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二十一 经籍考四十八

译（赤色柄白色羽，用铜做箭头）、电影（青色柄赤色羽，用铜做箭头，是飞凫的副器；白天当作光标，夜晚当作星标）、方头铁槌（重八斤，又叫铁钺）、行马（宽二丈，共二十具）、渡沟飞桥（宽五丈，装有转关辘轳）、鹰爪方胸铁把（柄长七尺）、天阵（依日月斗柄，斗柄一左一右，一仰一背，以北方为天阵）、地阵（依丘陵水泉的地势，有左右前后的便利）、人阵（依车马、文武的部署）、积楹临冲（攻城器具）、〇楼、飞楼（用于窥视城中）、武冲、大橹（三军所需的器具）、〇火万炬（火攻器具）、吹鸣〇（信号器具）。审视这些，那么郑玄所说"兵甲之盛、士卒之勇武"就有据可查了，这也就是《诗经》所说的"檀木战车光明鲜亮，四匹黑马健壮有力"的意思。又考察武王问姜太公："殷商可以讨伐了吗？"太公说："上天给予而不夺取，反而要遭受灾祸。"武王又问："诸侯已经到齐了，士民怎么样？"太公说："大道无所偏私，何必急着任用元老之士！"武王又问："百姓官吏尚未安定，贤能之人尚未亲附，怎么办？"太公说："不必特意亲近谁，要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这些话似乎与《尚书》所记相合。《诗经》上一章说："上天保佑你、任命你，去讨伐那大商。上帝亲临看着你，不要有二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周密《涉笔》说：说姜太公是兵家的祖师，从汉代人就已经这样认为了，本来没有依据，仅仅因为《阴符经》里提到姜太公才这么说。姜太公遇见周文王的事尚且难以令人相信，何况谈论他用兵之事呢？《诗经》里"如雄鹰奋飞"之外没有别的话。周公说："只有周文王能够修明和睦我们华夏。也只有像虢叔、闳夭、泰颠、南宫括这样的人（辅佐他）。""周武王只是靠这四个人，才能推行德政。此后周武王，大展天威，都杀灭了他的敌人。也只靠这四个人，才使武王的德行光大昭著，广传美德。"假使姜太公掌握着讨伐商朝的大权，亲自担任大将，周公难道会遗漏他不提吗？《六韬》不知出于何时，它琐碎地讨论"用一家来夺取国家"，"用一国来夺取天下"，简直类似丹徒的布衣（刘邦）、太原的宫监（李渊）之流所经营谋划的手段。《史记》记载君臣各自手持斧钺，砍下敌人首领悬挂旗上，这是后人凭臆测记载的，不是事实；用财货贿赂来赎回被囚禁的人，是好事者编造的。而这本书因此撰写出《文伐》十二节，讲用暗中贿赂对方左右近臣、助长其淫乐、扶植其乱臣的手段，这与韩非所说的"进献费仲、奉送美玉"是同一类的论调，这大概是对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的一种诬蔑。《管子》一书记载商汤结交女华作为阴谋、事奉曲逆作为阳谋，战国诸子窥测古代圣人的行事，妄加编造大都类似这种情况。姜太公举用贤才、崇尚功业，周公知道他手下有图谋篡逆弑君的臣子，这也是后人妄自附会史事而编造的。诸子因此又记载周公杀华士的事，说姜太公驰马前往营救，这些记载疏漏荒谬得可笑。这本书有《上贤篇》，其中所说的"六贼七害"，大都是指"抱有高尚志节的人"、"看轻爵位的人"、"轻视官府的人"、"倡导无为的人"、"清心寡欲的人"、"高谈阔论的人"、"隐居静处的人"，这些占了大半篇幅，把这些人与暴乱之人归为同一类。按周武王已经平定天下之后，《诗经》说要"日日安定四方"，《尚书》说要"不要作恶"，正当"广传美

译德"的时代，却纷纷设立赏罚制度、招募功名之士，不知道这将从何而来！这本书还依附着《吴起》一书，抄袭其中的词句，又缀合了近代军政方面的浮浅言论，浅薄驳杂，没有可以实际施行的地方。像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才是真正的问答，所以提问的人切中问题的实际情形，回答的人也切合事实，至于料定六国的形势将会如何发展，即便过了百代之后，仍然可以想象验证。而这本书的问答只是效仿这种形式罢了，所以只求广博而不求精当，语意脉络都不相呼应，读者应该仔细体察。

陈氏说：这本书的文辞浅陋粗俗，是世俗依托之作。

叶适（水心）说：从《龙韬》以后的四十三篇，条分缕析各种变故，预先设置应对方法，都是习武之人应当讲习的内容。《孙子》的论述极其深奥难测，而这四十三篇繁琐详尽、面面俱到，似乎是为《孙子》所作的义疏。这本书里说到"避开正殿"，这是战国以后才有的事，本来就应当晚于《孙子》。《论将》篇中有"十过"，接近于《孙子》的"五危"；《战车》篇的"十死"、《战骑》篇的"九败"，与《孙子·行军》、《九地》篇内容相互出入；其中《励军》篇讲"礼将"、"力将"、"止欲将"，《练士》篇讲各自聚集士卒，《教战》篇讲编成三军，这些又本源于《吴起》。既然如此，那么《孙子》、《吴子》本来就是兵家所师法采用的书。至于庄周也称道"九徵"，那就真以为是姜太公所说的了。然而周氏〇然嘲笑那些讲方术的人，却没有察觉《六韬》也是伪书。为什么呢？大概是当时学术没有统绪，诸子有的胡乱互相诋毁，有的偶然互相推崇，都是率意而为，怎么能作为依据呢！

