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二 宗庙考二

译奏事情，趁机请求单独进言（师古说：请求空闲的时候，不愿意当着众人说。），说："陛下为什么要在高帝的寝庙上方修建复道，高帝的衣冠每月要出巡到高庙（服虔说："拿着高庙中的衣物，每月初一巡游到众庙，之后再收回。"应劭说："每月初一取出高帝的衣冠，备好法驾仪仗，名叫游衣冠。"如淳说："高祖的衣冠收藏在宫中的寝殿，每三个月出巡一次，那条路正好是如今所修建的复道下方，所以说是从宗庙的路上经过。"晋灼说："《黄图》记载，高庙在长安城门街的东边，寝殿在桂宫的北边。服虔说衣物藏在庙中，如淳说藏在宫中，都不对。"师古说："各家的说法都不准确，是说从高帝的陵寝取出衣冠，巡游到高庙，每月一次，这是汉朝的制度。后来的学者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认为是在夜里月出的时候出游衣冠，那就差得远了。"）？子孙后代怎么可以在宗庙的道路上方行走呢！"惠帝很害怕，说："赶快把它毁掉。"叔孙通说："君主不应该有过失的举动。如今已经修建了，百姓都已经知道了。希望陛下在渭水北边另建一座原庙（原，是重复的意思。先前已经有了庙，如今又重新建立一座，所以叫重）,每月把衣冠取出巡游到原庙,以此扩大宗庙的规模，这是大孝的根本。"于是皇帝下诏命有司建立原庙。

致堂胡氏说："天子七庙，尽到诚敬之心就足够了，却又修建原庙，说这是扩大大孝的根本，那是叔孙通的荒谬之言。他说'君主不应该有过失的举动'，已经有了七庙又建原庙，难道不是过失的举动吗？而且拿着衣冠出巡，礼制上有什么依据呢？《中庸》记载宗庙之礼，陈列宗庙的礼器，摆设死者的衣裳，说的都不是别的地方，指的就是庙中；说的也不是别的时候，指的就是祭祀的时候。如今把死者的衣冠每月拿出去巡游，这在礼制上是亵渎的。既然如此，那么叔孙通用来劝谏惠帝的话，没有一句是恰当的，还不如惠帝当初因为屡次清道扰民而要毁掉复道的想法来得正确。假使后世有人对原庙特别隆重，而对太庙却疏简怠慢，那正是叔孙通的这番话开启的先例。"

杨氏说："叔孙通既劝谏汉惠帝修建复道，又请求把复道改为原庙，说这能扩大大孝的根本。凭一时轻率的言论，却立下千秋万代不可更改的制度，他说想要扩大大孝的根本，却不知道宗庙之礼从此开始变得轻慢了。宗庙之礼贵在庄严而不应当亵渎，君主侍奉宗庙的心意应当专一而不应当分散。既有宗庙，又有原庙，那么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逝去的人如同侍奉在世的人这种心意，就有所分散了。宗庙之体极其庄严，原庙之体则近乎亵渎。人之常情往往畏惧庄严，而安于亵渎，那么收藏祭祀的礼数反而转移到原庙上去了，因此宗庙之礼虽然重要，反而变成了空文。就像李清臣所说的那样，对七庙的礼制简慢，却在佛老的祠庙旁边大兴土木、极尽巧思，用尽金碧辉煌的色彩来修建……

译在酷暑季节耗费数月才建成，花费达十几万巨资，礼官不加议论，主管官吏也不发一言；等到建成之后，不设木制神主而设塑像，不举行〇〇〇的祭祀，却行一酌奠酒的礼仪。这又是杨时所说的舍弃二帝三王的正礼，而遵从叔孙通那种荒谬做法。还有更加令人心中不安的：历代圣明君主相继，仁孝爱敬之心达到极致，可以通达神明,可是宗庙之礼却从未亲自祭祀过，只是派遣大臣代为举行按时的祭飨，这难道是仁圣之君的本心吗！大概既然已有宗庙,又设了原庙,人心便因此分散而不能专一。末节既然有所偏重,根本之处必然有所轻忽,这是必然的形势。

译先公说："成周的制度，不仅镐京有宗庙，岐周、洛邑也都有。周受命于天，从召告祖先开始，这是岐周有庙的缘故。因为岐是周朝兴起之地，那里有旧庙。周公营建洛邑祭祀文王，这是洛邑有庙的缘故。因为营建洛邑时便设立了庙。先王立庙没有无缘无故的，也从未在京师同时设立两座庙。"

五年，武帝思念高祖喜爱沛地音乐的心意，把沛宫作为高祖庙，高祖当年教习的一百二十名歌儿都令他们担任吹乐，后来有缺额，就随时补充。

《汉旧仪》记载，高庙占地六顷三十亩四步，堂上东西长五十步，南北长三十步。祭祀之日立起九面旗帜，堂下撞击的千石重的大钟有十枚，声音传闻百里。寝庙如同生前一样，摆有衣冠、鞋履衣带、几案手杖，如同日常起居一样每日四次上食，还设有卧床帷帐。所谓原宗庙，是朝廷举行大礼、册封授爵，诸侯王进献酎金的地方。原宗庙在北城外，其中陈列游动的衣冠，供尝食各种果品。

文帝四年，营建顾成庙（服虔说："庙在长安城南，是文帝所建。"应劭说："文帝自己营建此庙，规制低矮狭小，如同回顾张望之间就建成了，就像文王的灵台不用一天就建成一样，所以叫顾成。"如淳说："本人还在世就为自己建庙，就像《尚书》中的《顾命》一样。景帝的庙号叫德阳，武帝的庙号叫龙渊，昭帝的庙号叫徘徊，宣帝的庙号叫乐游，元帝的庙号叫长寿，成帝的庙号叫阳池。"）。

景帝元年冬十月，下诏说："听说古时候，祖有功而宗有德（师古说："祖，是开始的意思，指最初受命于天者。宗，是尊崇的意思，指有德行值得尊崇者。"），制定礼乐各有其缘由。歌，是用来抒发德行的；舞，是用来彰明功业的。高庙祭祀所用的酎酒（张晏说："正月初一酿酒，八月酿成，叫做酎。酎的意思就是纯。到武帝时，就借八月尝酎的机会会集诸侯于庙中，让他们献金助祭，这就是所谓的酎金。"师古说："酎，是三重酿造的醇酒，味道浓厚，所以用来进献宗庙。酎字读音同直枚反。"），要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说："《武德》是高祖所创作。《文始》是舜时的舞乐。《五行》是周朝的舞乐。跳《武德舞》的人手执盾牌大斧。跳《文始舞》的人手执羽毛。跳《五行舞》的人，冠冕衣服的颜色效法五行之色。详见《礼乐志》。"）。孝惠庙祭祀酎酒时，演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治理天下时，打通关口桥梁，不把远方之地区别对待（张晏说："孝文帝十二年，废除关卡不用凭证，使远近地区如同一体。"）；废除诽谤之罪，去除肉刑，赏赐年长者，收养抚恤孤儿寡老，以成就众生（遂，是成就、达成的意思）；减少嗜欲，不接受进献（耆，读作嗜）；犯罪之人不牵连妻子（苏林说："刑罚不牵连到妻子儿女。"师古说："帑，同孥字。"），不诛杀无罪之人，不谋取私利；废除宫刑，放出宫中美人，以此看重不使他人断绝子嗣。我既不聪敏，不能完全知晓（师古说："敏，是才智敏捷的意思。胜识，是完全了解的意思。"）。这些都是上世帝王所不能做到的，而孝文皇帝亲自做到了（师古说："上世，指古代的帝王。"）。他的德行深厚可比天地，恩泽施及四海，无人不蒙受福泽。他的明德如同日月一般昭彰，然而庙乐却与之不相称，我对此深感忧惧。应当为孝文皇帝庙创作《昭德》之舞，以彰明其美德。这样，祖宗的功德才能施及万代，永久流传不绝，我对此深感欣慰。请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详议礼仪后上奏。"丞相臣嘉（申屠嘉）等上奏说："陛下长久思念孝道，创立《昭德》之舞以彰明孝文皇帝的盛大德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愚昧之臣所想不到的。我们谨此议定：世间功业没有比高皇帝更大的，德行没有比孝文皇帝更盛的。高皇帝庙应当作

