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选举考四

译〇中期，(仁宗)渐渐厌烦这种繁琐的做法，便开始下诏命御药院准备试题，写明经史出处，印刷后发给应试者，于是废除了当面请示（出题）的制度。”

王氏《挥麈录》说：“韩忠献（韩亿）在景〇年间参与仁宗朝政，天下人都称他为忠厚长者。他的四个儿子仲文（韩综）、子华（韩绛）、持国（韩维）、玉汝（韩缜）都被礼部奏名（录取），忠献上奏皇上说：‘臣的儿子沾了陛下科第的光，虽然不是主考官刻意逢迎，但臣既然身居政府要职，怎么能安然接受这样的结果呢？天下人将会认为是因为臣的缘故才致使他们中第，臣本身虽不足挂齿，但若因此使圣明的政治遭人非议，这不是臣所安心的。臣教育儿子已经有所成就，又何必昭示天下，把这当作荣耀来炫耀呢！恳请免去他们殿试唱名授第，那就太幸运了！’言辞恳切，再三请求，皇上嘉许感叹，答应了他的请求。忠献去世后，仲文、子华、玉汝相继又考中甲科，只有持国说：‘我以前已经奏名录取过了，应当遵从先父的话，何必再向远方张扬呢？’不再重新参加主考官的选拔。所以文潞公推荐持国的奏疏中说：‘他曾经参与礼部（南宫）的高等推荐，此后就不再出仕做官。’后来仲文官至知制诰，子华、玉汝都位居宰相之位，持国被赐予出身，官至门下侍郎，成为本朝的显赫世家。”

译按：嘉祐二年，皇上亲试举人时，礼部所奏进士全部免于黜落，可知在此以前大概有省试通过而殿试不中的人，所以韩忠献公的几个儿子仲文、子华、玉汝一定要再考中甲科然後才能算登第。若是嘉祐二年以後，那么凡是被列入礼部正奏名的，都算是有出身的人了。

四年，贾昌朝进言说："有的人亲戚在本州任职，或本人担任发解官，或者侍奉父祖在远方为官，距离本州二千里，应该敕令转运司选官另行组织考试，按十分之二的比例录取。"皇帝下诏让近臣商议，丁度等人认为旧制规定十月二十五日以前须将姓名上报到礼部，如果距离二千里前来应试，恐怕有的赶不上，希望放宽一个月的期限，并同意贾昌朝的说法。从此各路才开始有了别头试。这一年，又下诏令开封府、国子监以及别头试，也要像礼部一样实行封弥、誊录之法。

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侍讲，皇帝询问进士考诗、赋、策、论的先後次序，让他依据旧例回答。李淑退朝後上奏说："唐朝调露二年，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认为进士只考策论，学问就会支离破碎不够全面，请求加试帖经以考察其学识，加试杂文以考察其才华。从此沿袭成为常制。到永隆二年，进士先考两篇杂文，通晓文律的人才进而考策。天宝十一年，进士先考一门大经，能通晓的再考文、赋，又通过後才考策，五条都通过才算及第。建中二年，赵赞请求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来代替诗、赋。太和三年，考帖经，略问大义，取其中精通的人再考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考试用帖经、口义，接着考策五篇，问经义的三篇、问时务的两篇。此後屡经变易，於是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如今陛下想要探求治国之道而不以雕琢文辞为贵，这才算得上取士的真谛。然而考官按各科分别评阅，不能综合评定，而每一场就淘汰一批人，士子的中与不中往往只看运气好坏。希望依照旧制，先考策，其次论，其次赋和诗，其次帖经、墨义，命有关部门将四场一并考试，综合评定优劣，不要仅凭一场的得失来决定去留。"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稍稍施行了这个办法。

庆历四年，有臣僚上言，请求更改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的先後次序，皇帝下诏令两制详加商议。知谏院欧阳修说："凡是贡举旧法，若有二千人应试，通常录取名额不超过五百人（每年到礼部应试及录取的人数，大约不超过此数）。这是要从诗赋、策、论共六千卷（每人三卷）中选出五百人，而且日期期限又紧迫，使得考试官几乎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因为过度劳累而头脑昏乱，所以即使有公心也往往选拔得很滥，这是旧法的弊端。如今我所请求的，是放宽日期期限，先考策而加以评阅，把文辞粗劣的、文意颠倒混乱的、不理解题意的、不懂典故史实、笼统而不切题作答的（以若干事项为限）、错误引用事迹的（也限定件数）、虽然文章能成篇但见识悖谬的、以及触犯考试格式旧规的，凡属这七类的人先予淘汰，估计二千人中可以淘汰五六百。以留下的人再考论，同样按前面的办法评阅，又可以淘汰其中二三百人。剩下再考诗赋的，就不超过一千人了。从一千人中选五百人，就人数少而容易评阅，不至於劳累昏乱。评阅得精当，就尽善尽美了；即使评阅得不够精细，录取的人也不至於太滥，因为那些抄袭剽窃的人，都已经先在策、论环节被淘汰了（策、论逐场随即评阅，那么每次的卷子不多，考官不至於劳累昏乱，去留就不会出错）。等到考诗赋时，都已经是经过策、论筛选、粗通学问见识不至於乖谬的人，即使诗赋写得不精工，也可以被录取了。这样就能使那些年轻初学、全然不懂事理的人无从进身，这就是我所说的变法必须逐场淘汰，然後才能革除旧弊

译。至於外州解送来的人，姑且应当广泛录取（只须让他们都先考策），关键在於礼部要精选。若是礼部所奏的名单已经十分精当，那麽殿试就容易评阅了。所以我只谈礼部的办法，这是大概情形。至於名次高下的等级，还请仔细详加议定，大体应当以策、论为先。"

按：诗、赋不过工於雕琢辞藻，论、策可以验证实学，这本是正理。如今看欧阳公所陈述的，想先考论、策，後考诗、赋，是想用论、策来验证考生的能力高低，而用诗、赋来决定优劣，这是把论、策看得粗浅，而把诗、赋看得精深了。因为科场之文，论、策容易蹈袭套路，所以泛滥而难以凭据；诗、赋则受声律对偶的约束，所以工拙容易看出。那些有深奥学问、雄健文笔，能够凭论、策显露才华的人，十个当中未必有一二个，而众多应考的士子中，本就有头场号称精工，而论、策却毫无可取之处的。可见自庆历以来，科场的弊端已经如此，不只是後来才这样。所以欧阳公的用意，是想先考论、策，把那些十分胡乱作答的人先淘汰掉，不仅使士子稍微重视实学，而且使主考官所评阅的人数少了容易精审；再者，既然论、策写得好，就不必担心他不擅长诗、赋，即使诗、赋写得不精工，所录取的人也不妨是博古通经之士了。

又按：祖宗以来，考进士都以诗、赋、论各一篇为准，除制科外，未曾考策。天圣年间，晏元献公请求依照唐代明经科考策的办法，但未被采纳。宝元年间，李淑请求将诗、赋、策、论四场合并综合评定，皇帝下诏令有关部门施行。不知考策实际始於哪一年，应当考证。

知制诰富弼进言说："国家沿袭隋唐设立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制度更加周密，超过前代，但选拔人才的方法或许还有不周之处。省试有三个长处，殿试有三个短处：主持文衡的官员四五人都是一时的词学之臣，又选取馆阁才臣数人来协助评阅，还有监守巡察、糊名、誊录，上下互相监督警惕，不容许有丝毫私弊，这是第一个长处。考试共三天，诗、赋可以看出词章才艺，论、策可以观察才识，四方士子得以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学，这是第二个长处。贡院共花两个多月的时间，仔细研究评定名次高下，可以竭尽功力，这是第三个长处。殿试考官选取草率而不加甄别，这是第一个短处。一天之内考诗、赋、论三篇，不能充分展现人的才能，这是第二个短处。评阅不过十天，来不及仔细研究评定名次，这是第三个短处。如果说礼部放榜就意味着取士之权归於有司，殿前唱名赐第就是皇恩出自主上，这是忘记了取士的根本，而只顾及收取皇恩的末节。况且历代取士，都委托有司办理，唯独後汉的文官考试笺奏，要送到端门核验，也未曾听说天子亲自考试。到唐代武后载初年间，才开始有殿试，这哪里值得效法呢！如果一定担心皇恩归於有司，那麽应该让礼部按高下排定名次上奏，再引到殿庭，唱名赐第，这就和殿试没有什麽区别了。"於是下诏罢除殿试，但议论的人大多说这样会轻视皇恩、破坏旧制，不久又恢复殿试如旧。

皇帝命令侍臣分条上奏当务之急，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奏列举十件事，其中第三件请求精选贡举，想要恢复古制，兴办学校，取士以德行为本。皇帝下诏令近臣商议，於是翰林学士宋祁等人合奏说："如今教育不以学校为根本，士子的品行不在乡里得到考察，就不能核实名实是否相符；有关部门用声律对仗来约束，学者专事记诵，就不能充分展现人才。臣等参考各种说法，选取其中便於今日施行的，不如让士子都在本地入籍，在学校中受教育，那麽学者就会自我修饬了；先考策、论，那麽擅长文辞的人就会留心治乱之道了；简化程式，那麽学识宏博的人就能够充分施展了；考问大义，那麽治经的人就不会专门死记硬背了。"於是下诏："各州县设立学校，由本道使者选拔属下官员担任教授，人数

