。
译容大致没有什么差异。这固然是后人搜集拾遗编纂而成的吧？刘向、刘歆父子编上汉代的《七略》，尚且不能对此加以辨别，何况其他人呢？然而董仲舒的《对策》中已经引用了这部书的话，说："尊崇所听闻的道理就能高明，践行所知晓的道理就能光大。"那么这部书本来就在董仲舒之前存在了吧？书中又说："君子珍惜时光，及时成就事业。困难的事不回避，容易的事不苟且放过。早晨勤于本业，晚上自我反省，这可以叫做守住基业了。三十岁、四十岁还没有才艺，那就是没有才艺了。五十岁还没有靠善行闻名，那就是没有名声了。"拿"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这句话来对照，何必说得这么啰嗦呢？
周氏《涉笔》说：《曾子》这部书，论道的见识狭隘局促，甚至超过荀子，大概是战国时研究曾子之学的人所论述的。孔子说"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正是指圣人修养的绝妙境界。这部书却轻率地说"到了七十岁尚未败坏，即使以后有过错，也还可以免于责难。"七十岁是否会败坏都还没有定论，又凭什么说有过错、说可以免责呢？圣门家法中没有这种说法！
陈氏说：共十篇，都收在《大戴礼记》中，后人从其中抄录出来单独流行。有慈湖杨简的注本。
《子思子》七卷
晁氏说：鲁国孔伋（字子思）撰写。书中记载孟轲问："治理百姓的方法先做什么？"子思说："先使他们得利。"孟轲说："君子教化百姓，也不过是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子思说："仁义，本来就是用来使百姓获利的。在上位者不行仁，百姓就得不到安身之所；在上位者不行义，百姓就乐于欺诈，这才是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说：'利，是义的和谐体现。'又说：'利用安身的道理，来崇尚道德。'这些都是大利所在。"司马光采纳了这个说法，写进了《资治通鉴》。所谓利，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私利，一种是众人共有的公利。子思所取的，是公利，他所引用《易经》的话就是证明。孟子所鄙弃的，是私利，也就是《易经》所说"小人不见利益就不肯努力"的那种利。两人说法虽然相反，但用意实际上是相同的，不应当拿来评判优劣。
杨倞注《荀子》二十卷
晁氏说：赵国人荀况撰写。汉代刘向加以校定，删除其中重复的部分，编定为三十二篇，分十二卷，题名为《新书》。据记载：荀卿是赵国人，名况。当齐宣王、齐威王的时候，天下贤士都聚集在稷下。当时荀卿还是个才俊少年，十五岁时，才开始来齐国游学。到齐襄王时，荀卿已成为最年长的老师。后来到了楚国，春申君任他为兰陵令。不久返回赵国。考察史事，齐威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齐宣王。楚考烈王初年，黄歇才开始担任丞相。按《年表》，从齐宣王元年到楚考烈王元年，共八十一年，那么荀卿离开楚国的时候恐怕已近百岁了。杨倞是唐代人，才开始为它作注，并且把《新书》改名为《荀子》，调整了篇目次序，分成二十卷。这部书主张人性本恶，认为礼是人为制定的，非议直言劝谏，蔑视灾异祥瑞之说，崇尚强权称霸之道。论学术方面，则认为子思、孟轲是"粉饰邪说，文过其非言"，把他们和墨翟、惠施相提并论加以诋毁。论人物方面，则把平原君、信陵君当作辅佐之臣，与伊尹、比干同等看待。它的宗旨往往不能纯正，所以后代儒者大多批评它。
昌黎韩愈说：荀子的书，考察它的文辞，有时似乎不够纯粹，但归纳它的宗旨，与孔子不同
论学术，则以子思、孟轲为“饰邪说，文奸言”，与墨翟、惠施同诋焉。论人物，则以平原、信陵为辅拂，与伊尹、比干同称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昌黎韩氏曰：荀氏书，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乎？孔子删《诗》，笔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离於道者黜去，故《诗》、《春秋》无疵。余故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欤！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东坡苏氏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於其师之道，不啻若寇雠。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於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於此也。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程子曰：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且性恶一句，大本巳失。
《朱子语录》曰：《荀子》亻尽有好处，胜似《扬子》，然亦难看。看来荀卿亦是刚明底人，只是粗。
陈氏曰：《汉志》作《孙卿子》者，避宣帝讳也。至杨亻京，始复改为荀卿，分为二十卷，而注释之。淳熙中，钱佃耕道用元丰监本参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异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条，视他本最为完善。
※《董子》一卷
晁氏曰：周董无心撰。皇朝吴秘注。无心在战国时著书辟墨子。
※《贾谊新书》十卷