※《司马法》三卷

晁氏说：齐国司马穰苴撰写。齐威王让大夫们追述整理古代的《司马兵法》，并把司马穰苴（的言论）附在其中，因此称作《司马兵法》。司马迁说这本书"宏大深远，即使三代的征伐之事，也未能穷尽它的道理。像它的文辞，实际上还稍嫌夸大了些。司马穰苴只是为区区小国率兵作战，哪里顾得上《司马兵法》里讲的揖让之礼呢？"

陈师道（后山）《拟御试武举策》说：我听说齐威王让他的大夫们追述整理古代的《司马兵法》，并附上齐国已故大司马田穰苴的言论，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所谓古代的《司马兵法》，是周朝的政典；所谓《穰苴兵法》，是太史公司马迁所论及的，也就是如今博士弟子所诵习讲说的那部分。从前周公制作政典，司马之官守护它来辅佐天子平定邦国，端正百官、均平万民，所以征伐之权出自天子。等到上面的人废弃了这部政典，下面的人失去了自己的职守，于是周朝就衰落了，因此征伐之权就落到诸侯手中，政典的存废兴衰就与此相关。司马迁只看到战国七雄、楚汉相争时以诈术取胜，而自己实在未曾亲身实行仁道，于是就把仁义当作虚名，怀疑三代不过是徒具形式，这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了。史书称司马迁博览群书，可是他的论述却是这样，这就是所谓"读书虽多又有什么用"的人啊。我谨按：传记所记载的《司马法》的文字，如今这本书里都没有，可见也不是齐国那部书的全本。然而书中说："礼与法是表里关系，文与武是相辅相成的。"又说："杀人是为了使人民安定，杀了也是可以的；攻打那个国家，是为了爱护那里的百姓，攻打也是可以的；用战争来消除战争，即使动用战争也是可以的。"又说："夏天、冬天不兴兵打仗，这是为了兼爱百姓。"这是先王的政令，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至于书中所说的"打击敌人疑

译虑之处，加重对敌方士卒的攻击，使敌方屈服，趁机侵袭敌国的疆域"，这是司马穰苴所懂得的方法，是汉代人所施行的手段，是司马迁所亲眼见到的事，却说这是先王所做的，怎么可以呢！

※魏武帝注《孙子》一卷

晁氏说：吴国孙武撰写，魏武帝（曹操）作注。据《汉书·艺文志》，《孙子兵法》有八十二篇，如今魏武帝所注的，只有十三篇。杜牧认为孙武原书有数十万字，魏武帝删削其中繁杂的部分，摘取其中精粹的内容，编成这本书。曹操的序里大略说："我读过的兵书战策很多了，孙武所著的这部书是最深刻精妙的。"

叶适（水心）说：按司马迁称《孙子》有十三篇，两次这样说，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却说《吴孙子兵法》有八十二篇。又说吴起有四十八篇，可是如今的《吴子》只有六篇而已。又如今的《中庸》只有一篇，而《汉志》却称有四十九篇。难道从前所谓的"篇"，只是章节次序的划分，并非现在完整的一部书吗？然而司马迁那时就已经称是十三篇，而刘歆、班固在他之后，反而记载为八十二篇。用《火攻》、《用间》两篇来考察，怀疑孙子的兵法也有没有完全流传下来的部分。然而这只是关乎文字多少的问题，那些没有留存下来的部分本来就不值得深究。司马迁记载孙武是齐国人，却被吴国任用，在阖闾在位时，攻破楚国、攻入郢都，担任大将。按《左传》里没有孙武。别的书里有记载的，《左传》未必都会记载，然而颖考叔、曹刿、烛之武、专诸这类身份卑微却突然建功立业的人，《左传》都未曾遗漏，可是孙武的功名如此显赫，《左传》却偏偏缺漏了他。而且同时代的伍员（子胥）、宰嚭，都一一按次序记载了，为什么唯独没有提到孙武呢？仔细品味《孙子》一书，与《管子》、《六韬》、《国语·越语》的内容相互出入，应该是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山林隐士所写的。所谓孙武被吴国任用的说法，是他的门徒夸大其词编造出来的。自周朝兴盛之时到春秋时期，凡是统领军队的人，必定参与国家政事，没有专门在外统兵而不参与朝政的将领。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制度才开始改变。吴国虽是蛮夷之地，可是如果孙武担任大将，却不是受命之卿，而《左传》里又没有为他立传，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凡是说司马穰苴、孙武的这些事，都是辩士们随意标榜指称的，并非事实。至于说阖闾用宫女来试验孙武用兵的故事，尤其荒诞险怪，不值得相信。

