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十一 经籍考三十八

译不敢凭个人臆断删削订正，姑且保留下来以待考证。

高氏《子略》说：魏相的《奏记》记载霍光说：“周文王见到鬻子，那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文王说：‘唉！老了啊。’鬻子说：‘君王如果要我去捕虎追豹，我确实已经老了；如果要我坐着谋划国家大事，我的年纪还算年轻。’文王认为他说得好，于是拜他为师。”如今看这本书，其中说：“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叫做道，上下相亲相爱叫做和，不求而自然得到叫做信，去除天下的祸害叫做仁。”这大概就是他用来启发文王的道理了。这与太公遇见文王的情形有相合之处。太公的话说：“君主有六项守则：仁、义、忠、信、勇、谋。”又说：“猛禽将要出击时，先收敛翅膀低飞；虎狼将要出击时，先垂下耳朵俯伏在地；圣人将要有所行动时，必定先表现出愚拙的神色。”这更是决定性地启发了文王啊。虽然两位先生的言论各自自成体系，但这本书的文辞意思大体上混杂不清，就像《大诰》、《洛诰》之所以成书一样，这难道不也是汉代儒生所编纂缀辑的吗？太公又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这话真是奇妙啊！《艺文志》记载鬻子名熊，著书二十二篇。如今只有一卷六篇。唐代贞元年间，柳伯存曾经说，诸子著书是从鬻熊开始的，这话说得也很好，因此记录下来。永徽年间，逢行〇为此书作序说：“《汉志》记载有六篇，这个本子共有十四篇，我家中所传的则是十二篇。”

陈氏说：《汉志》记载是二十二篇，如今的书是十五篇，是陆佃（字农师）所校订的。唐代郑县尉逢行〇作注，只有十四篇，大概是他把中间的两章合并成了一章，所以比陆佃本又少了一篇。这本书的甲乙篇次，都不能明白，两个版本的前后次序也不相同。姑且两种本子都保留下来。

《老子道德经》二卷

晁氏说：李耳撰写。在周平王四十二年传授给关尹喜，共五千七百四十八字，八十一章，讲的是道德的宗旨。我曾经研习过，理解了它的大意后为之感到悲哀。大概是不幸生活在乱世、心怀忧惧的人所写的书吧？不然，为什么如此过分地追求保全自身呢！古代的君子处世应事，有的表现智慧，有的表现愚拙，有的表现勇敢，有的表现怯懦，只要恰当就是可贵的，本来不会拘泥于一端。至于成败生死，则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不在这方面费心机来求得保全，只是随遇而安，以道来对待罢了。因此面对祸福得失，从来不曾有过忧惧之心。如今李耳的书却不是这样，害怕光明容易转为昏暗，所以持守昏暗；害怕宠幸必定会失去，所以不推辞屈辱；害怕刚强会遭受挫折，所以追求柔顺；害怕正直会遭到挫败，所以追求委曲；害怕丰厚会招致丧亡，所以不敢多积藏；害怕盈满会溢出，所以不如及早停止；已经尊贵了，害怕招来灾祸，所以要退让；功业已经成就了，害怕失去，所以不居功。凡是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谦下为道的说法，其用意大概是说：不这样做，就将难免招致灾祸了。由此看来，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求全吗？唉！人只要有意求全，心中就会怀有忧惧，事先就要谋划，因而有所不敢做；有所不敢做，那么它的弊病就大了。这就是老子的学说，虽然深刻精约、博大精深，却终究不免被列为百家之一，而不能成为天下通行的大道的原因吧

译？拿各家版本相互参校，不同的地方将近二百字，互有得失，改动的字有五个，加注的字有五十五个，涂改的字有三十八个。其中徽宗御注与诸本差异最大。诸本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诸本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御注作：“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也不可得志于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居上则以丧礼处之。”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是这样。

朱子语录说：老子的学说，必须自己觉得十分稳妥便利，才肯去做；只要有一丝一毫对自己不利，就不肯去做。老子的方法讲求收敛克制，不肯耗费心神。有人问：“先前的儒者评论老子，多为他开脱，说老子的学说是针对时弊而发的矫正之说。依我看来，并不是矫正时弊，只是他没有见到真正的道理，所以不知道礼乐刑政从何而来，因而想要抛弃它们。”回答说：“假使他认识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道理，自然不会这样。他本来不知道这一层意思，想要走一条简便的捷径来谈论，所以即使论述到那一层，也不能真正脱洒通透。”“老子的学问，只是想要退让柔伏，不与人相争。只要有一丝一毫主张计较思虑的念头，这股气就变得粗浮了。所以说‘致虚极，守静笃’；又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又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〇；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说的〇，所说的谷，都只是低下之处。任凭你处在高处，他只想处在卑下的地方，完全不与你相争。他这种功夫是极难做到的。常常见到画像上的老子就是这种气象，笑嘻嘻地，就是一个退让占便宜的人。虽然未必真像他本人，但也是表现了他的气象。只是他一旦放纵出无所顾忌的样子，就没有人能够抵挡了。比如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夺取天下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像张子房的谋略，完全就是这样。鸿门之战，用利益诱使秦将讲和，讲和之后立即回兵杀了他；与项羽约定和谈，已经讲和了，立即劝汉高祖追击他。汉朝始终治理天下完全是运用这种手法。到汉武帝时全部显露出来。子房这种人真是深藏不露，平时不动声色，不让他说一句话，就更加没人能对付得了。他年轻时也曾行侠仗义、杀人报仇，后来因为受黄石公教导变得更加细密周到，只是都让人不去怀疑他，这就是他之所以巧妙乖巧的地方。”“老子说的话，只是想要退让占取先机，不想与外物接触。像‘治人事天莫若啬’，被逼迫才行动，不得已才兴起，都是这个意思。所以研习他学说的人多流入权术之中，像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就是如此。此后连兵家也把他的学说当作祖述根源，比如《阴符经》之类就是这样。”

