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八 经籍考十五

译这部书说不定还能访求到。

又说：《伊洛遗礼》中可以见到的，只有婚礼与丧礼各仅存一二条，如今附在《补亡》之后。礼制即便是先王未曾定下的，也可以依义理创制。《补亡》所收集的，就是收集其中的义理。如果能精研其中的义理，那么当时所参订的内容还可以考证，至于残缺不全的具体制度，又何必以此为尊崇的对象呢！《礼记》说："礼所尊崇的，是尊崇其中的义理。"保存其中可见的义理，来惋惜那些不可见的部分罢了。

《吕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说：丞相京兆人吕大防（字微仲）、正字吕大临（字与叔）撰写。

《朱子语录》说：吕与叔汇集各家礼制补充《仪礼》，以《仪礼》为骨架。

《范氏家祭礼》一卷

陈氏说：范祖禹（字淳甫）撰写。

《温公书仪》一卷

陈氏说：司马光撰写。前一卷是表章、书启的格式，其余则详细记述冠婚、丧祭之礼。

《朱子语录》：胡叔器问及二程、张载、司马光四位先生的礼制。晦庵先生（朱熹）说："二程与张载所定多是古礼，司马光则大体本于《仪礼》，而参酌当今可行之处。总的来说司马光的更为稳妥，其中与古礼相去不远，可算七分好。大抵古礼不能全部采用，比如古代的服饰器物，如今都难以使用。""司马光本于《仪礼》，最能调和古今之宜。"

先父说：司马光这部书专门本于《仪礼》，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婚礼、丧礼，《婚礼》"新妇拜见公婆"一条下注："如果公婆已经去世，则有三月庙见之礼。"这是《仪礼》的说法。《仪礼》中凡是单独提到"庙"的，都是指父庙，不是祖庙。司马光认为新妇入门后，参拜祖先牌位，那么三月庙见之礼就可以废除，这在礼制上略显疏略，而朱文公（朱熹）便认为这是被陈缄子"先成婚后祭祖"的说法所迷惑，因此认为新妇入门拜祖先是不妥的。这一礼制应当再加考订（按：陈缄子所讥讽的，是说郑忽在迎娶新妇时没有先祭告宗庙，注家引用公子国祭告庄公、共公之庙而后成婚为证，这并非新妇入门时的事）。《丧礼》中"卒哭之后而〇（祔祭）"，也是《仪礼》的说法。《仪礼》说"三次虞祭之后，第二天按照次序举行祔祭"，司马光直接采用了这个说法，这在礼制上未免太过急促。《礼记·檀弓》明确说"殷代练祭之后行祔祭，周代卒哭之后行祔祭，孔子赞许殷代的做法"，而说周代做法已经嫌太仓促，司马光在注文中只是简略提及而未详细论述，大概"练祭而后祔祭"，是司马光所不敢采用的缘故，大体上司马光的学问诚恳笃实。他曾经回复许奉世秀才的信中说"我自幼诵读各种经典，研读注疏，来探求圣人之道，只取那些合乎人情事理、眼前可以施行的部分来遵循"，这就是他的主旨所在。

《居家杂礼》一卷

陈氏说：司马光撰写。

《吕氏乡约》一卷，《乡仪》一卷

陈氏说：吕大钧（字和叔）撰写。

《高氏送终礼》一卷

陈氏说：礼部侍郎高闶（字抑）撰写。

《四家礼范》五卷

陈氏说：张┉、朱熹汇集司马光、程颐、张载、吕氏各家的礼制，由建安人刘珙在金陵刻印。

《古今家祭礼》二十卷

陈氏说：朱熹汇集《通典》、《会要》所记载的，以及唐代、本朝

译各家祭礼，都收录其中。

《朱文公家礼》

朱子自序说：曾经独自深入研究古今的典籍，依据其中不可改变的大体，稍加损益增补，编成一家之书。大体上以谨守名分、崇尚爱敬为根本。至于具体施行之时，则又略去繁琐的仪文、注重根本实质，以求私下能符合孔子"从先进"的遗意。诚愿与志同道合之士深入探讨并努力践行。