高似孙《子略》说：周朝衰败，礼制毁坏，法度荡然，政令不能维系纲纪，强国凌弱、弱国相争，都趋向于武力，夸大兵力以图谋霸业，干戈相寻不断，实在令人畏惧。那时候筹划谋略、统率军队，制定命令建立制度，还知道注重礼信，崇尚训练齐整，还差不多算得上三代仁义之道的万分之一，尚未到达毒害的地步。军事流于毒害，大概是从孙武开始的吧？孙武号称在兵法上称雄，往往舍弃正道而钻研奇诡，背弃道义而依仗诡诈。凡是他所说的话都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用智谋相互争胜，凭气势力量相互压制，因此《诗经》、《尚书》所记述的、《六韬》《金匮》所传授的道理，到了这里都消失殆尽、没有一点遗留的恩泽了。前代儒者说"不要用学术来杀害天下后世的人"，这话说的正是这类学者啊。吴、越两国交战，胜负还没有决出的时候，孙武处身其中，难道就没有帮助吴国强大、战胜越国的谋略吗？二十年之间，阖闾就已经战死，夫差随即也丧失了他的国家，在那时，孙武讲兵法，也不过是为吴国谋划罢了。成败兴亡竟然如此轻易，本来就不必等

译到用学术杀害天下后世人的地步，用兵怎么能只凭智谋来运用呢！

陈氏说：世上讲论兵法的人都推崇孙武为祖师，然而孙武侍奉吴王阖闾这件事却不见于《左传》，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

※李筌注《孙子》三卷

晁氏说：唐代李筌作注。他认为魏武帝的解说多有错误，于是概括历代史事，依照《遁甲》之说，注成三卷。

※杜牧注《孙子》三卷

晁氏说：唐代杜牧（字牧之）作注。杜牧认为孙武的书大略是运用仁义、施展权谋机变，曹操所作的注解，十分之中还未能解释出一分，大概是他吝惜自己所领悟的心得，自己另外写成新书，因此详细地加以注解。世人说杜牧慷慨激昂、最喜欢谈论兵法，是那种想要一试身手却得不到机会的人。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事，十分渊博而详尽，懂兵法的人对他的注解有所取用。

※陈皥注《孙子》三卷

晁氏说：唐代陈皥撰写。陈皥认为曹操的注解隐晦不明，杜牧的注解又过于疏阔，所以重新为它作注。

※纪燮注《孙子》三卷

晁氏说：唐代纪燮汇集唐代孟氏、贾林、杜佑三家的解说编成。

※梅圣俞注《孙子》三卷

晁氏说：本朝梅尧臣（字圣俞）作注，欧阳修为它作序。

欧阳修的序说：世上流传的《孙子》十三篇，大多采用曹操、杜牧、陈皥三家的注解，号称《三家孙子》。我从前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时，所见到的《孙子》注本尤其多（一本作"至二十多家"）。孙武的书本来讲的是用兵之道，用兵的方法不止一种，而以出人意料为奇妙，难怪解说的人如此之多。凡人运用智谋各有长短，他们的实施方法各不相同，所以有的人把自己的说法拘泥于偏颇的见解，然而都超不出所谓三家注的范围。三家的注解中，陈皥的最晚出，他的说法常常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是慷慨激昂、最喜欢谈论兵法，是想要一试身手却得不到机会的人，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事，十分渊博而详尽。然而前代论善于用兵的人首推曹操。曹操曾经与董卓、吕布、袁绍等人较量势力并战胜了他们，于是与吴、蜀三分汉室天下而称王。相传魏国的众将出兵千里之外，曹操每每坐在朝中就能预先计算胜败，授予将领们既定的方略，众将按此行事，十次里难得有一次失误，一旦有人违背，用兵就一定失败。所以魏国用兵，全都依照新定的兵法行事，他对兵法的精通到了这种地步。杜牧说曹操给《孙子》作注特别简略，大概是因为他吝惜自己的心得，自己另外写成一部书，这说明曹操已经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精髓。然而孙武曾经用他的兵法游说吴王阖闾，吴国用了他的方法，向西攻破楚国，向北降服齐国、晋国，从而称霸诸侯。假使孙武自己运用他的兵法，也不过成就了称霸的功业，等到曹操运用它，可是最终也不能灭掉吴国、蜀国，难道是孙武的兵法就止步于此吗？还是说运用它的人没有把它的效能发挥到极致呢？后世的学者只看到他的书……

译，又各自拘泥于自己的一得之见，因此注解的人虽然很多，但很少能恰当准确的。唯独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常常评论孙武的书说："这是战国时代各国相互倾轧攻伐的学说。夏商周三代圣王之师，司马穰苴九伐之法，孙武是比不上的。但我也喜爱他文辞简略而含意深远，他讲用兵行师、料度敌情取胜的方法也都有法度，他的话很有条理次序。可是注解的人搅乱了它，有的还违背了他的本意。"于是圣俞自己动手作注，凡是拘泥于偏颇之见的说法都一概剔除（一作"挑"），附以自己的见解加以阐发，这样以后孙武的学说才不再混乱而变得明晰。我知道这部书应当与曹操、杜牧、贾林三家的注本一同流传后世，而后世采用其说法的人，往往会更多地取用我圣俞的注解。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和恭敬（一本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整齐、进退有度，是一位渺然独立的儒者。后世看他这部书的人，与太史公怀疑张子房应是魁梧壮士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呢！

译《朱子语录》曰：欧公大段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

——《朱子语录》说：欧阳修极力推崇梅尧臣所注的《孙子》，依我看，怎么比得上杜牧注得好。

※王皙注《孙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皙注。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其时人也。

——晁公武说：本朝王皙作注。王皙用古本校正了脱漏错误之处，又加以注释。仁宗时，天下已经长期承平，人们不习兵事。元昊反叛以后，边将屡次战败，朝廷广泛访求懂兵法的人，士大夫人人都谈论兵事。所以本朝注解孙武书的人，大多都是那个时代的人。

