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九 经籍考十六
”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之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於官职多事，苟趋省易（师古曰：趋，读曰趣，谓趋向之也。易，音弋豉反），施之於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师古曰：并，合也，总合以为《苍颉篇》也），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师古曰：复，重也）。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讠屯字於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章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徵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隋 经籍志》：说者以为书之所起，起自黄帝、苍颉。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於竹帛谓之书。故有象形、谐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六义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诳，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书计。二十而冠，始习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苍颉讫於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并藁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馀种之势，皆出於上六书，因事生变也。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草，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诸书。自汉佛法行於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数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後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後汉镌刻七经，著於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
译中所藏的古文字体不同。《苍颉》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而篆体又颇有不同，这就是所谓的秦篆。这时开始创制隶书了，起因于官府事务繁多，为了求得简便省事（师古说：趋，读作趣，是趋向的意思。易，读作弋豉反），施用在徒隶身上。汉朝兴起后，乡里的书塾教师把《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并，截断为每六十字一章，共五十五章。合并称为《苍颉篇》（师古说：并，就是合并的意思，总合起来称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其中没有重复的字（师古说：复，就是重复的意思）。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都是采用《苍颉篇》中的正字。《凡将篇》则颇有超出的部分。到元始年间，征召天下精通小学的人多达数百，让他们各自在朝廷上聚讲文字，扬雄采取其中有用的字，来编成《训纂篇》，承续《苍颉篇》，又替换掉《苍颉篇》中重复的字，共八十九章。臣（班固）又继续扬雄的工作作了十三章（韦昭说：臣，是班固自称。所作十三章，后人无法分辨，怀疑是在《苍颉篇》以下三十四章之中），共一百零二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群书中所记载的字大致齐备了。《苍颉篇》中有很多古字，一般教书先生不能正确诵读，汉宣帝时征召齐地能够正确诵读的人，张敞跟他学习，传到他外孙的儿子杜林，杜林为此作了训诂，一并附列在这里。
《隋书 经籍志》：解说的人认为文字的产生，起源于黄帝、苍颉。比照物类、描摹形状称为“文”，形符声符相配合称为“字”，写在竹简布帛上称为“书”。所以有象形、谐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六种意义的区别。古时候，教导儿童要指示明白而不欺骗他们，六岁时教他们数字和方位名称。十岁进入小学，学习书写和算数。二十岁行冠礼，才开始学习先王之道，所以能够成就德行而担任事务。然而从苍颉到汉朝初年，文字经过五次变化：一是古文，就是苍颉所创制的；二是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创制的；三是小篆，秦朝时李斯所创制的；四是隶书，程邈所创制的；五是草书，汉朝初年所创制的。秦朝已经废除古文，开始使用八种字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朝时用六种字体来教导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加上藁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多种笔势，都是从上述六书演变出来的，是根据事物需要而产生的变化。魏朝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诂、诵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各篇的草本，以及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各种书籍。自从佛法在中国流行以来，又得到西域胡人的文字，能用十几个字贯通一切读音，文字简省而意义广泛，称为《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的意义完全不同，现在把它附在体势类之后。此外后魏刚建立中原政权时，军队号令，都用夷人语言。后来沾染了华夏习俗，大多不能通晓，所以记录下他们原来的语言，相传教授学习，称为“国语”。现在把它附在音韵类之末。此外后汉曾把七经刻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写的。魏正始年间，又立了一字石经，相沿作为七经的标准文字。后魏末年，齐神武（高欢）执政，从洛阳迁往邺都，行
後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於邺都，行至洛阳，值岸崩，遂没於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於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於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备小学。
《宋三朝艺文志》曰：《汉志》、《六艺》以《尔雅》附《孝经》，六书为小学，隋沿其制。唐录有诂训、小学二类，《尔雅》为诂训，偏傍音韵杂字为小学，今合为一。自齐、梁之後，音韵之学始盛，顾野王《玉篇》、陆法言《切韵》尤行於世。
《汉志》：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
《汉志》、《尔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汉志》元附《孝经》，今▯入小学。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徐浩以下不著录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两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兴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尔雅》三卷
晁氏曰：世传《释诂》，周公书也，馀篇仲尼、子夏、叔孙通、梁文增补之，晋郭璞注。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杂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名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而《艺文志》独以《尔雅》附《孝经》类，《经籍志》又以附《论语》类，皆非是。今依《四库目》置於小学之首。