陈氏说：以前的人说他的谥号是“聃”，所以世人称他为老聃。然而“聃”这个字的解释，是耳朵松垂没有轮廓的意思，似乎不能作为谥号。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晁氏说：太史公说河上丈人精通《老子》，再传到盖公。盖公就是齐相曹参的老师。而晋代葛洪说：“河上公这个人，没有

译人知道他的姓名。汉文帝时居住在黄河边，侍郎裴楷说他精通《老子》。汉文帝亲自去请教他，他就传授了《素书》、《道经章句》。”两种说法不一致，应当以太史公的说法为准。这本书中多谈吐故纳新、按摩导引的方术，接近神仙家的说法。刘子玄称这本书不是真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傅奕认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四句话，古本中没有，只有在河上公本中才有。

《老子指归》十三卷

晁氏说：汉代严遵（字君平）撰写，谷神子作注。这本书的章句与各家版本颇有不同，比如把“曲则全”这一章的末尾十七个字，归到后一章的开头，就是这一类情况。据《唐志》记载有严遵《指归》四十卷，冯廓注《指归》十三卷。这个版本的卷数与冯廓注相同，但署名谷神子而不写明真实姓名，怀疑就是冯廓本人。

《老子略论》一卷

晁氏说：魏代王弼撰写，共十八章。景迂说，王弼对《老子》有所领悟，而对《易》没有领悟，他注《易》时借助《老子》的思想，而他论《老子》时却不借助《易》的思想，这样看来两者领悟的深浅就可以看出来了。

陈氏说：魏晋之际，玄学盛行，王弼谈论玄理，在同辈中首屈一指，所以他注《易》也多含玄理之义。晁以道说王弼注《易》也借用了《老子》的宗旨。世上流传的《老子》，把《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卷。这个本子的《道德经》并没有分章立目，应当是古本。

明皇《老子注》二卷、《疏》一卷

晁氏说：唐玄宗撰写。天宝年间，加封尊号为《元迈道德经》，世人并不这样称呼它。玄宗还颇为增改了其中的文字，比如把“而贵食母”改作“儿贵求合于母”之类。“贵食母”的意思，是婴儿尚未成形时的含义。诸侯的儿子，用大夫的妻子作乳母，这样增改就显得多余了。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晁氏说：唐代蜀郡岷山道士张君相汇集河上公、严遵、王弼、何晏、郭象、锺会、孙登、羊祜、鸠摩罗什、卢袼、刘仁会、顾欢、陶隐居、松灵仙人、裴处思、杜弼《节解》、张凭、张嗣、臧元静、大孟、小孟、窦略、宋文明、褚糅、刘进喜、蔡子晃、成元英、车惠弼等人的注解。张君相说是三十家，但列出的姓名只有二十九个，大概是张君相自己把自己也算作一家一并计入了。张君相不知是什么时代的人，但既然说成元英是本朝的道士，那么他就应该是唐代天宝以后的人了。他把“绝学无忧”一句，附在“绝圣弃知”一章的末尾，把“唯之与阿”另外分作一章，这与其他版本不同。

《道德经传》四卷

《崇文总目》：唐代陆希声撰写，为《道德经》上下两篇作传作疏，阐发经义。

《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代杜光庭撰写，用唐玄宗的《注疏》来阐发经义。

《道德经疏》二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写人的姓名。汇集河上公、葛仙翁、郑思远、唐睿宗、唐玄宗等各家的注解，自己再作疏加以序列。

《道德经疏节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总目》：伪蜀乔讽撰写。乔讽在伪蜀担任谏议大夫、知制诰。奉诏用唐玄宗的《注疏》、杜光庭的《义》摘取其中的要点，并加上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

《道德经小解》二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写人的姓名，注解《道德经》的义理。

《道德经谱》二卷

《崇文总目》：道士扶小明撰写。不详是哪个朝代的人。用《道德经章句》大略地进行义理训解。

《老

译子道德经论著》二卷

晁氏说：本朝司马光撰写。司马光的意思是说“太史公说‘老子著书，讲述道德的意旨’，后人根据篇首的文字，把上篇命名为《道》，下篇命名为《德》。道与德本是一体，不可以偏举分立，所以废除《道经》、《德经》的名称，而称之为《道德论》。”他的《墓志》中记载了这本书的目录。“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都在“无”和“有”下面断句，与前人的理解不同。

王介甫（安石）注《老子》二卷，《王〇注》二卷，《吕惠卿注》二卷，《陆佃注》二卷，《刘仲平注》二卷

晁氏说：王介甫平生最喜欢《老子》，所以解释这本书最为用心。首章都把“有”、“无”合起来断成一读，与司马光相同。后来他的儿子王〇以及他的门徒吕惠卿、陆佃、刘仲平都撰有《老子注》。

《吕氏老子注》二卷

晁氏说：本朝吕大临撰写。他的意思是老子的学说，把“有”与“无”合起来称为“玄”，认为这是道所产生的根源，大概达到了对天命的理解。他讲述道的本体，若不是有独到的智慧见解，谁能达到这个境界？纵观全篇，拘泥于圣人之说的地方很少，只是不应当把圣智仁义看作是可以断绝抛弃的罢了。