译为帝王的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应当作为帝王的太宗之庙。天子应当世世代代供奉祖宗之庙。各郡国的诸侯也应当各自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应当派遣使者侍奉祭祀天子所供奉的祖宗之庙。（张晏说："诸侯王及列侯每年按时派遣使者到京师侍祭助祭。"如淳说："就像光武帝庙在章陵，南阳太守被称为使者前往祭祀，就是这种情况。之所以不让诸侯王亲自祭祀，是因为诸侯不能以天子为祖先。凡是亲临祭祀宗庙的，都称为侍祭。"师古说："张晏的说法是对的。既然说是天子所献祭的祖宗之庙，就不是指郡国的庙。"）请求向天下宣布此事。"皇帝下令说"可以"。中元四年春三月，营建德阳宫（臣瓒说："这就是景帝庙。是景帝自己所建，因避讳不说庙，所以称为宫。"）。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辽东高庙发生火灾。夏四月，高园便殿发生火灾（师古说："凡是说便殿、便室、便坐的，都不是正式庄重的处所，是为了图方便安适而设。所谓园，是在陵墓上营建的，既有正寝来象征平生所居的正殿，又设立便殿作为休息闲居宴乐之所。解说的人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竟解释说便殿、便室都是正式的名称，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参考石建、韦元成、孔光等人的传记，其含义便可知晓。便字应读作本字。"）。皇帝穿素服五天。

董仲舒对答说："《春秋》的道理，是列举过去发生的事来说明未来。考察《春秋》记载，鲁定公、哀公时期，季氏的罪恶已经积累深重，而孔子的圣德正当兴盛，以孔子这样的圣德来除去积累已久的罪恶，季孙氏虽然势力强大，鲁国国君虽然势力微弱，但这样的形势本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定公二年发生两观火灾，哀公三年发生桓宫、僖宫火灾，四年发生亳社火灾。两观、桓宫僖宫庙、亳社这四处都是不应当存在的，上天都焚毁了这些不当存在之物，以此昭示鲁国应当除去乱臣，而任用圣人。如今高庙不应当设在辽东，高园殿不应当设在陵旁，从礼制上讲也不应当设立，这与鲁国发生的火灾情况相同。上天降灾如果是要告诉陛下，那就是要陛下看那些在诸侯之中血缘疏远而地位显贵、行为最为不正的人，狠心将其诛除，就像我焚毁辽东高庙一样；再看身边近臣中地位卑微而尊贵却行为不正的人，狠心将其诛除，就像我焚毁高园殿一样，才可以这样解释。在外而行为不正的人，即便尊贵如高庙一样，尚且遭天火焚毁，何况诸侯呢？在内而行为不正的人，即便尊贵如高园殿一样，尚且遭天火焚毁，何况大臣呢？这就是上天的用意。"

西山真氏说："董仲舒的对策谈论天人相互感应的道理，认为天心仁爱人君，是想要阻止其乱政。又说人君所作所为的善恶达到极点，就会与天地相通而彼此感应。这些都是良药苦口般的至理之言。至于对火灾的解说，就牵强附会得厉害了。何况又引导人君以诛杀的方式处理，这与他前面所说的崇尚德行不崇尚刑罚的主张，是多么自相矛盾啊！那些亲属的骄纵僭越、近臣的专权横行，难道就没有正当的方法来裁处制约吗，难道一定要诛杀才能称心吗？史书记载董仲舒在家中推演阐发这层意思，草稿还未呈上，主父偃就把他的奏书全部拿去了。皇帝召集众儒生传阅，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所写，认为写得十分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官吏治罪，判处死刑。后来皇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谈论灾异之事。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皇帝想起董仲舒先前所言，派吕步舒持斧钺处理淮南王的案件，以《春秋》大义独自在外面决断，不必请示，事情办完后回来奏报，皇帝都认为处理得当。史书又说淮南、衡山、江都谋反的迹象显露出来后，公卿大臣追查线索加以处置，最终牵连同党而被处死的有数万人，谋反的不过是几个人，而牵连处死的人竟有这么多，这岂不是董仲舒先

译前的言论助长了皇帝的残忍之心吗？"

按：高庙不应当设在辽东，高园殿不应当设在陵旁，这是正当的议论。春秋时桓宫、僖宫发生火灾，孔子在陈国听闻此事，说："大概是桓宫、僖宫吧？"《公羊传》也认为已毁的庙不应当再重新立起，所以才遭火灾。如果引用这个道理来作对策，纠正宗庙重复设立、亵渎不合礼制的问题，以彰明尊崇无二的道理，就不至于流于牵强附会了。元帝、成帝的时候，因循守旧而惧怕改作以来，众人的议论就纷纷扰扰了，如今却舍弃应当说的话不说，反而扯到不该说的事情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宣帝本始二年，下诏说："朕以微薄之身承奉祖宗基业，日夜思念孝武皇帝亲身践行仁义，选拔贤明的将领，征讨不服从的敌国，使匈奴远逃，平定氐、羌、昆明、南越，百蛮各族望风归顺，叩关请求朝贡；创建太学，整顿郊祀典礼，制定历法正朔，调和音律；在泰山封禅，堵塞宣房决口，各种祥瑞相继应验，宝鼎出土，白麟捕获。功德如此盛大，无法尽数宣扬，然而庙乐却与之不相称，请议定后上奏。"主管官员上奏请求应当加封尊号。六月庚午日，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演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应劭说："宣帝重新采用《昭德》之舞改为《盛德舞》，用以尊崇世宗庙。各帝庙通常都演奏《文始》、《四时》、《五行舞》。"），天子世世代代供奉祭祀。武帝巡狩所到过的郡国，都为他建立了庙宇。

当时下诏让列侯、二千石官员、博士议论此事，群臣在朝廷上大加议论，都说应当依照诏书所言。长信少府夏侯胜独自说："武帝虽然有驱逐四夷、拓展疆土的功绩，但也多杀士卒百姓，耗尽百姓的财力，奢侈无度，使天下财力空虚耗竭，百姓流离失所，死亡的占了一半。蝗灾大起，赤地千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积蓄至今尚未恢复。他对百姓没有什么恩德，不应当为他建立庙乐。"公卿大臣一起责难夏侯胜说："这是诏书规定的事。"夏侯胜说："诏书不可以照办。作为臣子的道义，应当直言正论，而不是苟且顺从上意。这话已经说出口，即使死也不后悔。"于是丞相韦贤、御史大夫蔡义劾奏夏侯胜非议诏书，诋毁先帝，大逆不道，以及丞相长史黄霸放纵包庇夏侯胜，不加检举弹劾，两人一并被下狱。主管官员于是请求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演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代代供奉祭祀，以彰明其盛大德行。武帝巡狩所到过的郡国共四十九处，都为他建立了庙宇，如同高祖、太宗一样。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废除设在郡国中的祖宗庙。

五年，毁掉太上皇、孝惠皇帝的寝园庙。

建昭元年，废除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园。

当时祖宗庙设在郡国的有六十八处，合计一百六十七所（师古说："六十八，是郡国的数目。一百六十七所，是宗庙的数目。"）。而京师从高祖以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在陵旁设立庙宇（师古说："悼皇考，是宣帝的父亲，即史皇孙。"），一共是一百七十六处。此外各陵园中又各有寝殿、便殿（如淳说："《黄图》记载：高庙有便殿，是中央的正殿。"师古说："如淳的说法不对，凡是称为便殿、便室的，都不是正式庄重的处所。寝，是陵上的正殿，如同生前所居的正室一样。便殿，是寝殿旁边的偏殿。"）。每日在寝殿祭祀，每月在庙中祭祀，按时节在便殿祭祀。寝殿每日四次上食，庙中每年二十五次祭祀。（如淳说："每月的祭祀在初一、十五举行，加上腊祭共二十五次。"晋灼说："《汉仪注》记载，宗庙每年十二次祭祀。五月尝新麦。六月、七月三伏日、立秋后又用新谷祭祀。八月的前一天进献晚餐，都用一太牢的规格，酎祭则用九太牢。十月尝新稻，又行饮蒸之礼，用二太牢。十一月

译尝祭，十二月腊祭，各用二太牢。此外每月还有一次太牢祭祀，如遇闰月则加祭一次，加上前面的十二次共为二十五次祭祀。"）便殿每年四次祭祀。此外每月还有一次游衣冠之礼。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自己的寝园，加上各位皇帝的，共计三十处。一年之中的祭祀，上食共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次，动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官、宰夫、乐人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饲养祭祀用牲畜的士卒还不计算在内。