译不足就从乡里学问渊博、深有道业的老儒中选取。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满三百天，才可以参加秋试；原先已经参加过科举的人，只需一百天即可；在州里应试的人，要有人担保连带责任，禁止匿丧、犯刑、亏损德行、冒名顶替等情形。考试分三场：先考策，其次论，其次诗赋，综合评定作为取舍标准，废除帖经、墨义。士子若精通经术，愿意接受大义考问的，考十道题，可以作为永久制度。"当初，保宁军推官胡瑗在湖州教授学生，规章条例十分详备周全，学生们都信任爱戴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弟。到这时，朝廷下令湖州呈报他的教学方法，制定为学令。这年冬天，皇帝下诏取消三百天的期限。因为余靖说过，扩大学舍是为了照顾有志之士，取消日限是为了体恤贫穷的人，有人说这是因为范仲淹已经离职，而执政大臣的想法都不同了，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当时议论新令不便的人很多，认为诗、赋声律容易评阅，而策、论泛滥难以判断优劣，祖宗以来一直没有更改，选拔的人才也一向很多。於是下诏一律恢复旧制。

嘉祐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凡是进士参加殿试的人从此都免於黜落。

当时进士的文风越来越流於奇僻怪异，雕琢字句、故作艰涩，逐渐失去了浑厚淳朴的本色，欧阳修主持贡举，尤其把这视为祸患，严加裁抑，并且严禁夹带书籍。发榜之後，当时被大家推重称誉的人都没有入选，一些浮薄的士子在欧阳修早朝时守候，成群结队地诋毁斥骂他，街道上的巡卒都无法制止，甚至有人写了《祭欧阳修文》投到他家中，最终也无法查出主谋而依法处置。然而从此以後，文风也稍有改变。

当时有上书的人说："每四年举行一次贡举，四方士子客居京城等待考试的经常有六七千人，一旦发生喧哗骚乱，人数众多，势必难以禁止。而且中下等的士子，往往荒废学业数年；有才学的士子，若不幸遇上变故，一次没能应诏赴考，就要沉沦十几年，有的屡次应举滞留不去，以致穷困潦倒到老死的人很多，因此而毁弃德行、触犯法禁以求进身的人不计其数。应该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贡举，将旧有名额分为两半来录取。"王洙在迩英阁侍讲《周礼》，讲到"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皇帝说："古人选拔士子就是这样，如今大约每四五年才下一次诏令，所以有的士子被压抑而得不到进身之路。为今之计，何不如裁减每次的名额而增加举行的次数呢？"皇帝下令有关部门商议，商议的人合奏说："臣等认为改为两年一次的办法，没有害处而有好处，不必怀疑。假使举子不幸遇上疾病或服丧的缘故，也不至於长久沉沦，而且若文章偶尔没有考中，很快又会遇上贡举，就不会有埋没人才的遗憾了，而且天下荐举的名额既然减半，礼部主考官就容易详加评阅，选拔的人才必定更精。近年来夹带书籍、请人代笔、传递试题答案的人很多，因而使权贵富豪之家的子弟得以滥竽充数地进身。这都是因为应考的人数众多，有关部门无从察觉，如果人数减少，那么各种作弊行为自然无法容身，使得贫寒而有才学的人能够通过正当途径进身。"於是下诏改为两年一次贡举，进士、诸科都各解除旧额的一半，增设明经科，考试办法是：凡是精通两经或三经、五经的，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晓八条、三经通晓六条、五经通晓五条为合格，兼考《论语》、《孝经》，策问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相同，同时废除说书举。那些不回本乡而寄居在他州应考的人，从严执行法规：每次秋试，都要由县令、县丞考察其品行并加以担保，上报到州里，州里的长官、副长官再次核实，然後才由本道使者组织分类考试。已经担保之後又发现有失德行为的，州县官员都要一并连坐；如果到礼部考试时发现文理错乱，追究原来担保考官的责任。

当时因为科举次数增多，及第的人数

译便相应增多一倍，朝廷认为其擢升任用的恩典应该有所减损，於是下诏说："朕认为国家取士，与士子等待应举，都不可以时间过长或过於冗滥，所以定下两年一次的期限，用来激励他们勤奋；限定贡举的名额，用来使选拔更精。制定为固定制度，申明晓谕有关部门。而高第之人，往日常常不按常规破格任用，如果照旧例办理，最终会导致官员冗滥，很没有道理。从今以後，制科考入第三等的，与进士第一名一样，授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任满还朝，升为通判；再任满，考试授馆职（在此之前前三名都直接授通判）。其馀依次递减降等。"从此骤然显达的人很少，而所选拔的人才及其风气比起从前也逐渐衰弱了。

容斋洪氏《随笔》说："本朝自太平兴国以来，用科举网罗天下人才，凡是名列前茅的士子，有的不到十年就位至公相，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这些人便是。到嘉祐以前，也大都不久就居於清要显贵之位，东坡《送张子平序》说仁宗一朝共十三次科举，统计每次前三名，总共三十九人，其中没有位至公卿的只有五人而已。这是因为读书人知道自己必定会显达，所以自爱自重而不肯做坏事，天下有名望的人也都期许他们将来位至鼎贵，所以都爱惜成就他们，等待重用。到嘉祐四年的制度，前三名开始不再直接授通判，第一名才得授大理评事、签判，任满还朝升通判，再任满後才授馆职。王安石执政後，又削减了这项制度，恩典既已削减，所得人才也随之衰落了。看天圣初年的榜单，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其中两位宰相，两位执政，一位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概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抃连名。杨察榜，杨察不幸早死，王岐公珪、韩康公绛、王荆公安石连名。刘辉榜，刘辉未显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惇连名，其盛况如此。治平以後，第一名能做到侍从官的，就屈指可数了。"

沈氏《笔谈》说："旧制，天下贡举人到京城，都要入朝觐见，人数不下三千人，称为'群见'。远方的士子都不熟悉朝廷礼仪规范，班列错乱，有关部门也无法约束。觐见那天，先在朝位之前设置禁闱，举人都在禁闱之外行拜礼，就是要限制他们靠前排列，甚至有人互相拥挤抱持想要望见皇帝的座位，有关部门为此十分苦恼，近年来就只让解元（本届解试第一名）入见，但仍不下数百人。嘉祐年间，我忝列解头之一，另编为一班，排在最前列，我亲眼看见班中只有前一两行还稍能应和拜起的礼节，其馀的人始终不能排成整齐的队列，每次都成为阁门官员的负担。人们常说殿庭中队列无法整齐的只有三种：举人、蕃人、骆驼。"

又说："礼部贡院考进士，在台阶前设香案，主考官与举人相对行拜礼，这是唐代的旧例。所设的座位陈设十分丰盛，有关部门还准备茶水饮浆。到考学究科时，就把帐幕毡席之类全部撤去，也没有茶水，口渴了只能取砚水来喝，人人嘴唇都被墨染黑了。这不是有意刁难他们，而是防止有人利用毡席以及供应的人私下传递所考经义答案，因为曾经有过败露的先例，所以才有此防范措施。欧阳文忠公有诗句'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说的就是礼数轻重如此不同，其实自有缘由的。"

按：沈公所记的这些典故，都源自唐代，宋朝沿袭下来，到嘉祐时依然如此。後来天下解送来的进士，若不是被礼部考中入选，等到皇帝亲策之日，也不得瞻仰天颜。而礼部考试士子的时候，虽然已不再有所谓的五经学究科，但其对待进士的礼数，也比祖宗时期减省了。

