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五 经籍考十二
後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讠宣讠宣，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於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宋三朝艺文志》曰：《古文孝经》世不传，历晋至唐，所行唯郑氏者，世以为郑元。唐开元中，史官刘子元证其非郑元者十有二，诸儒非子元之说。天宝中，元宗自注，元行冲造疏，授学官，凡今儒者传习焉。五代以来，孔、郑二注皆亡，周显德末，新罗献别序《孝经》，即郑注者。皇朝咸平中，令祭酒邢▯取行冲《疏》删定，《正义》行焉。
《汉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削《五经杂议》以下，见《经解门》）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五十九部，一百四十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尹知章以下不录六家，一十三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两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五卷。
《宋中兴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经》一卷
《崇文总目》：汉侍中孔安国注。班固《艺文志》有《孝经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与郑康成注并行。今孔注不存，而隶古文与章数存焉。
※《郑康成注孝经》一卷
《崇文总目》：先儒多疑其书，唯晋孙▯《集解》以此注为优，请与孔注并行，诏可。今太学所立陆德明《释文》与此相应。五代兵兴，中原久逸其书，咸平中，日本僧以此书来献，议藏秘府。
陈氏曰：世传秦火之後，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郑《志》目录不载，故先儒并疑之。古文有孔安国《传》，不行於世，刘炫为作《稽疑》一篇，序所谓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者也。及唐开元中，诏议孔、郑二家，刘知几以为宜行孔废郑，诸儒非之，卒行郑学。按《三朝志》，五代以来，孔、郑注皆亡，周显德中，新罗献别序《孝经》，即郑注者，而《崇文总目》以为咸平中日本僧碉然所献，未详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复然袁枢机仲得之，刻於京口学宫，而孔《传》不可复见。
※唐明皇《孝经注》一卷
《崇文总目》：取王肃、刘劭、虞翻、韦昭、刘炫、陆澄六家之说，参仿孔、郑旧义。今行於大学。
晁氏曰：何休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译》的旨意，教导国人，称之为《国语孝经》，如今取来附在这篇的末尾。
《宋三朝艺文志》说：《古文孝经》在世间不流传，从晋朝到唐朝，所通行的只有郑氏本，世人认为是郑玄所作。唐代开元年间，史官刘子玄考证郑注不是郑玄所作的证据有十二条，众儒者反驳刘子玄的说法。天宝年间，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元行冲撰写疏文，颁授学官，此后如今的儒者都传习这个本子。五代以来，孔氏注、郑氏注都已亡佚，后周显德末年，新罗进献了别序本《孝经》，就是郑氏注本。本朝咸平年间，命祭酒邢昺取元行冲的《疏》加以删定，《正义》才得以流行。
《汉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原有十一家，五十九篇，如今削去《五经杂议》以下的内容，见于《经解门》）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计亡佚的书，合计五十九部，一百四十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去姓名的一家，尹知章以下不予收录，共六家，一十三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两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五卷。
《宋中兴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经》一卷
《崇文总目》：汉代侍中孔安国注。班固《艺文志》记载有《孝经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此本出自墙壁之中，前代曾与郑康成注一并流行。如今孔安国的注已不存，而隶古文本与章数还保留着。
※《郑康成注孝经》一卷
《崇文总目》：先前的儒者大多怀疑这部注的真伪，唯有晋代孙某的《集解》认为此注为优，请求与孔安国注并行，皇帝下诏准许。如今太学所立的陆德明《释文》与此本相应。五代兵乱，中原地区长期失传此书，咸平年间，日本僧人携此书前来进献，朝廷商议收藏于秘府。