《苏子由注老子》二卷

晁氏说：本朝苏辙（字子由）注。苏辙被贬官到筠州，常与研习佛法的人交游，因而有所领悟，于是注解《老子》。他曾经说：“《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大概就是佛法的道理。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这就是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所谓的中，是佛法的另一种名称，而和，则是六度万行的总纲。达到中和的极致而天地万物就在其中生长，若不是佛法，还有什么能担当这个道理？天下没有两种道，但用来治理人的方法却不同。古代的圣人，用忠信来行道而不毁弃世间的法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注解《老子》，也时常有与佛法相合的地方。这是他自己序言中说的。他解释“是谓袭明”一句，认为类似于佛教《传灯》一类的说法。

陈氏说：苏东坡的跋文说：“假使战国时期有这本书，那就不会有商鞅、韩非了；假使汉初有这本书，那么孔子和老子就可以合而为一了；假使晋、宋之际有这本书，那么佛教和道教就不会分成两家了。”

朱子《杂学辩》说：苏侍郎（苏辙）晚年撰写这本书，把我们儒家的学说与老子的学说融合在一起，还觉得不够，又把佛教的学说也一并加以弥缝调和，可以说是错乱了。然而他自视甚高，甚至说当世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谈论这些道理，而他的哥哥苏东坡也认为想不到他晚年能有这样奇特的见解。依我看来，这可以说是毫无顾忌的了，因此写文章与他辩论。而有人说：“苏氏兄弟用文辞来赞颂佛乘之说，其实并没有得到佛法的真正要旨，像《传灯录解》这类著作，其中的错误更加严重，不只是这本书值得辩驳。”我回答说：“我所忧虑的，是忧虑他学习儒家学说有所偏失而流入异端，并不是忧虑他学习佛法尚未到家而沉溺于文辞辨析。我不得已而加以论辩，这难道是喜好辩论吗？实在是担心这会扰乱我们儒家学说的传承，使人心失去正道啊。至于到佛教那边去寻求他所说的道理而没有找

译到，那我又哪有空闲去管这些呢？”

御注《老子》二卷

晁氏说：宋徽宗御笔撰写。有人说是郑居中代为起草，尚未能确定。

刘巨济注《老子》二卷

晁氏说：本朝刘泾（字巨济）作注。刘泾是蜀地人，专心致志于学问，文辞奇伟不凡。早年投在苏子瞻（苏轼）门下求学，晚年受到蔡京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学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陈氏说：叶梦得撰写。他的说法是：“孔子说自己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孟子驳斥杨朱、墨翟的学说却没有涉及老子。老子的书，是孔子、孟子都没有废弃的。”他解释“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这句话，认为是指四肢九窍，这是本自《韩非子·解老》的说法。

《易老通言》十卷

陈氏说：程大昌撰写。他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大多是解释《老子》，但实际上涵盖了整个《六经》的道理，所以命名为《易老通言》，因为《易》存在了，那么《六经》的道理也就都存在了。这大概是因为把《易》看作《六经》之首的缘故。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说：这是李暹所作的注。他的传记说文子姓辛，是葵丘滩上人，号称计然，范蠡曾拜他为师。文子本来是向老子受业的，记录了老子留下的言语，写成十二篇。据刘向著录，《文子》原本只有九篇罢了。《唐志》著录李暹的注本，与如今的篇章次序相同，难道是李暹把原书分析拆解而成的吗？颜师古认为书中“与孔子同时而又称引周平王的问答”，怀疑是后人依托伪造的，然而三代的典籍，经过秦朝焚书之后侥幸留存下来的，其中的错乱参差大都是这个样子。《尔雅》，是周公所作，而书中却有“张仲孝友”这样的话（张仲是周宣王时人）。列子是郑穆公时代的人，而书中却有“子阳饣鬼粟”的记载，就是这类情况。李暹是拜僧人般若流支为师的，大概是北魏时期的人。

河东柳氏《辩文子》说：《文子》一书共十二篇，它的传记说是老子的弟子所作（唐代有徐灵府作注，又有李暹作注训解，有人说这本书记录了老子留下的言语）。书中的言辞有的看起来值得采取，其宗旨都本自老子。但是考察这本书（孝就是考字），它大概是一部杂凑之书。其中浑然一体、类似原著的部分很少，窃取其他典籍拼凑而成的部分很多。凡是《孟子》等好几家的内容，都被抄袭剽窃，杂乱地掺杂在其中，与原书体例不相类（〇字读音尧，是山势高峻的样子，也写作〇）。书中的思路脉络与文辞，往往前后矛盾抵触而不能相合。不知是有人后来增添补益进去的呢？还是有很多人一起聚拢拼凑而成的呢？然而看这本书往往也有可以立论的地方，又颇为它感到可惜，怜悯编写这本书的人费了这么多辛劳。如今删去其中荒谬恶劣、混乱驳杂的部分，选取其中看起来近似正确的内容，又稍微为它阐发一些意思，收藏在家中。

高氏《子略》说：天宝年间，把《文子》尊称为《通玄真经》。柳宗元为它删削掉荒谬混乱的部分，颇有所阐发……

译这就是这个意思。柳宗元所刊定的那部书，世间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看他所说的话，说："神是智慧的渊薮，神清明则智慧显明；智是心的府库，智公正则心平和。"又说："上等的学习用神去领会它，中等的学习用心去领会它，下等的学习用耳朵去听它。"又说："显贵时要看他所约束克制的东西，富有时要看他所欲求的东西，贫穷时要看他所喜爱的东西。"又说："人的本性本想要平和，是嗜欲损害了它。"这也不过是（柳宗元）学问的一鳞半爪罢了。

