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三十二 经籍考五十九
始在商馀山，称元子，逃难入琦▯于洞，称琦▯于子，或称浪士，渔者称为聱叟，酒徒呼为漫叟，及官呼为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结性耿介，有忧道悯世之意。逢天宝之乱，或仕或隐，自谓与世聱牙，岂独其行事而然，其文辞亦如之。然其辞义幽约，譬古钟磬不谐於俚耳，而可寻玩。在当时名出萧、李下，至韩愈称数唐之文人，独及结云。
陈氏曰：蜀本但载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隐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遗》一卷，《中兴颂》、《五规》、《二恶》之属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
容斋洪氏《随笔》曰：元次山有《文编》十卷，李商隐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纾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见於《文编》，馀者大扌氏澶漫矫亢。而第八卷中所载{宀昏}方国二十国事，最为谲诞。其略云：“方国之亻兽，尽身皆方，其俗恶圆。设有问者，曰：‘汝心圆。’则两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圆邪？’圆国则反是。言国之亻兽，三口三舌。相乳国之亻兽，口以下直为一窍。无手国足便於手，无足国肤行如风。”其说颇近《山海经》，固已不韪，至云：“恶国之亻兽，男长大则杀父，女长大则杀母。忍国之亻兽，父母见子，如臣见君。无鼻之国，兄弟相逢则相害。触国之亻兽，子孙长大则杀之。”如此之类，皆悖理害教，於事无补。次山《中兴颂》与日月争光，此书虽不作可也，惜哉！
高氏《子略》曰：元子曰：“人之毒於乡，毒於国，毒於鸟兽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时，媚於君，媚於朋友郡县，不如媚於厩，媚於室。人之贪於权，贪於位，贪於取求聚积，不如贪於道，贪於闲静。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诈惑贪溺，不如忍於贫苦，忍於弃废。”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辞章奇古，不蹈袭。其视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犹有一说，颂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汉》诸诗，所以写宣王中兴之美者，皆系之雅。唐既中兴，而《磨崖》一碑乃以颂称，漫郎岂不能致思於此邪？初，结居商馀山著书，其序谓天宝九载庚寅至十二载癸巳，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盖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录》，具纪其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诗》一卷 《注杜诗》二十卷 《蔡兴宗编杜诗》二十卷 赵次公注《杜诗》五十九卷
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审言之孙。玄宗朝献太清宫，亨庙纹郊，奏赋三篇，使待制集贤院，宰相试文，再迁右卫率府胄曹，终於剑南参谋、检校工部员外。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
译，有时隐居，自称与世俗格格不入，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行事上，他的文辞也是如此。然而他文辞的意涵幽深简约，就像古代的钟磬之音，不合俗耳的喜好，却值得细细品味。在当时，他的名声排在萧颖士、李华之下，直到韩愈评点唐代文人时，才特别提到元结。
陈氏说：蜀本只载有元结自序，江州本则用李商隐所作的序放在卷首。蜀本有《拾遗》一卷，《中兴颂》《五规》《二恶》这类文章都收在其中。江州本则将其分置在十卷之中。
洪迈《容斋随笔》说：元次山有《文编》十卷，李商隐作序，如今九江所刻的就是这个本子。另外还有《元子》十卷，李纾作序，我家中藏有此书，共一百零五篇，其中十四篇已经见于《文编》，其余的文章大多放荡不羁、矫激亢厉。而在第八卷中所记载的〇昏方等二十国的事情，最为荒诞不经。大略说：“方国的人，全身都是方的，他们的风俗厌恶圆形。如果有人问他们，就说：‘你的心是圆的。’他们就剖开胸膛露出心脏，说‘这心难道是圆的吗？’圆国则正相反。言国的人，长着三个嘴巴三条舌头。相乳国的人，嘴巴以下直通成一个孔窍。无手国的人用脚做手方便自如，无足国的人皮肤行走如风一样快。”这些说法与《山海经》颇为相似，本已是不合常理，至于说：“恶国的人，儿子长大就要杀父亲，女儿长大就要杀母亲。忍国的人，父母见到儿子，就像臣子见到君王一样（要行礼跪拜）。无鼻国，兄弟相遇就互相残害。触国的人，子孙长大后就要杀掉自己的父母。”像这一类的内容，都违背常理、有害教化，对世事没有任何补益。元次山的《中兴颂》可与日月争辉，这本书就算不写也是可以的，实在可惜啊！
高氏《子略》说：元子说过：“人们与其把毒害施加于乡里，施加于国家，施加于鸟兽草木，不如毒害自己的形体，毒害自己的性命。人们与其去媚悦时势，媚悦君主，媚悦朋友和地方官府，不如去讨好自家的马厩，讨好自家的居室。人们与其贪求权力，贪求官位，贪求获取聚敛，不如贪求道义，贪求闲适安静。人们与其忍受毒害，忍受谄媚，忍受欺诈迷惑贪婪沉溺，不如忍受贫苦，忍受被抛弃废置。”这些话说得真是精辟啊！元次山一生的文章奇特古朴，不蹈袭前人。拿他和柳宗元相比，他又更加英拔卓绝。唐代的文人，也就只有这两位了。不过还有一点要说，所谓“颂”，是用来赞美盛大德行的形容之辞。像《诗经·江汉》这类诗篇，是用来描写周宣王中兴的美事的，都被列入“雅”。唐朝既然实现了中兴，那么《磨崖碑》却以“颂”命名，元次山难道没有在这方面用心思考吗？起初，元结住在商馀山著书，他的自序说从天宝九年庚寅到十二年癸巳，共写了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字，分作十卷，这大概是有其用意所在的。卷首有《元氏家录》，详细记载了他的家世次第。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诗》一卷 《注杜诗》二十卷 《蔡兴宗编杜诗》二十卷 赵次公注《杜诗》五十九卷
晁氏说：唐代杜甫，字子美，是杜审言的孙子。玄宗朝时献《太清宫赋》，又在祭祀太庙、郊天时献上三篇赋，被安排在集贤院待制，宰相考试他的文章，后来再迁任右卫率府胄曹，最终在剑南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的任上去世。他性情旷达不拘小节，喜好谈论天下大事，见解高远却不切实际。年轻时与李白齐名，当时人称他们“李杜”。多次遭逢盗寇之乱，能保持节操而不受玷污，写作诗歌，为时局的衰弱而感伤，情感中始终不忘君王，人们都怜惜他的忠诚。集子有王洙（字原叔）、王琪（字君玉）所作的序。本朝自从王原叔以后，读书人都喜欢读杜甫的诗，世上有好几家为他的诗作注，大多浅陋可笑。有的假托王原叔之名的，其实并非他本人所作
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数当寇乱，挺节无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集有王朱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学者喜观甫诗，世有为之注者数家，率皆鄙浅可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实非也。吕微仲在成都时，尝谱其年月。近时有蔡兴宗者，再用年月编次之。而赵次公者，又以古律诗杂次第之，且为之注。两人颇以意改定其误字云。