到元帝时，贡禹上奏说："古时候，天子设七庙，如今孝惠、孝景之庙都已经亲尽（超出应祭祀的世代），应当毁去。以及郡国的庙不符合古礼，应当加以正定。"天子认为他的建议是对的，还没来得及施行贡禹就去世了。永光四年，于是下诏先议定废除郡国庙之事，说："朕听说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是遇到时势变化就立法，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宜行事。以往天下刚刚平定，远方尚未归附，就依照皇帝亲临过的地方来设立宗庙（师古说："亲，是指皇帝亲自到过的地方。"），这是树立威望、消除祸乱萌芽、统一民心的最高权宜之计（师古说："销遏逆乱萌芽，使其不能滋生。"）。如今依靠天地的神灵、祖宗的福泽，四方车轨统一，蛮夷各族前来进贡效力（师古说："同轨，是说车辙都一致，表示教化统一。"），长期沿袭而不加订定，让疏远卑贱的郡国官吏共同承担尊贵的祭祀，恐怕不是皇天祖宗的本意，朕对此深感忧惧。古书传注不是说过'我不亲自参与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一样'吗。请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共同商议此事。"丞相韦元成、御史大夫郑弘、太子太傅严彭祖、少府欧阳地馀、谏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都说："臣等听说祭祀，不是从外面强加来的，而是从内心发出，生发于真心。所以只有圣人才能够祭飨天帝，只有孝子才能够祭飨双亲。宗庙设在京师所在之处，亲自侍奉祭祀之事，四海之内各人按其职分前来助祭，这是尊亲的大道理，是五帝、三王共同遵循、不可更改的原则。《诗经》说：'前来助祭的人恭敬和睦，一到便肃然起敬。诸侯公卿辅助陪祭，天子仪态庄严肃穆。'按照《春秋》的道理，父亲不能在支庶旁系的住宅中受祭，国君不能在臣仆的家中受祭，天子不能在下等士人、诸侯那里受祭。臣等愚见认为设在郡国的宗庙，不应当再加以修整，臣等请求不再修整这些庙宇。"皇帝下令说可以。于是废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陵园，都不再奉祀，只安排官吏士卒看守而已。废除郡国庙一个多月后，又下诏说："听说贤明的君王制定礼制，设立四代近亲之庙，祖宗之庙则万世不毁，这是用来彰明尊崇祖先、敬重宗庙，表明亲近亲属之情的做法。朕承受祖宗的重任，惟恐大礼尚未完备，因而战栗恐惧，不敢独断专行，请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共同议定。"韦元成等四十四人上奏议论说："按《礼记》，凡是王者最初受命建国的君主，以及诸侯最初受封的国君，都作为太祖。太祖以下的五庙依次更迭毁去（迭，是互相更替的意思。血缘超出祭祀范围就毁去，所以称为迭）。已毁之庙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庙中，每五年举行两次大合祭，就是所谓的一祫一禘。禘祭的时候，已毁与未毁之庙的神主都合并在太祖庙中一起受祭，父辈为昭，子辈为穆，孙辈又为昭，这是自古以来的正式礼制。《祭义》说：'王者祭祀其祖先所出的始祖，以其祖先配享，同时设立四代近亲之庙。'这是说最初受命称王之时，祭天时以其祖先配享，而不为始祖专门立庙，因为血缘已经超出范围了。设立四代近亲之庙，是亲近亲属的意思。血缘超出祭祀范围就依次毁去，亲

译疏关系逐渐递减，表示祭祀有终止的时候。周朝之所以设七庙，是因为后稷是最初受封的始祖，文王、武王是受命称王的君主，所以这三庙永不毁去，加上四代近亲之庙就是七庙。如果没有像后稷那样最初受封、像文王武王那样受命称王的功业，都应当在血缘超出范围后被毁去。成王承继两代圣王的基业，制礼作乐，功德十分隆盛，但其庙仍然没有世世不毁的资格，只是以他的德行作为谥号罢了（称他为成王，就是以德行来作谥号）。按礼制，宗庙设在都城大门之内，不敢远离至亲。臣等愚见认为，高皇帝受命平定天下，应当作为帝王的太祖之庙，世世代代不毁，其后代子孙血缘超出范围的应当依次毁去。如今各宗庙分散在各处，昭穆次序不明，应当迁入太祖庙中按照礼制排列昭穆次序。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之庙都已血缘超出范围，应当毁去，皇考庙血缘尚未超出范围，仍照旧保留（悼皇考是元帝的祖父）。"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认为孝文皇帝废除诽谤之罪，去除肉刑，亲身节俭，不接受进献，犯罪之人不牵连妻子，不谋求私利，放出宫中美人，看重不使他人断绝子嗣，赏赐年长者，收养抚恤孤儿寡老，德行深厚可比天地，恩泽施及四海，应当作为帝王的太宗之庙。廷尉于忠认为孝武皇帝改订历法正朔，改换车马服饰的颜色，驱逐四方夷狄，应当作为世祖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认为皇考庙在昭穆的排列上位居其上，不合正当的礼制，应当毁去。于是皇帝对此事十分慎重（重，是难于决断的意思），犹豫不决长达一年，才下诏说："听说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这是尊崇祖先的重要意旨；保留四代近亲之庙，这是亲近亲属的至深恩情。高皇帝为天下诛除暴虐、消灭祸乱，受命而称帝，功业无比巨大。孝文皇帝原本是代王，当诸吕作乱、天下动荡之时，然而群臣百姓无不一心归顺，纷纷北面称臣归心于他，他仍谦让再三才最终即位，削除混乱秦朝的遗风，振兴夏商周三代的风范，因此百姓安定，都蒙受美好的福泽，德行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高皇帝作为汉朝的太祖，孝文皇帝作为太宗，世世代代承继祭祀，传之无穷，朕对此深感欣慰。孝宣皇帝是孝昭皇帝的继承者，从礼义上讲，二者属于同一辈分（师古说："壹体，是说两人同属昭辈。按照礼制，孙辈与祖辈同属昭辈。宣帝对于昭帝来说是从孙，所以说从礼义上是同一辈分。"）。孝景皇帝之庙以及皇考庙都已血缘超出范围，请正定其礼仪。"韦元成等人上奏说："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位以下的君主之庙则依次更迭毁去。如今高皇帝作为太祖，孝文皇帝作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辈，孝武皇帝为穆辈，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同为昭辈。皇考庙血缘尚未超出范围。太上皇、孝惠皇帝之庙都已血缘超出范围，应当毁去。太上皇庙的神主应当埋藏在陵园中，孝惠皇帝作为穆辈，其神主迁入太祖庙中，其寝园都不再修整。"皇帝下令说可以。议论的人又认为《清庙》这首诗所说的与神明相交的礼节，无不体现清静庄重，如今出游携带衣冠仪仗，有车马随行之众、风雨之气，这不符合所谓清静的要求。"祭祀不应当过于频繁，频繁就会显得亵渎，亵渎就不算是敬重"。应当恢复古代礼制，一年四季在庙中祭祀，各处寝园按月、按日进行的祭祀都可以不再修整（间，读作工苋反）。皇帝也没有再改动这个决定。第二年，韦元成又进言说："古时候制定礼制，区分尊卑贵贱，诸侯国君的母亲如果不是正室，就不能与其配享祭祀，只能在寝殿中进献祭品，等她去世后祭祀也就终止了。陛下亲身践行至孝，秉承天意，建立祖宗之庙，确定依次更迭毁庙的制度，排定昭穆次序，重大礼制既已确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祠陵园应当依照礼制不再修整。"皇帝下令说可以。

五年，夏天恢复戾园，秋天恢复太上皇的寝庙园、原庙（文颖说："高祖已经有庙，设在长安，惠帝又在渭水北岸另

译建一庙，称为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的陵园（师古说："昭灵后，是高祖的母亲。武哀王，是高祖的兄长。昭哀后，是高祖的姐姐。卫思后，是戾太子的母亲。"）。