《崇文总目》：汉贾谊传。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
译的地方很少，大概还处在孟轲、扬雄之间吧？孔子删定《诗经》，笔削《春秋》，符合道的就记载下来，背离道的就删去，所以《诗经》、《春秋》没有瑕疵。我因此删削荀子书中不合乎道的地方，把它附在圣人的典籍之中，这也是孔子的用意吧！孟子，是纯粹又纯粹的。荀子和扬雄，是大体纯正而略有瑕疵。
东坡苏轼说：从前我常常奇怪李斯拜荀卿为师，后来竟焚烧毁灭儒家典籍，大肆改变古代先圣先王的法度，对他老师的学说，简直如同仇敌一般。等到如今读了荀卿的书，这才明白李斯之所以那样侍奉秦国，都是从荀卿那里学来的，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荀卿这个人，喜欢发表怪异的言论而不肯谦让，敢于发表高深的议论而不顾后果。他的话，让愚昧的人感到震惊，让小人感到高兴。子思、孟轲，是世人所称的贤人君子，荀卿却偏偏说，扰乱天下的，就是子思、孟轲。天下的人如此众多，仁人义士如此之多，荀卿却偏偏说，人性本恶，桀、纣才是人的本性，尧、舜倒是人为造作的。由此看来，料想他的为人，一定是刚愎自用而又自视太高。那个李斯，又是特别过分的一个而已。如今那些做坏事的小人，尚且还有所顾忌。因此夏、商灭亡的时候，桀、纣那样残暴，可是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到断绝灭亡而无法考证的地步，这是因为桀、纣还有所保留而不敢完全废弃。而那个李斯，却独独能够放纵而无所顾忌，焚毁孔子的《六经》，消灭夏、商、周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度，这必定是有所倚仗的。他看到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的不是，便自以为聪明，认为古代的先圣先王都不值得效法。他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逞一时的议论快意，荀卿自己也没料到这场祸乱会到这个地步。就像父亲杀人报仇，儿子必定也会去抢劫一样。荀卿阐明王道，讲述礼乐，可是李斯却用他的学说来扰乱天下，正是他那些高谈阔论、标新立异的说法引发的。孔子、孟子的言论，未尝标新立异，可是天下最终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们。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能赶得上，那又何必去求标新立异呢？
程子说：荀子才气高，他的过错也多。扬雄才气短，他的过错也少。韩愈称他们"大醇小疵"，说法不对。像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大体驳杂了。而且荀子"人性本恶"这一句话，根本就已经错了。
《朱子语录》说：《荀子》里边确实有些好的地方，胜过《扬子》，但也难以读懂。看起来荀卿也是个刚正明白的人，只是比较粗疏。
陈氏说：《汉书·艺文志》写作《孙卿子》，是为了避汉宣帝的名讳。到杨倞，才重新改回荀卿之名，分为二十卷，并加以注释。淳熙年间，钱佃（字耕道）用元丰年间国子监刻本参校，在江西转运司刊刻，把不同的地方都记在篇末，共二百二十六条，比其他版本最为完善。
《董子》一卷
晁氏说：周代董无心撰写。本朝吴秘作注。董无心生活在战国时期，著书批驳墨子的学说。
《贾谊新书》十卷
《崇文总目》：汉代贾谊传世的著作。原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书》、《唐书》著录都是九卷，如今另有版本作十卷。
晁氏说：贾谊撰写了《事势》、《连语》、《杂事》，共五十八篇。考证《汉书》，贾谊的著作未曾散失，但是与班固所记载的时时有不同之处。班固的纪传说是"摘取了其中切合时事的部分"，恐怕难免有所润色增删，这也不足为怪。唯
晁氏曰：谊著《事势》、《连语》、《杂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汉书》，谊之著书未尝散轶，然与班固所载时时不同。固纪云“掇其切於世者”，容有润益刊削，无足怪也。独其说经多异义，而《诗》尤甚，以“驺虞”为天子之囿官，以“灵台”为神灵之台，与毛氏殊不同，学者不可不知也。
高氏《子略》曰：皮日休读贾谊《新书》，叹其心切，其愤深，其辞隐而丽，其藻伤而雅。惟苏公轼以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观其过湘作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有远举之志。其後卒以自伤哭泣，至於天绝，是亦不善处穷者矣。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呜呼！此东坡以志量才识论谊者，非谊所及也。
《朱子语录》曰：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馀亦难得粹者，看得来只是贾谊一杂记藁耳。中▯事事有些个。问《新书》。曰：“此贾谊平日记录藁草也。其中细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
陈氏曰：《汉志》，五十八篇。今书首载《过秦书》，末为《吊湘赋》，馀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
