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 郊社考二
孟春为建寅,则所谓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为迎长日之至,而谓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而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诬也!《杂记》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盖谓鲁不得郊日至,故仲孙蔑欲取建未夏至而▯,以配周郊祖,所以记其失,何与六月之▯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盖天时有不可乱,故《周官》每以正岁别之。《易说》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为建寅,亦无据,郑氏取以为证,徒以成其说尔。郑氏本不晓郊、▯之辨,故以冬至之祭为大▯,以祈▯为正郊,此其言所以纷纷,虽《诗》之《雍》与《长发》,亦岂得其正也?
鲁人将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宫(先有事於▯宫,告后稷也。鲁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与周同告。告者,将以配天先仁也。▯宫,郊之学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鲁废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犹”。“犹”者,可止之辞)。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则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三卜何以礼,四卜何以非礼?求吉之道三。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养牲不谨,致有灾伤,天不飨用,不得复为天牲,故以本牛易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赵伯循曰:“公、▯云四卜非礼,四月不时;左氏,公、▯皆云讥犹三望。卜郊不从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公羊子曰:“曷为不复卜?养牲养二,卜帝牲不吉,则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涤三月(涤,宫名,养帝牲三牢之处也。谓之涤者,取其荡涤洁清。三牢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时,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视(视其身体具,无灾害而已,不特养於涤宫,所以降稷尊帝)。”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犹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梁云:“五卜,强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译。三头牲牢各主一个月,取足三个月为一季,才足以充当祭天的牺牲),至于祭稷用的牲,则只要看它体格完备就行了(只看它身体完整、没有灾病即可,不必特别在涤宫饲养,这是用来表示稷比帝要低一等的意思)。"
成公七年春天,周历正月,鼷鼠咬坏了郊祭用牛的角,于是改占卜另一头牛;鼷鼠又咬坏了它的角,于是解除了这头牛作牺牲的资格。夏五月,没有举行郊祭,但仍举行了三望之祭。
成公十年夏四月,五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没有举行郊祭(《穀梁传》说:"占卜五次,是勉强占卜。")。
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了郊祭。
公羊子说:"九月不是应当举行郊祭的时候,郊祭应当用正月上旬的辛日。"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解除了牺牲。
左氏记载:孟献子说:"我到现在才知道占卜的道理。郊祭,是祭祀后稷以祈求农事顺利的,所以应当在启蛰节气之后举行郊祭,郊祭之后才开始耕种。如今已经耕种了才占卜郊祭,占卜不吉利也是应该的(《纂例》说:"占卜三次,是合乎礼的;到了四月才占卜,是不合时宜的。")。"
襄公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没有举行郊祭。
定公十五年春天,周历正月,鼷鼠咬坏了郊祭用的牛,牛死了,于是改占卜另一头牛。夏五月辛亥日,举行了郊祭(五月举行郊祭,是不合时令的。赵氏说:"我曾经常常奇怪鼷鼠咬牛为什么能致牛于死地。上元二年,因为躲避战乱迁居到会稽,当时有水旱灾害、瘟疫的困苦,到第二年就发生了牛瘟,有一种小老鼠能咬牛,才咬伤它的皮肤,牛就没有不死的。")。
哀公元年,鼷鼠咬坏了郊祭用牛的角,于是改占卜另一头牛。夏四月辛巳日,举行了郊祭。
穀梁子说:"这里是总括郊祭的种种变异情况而加以论述,在这些变异之中又有话要说。鼷鼠咬坏郊祭用牛的角,改占卜另一头牛,这是记载有司心志不敬。郊祭用的牛每天都要展视测量牛角才能知道是否受伤,展视测量的办法已经用尽了。郊祭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祭应有的时令。夏四月举行郊祭,是不合时令的;五月举行郊祭,也是不合时令的。夏天的开端还可以承接春天,如果用秋天的末尾来承接春天的开端,那就更不可以了。九月举行了郊祭,说'用',是说不应该用而用了(这是在成公十七年)。郊祭占卜三次,是合乎礼的;
左氏: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纂例》曰:“三卜,礼也;四月,不时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时也。赵氏曰:“子卑年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会稽,时有水旱、疫疠之苦,至明年而牛灾,有小鼠能噬牛,才伤其皮肤,乃无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己,郊。
▯梁子曰:“此该郊之变而道之也,於变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展道尽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时;五月郊,不时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强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则免之,不吉则否。牛伤,不言伤之者,伤自牛作也,故其辞缓(宣三年,郊牛之口伤。以牛自伤,故加“之”言缓辞)。全曰牲,伤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为牛者异(已卜日成牲而伤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有变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礼》,与其亡也,宁有。尝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专也(尝置之涤宫,名之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放也)。卜之不吉,则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系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复须卜,己有新牲故也。《周礼》: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祭祀之牛牲系焉。然则未左右时,监门者养之)。子之所言者,牲之变也,而曰我一该郊之变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十一月、十二月牲虽有变,不道也(牲有变则改卜牛,
译占卜四次,是不合礼的(僖公三十一年、襄公十一年都是四次占卜);占卜五次,是勉强的做法(成公十年,五次占卜)。占卜是否解除牲的资格,占得吉兆就解除,不吉利就不解除。牛受了伤,不说是谁使它受伤,是因为伤是牛自己造成的,所以用词委婉(宣公三年,郊牛的嘴受伤。因为是牛自己弄伤的,所以加上'之'字,用词委婉)。完好的称为'牲',受伤的称为'牛',还没确定为牲的也称为'牛',都是同一头牛,但称呼'牛'的原因却不同(已经占卜定日、已成为牲而受伤的称为'牛';还没占卜定日、尚未成为牲的也称为'牛')。发生了变故就不能举行郊祭,所以要占卜是否解除牛作牺牲的资格。既然已经确定为牛,为什么还要占卜是否解除它呢?按照礼的原则,与其完全废弃,不如姑且保留。因为这头牛曾经被安置奉献给上帝,所以要先占卜然后才能解除它的资格,不敢擅自决定(曾经把它安置在涤宫,称之为祭祀上帝用的牲,所以不敢擅自放掉它)。占卜的结果不吉利,那该怎么办呢?是不解除呢,还是另作安置呢?先拴系着等待,到六月上旬的甲日才开始备齐新的牺牲,然后再依次安排先后(庀,是备齐的意思。等到备齐后来的牺牲,然后依次安排先前拴系的牛,由我方决定如何使用它,不再需要占卜,因为已经有了新的牺牲的缘故。《周礼》说:司门掌管钥匙,负责开闭国都城门,祭祀所用的牛牲就拴系在城门附近。既然如此,那么在尚未安排先后次序之前,是由看守城门的人来饲养的)。您所说的都是牺牲发生变故的事情,却说'我在这里总括郊祭的变异而加以论述',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六月上旬的甲日才开始备齐牺牲,十月上旬的甲日才开始拴系牺牲,十一月、十二月牺牲即使发生变故,也不特别加以论述(牺牲发生变故就要改占卜另一头牛,
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变。疏曰:“上言‘子’者,弟子问▯梁子辞;而曰‘我’者,是弟子述▯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後言牲之变,此乃所以该郊(至郊时然後言其变,所必重其妨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谓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时也(有变乃志,常事不书)。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从”。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洁莫先也,四月则不时矣)。”
译因为不妨碍郊祭之事,所以不记载那次占卜出现的变故。(疏解说:"前面说'子',是弟子在问〇梁子的说法;而这里说'我',是弟子转述〇梁子自称'我'的意思。")等到正月,然后才说牲牛出现的变故,这就是用来概括整个郊祭过程的缘故(等到郊祭之时才说其中的变故,这必定是因为看重那妨碍郊祭之事)。经文不记载三月占卜郊祭之事,为什么呢(三月是指十二月、正月、二月)?郊祭从正月到三月,是举行郊祭的时节(有变故才记载,正常的事情不加记录)。我用十二月的下辛日占卜正月的上辛日举行郊祭;如果占卜不吉,就用正月的下辛日占卜二月的上辛日;如果又不吉,就用二月的下辛日占卜三月的上辛日;如果还不吉,那就不举行郊祭了(本想举行郊祭却占卜不吉,所以说"不从"。郊祭必定要用上辛日,是取其崭新洁净、无以复加之意,到了四月就不合时节了)。
孔子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矣?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孙所当守)。”