陈氏说：相传秦朝焚书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到了《孝经》，将其收藏，后来献给河间王，如今的十八章就是这个本子。相传是郑康成作的注，但郑玄的《志》目录中没有记载，所以先前的儒者都怀疑这一点。古文本有孔安国的《传》，未曾流行于世，刘炫为其作了《稽疑》一篇，序中所说"刘炫阐明孔安国的本子，陆澄讥讽郑康成的注"，说的就是这件事。到唐代开元年间，皇帝下诏议论孔、郑两家孰优，刘知几认为应当推行孔氏本、废除郑氏本，但众儒者反对，最终还是推行了郑氏之学。按《宋三朝志》，五代以来，孔氏、郑氏的注都已亡佚，后周显德年间，新罗进献了别序本《孝经》，就是郑氏注本，而《崇文总目》却认为是咸平年间日本僧人然所进献的，不知道哪个说法准确。世间很少有这个本子的传本。乾道年间，熊克子复以及袁枢机仲得到了此本，刻印在京口学宫，但孔安国的《传》已经不能再见到了。
※唐明皇《孝经注》一卷
《崇文总目》：采取王肃、刘劭、虞翻、韦昭、刘炫、陆澄六家的说法，参照仿效孔安国、郑康成的旧义。如今通行于太学。
晁氏说：何休称："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如果相信这话，那么《孝经》就是孔子亲自撰写的了。但如今书的首章说："仲尼坐着，曾子侍坐在旁。"这就明显不是孔子自己所写的了。详细考察文义，这应当是曾子的弟子所撰写的书。柳宗元说"《论语》记载弟子时必定用
”信斯言也，则《孝经》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则非孔子所著明矣。详其文义，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也。柳宗元谓“《论语》载弟子必以字，然曾参不然，盖曾氏之徒乐正子春、子思相与为之耳。”余於《孝经》亦云。
陈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学，御八分书，末有祭酒李齐古所上表及答诏，且具宰相等名衔，▯天宝四载，号为《石台孝经》。乾道中，蔡▯知镇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学宫。云欧阳公《集古录》无之，岂偶未之见耶？家有此刻，为四大轴，以为书阁之镇。按《唐志》作《孝经制旨》。
※元行冲《孝经疏》
《崇文总目》：明皇既作《注》，故行冲奉诏作《疏》。
※《孝经正义》三卷
《崇文总目》：皇朝翰林侍讲学士邢▯等撰。初，世传行冲疏外，馀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远。咸平中，诏▯及杜镐等集诸儒之说而增损焉。
※司马君实《古文孝经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为孔氏避秦禁而藏书，愚窃疑其不然。何则？秦世科斗之书废绝巳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书之令，距汉兴才七年耳，孔氏子孙岂容悉无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盖始藏之时，去圣未远，其书最真，与夫他国之人，转相传授，历世疏远者，诚不侔矣。且《孝经》与《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是何异信脍之可▯，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晁氏曰：古文盖孔惠所藏者。与颜芝十八章大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闺门》一章，不同者四百馀字。刘向校书，以十八章为定，故世不大传，独有孔安国注，今亡。然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马公为之指解并音。
《中兴艺文志》：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国朝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
陈氏曰：按《唐志》、《孝经》二十七家，今温公序言秘阁所藏，止有郑氏、明皇及古文
译字，唯独记曾参不这样，大概是曾氏的门徒乐正子春、子思等人共同编写的。"我对《孝经》的看法也是这样。
陈氏说：这是现今世间通行的本子。最初刻石于太学，用八分书体御笔书写，末尾附有祭酒李齐古所上的表文以及皇帝的答诏，并具列宰相等人的官衔，题天宝四年，称为《石台孝经》。乾道年间，蔡某任镇江知府，把这个本子交给教授沈必豫、熊克，让他们刻石于学宫。据说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没有收录此石刻，难道是偶然没有见到吗？我家中藏有这个石刻拓本，装裱成四大轴，作为书阁的镇宅之宝。按《唐志》记作《孝经制旨》。
※元行冲《孝经疏》
《崇文总目》：唐玄宗既已作了《注》，所以元行冲奉诏作《疏》。
※《孝经正义》三卷
《崇文总目》：本朝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人撰写。当初，世间流传的除元行冲的疏之外，其他各家还有很多，都粗俗浅陋，不足以流传久远。咸平年间，皇帝下诏命邢昺以及杜镐等人汇集各家儒者的说法，加以增删补正。
※司马君实《古文孝经指解》一卷