※扬子《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汉扬雄撰。晋祠部郎中李轨注。雄好古学，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驳，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於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言应之，讠巽此以象《论语》，号曰《法言》。每篇复为序赞，以发其大意。然雄之学，自得者少，其言务拟圣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鲜所发明，又往往违其本指，正古人所谓画者谨毛而失貌者也。
程子曰：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决。其论则曰：“人之性，善恶混。”盖雄规矩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己错，更何所得。
陈氏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传》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李轨注本，历景▯、嘉▯、治平三降诏，更监学、馆阁两制校定，然後板行，与建甯四注本不同。
※《温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温公集晋李轨、唐柳宗元、国朝宋咸、吴秘注。公自言“少好此书，历年己多，今辄采诸家所长，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义》，
译独他解说经义多有异说，尤其在《诗经》方面更是如此，比如把"驺虞"解释为天子苑囿的官员，把"灵台"解释为神灵之台，与毛氏的说法很不相同，学者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高氏《子略》说：皮日休读贾谊的《新书》，感叹他用心的迫切，愤慨的深沉，文辞隐晦而华丽，辞藻悲伤而典雅。唯独苏轼认为，才华本身并不难得，难的是如何善用自己的才华。可惜贾生本可以作为王者的辅佐，却不能善用自己的才华。看他经过湘水时写赋悼念屈原，郁结愤懑，有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究因为自我伤感、哭泣，一直到抑郁而死，这也是不善于处在困厄之境的人。谋划一次不被采用，怎么知道以后终究不会被再度任用呢？唉！这是苏东坡以志向气量和才识来评论贾谊的话，不是贾谊自己所能想到的。
《朱子语录》说：贾谊的《新书》除去《汉书》中所载的部分，其余的也难得有纯粹的内容，看起来只不过是贾谊平日的杂记草稿罢了。其中件件事情都有一些。有人问《新书》。朱子说："这是贾谊平日记录的草稿。里边细碎的内容都有，《治安策》中所说的很多都在这里面。"
陈氏说：《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八篇。如今这部书开头收录了《过秦论》，末尾是《吊屈原赋》，其余大多抄录《汉书》中的文字，而且把贾谊本传中的内容简略地编在第十一卷中。其中不是《汉书》所本有的内容，大多浅薄驳杂不值一看，肯定不是贾谊原书的内容。
扬子《法言》十三卷
晁氏说：汉代扬雄撰写。晋代祠部郎中李轨作注。扬雄爱好古学，见到诸子百家各自凭自己的见识而立说驳杂不一，与圣人之道不合，是非评判也大多背离经义。所以人们常常向扬雄提问，他就常用"法言"来应对，仿照《论语》的体例来编排这些言论，命名为《法言》。每一篇后面又写了序赞，来阐发大意。但是扬雄的学问，自己有所领悟的地方很少，他的言论一味模仿圣人，拘谨得就像影子紧跟形体一样，既很少有自己的新发明，又常常违背原本的宗旨，正是古人所说的"画画的人只顾细毛却丢了整体相貌"的那种情形。
程子说：扬雄没有自己真正领悟的东西，所以他的言论蔓延冗长而不干脆，犹疑不决而不果断。他的论断说："人性，是善恶混杂的。"大概扬雄的见识本就狭隘局促，说到底，道就是性。他对性的说法本身就已经错了，还能有什么真正的领悟呢。
陈氏说：共十三篇。每篇原本都有序，本来放在卷末，就像班固《汉书·叙传》那样。如今的版本把序分别放在各篇篇首，是从宋咸开始的做法。李轨的注本，历经景祐、嘉祐、治平三次下诏，再经国子监、太学、馆阁两制官员校订，然后才刊刻发行，和建宁府的四家注本不同。
《温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晁氏说：司马光汇集晋代李轨、唐代柳宗元、本朝宋咸、吴秘的注。司马光自己说："我年少时就喜爱这部书，至今已过去很多年，如今就采纳各家注解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见解，取名为《集注》。"李轨祠部郎中的注本以及《音义》，
最为精详。宋、吴亦据李本，而文多异同。今参以《汉书》，取其通者，以为定本。先审其音，乃解其义”云。
※《太元经》十卷
晃氏曰：汉扬雄子▯撰。雄作此书，当时己诮其艰深，其後字读多异。予尝以诸家本参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发策以问诸生云：扬雄准《易》作《太元经》，其自序称《元》盛矣，而诸儒或以为犹吴、楚僭王，当诛绝之罪，或以为度越老子之书。大抵誉之者过其实，毁之者失其真，皆未可信。然譬夫听讼，曾未究其意，乌能决其曲直哉！今欲论《元》之得失，必先窥其奥，然後可得而议也。夫《元》虽准《易》，然托始《高辛》、《大初》二历而为之。故《元》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为一首九赞，通七百二十九赞有奇，分主昼夜，以应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准一卦，始於《中》准《中孚》，而终於《养》准《颐》。