陈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朱原叔▯裒中外书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诗三百九十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後。别录杂著为二卷，合二十卷，宝元二年记，遂为定本。王琪君玉嘉▯中刻之姑苏，且为後记。元稹《墓铭》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遗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遗文入正集中，则非其旧也。世言子美诗集大成，而无韵者几不可读，然开元以前文体大略如此。若《三大礼赋》，辞气壮伟，又非唐初馀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陈氏曰：秘书郎黄伯思长睿所校。既正其差误，参考岁月、出处异同，古、律相▯，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杂著二十九首，别为二卷，李丞相伯纪为序。
◎吴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晁氏曰：唐吴筠撰。前有权德舆序。筠字贞节，华阴人。生十五年，隐於南阳。天宝初，召至京师，请为道士，居嵩山。已有敕待诏翰林，筠知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乃东游会稽，往来天台、剡中，与李白、孔巢父酬唱。大历中卒，弟子谥为宗元先生。筠通经义，美文词，性高鲠。其待诏翰林也，特承恩顾。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於帝，故所著文赋，深诋释氏，颇为通人所讥云。
陈氏曰：筠举进士不中第，为道士，居嵩阳观，待诏翰林，为高力士所恶而斥，事见《隐逸传》。传称筠所善李白、孔巢父，歌诗相甲乙。巢父诗未之见也。筠诗固不碌碌，然岂能与太白相甲乙哉！
◎独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独孤及至之也。洛阳人。天宝十三载举洞晓元经科。代宗初，为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最，徙常州，卒於官。及幼有成人之量，遍览《五经》，观其大义，而有章句学。为文以立宪诫世，褒贤过恶为用，长於议论，《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云。集门人有李舟、梁肃前後序，末载崔▯甫《碑志》。
陈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风，亦有名，韩退之志其墓。
※《杨评事》文集
杨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杨君少以篇什著声於时，其炳▯尤异之词，讽诵於文人，满盈於江湖，达於京师。
译。吕微仲在成都时，曾经按年月编排过杜诗的次序。近来有位蔡兴宗，又重新按年月编次。而赵次公，则又把古体诗、律诗混杂在一起编排次第，并且为之作注。这两人都颇为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定了其中的错字。
陈氏说：按《唐志》记载有六十卷，《小集》六卷。王原叔收集朝廷内外的杜诗书本共九十九卷，删除其中重复的部分，最终确定取一千四百零五篇，古诗三百九十九篇，近体诗一千零六篇，起自天下太平之时，终于在湖南所作的诗，依照他居住行踪的先后次序，大致按年月先后排列。另外单独录出杂著为二卷，合计共二十卷，宝元二年记，于是成为定本。王琪（字君玉）在嘉祐年间在姑苏将其刊刻，并为之作后记。元稹所作的《墓铭》也附在第二十卷的末尾。此外还有遗文九篇，治平年间，太守裴集刊刻，附在集子之后。蜀本大体相同，但把遗文并入正集之中，这就不是原来的旧貌了。世人说杜子美的诗集是集大成之作，但没有韵的文章几乎读不下去，然而开元以前的文体大体都是这样。至于《三大礼赋》，文辞气势壮伟，又不是唐初其他文人所能比得上的。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陈氏说：这是秘书郎黄伯思（字长睿）所校定的。他既纠正了其中的差错，又参考诗作的年月、经历出处的异同，把古体诗、律诗相互〇（编排），共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杂著二十九首，另编为二卷，丞相李纲（字伯纪）为它作序。
◎吴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晁氏说：唐代吴筠所撰。前面有权德舆所作的序。吴筠字贞节，华阴人。十五岁时，就隐居在南阳。天宝初年，被召到京师，请求出家为道士，居住在嵩山。不久有敕令让他待诏翰林，吴筠察觉安禄山将要作乱，请求返回茅山，皇帝答应了他。于是他向东游历会稽，往来于天台山、剡中一带，与李白、孔巢父互相酬唱诗作。大历年间去世，弟子给他谥号为宗元先生。吴筠精通经义，文辞优美，性情孤高刚直。他在翰林待诏的时候，特别受到皇帝的恩宠优待。高力士向来信奉佛教，曾在皇帝面前说吴筠的坏话，因为吴筠所写的文章，深深地诋毁佛教，因此颇受通达之人的讥讽。
陈氏说：吴筠考进士没有考中，于是出家做了道士，居住在嵩阳观，被召待诏翰林，因遭高力士厌恶而被斥退，这件事见于《隐逸传》。传中说吴筠所结交的好友李白、孔巢父，诗歌创作可以相提并论。孔巢父的诗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吴筠的诗固然不算平庸，但又怎么能和李太白相提并论呢！
◎独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晁氏说：唐代独孤及，字至之，洛阳人。天宝十三年参加“洞晓元经”科考试中第。代宗初年，任太常博士，历任舒州、濠州两州刺史，政绩最为突出，后调任常州，在任上去世。独孤及自幼就有成年人的器度，遍览《五经》，能通晓其中大义，并擅长章句之学。写文章以树立法度、劝诫世人为宗旨，以褒扬贤能、指出过失为用心，尤其擅长议论，《唐实录》称韩愈是以他的文章为师法的。集子里有门人李舟、梁肃前后所作的序，末尾附有崔〇甫所作的《碑志》。
陈氏说：独孤及的儿子名郁，字古风，也很有名，韩愈曾为他写墓志。
※《杨评事》文集
杨凌所撰。柳宗元为其作后序说：杨君年轻时就凭诗文在当时享有声名，他文采斐然的诗词，为文人们所讽诵传扬，遍布于江湖之间，直达京师。到晚年时，他更加精通文章体式，学问深厚，见识远大，诗才尚未穷尽，而他那雄健老成的文风，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然而刚刚获得这样的成就没过几年就英年早逝了。他晚年所作的文章尤其出色，比如《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以及为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秦、武都符义甫、泰山羊士谔、陇西李炼六人饯行所作的序，共六篇，还有《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都是文人中的杰出之作了。凭这些成就，紧随在陈
晚节编悟文体，尤邃著述，学富识远，才诵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夭。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饯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秦、武都符义甫、泰山羊士谔、陇西李炼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文人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後（言子昂也），其可谓具体者欤！
※《濮阳吴君文集》十卷
