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国用考二

译，把皇后及宗室妇女郊祀所赐的一半削减，定为定制。于是皇后、嫔御、宗室刺史，各自献出俸钱以资助军费，皇帝也停止了左藏库每月进献一千二百缗钱的做法，公卿近臣也削减了郊祀所赐的银绢，定为定制。当时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各年的出入财用数目会计上奏：宝元元年未用兵时，陕西的钱帛粮草收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之後，收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支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馀。大概比河东、河北尤其严重，是因为在陕西屯兵特别多的缘故。元昊请求归顺称臣，西边战事既已解除，可是调用的费用却没有因此减少，皇帝就下诏严厉责备边臣及转运司，催促商议蠲免削减各种科敛，逐渐把屯兵调回内地，裁汰其中的老弱士卒，官署人员有多馀的就一并裁减；又命令核校近年天下财赋收支的数目送交三司，取一年的中间数值作为定式。当初，真宗时，内外军队九十一万二千人，宗室、领受俸禄的吏员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宝元以後，招募的士兵日益增多，宗室繁衍，吏员逐年增加，到这时，军队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宗室、领受俸禄的吏员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人，禄廪俸赐也随之增加扩大。又景德年间祭祀南郊，内外赏赐的缗钱、金帛总共六百零一万；到这时，祭祀明堂，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万，所以用度不得不受到影响。范镇上奏说："古代由宰相统管国家用度，如今中书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各自互不相知，所以财力已经匮乏而枢密院增兵不止，百姓已经困顿而三司征取财物不止，中书看到百姓的困苦，却不知道让枢密院裁减军队、三司放宽财税，是因为统管国用的职权不在中书。希望让中书、枢密院共同了解军民财利的大计，与三司一起权衡出入，统一制定国家的用度，那么天下百姓的财力也许能稍稍宽松一些。"到英宗治平二年，内外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规的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这一年，各路积存一亿六千零二十九万二千零九十三，而京师的还不计算在内。

苏轼《策别》说："作为君主治理天下，若能屈己以迁就他人，就容易见功效；若要仰赖他人来补救自己，就难以出力，所以广泛征取以供用度，不如节约用度而轻取赋税更为容易。请让我以小老百姓家来做类比。百姓当他们困窘穷苦的时候，所盼望的不过是十金的资产，计算他们的衣食费用，妻子儿女的供养，出入于十金之中，还宽裕而有馀。等到他们一旦渐渐积蓄财富，衣食既已充足，那么心中的欲望，就一天天地扩大，所收入的越多，而所想要的却越发不能满足，不知道去责怪自己用度不节俭，反而认为是索求得还不够。因此越富有反而越贪婪，索求越多而财物却越不够用，这种迷惑，还不知道最终将走向何处。何不反过来想想当初呢？从前难道能够挨冻不穿衣、挨饿不吃饭吗？如今天下人急切地把财用不足当作大患，超过这种情形又能到什么地步呢？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分裂，中原的土地极为狭小。然而年年出兵，去讨伐僭越叛乱的诸国，向南夺取荆楚，向西平定巴蜀，向东攻下并州、潞州，那时的费用开支，又比现在多出百倍，这是可以想见的。可是天下的士人，从未想过当初的情形，却整天惴惴不安地忧虑当今的财用不足，这也太糊涂了！治理国家有三种谋划：有关系万世的谋划，有一时权宜的谋划，有连一个月都难以维持的谋划。古时候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储蓄；用三十年的通盘计算，就可以做到九年不闹饥荒。每年的收入，足够使用

译而有馀，所以九年的积蓄常常闲置而无所用，一旦遭遇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官府就能够自行应对，而百姓却毫无察觉。像这样，上天不能使国家遭灾，大地不能使国家贫困，四方夷狄盗贼不能使国家困顿，这就是关系万世的谋划。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一年的收入，才刚好够作一年的支出，天下的产出，仅仅够供给天下的用度，平时虽不至于苛虐地征取百姓，但一旦有紧急情况就免不了要横征暴敛，所以这样的国家能够安静而不能有变动，能够安逸而不能操劳，这也就是一时权宜的谋划。至于最下等而毫无谋划的国家，是量出以定入，用度不足，就越发多取，天下表面上安然无事，没有大的患难，却把衰败之世的苟且之法用到极致，不知道一旦有紧急情况将拿什么来应对，这就是所谓连一个月都难以维持的谋划。如今天下的财利，没有不被搜刮尽的；山陵林麓，没有不被禁绝的；关卡有征税，市场有租金，盐铁有专卖，酒有课税，茶有征算，凡是衰败之世苟且的办法，没有不被用尽的了。打个比方，就像人一样，年少力壮的时候，身体强健勇武有力，然後才可以指望他没有疾病而得享长寿。如今还不到五六十岁，而衰老的征候就已经全都显现无遗，如果到了八九十岁，又将凭借什么来应付以後的日子呢！可是天下的人，却还在殚精竭虑，去广开谋取财利的门路，况且人如果不急需，就认为费用不能再节省了，假使天下没有盐铁酒茶的税收，难道就不能立国了吗？我以为并非如此。天下的开支，本来就有去掉它非常容易而没有损失、留着它非常困难而没有益处的，我不能全都知道，请让我列举我所知道的，其馀的可以类推而知。那些无益的开支，名义重要而实际轻微，用不急需的实际内容，却给它冠以极其重大的名义，因此人们疑惑而不敢去掉它。三年一次郊祀，郊祀之後大赦，大赦之後行赏，这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的，天下的官吏士卒等待赏赐已经好几天了，这的确不能骤然取消。至于大臣，也就是所谓的股肱耳目，与朝廷同忧共乐的人，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而有所顾忌吗？天子有七庙，如今又装饰道教、佛教的宫殿而为之建祠，本来就已经过分了，又派大臣以使者名义去管领它，每年供给多达数万，这是为了什么呢？天下的官吏不算少了，只是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办到的，凡是祸害百姓的弊端也没有不彻底革除的。如今黄河泛滥成灾，不让沿河州郡的官吏亲自去应对灾情，却责成他们提出救灾的办法，反而设置一个都水监。天下的水患，难道是一个人坐在京城谋划就能穷尽其中的利害吗？天下有转运使就足够了，如今江淮之〇又设有发运使，禄赐之丰厚，随从兵卒之众多，这其中的花费又怎能计算得清呢？我曾经听说过，乡里有养马的人，担心牧人欺骗他而偷卖草料豆子，就又派一个人去担任马厩的厩长，厩长设立之後马反而更加瘦弱。如今治理政事不从根本上着手却在枝节上下功夫，从这类事推广开去，天下无益的开支就不算少了。我认为凡是像这样的开支，应当每天寻求去掉它，从一毫一厘开始，没有不产生益处的，只要不轻视那一毫一厘而把它积累起来，那么天下大概就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了。"