二十四气，七十二侯，与夫二十八宿，错居其▯，先後之序，盖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汉儒之学。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元》之所准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元》之首有序乎，抑无也？若亦有之，则雄之为《元》不亦善乎？不然，则《元》之序亦赘矣。自《复》、《▯后》而为《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阴阳之消长，分居十二月，谓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馀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颐》，何以为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谓也？其所谓《屯》正於丑▯时而左行，《蒙》正於寅▯时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闻欤？又一阳一阴者，《元》相错之法也，然《养》为阳而《中》不为阴；水、火、木、金、土者，《元》相传之法也，然《<爻守>》为金而《羡》不为土，其自相戾类如此，岂得无说哉？
译最为精详。宋、吴二家也依据李本，但文字多有差异。如今参照《汉书》，取其中讲得通的地方,以此定为定本。先审定它的读音,再解释它的意义"云云。
※《太元经》十卷
晁氏说：汉朝扬雄之子〇撰。扬雄写这部书时,当时人就已经讥讽它艰深难懂,后来字的读音又多有分歧。我曾拿各家的版本互相参校,不同之处,都注在其上。并且出题考问诸生说：扬雄依据《易》而作《太元经》,他自序称《元》十分兴盛,而各位儒者有的认为它就像吴、楚僭越称王一样，是应当诛灭断绝的罪过，有的又认为它超越了老子的书。大抵称誉它的人夸大了它的实际，诋毁它的人又失掉了它的真相，这些说法都不可信。然而好比听人诉讼，若从未探究其本意，怎么能判定其中的曲直呢！如今要评论《元》的得失，必须先窥探它的深奥之处，然后才能加以评议。《元》虽然依据《易》而作，但却托始于《高辛》、《大初》两部历法而写成。所以《元》有方、州、部、家，共四重而合为一首九赞，通共七百二十九赞有余，分别主管昼夜，以应合三百六十六日的度数。一首对应一卦，从《中》对应《中孚》开始，到《养》对应《颐》结束。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以及二十八宿，交错分布其中，先后的次序，大概是不能有丝毫差错的。《易》卦对应值日,起于汉代儒者的学说。舍去四正卦,取六十卦的爻三百六十各值一日，这就是《元》所依据的方法。然而《易》卦值日，它也像《元》的首那样有次序呢，还是没有呢？如果也有次序，那么扬雄写《元》不也很好吗？如果没有，那么《元》的次序也就多余了。从《复》、《〇后》而变为《乾》、《坤》，共十二卦，都是按照阴阳的消长，分别配在十二个月，称为辟卦，本来就有次序。其余每月四卦的次序又该怎样呢？像《中孚》、《颐》，凭什么作为一日的卦呢？说它们是公、卿、大夫、侯，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说的《屯》正当丑〇时而向左运行，《蒙》正当寅〇时而向右运行，这个宗旨能听你说说吗？还有一阳一阴，是《元》相错的方法，然而《养》为阳而《中》却不为阴；水、火、木、金、土，是《元》相传的方法，然而《<爻守>》为金而《羡》却不为土，它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像这样，难道能没有解释吗？
《朱子语录》曰：扬子为人思沈，会去思索，如阴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太元》亦拙底工夫。盖天地▯只有一个奇偶，奇阳偶阴，春少阳，夏太阳，秋少阴，冬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走不得，扬子▯添作三，事事要作三截，又且有气无朔，有日星无岁月，恐不是道理。其学本似老氏，如清静渊默等语，皆是老氏意思。
陈氏曰：按《汉志》，扬雄所叙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本传，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体。盖与本经三卷，共为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详。初，宋、陆二家各依旧本解释。范望折中长短，或加新意，既成此注，乃以《元首》一篇，加经赞之上；《元测》一篇，附《赞》之下，为九篇，列为四卷。《首》、《测》二序，载之第一卷之首。盖犹王弼离合古《易》之类也。卷首有陆绩《述元》一篇。
水心叶氏曰：《太元》虽名幽深，然既“枝叶扶疏，独说十馀万言”，侯芭又受其辞，则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尝晓然号於人，使皆可识，不为甚难明也。至宋衷、陆绩、范望，乃皆创立注释，若昔未尝闻知者。如首名以节气起止，赞义以五行胜克，最为此书要会。不知自雄及芭亲相传授已如此邪？或旧语果零落，而衷、绩等方以意自为参测也？以位当卦，以卦当日，出於汉人。若夫节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祸福生之，至《元》而益详，盖农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趋舍者。雄为孔氏之学，其书将经纬大道，奈何亻免首效之？且未有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未讲矣！