唐吴德光撰。武陵人也。柳子厚序略曰：其为词赋，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为诗歌，有交大人王公之义。其为诔志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诚。而举《六经》圣人之大旨，发言成章，有可观者。
※《毛钦一集》二卷
陈氏曰：唐荆州长林毛钦一撰。长林，今荆门属县。钦一上诸公书，自称毛钦一，字杰。而或以杰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号▯梦子，开元中人。
※《戎昱集》三卷
晁氏曰：唐戎昱撰。初李夔廉察桂林，月夜闻邻居吟咏之音清畅，迟明访之，乃昱也，即延为幕宾。因饮席调其侍儿，夔微知其意，即赠之。昱感怍赋诗，有“恩合死前训”之句。又为卫伯玉荆南从事，历辰、虔二州刺史。
陈氏曰：其侄孙为序，言弱冠谒杜甫於渚宫，一见礼遇。集中有《哭甫诗》。世所传“在家贫亦好”之句，昱诗也。
※《刘虞部集》十卷
陈氏曰：唐虞部郎中刘商子夏撰。武元衡为序。集中有《送弟归怀州旧业序》，言高祖当武德经纶，勋在三府。按武德功臣有刘文靖、弘墓、政会，史皆有传。文靖之後诛绝，《弘墓》、《政会传》，後无所考，未详何人之後也。《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梁补阙集》二十卷
陈氏曰：唐右补阙、翰林学士安定梁肃敬之撰。崔恭为之序，首称其从释氏，为天台大师元浩之弟子。今按《独狐及集》後序，称门下生，颇述师承之意。韩愈亦言其佐助陆相贡士，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闻。然则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独以为师从释氏者，何哉？
※《陆宣公奏议》十二卷
晁氏曰：唐陆贽敬舆也。嘉兴人。大历八年进士，中博学宏词、书判拔萃科。德宗初，为翰林学士，从奉天还，为中书舍人、平章事。贽在奉天，日下诏书数百，初如不经思，逮成，皆周尽人情。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诚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臣持笔无所忌，庶叛者革心。”上从之。故下制书，虽武夫悍卒，无不感动流涕。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腹心有助焉。旧《翰苑集》外有《榜子集》五卷，《议论集》三卷。
译子昂之后（指陈子昂），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具备完整规模的作家了！
※《濮阳吴君文集》十卷
唐代吴德光所撰。武陵人。柳宗元序中大略说：他所写的词赋，有着戒惧苟且冒犯、僭越本分的心志。他所写的诗歌，有着与尊长贵人交往应有的道义。他所写的诔文志文、悼祭之作，有着孝敬恭顺、慈爱仁厚的真诚。而他所阐发的《六经》圣人的宏旨大义，出言成篇章，都有可观之处。
※《毛钦一集》二卷
陈氏说：唐代荆州长林人毛钦一所撰。长林，就是如今荆门所属的一个县。毛钦一给诸位公卿写信时，自称毛钦一，字杰。而有人把“杰”当作他的名。唐代人以字行世的很多。他自号〇梦子，是开元年间的人。
※《戎昱集》三卷
晁氏说：唐代戎昱所撰。当初李夔在桂林任观察使时，月夜听到邻居吟咏诗歌的声音清朗畅快，天亮后去拜访，原来是戎昱，于是就延请他做幕府中的幕僚。有一次在饮宴间戎昱调笑李夔的侍女，李夔隐约察觉到他的心意，便把这个侍女赠给了他。戎昱感激惭愧，写诗表达心情，其中有“恩合死前训”这样的句子。他后来又做卫伯玉的荆南从事，历任辰州、虔州两州刺史。
陈氏说：戎昱的侄孙为集子作序，说他年少时曾在渚宫拜谒杜甫，一见面就受到了很好的礼遇。集子中有《哭甫诗》。世上流传的“在家贫亦好”这句诗，就是戎昱所作。
※《刘虞部集》十卷
陈氏说：唐代虞部郎中刘商（字子夏）所撰。武元衡为集子作序。集中有一篇《送弟归怀州旧业序》，说他的高祖在武德年间参与经营天下，功勋位列三公府。查考武德年间的功臣，有刘文靖、刘弘基、刘政会，史书中都有他们的传记。刘文靖的后人已经断绝，刘弘基、刘政会的传记中，后代也没有可考的，不知道刘商究竟是哪一位的后人。他所作的《胡笳十八拍》流传于世。
※《梁补阙集》二十卷
陈氏说：唐代右补阙、翰林学士安定人梁肃（字敬之）所撰。崔恭为他作序，序中首先称他师从释氏，是天台大师元浩的弟子。现在查考《独孤及集》的后序，称自己为门下弟子，也颇有叙述师承之意。韩愈也曾说梁肃辅佐陆贽（时任礼部侍郎）主持科举、选拔贡士，凡是经他推荐而考中的人，都后来显赫有名。既然如此，梁肃本来就是位名儒善士，可为什么偏偏说他师从释氏呢？
※《陆宣公奏议》十二卷
晁氏说：唐代陆贽，字敬舆，嘉兴人。大历八年考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德宗初年，任翰林学士，跟随皇帝从奉天返回后，任中书舍人、平章事。陆贽在奉天期间，一天之内曾起草诏书数百道，起初似乎不假思索，等到写成之后，却都能周全地顾及人情。他曾对皇帝说：“如今盗贼遍布天下，应当痛加悔悟，以此感动人心。若确实不吝惜改正过错，向天下人表示歉意，让臣下笔时不必有所顾忌，那么叛乱的人或许也能革除叛心。”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颁下的诏书，即便是武夫悍卒读到，也没有不感动流泪的。议论的人认为兴元年间能够平定叛乱，虽然是爪牙之臣出力，但陆贽这样的心腹之臣的辅助也是功不可没的。旧本《翰苑集》之外，还有《榜子集》五卷、《议论集》三卷。元祐年间，苏东坡请求校正后进呈给皇帝，改成现在这个书名，据推测大概是那时把各个集子汇合而成的。
陈氏说：权德舆为其作序，称《制诰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书奏议》七卷。如今存留的，是《翰苑集》十卷，《榜子集》十二卷。序中又称有《别集》，收文、赋、表、状十五卷，如今已不流传。
苏东坡《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〇子》说：臣等以浅陋粗疏之资，忝列讲读之职。圣上天资聪颖，学问日新月异。臣等才学有限而道理无穷，心中想说却口中难以表达清楚，因此常常自愧不已，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私下认为，臣子
元▯中，苏子瞻乞校正进呈，改从今名，疑是时裒诸集以成云。
陈氏曰：权德舆为之序，称《制诰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书奏议》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榜子集》十二卷。序又称《别集》文、赋、表、状十五卷，今不传。
东坡苏氏《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子》曰：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於医手，方多传於古人。若以经效於世▯，不必皆从於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於事情，言不离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敛，而贽以散财为急。至於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ト，即相与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於岁月。
《朱子语录》曰：《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如後面所论二税之弊，极佳。人言陆宣公口说不出，只是写得出。今观《奏议》中多云“今日早面奉圣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
