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六 乐考十九

译箫、小〇篥、桃皮〇篥、腰鼓、齐鼓、龟头鼓、铁板，以及大〇篥。胡旋舞，舞者站立在圆球上，旋转起来快如疾风。《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〇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各一件；铜钹两件。舞者四人。设置五方狮子，高一丈多，用五方颜色装饰。每头狮子配有十二人，穿着彩绘服装，手持红色拂尘，头上戴着红色包头，称为狮子郎。《安国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箫、〇篥、正鼓、和鼓、铜钹，各一件；舞者两人；《疏勒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箫、横笛、〇篥、答腊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鸡娄鼓，各一件；舞者两人。《康国伎》，有正鼓、和鼓，各一件；笛、铜钹，各两件。舞者两人。乐工的服装，都依照各自国家的样式。隋代音乐每次演奏完九部乐之后，就演奏《文康乐》，也叫《礼毕》。唐太宗时，命令删去这一项，后来这个曲目就失传了。《礼毕》，本来出自晋朝太尉庾亮家中。庾亮去世后，他家的乐伎追思他，就假扮他的面容，手持翳扇起舞，模仿他的样貌，取用他的谥号来命名，叫做《文康乐》，每次演奏完九部乐后就用它来收尾，所以用"礼毕"作为名称，其中的曲子有《散华乐》等。隋朝平定陈朝后得到了它，编入九部乐中，乐器有笙、笛、箫、篪、铃〇、な、腰鼓等七种钟，三悬为一部，乐工二十二人。平定高昌之后，又收集了高昌的音乐。有竖箜篌、铜角，各一件；琵琶、五弦、横笛、箫、〇篥、答腊鼓、腰鼓、鸡娄鼓、羯鼓，各两件人操作。乐工头戴布巾，穿〇袍，锦缎衣襟，金铜带，画有〇纹。舞者两人，穿黄色袍〇，白色内衣，五色丝绦腰带，金铜耳饰，红色靴子。从此才开始有了十部乐。此后由于宫内宴会，下诏命长孙无忌创制《倾杯曲》，魏徵创制《乐社乐曲》，虞世南创制《英雄乐曲》。唐太宗攻破窦建德之时，所骑的马名叫黄骢骠，等到征讨高丽时，这匹马死在路上，太宗颇为哀伤惋惜，命乐工创制了《黄骢叠曲》。这四支曲子都是宫调。

译五弦，形状像琵琶但比琵琶小，产自北方民族地区，从前用木拨弹奏，乐工裴神符最初改用手指弹奏，太宗对此非常喜爱，后来的人便沿袭用手弹奏ㄐ琵琶的方法。

高宗即位后，出现了景〇（祥瑞），黄河水变清。张文收采集古诗编成《景〇河清歌》，又名《燕乐》。

使用的乐器有玉磬、方响、ㄐ筝、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〇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各一件；毛员鼓、连鼗鼓、桴鼓、贝，各两件。每种乐器配演奏者一人，歌者二人，演奏者穿深红色袍服，系金带，穿黑靴。舞者共二十人。分为四部：第一是《景〇舞》，第二是《庆善舞》，第三是《破阵舞》，第四是《承天舞》。

《景〇乐》，舞者八人，戴五色〇冠，穿锦袍，配五色〇，系金铜带。《庆善乐》，舞者四人，穿紫袍，配白〇。《破阵乐》，舞者四人，穿绫袍，配绛〇。《承天乐》，舞者四人，戴进德冠，穿紫袍，配白〇。《景〇舞》，在元会（元旦朝会）时作为第一支曲目演奏。