※《范氏注太元经解》十卷
晁氏曰：吴范望叔明注。其字云：子▯著《元》，桓谭以为绝伦，张衡以拟《五经》。自侯芭受业之後，希有传者。建安中，宋衷、陆绩解释之，文字繁隈。今以陆为本，录宋所长，训理其义，为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经之上，以《测》散处《赞辞》之下。其前又有陆绩序，以子▯为圣人云。
※《说元》一卷
晁氏曰：唐王涯广津撰。涯始以贞元丙子，终於元和巳丑，二十六年▯，注《太元》为六卷。今不之见，独此书行於世。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三、《占法》四，《辩首》五。
巽岩李氏曰：自晋范望而後，为《元》学者无闻，而涯独能名家，诸儒共宗之。涯别有经注六卷行於世，此特其大略耳。《揲法》所称并“{艹力}之後，便都数之，不中分，”盖误也。
译《朱子语录》说：扬雄为人思虑深沉，善于思索，像阴阳消长这种精妙之理，他一定要推究到底。然而《太元》也是一种笨拙的功夫。天地间只有一个奇偶，奇为阳，偶为阴，春天是少阳，夏天是太阳，秋天是少阴，冬天是太阴，从二生四，从四生八。只这样推下去，本已顺理成章，扬雄却偏要加成三，事事都要分作三节，而且只有气而没有朔，只有日星而没有岁月，恐怕不合道理。他的学问本来近似老子，像"清静渊默"这类说法，都是老子的意思。
陈氏说：查《汉书·艺文志》，扬雄所著述共三十八篇，《太元》占十九篇。本传记载，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另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〇》、《图》、《告》十一篇，都是用来解析《太元》本体的。这与本经三卷合计，共十四篇。如今《汉志》说是十九篇，不知何故。当初，宋衷、陆绩二家各自依据旧本作解释。范望折衷二家长短，又加入自己的新见解，注成此书后，把《元首》一篇加在经赞之上，《元测》一篇附在《赞》之下，共为九篇，列为四卷。《首》《测》二篇的序文，则载于第一卷之首。这大概类似王弼离合古本《周易》的做法。卷首还有陆绩所作《述元》一篇。
水心叶氏说：《太元》这部书虽然名义上幽深难解，但既然扬雄自己说"枝叶扶疏，独说十馀万言"，侯芭又亲受其传，可见扬雄写作此书的用意，本来是曾经明明白白告诉过世人的，使人人都能理解，并非特别难懂。到了宋衷、陆绩、范望，才都各自创立注释，好像此前从未有人知道这书的含义似的。比如以卦首命名对应节气的起止，以爻辞的意义对应五行相生相克，这本是此书最重要的关键。不知道从扬雄、侯芭亲身传授时就已是如此呢？还是原来的说法确实已经散失，而宋衷、陆绩等人只是凭自己的臆测去参详揣测的呢？用爻位配卦，用卦配日，这种做法出自汉代人。至于节候时刻，推算其所寄托的五行属性，进而生出吉凶祸福，到《太元》这里就更为详细，这大概是农人工匠等平民百姓用来趋吉避凶所依据的方法。扬雄治的是孔门之学，他这部书本要经纬大道，为什么却偏偏效法这种小术呢？而且从未有人能求其小处却又能得其大处的，可惜他没有讲明白这一点啊！
※《范氏注太元经解》十卷
晁氏说：吴人范望字叔明所注。他的序文说：子云著《太元》，桓谭认为无与伦比，张衡拿它来比拟《五经》。自从侯芭受业之后，很少有传授的人。建安年间，宋衷、陆绩为之解释，但文字繁琐晦涩。如今以陆绩本为底本，采录宋衷所长之处，训释整理其义理，共成十卷。把《首》篇分列在本经各篇之上，把《测》篇分散置于《赞辞》之下。书前还有陆绩的序，其中把扬雄尊为圣人。
※《说元》一卷
晁氏说：唐代王涯字广津所撰。王涯从贞元丙子年开始，到元和己丑年结束，历时二十六年，注《太元》成六卷。如今此书已不见传世，只有这部《说元》流传于世。共五篇：《明宗》第一，《立例》第二，《揲法》第三，《占法》第四，《辩首》第五。
巽岩李氏说：自晋代范望之后，研治《太元》之学的人便无闻于世，唯独王涯能自成一家，为诸儒所共同尊奉。王涯另有《经注》六卷流传于世，这部《说元》只是他学说的大略而已。《揲法》篇中所说"并{艹力}之后，便都数之，不中分"，恐怕是错的。如果照这样做，就永远凑不成七、八之数，应当说"又将其余数平分而以三数之"，只是不再挂一。但底本大多如此，如今姑
若尔，则终不成七八之数，当云又中分其馀而三数之，但不复挂一。然本多如此，今姑仍其旧，使观者自择焉。
※宋惟▯《太元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惟▯注。惟▯尝得《太元》古本於昭应，咸平中知滑台，取宋衷、陆绩、范望三家训解，别为之注，仍作《太元宗旨》两篇附於後。其学盖师济东田告，司马温公所谓“小宋”者也。
※《徐庸注太元经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注。庸，庆历▯人也。以范望解指义不的，因王涯、林氏诸解，重为之注；取王涯《说元》附於後，自为《元颐》，通名之为《太元性总》。其自序云尔。又多改其文字，如以“▯乞”为“仡”，以“▯危”为“危”，以“壮凡”为“札乃”以“孪”为“{亦▯}”，以“稚”为“推”之类。其所谓林氏者，▯也。贾文元尝辟▯之奸妄於朝。
※章氏《太元经注》十四卷，《疏》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章▯撰。嘉▯中，成都帅蒋棠献其书於朝，诏书褒宠，赐号冲退处士。《实录》，▯字隐之，双流人，通经术，善属文，性恬淡，屏居林泉，以养生治气为事。