※何氏注《孙子》三卷

晁氏曰：未详其名，近代人也。

——晁公武说：不知其名，是近代人。

※《吴子》三卷

晁氏曰：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凡六篇。

——晁公武说：魏国吴起所撰。讲的是兵家机变权谋、法度制度之说。唐代陆希声分类编次并加以论说。共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

高氏《子略》曰：读《吴子》，其说盖与孙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乎奇。吴之书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於《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叹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宝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险。德之不修，舟中之人尽敌国也。”斯言之善，质於经，求之古，奚惭焉！反覆此编，则所教在礼，所贵在礼。夫以汤、武仁义律之，起诚有〇，求之齐、鲁、晋、卫、秦、楚之论兵者，起庶几乎！

——高似孙《子略》说：读《吴子》，其学说与孙武截然不同。吴起的书几乎全是正道，孙武的书则一味用奇。吴起的书崇尚礼义，讲明教化训导，有的地方还得益于《司马法》；孙武则完全是战国那一套，驰骋于战争之中，专讲夺谋施诈的手段。魏武侯乘船漂在西河，行至中流，感叹说："美哉！这山河的险固，真是魏国的珍宝啊。"吴起对他说："国家的根本在德行而不在险要。德行如不修明，就是同船的人也都会变成敌国。"这话说得很好，用经义来衡量，用古事来验证，一点也不逊色！反复品读这部书，就会发现其中所教导的在于礼，所看重的也在于礼。若以商汤、周武王的仁义标准来衡量，吴起确实有所欠缺，但若从齐、鲁、晋、卫、秦、楚这些谈兵者中去找，吴起大概是差不多能算得上的了！

※《黄石公三略》三卷

晁氏曰：题曰《黄石公上中下三略》。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可以存易亡。《经籍志》云“下邳神人撰”。世传此即圮上老人以一编书授张良者。

——晁公武说：题为《黄石公上中下三略》。这部书论述用兵机变权谋的奥妙，赏罚严明的决断，能明察奥妙、审慎决断，就能使军队转死为生，转存为亡。《经籍志》说是"下邳神人所撰"。世间相传这就是圮上老人授给张良的那部书。

陈氏曰：其书傅会依〇也。

——陈振孙说：此书是后人附会假托而成的。

西山真氏《序》曰：《三略》先秦书，虽非鹰扬翁自作，要必其遗法。予尝深味之，其言治国养民法度，与儒者指意不悖，而敛藏退守、不为物先之意，则黄、老遗言也。子房号称善用兵，然最所得者，不过“与物推移，变化无方，因敌转化，动而辄随”数语耳。以此推之，则今传於世者，子房所受书也。

——真德秀西山《序》说：《三略》是先秦的书，虽不是姜太公亲自所作，但一定是他遗留下来的兵法。我曾深加体味，此书讲治国养民的法度，与儒家的宗旨并不违背，而其中敛藏退守、不与人争先的意旨，则是黄老之学的遗言。张良号称善于用兵，但他最得力的，不过是"随物推移，变化无常，随敌情而转化，一动便能相机应变"这几句话罢了。由此推断，如今流传于世的这部书，就是张良所受的那部书。

※《尉缭子》五卷

晁氏曰：未详何人。书论兵主刑法。按《汉艺文志》有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篇称“梁惠王问”，意其魏人欤？

——晁公武说：不知作者何人。此书论兵主张刑法。按《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二十九篇，现今已散佚五篇。首篇称"梁惠王问"，想来作者大概是魏国人吧？

陈氏曰：六国时人。按《汉志》杂家有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又有三十一篇。今书二十三篇，未知果当时本书否。

——陈振孙说：是六国时人。按《汉志》杂家类著录二十九篇，兵形势家类又著录三十一篇。如今此书有二十三篇，不知是否果真是当时的原书。

周氏《涉笔》曰：《尉缭子》言兵，理法兼尽，然於诸令，督责部伍刻矣。所以为善者，能分本末，别宾主，所谓“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廊庙，本也；受命，所以授也；凡论令所云将事也，逾垠之论尔。视《孙子》专篇论火攻，吴起、武侯纤碎讲切，盖从容有馀矣。人主崇俭务本，均田节敛，明法稽验为之主本，无蔓狱，无留刑，故曰：“兵，凶器；争，逆德。”“事必有本，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视利害，辨安危，武犯强敌，力攻守。”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其说虽未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古者什伍为兵，有战无败，有死无逃。自春秋、战国来，长募既行，动辄驱数十万人以赴一决，然後有逃亡不可禁，故《尉缭子 兵令》，於诛逃尤详。世传张魏公建坛拜曲端为大将，端首

译问魏公：“见兵几何？”魏公曰：“八十万人。”端曰：“须是斩了四十万人，方得四十万人用。”端所言果如是，固覆军、失地、杀身之道也。夫分数岂专在杀哉！此念熏〇，决不能兴起辑睦，吸引安祥。而《尉缭子》亦云：“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笔之於书，以杀垂教，孙、吴〇未有是论也。