周氏《涉笔》说：《文子》这部书，确实如柳宗元所说，是一部〇书。然而它不仅是文字拼凑聚敛而成，也掺杂了黄老、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各家，各自把自己的学说加入其中，气脉都互不相应。书中所称的"平王"，往往指的是楚平王，作序的人认为他是周平王时代的人，这是不对的。

译陈氏说：查考《汉书·艺文志》，有《文子》九篇。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同时，但书中却说是周平王问道，看来像是依托伪作的。又查《史记·货殖列传》徐广注说："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名叫研。"裴骃说："计然是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徐灵府）引用这个说法作为依据。然而从班固时起就已经怀疑此书是依托伪作，何况未必是当时的原书呢？至于说文子就是计然的字，就更加无从考证了。

《默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说：默希子，是唐代徐灵府自己取的号。灵府认为文子是周平王时人。

朱元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说：唐代朱元所注。钞录《符言》一篇，有的地方或许取默希子的注来补充。

张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说：郑国人列御寇撰写。刘向校定为八篇，说："列子是郑缪公时人，学问本源出自黄帝、老子，主张清虚无为，崇尚不争，其中的寓言与庄周类似。"晋代张湛作注。唐代号称《冲虚真经》。景德年间，加封"至德"的名号。《力命篇》讲寿命长短不在于保养，穷困显达不系于才智能力，都是天命决定的。《杨朱篇》讲放纵耳目的欲望而不顾惜生命的危险，纵情酒色的享乐而不顾及名声、鬼神，这叫做在内在把握自己的命运。刘向认为"这两种主张相互违背，不像是出自同一家的话"。我认为道家的学说，本来是说世道衰败、大道丧失，虚伪的事物滋生蔓延，有人逞弄智谋权术以图私利，却不知张毅奔走于权贵之门，最终却因病而死；有人违背天性去追求虚名，却不知伯夷隐居首阳山，最终因饥饿而死。因此道家对这两种人都加以排斥，想使贪图私利的人不要靠巧诈来干求命运，好名之人不要矫饰虚伪而丧失本性，二者并非不一致。虽然如此，儒家的道理却与此不同，虽然也知道寿夭穷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但仍必须修身以待天命，认为站在危墙之下而死的人，不是正命。知道耳目对声色有天生的欲求，但认为享受这些快乐是身外之事，不能因此改变自己内心的操守。唉，用这些道理来要求自己，就是爱惜自己；用这些道理来教导别人，就是爱护别人。儒家的道理，之所以能万世流传而没有弊病，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河东柳氏（柳宗元）《辩列子》说：刘向历来号称博览群书，然而他著录《列子》时，只说列子是郑穆公时人。郑穆公在孔子之前几百年，而《列子》书中谈到郑国的事，都提到子产、邓析，不知刘向为何这样说。据《史记》记载，郑〇公二十四年，即楚悼王四年，楚国围攻郑国，郑国杀了它的相国驷子阳。子阳正好与列子同时。这一年，是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〇公五年（〇，是古文的"僖"字），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道刘向是否把"鲁穆公"误说成了"郑穆公"？不然的话，怎么会错乱到这种地步？后来张湛只知道奇怪《列子》书中提到郑穆公之后的事情，却也不能推算出列子的真实年代。而且这部书也多有增添篡改的地方，并非原本真实面貌。总的来说，庄周是模仿、依托列子的文辞而写作的（"放"读作方往切），他所称引的夏棘、徂公、纪省子（"省"读作省字音）、季咸等人物，都出自《列子》，无法一一列举。列子的思想虽然不完全符合孔子之道，但他那种虚静淡泊、旷远开阔的境界，身处乱世，远离名利，使祸患不能加于自身，而内心却不感到穷困。《易经》所说的"遁世无闷"，大概与此相近吧？所以我采纳了这部书。它的文辞类似庄子，却更加质朴厚重，少有雕琢造作的痕迹。喜爱文辞的人怎能废弃它呢？其中《杨朱》《力命》（都是《列子》的

译篇名），我怀疑是杨朱学派的著作。书中说到魏牟、孔穿，这些人物都出现在列子之后，不可信。然而看这些文辞，也足以让人了解古代有很多不同的学说流派，读这部书的人应当谨慎地加以取舍罢了。

石林叶氏说：《列子》的《天瑞》《黄帝》两篇，都讲到最深奥的道理，直言不讳，所以与佛经正好互相印证，这就是所谓庄重严正之言。从周穆王以后，文字风格才逐渐变得放纵不羁，谈论诡谲纵横，只顾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大概是考虑到后人见识浅薄狭隘，难以用正理直接开导，所以设置诡异的言辞来激发他们。刘向没有领悟这一点，就认为这不像是出自一家之言。张湛稍微知道这个道理，但到了逐句作注的时候，又常常迷失本意。不过他能知道这书接近佛理，那时佛经传到中国的还不多，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了。总之，读老子、庄子、列子这三部书，都不能一味用字面意思去理解。其中自有庄重严正的话语，也有荒诞不经的说法。就像佛教到了唐代禅宗，自己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与其他佛经不同，也是这个道理。

容斋洪氏《随笔》说：《列子》记事，简练劲道，宏大精妙，很多地方超过庄子。书中讲惠盎去见宋康王游说勇力那一段话，反复曲折达四次之多，如果不用几百字婉转铺陈就无法说透彻，然而写得如此洁净纯粹，后人的笔力，怎能再达到这种境界呢！