横渠张氏曰:“杞、宋之郊,则为其二王之後也。鲁用天子之礼乐,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鲁,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则善矣,伯禽不当受,故曰‘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者,谓周公必不飨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传》诸儒之说无得之者,无他,知求小礼而昧於大礼故也。《经》书郊者九,皆为有故而书,非因卜不吉而废郊,则因牲死伤而废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虽牛之死伤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废郊,则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伤而废郊者,则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则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虽死伤而必郊者,则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说,不过罪其屡卜与其养牲不谨尔。不知圣人书郊,乃恶其非礼之大者,至屡卜之渎、养牲之慢,非《春秋》所责也。学者欲究圣人之旨,先当断鲁郊之当否,未暇及其琐琐也。夫子伤周之衰,礼乐自诸侯出,其言鲁之郊、▯,则有‘周公其衰’之叹。岂有天子郊天,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诸侯亦望;天子▯祖之所出,诸侯亦▯!使诸侯亦可行,则圣人不以礼乐自诸侯出为伤。自夫子没,汉儒不知道者,但见《春秋》书鲁祭祀多天子之礼,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所以诸儒不以鲁郊为非,舍其非礼之大者,求其不合礼之小者。鲁人既僭窃礼乐,罪莫重焉,就使无四卜、五卜渎礼之过,则可以郊乎,否乎?又使养牲必谨,不至死伤,则亦可郊乎,否乎?鲁人郊、望无时可也,何区区者之足论?然周郊以冬至,而鲁用之於启蛰;天子四望,而鲁三之。名为後时降杀,但窃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贾冠师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饰,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谓《春秋》所书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为幸,无故而郊者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谄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从,鼷鼠屡食其牛,可见天心之不享也。鲁人曾不知得罪於天,虽屡卜不从而犹三望,虽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拟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为大也。圣人发愤作《春秋》,书其因变故而不郊者仅如此,其馀非卜不从,牛死伤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几也。
译事情,也确实是这样的。我曾经就此加以考察论述,礼制的衰败,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大概周朝分封杞国、宋国,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夏、商二代帝王的后代,让它们修治自己的礼制器物,作为王室的宾客,来奉祀禹、契;而禹、契是天子的先祖,不可以用诸侯太祖的规格来祭祀他们,所以允许他们使用天子的礼制。然而这只是特许他们用天子的礼制来祭祀禹、契的宗庙,未必是允许他们在郊外祭天。从周夷王以后,君主衰弱、臣下强横,尊上受欺凌、下位僭越尊位,杞国、宋国因为已经在禹、契的宗庙中使用天子的
深味圣师之旨,曰‘犹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学者思之。”
蒋氏曰:“鲁不得用天子礼乐,是成王过赐,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为非,而成王之时,礼典未坏,不应有是过赐之事。识者又从而为之说曰:‘赐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赐之也。昔者,鲁惠公使宰请郊庙之礼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鲁己郊,则惠公奚请?惠公之请,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说然矣。自今言之,圣人观周道而伤幽、厉,论郊,▯而衰周公,则重祭赐鲁,岂盛时贤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诸侯无疑也。故圣人耻鲁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绝,鲁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无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告,是谓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辞而告神;祭之终也,嘏以神之辞而致福於主。今以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告,则忠孝报反之义、名称位号之别,将有所紊乱变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论鲁郊祀之非,如林少颖谓《三传》所讥,舍其非礼之大者,求其不合礼之小者,其论正矣;然遂以为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汉儒见《春秋》所书,鲁祭祀多僭天子之礼,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至蒋氏遂直以为出於惠公之请,则愚未敢以为然。盖春秋之际,虽诸侯不无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吴、越之流,介处蛮貊,自放於礼义之外者,则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虽以五伯盛时,晋侯之请隧,楚子之问鼎,如襄王及王孙满尚能引正义以责之,不闻晋、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请隧问鼎矣,惠公当平王之时,王室虽弱,其陵夷不至於後来之甚,鲁又素为秉周礼之国,夫子尝称其一变可以至道,孰谓惠公於是时而敢以僭郊为请?王使史角止之而不从,鲁由此而僭郊,则惠公之暴横无君,过於晋文、楚庄矣,决不然也。横渠以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鲁,而命以礼乐,特伯禽不当受,此说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勋劳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勋劳,而欲尊鲁,故锡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所谓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者,如乐用宫悬,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庙,谓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则非诸侯之所当僭。
译礼乐,而禹、契又是配享上天的祖先,于是就一并僭越举行祭祀上帝的郊礼了,这就是孔夫子之所以发出"天子所应世守之礼"的感叹的原因。至于鲁国,周公本来就不是配享上天的祖先,而后稷、帝喾的祭祀也从未废止,用不着依靠鲁国来举行郊祭、〇祭。可是鲁国却因为可以在周公庙中使用天子的礼乐,就一并仿效杞、宋更加过分的做法,这就极不相称了。后来三桓竟然达到在庭院中用八佾之舞的地步,这难道是没有来由而这样的吗!《明堂位》开篇说命令鲁国国君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又说在季夏六月用〇祭之礼在太庙祭
且郊、▯所祀,元未尝及周公,则何名为报周公之勋劳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勋劳,而许其子孙僭天子之礼乐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勋劳之臣乎?先儒议此,但谓周公有知,决不歆非礼僭窃之祀,而不知僭郊僭▯,则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赐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礼运》: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横渠因此遂以为成王念周公之勋劳,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鲁。往往当时事情,亦是如此。愚尝因是而考论之,礼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盖周之封杞、宋也,以其为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礼物,作宾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诸侯之太祖祀之,故许其用天子之礼。然特许其用天子之礼祀禹、契之庙,未必许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礼乐於禹、契之庙,而禹、契则配天之祖也,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礼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叹也。至於鲁,则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喾之祀元未尝废,无藉於鲁之郊、▯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礼乐於周公之庙,而并效杞、宋之尤,则不类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岂无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又云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牺象(云云),即此二言观之,可见当时止许用郊、▯之礼乐以祀周公,未尝许其遂行郊、▯之祀。後来乃至於▯喾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谓“穿窬不戢,遂至斩关;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谋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传》:宋公享晋侯於楚邱,请以《桑林》(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使鲁、宋,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鲁、宋不特僭天子之礼乐以祀郊、▯,虽燕享宾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为岁首,色尚黑,音尚大吕(大吕,阴律之始)。东游海上,礼祀八神(具《杂祠篇》),二代尊雍四▯上帝,春以脯酒为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驹四匹(每▯用驹四匹,而春秋异色),木寓龙一驷(寓,寄也,寄生龙形於木也。驷亦四龙),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与羔各四,▯、币各有数,皆生瘗,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见(秦以十月为岁首故。上宿,上斋戒也),通权火(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桔槔。