英宗治平三年，下诏说："先帝因为士子长期不能参加贡举会怠惰

译於学业，而豪杰之士又不能及时被举荐，所以颁下两年一次贡举的政令。但自从改法以来，其弊端逐渐加深。乡里的选送名册依旧照常，而郡国的录取名额却减了一半；进京应试的名册屡屡增加，而路途的劳苦更加严重，朕对此深感忧虑。现命令礼部改为三年一次贡举，天下的解额，按照未实行两年一次办法以前的标准，取四分之三为准，明经、诸科不得超过进士的名额。"恩典不曾增加而贡举的间隔延缓，士子得以休养生息，官府也不至於烦扰。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请求贡院按各路分别录取人才，大略说："朝廷每次科场所委派的考官，大都是两制、三馆出身的人，他们所崇尚喜好的风气，就形成了社会风尚。在京城的举人追随赶赴时尚风气，容易熟悉体裁格式，长期渐染熏陶，文采自然工巧，让偏远孤陋的人和他们竞争，混同封弥誊录，一起评比高下，形势明显不对等。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意思是即使是偏僻简陋的地方，也一定有贤才，不可以轻视。所以古代取士，按郡国户口的多少来定名额，有的凭德行，有的凭才能，根据各人所长，各有所取，近的从本族姻亲，远的及於夷狄之地，无论大小地方都不能遗漏。如今有的几路竟全无一人及第，那麽遗漏的人才就很多了。国家用人的法则，不是进士及第就得不到好官职，不擅长诗赋论策就考不中进士，不到京城游学就写不好诗赋论策。因此使得四方的学子都抛弃背离乡里，离别双亲，终老於京城，不再回乡。其中也有本人犯有过错，或隐匿丧服，不敢在乡里参加解试的，往往用钱财买通监牒官员，虚假冒充户籍，在京城参加解试。自从实行两年一次开科以来，远方的举人畏惮往返奔波，只在京城寄籍应试的，比从前更多了。国家虽然对此严加科禁，甚至不准用荫补赎罪抵免，但触犯禁令的人却一年比一年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次科场及第的进士，大多都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的人，那麽按人之常情，谁肯放弃这条捷径而选择别的途径呢！设置了美官厚利的进身之路在前面来引诱人，却用苛刻的法令空洞的条文在後面来禁止，这就好比决开黄河的堤防，却想用捧起的泥土来堵塞它，势必行不通。"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说："我私下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比起前代，可称得上最为公正。这是历代圣明君主用心讲求、周详考虑的结果，认为为王者应无内外之分，天下如同一家，所以不问东南西北何地之人，把各路贡士全部汇聚一处，混合为一体，只凭才学来选择；又用糊名、誊录的办法来评阅，使主考官不知道考生是何方人氏、谁家子弟，不能对其有所偏爱或厌恶。所以议论的人说，国家科场的制度，虽然没有恢复古法，但适合当今时世，其不徇私情如同造化，公正如同权衡，是祖宗以来不可更改的制度。《左传》说：'不要凭自己聪明扰乱旧有的典章制度。'又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更改法令。'如今议事的臣子偶然看到一点情况，就要议论更改，这正是我要为陛下坚守祖宗成法的原因。我所说的'偶然看到一点情况'，是指议事的人只看到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录取得多，而西北进士录取得少，所以想更改办法，让考试多录取西北进士罢了。殊不知天下如此广大，四方风俗各不相同，而人的天性也各有优劣。东南的风俗喜好文学，所以考进士的多而学经学的少；西北的人崇尚朴实，所以考进士的少而学经学的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录取进士，西北多录取经学，是各自根据其才性所长，按各自的多少比例录取。如今把进士、经学合并计算，那麽人数是均衡的；如果一定只论进士，那麽多少就不相等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偏见的一端，这是行不通的第一点。国家正以官员冗滥为忧

译，取士的名额必定难以增加，如果想多录取西北的人，那必然要多减少东南的名额。如今东南各州军参加解试的进士，两三千人的地方只解送二三十人，是一百人中取一人，已经十分严格裁抑了。西北各州军参加解试最多的地方也不过一百人，却解送十几人，是十人中取一人，比起东南要宽松十倍。如果到了礼部考试，又减少东南的而增加西北的名额，那就是已经被裁抑的又要再裁抑，已经被宽待的又要再宽待，这是行不通的第二点。东南的士子在一千人中解送十人，最初的选拔已经十分精细了，所以到礼部考试时，考试合格的人多；西北的士子学业不及东南，在发解时又十倍地优待宽容他们，最初的选拔已经很宽松了，所以到礼部考试时，考试合格的人也是相对较多的（此句依原文当解为西北初选滥，故合格者比例反显高，与东南对照）；如今如果一律以十人取一人的比例，那麽东南合格而被淘汰的人就多了，西北不合格而被录取的人就多了。至於其他各路，情理上也不能一律齐平，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多，也要限定十分之一而淘汰其馀，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少，也必须凑足十分之一的名额，这就使应当淘汰的人被录取，应当录取的人被淘汰，取舍颠倒，能与不能混淆不清，这是行不通的第三点。而且朝廷专门凭才艺来取人，却使有才艺的人屈居落第，没有才艺的人滥竽充数，不问考卷缪误滥劣，只求各路名额均衡，这是行不通的第四点。而且议事的人本想多录取各路本地籍贯的人才，如果这个办法一旦施行，那麽寄籍应试的人就会争相前往，如今开封府寄籍应试的弊端就是明证。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而奸弊丛生，这是行不通的第五点。如今广南东、西路的进士照例大都没有真才实学，各州只是按名额凑数解送，这些人自己也知道没有真本事，只是来应付一下礼部试就回去，希望能补个摄官罢了。朝廷因为岭外瘴疠之地，北方人不便前往任职，须要依靠这些摄官，也就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如今如果一律和其他各路一样十人取一人，这就更是缪滥，比西北还不如，这是行不通的第六点。以上这六点只是大概情况罢了，如果旧法一旦破坏，新的议论必定推行，那麽弊端泛滥的情况随之而生，多得数不胜数！所以我认为姑且遵循旧制，只须致力於选拔人才，推行朝廷至公无私的原则，对待四方士子一视同仁，只凭才能来选拔，人们自然无话可说，这才是当今可行的办法。如果说如今风气崇尚浮华，应当先考察德行，就如新议所说的那样，那也只是考察文章程式，怎麽能保证一定选到德行淳厚的人？议事的人又说西北靠近边境异族，士子需要笼络，这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法。假使不逞之徒不能造成祸患也就罢了，如果可能造成祸患，那麽哪个地方没有呢？前代作乱的贼臣，出身东南的很多，其中大的如项羽、萧铣这些人便是；至於黄巢、王仙芝之流，又都是在中原地区作乱的，不逞之人，难道只出在西北吗？况且设立贡举，本来是为了招纳贤才，笼络不逞之徒应当另有办法，不在於科场取士。只是事情施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端，有值得留意的地方，但不必再更改法令制度，只须整顿纲纪条例罢了。近年来，举人盛行夹带书籍作弊，撞门大声喧哗，甚至脱帽闯入，有损士风，败坏善良之风气，这是因为举人人数众多，君子小人混杂在一起，有关部门力量不能加以约束，虽然朝廷向来有禁令约束，条例十分严格，但上下因循敷衍，不再申明施行。唯独这一件事，才是科场的大患，而议事的人却唯独没有谈到它。希望下令有关部门商议革除这个弊端，这才是当今科场的祸患所在。"

按：分路取人的说法，司马光、欧阳修二人的论点不同。司马公的用意，在於均衡名额，用来平息奔走钻营的风气；欧阳公的用意，

译在於核实才学，用来避免缪滥的弊端。总而言之，朝廷既然以文才取士，那麽欧阳公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士子既然是为了求得任用於世，那麽追逐名利，是不能避免的，不必过分苛责，至於那些抛弃亲人、隐匿丧服、身负过错的人，都是本来就没有德行操守的人，这些人即使让他们生长在京城，早年就游学於官学，破格取得高第，也未必能成为君子。如果认为远方的举人，文辞不能像在京城游学的人那样精工，容易被遗漏，那麽像欧阳修、曾巩、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令传世於後，然而他们也都是出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未曾沾染过馆阁的习气，学习当时崇尚的科举文风，却都名列高第。既然如此，那麽必须游学京城才能写好文章的人，都是些剽窃蹈袭他人的人，而不是聪颖出众、才华挺拔的人士。

神宗熙宁二年，商议更改贡举法，废除诗赋、明经、诸科，改用经义、论、策考试进士。当初，王安石认为古代取士都以学校为本，请求兴办学校来恢复古制，明经、诸科打算予以废除，把原来明经科的解额名数增加到进士名额中。皇帝下诏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官员，以及御史、三司、三馆共同商议此事。韩维请求废除诗赋，各自专研一门大经，考问大义十道，用文字来解释，不必完全按照注疏死记硬背，答对七条以上为合格；诸科以大义为先，淘汰不通晓的人。苏颂想要先考察士人品行，然後才考文才，并主张废除封弥、誊录之法。直史馆苏轼上呈议论，大略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於考核实际。假使君主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核实的政令，那麽即便是胥吏、皂隶之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现今的办法，臣认为已经绰绰有余了。假使君主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没有核实的政令，那麽公卿、侍从常常担忧无人可用，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臣认为也是不够的。时势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盛与衰废，即使让三代的圣人重新生於今世，他们选拔人才也必定另有办法，何必一定要经由学校呢！况且庆历年间也曾经设立过学校，天下人都以为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到如今却只有空名徒存。如今陛下一定想要寻求德行道艺兼备的士子，责成成就九年大成的功业，那麽将要改变现今的礼制，改易现今的风俗，又要役使百姓的劳力来兴建宫室，聚敛百姓的财力来供养游学之士，设置官职、建立师范，又要不时地考核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贬斥到远方，这只是徒然纷扰，和庆历年间的情形又有什麽不同呢？至於贡举，有人说应从乡里推举德行而忽略文章；有人说专门考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仿照唐代旧例，兼取声誉名望而废除封弥；有人想改变经生死板的学问，不用帖经墨义而考察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要想振兴德行，关键在於统治者自身修身来端正万物，审察好恶来为世俗做表率。如果想要设立科目名目来考取德行，那麽这是在教天下人竞相作伪。上位者若以孝道取人，那麽勇敢的人就割股疗亲，怯懦的人就在墓旁筑庐守孝；上位者若以廉洁取人，那麽人们就故意乘破车、骑瘦马、穿破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无所不用其极。德行的弊端，竟至於此！从文章而言，那麽策论算是有用，诗赋算是无用；从政事而言，那麽诗赋、论、策同样都是无用的。虽然知道它们无用，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是认为设立法度来取士，不过如此罢了。近世文章华丽没有能超过杨亿的，假使杨亿还在世，他也是个忠诚清廉、刚正光明的士人；通晓经学、崇尚古学没有能超过孙复、石介的，假使孙复、石介还在世，他们也是迂