《朱子语录》说：《列子》文风平淡疏朗旷达。孟子、庄子的文章都写得好，列子却有迂腐怪僻之处，《左传》也是这样，都喜欢标新立异而缺少事实依据。因此说到列子的话，佛教多有借用。庄子完全承袭了列子，又变化得更加奇峻。列子的语言温和纯正，柳宗元常常称赞它。

高氏《子略》说：司马迁作史，却完全没有为列子立传，就像庄周书中记载的许由、务光的事一样。汉代距离古代还不算远，许由、务光的事迹往往还可以考证，司马迁尚且对此存疑。至于所谓列御寇的说法，只见于寓言之中，司马迁在这方面怎能不产生怀疑呢？《庄子》的最后一篇，叙述墨翟、禽滑〇、慎到、田骈、关尹这些人，一直说到庄周本人，唯独没有列御寇，难道列御寇就是所谓的鸿蒙、列缺一类虚构人物吗？既然如此，这部书与《庄子》相合的十七章，其中又有浅薄近俗、迂腐怪僻的内容，恐怕是出于后人拼凑汇集而成的。至于书中说"西方有位圣人，不说话却让人自然信服，不加教化却能使人自然遵行"，这本来就与佛教有关联，世人对此尤其怀疑。天毒之国（印度），记载在《山海经》中；天竺的宗师，记载在柱下史（老子）的著作中，这是杨文公（杨亿）的说法。佛教的教义，既然早已见于这些记载，何必等到这时才出现呢？然而《列子》真正可疑可怪的地方，并不在这里。

《列子释文》二卷

晁氏说：唐代殷敬顺撰写。殷敬顺曾任当涂县丞。

《郭象注庄子》十卷

晁氏说：庄周撰写，郭象作注。庄周是蒙地漆园的小吏。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本有五十二篇，晋代向秀、郭象合并整理为三十三篇：《内篇》八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唐代号称《南华真经》。自孔子去世后，天下的道术学问一天天散乱衰微。老聃开始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于是虚无自然的学说兴起。庄周又跟着为它张目助势，抨击历代圣人，摧毁破坏天下的圣法而毫不顾忌，他的言论可以说是背离正道了。自荀子、扬雄以来，各位儒者没有不批驳他的，但那些放纵不羁的人却还借口说自己是游于方外，尊崇他的学说来放纵自己。于是礼教大坏，戎狄之人扰乱华夏，天下祸乱横流，两晋的灾祸就是这样造成的。自熙宁、元丰年间以后，学者们理解得过了头，看到书末篇论述天下道术时，把老聃与庄周自己都列为一家，却没有提到孔子，于是没有不认为这是表面上诋毁孔子而暗中尊崇他，就

译牵强附会把孔子也算进去，却完全没有考察庄子这些话的宗旨究竟是尊崇老子还是尊崇孔子？既然说是尊崇老子，又哪有暗中帮助孔子的道理呢？至于他论道术时说了那样的话，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就像强盗行凶抢劫时，又何尝不知道主人才是真正的主人呢？难道可以因为强盗有这样的见识，就说他是在尊崇主人，开门作揖迎他进来吗？我私下担心这种祸患会超过两晋之乱啊。

东坡苏氏《庄子祠堂记》说：谨按《史记》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的学问无所不涉猎，但主旨归本于老子的学说。所以他所著的书十多万字，大都是寓言。写作《渔父》《盗跖》《胠箧》等篇，用来诋毁孔子这一派人，来阐明老子的学说。"这只是了解庄子的皮毛而已。我认为庄子大概是帮助孔子的人，只是不能把他的话当作准则罢了。楚国的公子微服出逃，守门人为难他，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骂道："你这奴才不中用，看门的还敢阻拦你！"事情本来就有表面上倒行逆施、实际上却别有用心的，如果因此说仆人不爱护公子，那是不对的；但如果说这是侍奉公子的正确方式，那也不对。所以庄子的话都是实际上肯定孔子，而文字表面上不肯定；表面上排斥，暗中却在帮助。他真正正面表达自己意思的话没有多少，至于诋毁孔子的地方，也未尝不隐约流露出他真实的用意。他论述天下道术，从墨翟、禽滑〇、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这些人，一直到他自己，都把他们归为一家，唯独不将孔子归入其中，他对孔子的尊崇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我曾经怀疑《盗跖》《渔父》这两篇，好像是真心诋毁孔子的；至于《让王》《说剑》两篇，都浅薄粗陋，不合于道。反复推敲之后，从他寓言的结尾找到答案，那段说："阳子居向西游历到秦地，遇见老子，老子说：'你这样傲慢自大，谁能与你相处呢。最洁白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有污点，盛大的德行看起来像是有所欠缺。'阳子居听了大惊失色，改变了神情。他去的时候，旅舍的人都出来迎接他，店主亲自为他安排座席，主妇为他捧巾梳，别的客人都要让座，烤火的人都要让开炉灶。等他回来的时候，旅舍里的人却跟他争抢座位了。"去掉《让王》《说剑》《渔父》《盗跖》这四篇，把这段话合到《列御寇》篇中，那篇说"列御寇到齐国去，走到半路又返回来，说：'我感到害怕，我在十家卖浆的地方吃饭，却有五家争先恐后地white给我送浆'"，这样连起来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而笑道，这本来就是同一章啊。庄子的话本来还没说完，后世浅陋之人却把它截断，插入自己的意思，我不能不加以辨明。凡是分章命名篇目的做法，都是出自世俗之人所为，并非庄子本来的意思。