曾巩《议经费》说："我听说古时候用三十年的通盘计算来制定国家的用度，使国家有九年的储蓄，而制定国家用度的人一定在年终，是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国家所不能节省的是祭祀，然而也不过用去总数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先王积蓄财物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用度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贫穷，也容易变得富足。汉唐初期，天下的用度曾经

译不足，文帝、太宗能够节制用财，所以公私都有馀财，这就是所谓天下即使贫穷，也容易变得富足。用度没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富足，也容易变得贫穷。汉唐兴盛的时候，天下的用度常常宽裕，武帝、明皇不能节制他们的制度，所以公私财力都耗尽枯竭，这就是所谓天下即使富足，也容易变得贫穷。宋朝兴起，承接五代的凋敝，六位圣明的君主相继而立，与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人口既已繁盛，而财用也有馀裕。姑且用景德、皇〇、治平三个时期来比较：景德年间户数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〇年间户数一千零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年间户数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的收入，皇〇、治平年间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的开支也都在一亿万以上。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人，皇〇年间二万多人，治平年间连同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多人，总共三万四千人。景德年间郊祀的费用是六百万，皇〇年间是一千二百万，治平年间是一千零三十万，用这两方面来比较，官员的人数比景德年间多出一倍，郊祀的费用也比景德年间多出一倍。官员的人数不同到这种地步，那么皇〇、治平年间用财的门路要比景德年间多。如果确实诏令有关部门查阅典籍档案来探究其中的原因，使得每年的收入数目、官员众多的门路都能考察清楚，郊祀的费用、财物众多的用途都能考察清楚，然後一并商议应当罢除的就罢除，应当削减的就削减，使天下的人口达到皇〇、治平年间那样的兴盛，而天下的用度、官员的数目、郊祀的费用都与景德年间相同，这两方面所节省的大概就有一半了。再进一步类推，天下的开支，有的比过去简约而比现在浮滥，有的比现在简约而比过去浮滥。那浮滥的必须探求它浮滥的根源而加以杜绝，那简约的必须根据它简约的缘由而加以遵循。这样切实推行，以每年一亿万以上的收入来计算，所节省的十分之三，那么每年就会有多馀的财物三万万。用三十年的通盘计算来估算，应当有馀财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积蓄。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足，从未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古人所说的九年积蓄，是按每年收入留存十分之三来计算的，这是大略的说法。如今我所陈述的，也是大略地就现在而言，具体的数目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大致的情形一定相差不远。前代在国势凋敝的时候，尚且能够变贫困为富足，如今我们凭借全盛的国势，只要用财有节制，节省一分，就是我们的一分；节省两分，就是我们的两分。前代感到困难的事，对我们来说却很容易，这不用多说就能明白。恭惟陛下冲淡宁静、朴质节俭，出于天性自然，乘舆器物服饰，都是尚方所制造，从未使用过一件奇巧之物，嫔妃左右，後宫之中，位号大多空缺，陛下亲身践行节俭，为天下先，因此忧虑怜悯百姓、革新各项政事的心意，至诚恳切，感通于上下，至于阐明法度以积蓄天下的财力，这又并非陛下所感到困难的事。"

按：东坡、南丰二位先生的议论，足以说尽昭陵以来国家财计的本末源流。然而大概说来国家之所以疲敝的原因，就是养兵、宗室的俸禄、冗滥的官员、郊祀的赏赐这四项。而在这四项之中，冗官、郊赉尤其没有正当的名目，所以两篇议论特别详细地论述了这两项。所谓"去掉它非常容易而没有损失、留着它非常困难而没有益处"，所谓"浮滥的必须探求它浮滥的根源而加以杜绝，简约的必须根据它简约的缘由而加以遵循"，确实是至理名言啊。

神宗因为国家用度不足，特别留意理财之事。熙宁元年，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是最急迫的事务，供养军队防备边境，府库不可以不充盈，各位大臣应

译当共同留意节约用度。"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御史中丞滕甫一同审查裁减国家用度的制度。皇帝说："宫中如果私人身边的俸给达到八十千的，出嫁一位公主竟要花费七十万缗，比如沈贵妃每月的俸禄八十万，这些都超过了祖宗时候的水平。"皇帝以勤俭表率天下，诏令龙图阁、天章阁以及禁中各殿的栏杆都不用毡毯覆盖，励精图治，大力整顿法度，对内从各官署府寺，对外到四海之内，凡事都有制度，凡物都有法规，即使是储藏冰块、修治炉灶、饲养羊只这样的小事，也考虑加以节省。

皇帝忧虑增设官署耗费财物。王安石却认为增设官署，正是用来节省费用的办法。中书省上言各仓库的主典、役人增加的俸禄不算优厚，不能要求他们廉洁，因此请求增加到一万八千九百缗，又把选人的俸禄全部增加。三司呈报新增吏禄的数目：京师每年增加四十一万三千四百多缗，监司、各州增加六十八万九千八百多缗。当时主张新法的人都认为吏禄既已优厚，那么人人都会自重，不敢冒犯法律，因而可以减少刑罚。然而实际上良吏依然稀少，贪赃索贿依旧如故，往往陷于重罪，议论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好办法。

皇帝对辅臣说："近来查阅内藏库的簿籍，只是一纸具文而已，财货的出入，起初没有任何监督核查。此前曾把龙脑、真珠卖给榷货务，好几年都没有交纳价钱，也无人追查核对。"这是因为掌管内藏库的宦官有几十人，只知道谨慎地锁好门户、糊好窗户，认为这样就算严密牢固，怎么能够核查出入的多少与储藏的数目呢。于是命令户部、太府寺，对内藏各库都可以进行检查监察。设置内藏库百多年，到这时才开始编列查阅。

当初，太祖曾经想要积存缣帛二百万匹用来赎买胡人的首级，又另外贮存在景福殿。元丰元年，皇帝就改换景福殿库的名称，自己作诗题写在上面说："五代丧失了国家的稳固，犬戎猃狁十分猖獗，太祖开创国家，想要有所惩戒，于是设立内府，作为招募士卒的根本，曾孙我继承此业，怎敢忘记先祖的志向。"总共三十二个库。後来积存馀财扩充为二十个库，又题诗说："每每虔诚地心存戒惧，妄自揣度遵循祖宗遗留的功业，看我这资质并不英武，哪一天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呢。"