自序说：先前的儒者都认为是孔氏为了躲避秦朝的禁令而把书藏起来，我私下怀疑这种说法不对。为什么呢？秦朝时科斗文字早已废弃断绝很久了，况且秦始皇是在三十四年才下达焚书之令，距离汉朝建立才七年而已，孔氏子孙岂能全都不知道有这部书，必须等到鲁恭王时才拿出来呢？大概当初收藏此书之时，距离圣人在世还不算久远，这部书最为真实可信，与那些经过其他国家的人辗转传授、历经许多世代而疏远失真的版本，实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况且《孝经》与《尚书》都是同一时期从墙壁中出土的，如今世人都知道《尚书》是真的，却怀疑《孝经》是假的，这跟相信生肉脍可以吃、却怀疑烤肉炙不能吃，有什么区别呢。
晁氏说：古文本大概是孔惠所收藏的本子。与颜芝的十八章本大体相似，而多出三章，又多出《闺门》一章，与颜芝本不同的字有四百多个。刘向校书时，把颜氏本的十八章定为标准，所以古文本没有在世间广泛流传，唯独有孔安国的注，如今也已亡佚。然而各家说法讲不通的地方，古文本的字读法都不同，据此推断，未必不是真本。司马光为其作了《指解》并加了音注。
《中兴艺文志》：自从唐玄宗时议论者排斥诋毁古文本，认为《闺门》一章鄙俗不雅，古文本于是被废弃。本朝司马光才开始采用古文本撰写《指解》。
陈氏说：按《唐志》记载，《孝经》共有二十七家，如今司马光的序中说秘阁所藏的，只有郑氏本、唐玄宗注本以及古文本。
三家而巳。古文有经无传，以隶体写之，而为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介甫《孝经解》一卷
晁氏曰：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间不责善”，夫岂然哉！今介甫因谓当不义则诤之，非责善也。噫！不为不义，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圣人言至此，君子疾夫！
译只有这三家。《古文孝经》有经文而无传文，用隶书抄写，并为它作了《指解》。仁宗朝时上表进献了它。
※王介甫《孝经解》一卷
晁氏说：经文说"遇到不义之事，儿子不可以不劝谏父亲"，而《孟子》却随意说："父子之间不应互相责求为善"，这难道是对的吗！现在王介甫因此说遇到不义之事就劝谏，这不是责求为善。唉！不做不义之事，就是善了。迎合自己所喜好的东西，用巧言诡辩来侮辱圣人的话到了这种地步，君子对此深恶痛绝！
※范淳夫《古文孝经说》一卷
晁氏曰：元▯中，侍经筵时所上。
※晦庵《孝经刊误》一卷
《中兴艺文志》：《刊误》谓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为经，後为传。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文势联贯，实皆一时之言。而後人妄分为六七，又增“子曰”及《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今乃合为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复经文之旧。又指传文之失，删去“先王见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顺则逆”巳下凡九十字，馀从古文。
跋尾云：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亦以为此书多出後人附会”，於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察，其论固巳及此。又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书之旨者，别为《外传》（如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类，即附始於事亲之传），顾未敢耳。
《语录》：《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着，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说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亲切。
陈氏曰：抱遗经於千载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辩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学所不敢仿亻效，而亦不敢拟议也。
※张无垢《孝经解》一卷
《中兴艺文志》：九成依今文为解。其谓人各有入道处，曾子则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黄勉斋《孝经本旨》一卷
《中兴艺文志》：▯继熹之志，辑《六经》、《论》、《孟》子言《孝》者为一书，▯为二十四篇，名为《孝经本旨》。
※冯椅《古孝经辑注》
《中兴艺文志》：椅祖朱氏，刊经文所引《诗》、《书》之妄，而传则尽删其所▯曾、孔答问与其增益之辞，为《古孝经辑注》，并引蔡氏注。
※杨慈湖《古文孝经解》
《中兴艺文志》：《解》中如“德性无生，何从有死”之语，盖近於禅。
※袁广微《孝经说》三卷
陈氏曰：广微为鄱宪日，为诸生说《孝经》，旁及诸子。诸生录之为此编，凡三卷。
△右《孝经》
《汉志》：一家，十八篇。
译※范淳夫《古文孝经说》一卷
晁公武说：元祐年间，在经筵侍讲时所进献的。
※晦庵《孝经刊误》一卷
《中兴艺文志》说：《刊误》认为今文本分六章，古文本分七章，前面是经文，后面是传文。经文的开头，总括论述孝道的始终，于是铺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而其结尾说：“所以从天子到庶人，孝道没有始终之分，而担心做不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其首尾相互呼应，文势连贯，实际上都是一时所说的话。而后人妄自把它分成六章、七章，又增添了“子曰”以及《诗》、《书》的引文，掺杂在其中。如今就把它合并为一章，删去两处“子曰”、一处引《书》、四处引《诗》，共六十一字，来恢复经文的原貌。又指出传文的错误之处，删去“先王见教”以下共六十七字，“以顺则逆”以下共九十字，其余的都依从古文本。