高宗因琴曲渐渐失传，虽然还有人传习，但音律（宫商）已经不准，便命有关部门重新整理修习。太常丞吕才上奏说："舜弹五弦琴，歌唱《南风》诗。由此可知琴曲操弄，都应与歌辞相配合。如今把皇帝所作的《雪诗》改编为《白雪歌》。古今演奏正曲之后，还有送声，这是君唱臣和的礼制，可以把群臣应和之诗的十六节作为送声的十六节。"皇帝认为很好，便命太常将其编入乐府。吕才又撰写了《琴歌》《白雪》等曲，皇帝也创作了十六首歌词，都编入乐府。

皇帝将要讨伐高丽，在洛阳城门举行宴会，观看军营演练舞蹈。依照此次征战用兵的气势，编成《一戎大定乐》，舞者一百四十人，披五彩甲，持长槊而舞，歌者相应和唱，歌词称"八埏同轨乐"，象征平定高丽、天下大定。

等到辽东平定，行军大总管李〇创作了《夷美宾》曲进献。

调露二年，皇帝驾临洛阳城南楼，宴请群臣，太常演奏《六合还淳》舞，其舞容仪制没有流传下来。

高宗自认为是老子李氏的后人，于是命乐工制作道调。

译自周朝、陈朝以前，雅乐和郑声混杂在一起没有分别，隋文帝才开始把雅乐、俗乐分为二部，到唐朝又改称"部当"。凡是所谓的俗乐，共有二十八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锺宫为七宫；越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锺商为七商；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锺角、越角为七角；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锺羽、般涉调、高般涉为七羽。都是从浊音到清音，交替变换声调，音调低就越发浑浊，音调高就越发清亮，节奏缓慢的超过节拍，急促的则流于放荡。此后乐声乐器逐渐变得不同，有的还保留宫调的名称，有的以倍四为标准，有与律吕同名但声音并不接近雅乐的，其中锺调是应和夹锺之律的，宴享时使用它。丝类乐器有琵琶、五弦、箜篌、筝，竹类乐器有觱篥、箫、笛，匏类有笙，革类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类是附着于革类而成的某种乐器，木类有拍板、方响，用体积如金而应和石音的方响来凑齐八音。倍四本属清乐，形制类似雅音，但曲子却出自胡部。又有"银字"之名，"中管"之格，都是前代应和音律的乐器。后人失传了它们的传承，就改用别的名称，所以俗部各曲，其源流都出自雅乐。周、隋两代管弦杂曲有数百首，都是西凉乐；鼓舞曲都是龟兹乐。只有弹琴的乐工还流传着楚、汉旧声以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合称为《九弄》。隋朝灭亡后，清乐散失残缺，保存下来的才三十六曲。此后流传的有：《平调》《清调》，是周代《房中乐》的遗声；《白雪》是楚地的曲子；《公莫舞》，是汉代的舞曲；《巴渝》，是汉高祖命乐工创作的；《明君》，是汉元帝时创作的；《明之君》，是汉代的舞曲；《铎舞》，是汉代的曲子；《白鸠》，是吴地的《拂舞曲》；《白纻》，是吴地的舞曲；《子夜》，是晋代的曲子；《前溪》，是晋车骑将军沈玠所作；《团扇》，是晋王氏所唱；《懊侬》，是晋隆安初年的歌谣；《长史变》，是晋司徒左长史王廞所作；《丁督护》，是晋、宋间的曲子；《读曲》，是宋人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乌夜啼》，是宋临川王义庆所作；《石城》，是宋臧质所作，《莫愁》是从《石城乐》衍生出来的；《襄阳》，是宋隋王诞所作；《乌夜飞》，是宋沈攸之所作；《估客乐》，是齐武帝所作；《杨叛》，是北齐的歌曲；《骁壶》，是投壶时用的乐曲；《常林欢》，是宋、梁间的曲子；《三洲》，是商人所唱的歌；《采桑》，是从《三洲曲》衍生出来的；《玉树后庭花》、《堂堂》，是陈后主所作；《泛龙舟》，是隋炀帝所作。此外还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它们的曲调和歌词都已讹误散失，十曲之中传下来的还不到一二。大概唐代自太宗、高宗时创作了三大舞，杂用在宴乐之中。其他各曲，是出自一时的创作，虽然不算纯正的雅乐，还不至于淫靡放纵。到武后之祸时，接着又有中宗的昏乱，本来就不值得多说了。