竟宁元年三月，恢复孝惠皇帝的寝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园。

废除郡国庙以及应当毁去之庙一年多后，韦元成去世，匡衡担任丞相。皇帝卧病在床，梦见祖宗谴责废除郡国庙之事，皇帝的幼弟楚孝王也做了同样的梦。皇帝下诏询问匡衡，意欲恢复郡国庙，匡衡极力说不可以。皇帝的病久久不见好转，匡衡惶恐不安，在高祖、孝文、孝武之庙祷告说："嗣曾孙皇帝恭敬地承奉宏大的基业，日夜不敢有所懈怠安逸，一心想要发扬光大祖宗的伟大功业，以彰明祖宗的盛大功绩。所以一举一动、接引神明，必定依循古代圣王的常法。以往，主管官员认为先前是依据皇帝所到过的地方而立庙，是想借此联系天下人心，而不是为了尊崇祖先、敬重亲属。如今依赖祖宗的神灵，四海之内无不归附亲近，宗庙应当只设在京师一处，由天子亲自供奉，郡国的庙可以停止修整。皇帝敬奉旧有的礼制，尊重神明，即已经禀告祖宗而不敢有失。如今皇帝患病未愈，竟梦见祖宗现身告诫此事，楚王的梦中也有同样的顺序显现。皇帝深感悲痛惶恐，便下诏命臣匡衡恢复修整郡国之庙。谨按上世帝王承奉祖父的重大礼仪，都不敢不亲自参与。郡国的官吏地位卑贱，不能让他们独自承担此事。而且祭祀的道理是以民为本，近来连年歉收，百姓困乏，郡国之庙无力修整。按照礼制，遇到荒年，当年的祭祀之事可以不举行，因为祖先的心意也不愿意此时举行，所以才不敢恢复。如果确实不合乎礼义的正道，违背了祖宗的心意，那么罪责全在臣匡衡身上，应当由我一人承受其祸殃，遭受重病，坠入沟渠之中。皇帝极为孝顺谨慎，应当承受庇佑和福泽。恳请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明察，保佑护助皇帝的孝心，赐予皇帝长寿无疆，使所患的疾病日渐痊愈，恢复如常，永远保有宗庙，天下也万分幸运。"又向已毁之庙告祭谢罪说："以往，大臣们认为古时帝王承奉祖宗的美好典章制度，取法于天地，天道按五行运行有次序，人的亲属按五服区分（师古说："五属，是指同族之中的五种丧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天子奉行天道，所以顺应其意旨而尊崇其制度。因此祫祭、禘祭的次序，不超过五庙。受命称王的君主亲自感应上天，故而万世不毁。继承王位以下的君主，则五庙依次迁毁（堕，是毁去的意思，读音同火规反），上面陈列太祖之庙，隔年举行禘祭，这种做法顺应天道，所以福禄能够永远延续不绝。太上皇不是受命称王之君，血缘既已超出范围，按理应当迁毁。又认为孝道之中没有比敬重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所尊崇的，儿子不敢不承继；父亲所异于常人的地方，儿子不敢与之相同。按照礼制，公子不能为其生母伸张礼数，若被立为大宗的继承人，则在他自己这一代可以祭祀生母，到孙子这一代就要停止（李奇说："不能伸张礼数，是尊崇其父的缘故。公子离开自己的生母而成为大宗的继承人，仍可以私自祭祀其母，但传到孙辈就要停止，不能再祭祀公子的母亲，表明继承祖统之后就不再顾及私自的祖母了。"），这就是尊祖敬父的道理。寝殿每日四次上食，陵园和庙宇的按月祭祀，都可以不再修整（间，读作工苋反）。皇帝出于思慕悲痛与惶恐，未敢完全听从这个意见。只是念及高皇帝圣德隆盛，受命而德泽广大，恭敬地效法古代圣王，顺承天意（师古说："溥，是广大的意思。将，是宏大的意思。钦，是恭敬的意思。若，是顺从的意思。稽，是考核效法的意思。"），使子孙本支绵延，蒙受无穷的恩赐（师古说："《诗经·大雅·文王》篇说：'施布恩赐以承继周朝的基业，惠及文王的子孙。文王的子孙，本宗支

译系百代繁衍。'陈，是施布的意思。载，是如同的意思。本，指本宗。支，指支系子孙。这是说子孙承受施布赐予的初始福泽，因此能够永久无穷。这就是所谓的施恩无疆。"）。确实认为迁庙合祭，是长久之计，这既是高皇帝的心意，我怎敢不听从？于是就在诏令下达之日迁移太上皇、孝惠皇帝之庙，以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殿，以此来昭明祖宗的德行，顺应天理人伦的次序，确立无穷的基业。如今皇帝尚未承受这样的福泽，反而患上了不能履行职责的疾病。皇帝希望恢复修整、承继祭祀，臣匡衡等人都认为这在礼制上是行不通的（不合乎礼制）。如果不合乎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心意，罪责全在臣匡衡等人身上，应当承受其咎责。如今皇帝尚未痊愈，下诏命中朝大臣详细复议毁庙的文书。臣匡衡与中朝大臣都认为天子祭祀的礼义有所限断，礼制有所承继，如果违背礼统、背离制度，就不能用来事奉祖先，皇天不会保佑，鬼神不会享用祭品。《六艺》典籍中所记载的，都说这样做不恰当，没有可以依据的地方，因此撰写了这篇文书。如果此事有违圣意，罪责全在臣匡衡身上，应当深深承受其祸殃。恳请皇帝能够蒙受深厚的福祉，祥瑞之气日渐兴盛，疾病痊愈康复，永远保有宗庙，与天同寿无穷，使众生百神都有所归依安息。"其他各庙的祷文都与此相同。过了很久，皇帝的疾病连年不愈，于是完全恢复了先前所有废除的寝庙陵园，都照旧修整祭祀。当初，皇帝确定依次迁毁的礼制时，独独尊孝文帝庙为太宗，而孝武帝庙血缘尚未超出范围，所以未被毁去。此时皇帝于是又重新申明这一点，说："孝宣皇帝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其中有所增减的礼制，朕不敢参与更改。其他的都照旧制。"唯独郡国之庙就此废止了。

容斋洪氏《随笔》说："按匡衡平生谄媚阿谀，专门依附石显以谋取高位，然而唯独这一件事上依据经义、恪守礼制，他祷告宗庙的文辞几乎可以与《金縢》的祝册相媲美，然而却不被后世所称颂传述，汉代史书也没有将此事记入本传，这大概是因为厌恶其人而不愿承认其善行吧。"

五月，元帝驾崩。毁去太上皇、孝惠、孝宣皇帝之庙。废除孝文太后、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的寝园。

元帝驾崩后，匡衡上奏说："先前因为皇上龙体欠安，所以恢复了先前废除的祭祀，最终也未能蒙受福佑。考察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陵园，血缘尚未超出范围（师古说："是说不应当毁去。"）。孝惠、孝景皇帝之庙血缘已经超出范围，应当毁去。以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的祭祀，请求全部废止，不再奉祀。"皇帝下令说可以。

成帝河平元年，恢复太上皇的寝庙陵园。

当初，高太后时忧虑臣下妄加非议先帝的宗庙寝园之事，所以特意制定法令，规定敢擅自议论者处以弃市的死刑。到元帝改革制度时，废除了这条法令。成帝时，因为没有子嗣继承，所以恢复了太上皇的寝庙陵园，世世代代供奉祭祀。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一并在太上皇的寝庙中受祭如旧，又恢复了擅自议论宗庙者论罪的法令。

按：太上皇血缘已经超出范围，因为是高帝的父亲而不毁去。悼皇考是私自的亲属，因为是宣帝的父亲而不毁去。虽然不合乎礼制的正统，还勉强说得过去。至于武哀王，则是高帝的兄长，昭哀后则是高帝的姐姐（见师古的注文），本应各自有后代子孙供奉他们的坟墓祭祀，如今却为他们设立寝园与诸位皇帝相同，而让天子世世代代祭祀他们，这实在是太不合乎常理了。高帝的姐姐而被称为"后"，从礼义上讲更是说不通。

哀帝即位后，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永光五年的制书，规定高皇帝为汉朝的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的制书，规定孝武皇帝为世宗。这

译其中有所增减的礼制，臣等不敢参与更改。臣等愚见认为，依次迁毁的次序，应当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这并非法令中所说的擅自议论宗庙的意思。臣等请求与群臣一同商议此事。"皇帝下令说可以。

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都认为，继承祖宗以下的君主，其庙应依次迁毁，后世即便有贤明的君主，也不能与祖宗并列。子孙即便想要褒扬光大而为其立庙，鬼神也不会享用祭品。孝武皇帝虽然有卓著的功业，但血缘已经超出范围，应当毁去。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论说："汉朝兴起之时，冒顿单于刚刚崛起，攻破东胡，擒获月氏（氏读作支），吞并其土地，地域广大、兵力强盛，成为中原的祸患。南方越地的尉佗统领百越，自称皇帝。所以中原虽然平定，仍然有四方夷狄的祸患，几乎没有安宁的一年。一处有急难，三方都要救援，这样天下都被牵动而蒙受其害。孝文皇帝以丰厚的财物贿赂，与匈奴结为和亲，但匈奴依然侵扰暴虐不止。甚至发兵十多万人，驻扎在京师附近以及四方边境，每年都要征发戍卒防备敌寇，这样的祸患延续了很久，不是一代之内形成的。诸侯、郡守勾结匈奴以及百越而图谋叛逆的人不止一人。匈奴所杀害的郡守、都尉，掳掠的人民，数不胜数。孝武皇帝怜悯中原百姓疲惫劳苦、没有安宁的日子，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人，向南灭掉百越，设立七郡；向北驱逐匈奴，招降昆邪王十万之众，设立五个属国，开辟朔方郡，夺取匈奴肥沃富饶的土地；向东征伐朝鲜，设立元菟郡、乐浪郡，以此切断匈奴的左臂；向西征伐大宛，吞并三十六国，联合乌孙，设立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以此隔断羌人（师古说："鬲，音而遮反。"），斩断匈奴的右臂。单于孤立无援，远遁到大漠以北。四方边境安定无事，开拓境土、扩大疆域，新增了十多个郡（师古说："斥，是开拓的意思。远，是扩大的意思。"）。功业既已确立，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以此表示要使天下安定、百姓富足，他的谋略与规划，实在没有可以效仿的先例（师古说："模无，读作模。"）。又招揽天下的贤能俊杰，与他们同心协力共谋大业，兴办各项制度，改订历法正朔，改换车马服饰的颜色，设立祭祀天地的祠堂，举行封禅大典，改换官职名号，保存周朝的后裔，确定诸侯的制度，使天下永无叛逆争斗之心，直到今天历代都还蒙受其恩泽。单于臣服守卫边疆，各方蛮夷归顺服从，这是万世的根基，中兴的功业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高帝创建大业，作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行极为深厚，作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业极为显著，作为武世宗；这就是孝宣皇帝当初发布诏令加以褒扬的缘由。《礼记·王制》以及《春秋谷梁传》都记载，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大夫设三庙，士设二庙。天子去世后七日停殡，七月而下葬；诸侯五日停殡，五月而下葬；这是丧事尊卑等级的次序，与宗庙的数目相对应。经文说：'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所以德行深厚的人恩泽流传久远，德行浅薄的人恩泽流传卑近（流，是指流传的风气……