译祀周公,祭牲使用白色的公牛,从这两处说法来看,可见当时只是允许用郊祭、〇祭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并未曾允许鲁国真的举行郊祭、〇祭之礼。后来竟发展到〇祭帝喾、郊祭后稷,祭天并配享祖先,事事都采用天子的制度,这正所谓"挖墙洞盗窃之行不加禁止,就会发展到破门斩关;制作陪葬俑的做法不加制止,就会发展到用活人殉葬",这也是因为最初谋划得不够周全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啊。《左传》记载:宋公在楚丘设宴款待晋侯,请求演奏《桑林》之乐,荀〇推辞不敢承受。荀偃、士匄说:"凡是出使鲁国、宋国的人,都能在那里
其法类称,欲合光明远照,通於祀所。汉祀五▯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师古曰:“凡祭祀通举火者,或以天子不亲至祠所而望拜,或以众祠各处,欲其一时荐享,宜知早晏,故以火为之节度也。”),拜於咸阳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时经焚书坑儒後,更无典礼,祠享用木寓龙、木寓马。不知何凭,如此乖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居西垂(汉陇西郡西县,今在泰州上封县西南九十里)。自以为主少▯之神,作西▯,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渭之▯,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衍(▯属冯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未作▯▯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雍东有好▯,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奥,故立▯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常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绅者不道。作▯▯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孙饮马於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於▯▯(《索隐》曰:“‘百’当为‘白’,秦君西祀少▯,牲尚白牢。秦,诸侯也,虽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盖字误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徐广曰:“凡去作密▯二百五十年。”);作下▯,祭炎帝(《索隐》曰:“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今盖因武▯又作上、下▯,以祀黄帝、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栎阳,而祀白帝(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索隐》曰:“《汉旧仪》云:‘祭人先於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如种韭畦,畦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畦▯。”)。其後百二十岁而秦灭周。
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有司进祠,上不亲往。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其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路车各一乘,驾、被具(驾车、被马之饰皆具);西▯、畦▯寓车各一乘,寓马四匹,驾、被具。
译观礼学习。鲁国有〇乐,用于宾客、祭祀的场合,宋国用《桑林》来款待您,不也是可以的吗?"由此可知鲁国、宋国不仅是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郊、〇之神,就连宴请宾客也用上了这些礼乐。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因为从前秦文公出猎时获得黑龙,认为这是水德的祥瑞征兆,于是以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崇尚黑色,音律崇尚大吕(大吕,是阴律的起始)。他向东巡游海上,礼祭八位神灵(详见《杂祠篇》),秦两代都在雍地尊祭四方的〇祭上帝,春天用干肉、美酒来举行岁首的祈祷祭祀,趁着河冰解冻而祭,秋天在河水结冰时祭,冬天举行赛
十四年,诏曰:“朕获执牺牲、▯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於兹,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皆归福於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诏曰:“有异物之神见於成纪,毋害於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几读曰冀),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无讳以朕为劳,自言不以为劳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见五▯祠,衣皆尚赤。又采新垣平之说,立渭阳五帝庙(见《五帝门》)。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阳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见五▯。後常三岁一郊。
後,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於忌泰一坛上,如其方。
元狩元年,郊雍,获一角兽,若キ然(キ,鹿属也,形似獐,牛尾,一角)。有司曰:“陛下肃▯郊祀,上帝报享,赐一角兽,盖麟云。”於是以荐五▯,▯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为郎,使东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亳忌太一坛,三陔。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勿爽(▯勿音忽,未明之时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
译祭,五月尝祭新驹,以及在四季中间的月份按月举行祭祀。每次〇祭用驹马四匹(每次〇祭用驹马四匹,而春秋两季颜色不同),用木头制作的寄寓龙形共一组四个,用木头制作的寄寓车马也是一组四个,各自按照所祭之帝相应的颜色制作。黄色的小牛和小羊羔各四只,〇祭用品、玉帛各有一定的数量,全都是活着埋入地下,没有俎豆等器具。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祭,通常在十月上旬斋戒后举行郊祭朝见(秦朝以十月作为一年之始的缘故),沿途点燃互相传递的烽火,在咸阳附近朝拜,衣服崇尚白色,其使用的礼制如同平常一样(当时经
”而衣尚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阳,有司奉▯玉、嘉牲荐享,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祠。三岁天子一郊见。”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帝善之,下公卿议,曰:“人▯祠尚有鼓舞乐,岂郊祠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乃立乐府,以延年为协律都尉,论律吕,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尝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坛。天子自竹宫遥拜(以竹为宫,去坛三里),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心动。
《郊祀歌》十九章:《练时日》一 《帝临》二 《青阳》三 《朱明》四 《西颢》五 《元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马》十(元狩元年,马生渥洼水中而作) 《天门》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斋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斋房作) 《后皇》十四 《华▯▯》十五 《五神》十六 《朝陇首》十七 《象载瑜》十八《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拜而祠之,加祝词),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东井;後十馀日,有星孛于三能(读曰“台”)。望气王朔言:“候独见镇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德星即镇星,言天以德星报於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无牢孰具,芬芳不备。”▯令祠官进▯犊牢具,色食所胜(孟康曰:“若火胜金,则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马代驹云。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他礼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上恭已南面,非宗庙之祭不出),朕甚惧焉。朕亲饬躬斋戒,亲奉祠,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斋祠之礼,颇作诗歌。
四年,诏曰:“▯者,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於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
译过焚书坑儒之后,再也没有典章礼制可循,祭祀享神用木头做的寄寓龙形、木头做的寄寓马形,不知道这是依据什么,竟然如此荒谬乖张)。
当初,秦襄公攻打西戎、救援周室,才开始被列为诸侯,居住在西垂(即汉代陇西郡的西县,如今在泰州上封县西南九十里处)。他自认为是主管少〇之神的诸侯,于是建造西〇祭坛,祭祀白帝,祭牲使用黑鬃红马的驹、黄牛、〇羊各一只。此后十六年,秦文公向东在〇水、渭水交汇之地打猎,占卜是否定居于此,得到吉兆。秦文公梦见一条黄蛇从天上垂下连接到地面,蛇口停在〇衍之地,
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从四方来集於坛。上帝嘉乡,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五凤元年,上幸甘泉,郊泰▯。