※《权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权德舆载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称诸儒▯。贞元十年，知制诰，累官中书舍人。元和五年，以礼部尚书平章事。德舆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诗赋。积思经术，无不贯综。自始学至老，未曾一日去书。其文雅正赡缛，当时公卿功德卓异者，皆所铭记。虽动止无外饰，其酝藉风流，自然可慕。贞元、元和▯，为缙绅羽仪。其《两汉辩亡论》、《世祖封不义》，侯议世多称之。尝自纂《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
译向君主进献忠言，就好比医生用药一样。药虽然出自医生之手，但药方大多传自古人。如果为了在当世收到实效，不必都要出自自己的创造。臣等看到唐朝宰相陆贽，才能堪为帝王的辅佐，学问足以为帝王之师，他的议论深切于事理，言辞不离于道德，智谋如同张良而文采更胜一筹，善辩如同贾谊而谋略更加周密，对上能够纠正君主心思的偏差，对下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意。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德宗以苛刻为能事，而陆贽却用忠厚来劝谏他；德宗以猜忌为治国之术，而陆贽却劝他以诚相待；德宗喜好用兵，而陆贽却以消弭战事为先；德宗喜好聚敛财富，而陆贽却以散财济民为急务。至于用人听言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反省自身过错以收拢人心，改正错误以顺应天道，罢黜小人以消除百姓的祸患，珍惜名位器物以留待有功之人，像这一类的建议，多得不容易一一列举，可以说是进献了苦口的良药，针砭了危害身体的膏肓之疾。假使德宗能够全部采纳他的建议，那么贞观之治的盛世就可以重现了。臣等每次退朝回到西阁，就常常互相谈论，认为凭陛下的圣明，一定会喜欢陆贽的这些议论。只要圣主与贤臣心意相契，那就如同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做君臣一样。从前冯唐论说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为此而叹息；魏相条陈晁错、董仲舒的对策，汉宣帝因此而实现中兴。如果陛下想要自己求得良师，不如就近取法陆贽。像《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并非没有可观之处，也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圣人的言辞幽远深奥，后世学者的学问支离破碎，就好比高山大海一样崇高深邃，难以从中一一推求择取。而陆贽的议论，一打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汇聚了古今的精华，实在是治乱兴衰的一面明镜。臣等想要选取他的奏议，稍加校正，抄写整理后进呈给陛下。希望陛下将它放在座位旁边，就如同见到陆贽本人一样，反复熟读，就如同与陆贽对话一样。这样必定能够启发陛下圣明的天性，在短期内成就治国之功。
《朱子语录》说：《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个人极擅长议论，把事理委婉曲折地讲透彻，一点都不遗漏。即使是很小的事情，经他处理也能做到面面俱到。比如后面所论述的两税之弊，写得极佳。有人说陆宣公口才不好，只擅长写作。如今看《奏议》里多有“今日早晨当面接受圣旨”云云，“臣退朝后思考”云云的话，怀疑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
※《权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说：权德舆，字载之，秦州人。还未成年，就凭文章在众儒生中享有盛名。贞元十年，任知制诰，历官至中书舍人。元和五年，以礼部尚书之职任平章事。德舆三岁就能辨识四声，四岁便能作诗赋。他潜心钻研经术，无不贯通融会。从开始求学到老年，从未有一天离开过书本。他的文章雅正而丰富，当时公卿中功德卓著的人，都由他撰写铭文以纪念。他虽然举止上没有什么外在的修饰，但其蕴藉风流的气度，却自然而然地令人倾慕。贞元、元和年间，他是缙绅之中的表率楷模。他所作的《两汉辩亡论》《世祖封不义侯议》，当时人多所称道。他曾亲自编纂《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它作序，如今已经散佚。这部文集，是由他的孙子权宪孙编排次序的，杨嗣复为它作序。
陈氏说：权德舆的父亲权皋，因为不肯为安禄山所用，事迹见于《卓行传》。他的儿子权璩，任中书舍人，弹劾李训图谋不轨，也能继承家风。权德舆性情宽厚而有大局观，文章也纯正典雅、宏富充实。祖孙三代的事迹功业，可以说是名门之家了。他的墓碑是由韩愈所撰写。序文中说他九年间掌管诰命，自己编纂录成五十卷，不在这部集子之内，如今没有见到。
※《韩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晁氏说：韩愈，字退之，南阳人。贞元八年考中进士，历官逐步升至知制诰，进而任
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
陈氏曰：德舆父皋，以不▯禄山见《卓行传》。其子璩，为中书舍人，劾李训倾覆，亦能世其家。性宽和而大体，文亦纯雅宏赡。三世名迹，可谓名门矣。墓碑韩昌黎所为。序文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
※《韩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韩愈字退之，南阳人。贞元八年进士，累擢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迁吏部侍郎。为京兆尹，与李绅不协，绅出，愈罢为兵部，俄复旧。刘▯句《唐书》称愈恃才肆意，▯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肃，不应进士，而愈为作《讳辩》。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新书》称愈三岁而孤，自知读书，比长，尽通《六经》、百家学。性明锐，不为诡随。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长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树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词，要为不蹈袭前人者。议者谓《旧史》讥其文章甚纰缪，固不待辩，而《新史》褒其造端置辞，不蹈袭前人，亦未为知愈。盖愈之置辞，字字悉有据依。其造端如《毛颖传》、《进学解》之类，皆有所师范云。其集屡经名人是正，其舛讹绝少，但编次殊失伦类，有暇者宜再编之。
李汉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汗澜卓踔，ち氵宏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於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悠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呜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
本传赞曰：愈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是末流，反元刂以朴，划伪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无抵<午吾>圣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师说》数十篇，皆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为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其他文，造端置辞，要不为蹈袭前人者。惟愈为之，沛然有馀，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从而效之，遂不及远甚。