跋尾中说：我朱熹过去看衡山胡侍郎的《论语说》，怀疑《孝经》引用《诗经》的地方，不是经文本文。起初非常惊讶，慢慢地考察，才领悟到胡公的话是可信的，而《孝经》中可疑的地方，不止这一处。于是拿这个问题去请教沙随的程可久先生，程可久回信说：“近来见玉山的汪端明也认为这部书大多出自后人的附会”，于是才知道前辈读书精细审察，他们的看法早已论及此处。又私下庆幸自己的看法有所依据、有所继承，因而得以免除凭空妄言的罪过。因此想要摘取其他书中能够阐发这部书主旨的话，另外编为《外传》（比如“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类，就附在“事亲”那一传的开头），只是还没敢这样做。
《语录》说：《孝经》，我怀疑不是圣人的话。比如开头说“先王有至德要道”，这一段说得好。可是下面都没有说到切要的地方，只是说了孝的效验是如此这般。像《论语》中讲孝，都亲切有味，都不像这样。《士》、《庶人》两章说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亲切。
陈振孙说：在遗留经文湮没千年之后，却能卓然领悟疑点、辨明疑惑，若不是豪杰特起、独立不群之士，怎能做到这一点？后学既不敢仿效，也不敢妄加议论。
※张无垢《孝经解》一卷
《中兴艺文志》说：张九成依照今文本作解。他说人各有各的入道途径，曾子是由孝道而入道，这也是一句名言。
※黄勉斋《孝经本旨》一卷
《中兴艺文志》说：黄榦继承朱熹的志向，把《六经》、《论语》、《孟子》中讲孝的言论辑录为一书，共编为二十四篇，名为《孝经本旨》。
※冯椅《古孝经辑注》
《中兴艺文志》说：冯椅承继祖父朱熹之说，刊正经文中所引《诗》、《书》的谬误，而对传文则尽数删去其中曾子、孔子问答以及后人增益的文字，编为《古孝经辑注》，并且引用了蔡氏的注解。
※杨慈湖《古文孝经解》
《中兴艺文志》说：《解》中像“德性没有生，何来有死”这样的话，大概接近于禅学。
※袁广微《孝经说》三卷
陈振孙说：袁广微担任鄱阳提刑时，为诸生讲说《孝经》，旁及诸子百家。诸生把它记录下来编成此书，共三卷。
△以上是《孝经》类
《汉志》：一家，十八篇。（《五经杂讲》）
《隋志》：二
（《五经杂讲》）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亡书四家，十七卷）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赵英以下不著录十家，一百二十七卷）
《宋两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兴志》：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论》十卷
《崇文总目》：後汉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诏集其事。凡十四篇。
陈氏曰：章帝诏诸儒讲议《五经》同异，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盖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议奏》今不传矣。《班固传》称撰集凡四十四门。
容斋洪氏《随笔》曰：晋、唐至今，诸儒训释《六经》，否则自立佳名，盖各以百数，其书曰传、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战国迨汉，则其名简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义也。《书》有《夏侯解故》，《诗》有《鲁故》、《后氏故》、《韩故》也。《毛诗故训传》，颜师古谓流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小学有杜林《仓颉故》。二曰微，谓释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卿微传》。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论》名为《洼君通》，班固《白虎通》，应劭《风俗通》，唐刘知几《史通》，韩▯《春秋通》。凡此诸书，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耳。又如郑康成作《毛诗笺》，申明其义，他书无用此字者。《论语》之学，但曰《齐论》、《鲁论》、《张侯论》，後来皆不然也。
※《五经钩沉》
《崇文总目》：晋王芳撰。答难申畅，自谓钩取《五经》之沉义，篇第亡缺。今缺五篇。
※《匡缪正俗》八卷
《崇文总目》：唐秘书监颜师古撰。采先儒及当世之言，参质讹谬而矫正之。未终篇而师古殁，其子始上之。诏录藏秘阁。
晁氏曰：师古以世俗之言多缪误，故质诸经史，刊而正之。永徽中，子扬庭上之。
陈氏曰：莆田郑樵有《刊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扬庭表以为藁草才半，部帙未终。则是书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极多，《玉山集》中所辩甚详。
※《六说》五卷
《崇文总目》：唐右补阙刘迅作《六书》，以继《六经》，故标概作书之谊，而著其目。惟《易》阙而不叙。