二年,上幸雍,祠五▯。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朝匈奴单于於甘泉宫。
黄龙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
元帝即位,遵旧仪,▯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凡五奉泰▯、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於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於▯阳立泰▯,祭於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阳,行▯谷中,厄狭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丰、镐,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於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於泰坛,祭天也;瘗▯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已,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於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於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享,宜徙就正阳、太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
衡又言:“甘泉泰▯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も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扫地而祭,尚质也。歌大吕、舞《▯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其牲用犊,其席藁秸,其器陶匏(秸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贵诚尚质,不敢修其文也。
译史官敦说:"这是上帝显现的征兆,您应当祭祀它。"于是修建了〇〇祭坛,用三牲在郊外祭祀白帝。在还没有修建〇〇祭坛之前,雍地附近原本就有吴阳武〇祭坛,雍地东边有好〇祭坛,但都已经荒废,没有人祭祀了。有人说:"自古以来因为雍州地势高峻,是神明幽深聚集之处,所以在这里建立〇祭坛来郊祭上帝,各路神灵的祠庙都聚集在这一带。大概从黄帝时代就常在此举行祭祀活动,即使到了周朝末年也仍在此郊祭。"这种说法不见于经典记载,士大夫们也不谈论它。修建〇〇祭坛后七十八年,秦德公即位,占卜后决定定居
以为神▯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尚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も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二年正月辛已,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者,徙泰▯、后土於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皇天报应,神光并见,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汉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万骑。今移祀於南郊、北郊,故无供张繇役也)。赦奉郊县长安、长陵(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长陵界中。二县有奉郊之勤,故一切并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汾阴后土、雍五▯、陈宝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绝种祠(种祠,继祠所传嗣也),况於国之神宝旧▯?且甘泉、汾阴及雍五▯始立,皆有神▯感应,然後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旧位,诚未易动。”上意恨之。後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阴,而神▯安之,享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於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
四年春
译雍地,此后他的子孙曾在黄河边饮马,于是就把国都定在了雍地。雍地的各处祭祀活动从此兴盛起来,在〇〇祭坛用了三百牢来祭祀(《史记索隐》说这可能是"白"字之误)。秦德公在位两年后去世,此后六年,秦宣公在渭水南岸修建密〇祭坛,祭祀青帝。此后,秦灵公修建吴阳上〇祭坛,祭祀黄帝;又修建下〇祭坛,祭祀炎帝。栎阳降下金属之雨,秦献公自认为得到了金德的祥瑞,所以在栎阳修建畦〇祭坛,来祭祀白帝。此后一百二十年,秦国灭亡了周朝。
,上行幸甘泉,郊泰▯。
时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辅政,杜邺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燎▯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大路所历,黎元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皆旷远,奉尊之役,休而复起,缮治供张,无解己时,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驱失道;礼月之夕,奉引复迷;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三月甲子,震电灾临光宫门。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答不飨,何以甚此!《诗》曰:‘率由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
译译文:
皇上出行到甘泉宫,在泰畤举行郊祀。
当时成都侯王商担任大司马辅政,杜邺劝说王商道:“'东邻杀牛(祭祀),不如西邻的祭祀(虽然简薄却更受福)',这话说的是,侍奉上天的道理,贵在以诚心质朴最能得民心。行为污秽而祭品丰盛,尚且得不到福佑;德行修美而祭品简薄,吉祥必定大大降临。古时候,祭坛场所有固定的地方,燎祭有固定的用度,朝见礼仪有固定的规矩。牺牲玉帛,虽然齐备但财用不匮乏;车马随从,虽然出动但用度不劳苦。因此每次举行这种典礼,随行的人都欢喜悦服,皇帝车驾所经过的地方,百姓并不知晓(不受惊扰)。如今甘泉、河东祭祀天地,都失去了应有的方位,违背了阴阳的适宜之处。到雍地祭祀五帝,地方都空旷遥远,供奉尊祀的劳役,刚停歇又重新兴起,修缮布置供帐的事,没有停息的时候,上天显现征象,大概可以略微知晓了。先前皇上前往甘泉,先导队伍迷失了道路;祭月的那个夜晚,引路的人又迷了路;祭祀后土回来时,到黄河边正要渡河,狂风骤起波浪汹涌,船只无法驾驭;又在雍地遭遇大雨,冲坏了平阳宫的墙垣;三月甲子那天,雷电击中并烧毁了临光宫的宫门。祥瑞没有显现,灾异的征兆却接连而至。查考三郡所奏报的,都有变故发生。上天不应答不享用祭祀,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表现吗!《诗经》说:'遵循旧有的法度。'先王的法度,文王依循它,与神明交感于祭祀之中,子孙繁衍千亿。应当像从前公卿商议的那样,恢复到长安南北郊祭祀。”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时上郊祀甘泉泰▯、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扬雄待诏承明之殿(承明殿在未央门)。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旁皇、储胥、弩▯去,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伟,非木摩而不▯,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且其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上比於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傥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三神。又言“屏玉女,▯ж妃”,以微戒斋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
三年,幸雍,祠五▯。
四年,幸甘泉,郊泰▯。
绥和元年,行幸雍,祠五▯。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帝崩。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喜。惧未有皇孙,故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庶几获福。皇帝恨难之,卒未得其▯。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以顺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寝疾,乃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汾阳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复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
大司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起北▯,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後平伏诛,▯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未应古制。
译严重。高祖是个明智通达的人,所以虽然下诏要求郑重祭祀、恭敬奉祀,但最终并不亲自参加,这大概也是他对此有所觉察的缘故吧。汉朝初年,浅陋的儒生既不能提出议论加以纠正,贾谊是个贤能而懂礼的人,亲自在宣室接受关于鬼神的询问,也不能援引经典古制,制定郊社、明堂祭天配祖的礼仪,以革除秦代的淫祀,实在可惜啊!从此以后,郊祀祠礼的隆重或简省,往往随方士的际遇而或盛或衰。渭阳五帝的亲自祭祀是因为新垣平的建议,新垣平被诛后皇帝就怠慢了渭阳的祭祀;泰一等祠的郊拜是因为谬忌的建议,谬忌死后祠官接管了泰一祠,而昊天上帝反倒不能像所谓泰一、五帝那样享受郊祀之祭。高祖作为创业的太祖,竟然在整个西汉一朝都得不到配享上天的祭祀,岂不是荒谬吗(按《郊祀志》记载:天子封禅泰山,想在奉高附近建造明堂,但不清楚其规制。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代的《明堂图》,于是皇上命令在汶上依照公玉带所献之图建造明堂。等到当年修行封禅之礼时,就在明堂上位祭祀泰一、五帝,并把高皇帝的祭位合并设置与之相对。服虔注解说:"汉朝当时还没有用高祖配享上天,所以说'对'。从光武帝以后才用他配享。"大概汉代泰一、五帝的祭祀不止一处,在甘泉的叫做郊祀,每三年皇帝亲自祭祀一次,从未以祖先配享;在汶上的叫做明堂,是武帝封禅泰山时所建,才有高帝一并配祀,每次修行封禅礼就祭祀一次。整个武帝一朝共修行封禅五次,而昭帝、宣帝以后没有再到泰山修行封禅之事,这项祭祀便废止了。然而高皇帝所一并配祀的泰一、五帝,不过是天神中尊贵的罢了,那就不是配享上天)?