李氏说：先生在为母亲祝令人守丧期间，居丧尽礼。从人刚去世直到祥祭、禫祭，都斟酌古今礼制，穷尽其中变化，因而编成《丧礼》、《葬礼》、《祭礼》，又推及《冠礼》、《婚礼》，合编成一书，命名为《家礼》。编成之后，被一个书僮偷走逃跑了。先生去世后，这部书才重新出现，如今流行于世。但其中有与先生晚年的论述不相符合的地方，所以从未曾为学者讲说过。

杨氏说：我认为《家礼》这部书，如今士大夫家中的冠婚丧祭大多遵照采用。然而这部书刚编成，就随即散失，先生未曾再加以审订，所以世人或许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当初，先生所制定的《家乡邦国王朝礼》，专门以《仪礼》为准则，等到他自己撰述《家礼》时，又参酌古今之宜加以贯通。所以《冠礼》多取自司马氏，《婚礼》则参考司马氏、程氏，《丧礼》本于司马氏，后来又认为高氏之书最为完善。至于论及迁葬，则采用张载的《遗命》，办理丧事则因《书仪》过于疏略而采用《仪礼》。祭礼兼用司马氏、程氏，而前后所持见解又有不同。节令祭祀则以韩魏公（韩琦）所施行的作为标准。至于阐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寄托爱护礼制、保存旧制的深意，这又是《家礼》大义所系之处，大概是别的书都未曾顾及，而先生对此尤为用心。可惜这部书一度亡佚，直到先生去世后才重新出现，先生来不及再加修订使之成为定本，以惠及后世，反而成了未完成的缺憾典籍。我曾经与朋友们读此书而深感遗憾，于是私下摘取先生平日取舍折衷的言论中，能够阐发《家礼》本意的部分，比如婚礼中亲迎沿用司马光的入门礼，此后则遵从程颐的做法之类便是；有些是后来议论才确定下来，不必再拘守《家礼》旧仪的，比如《祭礼》中只祭始祖，初祖以后便不再祭祀之类便是；有些是先生超然独得于心，不采用注疏家穿凿附会的说法，而暗合郑玄注解本义的，比如"深衣的续衽钩边"便是；还有些是采用前代儒者旧说，与经传不同，而未见于后来考订议论中的，比如丧服中的辟领、妇人不执丧杖之类便是。凡是这类情况，都附在相应条目之下，以待朋友们共同考订，希望能大略见到先生的本意。

《十书类编》三卷

陈氏说：不知是何人所汇编。《十书》是指：管仲的《弟子职》、曹昭的《女诫》、韩琦的《家祭式》、司马温公的《居家杂仪》、吕氏的《乡礼》、范氏的《义庄规》、高氏的《送终礼》、高登的《修学门庭》、朱氏的《重定乡约社仓约束》。虽然并非专门讲礼制，但礼制内容居多，所以附在这里。