晁氏曰：此其叙篇也，凡五卷。
※《经典释文》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陆德明撰。
译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亡佚之书四家，十七卷）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赵英以下不著录的十家，一百二十七卷）
《宋两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兴志》：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论》十卷
《崇文总目》说：后汉班固撰。汉章帝建初四年，下诏让众儒者在白虎观集会，讲论辨析《五经》的异同，下诏汇集这些议论，共十四篇。
陈振孙说：章帝下诏让众儒者讲论《五经》异同，五官中郎将魏应奉旨提问，侍中淳于恭上奏，皇帝亲自裁定，作成《白虎议奏》，这是沿用汉宣帝石渠阁的旧例。《石渠议奏》如今已失传。《班固传》说他撰集的内容共四十四门。
容斋洪氏《随笔》说：从晋、唐到今天，众儒者训释《六经》，如果不是这样，就自己立个好听的名字，各自大概有上百种，这些书或叫传、或叫解、或叫章句罢了。至于战国到汉代，书名就简洁雅致。一种叫“故”，“故”是疏通它的意旨的意思。《书》有《夏侯解故》，《诗》有《鲁故》、《后氏故》、《韩故》。《毛诗故训传》，颜师古说流俗把“故训传”改成“诂”，是字形失真所致。小学类有杜林的《仓颉故》。第二种叫“微”，是指阐释其精微旨意。像《春秋》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卿微传》。第三种叫“通”，比如洼丹的《易通论》名为《洼君通》，班固的《白虎通》，应劭的《风俗通》，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韩〇的《春秋通》。凡是这些书，只有《白虎通》、《风俗通》还留存下来。又比如郑康成作《毛诗笺》，阐明其义理，其他书没有用这个“笺”字的。《论语》这门学问，只是叫《齐论》、《鲁论》、《张侯论》，后来的都不这样称呼了。
※《五经钩沉》
《崇文总目》说：晋代王芳撰。逐一解答疑难、阐发义理，自称是钩取《五经》中沉没不显的意旨，篇数已经亡缺，如今缺五篇。
※《匡缪正俗》八卷
《崇文总目》说：唐代秘书监颜师古撰。采集前代儒者以及当世的说法，参核考订其中的错误并加以矫正。还没写完全书颜师古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才把书呈献上去，皇帝下诏收藏在秘阁。
晁公武说：颜师古因为世俗流传的说法多有谬误，所以拿经史来核对，加以刊正。永徽年间，他的儿子颜扬庭把书献上。
陈振孙说：莆田的郑樵著有《刊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也说颜扬庭上表称此书的草稿才写了一半，篇帙并未完成。可见这部书起初就不是定本。如今书中前后矛盾抵牾的地方极多，《玉山集》中辨析得很详细。
※《六说》五卷
《崇文总目》说：唐代右补阙刘迅撰《六书》，用来接续《六经》，所以标示出撰书的宗旨大概，并列出书目，只是《易》一部分缺失没有叙述。
晁公武说：这是它的叙篇，共五卷。
※《经典释文》三十卷
《崇文总目》说：唐代陆德明撰。陆德明担任国子博士，认为前代儒者所作经典的音训，没有和注传排列在一起，抄录全文则详略颇不一致；加上南北地域不同，读音很少相同
德明为国子博士，以先儒作经典音训，不列注传，全录文颇乖详略。又南北异区，音读罕同，乃集诸家之读《九经》、《论语》、《老》、《庄》、《尔雅》者，皆著其翻语，以增损之。
陈氏曰：唐陆德明撰。自《五经》、《三传》、《古礼》之外，及《孝经》、《论语》、《尔雅》、《庄》、《老》，兼解文义，广采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陆，吴人，多吴音，综其实未必然。按前世《艺文志》列於经解类，《中兴书目》始入之小学，非也。
※《经史释题》
《崇文总目》：唐李肇撰。起《九经》，下止唐氏《实录》，列篇帙之凡，概释其题。
※《五经文字》三卷
陈氏曰：唐国子司业张参撰。大历中，刻石长安太学。
《崇文总目》：初，参拜诏与儒官校正经典，乃取汉蔡邕《石经》、许慎《说文》、吕忱《字林》、陆德明《释文》，命孝廉生颜传钞撮疑互取，定儒师部为一百六十，非缘经见者，皆略而不集。
※《经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总目》：唐太学博士欧阳融撰。辩正经典字文，使不得相乱。篇帙今阙全篇，止《春秋》中帙，馀篇悉亡。
※《九经字样》一卷
《崇文总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开成中，元度奉诏覆定太学石经字文以来补张参之阙，更作《九经字样》，为七十六部。
※《五经字样》一卷
陈氏曰：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补张参之所不载，开成中上之。二书▯当在小学类，以其专为经设故，亦附见於此。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於道右，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授经图》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诗》、《书》、《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之学，师承相第，系而为图。