到成帝时,匡衡请求把甘泉的祭祀迁到长安,确定南北郊制度。又说:"君王各按自己的礼制来事奉天地,不应因袭前代所建立的祭祀而沿用下去。如今郊祀雍地的鄜畤、密畤、上畤、下畤,本是秦国诸侯各按自己的心意所建立的,不是礼制所记载的。汉朝兴起之初,仪制尚未确定,就姑且沿用秦朝旧有的祭祀,又建立了北
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河东后土於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之祀(▯,古地字也),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锺、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茧栗(牛角如茧及栗者,牛之小也),元酒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瘗▯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瘗於北郊。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备,而神▯嘉享,万福降辑。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於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皆以助致微气,通道幽弱。当此之时,后不省方,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也。渭阳祠勿复修。群望未悉定,定复奏。”奏可。三十馀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汉旧仪》: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三岁一辨,皇帝自行,群臣从,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坛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席。祭天用六采绮席六重,长一丈一副,四周缘之。祭天用玉几、玉饰器,凡器七千,百物饰具。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阳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岁。
译畤。如今既然已经考稽古制,建立确定了祭祀天地的大礼,郊祀朝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都一一陈设,各有神位和祭品,祭祀之礼齐备完善。诸侯胡乱建立的祭祀,君王不应长期沿袭,以及北畤在祭礼尚未确定时所建立的,都不应再修复。"天子都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陈宝祠也因此被废除,一并毁去不合礼制的祠祀四百七十五所,此后祭祀的礼制才逐渐归于正道。然而终究未能建议完全恢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尊崇父亲配享上天的礼制。而在哀帝、平帝之间,被祸福之说所惊惧,南北郊与甘泉五畤互相或废或复,始终没有固定的制度。到王莽掌权时,请求恢复长安南北郊祭天,以高帝配享,这是好的;但又以高后配享地祗而合祭,就是极其主观臆断、不合经典了。大概王莽将要篡夺汉室,所以才这样推崇阴教以讨好元后(太皇太后),从而遂其窃取权位的图谋罢了。
有人说:"匡衡的议论是正确的,然而史书记载,当初废除甘泉泰畤、改行南郊那天,大风毁坏了甘泉竹宫,吹折拔起苑中十围以上的树木一百多棵。天子对此感到诧异,去询问刘向,而刘向认为不应当变革旧制,后来成帝终究没有继承人,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促,汉朝因此中道衰落。议论此事的人对此感到困惑,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譬如富有千金的人家,其祖父供奉淫祀昏乱之鬼以求福佑,而作为子孙的人想要纠正这种做法,那么新立的祭祀未必能得福,而废除旧祭祀的却只会招来祸患。比如各种祠祀之神虽然不合正道,然而汉朝代秦而兴,不能用礼制加以革除,反而相信方士的话,更加尊崇奉祀,等同于事奉上天,对它们的祭祀已经历经七代、一百五十多年,那么它们所谓灵验显应的说法流传已久,本来就不容易骤然废止(汉朝的中道衰落,儒臣刘向、谷永本来就曾预言过。刘向从人事的角度立论,谷永从天运的角度立论,可见这本来就不是废除淫祀的过错)。等到光武帝中兴汉室,建武年间郊祀上天,便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而不再沿袭汉初的做法。甘泉的各种
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去坛三里,望对坛竹宫中,不至坛所。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皇帝以来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庙,驾四马,羽盖华宴。出则乘马,远行在左纛黄屋,乘六马。纛,左排马头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仪文所述简略。卫敬仲撰《汉旧仪》,颇有正史所未见者,然其词多率,而叙述亦无甚伦序。如西汉未尝举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服虔所注可见),而三岁郊见於雍▯、甘泉,则未尝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谓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则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义难晓,姑录以广异闻。
西汉郊祀之地凡三处:
雍五▯(其四▯秦所建;北▯高祖所建,领之祠官,岁时致祭。文帝十五年,方亲郊。是後凡三岁一郊) 渭阳五帝庙(文帝用新垣平之说建。十六年,上亲郊,继而平诛,遂领之祠官,不亲祭) 甘泉泰一祠武(帝用方士谬忌、公孙卿之说建。三岁一郊,与雍五▯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义,祀典之首也。舜摄政之初,类於上帝,▯於六宗,望於山川,遍於群神。汤代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然则其所祀者,天与六宗、地与山川而已,初无祀五帝之文。《周颂》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曰报祭,曰类礻马,所以告神明之事备矣,亦无祀五帝之乐章。而祀五帝之说,始於《周礼》,先儒各以其意为之训诂,以为五天帝者,曰灵威仰、赤▯怒、白招拒、叶光纪、含枢纽也;以为五人帝者,曰太▯、炎帝、黄帝、少▯、颛顼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则此五帝皆天神之贵,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当与日月六宗并,而亚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之神,作西▯,祠白帝。太史公读《秦记》,以为秦杂戎翟之俗,作西▯,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君子惧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国於西也,而祀少▯、白帝,是犹宋人之祀阏伯,晋人之祀实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误矣(自汉人既以祭▯为郊天,太史公习见当时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实非也)。继而诸▯并兴,或由梦蛇而为▯▯,或因获石闻雉而为陈宝,或由雨金而为畦▯,又继而有青帝、黄帝、炎帝之祠,俱以▯名之。盖少▯、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黄帝、炎帝,则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陈宝之属,则皆秦中小神之为淫厉而惊动祸福者,秦人无知,亦为立▯,而同於诸帝之祠。
译祠祀,从未再交给祠官掌管、加以尊崇奉祀,也没有听说它们能带来什么祸福,以致引发纷纷的议论,这是因为一早就彻底废除了它们的缘故。所以说:'君子做事要慎重谋划开端。'"
道家这一流派,他们所讲的不过是炼养身心之事、符箓法术罢了,但必定以天帝诸神为宗奉的对象。陈后山(陈师道)作《白鹤观记》,说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两人校订宫中藏书编成《七略》,其中叙述方技类就有神仙一类,叙述诸子就有道家一类,而老子、庄子都归于道家。天地、神祗、三灵、百神这些,本来都是礼官所掌管的,而如今研习道教的人却把它们都合并占有了,又加上符咒法术,役使捕捉鬼神精怪,这些都是老子所不曾谈论的。朱熹(晦庵)也说道家祭祀昊天上帝是错误的,并且认为佛教、道教的学说本应全部毁废,即便不能全部废除,那么道家的学说,也只应当自行祭祀老子、关尹、庄子、列子这些人以及安期生、魏伯阳一类人物,而其他各种祭祀理应交由天子的祠官掌管,不应让道家参与其中,这样大概才可以。然而看太史公《封禅书》开篇先叙述帝舜类祭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祭祀五岳的事情,一直到三代的郊祀礼制,然后才涉及秦汉之间不合经典的祠祀,并且详细记述秦始皇、汉武帝所接受的燕、齐方士荒诞欺诳的说法,合编为一书。班固(孟坚)便据此撰写了《汉书·郊祀志》。大概秦汉的君主不能明白事理,把古代圣王报答根本、追溯本源的重大典礼,看作是求仙祈福的一件事,所以郊祀各种祠祀,其说法大多出自方士,作史的人自然也就不能删去这些内容了。然而李少君、栾大、公孙卿、越人勇之等人,他们所讲的荒诞不经的种种说法,本来与祠祀无关(比如役使器物、令人不老、斗棋,以及入海求取不死药、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之类的事),却也纷杂地附见于封禅、郊祀的记载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如此一来,这与道家的经典又有什么区别呢?司马迁、班固都是儒者,而他们著书立论的旨意却是这样,也就难怪道士能够借机附会他们的说法,从而引发陈后山、