陈氏曰：晋弘农太守河东郭璞景纯注。按《汉志》、《尔雅》二十篇，今书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称兴於中古，隆於汉氏而巳。至陆氏《释文》始谓《释诂》为周公所作，其说盖本於魏张揖所上《广雅表》，言周公制礼以道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今俗所传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莫能明也。旧有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之学，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语录》曰：《尔雅》是取传注以作，後人▯以《尔雅》证传注。
译至洛阳时，正遇河岸崩塌，石经就沉没在水中。得以运到邺城的，还不到一半。到隋朝开皇六年，又从邺京运载到长安，安置在秘书内省，商议想要修补整理，立于国学。不久遇上隋末动乱，此事就搁置荒废了，负责营造的官府，就用它来做柱础石。唐贞观初年，秘书监魏徵才开始收集整理，十不存一。那些相传拓印的本子，还保存在秘府中，连同秦始皇的刻石，一并附在这一篇里，以充实小学类的内容。
《宋三朝艺文志》说：《汉书 艺文志》把《六艺略》中的《尔雅》附在《孝经》类，把六书归入小学类，隋朝沿袭了这个体制。唐代的目录设有诂训、小学两类，《尔雅》属诂训类，偏旁音韵杂字属小学类，现在把它们合并为一类。自从齐、梁以后，音韵之学开始兴盛，顾野王的《玉篇》、陆法言的《切韵》尤其流行于世。
《汉书 艺文志》：十家，四十五篇（收入扬雄、杜林两家的二篇）。
《汉书 艺文志》中，《尔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汉志》原本附在《孝经》类，现在改归入小学类。
《隋书》：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连同已亡佚的书统计，共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书 艺文志》：六十九家，一百零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其中失去姓名的二十三家，徐浩以下未著录的二十三家，共二千零四十五卷）。
《宋三朝艺文志》：六十七部，六百零八卷。
《宋两朝艺文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艺文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兴艺文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尔雅》三卷
晁氏说：世人相传《释诂》篇，是周公所作的书，其余各篇是孔子、子夏、叔孙通、梁文陆续增补的，晋朝郭璞作注。文字之学总共有三方面：第一是体制，是说笔画有纵横曲直的不同；第二是训诂，是说称谓有古今雅俗的差异；第三是音韵，是说读音有清浊高低的不同。论体制的书，《说文解字》这类就是；论训诂的书，《尔雅》、《方言》这类就是；论音韵的书，沈约的《四声谱》以及西域反切之学就是。这三方面虽然各自成为一家，其实都属于小学的范畴。而《汉书 艺文志》独独把《尔雅》附在《孝经》类，《隋书 经籍志》又把它附在《论语》类，都是不对的。现在依照《四库书目》，把它放在小学类的开头。
陈氏说：晋朝弘农太守河东人郭璞（字景纯）作注。按《汉书 艺文志》记载《尔雅》二十篇，现在的本子只有十九篇。《汉志》起初并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郭璞的序也只说这书兴起于中古时期，兴盛于汉代而已。到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才说《释诂》篇是周公所作，这种说法大概本于魏朝张揖所呈上的《广雅表》，其中说周公制定礼制来教导天下，撰写《尔雅》一篇，来解释礼制的意义；现在世俗流传的十九篇，有人说是孔子所增补，有人说是子夏所增益，有人说是叔孙通所补充，有人说是沛郡人梁文所考订，这些都是解说者的说法，是先师口耳相传的，难以明确考证。以前有刘歆、樊光、李巡、孙炎各家的学说，现在只有郭璞的注本流行于世。
《朱子语录》说：《尔雅》是采集各种传注而编成的，后人反而用《尔雅》来印证传注。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尔雅》只是根据各处的训释编纂而成的。赵岐解说《孟子》时，《尔雅》都设有博士，这在《汉书》中也没有可以考证的地方。
※《尔雅释文》一
《尔雅》非是，只是据诸处训释所作。赵岐说《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在《汉书》亦无可考。
※《尔雅释文》一卷
陈氏曰：唐陆德明撰。
※《尔雅音训》二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孙炎、郭璞二家音训为尚狭，颇增益之。
※《尔雅疏》十卷
晁氏曰：旧有孙炎、高琏疏。皇朝以其浅略，命邢▯、杜镐等别著此书。
陈氏曰：邢▯等撰。其叙云：“为注者刘歆、樊光、李巡、孙炎，虽各名家，犹未详备，惟郭景纯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惟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今奉敕校定，以景纯为主。”共其事者杜镐而下八人。
止斋陈氏跋《尔雅疏》曰：古者重小学，《尔雅》所为作也。汉兴，除秦之禁，常置博士列於学官，至今汉儒书行於世，如毛氏《诗训》、许氏《说文》、杨氏《方言》之类，盖皆有所本云。隋、唐以来，以科目取士，此书不课於举子，由是浸废。韩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虫鱼为不切，则知诵习者寡矣。国初诸儒独追古，依郭氏注为之疏，《尔雅》稍稍出。比於熙丰三经行，学者非《字说》不学，自先儒注疏皆罢绌，而《尔雅》益废。余忆为儿时入乡校，有以《尔雅》问题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识蟛蜞”为对，其事至浅，诸老先生往往惊叹，以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释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画多残阙，金华赵君子良来为推官，缮补之，始颇可读。赵徵余言，因叙此书之所以废，且见子良之志。子良学於东莱吕伯恭氏，於余为同年进士，名善珍。
※《尔雅音略》三卷
晁氏曰：伪蜀毋昭裔撰。《尔雅》旧有释智骞及陆朗释文。昭裔以一字有两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读，乃释其文义最明者为定。
※《小尔雅》一卷
晁氏曰：孔子古文也。见於孔鲋书。
陈氏曰：《汉志》有此书，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轨《解》一卷。今《馆阁书目》云孔鲋撰。盖即《孔丛子》弟十一篇也，曰《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凡十章；又《度量衡》为十三章，当是好事者抄出别行。
※《尔雅新义》二十卷
陈氏曰：陆佃撰。其於是书用力勤矣，自序以为虽使郭璞拥▯清道，跋望尘躅可也。以愚观大率不出王氏之学，与刘贡父所谓“不彻姜食，三牛三鹿”戏笑之语，殆无以大相过也。《书》云“玩物丧志”，斯其为丧志也弘矣。顷在南城传写，凡十八卷，其曾孙子▯刻於严州，为二十卷。
译卷
陈氏说：唐朝陆德明撰写。
※《尔雅音训》二卷
《崇文总目》：不著录撰写人的姓名。因为孙炎、郭璞两家的音训过于简略，所以颇加增补。
※《尔雅疏》十卷
晁氏说：以前有孙炎、高琏的疏解。本朝因为这些疏解过于浅陋简略，命邢昺、杜镐等人另外撰写这部书。
陈氏说：邢昺等人撰写。他们的序说：“作注的有刘歆、樊光、李巡、孙炎，虽然各自成为名家，仍然不够详备，只有郭景纯（郭璞）的注最为出色。作疏义的，只有民间流传的孙炎、高琏的本子，都很浅近。如今奉皇帝命令校订，以郭景纯的注为主。”参与这项工作的有杜镐以下八人。
止斋陈氏为《尔雅疏》所作的跋说：古人重视小学，《尔雅》就是为此而作的。汉朝兴起，废除了秦朝的禁令，常设博士列入学官，直到现在汉代儒者的著作还流行于世，比如毛氏的《诗训》、许氏的《说文解字》、扬氏的《方言》这类，大概都是有所依据的。隋、唐以来，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这部书不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中，因此逐渐荒废。韩愈以擅长古文闻名于世，尚且认为注解虫鱼草木之名不切实际，可见诵读研习的人已经很少了。本朝初年的儒者才开始追寻古学，依据郭璞的注来作疏，《尔雅》才逐渐流传出来。等到熙宁、元丰年间三经新义推行以后，学者除了《字说》就不再学习别的了，从此先儒的注疏都被废弃摒斥，而《尔雅》就更加荒废了。我回忆自己小时候进乡校读书，有人拿《尔雅》的问题来考我，我用“能辨鼠豹、不识蟛蜞”来回答，这件事本来很浅显，各位老先生却往往为之惊叹，认为我很博学。郡里刻印有疏解和音释若干卷，因为长久没有校勘完成，字迹刻画大多残缺，金华人赵子良来担任推官，把它修补完整，才变得比较可以阅读。赵子良征求我写篇文字，于是我叙述了这部书荒废的缘由，并且借此表现子良的志向。子良曾在东莱吕伯恭（吕祖谦）门下求学，与我是同年考中进士的，名叫善珍。
※《尔雅音略》三卷
晁氏说：伪蜀毋昭裔撰写。《尔雅》以前有释智骞和陆德明的释文。毋昭裔因为有的字有两种读音，甚至三种读音，后学之人对读音感到疑惑，于是选取意义最明确的读音来加以确定。
※《小尔雅》一卷
晁氏说：是孔子传下的古文经典。见于孔鲋的著作。