※《九经馀义》
《崇文总目》：皇朝处士黄敏撰。摭诸家之说，是非者裁正之。
※《演圣通论》六十卷
《崇文总目》：皇朝秘书监致仕胡旦撰。以《易》、《诗》、《书》、《论语》先儒传注得失参糅，故作论而辩正之。《易》百篇，《书》五十六篇，《诗》七十八篇，《论语》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圣中献之。
晁氏曰：其所论《易》十六卷，《书》七卷，《诗》十卷，《礼记》十六卷，而《春秋》论别行。天圣中，尝献於朝，博辩精详，学者宗焉。
陈氏曰：《易》十七，《书》七，《诗》十，《礼记》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为目录。
译，于是汇集各家对《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的读法，都注明其反切读音，并加以增删。
陈振孙说：唐代陆德明撰。除了《五经》、《三传》、《仪礼》之外，还涉及《孝经》、《论语》、《尔雅》、《庄子》、《老子》，兼解释文义，广泛采录各家之说，不只是注音而已。有人说陆德明是吴地人，用了很多吴音，综观其实情未必如此。按前代《艺文志》把这部书列在经解类，《中兴书目》才开始把它归入小学类，这是不对的。
※《经史释题》
《崇文总目》说：唐代李肇撰。起自《九经》，下至唐代的《实录》，罗列篇章的大要，概括解释它们的题旨。
※《五经文字》三卷
陈振孙说：唐代国子司业张参撰。大历年间，刻石立于长安太学。
《崇文总目》说：当初，张参奉诏与儒官一起校正经典，于是取汉代蔡邕的《石经》、许慎的《说文》、吕忱的《字林》、陆德明的《释文》，命孝廉出身的儒生抄撮疑难互异之处，选取确定儒师认可的部首共一百六十个，凡不是因经文而出现的字，都省略不收。
※《经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总目》说：唐代太学博士欧阳融撰。辨正经典中的字形文字，使它们不致相混。篇帙如今已缺，全篇只留下《春秋》中帙，其余各篇全部散佚。
※《九经字样》一卷
《崇文总目》说：唐代翰林待制唐元度撰。开成年间，唐元度奉诏重新核定太学石经的文字，用来补正张参的疏漏，另作《九经字样》，分为七十六部。
※《五经字样》一卷
陈振孙说：唐代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补充张参书中未记载的内容，开成年间进献。这两部书本应归入小学类，因为它们专为经典而设，所以也附录在这里。以前我出任南城知县出外拜谒时，有人拿着旧纸在路边贩卖，得到这部书，是古代的京本，是五代开运丙午年所刻的，于是成了我家藏书中最古老的一部。
※《授经图》
《崇文总目》说：不著撰人姓名。叙述《易》、《诗》、《书》、《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的学问，师承传授的次第，联系起来画成图表。
※《九经馀义》
《崇文总目》说：本朝处士黄敏撰。摘取各家的说法，对其中的是非加以裁断纠正。
※《演圣通论》六十卷
《崇文总目》说：本朝秘书监致仕胡旦撰。因为《易》、《诗》、《书》、《论语》各家先儒传注的得失混杂不清，所以作论加以辨析纠正。《易》一百篇，《书》五十六篇，《诗》七十八篇，《论语》十八篇，共二百五十二篇。天圣年间进献。
晁公武说：他所论述的，《易》十六卷，《书》七卷，《诗》十卷，《礼记》十六卷，而《春秋》的论述另外单行。天圣年间，曾经献给朝廷，论辩广博精详，学者们都尊崇他。
陈振孙说：《易》十七卷，《书》七卷，《诗》十卷，《礼记》十六卷，《春秋》十卷，第一卷是目录。胡旦，是太平兴国三年的状元，自恃才华而轻率浮躁，屡次因此遭到贬斥。晚年尤其贪财纳贿，把持官吏的短长，被当时的舆论所轻视。然而他的学问也算渊博了。
※《群经音辩》七卷
陈振孙说：丞相真定人贾
旦，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第一人，恃才轻躁，累坐摈斥。晚尤黩货，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然其学亦博矣。
※《群经音辩》七卷
陈氏曰：丞相真定贾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讲天章阁所上，凡五门。
※《七经小传》三卷
晁氏曰：皇朝刘敞原甫撰。其所谓《七经》者，《毛诗》、《尚书》、《公羊》、《周礼》、《仪礼》、《礼记》、《论语》也。元▯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後王安石修《经义》，盖本於敞。”公武观原甫说“伊尹相汤伐桀，升自▯而”之类，《经义》多剿取之，史官之言不诬。
陈氏曰：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巳意言经，著书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书，而《诗》、《书》、《三礼》、《论语》见之《小传》，又《公羊》、《左氏》、《国语》三则附焉，故曰《七经》。
※河南《经说》七卷
陈氏曰：程颐撰。《系辞说》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馀经具此。
※龟山《经说》八卷
陈氏曰：杨时撰。《易》三，《诗》、《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则经筵讲义也。