教坊自唐武德年间以来，设置的官署在禁门之内。开元以后，其中的人数逐渐增多。凡是祭祀、大朝会，就用太常寺的雅乐，逢岁时宴享，就用教坊各部的音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隶属太常寺，后来才

译渐渐归属教坊。

旧制：雅乐俗乐，都隶属太常寺。唐玄宗精通音律，认为太常寺掌管礼乐的官署，不应该管理倡优杂伎，于是改设左、右教坊，用来教习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担任教坊使，又挑选乐工数百人，亲自在梨园教授法曲，称他们为"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学习这些。挑选伎女安置在宜春院，供给赏赐给她们的家人。礼部侍郎张廷珪上疏，深切地以郑声为戒。皇上嘉奖赞赏他，却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胡致堂说："唐玄宗认为太常寺不应该管理倡优杂伎，这是对的。但他又设置教坊、宜春院，大肆挑选宫女来充实其中，这就是隋炀帝所做的事了。《左传》说：'君主以此开始，必定以此终结。'唐玄宗的败亡，正是因为好乐所致。而朝臣中唯独张廷珪一人进谏，又没被采纳。当年颜回以亚圣的资质，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告诉他四代的礼制之后，还说：'摒弃郑声，疏远佞人。郑声淫靡，佞人危险。'像颜子尚且要戒备这些，何况唐玄宗身处富贵的极致呢？大臣的责任，是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纠正他不正的心思并防患于萌芽之时。姚崇在这方面是有负于自己的职责的。郑、卫的音乐，进退俯仰之间，奸邪之声泛滥，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止，加上优伶侏儒、猱杂子女，沉溺于美色而有害于德行，使得君主玩弄心神，夜以继日，即便是英明刚毅之主，尚且难免因此动摇心志，何况唐玄宗只是中等资质的人呢？"

唐玄宗时，把音乐分为两部：在堂下站着演奏的，称为立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的，称为坐部伎。太常寺考核坐部伎，不能胜任的降入立部伎，立部伎中又不能胜任的，才去学习雅乐。立部伎有八曲：一是《安舞》；二是《太平乐》；三是《破阵乐》；四是《庆善乐》；五是《大定乐》；六是《上元乐》；七是《圣寿乐》；八是《光圣乐》。《安舞》、《太平乐》，是周、隋两代留下来的乐曲。《破阵乐》以下都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声音震荡激烈。《大定乐》又加入金钲。《庆善乐》专用西凉乐，声音颇为闲雅。每逢祭祀郊庙，就把《破阵》、《上元》、《庆善》三舞都用上。坐部伎有六曲：一是《燕乐》；二是《长寿乐》；三是《天授乐》；四是《鸟歌万岁乐》；五是《龙池乐》；六是《小破阵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都是武后所作。天授，是年号名。鸟歌万岁乐，是因为有鸟能学人说"万岁"，于是据此谱制乐曲。从《长寿乐》以下，都用龟兹舞，只有《龙池乐》不用。

唐明皇开元年间，宜春院的伎女称为内人，宜春北院称为宫人，从平民女子中选入的称为搊弹家。内人可以佩带鱼符，宫人则不能。每逢勤政楼举行大宴会，楼下出队表演，宜春院的人少，就用宜春北院的人补足。演出开始时都穿素色的宽松衣衫。到第二叠时，全部聚集到场中，就从领口褪下罩衫揣在怀里，依次而出，绕场聚集数圈，用以掩饰她们更换衣服，然后再分队出场，观众忽然看到光彩绚烂的绣服，无不惊叹诧异。凡是内人出场表演，教坊各乐工，只在演奏《伊州》曲时舞《五天》。其余的曲子，都由内人来舞。