《朱子语录》说：庄子、列子也有点像曾点那样的意趣，他们也不是专门学老子，我们儒家的书他们都看过，不知怎么就被他偏偏看出这些东西，就放纵地讲下去了。现在的禅学也是这样。列子、庄子本来都是杨朱学派，所以他们的书中多引用杨朱的话。庄子说："子女对于父母，是命中注定的关系，不能从心中解开。"但说到臣子对于君主的关系时，却说："这是道义上的关系，是无法逃脱于天地之间的。"这说明他看待君臣之义，好像认为是逃避不了、无可奈何，才不得不臣服于君主。完全没有一种自然而然融为一体的关系，实在令人奇怪！所以孟子认为杨朱、庄子这类学说是目无君主，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庄子比列子见识要高一些，气魄也更大一些，他是什么事都能看透，又都一脚踩碎，认为不值得去做。列子还比较有规矩。有人问："庄子、孟子是同时代人，为什么没有相遇过？也没听说互相提到过对方？"朱熹先生说："庄子当时也没有人尊

译崇他，他只是在偏僻的地方自说自话。孟子一生的足迹只在齐、鲁、滕、大梁一带，没有到过大梁以南的地方。庄子本来是楚国人，可以想见他的名声传到大梁一带就到头了。不过当时南方也有很多异端学说，像陈良这一类就是。"

陈氏说：据《晋书·郭象传》记载，向秀解说《庄子》，还没完成就去世了，他的解说有别的版本流传散失。郭象私下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注解，自己又补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改写了《马蹄》一篇，其余的只是修订文句而已。后来向秀的注解另外流传出来，所以现在有向秀、郭象两种《庄子》注本，两者的意旨是一致的。不过向秀的注解现在已经失传，只是有时能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见到片段。

《庄子音义》三卷

陈氏说：唐代陆德明撰写。即《经典释文》第二十六到二十八卷。

成玄英《庄子疏》三十三卷

晁氏说：唐代道士成玄英撰写。以郭象的注为底本，为其作疏义。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隐居在东海。贞观五年，被征召到京师，加封号为西华法师。永徽年间，被流放到郁州，不知因何事获罪。书写成后，道士元庆邀请文学之士贾鼎前来传授要旨。序中说："庄周字子休，师从长桑公子。《内篇》道理深奥，所以另外单独立篇目。《外篇》《杂篇》，篇名只是取篇首的两个字而已。"

文如海《庄子疏》十卷

晁氏说：唐代文如海撰写。文如海是唐明皇时的道士。他认为郭象的注解只讲顺其自然而摒弃学习，失去了庄子的本旨，因此重新为它作解，全书共九万多字。

吕吉甫注《庄子》十卷

晁氏说：本朝吕惠卿撰写。吉甫是吕惠卿的字。元丰七年，先呈上《内篇》的注解表文，其余部分陆续完成。

王元泽注《庄子》十卷

晁氏说：本朝王雱字元泽撰写。

《东坡广成子解》一卷

晁氏说：本朝苏轼撰写。选取《庄子》中"黄帝向广成子问道"那一章为它作解。景迂（晁说之）曾经对此提出质疑。苏轼的序大略说："我很晚才有幸列入先生（欧阳修）所举荐的贤才之中，怎敢与先生持不同的见解？然而先生曾经许诺我可以不必苟同他人，往来的书信都还保存着可以为证。"

《鹖冠子》八卷

晁氏说：班固记载："鹖冠子，楚国人。隐居深山，用鹖鸟的羽毛做帽子。"撰写了一篇书，因此以此为书名。到唐代，韩愈称赞喜爱其中的《博选》《学问》两篇，而柳宗元则认为其中很多内容取自贾谊的《鹏鸟赋》，加以批评否定。据《四库书目》记载，《鹖冠子》有三十六篇，与韩愈所说相合，已经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旧本了。如今这部书是八卷，前三卷十三篇，与现今流传的《墨子》书中的内容相同。中间三卷十九篇，韩愈所称赞的两篇都在其中，柳宗元所批评的那篇，篇名叫《世兵》，也在其中。后两卷有十九篇论说，大多征引汉代以后的事情，都是后人杂乱附益进去的。现在删去前后共五卷，只保留十九篇，大概才能得其真本。这部书的文辞杂糅黄老与刑名之学，意思都很浅薄粗陋，柳宗元的评价大概没有冤枉它。

昌黎韩愈《读鹖冠子》说：《鹖冠子》十九篇，文辞杂糅黄老、刑名之学。其中《博选篇》讲的"四稽五至"的说法很恰当。假使那时有这样的人碰上合适的时机，把这套道理授予他，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小吗？《学问篇》说"卑贱是因为没有用处，就像船在急流中沉没，一壶（葫芦）就值千金"这样的话，我反复诵读这些话而深感悲哀。文字有脱漏错误的地方，我为之校正了三十五个字，改正了三个字，删去了二十二个字，注解了十二个字。

河东柳氏《辩鹖冠子》说："我读贾谊的《鹏鸟赋》，很欣赏它的文辞，但学

译者们认为它的内容都出自《鹖冠子》（《鹖冠子》十九篇，论述天、地、人三才的变化会通、古今治乱的道理，其中《世兵篇》开头与《鹏鸟赋》的内容相混杂）。我往来于京师，寻求《鹖冠子》这部书，都没有见到，到了长沙才得到这部书。读了以后，发现内容都是浅薄粗陋的话，只有贾谊所引用的那部分文辞优美，其余的都不值一提。我猜想是好事之人伪造了这部书，反而用《鹏鸟赋》的文字来装饰它，并不是贾谊真的从中取材。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引用贾谊的话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重义气的人为名节而死，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却没有说这是引自《鹖冠子》。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假使当时真有这部书，他难道会看不到吗？假使真有《鹖冠子》这部书，也一定不会取用《鹏鸟赋》的内容充实进去，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文体不相似。"