※《三经义辩》，《辩学》
《中兴艺文志》：《三经义辩》，杨时撰；《辩学》，王居正撰。居正为举子时，不习王氏《新经》、《字说》，流落十馀年，时出《义辩》示之，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厉，首尾十载，为《三经辩学》。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绍兴间於上前论安石释经无父无君处，上正色曰：“是岂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语，系《辩学》书首。上之，与时《义辩》并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复言王氏学矣。
※《六经图》七卷
陈氏曰：东嘉叶仲堪思文重编。按《馆阁书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杨甲鼎卿所撰，抚州教授毛邦翰增补之。《易》七十，今百三十；《书》五十五，今六十三；《诗》四十七，今同；《周礼》六十五，今六十一；《礼记》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则仲堪盖又以旧本增损改定者耶？
※丽泽《论说集录》十卷
陈氏曰：吕祖谦门人所录平日说经之语，末三卷则为《史说》、《杂说》。东莱於诸经，亦为《读诗记》及《书说》成书，而未终也。
※畏斋《经学》十二卷
陈氏曰：宣教郎广安游桂元发撰。凡十二卷。桂，隆兴癸未进士，历官至制司机宜。
※项氏《家说》十卷，《附录》四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
译昌朝（字子明）撰。康定年间，在天章阁侍讲时所进献的，共分五门。
※《七经小传》三卷
晁公武说：本朝刘敞（字原甫）撰。他所说的《七经》，是指《毛诗》、《尚书》、《公羊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元祐年间史官说：“庆历以前学者崇尚文辞，多恪守章句注疏之学，到刘敞才开始与众儒者的说法有所不同，后来王安石修撰《经义》，大概就是本于刘敞的。”我晁公武看刘敞原甫所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从〇升起”之类的说法，王安石的《经义》大多剿袭采用，可见史官的话不假。
陈振孙说：前代经学大抵沿袭注疏之说，用自己的见解来阐发经义、著书传世的，是从刘敞开始倡导的。只是《春秋》已经有了成书，而《诗》、《书》、《三礼》、《论语》的见解都在《小传》里，又有《公羊传》、《左传》、《国语》三部附在其后，所以称为《七经》。
※河南《经说》七卷
陈振孙说：程颐撰。《系辞说》一卷，《书》一卷，《诗》二卷，《春秋》一卷，《论语》一卷，《改定大学》一卷。程颐的学问，《易传》是完整的一部书，其余各经的说法都集中在这里。
※龟山《经说》八卷
陈振孙说：杨时撰。《易》三卷，《诗》、《春秋》、《孟子》各一卷，最后两卷是经筵讲义。
※《三经义辩》、《辩学》
《中兴艺文志》说：《三经义辩》，杨时撰；《辩学》，王居正撰。王居正做举子时，不学王安石的《新经》、《字说》，因此流落十几年不得志，杨时时常拿出《义辩》给他看，说：“我开了个头，你来完成我的志向。”王居正深受感动激励，前后花了十年，写成《三经辩学》。凡是王安石父子言论不合于道的地方，都一一加以纠正。绍兴年间，他在皇帝面前论及王安石解经中无父无君的地方，皇帝正色说：“这难道不是有害于名教吗。”王居正退朝后记下皇帝的话，附在《辩学》一书的卷首进献，与杨时的《义辩》一并收藏在秘府。从此天下人不再谈论王安石的学说了。
※《六经图》七卷
陈振孙说：东嘉人叶仲堪（字思文）重新编纂。据《馆阁书目》记载有六卷，是昌州布衣杨甲（字鼎卿）所撰，抚州教授毛邦翰增补而成。《易》图原七十幅，如今一百三十幅；《书》图原五十五幅，如今六十三幅；《诗》图原四十七幅，如今相同；《周礼》图原六十五幅，如今六十一幅；《礼记》图原四十三幅，如今六十二幅；《春秋》图原二十九幅，如今七十二幅。这样看来，叶仲堪大概是又在旧本基础上增删改定的吧？
※丽泽《论说集录》十卷
陈振孙说：吕祖谦的门人所记录的他平日讲说经义的话语，最后三卷是《史说》、《杂说》。吕祖谦对于各经，也另有《读诗记》和《书说》成书，但没有完成。
※畏斋《经学》十二卷
陈振孙说：宣教郎广安人游桂（字元发）撰，共十二卷。游桂是隆兴癸未年的进士，官至制置司机宜文字。
※项氏《家说》十卷，《附录》四卷
陈振孙说：项安世撰。《九经》都有论述注解，第八卷以后杂论文史正学。附录的《孝经》、《中庸》、《诗篇次》、《邱乘图》则各自独立成书，在其他类别中另有著录。
※山堂《疑问》一卷
《九经》皆有论注，其第八卷以後杂说文史正学。附录《孝经》、《中庸》、《诗篇次》、《邱乘图》则各为一书，重见诸类。
※山堂《疑问》一卷
陈氏曰：起居郎简池刘光祖德修撰。凡一卷。庆元中谪居房陵，与其子讲说诸经，因笔记之。以其所问於《诗》为多，遂取《吕氏读诗记》尽观之，而释以巳意，附《疑问》之後。
※《六经正误》六卷
陈氏曰：柯山毛居正谊甫校监本经籍之误所欲刊正者，魏鹤山为之序而刻传之。大抵多偏傍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读书记》三十九卷
陈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书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处，大抵本经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见。