巽岩李氏曰：其说以范望为宗，望所否者，辄改正之。大抵《元》之吉凶，专在昼夜，而子▯之辞，或奇奥难晓，诸家往往迷误，指凶为吉，违背经义，▯独以昼夜订其辞，於吉凶无所差，比诸家诚最优焉。▯，成都人，字隐之，博通《五经》，尤长於《易》与《太元》。王素、赵▯守蜀，皆宾礼之，赐冲退，素所请也。▯将死，其乡人梦▯以小童自随，投谒告别，曰：“此▯嚣尘，非修行地，吾归阆苑矣。”▯盖明术数得道者云。
※《陈渐演元》十卷
晁氏曰：皇朝陈渐撰。渐，尧佐之族子也，《国史》有传。凡十四篇。渐谓史以扬雄非圣人而作经，犹吴、楚僭王。按子▯《法言》、《解嘲》止云《太元》，然则经非其自称，弟子侯芭之徒尊之耳。
※《太元渊旨》一卷
晁氏曰：右皇朝张揆撰。
※《太元经疏》十八卷
晁氏曰：皇朝郭元亨撰。元亨谓雄之作《元》，传之侯芭，後独有张衡、桓谭、张华见而称叹，吴郡邹伯岐求本不能得。宋衷为训，陆绩为解，范叔明、王涯亦注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未迄於祥符八年，仅三十年，撰成今疏。又云《太元》润色於君平。未知何所据而言然。
巽岩李氏曰：其疏专主范望，虽讲论极详，然於望本注无所增益也。元亨自谓得师於蜀，而不著其师之名氏。蜀人盖多《元》学，疑严、扬所传固自不绝，但潜伏退避，非遇其人则鲜有显者耳。
译且仍旧保留，让读者自己去辨别取舍。
※宋惟〇《太元解》十卷
晁氏说：本朝宋惟〇所注。宋惟〇曾在昭应得到《太元》古本，咸平年间任滑台知州，取宋衷、陆绩、范望三家的训解，另外自己作注，又撰《太元宗旨》两篇附在书后。他的学问大概师承济东田告，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小宋"。
※《徐庸注太元经解》十卷
晁氏说：本朝徐庸所注。徐庸，庆历年间人。他认为范望的注解旨义不确切，便依据王涯、林氏各家的解说，重新作注；又收录王涯《说元》附在书后，自撰《元颐》，统称此书为《太元性总》。这是他自序中所说的。他又多改动原文文字，比如把"〇乞"改成"仡"，把"〇危"改成"危"，把"壮凡"改成"札乃"，把"孪"改成"{亦〇}"，把"稚"改成"推"之类。他所说的林氏，就是〇。贾文元曾在朝中揭露〇奸邪虚妄的行径。
※章氏《太元经注》十四卷，《疏》三十卷
晁氏说：本朝章〇所撰。嘉〇年间，成都帅蒋棠把这部书献给朝廷，朝廷下诏褒奖恩宠，赐号"冲退处士"。据《实录》，章〇字隐之，双流人，精通经术，擅长写文章，性情恬淡，隐居山林之间，以养生调气为业。
巽岩李氏说：他的说法以范望为宗，凡是范望注中有不妥之处，便随即加以改正。大体说来，《太元》的吉凶，全在于昼夜之分，而扬雄的文辞，有的奇奥难懂，各家往往误解，把凶说成吉，违背了经义，唯独章〇以昼夜来校订其文辞，对于吉凶的判断没有差错，比起各家来确实最为优胜。章〇是成都人，字隐之，博通《五经》，尤其擅长《易》与《太元》。王素、赵〇镇守蜀地时，都以宾客之礼待他，赐号"冲退"，就是王素所请求的。章〇临终之时，他的同乡曾梦见章〇带着一个小童跟随自己，前来拜访告别，说："这里嚣杂尘俗，不是修行之地，我要回阆苑去了。"章〇大概是精通术数而得道的人。
※《陈渐演元》十卷
晁氏说：本朝陈渐所撰。陈渐是陈尧佐的族子，《国史》中有他的传。全书共十四篇。陈渐认为史书说扬雄并非圣人却作经书，如同吴、楚僭越称王一样。查扬雄《法言》《解嘲》中只称《太元》，可见"经"这个称呼并非扬雄自称，是弟子侯芭等人尊崇他才这样称呼的。
※《太元渊旨》一卷
晁氏说：右为本朝张揆所撰。
※《太元经疏》十八卷
晁氏说：本朝郭元亨所撰。郭元亨认为扬雄作《太元》，传给侯芭，此后唯独有张衡、桓谭、张华见到并称赞，吴郡邹伯岐想求得此书却未能如愿。宋衷为之训释，陆绩为之解说，范望、王涯也为之作注，但都未能讲得明白。郭元亨在蜀地，从淳化末年到祥符八年，历时将近三十年，撰成如今这部疏。他又说《太元》曾得严君平的润色。不知道这话有什么依据。
巽岩李氏说：他的疏专以范望注为主，虽然论述极为详细，但对范望本注并无所增益。郭元亨自称在蜀地得到师传，却没有写出师父的姓名。蜀地大概多有研治《太元》之学的人，怀疑严君平、扬雄所传的学问本来就没有断绝，只是隐伏退避，不遇到合适的人便很少显露出来罢了。郭元亨的生平事迹也不详。
※《太元发隐》三篇
巽岩李氏说：章〇所撰。章〇另有《太元讲疏》四十九卷，其中的论述十分详备。《发隐》这部书，大概作于《讲疏》之前，其大略内容可以从中窥见。下篇所说王莽在旦日占筮，遇到"于之一五七"，这本是宋衷、陆绩的旧注，本为寓言。而章〇认为宋衷、陆绩都生活在汉代，去扬雄的时代不远，一定是从传闻中得来的，所以就沿用了这个说法。恐怕这未必是事实。但这也
元亨之本末亦未详。
※《太元发隐》三篇
巽岩李氏曰：章▯撰。▯有《太元讲疏》四十九卷，其说甚备。《发隐》之作，盖在《讲疏》以前，其大略可见矣。下篇所称王莽旦筮，遇於之一五七，乃宋衷、陵绩旧注，本寓言也。而▯谓宋、陆皆居汉世，去扬雄未远，必得之传闻，故因用之。要恐非实耳。然亦不害学者，观其意焉可也。
※《温公集注太元经》十卷
晁氏曰：司马光君实集汉宋衷《解诂》、吴陆绩《释文》、晋范望《解赞》、唐王涯注《经》及《首》、《测》、宋惟▯《通注》、陈渐《演元》、吴秘《章义》七家为此书。自庆历至元丰，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宋者，衷也；小宋者，惟▯也。惟▯、渐、秘皆国朝人。