——周密《涉笔》说：《尉缭子》谈兵，义理法度都很周全，然而对于各种军令，督责部伍未免过于严苛。它之所以称得上好，在于能分清本末，区别宾主，也就是所谓"用朝廷大计来提高其境界，用受命出征来加重其分量，用越境作战来使其锐利"。朝廷大计是根本，受命出征是所以授权的依据，凡是论令所说的都是将领带兵之事，越境作战之论就是如此。相比《孙子》专门用一篇来论火攻，吴起、魏武侯讲得琐碎细致，《尉缭子》可以说是从容有余了。君主崇尚节俭、致力于根本，均分田地、节制赋敛，用明法查验来作为治国的根本，不使案狱蔓延，不使刑罚拖延，所以说："兵，是凶器；争斗，是违背德行的事。""做事必须有根本，把武力当作立干，把文治当作播种，武是表，文是里。""文治要看利害，辨明安危；武力则用来抵御强敌，尽力攻守。"不攻打没有过错的城邑，不杀害没有罪过的人。"杀害别人的父兄，掠夺别人的财货，奴役别人的子女，这些都是强盗行径。"这些说法虽然还没有达到纯粹的王道政治，但也可以说是窥见了根本要义了。古时以什伍编制作战，只有战斗没有败逃，只有战死没有逃亡。自春秋、战国以来，长期招募的制度施行以后，动辄驱使数十万人去决一死战，此后逃亡的现象就无法禁止了，所以《尉缭子·兵令》篇，对诛杀逃兵讲得特别详细。世间相传张浚（魏国公）筑坛拜曲端为大将，曲端首先问张浚："您手下有多少兵？"张浚说："八十万人。"曲端说："必须斩掉四十万，剩下的四十万才能真正用得上。"曲端说的这话如果真是这样，那正是覆灭军队、丧失土地、招致杀身之祸的做法。带兵的方法难道专在于杀戮吗！这种想法一旦熏染人心，绝不能使军队团结和睦、达到安定祥和。然而《尉缭子》也说："善于用兵的人，能杀掉士卒的一半，次一等的杀掉十分之三，再次的杀掉十分之一。能杀掉一半的，威震海内；杀掉十分之三的，力压诸侯；杀掉十分之一的，能使军令通行于士卒。"把这话写在书里，用杀戮来垂示教训，孙武、吴起都没有这样的论调。

※张横渠注《尉缭子》一卷

晁氏曰：皇朝张载撰。其辞甚简。蚤年喜谈兵，後谒范文正，文正爱其才，劝其学儒，载感悟，始改业。此殆少作也。

——晁公武说：本朝张载所撰。其文辞十分简略。张载早年喜欢谈论兵事，后来拜见范仲淹，范仲淹爱惜他的才华，劝他改学儒学，张载有所感悟，才改换了志业。这大概是他早年的作品。

※《武侯十六策》一卷

晁氏曰：蜀诸葛亮孔明撰。《序》称：“谨进便宜十六事：一治国，二君臣，三视听，四纳言，五察疑，六治民，七举措，八考黜，九治军，十赏罚，十一喜怒，十二治乱，十三教令，十四斩断，十五思虑，十六阴察。”陈寿录孔明书，不载此策，疑依〇者。

——晁公武说：蜀国诸葛亮孔明所撰。序言称："谨进呈有利于治国的十六件事：一治国，二君臣，三视听，四纳言，五察疑，六治民，七举措，八考黜，九治军，十赏罚，十一喜怒，十二治乱，十三教令，十四斩断，十五思虑，十六阴察。"陈寿收录诸葛孔明的著作时，并没有收载这部策论，怀疑是后人依托伪造的。

※《庾衮保聚图》一卷

晁氏曰：晋庾衮撰。《晋书 孝友传》载衮字叔褒。齐王ぁ之倡义也，张泓等掠阳翟，衮率众保禹山，泓不能犯。此书序云：“大驾迁长安，时元康三年已酉，撰《保聚垒议》二十篇。”按ぁ之起兵，惠帝永宁元年也；帝迁长安，永兴元年也，皆在元康後。且三年岁次实癸丑，今云已酉，皆误。

——晁公武说：晋代庾衮所撰。《晋书·孝友传》记载庾衮字叔褒。齐王起兵倡义之时，张泓等人抢掠阳翟，庾衮率众保守禹山，张泓无法侵犯。此书序言说："皇帝车驾迁往长安之时，为元康三年己酉，撰写《保聚垒议》二十篇。"按齐王起兵是在惠帝永宁元年；皇帝迁往长安是在永兴元年，都在元康之后。而且元康三年岁次实为癸丑，此处说是己酉，都是错误的。

※《李卫公问对》三卷

晁氏曰：唐李靖对太宗问兵事。史臣谓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於《通典》。今《对问》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

——晁公武说：唐代李靖回答太宗询问兵事的记录。史官说李靖的《兵法》，世间已无完整的本子，只在《通典》中略见一斑。如今这部《问对》出自阮逸家中，有人说是阮逸依据杜佑的《通典》增益而成的。

陈氏曰：亦假〇也。文辞浅鄙尤甚。今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其〇《孙》、《吴》、《司马法》或是古书，《三略》、《尉缭子》亦有可疑，《六韬》、《问对》伪妄明白，而立之学官，置师、弟子伏而读之，未有言其非者，何也？何〇《春渚纪闻》言，其父去非为武学博士，受诏校七书，以《六韬》、《问对》为疑，白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遂止。後为徐州教授，与陈师道为代，师道言，闻之东坡，世所传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伪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老苏也。