译（剩余的福泽）。《春秋左氏传》说："名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不同。"从上到下，每降一等就减少两个等次，这是礼制的规定。七庙，是正规的、可以长久固定的数目。"宗"不包括在这个数目之内。"宗"是可变的（颜师古说："这是说它不是固定的数目，所以称为'变'。"），只要有功德就可以被尊为"宗"，不能预先给它规定一个数目。所以在殷代，太甲被称为太宗，太戊被称为中宗，武丁被称为高宗（颜师古说："太甲是商汤的孙子、太丁的儿子。太戊是太庚的儿子、雍己的弟弟。武丁是小乙的儿子。"）。周公写《无逸》来告诫成王，就举出殷代这三位"宗"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是没有固定数目的，那么用来劝勉帝王的功德标准，其范围是很宽广的。就七庙的规定而言，孝武皇帝的庙还不应当被毁去；就"宗"的标准而言，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德。《礼记》祭祀的典章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功劳惠及百姓的就祭祀他，凡是以辛劳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凡是能拯救重大灾难的就祭祀他。"我私下观察孝武皇帝，这些功德他都兼而有之。凡是异姓之人（有这样的功德），尚且要为他特别设立祭祀，何况是自己的祖先呢？有人说天子设五庙没有明文可考，又有人说中宗、高宗，只是尊崇他们的德行为"宗"，而他们的庙仍要毁去。这样一来名与实就不相符了，这不是尊崇德行、看重功业的本意。《诗经》说："那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修剪它，不要砍伐它，因为召伯曾在树下住宿过。"人们怀念召伯这个人，尚且爱惜他曾栖息过的树，何况尊崇一位帝王的德行为"宗"，却要毁掉他的庙呢？依次毁庙的礼制自有它固定的常法，对于没有特殊功勋异常德行的先人，本来就应按亲疏关系依次递减而及于毁庙。至于"祖""宗"的次序、庙数的多少，经传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这是至为尊贵、至为重大的事，很难用可疑的文字、空泛的说法来加以裁定。孝宣皇帝当年采纳了公卿的议论，采用众儒生的谋划，已经把孝武皇帝的庙定为世宗之庙，要建立传之万世，并且诏告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的功业如此显赫，孝宣皇帝对他如此推崇尊立，(他的庙)不应当被毁去。"皇上看了这个奏议便采纳了。诏书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提议可以采纳。"

刘歆又认为："按照礼制，事情越久远，其规格就越递减（颜师古说："去，是除去的意思。杀，是逐渐递减的意思。去字读邱吕反的音。杀字读所例反的音。下文都是同样的读音。"），所以《春秋外传》（《国语》）说：'（对近祖）每天祭祀，（对稍远的）每月祭祀，（对更远的）按四季祭祀，（对更远的）每年进贡祭祀，（对更远的）等到国君去世时才祭祀。'对父亲、祖父的庙就每天祭祀，对曾祖、高祖的庙就每月祭祀，对二祧（远祖）的庙就按四季祭祀，对坛、墠（更远的祖先）就每年进贡祭祀（张晏说："去掉祧庙的建筑只留土坛，就叫'坛'。扫净地面来祭祀，就叫'墠'。"颜师古说："祧，指的是远祖。在坛台上筑土叫坛，清除地面叫墠。祧字读他尧反的音，墠字读善的音。"），对更远的大祖（禘祭对象）就等到一代君王终了（新君即位）时才祭祀（服虔说："四方蛮夷，要等到一代君王终了（新君继位）才前来协助祭祀，各自献上自己的珍贵贡品，来共同供奉这盛大的祭祀。"颜师古说："每当一位君王去世，新君即位，蛮夷才前来协助祭祀。"）。（祖先越远，）虽然德泽深厚、恩泽流传广远，但祭祀的频次却依照亲疏关系而递减；（如淳说："游，也就是流传的意思。"）祖先越是久远，就越是尊崇，所以（对远祖的）禘祭反而更为隆重庄严。孙子居于祖父原来的位置，是为了端正昭穆的次序，因此孙辈总是要与祖辈相替代，这就是迁庙依次递减的道理。圣人对待自己的祖先，是出于真情实感，礼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违背之处，所以（对祖先）不应有彻底毁弃庙宇（不予祭祀）的做法。（晋灼说："以子孙的情感去推想，用子孙来比况祖先，这样才能得人心，礼制又哪里会违背这一点呢？所以不应该毁弃那不该（毁弃）的神主。这里说的是（惠帝、景帝、太上皇）三庙被废弃而变成废墟的情况。"）自从贡禹提出依次毁庙的建议以来，孝惠帝、孝景帝以及太上皇的寝庙园陵都被废弃而变成了废墟（颜师古说："虚字读作墟。"），这实在是失去了礼制的本意啊。"

译致堂胡氏说："判断重大议论的应当以孔子为依据，那就不会有差错了。《尚书》说'天子七庙'，刘歆认为七庙的说法是对的，但他把七庙看作是正规的制度，而把宗（不迁之庙）看作是变通，说不能作为常法，不知他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祭祀祖先，是人之常情。或立三庙，或立五庙，或立七庙，这是礼制隆重与简省的区别。有功德的就尊为宗（永不迁毁），没有功德的就不尊为宗。这样一来，做子孙的反倒可以挑选祖先来祭祀，这在人情上是悖逆的，在礼制上是违背的，这样怎么能算是孝呢？"

平帝元始四年，尊奉孝宣帝庙为中宗，孝元帝庙为高宗，天子世世代代都要献祭。

当时王莽担任安汉公，想要谄媚太皇太后，便以（元帝时）斩杀郅支单于的功劳，尊奉元帝庙为高宗，说太后驾崩之后，应当按礼制配享祭祀。等到王莽篡改太后的尊号为"新室文母"，把她与汉朝断绝关系，不让她与元帝合体同尊。他毁坏了孝元庙，另外为文母太后建庙，只把孝元庙原来的正殿留作文母的祭祀堂，建成之后，取名叫长寿宫。因为太后还在世，所以还不称之为庙。王莽在长寿宫设酒宴，邀请太后前来。太后到了之后，看见孝元庙被拆毁、涂地一片狼藉，惊惧哭泣说："这是汉家的宗庙，都是有神灵护佑的，跟你有什么相干竟要毁坏它！况且假使鬼神没有知觉，那又何必要庙呢！如果鬼神真的有知，我不过是先帝的一个妃妾，怎么能亵渎皇帝的殿堂来陈设我的祭食呢！"喝酒喝得不欢而散。

汉兵起事时，王莽厌恶高庙的神灵，派虎贲武士进入高庙，拔剑四面挥砍击刺，用斧头砸坏门窗，用桃汤、赭鞭涂洒屋壁。又命轻车校尉驻扎在庙里。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在雒阳建立高庙，四季祭祀，以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都照旧制。其余各帝四季祭祀的时间是：春天在正月，夏天在四月，秋天在七月，冬天在十月及腊月，一年五次祭祀。三年正月，在雒阳建立亲庙，祭祀父亲南顿君以上直到舂陵节侯。当时盗贼尚未平定，正忙于征伐，祭祀的礼仪还没有制定。到十九年，盗贼已经讨平，战事稍有平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上奏说："按照礼制，做别人后嗣的人就成为那人的儿子，既然要侍奉大宗（大宗指元帝），那么就要降低对自己私亲的祭祀等级。现在高庙里，按昭穆次序排列，而舂陵四代君臣一并列入其中，以卑者置于尊者之间，不合礼的本意。从前高帝因为自己受命不是承继太上皇，宣帝因为以孙子的身份继承祖父，不敢私自尊崇自己的亲父，所以都是另外为父亲立庙，只让群臣侍奉祭祀。臣愚见认为应当撤除现在的亲庙，效法这两位皇帝的旧制。希望陛下交给有关官员广泛商议。"皇帝下诏交给公卿讨论。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建议："应当以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帝四代来替代现在的亲庙。宣帝、元帝尊为祖父，可以亲自奉祀，成帝以下由有关官员代为行礼，另外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其祭祀对象上溯至舂陵节侯，由群臣奉祀，以此表明尊崇尊者的敬意，以及亲近亲人的恩情。"当时还有不同的议论，没有被采纳。皇帝认可戴涉等人的建议，下诏说："因为宗庙的处所还没有确定，暂且只祭祀高庙。成帝、哀帝、平帝暂且在长安原来的高庙祭祀。南阳舂陵的祭祀，各按时节依托原来的园庙进行。距离太守治所较远的园庙，由当地的县令、县长代行太守之职侍奉祭祀。只有孝宣帝有功德，应当追加尊号为中宗。"于是雒阳高庙四季祭祀增加了孝宣帝、孝元帝，共五位皇帝。西庙供奉成帝、哀帝、平帝三位皇帝的神主，四季在原来的高庙祭祀。东庙由京兆尹侍奉祭祀，冠服车驾如同太常祭祀陵庙的礼仪。南顿君以上直到节侯，都在各自的园庙祭祀。南顿君的庙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的庙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的庙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的庙称皇高祖考庙，都由所在的郡县侍奉祭祀。