程子曰：韩退之晚年为文，所得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学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
欧公《诗话》曰：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馀事作诗人”也。
译中书舍人，后升任吏部侍郎。担任京兆尹时，与李绅关系不和，李绅被外放，韩愈也被罢免降为兵部侍郎，不久又恢复原职。刘昫（句读为“刘〇句”疑指刘昫）所撰的《唐书》说韩愈仗恃才华、放纵己意，违背孔子、孟子的宗旨。比如南方人胡乱说柳宗元成了罗池神，而韩愈却在碑文中坐实了这种说法。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因避讳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为此写了《讳辩》一文。又写了《毛颖传》，戏谑之言不近人情。这些都是他文章中极其错谬的地方。而《新唐书》则称韩愈三岁便成了孤儿，自己知道要读书，等到长大，已经通晓《六经》、诸子百家之学。他性情聪明敏锐，不随波逐流。他常说，文章自司马相如、司马迁之后，杰出的作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他深入探求文章的根本源流，卓然自立，自成一家之言。他遣词造句，力求不蹈袭前人。议论的人认为《旧唐书》讥讽他的文章多有谬误，这固然不必再加辩驳，但《新唐书》称赞他遣词造句不蹈袭前人，其实也没有真正了解韩愈。因为韩愈的遣词造句，每个字都是有依据的。他文章中那些看似独创的地方，比如《毛颖传》《进学解》一类的文章，其实都是有所师法效仿的。他的文集经过多位名家反复校订，其中的错谬已经很少了，只是编排次序颇为失去条理，有空闲的人应当重新编排一遍。
李汉在文集序中大略说：先生幼年丧父，从小就知道读书作文，每天能写出成百上千字的文章。等到壮年，经史通读贯通，深刻理解，极力排斥佛教，各种史书、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搜求探究，没有任何遗漏。他的文章浩瀚奔放、卓然不群，深邃澄澈，如蛟龙一般诡谲飞翔，如虎啸凤鸣一般郁然腾跃，如韶乐钧天一般铿锵悦耳。文采如日光一般灿烂，如美玉一般洁净，融汇了周公的情怀和孔子的思想，千姿万态，最终都汇归到道德仁义之中，光彩照人。他洞察古往今来的道理，悲悯当世的境况，于是大力挽救颓败的世风，教导人们要有所作为。当时的人起初感到惊讶，接着讥笑并排斥他，先生却更加坚定，最终众人都心悦诚服地追随他并以他为定评。唉！先生在文章方面摧陷廓清的功绩，拿来比作武功战事，可以说是雄伟非凡了。
本传的赞语说：韩愈用《六经》所载的文章来倡导众儒，力图矫正末流的弊病，反浮华为质朴，划破虚伪归于真实，纯粹地归本于正道，删除陈腐的言辞，横空驰骋、自辟蹊径，文章气势汪洋恣肆，没有一句抵触圣人之道的话。又说：他的《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文章，都深奥宏博、意蕴丰厚，与孟子、扬雄的思想互为表里，能够辅助阐发《六经》的道理。至于他的其他文章，遣词造句，也力求不蹈袭前人。只有韩愈能够做到这样，游刃有余；至于他的门徒李翱、李汉、皇甫湜等人也跟着效仿他，但成就远远赶不上他。
程颐说：韩退之晚年写文章，收获很多。学问本来是为了修养德行，有了德行然后才有好的言辞。退之因为致力于文章，每天追求自己未曾达到的境界，于是就有所收获，也算是近世的豪杰之士了。比如《原道》一文中的言语虽然有些瑕疵，但自孟子以后，能够以如此宏大的见识去探求道理的人，才只见到这一个人。
欧阳修的《诗话》说：韩退之的笔力，没有什么是他驾驭不了的，但他曾把写诗当作文章之外的次要事情，所以他有诗说：“多情怀酒伴，馀事作诗人。”然而他借诗来抒发谈笑的情致、助长诙谐戏谑的趣味，描摹人情世态、刻画物态景象，全都寄托在诗里，而且都能曲尽其妙。这在他这样的雄文大手笔来说，本来不值得特别称道，但我却特别喜爱他工于用韵这一点。大概他所用的韵部若是宽的，就能波澜横溢，旁涉到邻近的韵，忽而回旋忽而离开，出入回环，几乎不能用一般的格式来限制他
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於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於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
陈氏曰：李汉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亲收拾遗文，无所失坠者，惧後之人伪妄，辄附益其中也。外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官，不在集中。今《实录》在《外集》。然则世所谓《外集》者，自《实录》外皆伪妄，或韩公及其婿所删去也。南阳者，唐东都之河阳，《春秋传》“晋於是始启南阳”者也。《新书》以为邓州，非是。方崧卿《年谱》辩之详矣。
※《韩文公志》五卷
陈氏曰：金堂樊汝霖泽之撰。汝霖尝为《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此是也。《谱注》未之见。汝霖，宣和六年进士，仕至泸帅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年谱》一卷《举正》十卷《外抄》八卷
陈氏曰：《年谱》，洪兴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举正》以校其同异，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据嘉▯蜀本刘烨所录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联句、诗文之遗见於他集者。及葛峤刻柳文，则又以大庾丞韩郁所编注诸本号《外集》者，并考疑误，辑遗事，共为《外抄》刻之。
※《校定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陈氏曰：晦庵朱侍讲熹以方氏本校定，凡异同定归一，多所发明，有益後学。《外集》皆如旧本，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删削甚严，而存此书，以见其邀速常语初无崇信之说，但欲明世▯问答之伪，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盖由欧公跋语之故。不知欧公自以《易大传》之名与己意合，从而实之。此自通人之一蔽，东坡固尝深辩之。然其谬妄，三尺童子所共识，不待坡公也。今朱公决以为韩笔无疑，方氏未足责，晦翁识高一世，而其所定者乃尔，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卷曰“疑误”者，韩郁注云，潮州灵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晚乃由兵部为吏部，流俗但称韩吏部尔。
译，就像《此日足可惜》这首诗那样。他所用的韵部若是窄的，就不再旁涉别的韵而独用到底，反而因为困难而见出巧妙，越是艰险越显得奇特，就像《病中赠张十八》这首诗那样。我曾经和梅圣俞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这就好比善于驾驭良马的人，在通衢大道上纵横驰骋，随心所欲；但到了道路曲折、蚁封纵横的地方，仍能快慢合乎节度，不出一点差错，这才是天下最高明的技艺。梅圣俞开玩笑说：“以前的史书说韩退之为人木讷刚强，如果是宽韵，本可以就此满足却偏要旁出邻韵；如果是窄韵独用，反而不去旁出，这难道不正是因为他那种执拗刚强的性格才如此吗？”在座的客人都因此而笑了起来。