——陈振孙说：这也是假托伪造的。文辞浅陋粗鄙尤其严重。如今武举用七部兵书来考试士人，称为《武经》，其中《孙子》《吴子》《司

译马法》或许是古书，《三略》《尉缭子》也有可疑之处，《六韬》《问对》则明显是伪造的，然而却把它们列于学官之中，设置师生诵读，却没有人说它们是伪书，这是为什么呢？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他父亲何去非任武学博士，受命校订七部兵书，对《六韬》《问对》产生怀疑，禀告司业朱服。朱服说这部书流行已久，不容易骤然废除，此事就此作罢。后来何去非任徐州教授，接替陈师道的职位，陈师道说，他听苏东坡讲，世间所传的王通《元经》、关朗《易传》以及李靖《问对》都是阮逸伪造的，阮逸曾经把草稿拿给奉常公看过。这位奉常公，就是老苏（苏洵）。

按：《四朝国史 兵志》，神宗熙宁〇，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〇文、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岂即此《问答》三卷邪？或别有其书也？然晁、陈二家以为阮逸取《通典》所载附益之，则似即此书。然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於《国史》，则非逸之假〇也。

——按：《四朝国史·兵志》记载，神宗熙宁年间，下诏枢密院说："唐代李靖的《兵法》，世间没有完整的本子，散见于《通典》之中，篇章离析，字句讹误，而且其中的官名物名，与如今的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大多不能通晓其中的意思。命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旼、王白、郭逢原等人加以校正，分类解释，使今人可以施行。"这难道就是这部《问对》三卷吗？还是另有其书？然而晁、陈两家都认为是阮逸取《通典》所载内容加以附益而成，看来似乎就是这部书。但是神宗下诏命王震等人校正的说法既然明白见于《国史》，那么就不是阮逸的假托伪造了。

※郭元振《安边策》三卷

晁氏曰：唐郭元振撰。以总兵进攻、聚众退守，不可无权谋，乃著此书。故旧题曰《定远安边策》。

——晁公武说：唐代郭元振所撰。因为统率军队进攻、聚集众人退守，都不可缺少权谋，于是撰写此书。所以旧题为《定远安边策》。

※李临淮《武记》

晁氏曰：唐李光弼撰。其书凡一百二章。末云：“吕望志廓而远，孙武思幽而密，黄石宽而重断，吴起严而贵勇，墨翟守而无攻，老聃胜而不美，今择其精要，杂以愚识，为一家书。”一本题曰《统军灵辖宝秘策》。或云光弼从事张参所纂。

——晁公武说：唐代李光弼所撰。此书共一百零二章。末尾说："姜太公吕望志向宏大而深远，孙武思虑幽深而缜密，黄石公宽厚而善断，吴起严格而崇尚勇武，墨翟主张防守而不主张进攻，老聃取胜而不自夸，如今选取其中的精要，掺杂上我自己粗浅的见解，撰成一家之书。"另一版本题为《统军灵辖宝秘策》。有人说是李光弼的从事张参所编纂的。

※《阃外春秋》十卷

陈氏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胜殷，止唐太宗擒窦建德，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天宝二年上之。

——陈振孙说：唐代少室山布衣李筌所撰。上起周武王战胜殷商，下止唐太宗擒获窦建德，记载明君良将、战争攻取的事迹。天宝二年进呈朝廷。

※《风后握奇经》一卷

陈氏曰：永嘉薛士龙季宣校定。自晋马隆。三百八十四字，《续图》三百十五字，合标题七百字。又有马隆赞述，多所发明，并写陈图於後。马隆本“奇”作“机”。

——陈振孙说：永嘉薛季宣（士龙）校订。从晋代马隆起。正文三百八十四字，《续图》三百十五字，加上标题共七百字。又有马隆的赞述，多有阐发，并将阵图附在后面。马隆的本子中"奇"字作"机"字。

高氏《子略》曰：《风后握奇经》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变化不测，盖潜乎伏羲氏之画，所谓天、地、风、〇、龙、鸟、蛇、虎，则有为八卦之象明矣。盖注“奇”读如奇耦之奇，则尤可与《易》准。诸儒多称诸葛武侯八阵、唐李卫公六花，皆在乎此。唐裴绪之论，又以为六十四卦之变，其出也无穷。若此，则所谓八阵者，八卦之统尔。焦氏《易》学，卦变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错，变化无穷，是可以名数该之乎？然观太公《武韬》，且言牧野之师，有天阵，有地阵，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阵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阵、六花所能尽也。独孤及作《风后八阵图记》，有曰：“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轴布於内，风〇负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馀地，游军以按其後列，门具将发，然後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掎角则四奇皆出。图成樽俎，帝用经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遗风冥冥，神机未昧。项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宝中，客有得其遗制於黄帝书之外篇，裂素而图之。”按鱼复之图，全本於《握机》，赜其妙、穷其神者，武侯而己。独孤乃以为项、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欤！

——高似孙《子略》说：《风后握奇经》正文三百八十四字，它的奥妙本于奇正相生、变化莫测的道理，大概暗合伏羲氏画卦的原理，其中所说的天、地、风、云、龙、鸟、蛇、虎，显然就是八卦之象了。注中把"奇"读作奇偶之奇，那就更能与《易经》相印证了。历代儒者大多称道诸葛武侯的八阵、唐代李靖的六花阵，都源出于此。唐代裴绪的论说，又认为这是六十四卦的变化，其变化无穷无尽。照这样说，所谓八阵，不过是八卦的统摄归纳罢了。焦延寿的易学，卦变可以推