译腐拘泥、荒诞虚妄的士人。况且从唐代到如今，凭借诗赋而成为名臣的人不计其数，诗赋对天下有什麽亏负，而一定要废除它呢？"

皇帝读了苏轼的奏疏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如今看了苏轼的议论，就释然了。"改天皇帝拿这件事问王安石，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如今人才缺乏，而且学术不统一，一人一种见解，十人十种见解，朝廷想要有所作为，各种议论纷纷扰扰，没有人肯听从，这都是因为朝廷不能统一道德准则的缘故。所以要统一道德准则就要整顿学校，想要整顿学校就不能不改变贡举法。"赵抃认为苏轼说得对，王安石说："如果说这个科目曾经培养出很多人才，那是因为做官进身别无其他途径，其中自然不能没有贤才；如果说这个考试办法已经很完善，那就不对了。如今在年少力壮、正应当讲求天下正理的时候，却闭门学习作诗赋，等到入朝为官，世上的事情都不熟悉，这就是考试的办法败坏了人才，导致比不上古代。"於是最终还是按照王安石的建议施行，废除明经和诸科，进士废除诗赋，各自专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兼考《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大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共十道，第三场考论一篇，第四场考策三道，礼部考试则增加两道。由中书省撰写大义的格式颁行天下。考大义的人必须精通经义，有文采才算合格，不像明经科的墨义那样只是粗略解释章句而已。把诸科解额十分之三的名额增加到进士名额中，诸科如果想沿用旧业，只可以再考一次，此後就不许原来不是应诸科的人重新以诸科应试。至於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新改考进士的人，以及府、监、其他路舍弃诸科改考进士的人，才可以使用所增加的名额来应试，都另外编为一个号别评阅录取，这是想要优待他们的行业转变，使他们不致因外力侵夺名额而经常想着改换科目。

按：科举不足以穷尽选拔人才的方法，然而自隋唐以来，进入仕途的人都以此作为进身的阶梯，至於这个人是否贤能，则起初并不在此考虑之列。柳宗元《送崔符序》说："如今世人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人都归附於此，难道改换考试的科目就能得到不一样的人才吗？没有这回事。人们只是随着上面所崇尚的东西而跟从罢了。如果崇尚孝悌，那麽孝悌不过还是这些人；如果崇尚经术，那麽经术不过也还是这些人。"姚康撰写的《科第录序》说："以颜回、孔子的心怀为准则的人，即使天天看到淫靡之风，也不能改变他的操守；以夏桀、盗跖的行为为准则的人，即使天天听闻仁义之道，也不能整治他的本性。如果选用乡举里选的办法，也是这一类情况；如果搜求德才异行卓越的人才，也是这一类情况。那麽又何必把秀才看作朴实、把进士看作浮薄呢。"这大概是唐人已有的这种论调，也就是苏东坡的用意，只是把声律变为议论，变……

译墨义作为大义,对于学者来说不是没有益处的。但是王安石所说的"统一道德"这件事,却是想用他的学说,让天下人比照并等同起来,来求取科第功名。他的书就算完美无缺、没有可指摘之处,然而假使学者因为求取利禄的缘故,埋首钻研一生,人云亦云、因袭雷同,不能充分发挥博学详说的功夫,再稍微追求深入领会、自有心得的意趣,那么这种拘泥浅陋,和墨义相比也相差无几,更何况他所著的书未必完美无缺呢?至于他所说的"学术不统一,十个人有十种见解,朝廷想要有所作为时,各种异议纷纷,没有人肯听从",这正是李斯建议焚书的理由,这是什么话啊!

译既罢明经、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试进士者。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惟尝应明经、诸科试在熙宁五年前者得试，非此类，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预刑法官试，中者推恩有加。

废除明经、诸科考试后，便用它们的办法设立"明法"新科，以此接纳诸科中不能改考进士的人。考试内容为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成绩达标即录取，只有曾在熙宁五年以前应过明经、诸科考试的人才能应试，不属这类的人，有司不予受理。得官之后，又可以参加刑法官考试，考中的人推恩加等。

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策问也。

熙宁三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开始采用策问。旧制中，进士一天内兼考诗、赋、论，称为"三题"，特奏名的人只考论一篇。到这时，进士入座，有司仍照旧例发给《礼部韵》和题目，拿出来一看却是策问题。

叶祖洽对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考官苏轼疾其阿谀，因拟进士策一篇以进。

叶祖洽在对策中说，祖宗多有因循苟且、简陋不足之政，陛下即位后加以革新。初考定为三等，覆考定为五等。皇上命宰相陈升之当面诵读，把叶祖洽定为第一名。考官苏轼痛恨他阿谀奉承，于是拟写了一篇进士策文进呈皇帝。

是年，南郊赦书，访求节行才识学术之士，诸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送舍人院试，而命以官。

这一年，南郊祭天的赦书中，要求访求节操、品行、才识、学术出众之士，各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送到舍人院考试，然后授予官职。

熙宁初，诏："进士、诸科经仁宗朝殿试，或进士、明经三举，殿试五举，省试下，诸科五举，殿试七举，省试下，并免解。因应举授诸州司士、长史、文学、助教、参军，不理选限。年未六十，注权入官。"三年，又诏："景〇五年以前礼部试下，进士一举、诸科二举，年六十五，若递加一举，则不限年，州县以名闻，特与推恩。府、监举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识。进士七举、诸科八举、年四十、礼部尝奏名者，并特赴殿试，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一举以优之。旧止试论，至是，如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自同五经出身而降为九等，上等注官，次守选，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选限各有差。"

熙宁初年，下诏："进士、诸科经过仁宗朝殿试，或进士、明经考了三次，殿试考了五次，省试落第的，诸科考了五次，殿试考了七次，省试落第的，一并免予解试。凡因应举而被授予各州司士、长史、文学、助教、参军之职的，不受选限约束。年龄未满六十的，注授权摄之职入仕。"熙宁三年，又下诏："景〇五年以前礼部试落第的，进士考过一次、诸科考过两次，年满六十五岁的，若再多考一次，则不限年龄，由州县上报姓名，特予推恩。府、监的举人，须有京朝官二人担保识认。进士考过七次、诸科考过八次、年满四十岁、曾被礼部奏名的，一并特许赴殿试，只有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一次考试次数以示优待。以前只考论，到这时，也如进士一样考时务策一道。凡从与五经出身相同而降为九等的，上等的授予正式官职，其次的守选待用，再次的遇到郊祭时授官，以及不受选限约束的，各有等差。"

诏："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得试於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使与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额。"

下诏："各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的官员，凡有亲戚或门客的，不得让其在本州应试，须将名单汇报转运司，让他们与厅试的人一同应考，大致每七人特设一个名额予以解送，不占用其所回避之州的解额。"

五年，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补官。

熙宁五年，下诏规定宗室中非袒免亲的，允许应举补官。

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命者，附锁厅试；非袒免以外，例许应举，国子监、礼部皆别试、别取，十人取五，试者虽多，解〇过五十人。廷试策问与进士同，而别考累举不中，年及四十以闻，而录用之。

熙宁十年，开始设立宗室子弟考试之法：凡祖宗袒免亲中已经受命任官的，附于锁厅试；非袒免亲之外的，照例允许应举，国子监、礼部都另行考试、另行录取，十人取五人，应试的人虽多，解送不超过五十人。廷试策问与进士相同，而另外考察多次应举不中、年龄已到四十岁的人，上报朝廷，予以录用。

六年，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其後又诏进士第一人以下并试。初，诏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中书习学练亨甫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预一州之事，其於习法岂所宜缓？前此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矣。"乃诏悉试。

熙宁六年，下诏进士、诸科以及选人、任子官都要考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通过之后才能出任正式官职。此后又下诏进士第一名以下的人也都要考试。起初，诏令中规定从第三名以下的人才须考试法律，中书省习学练亨甫说："考中高科的人担任签判及职官，参与一州的政事，对于熟习法律怎能忽视呢？以前考刑法的人，世人都把他们看作俗吏。现在朝廷推恩已经很优厚，可是应试的人还是很少，如果高科的人不考，那么人们就不以此为荣了。"于是下诏所有人都要考试。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令，吴充曰："汉儒陈宠以法律讲受，徒众常数百人。有律学在六学之一，後来缙绅，多耻此学。明法一科又徒能诵其文，罕通其意。近岁将补官者，必聚而试之，此有以见恤刑之意。"

皇帝因此说到近世士大夫大多不熟习法令，吴充说："汉代儒者陈宠以讲授法律为业，门徒常有数百人。律学曾是六学之一，后来的士大夫，大多以研习此学为耻。明法一科的人又只能背诵条文，很少能通晓其中的用意。近年来将要补官的人，必定聚集起来加以考试，这体现了体恤刑罚的用意。"