明帝即位后，因为光武帝拨乱反正、中兴汉室，特意另外为他建庙，称为世祖庙。因为元帝

译对光武帝来说属于昭穆中的"穆"位，所以虽然不是"宗"，也不予毁撤。此后就成为常制。

东汉的制度：高庙令一人，俸禄六百石，负责守庙，掌管巡查扫除。不设丞。世祖庙令一人，俸禄六百石，与高庙相同。

《汉仪》记载：皇帝的神主长九寸，前方后圆，周长一尺；皇后的神主长七寸，周长九寸。木料用栗木。

永平三年十月，祭祀光武庙，开始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明帝临终遗诏，遵循节俭，不建寝庙，把神主藏在光烈皇后更衣的别室里（《郡国志》说是光武庙的更衣室）。孝章帝即位后，有关官员上奏说："孝明皇帝圣德淳厚，功业光耀四海，仁德教化流传千古，然而他坚持谦逊之志，不建寝庙，只是扫地而祭，废除逐日祭祀的旧法，简省了送终的礼仪，于是把神主藏在光烈皇后更衣的别室里。臣认为更衣室在中门之外，处所特别不同，应当尊称他的庙为显宗，四季祭祀设在光武庙的正堂，间祀（月祭）则都在更衣室举行，一同奏《武德》之舞，就像孝文皇帝祭祀高庙的旧例一样。"皇帝下制说："可以。"

《续汉书》记载：五年举行两次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辈为昭，神主朝南；子辈为穆，神主朝北。禘祭在夏季四月，祫祭在冬季十月。"禘"的意思是审察，即审察昭穆尊卑的次序。"祫"的意思是合祭。冬季十月五谷收成完毕，所以骨肉宗亲聚合在祖庙一起饮食，称为殷祭。除了四季的正祭之外，还有五月尝麦、三伏立秋时尝黍稷酒醴、十月尝新稻等祭祀，称为间祀，都在各自的更衣殿举行。更衣殿，不是正式的祭祀处所。园中有寝殿，有便殿。寝殿，是陵上的正殿。便殿，是寝殿旁边的别殿，也就是更衣室。

章帝临终时，遗诏不建寝庙，庙制照先帝的旧例办理。和帝即位后，不敢违背，尊上庙号为肃宗。此后各帝相继，神主都藏在世祖庙中，积累多了没有区分，从此以后"显宗"之类的称号只用作陵寝的名号。

殇帝出生只有三百多天就驾崩了，邓太后临朝摄政，因为他还是婴儿，所以不列入宗庙，只在陵寝祭祀他而已。

安帝因为听信谗言残害大臣、废黜太子，所以他驾崩后，没有人奏请追尊庙号为宗。后来因为自建武以来还没有毁庙的先例，所以就常年祭祀，并以他的陵号称他为恭宗。

冲帝、质帝两位皇帝都是幼年驾崩，梁太后临朝摄政，援引殇帝的旧例，只在陵寝祭祀。凡是宗庙祭祀完毕后，由三公分别负责祭祀（诸帝陵寝）。

梁太后临朝时，因为殇帝年幼驾崩，庙位次序应当排在顺帝之下。太常马访奏请应依照诏书的说法办理。谏议大夫吕勃则认为应当依照昭穆的次序，先殇帝，后顺帝。诏令交给公卿讨论。大鸿胪周举提出建议说："《春秋》记载，鲁闵公没有儿子，庶兄僖公代替他即位，僖公的儿子文公于是把僖公的神位提升到闵公之上。孔子讥讽这件事，《春秋》记载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把僖公的位次提前了。'《左传》说：'这是颠倒了祭祀的次序。'到定公时才纠正了这个次序，《春秋经》记载说'依次序祭祀先公'，这成为万世的法则。现在殇帝在前，从辈分上说是父辈，顺帝在后，从亲属关系上说是子辈，先后的名分不可更改，昭穆的次序不可紊乱。吕勃的意见是对的。"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说："孝殇皇帝虽然没能长享福祚，但即位已经超过一年，君臣的礼数已经完备。孝安皇帝承袭皇统大业，可是前代却让恭陵（殇帝陵）排在康陵（安帝陵）之上，先后次序颠倒，失去了应有的顺序，这不是尊奉宗庙庄重之意、垂范万世制度的做法。从前鲁定公追正了祭祀的次序，《春秋》对此加以赞许。现在应命令恭陵排在康陵之后，宪陵排在恭陵之后，以此排定亲疏次序，作为万世的法则。"

灵帝时，京都四季所祭祀的，有高庙五位神主，世祖庙七位神主，少帝三座陵，追尊皇后三座陵，共用祭牲十八份太牢，都配有副祭品。所以高庙的三位神主亲属关系已尽

译被毁撤之后，也只在举行殷祭之年才奉祀。

献帝即位后，初平年间，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人认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没有特殊之处却有过失，不应当称为"宗"，以及其他不应称宗的、被追尊的三位皇后，都上奏请求毁撤其庙。四季祭祀的对象，只剩高庙一位太祖、两位太宗（宗），加上近世四位皇帝，共七庙。

当时有关官员上奏商议宗庙依次毁撤的问题。左中郎将蔡邕提出意见说："汉朝承接秦朝焚毁经学之后，宗庙的制度没有采用周礼。每位皇帝去世，就另立一庙，不止于七庙，不排列昭穆次序，也不确定依次毁撤的规矩。孝元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才开始建议，请求依照古代典礼办理。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都因为功德隆盛，被尊为'宗'而不予毁撤。孝宣帝尊崇孝武帝，庙号称世宗。持正的大臣夏侯胜还是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应当称宗。到孝成帝时，这议论仍未定论。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依据经传的义理，认为不可毁撤，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古人依据正理、看重顺序，不敢偏私自己的君父，就是到了这种地步。后来遭遇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汉室，庙号称世祖。孝明皇帝的政绩可比文帝、宣帝，庙号称显宗。孝章皇帝极为孝顺，仁德恩泽广博，庙号称肃宗。比照前代，都是合乎礼制的。从此以后，政事多有弊端，大权旁落到臣子手中，继位的皇帝殷切地各自想要尊崇自己的至亲罢了，臣下懦弱，没有人敢坚持夏侯胜那样的正直之论。现在圣朝遵循古制、恢复礼法，以求得中正之道，实在是合乎事宜。孝元皇帝在世系中排第八，光武皇帝排第九，所以把元帝当作'考庙'，尊崇奉祀他。孝明帝遵循这个原则，也不敢毁撤。孝和帝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这些称号都应当去除。五年举行两次殷祭，在太祖庙合祭，以遵循先前的典制。"这个建议于是得以施行。

按：西汉都城郊祀的制度，沿袭秦朝五帝之祀，未曾有过祭天的礼仪；东汉都城宗庙的制度，代代都称为"宗"，未曾有过依次迁毁的法则。这两个失误，因循已久，未能纠正。然而祭天的礼仪，到王莽时才得以确定；七庙的法则，到董卓时才得以确定。这大概是因为权奸擅权专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再有所顾忌回避，所以反倒能够纠正历代的失误。然而礼制虽然稍微得到匡正，国家却也将要灭亡了，实在令人感慨！

又按：蔡邕所确定的高祖庙一位太祖、两位宗，加上近世四位皇帝共成七庙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因为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四位皇帝功德没有特殊之处却有过失，被上奏毁撤其庙，那么所说的"近世四帝"，其实指的是光武帝、明帝、章帝、灵帝。按照古代所说的天子七庙，是指从太祖及有功有德被尊为祖、宗的皇帝之后，往下四代，是当代君主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这四代，不因为有功而保留，也不因为有过而废除。现在就献帝而言，灵帝是他的父亲，桓帝是他的祖父，安帝是他的曾祖父，和帝是他的高祖父。现在舍弃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而让他的父亲直接上接五代之前的祖先，从道理上说哪里合适呢？当时这个议论虽然是董卓一人提出，皇帝并未参与其中。然而东汉自和帝以后，皇统屡次断绝，安帝以清河王之子的身份入继和帝，顺帝、桓帝二帝以河间王之孙的身份入继安帝，灵帝以河间王曾孙的身份入继桓帝。直到灵帝才有了亲生儿子做献帝，这样一来献帝所谓的"父亲"是亲生父亲，而所谓的高祖、曾祖以及祖父，却是他所承继的大宗的先人。自安帝、顺帝以来，既然入继大统，就用不合礼制的方式尊崇自己私亲的父母，却昧于"两统二父"的义理，往往对大宗与私亲暗中有厚薄之别，蔡邕难道也是习惯听闻了当时的意旨，暗中有意逢迎附和吗？不然的话，为什么被祧迁毁撤的都是他所承继的大宗，却让灵帝直接上继章帝，起初