译演到四千零九十六种，奇正交错，变化无穷，这难道是可以用名数来概括穷尽的吗？然而看太公《武韬》，说到牧野之战，有天阵，有地阵，这固然是出自《握奇经》；但其中又有人阵，这就超出了天、地之外，不是八阵、六花阵所能完全涵盖的了。独孤及作《风后八阵图记》，说："黄帝顺应肃杀之气来制定兵法，文昌星来任命将领，风后掌握机变来制定取胜之法，创作阵图。所以将阵法分为八种，用来确定方位；横向的对抗布置在外，纵向的轴线布置在内，风云占据四角，用来准备各种物资；虎阵张开两翼向前推进，蛇阵朝向敌人盘旋，飞龙、翔鸟的阵势上下呼应，这都是为了发挥实际的作用。至于用疑兵来巩固多余的空地，用游动的军队来控制后列，各门都准备好然后才发动，出击时则二广交替举动，掎角之势时则四奇一齐出动。阵图绘制完成，帝王用来经营谋略，向北驱逐獯鬻，向南平定蚩尤。这遗留下来的风范深远难测，神奇的机变从未被埋没。项羽得到它而称霸西楚，黥布得到它而占据九江，汉武帝得到它而驱逐匈奴。唐天宝年间，有客人在黄帝书的外篇中得到它的遗制，裁开白绢绘成图。"按鱼复浦的阵图，完全本于《握奇经》，能穷尽其奥妙、探究其神妙的，只有诸葛武侯一人罢了。独孤及却认为是项羽、黥布、汉武帝得到了它，这难道不是没有仔细思考吗！

※《人事军律》三卷

晁氏曰：皇朝符彦卿撰。其序言“兵者多杂言阴阳，殊不知往亡宋捷，甲子胡兴，鹅入枭集，翻成吉兆。故此但述人事”云。或以为唐燕僧利正撰。

——晁公武说：本朝符彦卿所撰。其序言说："谈兵的人大多杂说阴阳之事，却不知道往亡日反倒宋国获胜，甲子日反倒胡人兴起，鹅飞入营反倒枭鸟聚集，这些凶兆反而变成了吉兆。所以本书只叙述人事"云云。有人认为是唐代燕地僧人利正所撰。

※《神武秘略》十卷

晁氏曰：皇朝仁宗御撰。纂古今兵书战策及书史成败之迹，类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凡四门，三十篇。

——晁公武说：本朝仁宗皇帝御撰。汇集古今兵书战策以及史书中记载的成败事迹，分类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门，共三十篇。

※《三朝武经圣略》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丁度撰。宝元中，西边用兵，朝廷讲武备。是时，洙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分二十门。

——晁公武说：本朝曾公亮、丁度所撰。宝元年间，西部边境用兵，朝廷讲求军备。当时，王洙奉诏编纂祖宗任用将领、用兵、边防的事迹，分为二十门。

陈氏曰：凡十七门。後五卷为奏议。《中兴书目》云十卷，李淑《书目》十五卷，今本与《邯郸》卷数同。

——陈振孙说：共十七门。后五卷是奏议。《中兴书目》记载为十卷，李淑《书目》记载为十五卷，如今的本子卷数与《邯郸书目》相同。

※《武经总要》四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丁度撰。康定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御为制序。

——晁公武说：本朝曾公亮、丁度所撰。康定年间，朝廷担心众将领不通晓古今兵学，命曾公亮等人采辑古代兵法以及本朝的谋略方略，前后花了五年，编成后奏呈皇帝。其中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皇帝亲自为其作序。

巽岩李氏曰：昔杜君卿取前世用兵故事，分一百三十馀门，编入《通典》。国朝修《经武要略》亦承用之，但微有附益耳。

——李焘（巽岩）说：从前杜佑（君卿）收集前代用兵的旧事，分为一百三十多门，编入《通典》之中。本朝编修《经武要略》也承袭沿用了这些内容，只是稍加增益罢了。

※《百将传》十卷

晁氏曰：皇朝张预公立撰。预观历代将兵者所以成败，莫不与孙武书相符契，因择良将得百人，集其传成一书，而以武之《兵法》题其後，上之。

——晁公武说：本朝张预（公立）所撰。张预观察历代统兵之人成败的原因，无不与孙武的兵书相符合，于是选取良将一百人，汇集他们的传记编成一书，并把孙武的《兵法》题写在后面，进呈朝廷。

陈氏曰：每传必以《孙武兵法》断之。

——陈振孙说：每篇传记后面必定引用《孙武兵法》来加以评断。

※《兵要望江南》一卷

晁氏曰：题云黄石公以授张良者。按其书杂占行军吉凶，寓声於《望江南》词，取其易记忆。《总目》云：“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撰。”盖唐人也。

——晁公武说：题为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书。按此书杂糅了占卜行军吉凶之法，寄寓在《望江南》词调之中，取其容易记忆。《总目》说："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撰。"大概是唐代人。

※《倚马立成法》二卷

晁氏曰：唐李淳风撰。兵行占候之书也。淳风，太宗时人，而此书起九宫法，至贞元六年庚午，假〇以行其书耳，非淳风真本也。

——晁公武说：唐代李淳风所撰。是用兵行军占卜天象的书。李淳风是太宗时人，而此书从九宫法讲起，一直讲到贞元六年庚午，可见是假托李淳风之名以推行此书罢了，并非李淳风的真本。