《庙议》一卷

陈氏说：吏部侍郎赵粹中撰写进献。专门针对太祖神位未正式列于东向之位的问题，收集董┍、王普、赵汉最初的议论，以及当时讨论的始末进献朝廷。当时是淳熙年间。

译《奉常杂录》一卷，《乐章》一卷

陈氏说：无名氏杂录太常寺祭祀所用牲畜、乐舞、祝辞。其中《乐章》是祭祀时正在使用的乐章。

《服饰变古元录》三卷

陈氏说：唐代翰林学士汝南人袁郊（字之丘，一作仪）撰写。袁郊是宰相袁滋的儿子。《唐志》记为一卷。

《古今服饰仪》一卷

陈氏说：题为蜀人樊建撰写。有绍癸丙年间的序。

《考古图》十卷

晁氏说：本朝吕大临（字与叔）汇集各家所藏三代、秦、汉时期的尊、彝、鼎、敦等器物，绘成图幅，并辨析论证其形制文字。

陈氏说：这部书撰于元〇七年，所记载的除御府所藏之外，共三十六家所藏的古代器物，都绘图并加以著录。

《博古图说》十一卷

陈氏说：秘书郎昭武人黄伯思（字长睿）撰写，有序。共记各类器物五十九品，数量五百二十七件；印章十七品，数量二百四十五方。丞相李伯纪为黄长睿撰写墓志，说他所著《古器说》四百二十六篇，全部收入《博古图说》中。考证起来，虽多出自黄伯思，也有并非完全如此的地方。而且其中名称也颇有不同，钱币、镜鉴两类数量最多，而这里所载的只有两枚钱币、两面镜鉴而已。《博古图》中不载印章，而这里所载印章却最多。大概黄长睿去世于政和八年，此后编修《博古图》多有采用他的成果，但也有删改之处。这部书大体喜好牵强附会古今名物字词，前面已经说过了。

《宣和博古图》三十卷

晁氏说：本朝王楚汇集三代、秦、汉时期的彝器，绘出其形制规范，辨析其款识铭文，比吕氏的《考古图》多出十倍。

陈氏说：这是宣和殿所收藏的古代器物，绘出其形制并记录名物，著录其款识。每类器物都有总说以概括大要，而对每件器物的具体考订，则详列于目录之中。然而其中也不无牵强附会之处。

容斋洪氏《随笔》说：政和、宣和年间，朝廷设置的编书局多达数十个，其中荒谬浅陋而可笑的，没有比得上《博古图》的。我近来得到一部汉代的〇（器物名不明），因而取其中一册来读，读到发笑捧腹之余，姑且记下几件事在这里。父癸〇的铭文说"爵方父癸"，书中便解说道："周代的君臣中，以'癸'为号的，只有齐国四世有癸公，癸公的儿子是哀公，那么制作这件器物，大概是在哀公的时候吧？所以铭文称'父癸'的就是这个缘故。"其实用天干为号，以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的做法，夏代、商代都是如此，编纂图录的人本来是知道的，唯独在这件器物上却断定为周代之物，还认为是癸公的儿子称呼他的父亲，这是第一件可笑的事。周义母〇的铭文说"仲〇吉义作母作"，书中便解说道："晋文公因杜祁谦让而立Τ〇吉，己身次之，赵孟说'因母亲的贤德儿子才尊贵'，正是指杜祁，那么所谓仲〇吉，就是她自己的名字，'义母'是晋襄公对杜祁的称呼。"其实周代姓〇吉的女子很多，怎么知道这就是Τ〇吉？杜祁只是谦让居于上位，怎么能便称为"母"呢？既然说仲〇吉是自己的名字，又说是晋襄公为杜祁所作，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器物呢？这是第二件可笑的事。汉代注水器的铭文说"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

译日制"，书中便解说道："汉代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这里说'元年正月'，应当是指第二年。"按《汉书》记载，王莽在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夺帝位，于是就以那一天作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哪有第二年反而〇称"元年"的道理？这是第三件可笑的事。楚姬盘的铭文说"齐侯作楚姬宝盘"，书中便解说道："楚国与齐国交好结盟是在齐〇王的时候，这里所说的齐侯就是〇王。周代末期诸侯自称为王，但铸器铭文时仍称'侯'，这说明还知道遵守礼义。"其实齐国、楚国作为国家，各自存在了数百年，难道一定是在〇王时才交好结盟的吗？况且〇王在齐国历代君王中是最骄横暴虐的，曾自称"东帝"，哪有肯自称为"侯"的道理？这是第四件可笑的事。汉代梁山钅〇的铭文说"梁山铜造"，书中便解说道："'梁山铜'是记载其所贡的产地，梁孝王依傍山势冶炼铸造，成为诸侯国中的富庶者，那么这铜器的来历就有出处了。"其实依山铸钱的，是吴王刘濞，梁山本来是一个山名，属于冯翊郡夏阳县，与梁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第五件可笑的事。看了这几处解说，其他的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又说：《博古图》近来又完全读了一遍，其中的荒谬错误多得数不清。政和、宣和年间，蔡京掌权，禁止士大夫阅读史书，《春秋三传》真的被束之高阁，所以书中引用的内容，极为矛盾错乱。然而竟然把周吁当作卫国大夫，把高克当作卫文公的将领，可见这个编书局的学士们，连《毛诗》也没有读过，实在可笑。