旧制，进士诸科以甲次高下率钱期集，贫者或称贷。是年，始赐钱三千缗为期集费

译。

按旧制，进士、诸科按甲第名次高下摊派钱财用于期集（聚会庆贺），贫困的人有的还要举债借贷。这一年，开始赐钱三千缗作为期集费用。

旧制，新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

按旧制，新科进士入朝谢恩时，要进献谢恩银一百两。到这时，废除了这一规定。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官，谓之《三经新义》。

熙宁八年，将王安石所撰《诗》、《书》、《周礼》义颁布给各学官，称为《三经新义》。

先是，安石奏学官试文，且言黎亻先、张谔文胜而违经旨，帝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安石曰："已令陆佃、沈季长训释《诗义》矣。"帝曰："佃辈信能发明奥旨乎？"安石曰："虽命之训，而臣实商度也。"

在此之前，王安石上奏说学官考试文章，并说黎亻先、张谔的文章虽好但违背经义宗旨，皇帝说："如今谈论经义的人各不相同，靠什么来统一道德标准呢？你有所著述，应当颁行天下，使学者的见解归于一致。"王安石说："已经命陆佃、沈季长训释《诗义》了。"皇帝说："陆佃等人真能阐发经义的深奥旨意吗？"王安石说："虽然命他们训释，其实是由我自己斟酌决定的。"

旧制，开封府发解三百馀额，国子监额不及其半。至是，合试而通取之。

按旧制，开封府发解名额三百多个，国子监的名额还不到它的一半。到这时，两处合并考试，统一录取。

九年，殿试进士。初，覆考官陈泽等考上一甲文卷失当，赎金有差。诏自今唱名尽四甲，而礼部正奏名上十人，未与者奏听裁决。

熙宁九年，殿试进士。起初，覆考官陈泽等人评定第一甲的试卷有失公允，被罚以不同数额的赎金。诏令从今以后唱名要唱到第四甲，礼部正奏名的前十名，其余未列入的上奏听候裁决。

元丰元年，诏开封府、国子监举人并试，通取解额。其诸州不满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额，就一州考取。御史黄廉言："别试所解试业《诗》者十人而取至四五，《书》之一经止取一人，等之业文，不应能否相绝如此。愿分经立额，均收其长。"诏自今《诗》、《易》悉占三分，《书》二分，《周礼》、《礼记》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讲官考试，诸生在学，熟知其平时议论趋向，则试文易投其好，而远士往往见黜。考官〇用监学讲授人。"诏差官日取裁。知谏院黄履言："诸科旧试记诵，故口授为传义，重其法禁。今大义须文，岂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酿立告赏，证左又皆其徒，虑有诬枉，请改立法。"从之。

元丰元年，诏令开封府、国子监的举人一同考试，统一录取解额。各州不满百人的，命转运司让邻近州各用本州名额，在一州内合并考取。御史黄廉说："别试所解送、考试业《诗》的十人中要录取四五人，而《书》这一经只录取一人，同样是研习经业作文，不应该能否相差如此悬殊。希望按经分别设立名额，均衡录取各经的优秀者。"于是下诏从今以后《诗》、《易》各占三分，《书》占二分，《周礼》、《礼记》合占二分。黄履又说："朝廷多任用讲官担任考官，各生员在学期间，熟知他们平时议论的倾向，那么应试文章就容易投其所好，而远方之士往往被黜落。考官不应任用国子监讲授的人。"诏令差派官员逐日裁决。知谏院黄履说："诸科旧时考试记诵，所以口授就成了传授经义的方式，对此严加禁止。如今大义考试须凭文字，怎能容许口授呢？可是重罚的法令依旧存在，还酝酿设立告发赏赐之法，作证的人又都是他们的同党，恐怕会有诬陷冤枉的情况，请求改立新法。"皇帝依从了。

五年，先是，帝见黄裳所为文，爱之。至是，礼部奏进士，有裳名。及进读试策，在前列者皆不称旨。命求裳名，至未甲始见，乃擢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实赎金。

元丰五年，在此之前，皇帝看到黄裳所写的文章，很喜爱。到这时，礼部上奏进士名单，其中有黄裳的名字。等到进呈朗读试策，排在前列的都不合皇帝心意。皇帝命人寻找黄裳的试卷，一直找到第五甲才发现，于是提拔为第一名。考官因评定高下不实而被罚以赎金。

八年，济、博、棣三州诸科举人诉於礼部，言："诸科旧额多归进士，仅有存者，又有以尽解新科明法。今试而中，无额可解。"於是常留诸科旧额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丰八年，济州、博州、棣州三州的诸科举人向礼部诉说："诸科旧有的名额大多被划归进士科，剩下的很少，又几乎都用来解送新科明法。现在考中了，却没有名额可以解送。"于是决定经常保留诸科旧额的十分之一，用以接纳不能改换科目的人。

知徐州苏轼上言，乞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事见《胥吏门》）

知徐州苏轼上奏，请求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的士人另外开辟一条入仕之路。（此事详见《胥吏门》）

哲宗元〇二年，更科场法。进士分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道，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不兼诗赋人许增治一经，诗赋人兼一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〇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哲宗元〇二年，更改科场考试之法。进士考试分为四场：第一场考本经义两道题，《论语》《孟子》义各一道题，第二场考赋和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考论一道题，第四场考子史、时务策两道题。研习经义而不兼修诗赋的进士，允许增治一经；研习诗赋的人须兼修一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〇梁》、《仪礼》为中经，愿意兼习两部大经的听其自便，但不得偏占两部中经。

尚书省言："近岁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患在治经者专守一家，不识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知解释，不通声律体要之学，深虑〇用之文从此遂息。兼一经之内，可以为题者无几，有司所试，多其平日已尝宿为，若非议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礼部请置《春秋》博士，进士专为一经。又侍御史刘挚奏："国朝取士，试赋、论、策，更百馀年，号为得人。熙宁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罢诗赋而改试以经，可谓知本。然今之治经，大与古异。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佐以庄、列、释氏之书，试者累辈百千，概用一律，其中虽有真知圣人本指，该通先儒旧说，与时尚不合，

译一切捐弃。且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否邪正，未可遽判。第从有司去取较之，诗赋有声律法度，故工拙易见，所从命题者广，故寡重复；经义命题不出此书，既可夙具，稍更数试，题多重出，既格律不严，难以一见判其高下，或时得窃他人之文以为已作。此於取弃难易之〇，科第当否，由之以分。愿复诗赋，与经义兼行，其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已之说，禁用字解、释典，以救文弊，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又言："近制，明法举人试律令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明法'，中其选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进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礼义，而刑法仅以助之。旧制，刑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则犹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罢兼经，专试刑书，又所取比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试《论语》、《孝经》大义，仍裁半额，注官并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以闻。

尚书省上言："近年来求学之士见闻浅陋，文辞格调低下软弱，弊病在于研习经学的人专守一家之说，不了解各家儒者传记的说法，写文章的人只知道照本解释，不通晓声律和文章体要之学，深恐实用文体从此衰落。加上一部经书之内，可以出题的地方并不多，有司所考的题目，大多是应试者平日已经预先准备好的，如果不加以议论更改，必定会造成很大的弊病。"而礼部请求设置《春秋》博士，让进士专治一经。侍御史刘挚又上奏说："本朝选取人才，考试赋、论、策，历经一百多年，号称得人。熙宁初年，因为章句之学破坏了大道，于是废除诗赋而改考经义，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然而如今研习经义，与古时大不相同。专门诵读熙宁年间颁布的新经义、《字说》，辅以庄子、列子、佛家的书籍，应试的人成百上千，全都千篇一律，其中即使有真正理解圣人本意、通晓先儒旧说的人，只要与当时的风尚不合，一律遭到废弃。况且诗赋、经义，同样都是凭文辞来选取人才，贤能与否、正邪与否，不能一下子判定。只从有司取舍的角度来比较，诗赋有声律法度，所以工拙容易辨别，命题的范围广，所以很少重复；经义命题不出这几部书，既然可以事先准备好，稍微多考几次，题目就多有重复出现，加上格律不严格，难以一眼判定其高下，有时还会有人窃取他人的文章当作自己的作品。这正是取舍难易的关键所在，科第是否得当，都由此而分。希望恢复诗赋考试，与经义并行，解经通用先儒的传注以及自己的见解，禁止使用字解、佛典，以此挽救文风的弊病，也使学者兼通其他书籍，逐渐达到博学广闻。"又说："近来的制度，明法科的举人考试律令大义及断案，称为'新科明法'，考中的人，吏部立即授予司法之职，名次排在进士及第人之上。古时治国以礼义为根本，而刑法只是用来辅助的。旧制中，刑法科本是最低等的科目，但也必定要求兼通经义，这就是古人先德后刑的用意。如今新科废除了兼经的要求，专考刑法条文，而且录取的人数比以前多得多，调拟官职的办法也失去了次序。希望增加考试《论语》、《孝经》大义，同时裁减一半名额，授官都依照科目次序进行。"皇帝下诏命近臣一起商议后上报。