唐文宗时，教坊进献《霓裳羽衣舞》的女子三百人。唐朝旧制：太平无事之时，每隔两三年必定在盛春时节在殿内设宴赏赐宰相及百官，备齐《韶》、《濩》九奏之乐，设置鱼龙曼延之类的杂戏，连续三天，直到日暮才结束。唐宣宗天生聪慧睿智，对音律特别精通，每次将要设宴，必定亲自创

译制新曲，让宫中女伶轮流传习教授。到了那一天，会出场数十上百人，穿着缀满珠翠的锦绣衣裳，分行列队，手拉手歌唱，那歌声清幽哀怨，几乎不像人间之声。其中有一曲叫《播皇猷》，表演者大多戴高冠、穿方头鞋，衣带宽博，行步俯仰，都合乎规矩，气度雍容，颇有唐尧的遗风。有一曲叫《葱西》，是女子踏歌队所唱，歌词大意是说葱岭一带的士人乐于河湟故地重归大唐，重新成为唐朝百姓。有一曲叫《霓裳曲》，表演者都手持幡节，身披羽衣，姿态从容淡雅，飘飘然仿佛有仙鹤翱翔，在左右显现变化。像这样的曲目有数十首，都是些俚俗鄙陋的声调，教坊的伎人们于是把这些曲谱抄写下来，在宫外演奏。从此这些曲调往往流传到民间，然而设宴赏赐宰相百官，竟至于连日直到日暮，这是不懂得诗人"在宗载考"（在宗庙成礼）的用意啊。让宫中女伶手拉手唱着哀怨的曲调，来尽情博取臣下的欢心，这难道不近乎君臣相互戏谑了吗？唐朝之所以衰乱不振，这确实是有招致之由的。怎能不引以为戒呢！