汉人不考,复指四▯以为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备五▯,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进祠,上不亲往。呜呼!安有郊见上帝,而人主不亲其事者乎?往往见其所祠者,丛杂冗泛,是以姑诿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阳五帝之庙;孝武采谬忌之说,而建太一、天皇之坛,始亲祠矣,而皆谓之郊见。夫郊,事天之礼也。诸方士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则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尔。以神为帝,以祀神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尝举行也(秦及汉初,以郊祀事天之礼奉五帝。至武帝时,方士谬忌言泰一贵於五帝者也,遂复以郊礼事泰一,而五帝坛环居其下,然终不闻举祀天之礼。至郑康成遂创为六天之说,以为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盖异名而同体也。然其说终难通,盖方士之说至为诞谩,然犹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终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创六天之说,何哉?窃意泰一、五帝之在天,犹五岳、四渎之在地也。谓岳、渎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泽祠后土之礼事岳、渎亦不可,谓已祭岳渎,而遂废后土方泽之祠尤不可)。盖秦襄所祠少▯、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孙,遂并青、黄、赤帝而祠之。至汉高帝立黑帝祠,而以为事天之事毕矣。盖其祠本不经,而诸▯之怪妄尤甚。高祖明达者也,故虽有重祠敬祭之诏,而卒不亲享,其亦有见於此矣。汉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论是正,贾生贤而知礼者也,亲承宣室鬼神之问,亦不能引经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仪,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祠礼之丰杀,每与方士之际遇相为盛衰。渭阳五帝之亲祠也以新垣平,平诛而帝怠於渭阳之祭;泰一诸祠之郊拜也以谬忌,忌亡而祠官领泰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谓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创业之太祖,亦终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岂不缪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祀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服虔注曰:“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对。光武以来乃配之。”盖汉时泰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三岁一亲祠,未尝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时所建,方有高帝并祠,每修封则祀之。终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无幸泰山修封之事,则废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并祠者,泰一、五帝,不过天神之贵者,则非配天也)?至成帝时,匡衡请徙甘泉祠於长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
译朱熹这样的感叹了。总之,《郊祀志》本应只叙述所祭祀的天地百神的本末原委,而各种方士的说法应当另立《方技传》来记述,这样才算恰当。道家用符箓役使鬼神的说法,附会到天地百神之上,这实在是司马迁、班固封禅、郊祀之书开启了先例;把昊天上帝与所谓上面九位天尊并列在一起,这实在是郑康成六天之说开启了先例。
世祖(光武帝)建武二年,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的地方设立郊祀的坛域,依照高庙的规制。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建造圆坛,有八级台阶,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的神位设在其上,都朝南,以西方为上位。在外坛上设五帝的神位:青帝的神位在甲寅方位,赤帝的神位在丙巳方位,黄帝的神位在丁未方位,白帝的神位在庚申方位,黑帝的神位在壬亥方位。在外面设营垒,重重的营垒都是紫色,用来象征紫微宫;有四条通道作为门。日月的神位设在中营以内的南道上,太阳在东,月亮在西,北斗设在北道以西,都各自单独设位,不列在群神的行列之中。八级台阶,每级台阶(配)五十八位某神,合计四百六十四位某神。五帝台阶周围,每帝七十二位某神,合计三百六十位某神。中营四门,每门五十四位神,合计二百一十六位神;外营四门,每门一百零八位神,合计四百三十二位神,都是背对营垒面朝内。中营四门,每门有封祭之神四位,外营四门,每门有封祭之神四位,合计三十二位神。总共一千五百一十四位神。营就是垒。封,是指封土筑坛。背对中营而设的神,是五星,以及中宫的星宿、五官之神和五岳一类的神。背对外营而设的神,是二十八宿以外的星宿,以及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一类的神(某某,读作"竹芮"切,是祭祀酹酒的意思)。
《三辅黄图》记载元始年间的礼仪制度:上帝坛为圆形八角,直径五丈,高九尺。茅草营垒距坛十步,竹宫直径三百步,土营垒直径五百步。各神灵的坛,各在其相应的方位,边长三丈,距茅营二十步,坛前广场十五步。合祀神灵用璧、琮为礼器,开辟神道以便通行,
今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所载。汉兴之初,仪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因是皆罢,并毁不应礼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礼稍正。然终不能建议尽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严父配天之礼。而哀、平之间,怵於祸福之说,南北郊与甘泉五▯互为罢复,卒无定制。至王莽秉政,请复长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复以高后配地▯而共祭,则臆说不经为甚。盖莽将篡汉,故为是崇阴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盗权窃位之谋耳。或曰:“匡衡之论正矣,然史载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而向以为不当革,上卒无继嗣,哀、平短祚,汉以中衰。议者惑焉,何也?”对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为之子孙者欲矫而正之,则所举者未必蒙福,而所废者祗以掇祸。如诸▯之神虽不正,然汉代秦而兴,不能以礼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历七世百五十馀年,则其灵飨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绝也(汉之中衰,诸儒刘向、谷永固尝预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运,然则固非废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兴,建武郊天,即采用元始故事,而不复袭汉初之迹。甘泉诸▯,未尝领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闻其能惊动祸福,以来纷纷之议,则以其绝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谋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炼养之事、符▯之术耳,然必以天帝诸神为宗。陈后山作《白鹤观记》,言汉两刘校中书为《七略》,其叙方伎则有神仙,诸子则有道家,而老、庄并焉。天地、神▯、三灵、百神,又皆出於礼官,而今之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为非,且谓释、老之学尽当毁废,纵使不能尽去,则老氏之学,但当自祀其老子、关尹、庄、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阳辈,而他百祠自当领於天子之祠官,而不当使道家预之,庶乎其可也。然观太史公《封禅书》首叙帝舜类上帝、▯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礼,然後及秦、汉间不经之祠,且历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说,共为一书。班孟坚遂取以作《汉郊祀志》。盖秦、汉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大典,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诸祠,其说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