译都不问其世系辈份相差悬远，这难道能算是懂得礼制的人吗？

魏文帝接受禅让称帝后，追尊祖父为大皇帝（名嵩，是后汉太尉，大长秋曹腾的养子），父亲为武皇帝。因为洛阳的宗庙还没有建成，就在建始殿祭祀武帝，亲自执掌祭品献祭，如同一般人家祭祀的礼仪。

《晋书·礼志》说："按照《礼记》，将要营建宫室，宗庙要放在首位，平民百姓没有庙，就在住宅正屋祭祀，作为帝王却这样做，太不合礼制了！"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一并供奉在邺城的庙中。庙中所祭祀的，是文帝的高祖处士（沛国谯人曹萌）、曾祖高皇帝（曹萌之子曹腾）、祖父大皇帝共用一庙，父亲太祖武皇帝单独一庙，百代不予毁撤，所祭祀的只到亲庙四室为止。这一年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就因为处士与皇帝的亲属关系已经穷尽，迁出他的神主，另立园邑安放，派宗正曹恪持符节迎接高祖以下的神主，共用一庙，仍旧只是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众公卿再次上奏确定七庙的制度，说："武皇帝开创宏大的基业，是魏朝的太祖。文帝继承天命进行革命，是魏朝的高祖。当今皇上集成了大命，应当是魏朝的烈祖。在太祖庙的北面建两座祧庙，左边的是文帝庙，称为高祖，是昭祧；右边比照明帝，称为烈祖，是穆祧（当时明帝还在世就为他建庙并称祖，这是当时的制度，并非前代的旧规）。三祖之庙，万世不予毁撤。其余四庙，等到亲属关系穷尽就依次迁毁，完全比照周朝后稷与文王、武王庙祧的礼制。"

吴国孙权不建立七庙，因为父亲孙坚曾担任长沙太守，就在临湘县建立孙坚庙。依照后汉奉祀南顿君的旧例，命令太守负责奉祀。后来又尊孙坚庙为始祖庙，但不设在京师，在建业另立兄长长沙桓王（孙策）庙。他的儿子孙亮即位，第二年，在宫殿东面建立孙权庙，称为太祖庙，既不设在宫殿南面，也没有昭穆的制度。

晋武帝接受禅让后，追尊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关官员上奏建议设立七庙。皇帝顾虑工程劳役繁重，下诏暂且权且建立一庙。于是群臣商议上奏说："上古时代清庙只有一座宫室，远祖的神灵被尊崇但并不常祭。到了周朝，才制定七庙的制度，用来区分宗祧。陛下圣旨深远宏大，追踪上古，效法唐尧、虞舜，舍弃七庙的繁华，遵循一座宫室的深远旨意。舜承接尧的禅让，在文祖庙接受终止摄政的仪式，于是登上帝位，过了三十年，正月初一，又到文祖庙行礼，这就是虞舜不改唐尧的宗庙，沿袭旧有宫室的例子。可以依照有虞氏的旧例，就用魏朝的宗庙。"皇帝准奏。于是追祭征西将军（司马钧）、豫章府君（司马量）、颍川府君（司马隽）、京兆府君（司马防），加上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构成三昭三穆。这时宣皇帝还没有升为太祖，太祖之位空缺，所以祭祀六代祖先，加上景帝共成七庙。这个礼制是依据王肃的说法。七月，又下诏说："先前奏请沿用魏朝旧庙，确实也有依据。但是恭敬奉祀神明，心里总觉得不安，应当重新营建。"于是改建宗庙。

宗庙的制度：在中门外的左边，建成通连的屋宇，四面出檐。正殿的制度：殿堂高三尺，按照当时应祭祀的庙数设置神室，代数满了就依次迁毁。

神主长一尺二寸，皇后的神主长度介于一尺与一尺二寸之间。木料用栗木。

六年，因为庙宇塌陷，应当改建，群臣商议上奏说："古代七庙分处不同地方，自然应当依照古礼。"又说："古代虽然是七庙，但自近代以来，都是一庙七室，在礼制上并没有废弃，在情理上也是有序的，这也是随时制宜的做法。"到十年，才改建于宣阳门内，极尽壮丽，但是神主排位的制度还是和当初一样。

武帝驾崩后，迁出征西将军（六世祖）的神主。惠帝驾崩后，迁出豫章府君（五世祖）的神主。

元帝即位后，向上承继武帝，对元帝来说是"祢"（父

译辈），如同汉光武帝向上承继元帝的旧例一样。当时西京（洛阳）已经沦陷，在江东建立宗庙，都是重新建造的。不久因为要供入怀帝的神主，又迁出颍川府君（四世祖）的神主，位次虽然还是七室，实际上只有五代，是因为采纳了刁协的建议，把兄弟算作一代的缘故。

当时宗庙刚刚建立，旧有的礼仪多有缺失，有人认为惠帝、怀帝二帝应当各自算作一代，那么颍川府君的世数就超过了七代，应当被依次迁毁。这件事交给太常讨论。贺循认为：按照礼制，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对方的后嗣，不能把承接皇位算作一代。殷朝的盘庚不排在阳甲之后（作为一代），汉朝的光武帝不承继成帝，另外为成帝立庙，让臣下祭祀，这是前代明确的典章，也是继承大统所遵循的义理。惠帝没有后嗣，怀帝承继皇统，弟弟不能作为哥哥的后嗣，那么怀帝应当是向上承继晋武帝（世祖），而不是承继惠帝，应当等同于殷朝的阳甲、汉朝的成帝那样的情况。议论的人认为怀帝圣德深远，不方便更改旧制。像这样的礼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讨论。因此惠帝的神主还在太庙，而怀帝又要供入，数目就超过八室了。超过八室的道理，是由于惠帝的神主没有迁出，而不是说上代祖先应当迁出。下一代升祔太庙，上一代才迁出，迁出与升祔要按代数对应，不能互相混淆，没有下面升祔一代而上面却要迁出两代的道理。惠帝、怀帝二人都是承继晋武帝，是兄弟旁系血亲，同算作一代，那么向上应当迁出的也只应是一代。现在因为惠帝驾崩已经迁出了豫章府君，怀帝供入太庙又要迁出颍川府君，这样一来就是一代却迁出了两代，把祖先的位次横加拆分，从古代的义理中考查，没有见过这样的先例。惠帝的神主是否应当迁出，尚且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何况可以轻易迁毁一位祖先而没有礼义先例可依呢？颍川府君既然没有应当迁毁的道理，那么现存的神主数目自然就是八位，这是有缘由才如此，并不是说数目本该常是如此。既然有八位神主，就不得不在七室之外权且再安放一位。至于陛下（元帝）对惠帝、怀帝都是兄弟关系，是向上承继晋武帝，而不是承继这两位皇帝，那么这两位皇帝的神主理应另外安放，不能算作庙中经常有八室。而且武帝当初建成太庙时，正式的神主只有七位，而杨元后的神主也是权且另立一室安放。永熙元年，向太庙八室禀告晋武帝的谥号，这说明只要确实有八位神主，就不必拘泥于七室的旧例。又有人认为景帝已经在庙中，惠帝、怀帝的情况与之是同一类。景帝盛德元功，是王业的根本，义理上称得上祖宗，百代不予毁撤，所以特别安放在正庙之中，况且他与当代的世代还相近，数目上能够容纳，只是安放神主罢了，并不逼近上代祖先，就像王氏（曹魏）昭穆已满，最终也应当另立庙一样。用现在的情况来比照，既然轻重的意义不同，而且七庙对应七代亲属；昭穆，本是父子的位次。如果因为兄弟旁系已满，就要迁毁上代祖先，那么祖先的位次就会空悬，世数也会不足，又哪能从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才凑成七室呢！现在七庙的义理，出自王肃的学说。从"祢"（父）往上到高祖，是亲庙四代，高祖以上再往上两代是没有丧服关系的远祖，所以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成七室。所以晋武帝确定郊庙礼制时，京兆、颍川是曾祖、高祖的亲属，豫章是五世祖，征西是六世祖，都是为了符合这个义理。现在陛下（元帝）承继皇统，也应当有五世、六世的祖先，豫章是六世祖，颍川是五世祖，都不应当迁毁。现在既然说豫章已经先迁出，又要再迁出颍川，这样一来庙中的亲属关系就只从高祖以下算起，不再有高祖以上两代的祖先，对于王肃的义理来说，三昭三穆就废缺了两位，这很不符合宗庙制度所应依据承袭的原则，又违背了晋武帝祭祀征西、豫章二府君的本意，对于一朝确定的礼制来说，缺失的地方不少。