宋朝沿袭旧制，教坊共分四部。此后平定荆南，得到乐工三十二人；平定西川，得到一百三十九人；平定江南，得到一十六人（江南本有坐部伎，到此时不再使用）；平定太原，得到一十九人。此外各藩镇进贡的，有八十三人。又太宗在藩邸时已有七十一人。由此，四方技艺精湛的乐工都收入乐籍之中。每逢春秋圣节三大宴会：第一，皇帝升座，宰相进酒（其次是翰林使进酒），庭中吹奏觱篥，众乐随之相和；赐群臣酒，都各自就坐，宰相饮酒时，演奏《倾杯乐》；百官饮酒时，演奏《三台》。第二，皇帝再次举杯，群臣都站立在席位之后（凡是举御酒时都是这样），乐曲随歌声而起。第三，皇帝举酒，如同第二环节的礼制，依次进献食物。第四，各种百戏都表演。第五，皇帝举酒，如同第二环节的礼制。第六，乐工致辞，接着诵一章诗，称为"口号"，都是述说功德美善以及朝廷内外歌颂庆贺的情意。开始致辞时，群臣都起立，听完辞后，再拜行礼。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自弹奏琵琶。第九，小儿队舞蹈，也致辞，用以述说功德美善。第十，杂剧结束，皇帝起身更衣。第十一，皇帝再次就座，举酒，殿上独自吹笙。第十二，蹴鞠表演。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自弹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舞蹈，也像小儿队一样致辞。第十五，杂剧表演。第十六，皇帝举酒，如同第二环节的礼制。第十七，演奏鼓笛曲，有时用法曲，有时用《龟兹》曲。第十八，皇帝举酒，如同第二环节的礼制，宴食结束。第十九，角抵表演，宴会结束。皇帝登楼赐宴与大宴礼制相同。崇德殿宴请契丹使者，只是没有后场杂剧和女弟子舞队。每逢上元节，观灯楼前设置露台，台上演奏教坊乐，表演小儿队舞。台南设置灯山，灯山前陈列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其余曲宴、赏花、习射、观稼等各种巡游活动，只演奏音乐、行酒，遇上杂剧、庆贺节日祝寿以及将相入朝辞行赐酒的场合，就只演奏音乐（都知、色长二人代理太官令，登殿相对而立，禀报巡酒完毕，大宴时则唱"酒遍"，曲宴时宰相群臣虽然各自举酒，但都通用慢曲，而没有《三台》这类曲子）。所演奏的共有十八调、四十首大曲：一是正宫调，曲子有三首，为《梁州》、《瀛府》、《齐天乐》；二是中吕宫，曲子有二首，为《万年欢》、《剑器》；三是道调宫，曲子有三首，为《梁州》、《薄媚》、《大胜乐》；四是南吕宫，曲子有二首，为《瀛府》、《薄媚》；五是仙吕宫，曲子有三首，为《梁州》、《保金枝》、《延寿乐》；六是黄锺宫，曲子有三首，为《梁州》、《中和乐》、《剑器》；七是越调，曲子有二首，为《伊州》、《石州》；八是大石调，曲子有二首，为《清平乐》、《大明乐》；九是双调，曲子有三首，为《降圣乐》、《新水》、《采莲》；十是小石调，曲子有二首，为《胡渭州》、《嘉庆乐》；十一是歇指调，曲子有三首，为《伊州》、《君臣相遇乐》、《庆云乐》；十二是林锺商，曲子有三首，为《贺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是中吕调，曲子有二首，为《六么》、《道人欢》；十四是南吕调，曲子有二首，为《六么》、《罢金钲》；十五是仙吕调，曲子有二首，为《六么》、《彩云归》；十六是黄锺羽，曲子有一首，为《千春乐》；十七是般涉调，曲子有二首，为《长寿仙》、《满宫春》；十八是正平调，没有大曲，小曲数目不定。不用的调有十调：一是高宫，二是高大石，三是高般涉，四是越角，五是大石角，六是高大石角，七是双调角，八是小石角，九是歇指角，十是林锺角。乐器用琵琶、箜篌、五弦、笙、筝、觱

译篥、笛、方响、羯鼓、杖鼓、大鼓、拍板。法曲部：曲子有二首，一是道宫调《望瀛》，二是小石调《献仙音》。乐器用琵琶、箜篌、五弦、笙、觱篥、方响、拍板。龟兹曲部，曲子有二首，都是双调，一是《宇宙清》，二是《感皇恩》。乐器用觱篥、笛、羯鼓、腰鼓、楷鼓、鸡娄鼓、鼗鼓、拍板。鼓笛部，乐器用三色笛、杖鼓、拍板。队舞的编制，队名各有十种。小儿队，共七十二人：一是柘枝队，穿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是剑器队，穿五色绣罗短衣，裹交脚幞头，红罗绣抹额，持器仗；三是婆罗门队，穿紫罗僧衣，绯色僧褂，持锡杖拄杖；四是醉胡腾队，穿红锦短衣，系银带，戴毡帽；五是诨臣万岁乐队，穿紫绯绿罗宽衫，戴诨裹簇花帽；六是儿童感圣乐队，穿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发髻；七是玉兔浑脱队，穿四色绣罗短衣，系银带，戴玉兔冠；八是异域朝天队，穿锦短衣，系银束带，戴番冠，持宝盘；九是儿童解红队，穿紫绯绣短衣，系银带，戴花砌凤冠，带绶带；十是射雕回鹘队，穿盘雕锦短衣，系银带，持射雕盘。女弟子队共一百五十三人：一是菩萨蛮队，穿生绯生色窄砌衣，戴卷云冠；二是感化乐队，穿青罗生色通衣，梳背髻，系绶带；三是抛球乐队，穿四色绣罗宽衫，系银带，手捧绣球；四是佳人翦牡丹队，穿红生色砌衣，戴金凤冠，手翦牡丹花；五是拂霓裳队，穿红仙砌衣，披碧霞帔，戴仙冠，绣抹额；六是采莲队，穿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双鬟髻，乘采莲船，执莲花；七是凤迎乐队，穿红仙砌衣，戴双鬟凤髻；八是菩萨献香花队，穿生色窄砌衣，戴宝冠，持香花盘；九是彩云仙队，穿黄生色道衣，披紫霞帔，戴仙冠，持幢节、鹤扇；十是打球乐队，穿四色窄绣罗短衣，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持球仗。大致就是这样，但会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建隆年间，教坊都知李德昇创作了《长春乐曲》；第二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又创作了《紫云长寿乐》，用鼓笛来演奏进献给皇上。