陈氏说：《汉书 艺文志》有这部书，也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唐志》有李轨的《解》一卷。如今《馆阁书目》说是孔鲋所撰。大概就是《孔丛子》第十一篇，包括《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共十章；又有《度量衡》篇，共十三章，应当是好事者摘抄出来单独流传的。
※《尔雅新义》二十卷
陈氏说：陆佃撰写。他对这部书用力很勤，自序中认为即使让郭璞在前面清道开路，自己跟随在后望着他的尘迹脚印也是可以的。以我来看，这部书大体不出王安石之学的范围，与刘贡父（刘攽）所说的“不吃姜的食物，说三头牛三只鹿”这类戏谑之语，大概相差不远。《尚书》说“玩物丧志”，这部书作为丧志之作，可以说是很典型了。此前在南城流传抄写的本子，共十八卷，他的曾孙陆子〇把它刻印在严州，成为二十卷。
※《注尔雅》三卷
陈氏说：郑樵撰写。他说《尔雅》产生在汉代笺注还没有流行之前，大概是依凭《诗
※《注尔雅》三卷
陈氏曰：郑樵撰。其言《尔雅》出自汉代笺注未行之先，盖凭《诗》、《书》以作《尔雅》，《尔雅》明则百家笺注皆可废。《尔雅》，应释者也，《笺注》，不应释者也。言语、称谓、宫室、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识者，故为之训释。义理人之所本有，无待注释，有注释则人必生疑，反舍经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复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为经意。此其为说虽偏，而论注释之害，则名言也。
※《博雅》十卷
晁氏曰：隋曹宪撰。魏张揖尝采《苍雅》遗文为书，名曰《广雅》。宪因揖之说，附以音解，避炀帝讳，更之为“博”云。後有张揖《表》。宪後事唐，太宗尝读书有奇难字，辄遣使问宪，宪具为音注，援验详覆，帝叹赏之。
陈氏曰：魏博士张揖撰。凡不在《尔雅》者著於篇，仍用《尔雅》旧目。《馆阁书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书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别行。揖又有《埤苍》、《三苍》、《训诂杂字》、《古文字训》，凡四书，见《唐志》，今皆不传。
※《蜀尔雅》三卷
陈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埤雅》
晁氏曰：皇朝陆佃农师撰。书载虫鱼鸟兽草木名物，喜采俗说。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学不专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陈氏曰：释鱼释兽，以及於鸟虫马木草，而终之以释天，所以为《尔雅》之辅也。此书本号《物性门类》，其初尝以《说鱼》、《说木》二篇上之朝，编纂将就，而永裕上宾，不及再上。既注《尔雅》，遂成此书。其於物性精详，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说》。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汉史游撰，唐颜师古注。游，元帝时为黄门令。凡书三十二章，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学者多书此，故有皇象、锺繇、卫夫人、王羲之所书传於世。
陈氏曰：其文多古语、古字、古韵，有足观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总目》：汉扬雄子▯撰，晋郭璞注。今世所传，文或谬缺，与先儒所引时有差云。
晁氏曰：雄赍
译经》、《尚书》来编写《尔雅》的，《尔雅》的意义明白了，各家的笺注就都可以废弃了。《尔雅》，解释的是应当解释的内容；《笺注》，解释的却是不应当解释的内容。语言称谓、宫室器物服饰、草木虫鱼鸟兽的名称各不相同，是人们所不能认识的，所以要为它们作训释。至于义理是人本来就具有的，不需要依靠注释，有了注释人们反而必定产生疑惑，反而舍弃经文本身的话语，去怀疑注解的话语。有的人又舍弃注解的原意，而拘泥于自己的想法，以为这就是经文的本意。这种说法虽然偏颇，但是论及注释的害处，倒也算是至理名言。
※《博雅》十卷
晁氏说：隋朝曹宪撰写。魏朝张揖曾经采集《苍颉篇》、《尔雅》的遗文来编书，取名叫《广雅》。曹宪依据张揖的说法，附加音解，为了避隋炀帝的名讳，改称为《博雅》。书后附有张揖的《表》。曹宪后来侍奉唐朝，唐太宗曾经读书遇到生僻难字，就派使者去询问曹宪，曹宪都为之注音并作解释，援引验证详尽周全，太宗赞叹欣赏他。
陈氏说：魏朝博士张揖撰写。凡是《尔雅》中没有收录的字都编入这部书中，仍旧沿用《尔雅》原有的篇目。《馆阁书目》说现在原书已经散佚，只留存《音》三卷。现在这部书有十卷，而《音》附在各篇相应的句子下面，不单独成篇。张揖又著有《埤苍》、《三苍》、《训诂杂字》、《古文字训》，共四部书，见于《唐书 艺文志》，如今都已失传。
※《蜀尔雅》三卷
陈氏说：不著录撰写人的姓名。《馆阁书目》按李邯郸的说法，是唐朝李商隐采集蜀地方言编成的，应当是有所依据的。
※《埤雅》
晁氏说：本朝陆佃（字农师）撰写。书中记载虫鱼鸟兽草木的名称和事物，喜欢采用民间的说法。然而陆佃是王安石的门客，但他的学问并不专主王氏之学，也算是有独立见解的人。
陈氏说：书中解释鱼类、兽类，以及鸟类、虫类、马、树木、草类，最后以解释天象作结，这是用来辅助《尔雅》的。这部书本来叫做《物性门类》，起初曾经把《说鱼》、《说木》两篇呈献给朝廷，正当编纂将要完成的时候，宋神宗（永裕陵）驾崩，没有来得及再次呈上。后来注解《尔雅》，才编成这部书。这部书对事物性质的记述十分精详，援引的材料非常广博，但也大多采用《字说》中的说法。
※《急就章》一卷
晁氏说：汉朝史游撰写，唐朝颜师古作注。史游，汉元帝时担任黄门令。全书共三十二章，杂记姓名、各种事物、五官等文字，用来教导儿童。“急就”的意思，是说文字中难以认识的，缓慢或急切都可以拿来学习探求。自古以来擅长小学的人大多书写这部作品，所以有皇象、锺繇、卫夫人、王羲之的书法本流传于世。
陈氏说：这部书的文字有很多古语、古字、古韵，很值得欣赏。
※《方言》十三卷
《崇文总目》：汉朝扬雄（字子云）撰写，晋朝郭璞作注。现在世上所流传的本子，文字有的谬误缺失，与前代儒者所引用的时常有出入。
晁氏说：扬雄携带……
油素，问上计孝廉，异语悉集之，题其首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予传本於蜀中，後用国子监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两存之。然监本以“<秋隹>”为“秋侯”，以“<丙攴>”为“更”，引《传》“糊其口於四方”作“糊予口”，未必尽得也。
译用油素记录，询问入京上计的孝廉，把各地方言异语全都收集起来，在卷首题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我在蜀中得到一个传抄本，后来又用国子监刊印的本子校对它，纠正了不少地方，遇到疑难之处便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不过国子监本把"秋隹"字当作"秋侯"，把"丙攴"字当作"更"字，引《传》中"糊其口於四方"一句写作"糊予口"，这些未必都是对的。
陈氏曰：首题《▯轩使者绝代语》，末载《答刘歆书》，具详著书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常抱三寸弱翰，赍素油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於椠。”葛洪《西京杂记》言子▯好事，常怀铅题集，从诸记访殊方绝域之语。盖本雄书所云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今世所传扬子▯《▯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子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汉史》本传但云：“经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传莫大於《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苍颉》，作《训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赋莫深於《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於相如，作《四赋》。”雄平生所为文尽於是矣，初无所谓《方言》。《汉艺文志》小学有《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亦不载《方言》。观其《答刘子骏书》称“蜀人严君平”，按君平本姓庄，汉显宗讳庄，改曰严。《法言》所称“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皆本字，何独至此书而曰严？又子骏只从之求书，而答云“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时子骏与雄书，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牾。又书称“汝、颖之间”，先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
※《释名》八卷