※《考信录》三十卷
贾铸撰。後溪刘氏序略曰：友人贾君成已，少予十三岁，未脱举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满，而能历年笃以成书。世之学者，於《六经》之疏能一阅焉者盖寡，况能参稽其类，大之如天地气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该洽兼综，凡古书之杂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贯也。其书曰《考信录》，考诸古而信於心，又以质於余而证於後世，用意远矣。
△右经解
●卷一百八十六 经籍考十三
○经（乐）
《西汉 艺文志》：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周衰，《礼》、《乐》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师古曰：眇，细也。言其道精微，节在音律，不可具於书。眇亦读曰妙），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师古曰：桓谭《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臣导引，无所服饵。”）献其书，乃《周官 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师古曰：浸渐也）
晁氏曰：古之为国者先治身，故以礼、乐之用为本；後世为国者先治人，故以礼、乐之用为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身，而▯身之要在乎正心诚意，故礼以制其外，乐以养其内，内之不贞之心无自而萌，外之不义之事无由而蹈，一身既▯，而天下治矣，是以礼、乐之用，不可须臾离矣。
译陈振孙说：起居郎简池人刘光祖（字德修）撰，共一卷。庆元年间贬谪居住在房陵，与他儿子讲论各经，因而记录下来。因为其中问到《诗经》的地方最多，于是取来《吕氏读诗记》全部阅读，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解释，附在《疑问》之后。
※《六经正误》六卷
陈振孙说：柯山人毛居正（字谊甫）校订监本经籍中的错误，想要加以刊正，魏鹤山为它作序并刻印流传，大抵大多是偏旁字形相似而致误的地方，共六卷。
※《西山读书记》三十九卷
陈振孙说：真德秀（字景元）撰。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部分。甲部讲性理，中间讲治理之道，末尾讲出处进退，大抵本于经书子书中的格言，再用自己的见解加以阐述。如今只有甲部三十七卷、丁部二卷，乙、丙两部没有见到。
※《考信录》三十卷
贾铸撰。后溪刘氏作序大略说：我的朋友贾成己，比我小十三岁，还没有摆脱举子的负累，而且教授生徒，所到之处座无虚席，却能多年坚持不懈完成此书。世上的学者，对于《六经》的注疏能通读一遍的都很少，何况能够参照考核各类典籍，从大处如天地气形的本原，到细微处如衣食器用这样的琐事，前代儒者广博融通，凡是古书中零散记载的内容，一一征引而无不涉及，加以贯通而无不融会。这部书名叫《考信录》，是在古书中考证求证，用心去验证，又拿来向我请教并接受后世的检验，用意深远啊。
△以上是经解类
●卷一百八十六 经籍考十三
○经（乐）
《西汉艺文志》说：从黄帝以下到夏商周三代，乐都各有名称。周朝衰落，礼、乐都毁坏了，乐尤其精微幽深，以音律为节度（颜师古说：眇，就是细的意思。是说它的道理精微，节度在于音律，无法完全用书面文字记载。眇也读作“妙”），又被郑、卫之音所扰乱，因此没有留下完整的方法。汉朝兴起后，制氏凭借雅乐声律，世代担任乐官，很能记住它的铿锵节奏和鼓舞动作，却说不出其中的义理。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喜好古乐，汉文帝时得到魏国的乐人窦公（颜师古说：桓谭《新论》说窦公年纪一百八十岁，双目都失明了，文帝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回答说：“我十三岁时失明，父母怜悯我赶不上一般人学习别的技艺，就教我弹琴，我又练习导引之术，没有服用什么药饵。”），献上他的乐书，就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儒学，与毛生等人一起搜采《周官》以及诸子中讲乐事的内容，撰成《乐记》，献上八佾之舞，与制氏所传相差不远。他的内史丞王定传授这门学问，教给常山王禹。王禹在汉成帝时担任谒者，多次讲说其中的义理，进献了二十四卷的乐记。刘向校勘图书，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与王禹所传的不同，这门学问也就渐渐更加衰微了（颜师古说：浸，就是渐的意思）。
晁公武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先修养自身，所以把礼、乐的运用当作根本；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先约束别人，所以把礼、乐的运用当作末节。先王想要向天下彰明德行，深深推究其根本，必定先修养自身，而修身的要领在于正心诚意，所以用礼来约束外在的行为，用乐来涵养内心，内心不正的念头就没有由头萌生，外在不义的事情也就没有由头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