宋太宗深通音律，前后亲自创制大小曲子，以及依据旧曲创作新声的，总共三百九十首。其中创制大曲十八首，曲破二十九首，小曲一百七十首；依据旧曲创作新声的五十八首，像《宇宙贺皇恩》、《降圣万年春》这一类，都是他在藩邸时所作，用以颂扬太祖的美德。各曲大多是秘不外传的。而《平晋普天乐》，是平定河东回朝后所创作的，《万国朝天乐》，是第二年所创作的，每逢宴飨常常演奏这两首。殿前都虞候崔翰曾经侍奉大宴，听到鸡鸣，就问伶官蔚茂多说："这个能配上管弦吗？"蔚茂多于是依照鸡鸣的声音，谱制了一支曲子，叫《鸡叫子》。此外民间创作新声的人也很多，只是教坊不知道罢了。

陈氏《乐书》说："宋朝宫中教坊所传的，不过是小儿队、女弟子队两种乐舞而已。女伎舞六十四人，引舞四人，执花四十人，竽童四人，从伎四十人，致语一人，共一百五十三人。舞名有十种，大宴曲会时，宫中教坊只进献二种舞，每种舞各进献一色，舞蹈演到一半时，乐工便停止演奏而站立，以便让俳优表演完杂戏。在崇德殿宴请契丹使者，只表演小儿舞一种而已。其他如端门望夜、锡庆院赐宴群臣以及曲宴，则用舞工三十六人。这些本是唐代宫中嬉游宴乐所用的乐舞，乐工代代相传，所以附着曲子编成舞蹈罢了。虽

译然服饰略有不同，但乐工的人数常有定额，不像坐部伎、立部伎那样是出自当时君主的特意创制。至于优伶们常常表演大曲时，只由一名乐工独自演出，只凭手臂衣袖作出各种姿态，用脚步踏节拍，其中技艺高妙的，即便如旋风回转、飞鸟盘旋，也赶不上他的速度。然而大曲开头节奏舒缓，此时不舞，到进入'入破'部分，羯鼓、震鼓、大鼓与丝竹乐器合奏，节拍愈发急促，舞者入场，随着节拍变换姿态，所以有'摧拍'、'歇拍'的不同，身姿俯仰变化，百态纷呈，但终归不过是倡优取悦耍玩罢了，所以只有地位卑贱的乐工专门习练这些。这是郑、卫一类的音乐，即便废弃它也是可以的。

箫韶部，是宦官所组成的乐部。开宝年间，平定岭南之后，从广州的内臣中挑选聪明伶俐的人，得到八十人，让他们在教坊学习乐艺，赐名叫箫韶部。雍熙初年，改名叫箫韶部（原文如此）。设主乐内品八十人，歌者三人，杂剧二十四人，琵琶四人，笙四人，筝四人，拍板四人，方响三人，觱篥八人，笛七人，杖鼓七人，羯鼓二人，大鼓二人，傀儡戏八人。每逢上元节观灯，上巳节、端午节观赏水嬉，都命令他们在宫中奏乐。遇上冬至、元正、清明以及春秋祭社的节日，亲王在宫中设宴射箭，也用他们奏乐。演奏大曲十三首（一是中吕宫《万年欢》，二是黄锺宫《中和乐》，三是南吕宫《普天献寿》，这几曲都是太宗所创制。四是正宫《梁州》，五是林锺商《泛清波》，六是双调《大定乐》，七是小石调《喜新春》，八是越调《胡渭州》，九是大石调《清平乐》，十是般涉调《长寿仙》，十一是高平调《罢金钲》，十二是中吕调《绿腰》，十三是仙吕调《彩云归》）。乐器用琵琶、筝、笙、觱篥、笛、方响、杖鼓、羯鼓、大鼓、拍板，杂剧则用傀儡戏。