陈氏曰：汉徵士北海刘熙成国撰。序云：“名之於实，各有类义，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即物名以释义，凡二十七篇。”
※《说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汉许慎纂，李阳冰刊定。伪唐徐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阙字。
陈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骑常侍徐铉奉诏校定。以唐李阳冰排斥许氏为臆说，未有新定字义三条。其音切则以唐孙忄面《韵》为定。
容斋洪氏《随笔》曰：许叔重在东汉与马融、郑康辈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说文》，引用经传，多与今文不同。聊摭逐书十数条，以示学者，其字异而音同者不载。所引《周易》“百▯草木丽乎土”为“草木丽乎地”，“服牛乘马”为“▯葡（音备）牛乘马”，“夕忄▯若厉”为“若寅”，“其文蔚也”为“斐也”，“乘马班如”为“▯▯如”，“天地▯▯”为“天地壹Ａ２４”。
译陈氏说：这部书开头题作《〇轩使者绝代语》，末尾载有《答刘歆书》，其中详细记载了此书写作的始末。书中大略说：“天下上计吏、孝廉以及内郡驻防的卫卒会集时，我常常拿着三寸长的笔，带着四尺白绢，去询问他们的方言异语，回来后就用铅笔把这些记录摘写在木板上。”葛洪《西京杂记》说扬雄好事，常怀揣铅笔和题写用的简册，向各处访求偏远异域的方言。大概这就是根据扬雄本人书信所说的内容。
容斋洪氏《随笔》说：如今世上流传的扬子〇《〇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共十三卷，郭璞作序并加以注解。书末又附有汉成帝时刘子骏（刘歆）给扬雄的信，向他索取《方言》一书，以及扬雄的回信。以我考证来看，这大概不是真的。扬雄自序所作的文章，《汉书》本传只说：“经书中没有比《易》更大的，所以作《太玄》；传中没有比《论语》更大的，作《法言》；史篇中没有比《苍颉篇》更好的，作《训纂》；箴文中没有比《虞箴》更好的，作《州箴》；辞赋中没有比《离骚》更深的，反其意而推广之；辞采中没有比司马相如更华丽的，作《四赋》。”扬雄一生所作的文章全都在这里了，当初并没有所谓的《方言》。《汉书·艺文志》小学类中有《训纂》一篇。儒家类有扬雄所编次的三十八篇，注中说“《太玄》十九篇，《法言》十三篇，《乐》四篇，《箴》二篇。”杂赋类有扬雄的赋十二篇，也都没有记载《方言》。再看那篇《答刘子骏书》中称“蜀人严君平”，按君平本姓庄，因汉明帝名讳“庄”，才改称“严”。《法言》中所说的“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都用的是本字“庄”，为什么唯独这封信里改称“严”？又刘子骏只是向他求书，而回信却说“如果一定要用威势胁迫我，用武力欺凌我，那我就上吊自尽来服从命令”，何至于说这样的话！既然说是成帝时刘子骏给扬雄的信，可信中却又称“孝成皇帝”，前后矛盾抵触。信中又称“汝水、颍水之间”，这种说法西汉人是不会用的，一定是汉魏之际好事之人假托所作。
《释名》八卷
陈氏说：汉代征士北海人刘熙（字成国）所撰。序中说：“名称与实物之间，各有其类义，百姓天天称说，却不知道其所以然的道理，所以撰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至百姓日常应用的器物，依据物名来解释其含义，共二十七篇。”
《说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说：汉代许慎所纂，李阳冰加以刊定。南唐徐铉又重新加以校正，并增补了其中缺漏的字。
陈氏说：全书共十四篇，加上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共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正文，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雍熙年间，右散骑常侍徐铉奉诏校定此书。因为唐代李阳冰排斥许慎的说法为主观臆断，所以增订了新定字义三条。书中的反切则以唐代孙愐的《唐韵》为准。
容斋洪氏《随笔》说：许慎与马融、郑玄等人大致同处东汉时期，先后相差不远，可是他所著的《说文解字》，引用经传的文字，大多与今本经文不同。姑且摘录各书十几条，以示读书人，其中字形不同而音同的不再列举。书中所引《周易》，“百谷草木丽乎土”作“草木丽乎地”，“服牛乘马”作“葡牛乘马”，“夕惕若厉”作“若夤”，“其文蔚也”作“斐也”，“乘马班如”作“般如”，“天地絪缊”作“天地壹夙”。所引《尚书》，“帝乃殂落”作“勋乃殂”，“窜三苗”作“寨三苗”，又有“圜升圭，半有半无”，“犭原有爪而不敢以撅”以及“以相陵蔑”，“维苗有稽”这样的句子，都说是引自《周书》，这些在今本中都没有。所引《诗经》，“
所引《书》“帝乃殂落”为“勋乃殂”，“窜三苗”为“ヘ（塞也，音ヘ）三苗”，又“▯圜升▯，半有半无”，“犭原有爪而不敢以撅”及“以相陵忄蔑”，“维纟苗有稽”之句，皆云《周书》，今所无也。所引《诗》“既伯既祷”为“既礻马既礻周”，“新台有Г”为“有▯”，“焉得谖草”为“安得{艹宣}草”。《论语》“荷蒉”为“荷臾”，“亵裘”为“纟舌衣”，又有“▯多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来”为“讠原讠原”，“接淅”为“氵竟淅”（氵竟，其两反，乾渎采也）。《左传》“ζ凉”，为“▯ζ凉”，“芟夷”为“▯（音发）夷。”《国语》“觥饭不及壶飧”为“亻光饭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说文字源》一卷
《崇文总目》：唐李腾集。初，李阳冰为滑州节度使李勉篆新驿记，贾耽镇滑州，见阳冰书，叹其精绝，因命阳冰侄腾集许慎《说文》目录五百馀字，刊於石以为世法云。
※《说文解字韵谱》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锴撰。锴以许慎学绝，取其字分谱四声，殊便检阅。然不具载其解为可恨，颇有意再编之。
※《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
陈氏曰：南唐校书郎广陵徐锴楚金撰。为《通释》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论》三篇，《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篇。锴至集贤学士、右内史舍人，不及归朝而卒。锴与兄铉齐名，或且过之，而铉归朝通显，故名出锴上，此书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许叔重始为《说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当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献。晋东莱▯弦令吕忱继作《字林》五卷，以补叔重所阙遗者，於叔重部叙，初无移徙。忱书甚简，顾为他说揉乱，且传写讹脱，学者鲜通。今往往附见《说文》，盖莫知自谁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吕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见《说文》。或在阳冰以前，若《说文》元自有此，则林罕不应谓忱补许氏遗阙也。戎字当时增入，上字则《说文》元自有矣，更详之）。陈左将军顾野王更因《说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献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损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处士孙强复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间者，强所修也。叔重专为策学，而野王杂於隶书，用世既久，故篆学愈微。野王虽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复叔重之旧。自强以下，固无讥焉。大历间，李阳冰独以篆学得名，时称中兴，更刊定《说文》，仍祖叔重，然颇出私意，诋诃许氏，学者恨之。
译既伯既祷”作“既祃既祷”，“新台有泚”作“有玼”，“焉得谖草”作“安得萱草”。《论语》，“荷蒉”作“荷臾”，“亵裘”作“绁衣”，又有“多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来”作“沅沅”，“接淅”作“竟淅”（“竟”读若“其两反”，意为“干渎淘米”）。《左传》，“沴凉”作“癘凉”，“芟夷”作“刈夷”（“刈”音“发”）。《国语》，“觥饭不及壶飧”作“光饭不及一食”，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说文字源》一卷
《崇文总目》：唐代李腾所集。当初，李阳冰任滑州节度使李勉的篆书新驿记撰写人，贾耽镇守滑州时，见到李阳冰的书法，叹赏其精妙绝伦，于是命李阳冰的侄子李腾汇集许慎《说文》目录五百多字，刻在石上作为后世取法的准则。
《说文解字韵谱》十卷
晁氏说：南唐徐锴所撰。徐锴认为许慎的学问已经断绝，于是取其中的字按四声分类编排成韵谱，非常便于查阅。只是没有完整收录其中的解释，令人遗憾，他也颇有意再重新编订。
《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