左仆射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後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於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已者取，异已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异端。若已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左仆射司马光说："选取人才的方法，应当先看德行，后看文学；就文学而言，经术又应当先于文辞。神宗废除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考试，这是恢复先王的良好法典，百世不变的法则。但王安石不应该以自己一家的私学，企图掩盖先儒的学说，命令天下学官讲解经义及科场考试，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就录取，不同的就黜落，使圣人坦荡明白的言论反而陷入奇诡偏僻，使先王中正的道理流入异端邪说。如果王安石的论说果真正确，先儒果真错误，何必担心学者不放弃先儒而遵从他呢，又何必用利害来这样急迫地诱胁人呢？至于律令敕令法式，都是为官者所必需的，何必设置明法一科，让士人预先学习呢？礼法所摒弃的，正是刑法所惩治的，士人如果真能懂得道义，自然会与法律暗合；如果不懂道义，只是每日诵读徒刑、流放、绞刑、斩刑之类的条文，学习罗织罪名、苛刻用法之事，做士人已经变得刻薄，从政又怎么会有善良之风，这不是用来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

四年，知杭州苏轼状奏："据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诣臣陈状称：'准元〇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谓学者久传经义，一旦添改诗赋，习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优待诗赋，勉进词学之人。然天下学者寅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就，不愿再有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多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难使捐已习之诗赋，抑令就经义之科。或习经义多少各以分数发解，乞据状敷奏者。'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浮虚，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既去取高下，不厌外论，而已得之後，所学文词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诗赋。而横议之人欲收姑息之誉，争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朝廷重失士心，故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

译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於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据前件进士汪溉等状，不敢不奏，亦料诸处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参详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後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诗赋进士亦自兼经，非废经义也。"

元〇四年，知杭州苏轼上奏状说："据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到臣这里陈述说：'依照元〇四年四月十九日的敕令，诗、赋、经义各按五分之比例录取人才。朝廷认为学者长期传习经义，一旦增改为诗赋，学习的人还很少，于是按五分立法，这是想要优待诗赋，勉励促进擅长辞章之学的人。然而天下学者日夜竞相学习诗赋应举之业，大都学有所成，虽然降下了平均分配取人的办法，但由于所学之业已经练成，不愿意再有所改变；加上学者们也认为朝廷追复祖宗取士的旧例，是以词章之学为优，所以士人们都以不能作诗赋为耻。近来专门研习经义的人十个当中不到二三个，眼下本地及州学生员大多研习诗赋，其他郡也是如此。如果平均分配解送名额，实在是有损诗赋进士的利益，难以让他们放弃已经学成的诗赋，转而改学经义之科。或者按照研习经义人数的多少各以分数比例发解，恳请依据陈状上奏。'臣从前曾任侍从之职，确实看到朝廷改用诗赋考试的原委，是因为自从用经义取士以来，学者们争相崇尚浮华空虚之风，文字千篇一律，考试之日，工拙难以分辨。取舍高下既不能使外界舆论满意，而考中之后，所学的文辞又不能用于实际，所以改用祖宗旧例，兼取诗赋。而好发议论的人想要博取姑息迁就的美名，争相说天下学者不喜欢诗赋，朝廷担心大失士人之心，所以才改变法度，各取五分。然而臣在京城，见太学生中研习诗赋的十人有七人；臣本是蜀人，听说蜀中进士研习诗赋的十人有九人；等到出任东南地方官，亲身经历十个郡，也多见江、湖、福建的士人都争相作诗赋，其中擅长的已经赶上前人的水平。专门研习经义，士人反以为耻。由此可知先前说天下学者不喜欢诗赋的说法都是虚妄的。只有河北、河东的进士，刚刚改习声律，恐怕还不太熟练，然而他们的经义文辞也自然比其他路差，不只是诗赋不如而已。朝廷对五路进士，如果按照礼部贡院的分数比例录取，必定不会有偏废遗漏某一路士人的道理。现在臣依据前面所述进士汪溉等人的陈状，不敢不上奏，也料想各地像这样申诉说明的不止一处，恳请朝廷参考斟酌众人的意见，特许将来一次考试按诗赋、经义人数的多少，各自按比例分数发解。如果经义所占比例不足一人，允许并入诗赋名额之中。此外除将来这一次考试外，今后一律只许应考诗赋进士科，这样才能使学者不再心存疑惑，专心一意地学习。谨此记录上奏，恭候敕令旨意。"贴黄批注说："诗赋进士也自兼经义，并非废弃经义。"

又诏举经明行修科，分路立额，共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各用其州解额，无其人则缺之。

朝廷又下诏举荐经明行修科，按路分设名额，共六十一人。由州县负责担保举荐，上报监司，监司考察后上奏。各自使用本州的解送名额，没有合适人选的就空缺。

司马光奏："乞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应经明行修科，与进士并置。程试一如进士，惟於及第後推恩优异，以劝勉天下举人，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窃料此法初行，其奔竞属请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〇有所赦，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谨择其人，不敢妄举。如此，则士之居乡居家，独处ウ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谨，惟惧玷缺有闻於外矣。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

司马光上奏说："请求每年委托升朝文官保举一人，应经明行修科，与进士科并列设置。考试程序与进士相同，只是在及第之后特别加以优厚的推恩，以此劝勉天下举人，使士人敦厚品行，表明朝廷并非专取文学之才的用意。臣私下料想此法刚推行时，奔走钻营请托的情况恐怕难以避免，但如果朝廷对所举荐之人违犯名教及贪赃枉法之罪，必定连坐举主，即使有所赦免，处理了三五人之后，自然大家都会谨慎地挑选人选，不敢随意举荐。这样一来，士人无论居乡居家，还是独处一室，立身行事，都不敢不谨慎，只怕有玷污缺失之处传闻在外了。这就是所谓不言之教，不用严厉手段自然形成，不必等到学官每日训导、每月考察、设立赏格告发，士人的品行自然会变得美好。"

王觌言："人情进取相妨则相挤，若经明行修科本用其州解额，虽名实孚应，众必合意诋之。此科本以厚风俗，恐俗未及厚而反败之也。乞创额以消争进。"

王觌说："人之常情，在进取之路上互相妨碍就会互相排挤，如果经明行修科本来就使用本州的解送名额，即使名实相符，众人也必定会合力诋毁他。这一科本是用来敦厚风俗的，恐怕风俗还没来得及敦厚反而先被败坏了。请求另创名额，以消除争夺进取之心。"

权知贡举苏轼言："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祖宗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至嘉〇中年，始尽赐出身，近岁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自该特奏而预正奏者，皆定著於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於人主，甚无谓也。"轼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举该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进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後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於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初政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馀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之极增重不已。"

权知贡举苏轼说："如今官爵名器给予得太容易，每次考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有八九百人。祖宗

译旧制中，礼部已经奏报姓名的人，到殿试时被黜落的还很多。到嘉〇年间，才开始全部赐予出身，近年来即使犯有各种过失也不再黜落，这些都不是祖宗的本意。而且进士升甲，本来是因为南省第一名唱名靠后，才特别加以提升，这都是出自当时皇帝的圣裁。如今礼部前十名以上、别试、国子监、开封解试、武举第一名，经明行修进士以及本应特奏名而列入正奏名的人，都被明文规定在法令中，依次升入第一甲，这样一来，法度就掌握在有司手中，恩泽反而不归于人主，实在没有道理。"苏轼又说："近来查得案卷，本次考试中应特奏名的人，约已达到四百五十人，如今又允许在此之外再递减一次考试年限就能获取资格，那么应当又会增加数百人。这些人年纪已老，没有别的进取指望，分布在各州县，只专务贪污受贿之事，作为退休的打算。前前后后靠恩科任命的官员已有几千人了，可有一个人能够自我振奋而在当世有所建树？而残害百姓、败坏官纪的人却数不胜数，由此可知这样做只有害处没有益处。议论的人不过认为新政之初应当广施恩泽，却不知道吏部用有限的官职来供养无穷无尽的官吏，户部用有限的财力俸禄来供养无用之人，而所到的州县都深受其害，这是即位之初就有的这一失误举措，把它称为恩泽，这不是臣所能理解的。希望陛下断然采纳圣意，只沿用先前的命令，仍旧下诏命考官酌情录取一二十人，如果确实有学问的，就允许出任官职，其余的都补授文学、长史之类的闲职，不受选限约束，以免使积弊愈加深重不止。"

八年，中书言："御试请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馀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可见习赋者多。於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後概试三题。"

元〇八年，中书省上言："御试请求恢复祖宗旧法，考试诗、赋、论三题。"并且说：士子大多已经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共二千一百多人，而不兼修诗赋的只有八十二人，可见研习诗赋的人多。于是下诏："来年御试，研习诗赋的人重新考试三题，专攻经义的人暂且考策问，此后一概考试三题。"

绍圣元年，礼部已定御试三题条约，至三月，诏仍试策。又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仍除去《字说》之禁。又诏礼部，取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绍圣元年，礼部已经制定了御试三题的条例章程，到三月，又下诏仍旧考策问。又下诏进士废除诗赋考试，专门研习经义，同时解除了对《字说》的禁令。又下诏礼部，收取所有内外考试的题目，全部汇集编成名册，遇到考试时，颁发给考官，以防止重复出题。废除《春秋》科，凡是考试，优先录取研习二礼、两经的人，允许占全部名额的一半，而以另一半分给其他经书。不久后又重新设立《春秋》博士，到崇宁年间又废除了。