《锺鼎款识》二十卷

晁氏说：本朝薛尚功编纂，与《考古图》、《博古图》属于同一类，但更加详细完备。

按：《考古图》等书，晁氏将它们列入小学类，陈氏将它们列入书目类，都弄错了它们的类别。既然这些书所考证的是古代的礼器，那就属于礼制文献之事，所以列入仪注类。

《中兴礼书》

《中兴艺文志》：《中兴礼书》是淳熙年间礼部太常寺编次中兴以来所施行的礼制。其中如内禅、庆寿之类的事，都是亘古未有的，可称得上盛大了。

△《右仪注》

《谥别》十卷

《崇文总目》：宋代沈约撰写。上采周、秦，下至晋、宋的君臣谥号，而以《周公谥法》为本。

《谥法》四卷

《崇文总目》：梁代贺琛撰写。当初，沈约是以周公的《谥法》为本，到贺琛时又将君臣、美恶、妇人的谥号分类，各按其类别标出名目。称为"旧谥"的，是周公的《谥法》；称为"广谥"的，是沈约所撰的；称为"新谥"的，是贺琛所增补的。

晁氏说：沈约所撰，共七百九十四条。贺琛又增加"妇人谥"二百三十八条。

《续古今谥法》十四卷

《崇文总目》：唐代户部郎中王彦威撰写。依据旧谥的品类，援引汇集旧例故事，依照沈约谥例的体例，记录梁代以来至唐代获得谥号的官员姓名，又按单谥、复谥加以区分。

译《嘉祐谥法》三卷

晁氏说：本朝苏洵，字明允，撰写。苏洵在嘉祐年间奉诏编定《周公谥法》、《春秋谥法》、《广谥》、《沈约谥法》、《贺琛谥法》、扈蒙谥法这六家的谥法，于是研究这六家的说法，另外又采录《今文尚书》、《汲冢师春》、蔡邕《独断》等凡是古人论谥的著作，吸取其中的长处，加入自己的新见解，得到一百六十八个谥号，删去了一百九十八个，又写了四篇论说，来阐明取舍的用意。

译※《六家谥法》

陈氏说：翰林学士判太常寺周沆等人编纂。六家，是指《周公》、《春秋》、《广谥》、沈约、贺琛、扈蒙六家。今考察《周公》一书，即《汲冢书》中的《谥法解》；《春秋》一书，即杜预《释例》中所记载的；《广谥》一书，不著撰人姓名；沈约的书一卷；贺琛的书四卷；扈蒙的书一卷，都是承袭古代谥法而加以增广的。贺琛字国宝，山阴人，梁朝尚书左丞。扈蒙字日用，幽州人，本朝初年的翰林学士。这部书在嘉〇末年编纂完成，英宗初年才呈上。

雁湖李氏跋文：《六家谥法》二十卷，嘉〇年间，由范忠文与老苏公（苏洵）及姚辟等人所编修。嘉〇六年十月才奉诏刊定，八年呈上。苏公觉得意犹未尽，又另外编撰《谥法》三卷、《谥录》三十五卷，于是古今谥法才完备齐全。谥号，是德行的表征，用来成就德业。大凡通过考察名号来推知德行，使人死后，是非曲直清楚分明，先王用来深切劝勉、遏止不良行为的做法，由来已久。后世徇私的风气盛行，士人一旦官居显位，不问贤良与否，照例都能得到美谥，褒贬之义几乎废弃殆尽，幸而还依靠学士大夫时时起而争辩。范公的这部书，虽然当时受到不同意见的阻碍，最终未能施行，但他著书的用意，光明如日星，本无损于它作为流传百代明法的价值。可惜《谥录》一书，如今只有记载本朝的部分留存，而所编次的历代十五卷忽然散佚了。六家谥法的得失，范公辨析订正已经没有遗漏，然而我曾加以考证，名为《周公》的，就是汲冢《周书》中的《谥法》篇；名为《春秋》的，就是杜预《释例》中的《谥法》篇；唐代及本朝国史的《艺文志》都没有记载。近世学者从这两部书中摘录出来（另成一书），范公固然怀疑它并非古书，但还没有明确指出它就是《汲冢书》和《释例》，所以我一并加以说明。