陈氏说：南唐校书郎广陵人徐锴（字楚金）所撰。写成《通释》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论》三篇，《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篇。徐锴官至集贤学士、右内史舍人，还没来得及归顺宋朝就去世了。徐锴与其兄徐铉齐名，学问或许还超过徐铉，但徐铉归顺宋朝后显达通达，所以名声反而在徐锴之上。这部书征引精深广博，研究小学的人还没有能赶上他的。
巽岩李氏作序说：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许慎（字叔重）开始撰写《说文解字》十四篇，共五百四十部，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二十一年后，正当安帝建光元年，许慎的儿子许冲才将此书献上。晋代东莱掖县令吕忱接着撰作《字林》五卷，用以补充许慎所遗漏的字，对许慎原有的部叙，并没有加以变动。吕忱这部书本来很简明，只是被别的说法搀杂扰乱，加上辗转传抄有讹误脱漏，学者很少能通晓。如今这些字往往附见于《说文》之中，却不知是从谁开始附入的（古文、籀文，怀疑是吕忱开始增补进去的，如今有的附见于《说文》。也可能是在李阳冰之前就有的，如果《说文》原本就有这些字，那么林罕就不应当说吕忱是在补许慎的遗漏了。“戎”字当时是新增入的，“上”字则《说文》原本就有，还需要再详加考订）。陈朝左将军顾野王又依据《说文》编写《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年献上此书。其部叙既有增删调整，收字又比许慎多。唐代上元末年，处士孙强又重新修订顾野王的《玉篇》，进一步增多了收字，如今在民间流行的，就是孙强所修订的本子。许慎专门致力于篆书之学，而顾野王则兼杂隶书，因为流行已久，所以篆学之道日益衰微。顾野王虽说是推本于许慎，但为了追随世俗的喜好，已经不再是许慎的旧貌了。从孙强以下，本来也不必苛责。大历年间，李阳冰独以篆书之学闻名，当时人称他为“中兴”，重新刊定《说文》，仍尊奉许慎为宗，但也颇掺入自己的私见，指责许慎，学者们对此很不满。南唐二徐兄弟，实际上是共同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旧貌，所以徐锴所著的书四十篇，总名《系传》，就是要尊崇许氏之学如同经书一样。可惜这部书还没有流传开来徐锴就去世了。本朝雍熙三年，徐锴的兄长徐铉刚奉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人详加校定《说文》，如今这三十卷之中，《系传》的内容往往错杂可见，难道是他们家学同出一源，果然没有别的分支吗？徐锴在世时，徐铉苦于许氏偏旁奥妙深密，难以凭直觉领会，于是让徐锴按照《切韵》为其字标注四声，希望查阅时能够事半功倍，又替徐锴的篆字命名为《说
南唐二徐兄弟，实相与反正由旧，故锴所著书四十篇，总名《系传》，盖尊许氏若经也，惜其书未布而锴亡。本朝雍熙三年，锴兄铉初承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详校《说文》，今三十卷内，《系传》往往错见，岂其家学同源，果无异派欤？锴亡恙时，铉苦许氏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因令锴以《切韵》谱其四声，庶几检阅力省功倍，又为锴篆名曰《说文韵谱》，其书当与《系传》并行。今《韵谱》或刻诸学宫，而《系传》讫莫光显。余▯访岁久，仅得其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每用太息。盖尝谓小学放绝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许氏为宗，而铉、锴兄弟最其亲近者，如阳冰、林罕、郭忠恕等辈，俱当收拾采掇，聚为一书，使学者复睹纯全，似非小补，顾力有所不及耳。《韵谱》仍便於检阅，然局以四声，则偏旁要未易见，乃因司马光所上《类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说文》次第安排，使若鱼贯然，开编即可了也。《说文》所无，而《类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则但举其先，而略其後，虽许氏本在上去入声，而《类篇》在平声，亦移载平声，大抵皆以《类篇》为定。《类篇》者，司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初，宋祁、郑戬建言“见行《广韵》乃陈彭年邱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当，有误科试，乞别刊定”。即诏祁、戬与贾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领之。宝元二年，书成，赐名《集韵》。度等复奏《集韵》添字极多，与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参协，乞别为《类篇》。即以命洙；洙寻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锡、张次立同加校雠。宿迁，又命范镇代之。镇出，而光代之，乃上其书。自《集韵》、《类篇》列於学宫，而《广韵》、《玉篇》微矣。然小学放绝，讲习者寡，独幸其书具存耳。所谓《广韵》则隋仁寿初陆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仪凤後郭知元等又附益之，时号《切韵》。天宝末，陈州司法孙忄面者以《切韵》为谬，略复加刊正，别为《唐韵》之名。在本朝太平兴国及雍熙、景德，皆尝命官讨论，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曰《广韵》。今号《集韵》，则又宝元改赐也。《切韵》、《广韵》皆不如《集韵》之最详，故司马光因以修《类篇》。《集韵》部叙，或与《广韵》不同，锴修《韵谱》尚因之，今五音先後并改从《集韵》盖《类篇》亦以《集韵》为定故也。呜呼！学无小，而古则谓字书之学为小，何哉？亦志乎学当由此始尔。凡物虽微，必有理存，何况斯文。幼而讲习，磨▯浸灌之久，逮其长也，於穷理乎何有？不则躐等陵节，君子不贵也。今学者以利禄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喜字书者，求其心画端方，巳绝不可得，但肆笔趁姿媚耳！
译文韵谱》，这部书本应与《系传》并行于世。如今《韵谱》有的刻于各地学宫，而《系传》却始终未能显扬。我多年来访求此书，才得到其中的七八成，缺卷和错字，也无从校正，每每为此叹息不已。我曾以为小学之道荒废断绝已久，若要振兴它，必须以许氏为宗，而徐铉、徐锴兄弟是与许氏最为接近的传人，至于李阳冰、林罕、郭忠恕等人，也都应当广为搜集采录，汇编成一部书，使学者能重新看到完整的面貌，这或许不是小小的补益，只是自己的力量有所不及罢了。《韵谱》固然便于查阅，但局限于四声编排，字的偏旁就不容易看清，于是我依照司马光所上的《类篇》，按五音的先后顺序，把《说文》的字全部依次重新排列，使它们如鱼贯而入，一打开书就能一目了然。凡是《说文》中没有而《类篇》新收入的字，都不予采用。如果有重音字，就只取其中在前的，略去在后的；虽然许慎原本把某字归入上、去、入声，而《类篇》归入平声，也一律移载到平声，大体都以《类篇》为准。《类篇》，是司马光在治平末年进献的。在此之前，景祐初年，宋祁、郑戬建议说：“现行的《广韵》是陈彭年、邱雍等人在景德末年重修的，有繁简失当之处，曾导致科举考试中出现差错，请求另外重新刊定。”于是下诏命宋祁、郑戬与贾昌朝一同修订，由丁度、李淑主管此事。宝元二年，书修成，赐名为《集韵》。丁度等人又上奏说《集韵》所增添的字极多，与陈彭年、邱雍等人先前所修的《玉篇》不相配合，请求另编一部《类篇》。于是就命王洙负责；王洙不久去世，改命胡宿接替他。胡宿上奏委派掌禹锡、张次立一同校勘。胡宿升迁后，又命范镇接替。范镇外任，改由司马光接替，才将此书进献。自从《集韵》《类篇》列于学宫之后，《广韵》《玉篇》就日益衰微了。但小学之道荒废断绝，讲习的人很少，唯独幸运的是这些书还完整保存着。所谓的《广韵》，是隋代仁寿初年陆法言等人共同编纂次第的，唐代仪凤以后郭知元等人又加以增补，当时称为《切韵》。天宝末年，陈州司法孙愐认为《切韵》有谬误，略加校正修改，另外命名为《唐韵》。本朝太平兴国以及雍熙、景德年间，都曾命官员讨论修订，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为《广韵》。如今所称的《集韵》，则是宝元年间又改赐的名称。《切韵》《广韵》都不如《集韵》详尽，所以司马光才依据它来修订《类篇》。《集韵》的部叙，有的与《广韵》不同，徐锴修《韵谱》时还沿用旧法，如今五音的先后次序都改从《集韵》，这是因为《类篇》也是以《集韵》为准的缘故。唉！学问本无大小之分，可是古人却把文字学称为“小学”，这是为什么呢？也是说立志求学应当从这里开始罢了。凡是事物虽然细微，其中必定存在道理，更何况是这样的学问呢？从小讲习，日积月累地浸润磨砺，等到长大以后，对于穷究事理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这样，就会躐等越级、违背次序，这是君子所不看重的。如今求学的人因为科举利禄之路一开始就不凭借这门学问，于是一概舍弃不再留意；喜好文字学的人，想求得心正笔正、字体端方的境界，已经绝无可能，只是随意放笔追求妍媚的姿态罢了！连偏旁横竖都糊里糊涂搞不清楚，何况其中的义理呢！先儒解经，本来就未尝不运用这门学问，并非只有王安石一人如此。王安石当初研治《说文》，深思熟虑，颇有所领悟，所以他解经中契合之处也不算少，只是遗憾他求之过于穿凿附会，所失去的反而更多，不幸他又骤然显贵，附和的人越来越多，穿凿附会之风也就愈演愈烈。大概文字有六种意义，而王安石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即使想不穿凿，怎么可能呢？科举考试竞