陈氏说：李汉在为韩愈的文集作序时，说自己蒙受韩愈知遇之恩最深厚，而且亲自收拾整理他遗留下来的文章，没有丢失遗漏的，就是担心后人会有伪造附会的作品，从而擅自增添进集子里。此外还有《注论语》十卷传授给学者，《顺宗实录》五卷被列入史官典籍，都不在这部文集之内。如今《顺宗实录》收在《外集》中。既然如此，那么世人所说的《外集》，除了《顺宗实录》以外，都是伪造附会的作品，也许是韩愈本人以及他的女婿所删去的部分。所谓“南阳”，是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河阳，《春秋左传》说“晋国从此地开始开辟南阳”，指的就是这里。《新唐书》认为是邓州的南阳，这是错误的。方崧卿的《年谱》对此已经有详细的辨析。
※《韩文公志》五卷
陈氏说：金堂人樊汝霖（字泽之）所撰。樊汝霖曾经撰写《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汇集韩愈的碑志、祭文、序谱之类的文章编为一集，就是这部书。《谱注》一书没有见到。樊汝霖，是宣和六年的进士，官至泸州帅，死于任上。玉山人汪应辰（端明殿学士）为他撰写墓志。
※《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年谱》一卷《举正》十卷《外抄》八卷
陈氏说：《年谱》，是洪兴祖所撰。莆田人方崧卿又增补考订，并撰写《举正》一书来校对其中的异同，并把它刻印在南安。《外集》只是依据嘉祐年间蜀本中刘烨所收录的二十五篇，再附上散见于其他集子中的石刻、联句、诗文遗篇。等到葛峤刻印柳宗元的文集时，又把大庾县丞韩郁所编注的各种版本中被称为《外集》的部分，一并加以考辨疑误、搜辑遗漏的事迹，合编为《外抄》并刊刻出来。
※《校定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陈氏说：晦庵朱熹侍讲用方崧卿的本子进行校定，凡是有异同的地方都确定归于统一，多有阐发前人未言之处，对后学很有益处。《外集》都依照旧本，只是采用方氏本增补了大颠三封书信。我认为方氏用力于这部集子已经很勤勉了，《外集》删削得非常严格，却仍旧保留了这几封信，只是为了显示韩愈那种邀请迅速回信的平常语气本来没有什么崇信佛教的意味，只是想澄清世上流传的问答之说的虚伪，却没有意识到这几封信正是伪作中最厉害的一种。这大概是因为受了欧阳修跋语的影响。他们不知道欧阳修是因为自己认为《易大传》的名称与自己的想法相合，就把它当作真的了。这本来就是通达之人也难免的一种蒙蔽，苏东坡本来就曾经深入辨析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件事的荒谬，就连三尺孩童也都能共同看出来，用不着苏东坡来说明。如今朱熹却断然认定这是韩愈的亲笔无疑，方崧卿的疏漏还不值得苛责，可朱熹见识高于当世，而他所作的判定竟然是这样，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现在查考《外集》第七卷中所谓“疑误”的部分，韩郁注说，是潮州灵山寺所刻的碑文，末尾写着“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这是错误的。韩愈是从刑部侍郎的职位被贬到潮州的，晚年才升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一般俗称他为韩吏部而已。这块碑大概是宋朝开国初年所刻的，所以才有这样的错误。而且潮州
其书盖国初所刻，故其谬如此。又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朱子《韩文考异序》曰：南安韩文出莆田方氏，近世号为佳本，予读之信然，然犹恨其不尽载诸本同异，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见信，杭、蜀以旧阁、以官，其信之也则宜。然如欧阳公之言，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亦谓如《罗池碑》改“步”为“涉”，《田氏庙》改“天明”为“王明”之类耳。观其自言，为儿童时得蜀本韩文於随州李氏，计其岁月，当在天禧中年。且其书已故敝脱略，则其摹印之日，与祥符杭本，盖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蜀本又其子孙明矣。然而犹曰：“二十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至於秘阁、官本，则亦民▯所献，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时馆职所校耳。其所传者，岂真作者之手藁？而正之者，岂尽刘向、扬雄之伦哉？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轻也。抑韩子之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读者或未得此权度，则其文理意义，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书，姑考诸本之同异而兼存之，以待览者之自择，区区妄意，虽或窃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废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东人。贞元九年进士，中博学宏词科，授校书郎，终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微，既窜斥，湮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悲恻。在柳州，进士走数千里从学，经指授者，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刘禹锡序之。韩退之言，吾尝评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於文章少所推让，亦以退之之言为然。
陈氏曰：刘禹锡序，言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或云沈元用所传穆伯长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别录》二卷《摭异》一卷《音释》一卷《附录》二卷《事迹本末》一卷
陈氏曰：方崧卿既刻韩集於南安，其後江阴葛峤为
译本的《韩集》里并没有这几封信，假使灵山寺原来就有这块碑，那么当初编集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收进去呢？由此可见这几封信是伪造的。不过它的虚伪已经很明显，也不用靠这个来证明。朱熹在《韩文考异序》中说：南安刻印的《韩文》出自莆田方氏，是近世号称最好的版本，我读了之后确实如此，但仍然遗憾它没有把各个版本的异同全都记载下来，而是大多折衷于三个本子的说法。推究这三个本子被人信从的原因，杭本、蜀本因为是旧馆阁所藏、又出自官府，因此人们信从它们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欧阳修所说，韩文的印本起初未必有错，大多是被校雠的人擅自改动了。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像《罗池碑》把“步”字改成“涉”字，《田氏庙碑》把“天明”改成“王明”这类的情况。看欧阳修自己所说，他小时候在随州李氏家中得到蜀本的韩文，推算这个时间，应当是在天禧年间。而且那部书已经陈旧破损、字句脱漏，那么它印刷的时间，与祥符年间的杭本，还不知道谁先谁后。而嘉祐年间的蜀本又是它的后续版本，这是很明显的事情。然而欧阳修还说：“二十年来，只要听说有好的版本，就一定要找来加以改正。”可见他本来也不曾一定认为旧本就是对的，而完全依从它。至于秘阁、官府所藏的本子，也是民间进献、掌故令史抄写而成、由一时的馆阁官员校订的而已。这些流传的版本，难道真的是作者的手稿吗？而校订它们的人，又难道都是像刘向、扬雄那样的高手吗？读者正应当选择那些文理意义最恰当的说法来采用，不应当只凭版本的地位声望来判断轻重高下。况且韩愈写文章，虽然以“力去陈言”为宗旨，但又必定要求文辞通顺、各安其位为贵。读者如果没有掌握这种衡量的准则，那么文章的文理意义，实在有很多地方难以轻易断定。因此我对于这部书，姑且考订各版本的异同并将它们一并保存下来，留待读者自己去选择判断，区区拙见，虽然私下里也曾有所疑问，但不敢偏废任何一说。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晁氏说：唐代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考中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词科，被授予校书郎，最终在柳州刺史任上去世。柳宗元年少时聪慧敏捷、无人能及，写文章卓越雄健、精深细微，被贬谪之后，郁郁不得志，忧愤郁结，全都寄托在文章之中，仿效《离骚》写了数十篇诗文，读的人无不为之悲伤感动。他在柳州时，进士们不远千里前来跟他求学，凡是经他亲自指点传授的人，文辞都能合乎法度。世人称他为“柳柳州”。刘禹锡为他的文集作序。韩愈曾说：我曾评价他的文章，深沉雄健、雅正刚劲，很像司马迁，崔瑗、蔡邕都比不上他。安定人皇甫湜对于文章很少称许别人，也认为韩愈这句话说得对。