温公《说元》曰：班固称诸儒或讥扬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余亦私怪雄不赞《易》而别为《元》。《易》之道，其於夭人之蕴备矣，而雄岂有以加之，更乃为一书，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谓雄宜为《元》也。及长，学《易》，苦其幽奥难知，以为《元》者贤人之书，校於《易》，其义必浅，其文必易。夫登乔山者，必践於▯央埤；▯沧海者，必沿於江、汉。故愿先从事於《元》，以渐进於《易》，庶几乎其可▯而望也。於是求之积年，始得观之。初则溟氵幸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细读之数十过，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後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没後，知圣人之道者，非子▯而谁？孟、荀殆不足拟，况其馀乎？观《元》之书，明则极於人，幽则尽於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八毛▯。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盖天下之道虽有善者，蔑不易此矣。考之於浑元之初而《元》己生，察之於当今而《元》非不行，穷之於天地之季而《元》不可亡，叩之以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元》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元》者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浅而过之之深也！
陈氏曰：集取宋衷以下七家之说，而断之以己意。
※《太元释文》一卷
陈氏曰：相传自侯芭、虞翻、宋衷、陆绩互相增损，非後人所作也。吴秘尝作《音义》，岂即此邪？
※《元解四卷》《元历》一卷
陈氏曰：右丞襄陵许翰崧老撰。所解十一篇，通温公注为十卷。仿韩康伯注《系辞》合王弼为全书之例也。
译无妨学者，看看他的用意就可以了。
※《温公集注太元经》十卷
晁氏说：司马光字君实，汇集了汉代宋衷的《解诂》、吴代陆绩的《释文》、晋代范望的《解赞》、唐代王涯所注的《经》及《首》《测》、宋惟〇的《通注》、陈渐的《演元》、吴秘的《章义》共七家而成此书。从庆历年间到元丰年间，历时三十年才完成。书中直称"宋"的，是宋衷；称"小宋"的，是宋惟〇。宋惟〇、陈渐、吴秘都是本朝人。
司马光《说元》说：班固称有些儒者讥讽扬雄并非圣人却作经书，就像春秋时吴、楚国君僭越称王一样。我也曾私下怪扬雄不去解释《易》而另作《太元》。《易》的道理，对于天人之间的蕴涵已经完备了，扬雄哪里能有所增益，却还另作一部书，我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也不认为扬雄应当作《太元》。等到年纪大了，学习《易》，苦于它幽深难懂，便以为《太元》是贤人所作之书，比起《易》来，义理必定浅显，文字必定容易。要登上高山的人，必定先踏上小丘；要横渡沧海的人，必定先沿着江、汉水行。所以我愿先从《太元》入手，以此逐渐进入《易》，或许可以由此望见《易》的门径。于是花了多年功夫去求索这部书，才终于得以观览。起初觉得它茫茫然如烟波浩渺，几乎无从下手。于是精心研究、屏除杂念，仔细阅读了几十遍，前后参照，才渐渐窥见其大概。然后我喟然放下书本，感叹说：唉，扬雄真是位大儒啊！孔子去世之后，能真正了解圣人之道的，除了扬雄还有谁？孟子、荀子恐怕都比不上他，更何况其他人呢？看《太元》这部书，就明处而言穷尽了人事，就幽处而言穷尽了神理，大处能包容宇宙，细处能辨析毫芒。它把天、地、人三者之道合而为一，穷究万物的根本，揭示万物所由生的道理，孕育万物而兼为万物之母，就像大地一样，无论怎样踩踏它都不能穷尽；就像大海一样，无论怎样汲取它都不能耗竭。天下的道理即使再好，也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点的。用它来考察天地开辟之初，则《太元》之理早已存在；用它来观察当今之世，则《太元》之理正在运行不息；用它来穷究天地的终结，则《太元》之理也不会消亡；用万事万物的实情去叩问它，它没有任何遗漏；用鬼神之状去检验它，它没有任何违背；用《六经》的义理去衡量它，也没有任何抵触。假使圣人复生，看到《太元》必定会释然而笑，认为它得到了自己的心意。由此可知，扬雄作《太元》是用来辅助阐发《易》的，并不是另作一书来与《易》争胜。班固、刘歆理解得太浅薄，而责怪扬雄又太过分了！
陈氏说：此书汇集了宋衷以下七家的说法，而以司马光自己的见解加以裁断。
※《太元释文》一卷
陈氏说：相传是从侯芭、虞翻、宋衷、陆绩相互增补删改而成，并非后人所作。吴秘曾作《音义》，难道就是这部书吗？
※《元解》四卷、《元历》一卷
陈氏说：右丞襄陵人许翰字崧老所撰。所解释的是十一篇，加上司马光的注，合为十卷。这是仿照韩康伯注《系辞》、合于王弼注而成全书的体例。大体说来，《元首》相当于《易》的《彖》，《赞》相当于《爻》，《测》相当于《象》，《文》相当于《文言》，《ゼ》《莹》《扌〇》《告》相当于《系辞》，《数》相当于《说卦》，《冲》相当于《序卦》，《错》相当于《杂卦》之类。可见此书对于《易》的模拟，是相当用心而周密的。《太元历》这部书，也是许翰所传，据说是司马光亲手抄录的，但没有标明是何人所作。
※《易元星纪图》一卷
晁氏说：从父詹事公所撰。他把司
大抵《元首》如《彖》，《赞》如《爻》，《测》如《象》，《文》如《文言》，《ゼ》、《莹》、《扌▯》、《告》如《系辞》，《数》如《说卦》，《冲》如《序卦》，《错》如《杂卦》之类。其於《易》也，规规然拟之勤矣。《太元历》者，亦翰所传，云温公手录，不著何人作。
※《易元星纪图》一卷
晁氏曰：从父詹事公撰。以温公《元历》及邵康节《太元准易图》合而谱之，以见扬雄以首准卦非出私意，盖有星候为之机括。且辩正古今诸儒之失，如《羡》不当准《临》，《夷》不当准《大壮》之类。凡此难与诸家口舌争，观谱则彼自屈矣。此谱元所以作也。
●卷二百九 经籍考三十六
○子（儒家）
※《新序》十卷
《崇文总目》：汉刘向撰。成帝时，典校秘书，因采载战国、秦、汉▯事，为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