偏旁横竖，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经，固未始不用此，匪独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说文》，覃思颇有所悟，故其解经合处亦不为少，独恨求之太凿，所失更多，不幸骤贵，附和者益众，而凿愈甚。盖字有六义，而彼乃一之，虽欲不凿，得乎？科试竞用其说，元▯尝禁之，学官导谀，绍圣复用，嗜利禄者靡然风从，凿说横流，泊丧道真，此吾苏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则又非是。夫国家既不以此试士，为士者可以自学矣，乃未尝过而问焉。余窃哀之。虽老矣，犹欲与後生共讲习此，故先为此《五音韵谱》，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尝与贾直孺之孙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说文解字 韵谱》，别以《类编》，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谱》。其部叙仍用许叔重旧次，盖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检阅，故专以声相从，叔重当时部叙固不暇存。既不存当时部叙，则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则字之有形而未审厥声者，岂不愈难於检阅乎？此宝元所以既修《集韵》，必修《类篇》，修《类篇》盖补《集韵》之不足处也。《集韵》、《类篇》，两者相顺，则字之形、声，乃无所逃，检阅之难，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谱》，不敢紊叔重部叙旧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独依《类篇》取《集韵》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顿，粲然珠连，不相杂揉，古文奇字，毕陈立见，颇自谓於学者披阅径捷，不愧楚金兄弟之言矣。书既成，未敢出也，会得请归眉山，惟吾乡家氏三世留意篆学，多所纂述。每欲持此书相与考评精▯角，或增或损，而去乡逾一星终，及归，则旧游零落尽矣。後生虽多俊才，不复肯以小学为事，所谓《五音谱》者，遂束之高阁。兹来遂宁，▯与馀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为古文奇字，声溢东南，凡江、浙偏旁，与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笔其乘暇。则出《五音谱》，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书也，便可刊刻，与後学共之，复何待？”某曰：“姑徐之，试为我更张其不合者。”巳而，仲房谓某曰：“《五音谱》发端实因徐氏，则此谱宜以徐氏为本。则所谓以声相从，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颠倒，叔重部叙亦何可独异？盖即用徐氏旧谱，参取《集韵》卷第，起东终甲，而偏旁各以形相从，悉依《类篇》。今若此，则《说文解字》形声具存此谱，於检阅岂不愈径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旧次，起一终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说者，楚金实始通之。其书要自别行，两不伤，赋诗断章，取所求而巳，复何待。”亟谓仲房镂板流布。嗟夫！小学放绝久矣，自是其复兴乎！
译相采用他的说法，元祐年间曾一度禁止，可学官们阿谀逢迎，绍圣年间又恢复采用，贪图利禄的人闻风而从，穿凿之说泛滥成灾，以至淹没了道理的真实，这正是我们苏氏一门极力攻击王氏学说而不肯罢休的原因。但如果一概弃置不谈这门学问，那也是不对的。国家既然不以此来考试士人，士人便可以自行研习了，可竟然从来没有人过问。我私下为此感到悲哀。虽然我已年老，仍想与后辈学子共同讲习这门学问，所以先编写了这部《五音韵谱》，并且在此叙述其中的宗旨。
又《后序》说：我在武陵时，曾与贾直孺的孙子贾端修，依据徐楚金兄弟的《说文解字韵谱》，另外按《类篇》所排列的五音先后次序，编成《五音谱》。其部叙仍旧沿用许慎原来的次第，因为徐楚金兄弟原本的心意，只是想便于查阅，所以专门按照读音相从排列，许慎当时的部叙本来就顾不上保留。既然不保留当时的部叙，那么对偏旁就该一切置之不理了。可是如果偏旁全都置之不理，那么有些字虽有字形却难以辨明其读音，查阅起来岂不是更加困难吗？这就是宝元年间既修《集韵》之后，又必须修《类篇》的原因，修《类篇》正是为了弥补《集韵》的不足之处。《集韵》《类篇》两书相辅相成，字的形和声便无所遁形，查阅的困难，果然就不再是问题了。所以我当初编写《五音谱》，不敢打乱许慎部叙的旧次序，其偏旁都各安其位、一如原来的样子，只是依照《类篇》取用《集韵》的反切，得出本来的读音，据以安排次第，排列得井然有序、丝毫不相混杂，古文奇字，全都陈列在眼前，我颇自认为学者翻阅起来便捷直接，不愧对徐楚金兄弟的用心了。这部书写成之后，我还不敢刊布，恰逢获准回归眉山，唯独我们乡里家氏三代人都留心篆书之学，撰述颇多。我常想拿这部书与他们相互切磋考评、精益求精，或增或删，可是离开家乡已有十二年之久，等到回去，从前交游的旧友已经零落殆尽了。后辈虽然人才众多，却不再肯把文字学当作正事来研习，所谓的《五音谱》，也就被束之高阁了。这次来到遂宁，恰好与余杭人虞仲房相遇，虞仲房擅长古文奇字，声名远播东南一带，凡是江、浙一带的碑刻偏旁题识，以及其他金石刻文，大多出自虞仲房之手。趁着闲暇，我拿出《五音谱》，请他加以校正。虞仲房高兴地说：“这是很重要的书，应当立即刊刻，与后学共享，还等什么呢？”我说：“姑且缓一缓，请你先替我修改其中不合适的地方。”不久，虞仲房对我说：“《五音谱》的编纂本来是依据徐氏的，那么这部谱就应当以徐氏为根本。既然是按照读音相从来排列，那平、上、去、入四声自有先后次序，本来就不容许颠倒混乱，许慎的部叙又怎么能独独例外呢？不如就沿用徐氏原来的谱次，参照《集韵》的卷第，起于‘东’韵终于‘甲’韵，而偏旁则各按字形相从，全都依照《类篇》。如果这样做，那么《说文解字》的字形和字音都完整保存在这部谱中，查阅起来岂不是更加便捷？只是难免要变动许慎的部叙罢了。”我说：“许慎部叙的旧次序，起于‘一’终于‘亥’，世上本来就没有人能通晓其中的道理，是徐楚金才真正把它讲通的。这部书原该另外单独流传，两者互不妨碍，就好比赋诗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罢了，还等什么呢？”于是便急切地请虞仲房刻版印行流传。唉！小学之道荒废断绝已久，从此大概要重新振兴了吧！至于小学的源流本末，前面的记述中已经写明了。自崇宁年间以来，以篆籀之学闻名一时的人，吴兴有张有（字谦仲），历阳有徐竞（字明叔），而虞仲房所最为推崇的，唯独是张有，他对我说：“徐
若论小学源委，则载前记矣。繇崇宁以来，用篆籀名一时者，吴兴则张有谦仲，历阳则徐竞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独张，谓某曰：“明非谦敌也，谦作《复古编》，其笔法实继斯、冰；其辩形声，分点画，剖判真伪，计较毫▯，视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许氏甚大。今其书具在，明何敢望邪！”某曰：“明非谦敌信然，谦不务进取，用心於内，成此书时，年五十馀矣。晚又弃家为黄冠师，殆世外士，陈了翁实爱之重之，特识篇首。夫岂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书艺局，登进未几，旋遭汰斥乎。两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胸怀本趋，遂并《复古编》重刊刻云。
又曰：旧编《五音谱》，凡许氏所无，《类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则但举其先，而略其後。虽许氏本在上去入声，而《类篇》在平声，亦移载平声，大抵皆以《类篇》为定。今编既改部叙从徐氏，则其五音先後亦不复用《类篇》，但取许氏本音次第之，庶学者易晓二书，要须各行乃曲当云。
※《字林》五卷
陈氏曰：晋▯弦令吕忱撰。太一山僧▯胜注。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国史志》惟一卷，董氏《藏书志》三卷。其集《说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杂揉错乱，未必完书也。
巽岩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误。今五卷具在，此《说文》部叙初无欠阙，不应五卷外更有两卷。《崇文》及《邯郸总目》并无忱书，余独得之豫章，但恨转写脱误，且他说杂揉其间，非复忱书旧本也。忱所增古文、籀文，今《说文》多巳附见，疑後人因忱书悉收系许氏，若许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补焉？《隋氏》又载宋扬州督护吴恭《字林音义》五卷，忱书今间有音，独无吴恭姓名，仍无卷标署隋篇次第，篇首又题太一山僧▯胜注，亦不知▯胜者何许人。忱书要为可惜，除古文、籀文巳附见《说文》外，他字亦多收系，《类篇》尚有未收系者，故忱本书不可遽使散落，须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顾野王撰。唐孙疆又尝增字，僧神珙《反纽圆》附於後。