译当时尚书仆射刁协与贺循意见不同，贺循的答辩义理深刻完备，言辞太多不再一一记载，最终朝廷采纳了贺循的意见。

当时百业草创，旧有的礼仪还不完备，三位祖先被迁毁的神主，权且安放在侧室。到太兴三年正月乙卯，皇帝下诏说："我虽然向上承继晋武帝，但是对于怀帝、愍帝都要北面称臣。现在祭祀太庙，不亲自捧献酒爵，而让有关官员代行其事，在情理上感到不安。可以依照礼制重新处理。"太常恒回禀说："现在陛下承继晋武帝，应当比照汉光武帝的旧例，不必亲自捧献酒爵。"又说："现在陛下承继晋武帝，而宗庙的昭穆次序，只有四代而已。先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都认为惠帝、怀帝及愍帝应当另外立庙。但是臣愚见认为庙室应当以宾主关系为界限，不必拘泥于常数。殷朝有二祖三宗，如果拘泥于七室之数，那就只能祭祀'祢'（父）而已了。以此类推，应当恢复豫章、颍川二位府君的神主，以凑齐七庙之礼。"骠骑长史温峤提出意见："凡是说兄弟不能互相作为对方后嗣的说法，本来就不是礼经的文字。况且光武帝挥剑奋起，并没有在孝平帝的名籍上登记名字，一心要神化自己的功业，以应验九世的谶语。而且古代（旁系承继）本来就不共用一庙，所以另外立庙。现在陛下是以登记名籍（正式过继）的方式承继皇统而言的，与光武帝的情况不同，亲自捧献祭品，从承继关系上说是名正言顺，从情理上说也很安稳。太常恒想要恢复二位府君的神主以凑成七代，我认为这是对的。"骠骑将军王导也赞同温峤的意见。温峤又说："那些不是正式儿子身份继承的，可以直接称'皇帝敢告某皇帝'。另外如果把一位皇帝算作一代，那就不能祭祀'祢'（父），这样反倒不如平民百姓（能祭祀父亲）。"皇帝采纳了温峤的意见，全部照此施行。于是重新确定制度，恢复豫章、颍川二位府君在昭穆中的位次，等同于晋惠帝承继晋武帝的旧例，而惠帝、怀帝、愍帝三位皇帝则依照《春秋》尊卑的义理，在庙中的位次不予更替。

元帝驾崩后，豫章府君的神主又被迁出。但是元帝的神位仍旧排在愍帝之下，所以共有十个坎室（神室）。

明帝驾崩后，颍川府君的神主又被迁出，仍旧是十室。当时又扩建太庙，所以三位被迁出的祖先神主一并归还到西边的储室，称之为"祧"，用来比照远祖之庙。

成帝驾崩后，康帝承继皇统，因为兄弟算作一代，所以不迁出京兆府君的神主，开始有十一室。

穆帝永和二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十月举行殷祭，京兆府君应当迁入祧室。从前征西、豫章、颍川三位府君被毁撤的神主，在中兴之初，权且安放在天府，位于庙门的西边。咸康年间，太常冯怀上表建议把它们续接安放到太庙西边的储室里，称之为'祧'，这样做恐怕也不合礼制。现在京兆府君的神主迁入，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四代远祖，反而长期位居太祖之上。从前周朝太祖世系久远，所以迁出的祖先神主有地方可以归置。现在晋朝的宗庙以宣皇帝为太祖，可是四位祖先的神主却居于其上，这是委屈祖先来迁就子孙。殷祭时在上位，这就等于取代了太祖的地位了。"领司徒蔡谟提出意见："四位府君的神主应当改建另外的祭室安置，如果没有条件另建，就应当供入太庙的神室之中。人们不敢贬低自己的祖先，就像文王、武王不排在始祖之前一样。举行殷祭的日子，让征西将军的神主面朝东，位置排在宣皇帝之上。此后被迁毁的祖先神主，收藏在征西将军的祧庙中，祭祀供奉不予断绝。"护军将军冯怀提出意见："《礼记》说'没有庙的就设坛来祭祀'，可以另立一间祭室收藏这些神主，到了举行殷祭时就在坛上祭祀。"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人提出意见："按照祧庙的礼法，各位儒者认为太王、王季被迁出的神主，收藏在文王、武王的祧庙中。照此说来，几位府君被迁出的神主，应当安放在宣帝庙中。但是现在没有寝室，应当变通处理另行改建。而且举行殷祭

译在太庙时，征西将军的神主面朝东。"尚书郎孙绰的意见与司马无忌相同，说："太祖虽然位在九五之尊，但是道理上应当从顺畅达，即便贬抑了人间爵位的尊卑，也要笃行天伦之道，这才是成就教化根本、光耀百代的做法。"尚书郎徐禅提出意见："《礼记》说'去掉祧庙的就设坛，去掉坛的就设墠'，每年应当祭祀时就祭祀。现在四位祖先被迁出的神主可以收藏在石室中，有祈祷之事时就在坛墠祭祀。"又派徐禅到会稽，去请教处士虞喜。虞喜回答说："汉朝时韦元成等人把被毁撤的神主埋葬在园陵，魏朝议论的人说应当埋在两阶之间。而且神主本来供奉在太庙，如果现在放在侧室祭祀，还不如永久收藏起来。而且这四位府君没有追加尊号的礼仪，更能说明应当毁撤而不必祭祀。"当时简文帝担任抚军将军，与尚书郎刘邵等人上奏说："四位祖先的神主一同安放在西边的祧庙，收藏在石室中，遇到祫祭、禘祭才祭祀，就像先前朝廷的旧有礼仪一样。"当时陈留人范宣的侄子向他请教这个礼仪，范宣回答说："虞舜庙之所以被祭祀，是因为舜之后都是平民，虽然世代久远也不予毁撤，但并不排在虞舜庙之上，也不排入昭穆的次序。现在这四位府君的称号仍旧依照原本的样子，并不是因为功德而受到祭祀的。如果依照虞舜神主埋葬的做法，那还是藏在子孙的祭祀场所；如果依照夏朝神主埋葬的做法，那又不是本庙的台阶所在。应当思考变通的办法，另建一室，如果亲属关系还没有穷尽，就在祫祭、禘祭时安放在宣帝之上；如果亲属关系已经穷尽，那就没有理由再往下排入子孙的行列。"此后太常刘遐等人也赞同蔡谟的意见。博士张凭提出意见："有人怀疑陈列在太祖庙中的，都应当是太祖之后被迁毁的神主，我依据古代的义理，没有见过区分前后的文字记载。夏禹不排在鲧之前，那么被迁出的祖先神主居于太祖之上，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于是京兆府君的神主迁入西边的储室，同样称为祧庙，如同先前三位被迁毁的祖先神主的礼仪，所以正室仍旧是十一室。

穆帝驾崩后，哀帝、海西公都算作兄弟一代，没有增减神主的变化。

简文帝向上承继元皇帝，世系依次递进，于是颍川、京兆二位府君的神主又恢复到昭穆的位次。到简文帝驾崩后，颍川府君的神主又被迁出。

按：汉光武帝即位为皇帝后，因为按昭穆次序应当作为元帝的后嗣，于是在太庙祭祀昭帝、宣帝、元帝，亲自执掌祭礼。而另外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以下的皇帝，让有关官员代行其事。这是礼制的一种变通。但是当时汉朝已经被王莽篡夺，光武帝以平民百姓的身份起事，诛杀王莽，平定各路盗贼，从而取得天下，虽然名义上是中兴汉室，实际上如同重新开创基业。而且他的祖先长沙定王与汉武帝是同一血脉所出，从景帝算起，到元帝、成帝时服丧的亲属关系已经很疏远了。前代儒者胡致堂认为，即便远祖高帝而不予承继，光武帝自己奉祀舂陵侯以下四代亲属而祭祀他们，从道理上说也不算是很大的过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成帝、哀帝以下，行辈既然不算尊贵，亲属关系又已经疏远，姑且不废除对他们的祭祀也就可以了。至于晋元帝以琅邪王的身份而侍奉惠帝、怀帝、愍帝，简文帝以会稽王的身份而侍奉成帝以下诸位皇帝，君臣的名分已经确立不是一天两天了。一旦入继大统，就拿汉光武帝作比照，急于自我尊崇，而对于自己曾经侍奉过的、辈分上是侄子的君主，却将其排斥而不亲自祭祀，这是什么礼法呢？何况又把已经祧迁的远祖神主重新迎回宗庙、恢复其昭穆位次，那么用来庄重侍奉宗庙的做法，岂不近乎儿戏吗！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才开始改建太庙的正殿，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室各一间，合计十六间。屋脊高八丈四尺。备齐法驾，把神主迁到临时的行庙，从征西将军到京兆府君四位神主以及太孙都各按其位次的仪服进行。这四位神主不比照皇帝的仪制，这一点与太康年间不同。等到孝武帝驾崩后，京兆府君的神主又被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