哲宗元〇元年，议论的人认为熙宁以前，上供没有额外的索求，州县没有非法的征敛，此後献策取利的臣子，不体察这层用意，只致力于苛刻搜刮来作为自己的功绩。有事情得以节省，比如禁军缺额与差出的衣粮、清汴河的水脚钱、外江纲运船只之类，照例都要交给转运司封存桩留作上供之用；可一旦用度有所增加，又命令自行筹办上供的名额，逐年更加增多。有关部门的财用，一天天地不足，必然要多方设法向百姓征取。非法的征敛，就是源于此。因此请求罢除熙宁以来旧的上供额外所创设的封桩钱物，以及内外封桩、禁军缺额的俸给等，枢密院商议一律罢除封桩制度。担心各路会以此为借口而观望不肯充实〇铺兵备，或许会耽误紧急事务，于是诏令三路、岭南沿边地区不实行封桩，凭借将帅去招募士卒，其馀各路的封桩仍然照旧。

皇帝下诏说："国家赋税的收入，本有固定的制度，如果不裁减浮滥的开支、量入为出，深恐会耽误国家的大计。应当命令户部尚书、侍郎一同商议裁减，逐条分析上奏。"

右司谏苏辙上奏说："我私下听说熙宁以来，天下财赋的文帐，都按时上报三司。到熙宁五年，朝廷忧虑其繁杂冗多，才命令曾布删削制定条例。曾布因此上言，三部的胥吏所办理的职事不止一种，不能专心核查勾对文帐，近年来因循苟且，不再查阅，请求在三司选拔吏员二百人，专门设置一个司，委托他们负责核查。当时朝廷因为曾布的建议

译，从三司取来天下所呈报的帐籍来查看，甚至有到省已经二三十年都没有拆开封套的。这大概是因为州郡所呈报的文帐，随着帐籍都有贿赂，各自有固定的数目，固定数目已经足够的，都不拆封，一旦有所不足，就百般刁难，务必要凑足了才罢休。朝廷把他的话当作真的。帐司的设立，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设立官吏，耗费钱物，到元丰三年，前後七八年间，帐司所辖的吏员将近六百人，用去钱财三十九万贯，而所核查出来的失陷钱只有一万多贯。朝廷知道这样做没有益处，于是罢除了帐司，而让州郡应当申报省里的帐籍都申报给转运司，其中钱帛、粮草、酒麴、商税、房园、夏秋税缴纳完毕的帐籍，盐帐、水脚钱、铸钱物料、稻糯帐，由本司另外制作总计帐目申报省里，其馀驿料、作院欠负、修造竹木杂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桥船物料、车辆、驴子、草料等帐目，核查完毕後归档存放。这是因为钱帛等帐目，三司总管国家的财计，必须了解其中的多少虚实，所以帐目虽然归转运司管理，却又命令另外制作总计帐目申报省里。至于驿料等帐目，与三司国家财计的虚实盈亏关系不大，所以只命令核查後归档存放。而且各路转运司，与本部所辖的州军地界相距不远，取索文书档案，就近而容易获得，加上本道的文帐数目不多，容易详细核查，从此内外都简便，颇为得当合宜。如今户部所请求收管天下的各种帐目，我不知道是要收管钱帛等帐目呢？还是连驿料等帐目也一并收管呢？如果全部收管各种帐目，是要依照熙宁以前不设置帐司、不增添吏员的做法呢？还是依照熙宁以来重新设置帐司、重新增添吏员的做法呢？如果依照熙宁以前的做法，那么二三十年不拆封的弊端将会重新出现；如果依照熙宁以来的做法，那么用吏六百人，只核查出失陷钱一万多贯，却花费三十九万贯的弊端也将重新出现。我请求朝廷下令户部仔细分析清楚後上奏。然而我私下详察司马光原来的奏疏说：'自从改革官制以来，过去三司所掌管的事务分散在六曹及各寺、监，户部不能总管天下的财赋，帐籍也没有全部申报户部，户部不能全面掌握天下钱〇的数目。想请求命令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那些过去三司所管辖的钱〇财用事务，凡是分散在五曹及各寺、监的，一并请求收归户部。'推究他的本意，是想要使天下财用出纳的权柄，统一归于户部，而户部只需周遍知晓其数目罢了。如今户部既已专门统领财用，而元丰年间发下的帐目，转运司常常用总计帐目上报省里，不能说不知道其中的数目了，即便再全部收管各种帐目，也只会更加纷乱繁杂，对事情没有益处。我认为帐目的办法一切照旧最为妥当，请求交由三省公开商议，然後再下令户部施行。"

苏辙《元〇会计录 收支叙》说："古时候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储蓄，用三十年的通盘计算来制定国家的用度，那么九年的积蓄就可以〇而实现了。如今一年的收入，以两来计算金子的是四千三百，而支出还未用尽的有二千七百；以两来计算银子的是五万七千，而支出较多的有六万钱；以千来计算的钱是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去末盐钱後得出这个数目），而支出较多的是一百八十二万（连同尚未核销的应在及〇支、给赐得出这个数目）；绸绢以匹来计算的是一百五十一万，而支出还未用尽的有七十四万；草以У来计算的是七百九十九万，而支出较多的有八百一十一万，这样看来，一年的收入，是不够供应一年的支出的。所以凡是国家的经常费用，截长补短，常常担忧不够，稍微有些不寻常的用度，有关部门就向朝廷求取，依靠内藏库、末盐钱後才能凑够。我亲身掌管国家大计，认为这样的情形能应付一年