※《集谥总录》一卷

晁氏说：本朝孙纬撰写。共一卷。《春明退朝录》曾经汇集本朝谥号共约二百人，孙纬担任宗正寺丞时，依据宋敏求的旧本，纂辑元丰以后的资料，于是得到三百多人。从宗室、宰相以下，分为九等。他的序文大略说：有的爵位已经很高，应当得到谥号却没有听说的，比如范质、吕馀庆、韩崇训、王博文、姜遵、王沔就是这样。

※《政和修定谥法》

陈氏说：礼制局详议官蔡攸等奉旨〇定。全书八十卷，大体承袭六家的旧说，编成《沿革统论》一卷，《参照》二十六卷，《看详》二十五卷，《增立》十卷，合并为《详定》六卷。如今只有《〇定》六卷留存，而把《沿革》一篇附在卷首。按《馆阁书目》也缺《参照》二十六卷。

※《郑氏谥法》三卷

陈氏说：郑樵撰写。上卷是《序》五篇，中卷是《谥》三等，下卷是《後论》四篇。

△以上谥法类

《隋书 艺文志》：《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既然如此，圣人接受天命，一定是因为积累德行功业，功勋厚利丰厚，诚信昭著于天地，恩泽施及百姓，万物都归附向往，神明都降福享用，于是就有了天命的应验。所谓龟龙衔负图书出于河、洛，用来作为改朝换代的凭证，其中的道理幽深隐晦，深究神秘之道。先王担心它迷惑世人，就秘藏而不传授。解说的人又说：孔子已经编定六经，用来阐明天人之道，知道后世不能理解体会他的用意，所以一定要设立纬书和谶语，用来传给后世。这些书出现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据说是从黄帝到周文王所接受的原文。又另外有三十篇，据说是从

译最初到孔子，九位圣人所增补演绎的，用来推广其义理。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是孔子所作，加上前面的合为八十一篇。此外又有《尚书中候》、《洛书纬》、《五行传》、《诗推度灾》、《纪历枢》、《含神雾》、《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的解说。汉朝末年，郎中郗萌，汇集图纬谶语杂占共五十篇，称之为《春秋灾异》，宋均、郑玄都为谶纬律作了注释。然而这些文辞浅陋粗俗，颠倒错乱谬误，不像是圣人的旨意。相传怀疑是世人编造出来之后，有人又加以点窜篡改，并非真实记录。起因是王莽喜好符命之说，光武帝凭借图谶而兴起，于是图谶盛行于世。汉代时，又下诏命东平王刘苍，订正五经章句，都要求依从谶纬。庸俗的儒生趋附时尚，更加钻研这门学问，篇卷条目，辗转增加扩充。讲说五经的人，都依凭谶纬来解说，只有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这些人独自反对，一致认为是荒诞不经，扰乱中庸的经典，所以依据汉代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到的古文经，参照考证，来阐明其义理，称之为古学。当世的儒生，又加以诋毁非议，最终未能推行。魏代王肃，推重引用古学，用来诘难谶纬之说，王弼、杜预跟随他加以阐明，从此古学才逐渐确立。到宋朝大明年间，才开始禁止图谶，梁朝天监以后，又加重了禁令。等到隋高祖受禅登基，禁止得更加严厉，隋炀帝即位后，就派遣使者四处出巡，搜寻天下与谶纬相关的书籍，全都焚毁，被官吏查获的人处以死刑。从此这门学问不再流传，秘府中收藏的，也大多散失亡佚。如今收录那些现存的，列在六经之下，以备存录不同的说法。