译宽各三十步。竹宫内的道路宽三丈,设有阙门,各相距九十一步。坛为方形,边长三丈,拜位坛也是如此规格。在郊祀营垒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营垒中在南门之外设甘泉、北辰的祭祀六处,在东门之外设日、月、海的祭祀,在北门之外设河(黄河)的祭祀,在西门之外设岱宗(泰山)的祭祀。在前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列望坛的道路靠近前望道之外,相距六十二步。坛为方形,边长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在列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卿望坛次于列望坛之外,相距四十步。坛边长三丈,高二尺。在卿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大夫望坛次于卿望坛之外,相距二十步。坛边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在大夫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士望坛次于大夫望坛之外,相距十五步。坛边长一丈,高一尺。在士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庶望坛次于士望坛之外,相距九步。坛边长五尺,高五寸。在庶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凡是天宗上帝宫殿坛垒的营垒,直径三里,周长九里。营垒共三重,四通八方。
后土坛为方形,边长五丈六尺。茅草营垒距坛十步之外,土营垒以方二百步为界限。五祀坛距茅营的距离,与上帝坛五神距营垒的步数相同。神道四通八达,宽各十步。宫内道路宽各二丈,设有阙门。在后土宫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营垒中在西门之外设岱宗的祭祀,在北门之外设河的祭祀,在东门之外设海的祭祀,各相距六十步。坛为方形,边长二丈,高二尺。在前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六步。列望坛次于前望坛之外,相距三十六步。坛边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在列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六步。卿望坛次于列望坛之外,相距二十五步。坛边长一丈,高一尺。在卿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六步。大夫望坛次于卿望坛之外,相距十九步。坛边长八尺,高八寸。在大夫望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九步。士望坛次于大夫望坛之外,相距十二步。坛边长六尺,高六寸。在士望
然少君、栾大、公孙卿、粤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诸说,本无关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斗棋,及入海求不死药、大营宫室之类),亦丛杂附见於封禅、郊祀之书,何耶?如此,则与道家之经典何异?迁、固儒者,而著书指意如此,固无怪黄冠师得以夤缘附会其说,而启後山、晦▯之叹也。要之,《郊祀志》只当叙说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诸方士之言当别立《方伎传》述之,乃为允当。道家以符▯役鬼之说,附会於天地百神,则迁、固封禅、郊祀之书实启之;以昊天上帝并列於所谓上九位天尊者,则郑康成六天之说实启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依高阝。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已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合四百六十四▯▯。五帝陛郭,帝七十二▯▯,合三百六十▯▯。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宫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宫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竹芮切,祭酹也)。
《黄图》载元始仪: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宫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神灵坛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坐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广各三十步。竹宫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坛方三丈,拜位坛亦如之。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营六甘泉北辰於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三重,通八方。
译坛的外围修筑环行道路,宽六步。凡是地宗后土宫殿坛垒的营垒,为方形,边长二里,周长八里。营垒共两重,道路四通八达。通常在每年孟春正月的上辛日或丁日,皇帝亲自到南郊郊祀祭天,以地配享,按等次望祭山川,遍祭群神。天地的神位都朝南,同在一席,地位略偏东,共用一牲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的神位配享于坛上,朝西,高后位在北,也是同席共用一牲而食。冬至日,派主管官员在南郊祭祀天神,以高皇帝配享,并望祭群阳之神。夏至日,派主管官员在北郊祭祀地祗,以高皇后配享,并望祭群阴之神。祭祀天地共用两牲,燔烧瘗埋用一牲,先祖、先妣用一牲。天用左侧的牲,地用右侧的牲,都要用黍稷及奏乐。
建武七年,朝廷大规模商议郊祀的制度,多数人认为周朝郊祀以后稷配享,汉朝应当祭祀尧帝。皇帝下诏命公卿商议。侍御史杜林认为周朝的兴起,帝业是由后稷奠定的,而汉朝的基业是独自创立的,功业与尧帝并无关联,祖宗的旧例应当加以沿袭。于是决定采纳杜林的意见,依照旧制,以高祖配享。
平定陇、蜀之后,便增修扩大了郊祀之礼。高帝配享受祭,神位设在中坛之上,朝西,以北为上位(《汉旧仪》说:"祭天用紫坛帐幔。高皇帝配享上天,位于堂下朝西,用天青色的帷帐、天青色的席子。"《钩命决》说:"从外面来的神灵,没有神主就不会停留;从内里发出的德性,没有配偶就不能施行。")。天、地、高帝、黄帝各用小牛一头,青帝、赤帝共用小牛一头,白帝、黑帝共用小牛一头,共用小牛六头(《汉旧仪》说:"祭天所用之牛要饲养五年,长到三千斤。"按:《礼记》说,"祭祀天地的牛角像蚕茧、栗子那样小",而这里说要养到五岁,正与本志所说用小牛相符)。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重营垒中的群神共用牛四头,共用牛五头。所奏之乐有《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每门用席十八张;外营四门,每门用席三十六张,共用席二百一十六张,都
后土坛方五丈六尺。茅营去坛十步外,土营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坛去茅营,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神道四通,广各十步。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列望亚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六步。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二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六步。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径十九步。坛广八尺,高八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二步。坛广六尺,高六寸。为周道士望之外,径六步。凡地宗后土宫坛营,方二里,周八里。营再重,道四通,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遍於群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帝配於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奉祭地▯於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阴。天地用牲二,燔燎瘗▯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乐。