译半载还可以，几年之後，恐怕将会有不堪忍受的忧患了。因此我曾经推究其中的缘故，如今宫中的供养有节制，金玉锦绣不超过从前的标准，宫室不加修缮，犬马不加玩赏，有关部门遵守法度，谨慎地看管出入的节制，未曾有过失误，可是弊端出在哪里呢？天下长久安定，财物充盈而用度扩大，这也是常理，只看如何应对罢了。请让我一一列举其中的数目：宗室的人数众多，皇〇年间节度使三人，如今变为九人了；两使留後一人，如今变为八人了；观察使一人，如今变为十五人了；防御使四人，如今变为四十二人了；百官人数的繁多，景德年间大夫三十九人（景德年间为诸曹郎中），如今变为二百三十人了；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年间为员外郎），如今变为六百九十五人了；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年间为博士），如今变为三百六十九人了；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年间为三丞），如今变为四百三十一人了；诸司使二十七人，如今变为二百六十人了；副使六十三人，如今变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了；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如今变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了；侍禁三百一十六人，如今变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了；三省的吏员六十人，如今变为一百七十二人了。其馀的可以类推，我不敢一一列举了。从前郎官止于前行，卿官有固定的员额；如今的大夫、朝议都没有限额之法。尚书、侍郎历经三次改革官名，而如今的正议、银青已合并为一。官阶数目一并增加，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国家的财赋，不是天生的就没有，不是地养的就没有，不是百姓生产的就没有增长，取用有法度，收取有时限，如此而已，而宗室、官吏的众多，是可以用礼法来节制的。祖宗的时代，士人开始有固定官职的，等有空缺才补授，否则就按资历循序渐进罢了，不随意授官。仁宗末年，恩荫子弟的法令，从宰相以下都有所减损。英宗初年，三年一次的考绩，增加为四年。神宗初年，宗室在袒免亲之外，不再推恩；袒免亲之内的，通过考试才能出仕。这四件事，如果让当今之人去做，将会认为违逆人心、违背旧法，不可以说出口，何况去实行呢！虽然如此，祖宗实行起来毫不犹豫，当世的人也没有非议。为什么呢？因为事态已经到了极点，不改变就会败坏，这是众人都明白的道理。如今朝廷正处在事态极端的形势下，却独自维持而不敢加以议论，我实在感到疑惑。如果确实从今天开始加以商议，顺应形势，遵循事理，稍微加以节制，使现任的人没有损失，而将来的人有所限制，如今虽然还看不出它的好处，但等到十年之後，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了。贾谊谈论诸侯的变故，认为如果现在不趁早治理，必定会成为难以医治的痼疾。如今我也说，如果能够加以裁减节制，那就是天下的幸事了。"

左司郎中张汝贤又请求下达给各路转运司，会计核算自熙宁以前一年出入的数目，以及日常供给、临时费用的差别，一并与熙宁年间的情况参照考核。并且

译今日拟定某事的费用，是依据某项法度而支出的，现今这项法度既然已经更改，那么这项费用就可以裁撤。总之也是要节省不急需的开支，量入为出，就不会有财用不足的忧虑。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译元丰初年，设立元丰库，每年调发坊场钱一百万缗输入其中。大观年间，又设立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徽宗崇宁以後，蔡京担任宰相，增加、修订理财的政策，一味用奢侈浮华的手段迷惑君主，动辄用《周官》"惟王不会（帝王之财不须核算）"的说法来立论，每当谈及前朝爱惜财赋、减省开支的做法，必定认为那是鄙陋的。至于兴建土木工程，都要超过前代的规模而追求更加奢华的观瞻。元丰官制施行以後，官员俸禄比嘉〇、治平年间已经优厚，蔡京又增加了供给、食料等各项钱款，于是宰相、执政大臣的俸禄都增加了。蔡京又专门用"丰亨豫大"的说法，来谄媚讨好皇帝的心意，开始大肆搜刮茶利，每年以一百万缗进献给皇帝，由京城所来主管此事，于是费用逐渐扩大。此後又设立了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名目繁多，大体都是以奇特奢侈为功劳。每年运送花石纲，运一块石头的费用，甚至要用到三十万缗。牟取暴利没有限度，百姓不堪其弊。当时用度一天比一天繁多，左藏库以前每月费用是缗钱三十六万，到这时，已经扩增到一百二十万缗。又加上三省、枢密院官吏冗员混杂，有的官员做到中大夫，一人身兼十几份俸禄的，所以当时议论的人有"俸禄收入超过侍从官班，品级几乎与执政大臣相当"的说法。官吏俸禄泛滥冒领已经到了极点，就史院来说，供职、检点三省事务的将近千人。蔡京又动辄用笔帖在榷货务支取赏赐，有一张纸就价值一万缗的。蔡京所侵吞、私吞的钱财，以千万计，朝廷上的议论更加喧哗。

户部上奏说："本部每年用度六百多万缗，全都依赖上供之钱。官吏如果拖欠违背，请按照拖欠的成数分等定罪，不满九成的，判处徒刑，拖欠更多的再加重刑罚。每年年初就列出下一年的数目，报告给漕运司，核实後申报户部。"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这一年，因为没有定额的钱物督察限期不够严格，于是将一季改为一月。

靖康元年，有进言者论及天下财用，说每年的收入有一定的常数，必须核算清楚数目，应当量入为出。近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之分，这些钱物的措置聚敛、索取支用，各自互不相知。天下的常赋大多变成了宫禁中的私财，上面的溢出、下面的漏失，而百姓更加困苦。想要命户部把这些事务的措置索取，即使其中曲折繁复，也要能够周知总数，而不失盈亏缓急的适宜安排。上到宫禁的索求，下到吏卒的口粮，一切都交付给有司，用法度来规范，向天下显示至公无私。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请求。

高宗建炎元年，下诏各路没有定额的上供钱依照旧法，不再另立定额，从来年开始施行。

绍兴五年，川陕宣抚司上奏说："四川的上供钱帛请求依旧留下来充作军费，等边境战事平息後再恢复旧制。"皇帝说："祖宗积存内帑的钱财，本来就是用来防备边疆缓急之需的，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军旅未能平息，应当依从所请。"

龙图阁学士、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说："唐代刘晏理财，被称为仅次于管仲、萧何。那时天下每年收入缗钱一千二百万，而盐铁专卖之利占了一半。如今四川一隅之地，专卖盐、专卖酒，加上各种名目的钱款已经是刘晏时数目的三倍，他用一千二百万贯供养六军、恢复中原尚且有馀，如今用三千六百万贯供养一支军队驻守川陕却还不够。主管财政的官员虽然知道冗滥，却没有力量裁减节省；虽然知道有宽馀，也不敢削减，只是日夜忧惧，担心一年的收支不够罢了。"

绍兴十一年，开始命令上供的罗绢重新输入内藏库，此後绫、纱、绢也照此办理。

绍兴三十年，户部上奏，分配各路上供的米谷，京城内外各军每年费用米三百

译万斛，还不包括四川在内。

巽岩李氏说："唐代把天下的赋税分为三部分，叫做上供、送使、留州。到裴〇担任宪宗的宰相，改令各道观察使调度财赋，先在自己所治理的州征取，不够的，再从属州征取。送使剩馀的和上供的部分，全部输送给度支使。当时的军费都仰赖度支使供给，不曾另立名目，凡是度支的钱都属于朝廷系省钱。如今所谓的系省钱，其实只不过是唐代的留州钱和送使钱罢了，送使钱已经没有多少，那上供的钱却常常被移用来供养军队。移用上供之钱来供养军队，这是天子极大的美德啊。"

孝宗乾道二年，下诏说："孙大雅上奏说汉代上计的办法，朕认为可以在今天施行。命令侍从官、台谏官参考古代的制度进呈意见。"