陈氏说：刘禹锡在序中说，把柳宗元的文章编次为三十二通，韩愈所作的墓志、祭文，附在第一通的末尾。如今世上流传的版本都是四十五卷，而且没有附上墓志祭文，这已经不是当时的原本了。有人说这是沈元用所传的穆修（字伯长）的本子。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别录》二卷《摭异》一卷《音释》一卷《附录》二卷《事迹本末》一卷
陈氏说：方崧卿已经在南安刻印了韩愈的文集，此后江阴人葛峤又……（原文至此中断）
守，复刊柳集以配之，《别录》而下皆峤所裒集也。《别录》者，《龙城录》及《法言注》五则。《龙城》，近世人之伪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译太守，又重新刊刻柳宗元文集来与之配合，《别录》以下都是刘峤搜集编纂的。所谓《别录》，就是《龙城录》和《法言注》五条。《龙城录》，是近代人的伪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陈氏曰：姑苏郑定刊於嘉兴，以诸家所注辑为一编，曰《集注》，曰《补注》，曰章，曰孙，曰韩，曰张，曰董氏，而皆不注其名。其曰“重校”，曰“添注”，则其所附益也。
※《韩柳音辩》二卷
陈氏曰：南剑教授新安张敦颐撰。绍兴八年进士也。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刘禹锡梦得也。中山人。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宏词科，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召还，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观看花诗》讥忿当路，出为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为请，得易连州。入为主客郎中，复作《游玄都诗》以诋权近，俄分司东都，迁宾客。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禹锡少工文章，恃才而废，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素善诗，晚节尤精。白居易推为“诗豪”，尝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晚与白居易为诗友，号“刘白”。虽诗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信天下之奇才也。
陈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裒辑其遗文，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篇，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
梦得自言，吾友柳议曹尝谓吾文隽而膏，味无穷，炙而愈出也。
後村刘氏曰：刘宾客梦得所作诗，雄浑老苍，沈著痛快，小家数不能及，绝句尤工。又曰：梦得历德、顺、宪、穆、敬、文、武七朝，其诗尤多感慨，惟“在人虽晚达，於树比冬青”之句，差闲婉。《答乐天》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亦足以见其精华，老而不竭。
※《韦处厚集》七十卷
唐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处厚撰。刘禹锡序略曰：按公未为近臣以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观其发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时雨；褒元老，论功臣，穆然如景风。命相之册和而庄，命将之诰昭而毅。荐贤能，其气似孔文举，论经学，其博似刘子骏，发十难以摧言利者，其辩似管夷吾。
※《裴晋公集》二卷
陈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观文编》三卷《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观元宾也，华之从子。贞元八年进士，中宏词科，终太子校书郎。观为文不袭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议者以观文未极，愈老不休，故擅名。陆希声大顺中编观文，为之序，以为观尚辞，故辞胜理，愈尚质，故理胜辞，虽愈穷老，终不能加观之辞，观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质云。其後蜀人赵昂又得其《安边书》至《晁错论》一十四首，为《後集》二卷。
译陈氏说：姑苏人郑定在嘉兴刊刻，把各家的注解汇编成一册，叫《集注》，又叫《补注》，其中有章氏、孙氏、韩氏、张氏、董氏的注，但都没有注明姓名。其中标"重校"、标"添注"的，是编者自己所增补的。
※《韩柳音辩》二卷
陈氏说：南剑教授新安人张敦颐所撰。他是绍兴八年的进士。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晁氏说：唐代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人。贞元九年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词科，被贬为朗州司马。元和十年被召回朝，本要任命他为尚书省郎官，他却作《玄都观看花诗》讥讽当权者，因此被外放为播州刺史。裴度以他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得以改任连州。入朝任主客郎中，又作《游玄都诗》来诋毁权贵近臣，不久分司东都，升任太子宾客。会昌年间，加封检校礼部尚书，后去世。刘禹锡年少时擅长文章，因恃才傲物而屡遭贬废，晚年很少有知己，便以文章自娱。他一向擅长写诗，晚年尤其精妙。白居易推崇他为"诗豪"，曾说他的诗"所在之处都应有神物护持"。刘禹锡早年与柳宗元是文章之友，并称"刘柳"；晚年与白居易是诗友，号称"刘白"。虽然诗文似乎稍逊于二人，但能与他们分庭抗礼，确实是天下的奇才。
陈氏说：文集本有四十卷，散失了十卷。常山人宋次道搜集他的遗文，得诗四百零七篇，杂文二十二篇，编为《外集》，但未必都是散失的那十卷内容。
刘禹锡自己说，我的朋友柳宗元曾评价我的文章隽永而丰腴，滋味无穷，像烤肉一样越烤越出油。
后村刘氏说：刘宾客刘禹锡所作的诗，雄浑苍劲，沉着痛快，是小家数所比不上的，绝句尤其精工。又说：刘禹锡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他的诗尤其多感慨之作，只有"在人虽晚达，于树比冬青"这样的句子，稍显闲适婉转。《答乐天》诗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也足以见出他晚年精华不减、老而不竭。
※《韦处厚集》七十卷