高氏《子略》说：《列仙传》说："鹖冠子，楚国人，隐居不仕。著书阐述道家的事情，内容都出自黄老学说。"书中说："小人侍奉他的君主，一心蒙蔽君主的视听，堵塞君主的耳目，趁机窃取君主的权威，来祸害天下。上天虽高却不难追及，福分不可强求，祸患不可回避。"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可见他还是没能完全忘怀于世事的人。

周氏《涉笔》说：韩愈的《读鹖冠子》，只表彰了首篇的"四稽五至"和末章的"一壶千金"，大概是因为其他部分文势不足，不值得一提。柳宗元则断然认为这部书是伪作。据《王铁篇》的记载，全部采用楚国的制度，又似乎不是贾谊之后的人所能写出的。先王依照乡里制度施行教化，以乡遂的制度来选拔人才，道路宽广、法度宽松，尊崇上级、统率下属，君臣、师生的名分就是这样确立的。而如今从五长、里有司、扁长、乡师、县啬夫、郡大夫层层相传，一直到柱国、令尹。可是动辄就有诛杀之事，柱国被灭门，令尹被斩首，举国上下，相互猜忌如同处于潮湿的困境，而三事六官的设置，也都不值得取法，一律用严酷的法律来对待编户齐民，这是根据什么典章制度呢？处士隐居山林谈论道理还可以，怎么能妄自谈论王政呢？

陈氏说：陆佃为此书作解。现在的书本有十九篇，韩愈说只有十六篇，所以陆佃认为现存的不是全本。韩愈很称赞这部书，而柳宗元却认为都是浅薄粗陋的言辞。现在考察来看，柳宗元的说法更为可信。

《崇文总目》：现存的书是十五篇，讲述天地人三才的变化会通、古今治乱的道理。唐代曾经辨析过这部书是后出的，并非古代所说的那部《鹖冠子》。

《亢仓子》二卷

晁氏说：唐代柳宗元说："司马迁作《庄周列传》，说他的书中，《畏累》《亢仓子》两篇都是空谈没有事实。如今世上流传的《亢仓子》一书，它的首篇出自《庄子》，又添加了一些平庸之言。庄周所说的这些内容，尚且没有事实依据，何况又是取用他的言辞而加以增益的呢？这就更加是空谈了。刘向、班固编录群书时都没有《亢仓子》的记载，可现在研习方术的人，却开始为它作传注，用来教化世人，岂不是很糊涂吗！"据考，唐代天宝元年，下诏将《亢仓子》封为《洞灵真经》，然而寻求原书却找不到。襄阳的处士王士元认为"《庄子》中写作《庚桑子》，司马迁《列子》中写作《亢仓子》，其实是同一个人。"他选取诸子中文辞类似的内容，补足其中散佚的部分。现在这部书就是王士元所补足的，柳宗元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就贸然加以诋毁，可见他很喜好激烈的批评议论。这部书中多用古文奇字，难道是因为内容不够充实，所以一定要用外表的修饰来弥补吗？由何璨作注。

高氏《子略》说：开元、天宝年间，天子正倾心于道家学说

译，尊崇表彰老子、庄子、列子，又把《亢桑子》封号为《洞灵真经》，既不知道这个人是否真是神仙，又不清楚这部书是否可以称为经典，一旦加以表彰颁行，其实本来就没有这部书。处士王褒是为了迎合世俗的喜好、迎合皇上的心意，才撰写并进献了这部书。如今读这些篇章，往往采自《列子》《文子》，又采自《吕氏春秋》《新序》《说苑》，又时常采自各家《礼记》，来源不一，常常出现论点不同、文辞相异的情况，可以说是驳杂不纯、滥竽充数而不真实的东西。

周氏《涉笔》说：《庚桑楚》本来是寓言，说的是他所居之处以忘言来教化风俗，以醇厚平和来感通上天。而现在这部书中所写的内容，却切切实实讲究诛罚与政术，可见完全不了解庚桑楚这个人物的本意。书中说"危乱的时代用文章来选拔士人，取巧、华丽、泛滥的文风愈演愈烈"，这明明是指唐代的事情。又说抓获盗贼后广泛等待赦免，大都是些狱案文书的用语。又提到一乡、一县、一州授予紫服青绶，都是近代的制度。这既然是唐代人肤浅短视之作，柳宗元自然不必费力去批驳它。只有《农道》一篇还值得一读，应当单独流传。

陈氏说：首篇所记载的内容，与《庄子·庚桑楚》相同。"亢仓"是"庚桑"两字读音的变化。《崇文总目》记载共九篇。

《关尹子》九卷

陈氏说：周朝的关令尹喜，大概与老子同时，请老子著书阐明道德之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关尹子》九篇，但《隋书》《唐书》以及《国史志》都没有著录，估计这部书失传已经很久了。徐藏、徐子礼从永嘉人孙定那里得到这部书，开头记载有刘向校定的序文，末尾附有葛洪的后序。不知道孙定是从何处传授得来的，大概都是依托伪作。序文也不像是刘向的文风。

《素书》一卷

晁氏说：题为黄石公所著。全书共一千三百六十六字。书中讲述治国、治家、修身的道理，内容庞杂而没有系统条理，大概是采集各家书籍拼凑而成的。

陈氏说：这是后人假托附会而作的。

无尽居士注《素书》一卷

晁氏说：本朝张商英作注。张商英说《素书》共六篇。据《汉书》记载，黄石公在圯桥上把书授予张子房，世人大多认为这就是《三略》，这大概是错误的。晋朝大乱时，有盗贼挖开张子房的坟墓，在玉枕中发现了这本书。张商英的这个说法，世上还没有人相信它。