在此之前，知秀州孙大雅设立了《本州拘催上供钱格》并呈报上来，并且说："汉朝的制度：一年将尽时，各郡国到京城奏报政事。到了中兴时期，就在年终派遣官吏上呈会计簿，在正月初一，天子驾临德阳殿临朝受贺，而各属郡的计吏都来朝见，用以评定政绩的优劣。如今却不是这样，不曾有像甘泉宫上计那样的制度，而我开始创设这一做法，是仿效汉代的大司农，郡国每季呈报月末的钱粮账簿，其中未能完成的拖欠，各自详细列出说明的意思，作为呈文。"于是监察御史张敦实、刘贡说："一个县必定有一个县的会计，一个郡必定有一个郡的会计，天下必定有天下的会计。天下的会计，汇总郡县而每年考核一次。三代太遥远了，从文献典籍可以知道的，从大禹划分九州、在中原确定赋税开始，因南巡狩猎，来到大越，登上茅山会见诸侯，把那座山命名为'会稽'，此後设立了会稽郡。《汉书》注解说：'因为在这里会集诸侯核算会计而得名。'到了《周官》所记载的，最为详细完备。天官冢宰所属的官员，掌理财政的占了一半，掌管财用而言，年终就要核算的共有十种。又太府的职责，年终就要用货物财贿的收支来核算。小宰的职责，年终，就要命令郡吏呈报政事。郑玄注解说：'就像如今的上计一样。'汉朝承袭秦朝之後，萧何收取了秦朝的图籍档案，知道张苍擅长算术，于是命令他以列侯的身份居于相府，掌管各郡国上报的会计，这就是汉朝初年的制度，专门任命一人来掌管天下所上报的会计。到武帝建元三年，下诏说凡是官吏百姓中明白当世政务、通晓先代圣王之术的人，各县依次提供食宿，命令他们与上计的使者一同前来。注解说：'计，就是上计簿使者，各郡国每年派遣他们到京城呈报。'元封五年三月，朝见诸侯王、列侯，接受郡国的会计簿。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在甘泉宫接受会计簿。天汉三年，又在泰山的明堂接受会计簿。太始四年三月，又在泰山的明堂接受会计簿。由此可见终武帝一朝，五十多年之间，有一次在帝都接受会计，三次在方岳（泰山）接受会计，有的在三月，有的在十二月，各不相同。到宣帝黄龙元年正月，下诏说：'如今天下少有战事，然而百姓大多贫困，盗贼没有完全平息，其中的过失出在哪里？上计簿，只是文字具备而已，务求做得欺瞒诡诈，来逃避对他们的考核。命令御史检查会计簿，怀疑不真实的，加以查办，使真假不能相混淆。'由此可见在宣帝的时候，郡国所上报的会计簿已经不能没有弊病了。光武帝中兴之後，年终派遣官吏上计，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正月初一，天子驾临德阳殿临朝受贺，而各属郡的计吏都排列在朝班之中，设置大司农来掌管这件事，那些未完成的拖欠，各自详细列出说明。如今孙大雅所陈述的就是这个制度。然而西汉说的是郡国上计，东汉说的是属郡的计吏，那么路途遥远的地方在东汉未必都能按时到达了。汉代的大司农就相当于如今的

译户部。我私下看到户部掌管天下的财政会计，有上限、中限、末限的规定格式。有按月催缴、按旬催缴、五日一催缴的期限约定。每到年终，只是把常平仓、收支、户口、租税造册进呈，而对于各郡各种名目的项目还比较简略。这在三代年终就要核算、以及两汉上计的办法上，是不完备的。然而距离古代越来越远，文书档案越来越繁琐，在西汉时已经不免有徒具形式的弊病，何况今日能够完全革除其中的虚假呢？在东汉止于属郡之内，何况如今川、广那样遥远的地方，能让它们如期全部到达吗？我们这些人的愚见，不如年终命令户部全部取得天下州郡一年的会计，已经足额、尚未足额、亏欠多少的数目，全都造册，在正月进呈；再采用汉初的制度，由丞相选派一人考核户部所呈报的会计，来评定州郡政绩的优劣，那么三代、两汉的制度就都兼备而没有不能施行的地方了。"皇帝下诏命户部办理此事。此後，户部说："各路州军，每年起运上供的各种名目钱帛，各有一定的期限。年度的定额数目，本部每年预先规定并发下文书，各路监司和州军，依照期限催缴。到年终具报常平仓的收支，以及税租、课利的相互流通情况，都取用前二年的数据，加上户部本年的数据造册进呈，其中没有报到的路分，第二年再附呈。如今张敦实等人上奏陈述，年终命令户部全部取得天下州郡一年的会计，已经足额、尚未足额、亏欠多少的数目造册，正月进呈。但考虑到各路州军，路途远近不同，恐怕第二年正月未必能全部据实申报到，如果等到全部核算齐全，恐怕汇总造册也会耽误时间。如今打算立下规定，遍行下达各路州军，各自把本州每年应当发运的上供名目钱帛粮谷数目登记造册，依照规定期限查核催办征收，年终整理造册，务必在次年正月完成，前来京城呈进，交付户部参考核实；对于拖欠的州军，请示皇帝加以责罚施行。"皇帝说："这样办理，非常好。"依从了这个建议。

这一年，宰相、执政大臣进呈户部收支的详细数目，现有的钱财只有四十二万，而尚未催缴的钱却有二百八十多万。由此可知乾道年间仁爱百姓的政策，没有全部收敛归于国库，而财赋储藏在州县的情况就是这样。

淳熙十年，下诏左藏南库拨归隶属户部。

曾试着考察过去、验证现在：至道年间，每年收入一千二百多万。天禧末年，每年收入三千六百多万。嘉〇年间每年收入三千六百八十多万。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五千零六十多万。宁宗时，每年收入六千多万。既然如此，那么国土的宽窄、财赋的多少就可以由此考察了。掌管财政的人，还忍心只求详细地探求生财之道吗？

叶〇《应诏条奏财总论》说："财用，是当今的大事，一定要彻底探究它的本末，然後才可以施行于政事。要彻底探究今天的本末，必须先考察古代财用的本末。考察古代虽然看似无益，但如果不了解古代就不会了解今天的缘故。财物的多少有无，并不是古人治理国家所担忧的，而如今世上竟然认为这是最大的忧患而无法整顿救治，这种说法从哪里产生的呢？大概自舜、禹开始才有贡赋的法则来核算天下诸侯的贡献，比起尧、喾以前来说已经严密了，如今《禹贡》所记载的就是如此。然而总、秸、米、粟这些贡物，都不能到达五百里之外；九州的贡品，进贡到当今，也不过充当朝廷仪式的物品，大概只占千百分之一二罢了。周公治理周朝的财用，比起舜、禹已经更加详细；然而王畿千里之外，法度有时达不到，千里之内，也不能全部征取。大概三代所征取的，只是端正天下的疆界田亩而借助民力来耕种公田，因为没有办法使财货流通，就铸造钱币金属来加以权衡调剂。当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因财物少而忧患、以财物多为功的。虽然如此，这些都是很久远的事了。盐铁的末利，起于春秋时期，鲁国中期，田