陈氏说：按《後汉书》“纬候之学”注中说：“纬，指七纬；候，指《尚书中候》。”所谓《河图》、《洛书》七纬，是：《易纬》，包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包括《璇玑铃》、《考灵曜》、《帝命验》、《运期授》；《诗纬》，包括《推度灾》、《纪历枢》、《含神雾》；《礼纬》，包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乐纬》，包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徵》；《孝经纬》，包括《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包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谶纬之说，兴起于汉哀帝、平帝、王莽之际，王莽借此来助成他的篡位叛逆，公孙述仿效他，而光武帝重新恢复旧有的统绪，也用《赤伏符》来使自己受牵累，笃信而推崇谶纬，甘心与王莽、公孙述有同样的心思。于是谄媚的臣子、鄙陋的士人跟风附和，贾逵借此来论说《左氏》之学，曹褒借此来制定汉朝礼制，创作《大予乐》。像郑玄这样的大儒，也专门用谶纬来解说经书，何休就更不用说了。二百年间，只有桓谭、张衡极力反对，却不能挽回大势。魏、晋两朝凭借改朝换代来终结前朝、开创新朝，无不附会符命之说，其根源实际上出自于此。隋、唐以来，这门学问逐渐衰微了。考察《唐书 艺文志》还存有九部八十四卷，如今这些书都已经亡佚，只有《易纬》还留存这一些，孔颖达的《正义》有时还援引它，前代儒者本来就想删除它，以杜绝虚妄不实的说法。假使所

译谓的《七纬》都还留存，尚且是学者所不称道的，何况这些残缺不全的，在虚伪之中又掺杂着虚伪的呢！姑且保存下来，以备罗列条目而已。《唐书 艺文志》所记数目中有《论语纬》十卷，而《七纬》中没有它。《太平御览》有《论语摘辅象撰考谶》，大概就是它。《太平御览》又有《书帝验期》、《礼稽命曜》、《春秋命历序》、《孝经左方契》、《威嬉拒》等书，都是《七纬》中没有的，总之都不值得深入考证。

致堂胡氏说：谶书的本源来自《易经》推知过去以预知未来的道理，周朝占卜世数得三十世，占卜年数得八百年，这就是预知未来的确证。《易经》的道理已经隐晦不明，占卜的人沉溺于揣测推算，一定要求奇验，所以分出流派，学说逐渐繁多，总之各有其原因。《易经》的道理所阐明的，是要根据时势加以运用，懂得道理的人依据义理来处理命运，理当行动就行动，理当停止就停止，术数之学是不足取的。光武帝早年在长安从师求学，接受《尚书》大义，考察他的行事，本来是儒家中的杰出人物，为什么竟被谶纬之文所蒙蔽，牢固而不能破除呢？

又说：纬书本来源出于五经而后来失真了，尤其在鬼神之理、幽明之故方面显得混乱。至于鬼神之理、幽明之故，不是懂得道理的人不能认识清楚。自孟子之後，懂得道理的人就很少了，所以容易迷惑而难以解开。评断国事议论的人，如果真能一律以圣人的经典来裁断，凡是经书没有记载的，即使有纬书谶记，也摒弃不用，那就差不多不会背离道理了。

《隋书 经籍志》：十三部，共九十二卷。（连同已亡佚的书统计，共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

《唐书 艺文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艺文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兴艺文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凿度》二卷

晁氏说：这部书旧题苍颉用古籀文所写，郑氏作注。按唐朝《四库书目》有郑玄注的《诗纬》、《书纬》，以及宋均注的《易纬》，却没有这部书。书中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只有九宫之法比较明白。以前博学的儒者认为纬书是在哀帝、平帝时期虚假产生的，光武帝既然凭借谶纬立国，所以笃信谶纬。浅陋的儒生迎合世俗，学习的人很多。郑玄、何休用它来贯通经书，曹褒用它来制定礼制。历代改朝换代之际，无不援引谶纬作为符瑞的凭证，所以桓谭、张衡这些人都深深憎恶它。自从苻坚之后，这门学问几乎断绝了。即使它还留存下来，也不值得相信，何况这部书又并非真本呢。

※《坤凿度》二卷

晁氏说：题为包牺氏最先写下文辞，轩辕氏加以演绎；用古籀文写成，苍颉加以修订。按《隋书》、《唐书 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都没有记载这部书，到了元〇年间的《田氏书目》才开始著录，应当是本朝人依托伪造的。