陈氏曰：大约本《说文》，以後汉反切音未备，但云读如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疏朴脱误。至梁时，四声之学盛行，故此书不复用直音矣。其文字虽增多，然雅俗杂居，非如《说文》之精▯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讹。世人以篆体难通，今文易晓，故《说文》遂罕习。要当寻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释慧力撰。据野王之书，裒益众说，皆标文示象。
译明叔比不上张谦仲。张谦仲写的《复古编》，其笔法实在继承了李斯、李阳冰的传统；他辨析字形字音、区分点画、判别真伪，计较到毫厘之间，比起徐楚金兄弟以及郭忠恕，还要更加精密，他对许氏之学的贡献非常大。如今他的书就完整地保存着，徐明叔哪里敢与他相比呢！”我说：“徐明叔确实比不上张谦仲，这是实情，张谦仲不追求功名利禄，专心致志于内在的学问，写成这部书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晚年又抛下家业出家做了道士，简直是世外之人，陈了翁（陈瓘）实在很敬重喜爱他，特意在书的篇首题了字。这哪里像徐明叔那样攀附姻亲，勉强进入书艺局，才刚刚升迁没多久，又很快遭到裁汰罢黜呢。两人相差，何止天壤之别。”由此也可以看出我朋友虞仲房的胸怀志趣所在，于是就连同《复古编》一并重新刊刻了。
又说：先前编的《五音谱》，凡是许氏书中所没有、而《类篇》新收入的字，都不予采用。如果有重音字，就只取排在前面的，略去排在后面的；虽然许慎原本把某字归入上、去、入声，而《类篇》归入平声，也一律移载到平声，大体都以《类篇》为准。如今这部谱既然已改按徐氏的部叙排列，那么五音的先后次序也就不再依从《类篇》了，只是取许慎原本的字音依次排列，希望学者能够更容易看懂这两部书，只是必须各自单独流传，才算恰当。
《字林》五卷
陈氏说：晋代掖县令吕忱所撰。太一山僧人〇胜作注。按《隋书》《唐书》的艺文志都记为七卷，《三朝国史志》仅记为一卷，董氏《藏书志》记为三卷。这部书是搜集《说文》所遗漏的字，共五篇，但内容杂乱掺杂、次序错乱，未必是完整的原书了。
巽岩李氏说：《隋书》《唐书》的志都说是七卷，恐怕有误。如今这五卷完整保存着，其中《说文》的部叙并没有缺漏，不应该在这五卷之外还有另外两卷。《崇文总目》以及《邯郸图书志总目》都没有收录吕忱的书，我唯独在豫章得到此书，只是遗憾辗转抄写有脱漏讹误，而且其他说法混杂其间，已经不再是吕忱原书的旧貌了。吕忱所增补的古文、籀文，如今《说文》中大多已经附见其中，我怀疑是后人因为吕忱的书而将这些字全都归入许氏《说文》之下，如果许氏原本就已经有这些字，那么吕忱又补充了什么呢？《隋书》又记载宋代扬州督护吴恭撰有《字林音义》五卷，吕忱的书如今偶尔有注音，却唯独没有吴恭的姓名，也没有标注卷次隋代篇章的次第，书前又题“太一山僧〇胜注”，也不知道这个〇胜是什么人。吕忱的书实在值得珍惜，除了古文、籀文已经附见于《说文》之外，其他的字也大多已经并入，而《类篇》中还有尚未收入的字，所以吕忱的原书不可轻易任其散佚失传，应当求得善本加以校正。
《玉篇》三十卷
晁氏说：梁代顾野王所撰。唐代孙强又曾增补字数，僧人神珙的《反纽圆》附在书后。
陈氏说：这部书大体本于《说文》，因为东汉时反切注音之法还未完备，只是说“读如某”，其中的反切都是后人所加，大多粗疏朴陋、有脱漏讹误。到了梁代，四声之学盛行，所以这部书就不再用直音的方法了。书中收字虽然增多了，但雅俗字混杂并列，不像《说文》那样精粹。又用今体字替换篆字，更增添了讹误。世人因为篆体难以通晓，今体字容易辨认，所以《说文》便渐渐少有人研习了。这是应当追寻其本原的地方。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代僧人慧力所撰。依据顾野王的书，广泛采纳众说加以增益，都标明文字并附示图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总目》：道士赵利正所撰。删削简化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总目》：道士赵利正撰。删略野王之说，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总目》：皇朝诏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勘吴锐、直贤院邱雍等重加刊定。
※《证俗音字》四卷
《崇文总目》：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正时俗文字之谬，援诸书为据，凡三十五目。
※《广韵》五卷
晁氏曰：隋陆法言撰。其後唐孙忄面加字，凡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长孙、忄面三序。
陈氏曰：开皇初，有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共为撰集，长孙纳言为之笺注。唐朝转有加增，至开元中陈州司法孙忄面著成《唐韵》，本朝陈彭年等重修。《中兴书目》云不知作者。按《国史志》有《重修广韵》，皇朝陈彭年等。《景▯集韵》亦称真宗令陈彭年邱雍等因陆法言《韵》就为刊益。今此书首载景德、祥符敕牒，以《大宋重修广韵》为名，然则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集韵》十卷
陈氏曰：直史馆宋祁、郑戬修定，学士丁度李淑典领。字训皆本《说文》，馀凡例详见於序。《说文》所无，则引他书为解。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比旧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温文正公司马光撰。自序：窃以为备万物之体用者，无过於字；包众字之形声者，无过於韵。今以《集韵》本为正，先以平上去入众韵正其声，次以《说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训诂同异辩其理，次以经传诸书之言证其实，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为时迁物变者，亦略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变态云尔。至於鱼虫草木之类，虽纤苛烦碎，非慷慨君子所当用心，然亦重名之一节尔。至於三才、道德、礼乐、善恶、真伪之名，辅佐世治，其功亦不细哉。所谓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将来君子好学乐道，庶几亦有取焉。
※《类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中，丁度受诏修《类篇》，至熙甯中，司马光始奏书。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说文》为本。
陈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韵》，奏言今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才相参协，乞委修韵官别为《类篇》，与《集韵》并行。自宝元迄治平及成书。历王洙、胡宿、范镇，司马光始上之，熙甯中颁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说文》为本，而例有九云。
颖滨苏氏序曰：虽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无不各获其处也。多而至於失其处者，非多罪也。无以待之，则十百而乱；有以待之，则千万若一。
译顾野王的说法，用以解释文字。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总目》：本朝下诏命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勘吴锐、直贤院邱雍等重新加以刊定。
《证俗音字》四卷
《崇文总目》：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纠正当时流俗文字的谬误，援引各种典籍作为依据，共三十五个类目。
《广韵》五卷
晁氏说：隋代陆法言所撰。此后唐代孙愐增加了字数，共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字，书前有陆法言、长孙讷言、孙愐三人所作的序。
陈氏说：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一同拜访陆法言，共同商议编撰，长孙讷言为之作笺注。唐代又几经增补，到开元年间陈州司法孙愐编成《唐韵》，本朝陈彭年等人又加以重修。《中兴馆阁书目》说不知道作者是谁。按《国史志》记载有《重修广韵》，是本朝陈彭年等人所撰。《景祐集韵》也说真宗命陈彭年、邱雍等人依据陆法言的《切韵》加以刊定增补。如今这部书前面载有景德、祥符年间的敕牒，以《大宋重修广韵》为书名，那么就是陈彭年等人所修订的了。
《景祐集韵》十卷