译地才开始征税，然而各诸侯国都各自以本国自给自足，而没有煎熬逼迫百姓的忧虑。汉文帝、景帝的盛世，天下的财物不上缴关中，君主不向天下征收租税，而诸侯像吴王那样的人，也不向自己的田地征收租税。光武帝、明帝、章帝，没有听说过因财物少而自我困窘，而在位中期常常遇到盗贼、夷狄的祸难，内外征讨，也不至于大受屈辱。只有秦始皇残暴，有'头会箕敛'（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敛）的讥讽；汉武帝奢侈，有均输、榷酤、征算等政策，而设立西园卖官纳钱，大肆贩卖天下的官爵来达到目的。大概两汉虽然不足以和三代相提并论，但他们因财物而困扰的程度不像今世这样。虽然如此，这些也都是很久远的事了。三国分立，南北分裂，没有一年不打仗，没有片刻安宁。而且他们的国祚急促短暂，祸乱变故频繁发生，至于调度供给，尚且还有一定的秩序，难道像今天这样贫穷窘迫、漏底见空吗！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之中，可以一一查阅得见。虽然如此，这些也都是很久远的事了。隋朝最富有却灭亡了，唐朝最贫穷却兴盛起来。唐朝向百姓征收的，只有租、庸、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征取了。而唐朝的武功最多，开拓的疆域最广，用兵的时间最久，军队作战最为胜利。这些事迹距今较近，可以了解清楚。唐朝能取得治世，能获得胜利，它不须依靠很多财物就能做到，这是可以确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它之所以不如唐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财物少而造成的忧患。所以财物的多少有无，并不是古人治理国家所担忧的，他们所担忧的，是谋划取舍是否得当，制定的计策数目，是否一定能达成治国的功效罢了。不像今日因为一项财用的不足就使百般考虑全部废弃，竭尽全力去计较锱铢之数，就好像懒惰浅陋的人，忙忙碌碌只知道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罢了。把财物少当作最大的、无法整顿救治的忧患，这种说法大概略微出现在唐朝中期，兴盛于本朝的太平之世，而其发展到极点竟然到了今天。国家的名分器物、典章制度，精神与威望，一切都消耗殆尽，对内用来取悦百姓、对外用来向敌人显示威严的手段，一切都没有了。习惯于用宽缓迂远的老生常谈来掩饰它的无用，而尽力于苟且督促逼迫，鞭打疲惫的百姓，玩弄小吏，却认为这是有才能。陛下回头加以圣明的思考，一定会觉得有很大的不安。所以臣认为不探究古代财物的本末，追溯到本朝，来去除其中的错谬而不合乎常理的地方，那么就无法知道财物的多少有无，本来不足以成为国家的忧患。这一点不知道，那么天下的大计都无从预先谋划，更何况希望能有所施行而必定成功呢！"

又说："唐末藩镇各自专擅，财赋散失，经历五代都不能收回，加上非常的变故屡屡发生，挨家挨户上门征收苛捐杂税之害，而财物匮乏得很严重了，所以太祖控制各藩镇，把掌握他们的财用之权作为最紧要的事。不久僭伪政权相继被平定统一，各节度使的权力伸缩全凭朝廷命令，于是加强了君主的威权，来去除藩镇尾大不掉的祸患的，是因为财权在朝廷手中啊。到太宗、真宗初年，用度自给自足，而还没有听说因财物而忧患。到祥符、天禧以後，内库的储藏逐渐空虚，而仁宗景〇、明道年间，天灾流行，接着西夏的战事突然兴起，五六年都不能平定。当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号称是本朝最太平极盛的时代，而财用才开始大为匮乏，天下的议论纷纷扰扰，都以财用为忧虑。在那时，善良的人和君子，认为过去已经征取的固然不能去除，而如今所缺少的又不能再去征取，都甘心于无所作为。所谓精明强悍的官吏，也深深自我收敛压抑，不敢奋起争先以聚敛为能事。虽然如此，用尽天下之力却没有一年的储备，为盐茶、专卖之利而愁苦劳

译累地商议却仍未能得到解决之道。因此熙宁年间的新政，加重司农寺的职责，改革常平仓的法令，排斥兼并，专门主管财物的敛散，兴利的官员四处出动查访，就连市集之中、关津要道，甚至小商人、卑贱奴仆微薄的所得，都有办法加以征收。大概财物在嘉〇、治平年间并不匮乏，而谈论利益的没有比熙宁、元丰年间更严重的了，他们借用先王之说来作为立论的依据，却率领上下追逐利益，明显地大大改变了当时的风气。崇宁、政和年间以来，蔡京独揽国家大权，〇认为他的策略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所未能做到的，所以改变钞法，驱使商贾，穷尽土地之宝来供给皇上使用，自称他的储蓄积累达到五千万，富裕到足以备办礼仪，和乐到足以广施音乐，各种奢侈的享受一齐斗富，竭尽全力互相奉承。不幸党派之间意见分歧，屡屡恢复又屡屡改变，而王黼又想要做出蔡京谋划所未曾涉及的事，加上讨伐方腊就加重了对东南地区的搜刮，攻取燕山就使北方更加困顿，而对西夏用兵总共二十年，关陕地区尤其困苦，然後靖康之难就发生了。当大元帅（康王）在河北建立府署之时，而张悫负责供给粮饷，也只有盐钞几十万缗罢了。到来维扬时，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这些人，都急切地以专卖之利来谋取自身利益，于是恢复徵收旧的经制钱的议论就兴起了。何况大将中饱私囊，军粮自行制定，不再受统一节制。转运使所到之处，搜刮攫取。朝廷下达的征收命令，用大字写成公文，郡守县令率领胥吏，动辄五百人，追捕逼迫乡户，痛苦哀号无处申诉，而贪赃的官吏，又借此谋取私利。而经制钱、总制钱的名目一经设立，添酒钱、折帛钱、月桩钱、和籴钱，都等同于正常的赋税，于是谈论财用之急迫，自古以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而财用匮乏、供应不上，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从此以後，辛巳年（绍兴三十一年）的战役、甲申年的战役，边境一有警报，赋税征敛就随之增加，增加之後，就不能再减少了。曾经试着用祖宗兴盛时期所收入的财物，与汉唐盛世相比要多出一两倍；熙宁、元丰以後，各地的封桩钱、役钱的宽馀、青苗钱的利息，比治平以前多出数倍；而蔡京改变钞法以後，比熙宁年间又多出一倍。王黼征收的免夫钱达到六千多万缗，其中大半无法核实查考，然而总而言之，从渡江以来到如今，所收入的财赋，比起宣和年间又增加了一倍。这真是自有天地以来，财用之多没有比得上今天的了。然而它之所以越来越困窘、越来越匮乏，惶惶不安地聚敛财物、不能安居一朝的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衡量治国之道的兴废而不计较财用的多少，这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古代财物越少却越治理得好，如今财物越多却越治理不好。古代财物越少却有馀，如今财物越多却不足。既然如此，那么善于治国的人，是应该学习那种财少而治理好且有馀的做法呢？还是学习那种财多而治理不好且不足的做法呢？何况财多的劳苦而财少的安逸，难道有人厌恶安逸而喜欢劳苦到这种地步的吗？所以臣请求陈述如今财政的四大祸患：一是经制钱、总制钱之患，二是折帛钱之患，三是和买之患，四是茶盐之患。这四患去除了，那么财用就会减少，财用减少了就会有馀，有馀就能安逸，有馀而又安逸，用这种状态来谋求治理，早晨下的政令傍晚就能见到成效了。"