时有建言请於《诗》、《书》、《周礼》三经义中出题以试举人者。朝廷下其议，有司承意，谓为可行。既而右正言邹浩言："三经义者，所以训经，而其书非经也。以经造士，而以非经之题试之，甚非先帝专用经术之义。"後出题讫依旧法。

当时有人建言请求从《诗》、《书》、《周礼》三经义中出题来考试举人。朝廷将此建议下发讨论，有司秉承旨意，认为可行。不久右正言邹浩说："三经义，是用来训释经书的，但这些书本身并不是经书。用经书来造就士人，却用非经书的题目来考试他们，这很不符合先帝专用经术的本意。"此后出题时便仍依照旧法。

徽宗崇宁三年，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国。肆朕纂图，制诏有司讲议其方，成书来上，悉推行之，设辟ń於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又与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劝励学者至矣。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於学校。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庶几复古。"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

徽宗崇宁三年，下诏说："神宗皇帝议定以三舍法取士，而废除州郡科举，这一办法在京畿地区推行，却未推及各州郡。现在朕承继先志，命令有司讲求商议具体办法，编成文书上报，全部加以推行，在国都郊外设立辟ń，用来接待升贡的士人，又亲临加恩博士弟子，各有等差，朕勉励学者已经算是极致了。然而州郡仍旧以科举取士，没有专用学校之法。现下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全部由学校升贡产生，各州郡发解及考试礼部之法一并废除，这样差不多可以恢复古制了。"从此每年考试上舍生，都差派知举官如同礼部考试一样。

四年，诏："将来大比，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辟ń太学其亟以此意谕达远士，使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而士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不能辍身试补者，仅可从狭额应科举，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试兼与而两得，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时人议其法曰："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故诏书及此而加以审订，未遽废科举也。

崇宁四年，下诏："将来大规模考试时，再参照采用科举取士一次，辟ń太学要尽快把这个意思传达给远方的士人，让他们立即知晓。"当时各州县都全面推行三舍法，当官人家的子弟可以免试入学，而在学的士人要经年累月多次考试才能达到升等的资格，那些不能脱身应试补入学籍的人，只能从狭窄的名额中应考科举，不能像在籍学生那样三舍、解试兼得两种资格。那些贫穷而年老的士人尤其为此困苦。当时人评议这个办法说："有利于富贵者而不利于贫贱者，有利于年少者而不利于年老者，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所以诏书说到这里又加以审订，还没有立即废除科举。

大观元年，诏举八行。

大观元年，下诏举荐八行之士。

自元〇仿古，创立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艺文，〇取礼部试黜之士附〇恩科，其时御史既已咎其无所甄别矣。及八行科立，专以八行全偏为三舍高下，不〇内外，皆不试而补，则往往设为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厌，至於请〇徇私，尤难防禁。大抵两科相望几数

译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与名格相应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〇斥弛，公私交患苦之，不能谁何，乃借八行名称，纳之学校，使其冀望无罚应贡，则稍且自戢，而长史实恐缪举从坐，故宁使之占额不贡。以是知略实艺而追古制，其难盖如此也。

自元〇年间仿效古制，创立经明行修科，以德行为主而忽略文艺，选取礼部考试落第的士人附加于恩科之中，当时御史就已经指责这种做法没有甄别标准了。等到八行科设立后，专门以八行的完备或偏缺来评定三舍的高下，不论内外学生，都不经考试就补入，于是往往有人故意做出这些行为的表象，以求进入八行之列，本已令人厌恶，至于请托徇私的情况，更是难以防范禁止。大概这两科相继推行了几十年，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卓然自我彰显、名实相符的。而八行科弊病尤其严重。士子行为放纵懈怠，公私双方都深受其苦，却无可奈何，于是就借用八行的名义，把这些人纳入学校，使他们抱着不受惩罚而能应贡的希望，从而稍稍收敛自我约束，而地方长官实在担心错误举荐而连坐，所以宁可让这类人占据名额而不予贡举。由此可知想要略去实际才艺而追求古制，其困难竟是如此之大。

政和二年，亲试举人，始罢赐诗，改赐箴。先时，御史李章言作诗害於经术，自陶潜至李、杜皆遭讥诋。诏送敕局立法，宰臣何执中遂请禁人习诗赋。又诏士毋得习史学。

政和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开始废除赐诗的做法，改为赐箴。在此之前，御史李章说作诗有害于经学，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都遭到他的讥讽诋毁。皇帝下诏送交敕局立法，宰相何执中便请求禁止人们研习诗赋。又下诏士人不得学习史学。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先是，崇宁以来，专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议不以为是，蔡嶷为翰林学士，慕容彦逢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为给事中，张琮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时务策并随事参以汉唐历代事实为问。"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称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时务策问并参以历代事实，庶得博习之士，不负宾兴之选。"未几，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言："夫《诗》、《书》、《周礼》，三代之故，而史载秦、汉、隋、唐之事。学乎《诗》、《书》、《礼》者，先王之学也；习秦、汉、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学也。今近臣进思之论，不陈尧舜之道，而建汉唐之陋，不使士专经，而使习流俗之学，可乎？伏望罢前日之诏，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学，而不流於世俗之习，天下幸甚！"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为通儒。今再思之，纪事之史，士所当学，非上之所以教也。况诗赋之家皆在乎史，今罢黜诗赋而使士兼习，则士不得专心先王之学，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经术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时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在此之前，崇宁年间以来，专门崇尚王安石的学说，士人不用三经、《字说》就不予录用。到政和初年，公众舆论不以为然，蔡嶷担任翰林学士，慕容彦逢担任吏部侍郎，宇文粹中担任给事中，张琮担任起居舍人，联名上奏："希望今后时务策问都能随事参照汉唐历代的史实来命题。"皇帝亲笔批示："经书用来记载道理，史书用来记述事实，本末兼顾贯通，才称得上通儒。可以依照所奏。今后时务策问都参照历代史实，希望能培养出博学多闻之士，不辜负朝廷选拔贤才的美意。"没过多久，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上言："《诗》、《书》、《周礼》，是三代的旧典，而史书记载的是秦、汉、隋、唐的事情。学习《诗》、《书》、《礼》的人，学的是先王之学；研习秦、汉、隋、唐历史的人，学的是流俗之学。如今近臣呈进的建议，不阐发尧舜之道，反而提倡汉唐的浅陋之学，不让士人专攻经学，反而让他们研习流俗之学，这样可以吗？恳请废除前日的诏令，使士人一心研习先王之学，而不流于世俗的习气，这样天下就幸运了！"皇帝亲笔批示："经书用来记载道理，史书用来记述事实，本末兼顾贯通，才称得上通儒。如今再三思考，记事的史书，是士人应当学习的，并非君上用来教化的内容。况且擅长诗赋的人大都精通史学，如今废黜诗赋而让士人兼习史学，那么士人就不能专心研习先王之学，反而流于世俗爱好，恐怕不符合先帝以经术造就士人的本意。可以依照先前所奏，先前颁下的指令不再施行。"这是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的事。

按：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观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群忄佥借正论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於迁、固、李、杜也哉？

按语：尊崇经书，压抑史学，废除诗赋，这是崇宁、大观以后设科造士的主要宗旨，这种论调看似正当。然而经书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有荆国公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史学与诗赋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有司马光的《通鉴》、苏轼黄庭坚的诗词唱和。这一群奸邪之人借用正当的言论来达成他们的奸计，他们的本意难道真的认为六经胜过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吗？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宣和三年，下诏废除天下的三舍法，开封府及各路都改用科举取士，只有太学仍保留三舍法，用以甄别评定考试成绩，遇到科举考试时仍照常自行发解。

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差知举官五人。

宣和六年，礼部考试进士一万五千人。下诏特增一百人的名额，差派知举官五人。

是年，赐第八百馀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

这一年，赐予进士及第的有八百多人，其中因为上书献颂，直接被命令赴试的将近百人。有储宏等人隶属于大宦官梁师成，担任使臣或小史，也都赐予他们及第。

先是，大观三年，宦者梁师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邓洵武之子、鸿胪寺丞雍进颁文可采，特令直赴廷试。自後此类颇多。

在此之前，大观三年，宦官梁师成考中甲科。政和四年，因为邓洵武的儿子、鸿胪寺丞邓雍进呈的文章值得采用，特命他直接

译赴廷试。此后这类事情颇多。

政和八年，嘉王揩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昴为首。

政和八年，嘉王赵楷考试名列第一，皇帝不想让他在众多士人中夺魁，便提升次名王昴为第一名。

按：太宗时，李〇、吕蒙正之子御试入等，上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黜之，颜明远等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蕃掌书记，盖惟恐权贵占科目以妨寒〇也，今亲王得以为状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後官及第，上夺所授敕牒，勒归本局，诏今後吏人无得应举，盖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也。今阉宦与其隶皆得以登甲科，盖至是祖宗之良法荡然矣。

按语：太宗时，李〇、吕蒙正的儿子在御试中考入等第，皇帝认为权贵之家不应当与寒门孤苦之士争夺进取之路，将他们黜落；颜明远等四人以现任官员身份应举进士，皇帝爱惜科第名额而不给予，特授予他们邻近藩镇的掌书记之职，这都是因为唯恐权贵之家占据科举名额而妨碍寒门之士。如今亲王竟然能够成为状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后官考中及第，皇帝夺回所授予的敕牒，勒令他回归本局，下诏今后吏员不得应举，这都是因为唯恐杂流之人获取科第功名，玷污了选举制度。如今宦官及其隶属都能够登上甲科，可见到这时祖宗的良法已经荡然无存了。