七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下公卿议。侍御史杜林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从林议,依旧制,以高祖配。
陇蜀平後,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汉旧仪》曰:“祭天祭紫坛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帷帐、绀席。”《钩命决》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者,无匹不行。”)。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汉旧仪》曰:“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按:《礼记》曰,“天地之牛角茧栗”,而此云五岁,本志用犊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元冥》,及《▯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既送神,燎俎实於坛南已地(《周礼》:“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之居,辨其名物。”郑玄曰:“犹,图也。居谓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之坐者,谓布祭众寡与其居向。《孝经》说郊祀之礼曰:‘燔燎扫地,祭牲茧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仓具黍稷布席,极敬心也。
译是莞席、竹席,一般是一张席供三位神。日、月、北斗没有台阶周郭一类的设施。送神之后,将祭肉盛在俎中在坛南巳地焚烧(《周礼》说:"凡是以侍奉神明为职的人,掌管日、月、星三辰的法度,用来绘制鬼神地祗所居之位的图样,辨明各种名物。"郑玄说:"犹,是图的意思。居,指神位所在。天是群神的精华,日、月、星辰是其显著的方位。用这种图来标示天神、人鬼、地祗的座位,是指布置祭祀时众寡多少及其方位朝向。《孝经》讲郊祀之礼说:'焚烧祭品、清扫地面,祭祀所用的牲畜像蚕茧栗子那样小,有的象征上天的酒旗座星,厨房仓库备齐黍稷,铺陈席位,极尽恭敬之心。'这是说郊祀布设的席位,象征五帝的神位。《礼记》讲祭祀宗庙,排列昭穆次序,也有类似虚宿、危宿的布置,那么祭天于圜丘就象征北极星,祭地于方泽就象征后妃,以及社稷的席位安排,都有明确的法度。")。
明帝永平二年,因为《月令》中有在五郊迎接节气之神的记载,于是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在洛阳设立五郊祭坛(详见《祠五帝》条目)。
按:自秦始皇起有三年郊祀一次的制度,汉高祖、汉惠帝都未曾亲自郊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亲自郊祀雍地五畤以及渭阳五帝各一次而已。景帝不曾亲自郊祀。武帝元光年间以后,常常三年郊祀一次。昭帝不曾亲自郊祀。宣帝神爵年间以前的十三年不曾亲自郊祀,此后则隔年郊祀一次。元帝、成帝都是如此。大概西汉所谓的郊祀,如雍地五畤,如甘泉泰一,都是出自方士祈福的说法,而不是古人报答根本的用意。只有武帝、宣帝是为了求仙,成帝是为了求得子嗣,所以这三位君主亲自郊祀的次数颇多,而那些心境清静无所祈求的君主,就交给祠官掌管,只是照旧例办理罢了。光武帝在洛阳设立郊丘,以高帝配享祭祀,才稍稍恢复了古人祭天的制度。但范晔《后汉书》的纪、志中没有记载亲自郊祀的具体年月,《礼仪志》说:正月上丁日祭祀南郊,礼成之后,依次祭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难道是每年都
’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礼》祭宗庙,序昭穆,亦有似虚、危,则祭天圜丘象北极,祭地方泽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阳(详见《祠五帝门》)。
按:自秦始皇有三岁一郊之制,汉高、惠二帝未尝亲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亲郊雍▯及渭阳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亲郊。武帝元光後,常三岁一郊。昭帝不亲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亲郊,以後间岁一郊。元、成如之。盖西都之所谓郊祀,若雍五▯,若甘泉泰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说,而非有古人报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亲郊颇多,而其清心无求者,则领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阳,以高帝配祀,始稍复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纪、志不载亲郊之岁月,《礼仪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岂每岁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岁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则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则天地之祭,每岁亲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岂岁以为常,故不复纪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设坛於成都武担山南,用元牡。三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郊於成都。
●卷七十 郊社考三
○郊
魏文帝南巡在颍阴,有司为坛於繁阳故城。庚午,登坛受绂,降坛视燎成礼,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与圜丘为二处,用郑元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然魏、晋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谓配天者,以为周祀天於圜丘,以喾配,谓之▯;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谓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谓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谓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
译要举行的吗?《祭祀志》说:建武二年开始制定郊祀之礼,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按元始年间的制度,通常在每年孟春正月的上辛日或丁日,皇帝亲自郊祀,在南郊祭天,以地配享;冬至则派主管官员在南郊祭祀天神,以高帝配享;夏至则派主管官员在北郊祭祀地祗,以高后配享。既然如此,那么天地的祭祀,每年皇帝亲自祭祀一次,命主管官员祭祀两次,难道是每年都照常举行,所以史书不再一一记述吗?
昭烈帝(刘备)章武元年即位,在成都武担山之南设坛,用黑色公牛为牲。章武三年十月,下诏命丞相诸葛亮在成都营建南郊。
卷七十 郊社考三 郊
魏文帝(曹丕)南巡到颍阴,主管官员在繁阳故城修筑祭坛。庚午日,文帝登坛接受禅让的印绶,走下祭坛察看燔柴之礼完成,当时还没有以祖先配享。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建圜丘。下诏说:"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虞舜)。如今祭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圜丘所祭之神称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之神称为皇皇后地,以舜的妃子伊氏配享;天郊所祭之神称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曹操)配享;地郊所祭之神称为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享;在明堂宗祀先父高祖文皇帝(曹丕),以配享上帝。"
按:这里把郊与圜丘当作两处,采用的是郑玄的说法。当时郑康成所注的《周礼》《仪礼》二礼正在流行,王肃(子雍)虽然著文加以驳斥,但人们并未推崇他的说法。然而魏晋以后,取得天下的人大多起自平民百姓,他们的祖先并没有可以配享上天的功德,不像虞、夏等四代那样。而郑康成所谓的配天,认为周朝在圜丘祭天,以帝喾配享,称为禘祭;在郊祀祭五帝,以后稷配享,称为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五天帝以及五人帝,以文王配享,称为祖祭;在明堂祭祀五神,以武王配享,称为宗祭。这三种祭祀都必须各有祖先可以配享,然后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