以上是《水心外稿》所进呈的《财总论》两篇，足以看出历代理财的大概情况，以及中兴以後财用越多而政事越不能确立的深重弊病，所以完整地记载在《国用考》的末尾。至于其中所说的经制钱、总制钱、和买、折帛钱，则分别记载在各自的专门条目中。

内藏库，是国家经费所储藏的地方。负责供给三衙、百官

译的俸禄发放，以及宗庙、宫禁非常规的费用。连同将校、卫士、门吏、医官、近侍的俸禄发放，都出自这里。

左藏南库，本来是御前桩管的激赏库。绍兴年间停战之後，秦桧取用户部各项名目中确有把握的钱款，全部纳入这个库，户部报告钱物短缺就拨给它，于是金银财帛堆积如山，士大夫们指称它可以和琼林库、大盈库相比。高宗曾经拿出数百万缗来协助朝廷调度支出，淳熙末年才一并归并到户部。

左藏封桩库，是孝宗所创设的。它的规定是，如果不是奉养双亲、不是军事需要就不支取。到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赏军队或制造兵器为名，拨入内库，或者睿思殿，或者御前库，或者修内司，有关部门也不敢阻拦。

内藏库，就是祖宗时旧设的元丰三十二库。崇宁年间以後改为大观东库、大观西库。秦桧当权的时候，每逢三宫（太上皇、太后、皇后）的生辰，以及春秋两季在内廷讲学、每年寒食节，以及各局所进献书籍，都要献上礼金布帛，于是内府的储蓄堆积如山。绍兴末年，下诏除了太后生辰和内廷讲学之外，其馀的都减半。孝宗初年，又把因进献书籍而附带的礼物一并罢除了。绍熙初年，才多次取用封桩钱纳入内藏库。

御前甲库，是绍兴年间设立的。凡是皇帝所需要的图画、器物，有关部门不能供应的，全都到甲库去取用，所以各种精巧的工艺技术，都出自那里，每天的花费动辄数百上千。宫中已经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造的酒尤其好，用它馀下的部分出售，颇为侵占户部的课税额度，因此这个库的储蓄经常不足。有大臣提出意见，于是就罢废了它。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是渡江以後所创设的。自从建炎年间高宗即位以来，赏赐膳食才开始减少，到维扬以及临安时又再减少。绍兴四年秋，赵鼎担任川陕、荆襄都督，不久没有成行，于是把督府的金钱纳入了这个库。绍兴十年，秦桧执掌国政时，因兀术违背盟约用兵，需要犒赏军队的物资，于是按田亩计算征收钱款，遍及天下五等户，贫穷的百姓也没有能够免除的。然而军队最终没有出动，而所敛得的钱财全部归入了激赏库。此後每年支出多达三十八万缗，堂厨（宰相官署厨房）一万五千缗，东厨一万二千缗，玉牒所、日历所、敕令所、国史院、尚书省犒设、中书门下省和枢密院的支出费用，各有差别，议论的人指责这是冗费，後来减为二十万缗。孝宗时，又减少十万缗。

合同凭由司，是宫禁索取财物的机构。每年索取金银钱帛，动辄以百万计算，户部按数目扣除，无法裁减节省。

修内司，掌管宫禁的营建修缮，每年输送缗钱二十万，来供给它的费用，後来减去了一半。

榷货务都茶场，从前东京就有这个机构。建炎二年，才在扬州设立。第二年，在江陵设立。绍兴三年，在镇江和吉州设立。绍兴五年，撤去了吉州的机构，而把行在（临安）的机构移到临安场，每年收取茶、盐、香息钱。

丰储仓，绍兴二十六年才设立。户部尚书韩仲通在户部任职时，请求另外在行都储备粟米一百万斛，以防备水旱灾荒，命名为"丰储"。此後，镇江、建康、关外、四川都设有这样的仓库。

东南三总领所，掌管财政大权都有一定的数目。然而遇到军旅饥荒之事，就向朝廷申请，只有四川距离遥远，钱币又不流通，所以在无事的时候，主管财政的官员能够擅自掌握征收和拨给的权力，而一旦遇到军事行动，朝廷也不加过问。

各州军的军资库，是每年用度的记录。旧制，每道设有计度转运使，年终就核算各郡邑的收支，有盈馀的就征取，有亏欠的就补给，所以郡邑没有不足的忧患。自从战事兴起，主管财政的官员常常担忧供给不足，凡是郡邑都用固定名额的名目摊派给他们，加派赋税、增加人员，都不加过问，因此州县才开始困窘。近年来离军添差（军队离职人员安置

译的添差官职）之制，大大成为州郡的祸患（绍兴十一年四月己未，最初采用张俊的奏请，离开军队的将佐都给予添差官职，州郡担忧无法供给。绍兴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上奏大郡不超过一百人，次等郡减半，小郡以三十人为限额。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而宗室子弟、外戚、归明人、归正人，甚至乐工、贱工、胥吏杂流，也都得到添差官职。庆元府一个郡就添差四十名官员，用尽本府七处场务的全部收入，也不够供给四名总管的俸禄，其中有十五年不调动职位的，计算他所得的俸禄，钱二十多万缗，米十多万斛。扬州是会府（重要都会），每年上缴朝廷的钱不满七八万，而本州支出的费用却达到一百二十万缗，民力怎能不困乏？绍熙初年，有议论的人请求裁定朝廷的经费，然後让户部彻底核算一年的收入，纠正旧的登记账册，削去虚增的名额，选择各路监司中爱护百姓而又懂得财政的人，让他们去稽查考核调度，蠲免那些繁重的负担，来宽舒民力，朝廷未能施行。如今担任郡守的人，只能做到撙节费用、稽查渗漏，使一年的用度不至于匮乏，自己就号称超过常人了，再没有惠及百姓的政绩了。