※《周易纬稽览图》二卷，《是类谋》一卷，《辨终备》一卷、《乾元序制记》一卷、《坤灵图》一卷、《通卦验》二卷

晁氏说：汉代郑玄作注。按《隋书 经籍志》有郑氏注的《易纬》八卷，《唐书 艺文志》有宋均注的《易纬》九卷。李氏的本子注释与《隋志》相同，卷数与《唐志》相同。这个家藏本大概出自李氏，唯独没有收《乾凿度》二卷，却有《乾元序制》一卷。按《後汉书》注中所列七纬的名目，也没有《乾元序制》。

陈氏说：其中推算阴阳卦象一直推到唐

译代元和年间，大概是后世术士附加增益的。按七纬的名目中，没有《乾元序制》。

※《易稽览图》三卷

陈氏说：与前面《易纬》的前三卷内容互有出入，而详略不同。

※《乾坤凿》二卷

陈氏说：又叫《坤凿度》。题为包牺氏最先写下文辞，轩辕氏演绎籀文，苍颉修订。晁氏《读书志》说：《崇文总目》没有记载它，到元〇年间的《田氏书目》才开始著录，应当是本朝人依托伪造的。

※《礼含文嘉》

宋《两朝艺文志》：以前有谶纬七经的各种解说，如今纬书留存的只有《易纬》，而《含文嘉》却是后人所作，讲占卜候气和兵家之说，与其他书中所引的《礼纬》相违背不合，所以把《易纬》附在经部，把《含文嘉》移到五行类。

△以上谶纬类

●卷一百八十九 经籍考十六

○经部（小学）

《汉书 艺文志》：《易经》说：“上古圣人结绳记事来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用文字契刻代替，使百官得以治理，万民得以明察，大概是取法于《夬》卦。”“夬卦，是在王庭上宣扬”，是说它在王者的朝廷上宣示传扬，作用最为重大。古时候孩子八岁进入小学，所以《周官》中保氏掌管教养国子，教他们学习六书（师古说：保氏，是地官的属员。保，是安的意思），指的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是造字的根本（师古说：“象形，是说描画出物体的形状，随着形体曲折宛转，日、月字就是这样。象事，就是指事，是说一看就能认识，仔细察看就能领会意思，上、下字就是这样。象意，就是会意，是说比合类别、结合意义，来表达所指的意思，武、信字就是这样。象声，就是形声，是说用事物作为字的名称，取相近的读音来相配合，江、河字就是这样。转注，是说建立同一类的部首，意义相通共用，考、老字就是这样。假借，是说本来没有那个字，依据读音假借其他字来寄托意义，令、长字就是这样。文字的义理，总归为六书，所以说这是造字的根本）。汉朝兴起，萧何起草法律条文（师古说：草，是起草创制的意思），也著录了这项法则，说：“太史考试学童，能够背诵九千字以上的，才能担任史官。又用六种字体来测试他们，考核成绩最优的人担任尚书御史史书令史（韦昭说：就像现在的尚书兰台令史。臣瓒说：史书，是现在所说的太史书）。官吏百姓上书，字如果写得不端正，就要被检举弹劾。”六体，是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师古说：古文，指孔子壁中所藏的书。奇字，就是古文中写法不同的字。篆书，指小篆，大概是秦始皇让程邈所创制的。隶书也是程邈所献，主要用于徒隶书写，以求简便易行。缪篆，是说字形屈曲缠绕，用来摹刻印章的。虫书，是说字形做成虫鸟的形状，用来书写旗幡符信的），这些都是用来通晓古今文字，摹刻印章，书写旗幡符信的。古代的制度，写字必须用统一的字体，不认识的字就空缺不写，去请教年老熟悉旧事的人，到了衰败的时代，是非没有定准，人们各自随意用字（师古说：各自随自己的心意来写字）。所以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有空缺的字，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啊（师古说：《论语》记载孔子的话，是说文字有疑问，就应当空缺存疑而不妄加说解。孔子自己说，我当初求学时，还见过空缺不写的文字，现在则都没有了，都是随意妄加改动）！”这大概是感伤文字逐渐不端正了。《史籀篇》，是周朝史官用来教学童识字的书，与孔子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