唐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所撰。刘禹锡的序大略说：考察韦公在还未成为近臣之前，所写的词赋、赞论、记述、铭志，都是文士的言辞，以才情华丽为主。自从入朝任学士，直到担任宰相以后所执笔的文字，都是经国治世、裁定制度、修饰润色的言辞，以见识器度为宗旨。看他发布恩德诏令，为百姓造福，气势充沛如及时雨；褒扬元老，评论功臣，气度肃穆如和煦春风。任命宰相的册文和顺而庄重，任命将领的诰命昭明而刚毅。举荐贤能之人，他的气魄像孔文举；论说经学，他的渊博像刘子骏；提出十项诘难来驳斥言利之人，他的辩才像管夷吾。
※《裴晋公集》二卷
陈氏说：唐代宰相裴度字中立所撰。
※《李观文编》三卷《外集》二卷
晁氏说：唐代李观字元宾，是李华的侄子。贞元八年进士，又考中宏词科，最终官至太子校书郎。李观作文不因袭前人，当时人认为他与韩愈不相上下。评论者认为李观的文章还未达到极致，而韩愈到老不曾停止钻研，所以韩愈能独享盛名。陆希声在大顺年间编辑李观的文章，为之作序，认为李观崇尚辞采，所以辞采胜过义理；韩愈崇尚质朴，所以义理胜过辞采。即使韩愈穷究到老，终究不能超过李观的辞采；李观死后韩愈继续写作，也不能赶上韩愈的质朴。后来蜀人赵昂又得到他的《安边书》到《晁错论》共十四篇文章，编为《后集》二卷。前些年，我的伯父詹事公掌管诰命时，曾把"四之日"写作"四日"，不学之人一片哗然，认为是错误的。如今看李观集中也这样写，才知道这是有本源依据的。
陈氏说：
顷年，予从父詹事公掌诰命，尝以“四之日”为“四日”，不学者哄然以为非。今观集中亦云尔，乃知本於此。
陈氏曰：元宾与韩退之贞元八年同年进士。明年试博学宏词，观中其科，而愈不在选。《颜子不贰过论》，其年所试文也。又一年，观年二十九而卒，愈为之志铭。使观不死，岂可量哉！
※《欧阳集》十卷
晁氏曰：唐欧阳詹行周也。泉州人。终国子四门助教。初，闽人不肯北官，及常衮为观察使，兴学劝士，举进士自詹始，与韩愈、李观、李绛贞元八年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云。此集李贻孙纂，韩退之作詹哀辞，称詹甚美，大意谓詹觅举京师，将以为父母荣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说载詹惑太原一妓，为赋“高城巳不见，况复城中人”之诗，卒为之死。今集中亦载焉。若然，则詹之志岂在其父母哉！有德行者乃尔邪？
陈氏曰：詹亦韩愈同年进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赋》。詹亦蚤死，愈为之《哀辞》，尤拳拳焉。李翱作传，而李集不载。其序，福唐廉使李贻孙所为也。詹之为人，有《哀辞》可信已。黄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谤。好事者喜传之，不信愈而信璞，异哉！“高城不可见之句”，乐府此类多矣，不得以为实也。
※《吕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吕温和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贞元十四年进士。以善韦执谊、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遗，同张荐使吐番，元和初使还，累迁知御史杂事，再贬道州刺史，徙衡州。温从梁肃，为文章规摹左氏，藻赡精富，流辈推尚。刘禹锡为编次其文，序之云，古之为书，先立言而後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後其赋。故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今集先赋诗，後杂文，非禹锡本也。
陈氏曰：温本善韦、王，偶使绝域，得免在“八司马”之数，而终以好刻败。与窦群羊、士谔昵比，倾诬宰相李吉甫，谪死。屡校不惩，至於灭耳，此所以为小人欤！
●卷二百三十三 经籍考六十
○集（别集）
※《李文公集》十八卷
晁氏曰：唐李翱习之也。凉武昭王之後，贞元十四年进士，调校书郎，知制诰。会昌初，终山南东道节度使。翱性峭鲠，论议无所屈，仕不得显官，怫郁无所发。从韩愈为文，词致浑厚，见推当时。集皆杂史，无歌诗，前有苏舜钦序，云：唐之文章称韩、柳，翱文虽词不逮韩，而理过於柳。
陈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无诗。独有《戏赠》一篇，拙甚，非其作也。习之为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气不能及耳。
译李观元宾与韩退之是贞元八年的同科进士。第二年考试博学宏词科，李观考中此科，而韩愈没有被选中。《颜子不贰过论》，就是那年考试所作的文章。又过了一年，李观年仅二十九岁便去世了，韩愈为他写了墓志铭。假使李观不死，他的成就岂能估量！
※《欧阳集》十卷
晁氏说：唐代欧阳詹字行周。泉州人。最终官至国子四门助教。当初，闽地人不肯到北方做官，等到常衮担任观察使，兴办学校、劝勉士人，进士科举便从欧阳詹开始，他与韩愈、李观、李绛在贞元八年同科登第，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当时称为"龙虎榜"。这部文集是李贻孙编纂的，韩退之写的悼念欧阳詹的哀辞，称赞欧阳詹极为美好，大意说欧阳詹到京师求取功名，是为了让父母荣耀。又说他德行诚信，对朋友讲信义。但是唐代小说记载欧阳詹迷恋太原一名歌妓，为她写下"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的诗句，最终因她而死。如今文集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欧阳詹的志向哪里在于他的父母呢！有德行的人竟会这样吗？
陈氏说：欧阳詹也是与韩愈同科的进士，考察他们的文集，两人各有一篇《明水赋》。欧阳詹也是早死，韩愈为他写了《哀辞》，情意尤其恳切。李翱曾为他作传，但李翱的文集没有收录。这篇序，是福唐廉使李贻孙所作。欧阳詹的为人，从《哀辞》就可以相信了。黄璞是什么人？竟然编造出太原女子函髻殉情的诽谤之说。喜欢多事的人乐于传播这种说法，不相信韩愈却相信黄璞，真是奇怪！"高城不可见"这样的诗句，乐府诗中这类描写很多，不能当作实事来看待。
※《吕衡州集》十卷
晁氏说：唐代吕温字和叔，又一字化光。河中人。贞元十四年进士。因为与韦执谊、王叔文交好而发迹，被任命为左拾遗，又与张荐一同出使吐蕃，元和初年出使归来，累迁至知御史杂事，后又被贬为道州刺史，改任衡州刺史。吕温师从梁肃，作文效法《左传》的规模体制，辞藻丰赡精妙，为同辈所推崇。刘禹锡为他编次文集，在序中说，古人著书，先立论说理然后描摹事物，贾谊的著作以《过秦论》为首篇，荀卿的著作也把辞赋放在后面。所以断然把从《人文化成论》到《诸葛武侯庙记》编为上篇。现在这部集子先编诗歌，后编杂文，不是刘禹锡编定的原貌。
陈氏说：吕温本来与韦执谊、王叔文交好，恰逢出使绝域异邦，才得以免于列入"八司马"之中，但最终还是因为好走极端而败落。他与窦群、羊士谔关系亲密，一起诬陷宰相李吉甫，被贬谪而死。屡次受到责罚仍不悔改，以至于自取灭亡，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小人的原因吧！
●卷二百三十三 经籍考六十
○集（别集）
※《李文公集》十八卷
晁氏说：唐代李翱字习之。是凉武昭王的后代，贞元十四年进士，调任校书郎，掌管制诰。会昌初年，最终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翱性情刚直峭厉，议论从不屈从他人，做官未能显达，郁郁不得志。他跟随韩愈学习作文，文辞浑厚，受到当时人的推崇。文集中都是杂文史论，没有诗歌，前面有苏舜钦的序，说：唐代的文章称韩愈、柳宗元，李翱的文章虽然辞采不及韩愈，但义理超过柳宗元。
陈氏说：蜀本分为二十卷，集中没有诗。只有《戏赠》一篇，写得很拙劣，不是他的作品。李翱作文，渊源出自韩愈，只是才气不能相及罢了。
石林叶氏说：李习之的文辞高古，几乎可以与韩退之相媲美，但不擅长写诗，所以集中没有流传下来的诗作。如今只有《传灯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