公使库，各道的监司、帅司，以及州军边县和统帅都设有这样的库。大概祖宗时候，因为前代地方长官都从百姓那里征敛来供给厨房传舍等费用，所以设立了公使钱，来供给他们的费用，是担心会累及百姓。然而正式赐予的钱不多，而法令允许收取额外的利益，因此州郡得以放纵自恣。至于帅司、宪司等机构，又设有抚养库、备边库等，开设抵当铺、出售成药，无所不为，其实都是用来资助公使库的费用罢了。公使库的贿赂馈赠，在东南地区尤其严重。扬州一个郡，每年的馈赠，记录在账簿上的，达到十二万缗。江、浙各郡，常常用酒来馈赠京城的官员，每年五六次，每次一定是数千瓶。淳熙年间，尚书王仲行担任平江太守，与祠官范成大、胡长文交好，一次宴饮的费用，往往达到一千多缗。当时有个蜀地人担任潭州太守的，又有一个以总计的身份代理润州的，到任不到半年，超过惯例的馈送，都达到四五万缗，供给宅第的酒达到二百多斛，孝宗为此发怒而将其罢黜（淳熙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而这种风气还是没有断绝。东南地区的帅臣、监司上任和离任，号称"上下马"礼，邻近各路都有馈赠，计算他们所得，动辄上万缗。近年来蜀地也是这样。这些聚会宴饮的费用，切割的肉俎大概以三百五十千为标准，有一人身兼数职的，就一并接受数人的馈赠，在应酬往来之际，一天就能得到两千多缗，其没有限度到这种地步。前些年给事中陈岘担任四川安抚使，少卿冯宪担任成都转运使，就用所馈赠的原物回赠他。陈岘发怒，上奏说他包庇贪赃的官吏，朝廷把他调离，等到陈岘获罪失势後才得以昭雪。当时侍郎芮国器、丞相赵汝愚相继担任江西转运使，凡是各方的馈赠财物，都不纳入私人的家产，拿出这些资财，在南昌设立养济院来供养贫困的人。少卿朱时敏担任潼川太守，接受各方的馈赠，常常用这些财物回赠对方。赵德老镇守成都，接受馈赠後另外储藏起来，临走时用来救济宗室中贫困的人，这些都是廉洁有节操、值得记载的事迹。只有总领所的公使钱，是按次第从大军库中支取的，所以征敛不会波及百姓。然而正式赐予的不多，而每年用度多达十几万，每到年终，把这个数目上报户部，动辄以犒劳军队、增添兵器为名义，户部知道却不加追究。所谓公使醋钱，各郡都定有固定数额，白白向所属县征取，县里又向百姓、吏员征敛来输送，小县一年也不下一千缗，人们尤其为此怨恨，认为应当废除相互转送的做法而削减额外的利益，使上下一体，而害处不至于波及

译百姓，这才符合祖宗设立公使库的本意。

以上从左藏库以下，都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记载的宋朝渡江以後国库储藏的大概情况，而它的制度大多沿袭东京（汴京）的旧制，至于军资库、公使库，则都是储存在州郡的财赋。用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来看，那么向州郡征取的部分，是多么苛细啊？用军资库、公使库来看，那么储存在州郡的部分，又是多么宽厚啊？它征取的部分既然如此苛细，那么百姓应当痛苦地承受盘剥之苦；储蓄的部分既然如此宽厚，那么官吏应当大肆放纵侵吞的恶行，然而事实却都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国家的赋税征敛虽然沉重，但施行于百姓的做法，常常怀有悲悯忠厚有利于民的意图，所以百姓没有怨恨。州郡的财力虽然充裕，但用来激励士大夫的方法，全都以礼义廉耻来维系，所以官吏很少贪婪〇滥，再者宋朝承袭唐朝的法度，把天下的财赋分为三种：叫做上供、送使、留州。然而立法虽然相同，但立法的用意却不相同。唐朝的法度兴起在中期以後，大概是户籍图册荒废，纲纪体统衰败，藩镇擅自掌握财赋来谋私利，而朝廷无从知晓。君主又多喜好蓄积私财，节度使、刺史往往征取正常的赋税，来供给内府所需的进奉，皇上因而从中获利，于是不再能够彻底追究每年收入的数目，而姑且实行这种姑息的做法，那么它的用意是出于私心的。宋朝的法度建立在太平之世，大概是用仁爱来抚育百姓，用礼法来驾驭官吏，而君主不曾有贪求财货的行为，即使是内藏库的积蓄，也常常拿出来资助户部，那么州郡的财赋原本就不必全部归入京城。又让担任监司、郡守的人，厨房传舍的供应由官府支给费用，就不用向百姓征取，从而实行宽裕的政策，那么它的用意是出于公心的。然而这个法度沿袭已久，得失参半。它的得处，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而它的失处，大概是从中兴以来，朝廷的经费一天天增多，就不免在上供之外，另立名目，来向州郡征取，像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之类就是这样。州郡的财力有限，就不免在正常赋税之外，另立名目，来向百姓征取，像斛面米、头子钱之类就是这样。大概它之所以要依靠州郡来负责完成，是因为它原本就有储备留用的赋税，然而有限的储备留用，不足以供给无限度的征取。而且这个法度是在仓促之时建立的，各州郡财源的丰厚与贫薄、财力的宽裕与吃紧，不能详细审订斟酌，而一概加以征取。所以郡里的财计如果充裕，又幸而遇到廉洁的长官，那么在撙节奉承上级之外，馀下的力量还可以代为偿还下户拖欠的赋税，弥补没有正当名目的额外摊派。如果郡里的财计凋敝，又不幸遇到贪婪庸碌的官员，那么正常的赋税收入，无法登记到户部，而借机盘剥的行为，已经遍及到民间了！我曾在经制钱、总制钱一节的末尾详细论述过这件事，虽然如此，仁厚的恩泽之所以能够铭记在人心中，是为什么呢？大概虽然愧于向百姓征取没有一定的制度，但常常怀有视百姓如己伤的心意，所以奉行政令的人不敢急切苛急，这就是所谓的不遵从法令的文字而遵从法令的本意。虽然不免有末世征收赋税的法度，却能用士大夫忠厚的心去施行它，所以承受的百姓看不出它的苛刻烦扰，这就是所谓的不依赖法令而依赖用人的道理。

●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