王氏《挥麈录》曰："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於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〇卷子，神宗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〇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後无逾此岁之盛。"

王明清《挥麈录》说："国朝初年每年放榜，取士的人数极少，比如安德裕考中状元那年，只录取了九人而已，这是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到太宗朝逐渐增多，所录取的大多是江南的优秀人才。此后又另外设立分数标准，考核五路的举子，因为北方人拙于言辞文采，所以优先录取。熙宁三年廷试，废除三题，专用策问取士，除非有各种违规犯规，否则不再黜落。然而五路举人的水平尤其粗疏简陋，黄道夫榜中，唱名传胪到第四甲党〇的卷子时，神宗笑着说：'这个人是怎么通过省试的？'知举官舒信道回答说是五路的人用分数标准，末名也能通过省试，皇上命令将其降为第五甲的末位。此后这类人越来越多。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的人数达到八百零五人，这是因为燕〇免除省试的人已经很多，天下赴礼部南宫应试的人达一万人，前前后后没有超过这一年的盛况。"

钦宗靖康元年，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钦宗靖康元年，重新设置《春秋》博士，用来选取人才。

赐出身　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或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路：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总其大较，要有可考。熙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八等，有司以安度所试《绿竹诗》背王刍古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五年，祝康、李举之试经书、律令大义，而有司考之入优，遂以令赐明经出身。其後梁子野、黄葆光赐出身，遂同进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来献捷，帝喜甚，遂以赐之。其後赵迩在政和〇擒蛮卜漏，编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来奏，永裔亦得赐。八年，章〇荐大理寺丞欧阳发有史学，又得赐。九年，中丞邓绾荐遂州布衣冯正符受赐，己而绾败，正符亦坐附会追夺。元符元年，承务郎李景夏召对；三年，上舍生何太正应诏言事，皆特赐。崇宁二年，又赐右司郎官林摅、苏州进士俞焘等。明年，蔡京子攸亦与焉。四年，宋乔年察访熙河称旨；大观四年，开封少尹张叔夜皆以职事赐。政和中，小学生曹芬、骆庭芝以能文赐。自此达官贵胄既多得赐，又上书献颂得之者多至百数，不胜纪矣。靖康新政，惩奸臣蔽塞，凡行义有闻、议论忠谠，悉加赐以示好恶。张炳、雷观、陈东、尹〇享、邓肃相望得赐，而天下知所乡矣。

赐出身：凡是士人不经过科举或三舍法，而被赐予进士及第或出身的，其获得的途径不止一条：或因隐逸不仕、或因文学才华、或因吏治能力、或因上书言事，或是奏对合乎皇帝心意，或是应试法律而经义律令考评优良，或因具有军事才能，或因年幼却能写文章，或因边疆将臣之子因功劳而被上奏，这些人获赐虽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但总体而言，都是有据可查的。熙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吴安度在舍人院应试，已列入第八等，有司认为吴安度所作的《绿竹诗》违背王刍的旧说，而径直把"筠"当作竹，于是黜落不予录取。富弼说："《史记》记载淇园的竹子，正是卫国的物产，吴安度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于是赐予他进士出身。熙宁五年，祝康、李举之考试经书、律令大义，有司评定为优等，于是依照法令赐予明经出身。此后梁子野、黄葆光被赐予出身，就等同于进士。熙宁七年，王韶击破木征，让他的儿子王淳前来献捷，皇帝非常高兴，于是赐予他出身。此后赵迩在政和年间擒获蛮人卜漏，编写整理用兵的始末，让他的儿子赵永裔前来上奏，赵永裔也得到赐予。熙宁八年，章〇推荐大理寺丞欧阳发精通史学，也得到赐予。熙宁九年，御史中丞邓绾推荐遂州布衣冯正符，冯正符获得赐予，不久邓绾获罪失势，冯正符也因依附结党而被追夺出身。元符元年，承务郎李景夏被皇帝召见对答；元符三年，上舍生何太正应诏上书言事，都获得特别赐予。崇宁二年，又赐予右司郎官林摅、苏州进士俞焘等人。第二年，蔡京的儿子蔡攸也在其中。崇宁四年，宋乔年巡察访问熙河地区符合皇帝心意；大观四年，开封少尹张叔夜都因职事表现而获赐。政和年间，小学生曹芬、骆庭芝因擅长写文章而获

译赐。从此达官贵胄既多有获赐的，又有因上书献颂而获赐的人多达上百，不胜枚举。靖康新政时，为惩戒奸臣蒙蔽壅塞言路之弊，凡是德行道义有名声、议论忠诚正直的人，都一并加以赐予，以此表明朝廷的好恶取向。张炳、雷观、陈东、尹〇享、邓肃相继获赐，天下人由此知道了朝廷所崇尚的方向。

●卷三十二 选举考五

○举士

高宗建炎元年，诏曰："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顷缘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隽，已愆三岁之期，比申饬於攸司，涓上春而明试，深虞道阻，宽伫浃旬。而驻跸行宫，时巡方岳，非若中都当远近之会，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从权宜，创立规制，分礼闱之奏额，就诸路之漕台，俾谨择於考官，用精〇於实学，士省劳费，乡〇誉髦，悉预计偕，以俟亲策，敷告多士，咸体至怀。诸道令提刑司选官，即转运置司州军引试，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东路附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人就试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国子监人愿就本路试者听。"

高宗建炎元年，下诏说："国家设立科举来选取人才，制定爵位来对待士人，年月的信用如同阴阳一样准确，法令如同金石一样坚定。近来因为敌寇侵犯京城，因而使四方的英才，已经错过了三年一次的考期，近来已经申饬有关部门，选定春季举行公开考试，但深恐道路阻隔，因而宽限十天。而皇帝驻跸于行宫，随时巡视各地方，不像在国都可以使远近士人道路均等便利。特此从权宜之计出发，创立新的规制，把礼部贡院的奏名名额，分给各路的转运使司，让他们谨慎地选择考官，力求考核真才实学，使士人减省劳苦费用，各地推举优秀人才，都提前一并计算，等候皇帝亲自策问，昭告众多士人，都体察朝廷至深的关怀之意。命令各道提刑司选拔官员，就由转运使司在州军设置考场引试，用转运副使或判官一人监督。河东路附属于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的人在留守司应试，由御史一人监督，国子监的人愿意在本路应试的听其自便。"

《朝野杂记》："建炎二年，王唐公为礼部侍郎，建言复以词赋取士，自绍兴二年科场始。曾侍御统请废经义而专用词赋，上意乡之，吕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国学初建，高抑崇司业言：'士以经术为本，请头场试经义，次场试诗赋，末场试子史论、时务策各一首。'许之。十五年，诏经义、诗赋分为两科，於是学者竞习词赋，经学浸微。二十六年冬，上谕沈守约曰：'恐数年之後，经学遂废。'明年二月，诏举人并兼习两科（内大小经义共三道）。三十一年，言者以为老成经术之士，强习辞章，不合音律，请复分科取士，仍诏经义合格人有馀材，许以诗赋不足之数通取，不得过三分，自今年太学公补试行之，迄今不改。先是，举人既兼经义、诗赋、论、策，因号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两行之而止，盖举人所习已是为二，不可复合矣。"

《朝野杂记》说："建炎二年，王唐公担任礼部侍郎，建言恢复用词赋取士，从绍兴二年科场考试开始施行。侍御史曾统请求废除经义而专用词赋，皇上心意倾向于此，吕颐浩不同意才作罢。绍兴十三年，太学刚建立，司业高抑崇上言：'士人以经术为根本，请头场考经义，次场考诗赋，末场考子史论、时务策各一篇。'皇帝准许了。绍兴十五年，下诏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于是学者们竞相研习词赋，经学逐渐衰微。绍兴二十六年冬天，皇上对沈守约说：'恐怕数年之后，经学就要废弃了。'第二年二月，下诏举人一并兼习两科（其中大小经义共三道题）。绍兴三十一年，有议论者认为老成持重、精通经术的士人，勉强学习词章，不合音律，请求恢复分科取士，同时下诏经义合格的人如有多余的名额，允许用来通取诗赋名额不足之数，但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从这一年起太学公试补试开始施行，至今没有改变。在此之前，举人既兼修经义、诗赋、论、策，因而号称四科，然而自改制以后，只有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两次实行过而已，因为举人所学的已经分为两类，不能再合并了。"

按：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〇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〇、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然则自熙宁以来，士无不习经义之日矣。然元〇初，始复赋，欲经、赋中分取

按语：熙宁四年，开始废除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共十五年；到元〇元年，恢复词赋与经义并行；到绍圣元年，又废除词赋，专用经义，共三十五年；到建炎二年，又兼用经义、词赋。大概熙宁、绍圣年间是专用经义而废除词赋，元〇、建炎年间虽然恢复了词赋但也未尝不兼用经义，如此说来，自熙宁以来，士人就没有不研习经义的日子了。然而元〇初年，刚恢复词赋时，本想经义、词赋各按一半比例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