※《三略素书解》一卷

陈氏曰：吕惠卿吉甫撰。

——陈振孙说：吕惠卿（吉甫）所撰。

※《熙宁收复熙河阵法》三卷

陈氏曰：观文殿学士九江王韶子纯撰。

——陈振孙说：观文殿学士九江王韶（子纯）所撰。

※《武经龟鉴》二十卷

陈氏曰：保平军节度使王彦撰。隆兴御制序。其书以《孙子》十三篇为主，而用历代事证之。

——陈振孙说：保平军节度使王彦所撰。隆兴年间皇帝亲自为其作序。此书以《孙子》十三篇为主干，用历代事迹来加以印证

译。

※《渭南秘诀》一卷

陈氏曰：昭武谢渊得之於泸州。盖武侯八阵图法也，为之注释而传於世。

——陈振孙说：昭武谢渊在泸州得到此书。大概是诸葛武侯八阵图之法，谢渊为其作注释而流传于世。

※《补汉兵制》一卷

陈氏曰：钱文子撰。

——陈振孙说：钱文子所撰。

※《西汉兵制》一卷

陈氏曰：建安王〇合器之撰。

——陈振孙说：建安王合（器之）所撰。

※《制胜方略》三十卷

陈氏曰：修武郎杨肃德钦撰。自《左氏传》而下迄於陈、隋用兵事迹。庆元丁巳序。

——陈振孙说：修武郎杨肃（德钦）所撰。从《左氏传》以下，一直记载到陈、隋两代的用兵事迹。庆元丁巳年作序。

※《汉兵论》一卷

※《辨疑》一卷

陈氏曰：姑苏潘梦〇天锡撰。

——陈振孙说：姑苏潘梦兑（天锡）所撰。

※《修城法式条约》二卷

陈氏曰：判军器监沈括、知监丞吕和卿等所修敌楼、马面、团敌式样，并申明条约，熙宁八年上。

——陈振孙说：判军器监沈括、知监丞吕和卿等人编修的敌楼、马面、团敌等式样，并且申明相关条约，熙宁八年进呈朝廷。

●卷二百二十二 经籍考四十九

○子（医家）

《汉 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师古曰：针所以剌病也。石谓砭石，即石针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齐音剂），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〇为剧，以生为死。

——《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这类书，探究人体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道理，以此推求百病的根本、生死的界限，并据此确定针石汤火等治法的运用（颜师古说：针是用来刺治病痛的。石指砭石，就是石制的针。古时治病用砭石，如今这种方法已经失传了），调配百药相配相宜的方法，达到用药恰当的境地（"齐"字读作"剂"），就好比磁石吸铁，是用同类之物相互引导。拙劣的医者违背医理，把病情减轻误认为加重，把生路误认为死路。

《汉 艺文志》：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於手。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於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汉书·艺文志》说：经方这类书，根据草石药物寒温的性质，衡量疾病的深浅程度，借助药物的滋味，依据气机感应的适宜之处，辨别五苦六辛的药性，调配水火寒热的剂量，用来疏通闭塞、解除郁结，使病情恢复正常。至于用药不当的人，用热药增益热邪，用寒药加重寒邪，使精气在体内受损，而外表却看不出来，这是庸医独有的失误。所以俗话说："有病不去治疗，常常反而相当于遇到中等水平的医生。"

《汉志》：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汉志》记载：医经类七家，共二百一十六卷。

《汉志》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汉志》记载：经方类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

《隋志》：医方二百五十六部，四千五百一十三卷。

——《隋志》记载：医方类二百五十六部，共四千五百一十三卷。

《唐志》：明堂经脉类一十六家，三十五部，二百三十一卷（失姓名十六家。甄权以下不著录二家，十卷）。

——《唐志》记载：明堂经脉类十六家，三十五部，共二百三十一卷（其中十六家已失其姓名。甄权以下未著录的有二家，共十卷）。

《唐志》：医术六十四家，一百二十部，四千四十六卷（失姓名三十八家。王方庆以下不著录五十五家，四百八卷。）

——《唐志》记载：医术类六十四家，一百二十部，共四千零四十六卷（其中三十八家已失其姓名。王方庆以下未著录的有五十五家，共四百零八卷）。

《宋三朝志》：经脉四十六部，一百四十卷。医术一百九十一部，二千九十九卷。

——《宋三朝志》记载：经脉类四十六部，共一百四十卷。医术类一百九十一部，共二千零九十九卷。

《宋两朝志》：经脉二十九部，四十五卷。医术八十四部，二百二十六卷。

——《宋两朝志》记载：经脉类二十九部，共四十五卷。医术类八十四部，共二百二十六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二百九卷。

——《宋四朝志》记载：共三十六部，二百零九卷。

《宋中兴志》：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宋中兴志》记载：共一百七十九家，二百零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晁氏曰：昔人谓《素问》者，以素书黄帝之问，犹言“素书”也。唐王︸注。︸谓：“《汉艺文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兼《灵枢》九卷，〇其数焉。”先是第七亡逸，︸时始获，乃诠次注释，凡八十一篇，分二十四卷。今又亡《刺法论》、《本病论》二篇，︸自号启元子。医经之传於世者多矣，原百病之起[QL50]者，本乎黄帝；辩百药之味性者，本乎神农；汤液则称伊尹。三人皆古圣人也，悯世疾苦，亲著书以垂後，而世之君子不察，乃以为贱技，耻习之。由此故，今称医者多庸人，治之失理，以生为死者甚众。激者至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岂其然乎！故予录医颇详。《隋志》以此书为首，今从之。

——晁公武说：从前的人认为《素问》，是用素朴的文字记录黄帝的问答，就像说"素书"一样。唐代王冰作注。王冰说："《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就是这部经书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