七贤注《阴符经》一卷，李筌注《阴符经》一卷

晁氏说：唐代少室山的布衣隐士李筌作注。他说："《阴符经》是黄帝所著的书。有人说是从广成子那里传授来的，有人说是从九天玄女那里传授来的，也有人说是黄帝与风后、玉女讨论阴阳六甲之术，退朝后自己记述下这件事。'阴'是隐秘的意思，'符'是相合的意思。天机暗中与人事相合，所以叫'阴符'。"本朝黄庭坚（字鲁直）曾在书后写跋语说："《阴符经》出自李筌之手。仔细读这篇文章，就知道它并非黄帝所作。大概是想让文辞显得奇特古朴，反而写得诡谲不合常理，其中还夹杂着兵家的言论，又妄自假托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的名义作训注，尤其可笑。可惜没有经过柳宗元的一番批驳。"

《朱子语录》说：闾丘主簿进献《黄帝阴符经传》。朱熹先生说："《握奇经》等文献，恐怕不是黄帝所作，是唐代李筌所写的。圣贤的言语本来都平正朴实，绝不会有这样跷蹊乖僻的地方。"

《崇文总目》：从太公以下，为它作注传的人尤其多。现在汇集各家的说法合编为一书，像太公、范蠡、鬼谷子、诸葛亮、张良、李淳风、李筌、李合、李鉴、李锐、杨晟共十一家，从李淳风以下都是唐代人。还有称"传曰"的注文

译，不清楚是哪个朝代的人所作。太公的书，年代久远已经失传，张良的本传中，也没有说他曾著书，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是后人假托的。此外还有《阴符经叙》一卷，不清楚是哪个朝代的人所作的序，汇集了太公以后为《阴符经》作注的六家，并把惠光嗣等人的传附在后面。

《阴符机》一卷

《崇文总目》：唐代李靖撰写。他认为"阴符"是应对时机、随机应变的书，加以推演阐发，写成《阴符机》。另外还有《势滋》及《论合》三篇。

《阴符经太无传》一卷，《阴符经辩合论》一卷

《崇文总目》记载唐代张果所传。有人说张果是从《道藏》中得到这个传本，不清楚是哪个朝代的人所作，因此加以编排整理并订正。现在另外写成古字形式，大概是当时道教典籍所用的版本。

《阴符经正义》一卷

《崇文总目》：唐代韦洪撰写。

《阴符经要义》一卷，《阴符经小解》一卷

《崇文总目》：题为元解先生撰写，不清楚是哪个朝代的人。

《天机子》一卷

晁氏说：不著撰写人姓名。共二十五篇。有人说又名《阴符二十四机》，是诸葛亮撰写的。我看这些文辞的意旨，大概是李筌所写的，假托是孔明所作。收录在《道藏》之中。

《阴符元机》一卷

《崇文总目》：唐代李筌撰写。自号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喜好神仙之术，曾在嵩山虎口岩的石壁中得到《黄石阴符》的原本，题字说"魏国道士寇谦之传给各名山"。李筌当时虽然大致抄录记下，但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后来入秦地骊山，遇到一位老妇人，传授给他其中的道理。

陈氏说：这就是《阴符经》。监察御史新安人朱安国作注。这部书出自李筌，据说是从骊山老母那里得到的，旧的书目把它列入道家类。朱安国则认为它是兵书的鼻祖。总之，这不是古书。

《无能子》三卷

晁氏说：不著撰写人姓名。唐代光启三年，天子（唐僖宗）驻跸褒地。寄居在三辅地区景氏的宅舍中，写成此书三十篇，阐述老子、庄子顺应自然的宗旨，《崇文总目》把它归入道家类著录。

陈氏说：《唐书·艺文志》说这是光启年间的隐士所作，大概是作者自述其经历。

《四子治国枢要》四卷

晁氏说：唐代范乾九编集。"四子"指的是《庄子》《文子》《列子》《亢仓子》。他的用意认为黄老之道，对内足以修养身心，对外足以治理国家，因此分为二十个门类编排。

《元真子外篇》三卷

陈氏说：唐代隐士金华人张志和撰写。唐代《元真子》原有十二卷，现在只有三卷，不是全书了。既然叫做《外篇》，那就一定有《内篇》存在。张志和的事迹，详见我所编的《碑传》一书。

《庄子十论》一卷

陈氏说：题为李士表撰写。不清楚是什么人。

卷二百十二 经籍考三十九

子部（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

《汉书·艺文志》说：法家这一学派，起源于掌管刑狱的官员，主张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用来辅助礼制。《易经》说"先王用来彰明刑罚、整饬法度"，这就是法家的长处。至于苛刻刻薄的人运用法家学说，就会摒弃教化，抛弃仁爱恩惠，专门依靠刑法来追求治理，以致于残害至亲之人，损害恩情、刻薄寡恩。

《汉书·艺文志》：法家共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书·经籍志》：六部，共七十二卷。

《唐书·艺文志》：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尹知章以下没有著录的两家，共二十五卷）。

《宋三朝国史志》：七部，六十七卷。

《宋两朝国史志》：三部，二十六篇。

《宋中兴国史志》：四家，四部，五十卷。

《管子》二十四卷

晁氏说：刘向所校定，共九十六篇，如今已散佚十篇。世人称是齐国管仲所撰写。杜佑《通典·指略》的序文说："唐代房玄龄作注。书中记载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所说的话，怀疑是后人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