晁氏曰：当成帝时，与校书，因采传记、行事、百家之言，删取正辞美义可劝戒者，为《新序》、《说苑》，共五十篇。《新序》，阳朔元年上。世传本多亡阙，皇朝曾巩子固在馆中，日校正其讹舛，而缀缉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复全。自秦之後，缀文之士有补於世者，称向与扬雄为最。雄之言，莫不步趋孔、孟；向之言，不皆概诸圣，故议者多谓雄优於向。考其行事，则反是。何哉？今观其书，盖向虽杂博而自得者多，雄虽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则向之书可遵而行，殆过於雄矣，学者其可易之哉！
南丰曾氏序略曰：刘向所集次《新书》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汉兴，六艺皆得於散绝残脱之馀，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苟见传记百家之言，皆悦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ウ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慢於中国，一切不异於周之末世。天下学者，知折衷於圣人，而能纯於道德之美者，杨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盖向之序此书，於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所以攻其失者，岂好辩哉？不得巳也！
高氏《子略》曰：向以区区宗臣，老於文学，穷经之苦，崛出诸儒。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辩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鉴者，尽在此书，号《说苑》、《新序》之旨也。
※《说苑》二十卷
《崇文总目》：汉刘向撰。
译马光的《元历》和邵雍的《太元准易图》合并加以谱列，以此说明扬雄以卦首对应卦并非出于私意，而是有星象作为依据的。并且辨正了古今各家的错误，比如《羡》首不应准《临》卦，《夷》首不应准《大壮》卦之类。凡此种种，很难与各家进行口舌之争，但只要看这份图谱，各家自然就会理屈了。这就是这份图谱之所以要作的原因。
●卷二百九 经籍考三十六
○子（儒家）
※《新序》十卷
《崇文总目》：汉代刘向所撰。成帝时，刘向掌管校订宫中藏书，于是采集记载战国、秦、汉时的旧事，编成三十卷进献给朝廷。其中二十卷现已亡佚。
晁氏说：成帝时，刘向参与校订书籍，于是采集传记、行事、诸子百家的言论，删削选取其中言辞端正、意义美善、可以用作劝诫的内容，编成《新序》《说苑》，共五十篇。《新序》，阳朔元年进献朝廷。世上流传的版本大多已经散失残缺，本朝曾巩字子固在馆阁任职时，每日校订其中的讹误，并搜集缀合散佚的部分，经过很长时间，《新序》才重新恢复完整。自秦以后，撰写文章而有益于世道的人，人们都推崇刘向与扬雄为最。扬雄的言论，无不步趋孔子、孟子；刘向的言论，则不都合乎圣人之道，所以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扬雄胜过刘向。但考察他们的行事，情况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呢？如今看他们的著作，大概是因为刘向虽然内容驳杂广博，但其中出自自己真实体会的地方多；扬雄虽然精深，但出自自己真实体会的地方却少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刘向的书可以遵循而实行，恐怕还超过扬雄的书，求学的人怎么可以轻视它呢！
南丰曾氏序中大略说：刘向所编次的《新书》三十篇、《目录》一篇，在隋、唐之时还是完整的书，如今能见到的，只有十篇而已。汉代兴起以后，六艺之学都是从散乱断绝、残缺不全的余绪中得以留存的，当世又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以统一学说的人，诸儒只要看到传记、诸子百家的言论，都欣然接受并加以推崇，所以先王之道被各种学说所蒙蔽，郁积而不能彰明，而那些怪异新奇、耸人听闻的论说，各自师承不同的见解，都自成一家，在中原大地上放纵张扬，与周朝末世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天下学者之中，懂得以圣人之道为折衷、而能纯粹归于道德之美的，大概只有扬雄一人而已。至于像刘向这类人，都不免被各种学说所蒙蔽，而不懂得应当有所折衷。刘向编次这部书，在今日看来是最接近古代的，虽然不能没有失误之处，但上溯远至虞舜、夏禹，其次又论及周、秀以来，古人的嘉言善行，也往往保存其中。关键在于谨慎地加以取舍罢了。所以臣珍惜那些已经不可见的部分，而对可以见到的部分尤其详加校订。之所以要指出它的失误之处，难道是喜好辩驳吗？是不得已啊！
高氏《子略》说：刘向凭着区区宗室之臣的身份，长年埋首于文学，穷究经籍的辛劳，超出了众多儒者。先秦的古书，刚刚从秦火焚毁的浩劫中侥幸留存，一经刘向之手，便采撷搜罗，不遗余力。至于他匡正纲纪、启迪教化、辨明邪正、斥退异端，用来作为汉代借鉴的内容，都在这部书里，这就是《说苑》《新序》之所以撰写的宗旨啊。
※《说苑》二十卷
《崇文总目》：汉代刘向所撰。刘向在成帝时掌管秘阁藏书，采集传记诸子百家的言论，摘取其中言辞端正、意义美善、可以用作劝诫的内容，按类编排，编成《说苑》二十篇。如今留存的只有五卷，其余都已亡佚。
晁氏说：刘向所撰。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