陈氏说：直史馆宋祁、郑戬修订编定，学士丁度、李淑负责统领此事。字义训诂都以《说文》为本，其余的体例详见于序言中。《说文》中没有的字，就引用其他书籍来解释。全书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比旧本增加了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
《名苑》
丞相温文正公司马光所撰。他自序说：我私下认为，能完备包容万物体用的，没有超过文字的；能包容众多文字形声的，没有超过韵书的。如今以《集韵》为底本，先用平、上、去、入四声来厘正字音，其次用《说文解字》来厘正字形，再次用训诂的异同来辨明字义，再次用经传各书的言论来印证其确实性，命名为《名苑》。其中有关法度制度、言语行事因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的，也略微叙述其沿革，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其源流变化的情形。至于鱼虫草木之类的名称，虽然细碎繁琐，不是志气高远的君子所应当用心之处，但也是重视名称的一个方面。至于三才、道德、礼乐、善恶、真伪等名称，有助于辅佐世道治理，其功用也不算小啊。正所谓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还留存在人间，贤能的人能领会其中大的方面，不那么贤能的人也能领会其中小的方面，将来有好学乐道的君子，大概也会从中有所取用吧。
《类篇》四十九卷
晁氏说：本朝景祐年间，丁度奉诏修撰《类篇》，一直到熙宁年间，司马光才将书进献上去。全书收字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个，以《说文》为根本依据。
陈氏说：丁度等人修完《集韵》之后，上奏说如今增添的字已经很多，与顾野王的《玉篇》才勉强相互配合，请求委派修韵的官员另外编一部《类篇》，与《集韵》并行于世。从宝元年间到治平年间才编成此书。历经王洙、胡宿、范镇，最后是司马光才将书进献上去，熙宁年间颁行天下。全书共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说文》为本，体例共有九条。
颍滨苏氏（苏辙）作序说：天下的事物虽然极其繁多，只要有办法去应对它们，就没有不能各得其所的。事物繁多却导致混乱失序，并不是“多”本身的过错，而是没有办法去应对它，那么十件百件就会杂乱无章；如果有办法去应对它，那么千件万件也能条理如一。如今文字书籍在天下，可以说是够多的了，可是顺着它们各有读音这一特点，用《集韵》来应对它，天下的文字凡是按读音相从的，就没有找不到的；顺着它们各有字形这一特点，用《类篇》来应对它，天下的文字凡是按字形相从的，也没有找不到的。既然已经从读音方面穷尽了它，又从字形方面加以推究，那么文字书籍的种种变化就都
今夫字书之於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既巳尽之以其声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书之变曲尽。盖天圣中诸儒始受诏为《集韵》书成，以其有形存而声亡者，未可以责得於《集韵》也，於是又诏为《类篇》，凡受诏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书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获其处，岂其无以待之？昔周公之为政，登龟取鼋，攻枭去蛙之说，无不备具。而孔子之论礼，至於千万而一有者，皆预为之说。夫此将以应天下之无穷，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处，如待字书，则物无足治者。凡为《类篇》，以《说文》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规子}▯规同部，而呐ぁ异部，凡同意而异形者，皆两见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也。三曰叟之在草，Ａ２７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也。四曰氛，古气类也，而今附两；<音今>，古口类也，而今附音。凡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也。五曰Ａ２５之在口，无之在林，凡变古而失其真者，皆从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无据者，皆不得特见也。七曰王之为玉，朋之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Ａ２６”，凡《集韵》之所遗者，皆载於今书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详，可得而见也。凡十四篇，目录一篇，文若干。
●卷一百九十 经籍考十七
○经（小学）
※《礼部韵略》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中，孙谔、苏轼载加详定。
陈氏曰：雍熙中，殿中丞邱雍、景德龙图阁待制戚纶所定，景▯制诰丁度重修，元▯太学博士增补。其曰“略”者，举子诗赋所常用，盖字书声韵之略也。
※《千禄字书》一卷
晁氏曰：唐颜元孙撰。以经史所用为“正”，世所行为“俗”，二者之▯为“通”凡三体。
※《林氏小说》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说文》部居，随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说颇与许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缘进《礼记石经》陛对，仁宗顾问：“罕之书如何？”必曰：“虽有所长，而微好怪。《说文》归字从堆、从止、从帚，以堆为声。罕云从追，於声为近。此长於许氏矣。《说文》哭後叩。从狱省，罕乃云象大嗥，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尝从数友就观之。其解字殊可骇笑者，不疑好怪之论诚然。
※《复古编》二卷
晁氏曰：吴兴道士张有谦中撰。
译能穷尽了。大概天圣年间，诸位儒臣开始奉诏编纂《集韵》，书修成之后，因为有些字有字形存在而读音已经亡佚，不可能从《集韵》中求得，于是又下诏编纂《类篇》，历经若干年才编成。天下的事物，繁多到能与文字书籍相比的，从来没有过，可是繁多却不能各得其所，难道是因为没有办法应对它吗？从前周公治理国政，对于占卜用龟、捕取元鼋、攻除枭鸟、驱赶青蛙这类琐事的说法，也都一应俱全；孔子论礼，甚至对千万件事中只出现一次的情形，也都事先加以说明。这就是要用它来应对天下无穷无尽的事物，所以应对天下的事物，要使它们都各有归处，就像应对文字书籍一样，那么事物就没有值得为难处理的了。这部《类篇》，以《说文》为根本，体例共有八条：第一，“{规子}”与“规”同属一部，而“呐”与“ぁ”虽同义却分属不同部，凡是意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字，都分别两处收录。第二，“天”字，一处收在“年”部，一处收在“真”部，凡是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的字，都只收录一处。第三，“叟”字之在“草”部，“Ａ２７”字之在“於”部，凡是古义已经不可考的字，都依照其原来的归属处理。第四，“氛”字，古时属“气”类，如今却附于“两”部；“<音今>”字，古时属“口”类，如今却附于“音”部，凡是变更古义而产生新义的字，都依从今义处理。第五，“Ａ２５”字之在“口”部，“无”字之在“林”部，凡是变更古法而失去本真的字，都依从古法处理。第六，“{一先}”字附于“天”部，“{一生}”字附于“人”部，凡是后来才产生、又没有依据的字，都不单独另立一处。第七，“王”字讹变为“玉”，“朋”字讹变为“朋”，凡是字形失去本来面貌而后来约定俗成的字，都说明其中的缘由。第八，“邑”加上“邑”旁，“白”加上“Ａ２６”旁，凡是《集韵》所遗漏的字，都收录在这部新书之中。依循这八条体例去仔细探求，其中的详情就都能够明白了。全书共十四篇，目录一篇，收字若干。
●卷一百九十 经籍考十七
○经（小学）
《礼部韵略》五卷
晁氏说：本朝丁度等人所撰。元祐年间，孙谔、苏轼又奉命加以详细订正。
陈氏说：雍熙年间，殿中丞邱雍、景德年间龙图阁待制戚纶所编定，景祐年间制诰丁度重新修订，元祐年间太学博士又加以增补。之所以称为“略”，是因为这是应举士子作诗赋时常用的，属于字书声韵的简略本。
《千禄字书》一卷
晁氏说：唐代颜元孙所撰。把经史中所用的字定为“正体”，把世间流行使用的字定为“俗体”，二者兼而有之的定为“通体”，共分三种体式。
《林氏小说》三卷
晁氏说：唐代林罕所撰。共收字五百四十一个，依照《说文》的部首归类，随字列出本文，以此确定偏旁。他的说法与许慎颇有不同，二者互有得失。邵必因为进献《礼记石经》而受到召对，仁宗询问他：“林罕这部书怎么样？”邵必回答说：“虽有所长，但也稍微有些喜好标新立异。《说文》中‘归’字从‘追’、从‘止’、从‘帚’，以‘追’为声旁；林罕却说应当从‘追’，在读音上更为接近，这一点确实胜过许慎。《说文》中‘哭’字后面接‘叩’，是‘从狱省’；林罕却说是象人张口大嗥之形，这就有些怪异了。”有石刻留存在成都，我曾与几位朋友一同前去观看。其中解释文字颇为荒诞可笑之处，可见邵必所说他“喜好怪异”的评论确实不假。
《复古编》二卷
晁氏说：吴兴道士张有（字谦中）所撰。张有从小就喜爱小篆，六十岁时写成此书，共三千字。他依据古本《说文》作为正体标准，其中笔画的细微差别，转折偏侧、横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