钧容直，是军中的乐队。设内侍一人或二人监督统领，设押班二人，配置乐工二百三十二人，原先有一百三十六人。景德二年，增加歌者二人，杂剧四十人，拍板十人，琵琶七人，笙九人，筝九人，觱篥四十五人，笛三十五人，方响十一人，杖鼓三十四人，大鼓八人，羯鼓三人，唱诞十人，小乐器一人，排歌四十人，掌管撰写歌词的一人。太平兴国三年，下诏在军中登记善于音乐的人，命名为引龙直。每逢巡视省察、出游、亲征，就骑马引导车驾并奏乐。若是登楼观灯、赐宴，或者赏花、习射、观稼，也和教坊一同奉命表演。赐宴时则载于第一山车之上。端拱二年，又选拔捧日、天武、拱圣三军中精通音律的人，增加他们的人数，用宦官监督管理，各藩镇进献的乐工也隶属于此。淳化三年，改名叫钧容直，取"钧天"的含义。起初所用乐工，与箫韶部相同。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温用之的请求，增设《龟兹》部，如同教坊一样。凡是奉迎天书以及四宫观的祭祀，都用他们奏乐。又有东西班乐，也是太平兴国年间挑选东西班中习练音乐的人组成，乐器只用银字觱篥、小笛、小笙。每次骑马跟随车驾奏乐，或者巡幸地方时则在夜晚在宫殿庭院中演奏。此外各军中都有擅长音乐的人，每逢车驾亲自祭祀回宫，就穿上绯绿色的衣服，从青城到朱雀门，排列在御道两旁，奏乐迎接，乐声连绵不断，能听到十几里之外。有时军中宴会设席也演奏。此外还有掉刀、抢牌、蕃歌等表演，不是常设的。等到设置清卫军挑选习乐的人时，让

译钧容直清点他们的人数，由宦官主管此事，凡是园苑中的赐宴聚会以及馆待契丹使者，（都用他们奏乐）。还有亲从亲事乐以及开封府衙前乐（园苑之中又分别使用各军的乐队，各州都设有衙前乐营）。

教坊自太宗亲自创制曲子三百九十首以来，乾兴年间以来通用这些曲子。宋仁宗精通音律，每逢在宫中谱制新曲，就拿出来赐给教坊，或者命令教坊使谱曲进献，共有五十四曲，朝廷多用这些曲子。教坊，此后隶属宣徽院，设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等职。

宋仁宗曾经向辅臣询问古今音乐的异同，王曾回答说："古代的音乐用于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听的人无不感到和悦。如今的音乐却不是这样，只是用来娱乐人的耳目，动摇人的心志。自古以来君主沉迷荒淫、亡国败家，没有不是由此而起的。"皇上说："朕对于声色伎乐从未曾用心留意，宫内宫外的宴游都只是勉强应付罢了。"

《两朝史·乐志》评论说："世人称太常寺所奏为雅乐，却从未曾用在宴享之中，难道是因为正声不好听吗？音乐，是用来使人快乐的。它的道理虽然微妙难以尽知，但至于演奏它能使人心情愉悦和平，这不需要精通音律的人才能做到。我曾私下观察太常寺，那里的乐悬、钟、磬、埙、篪、搏拊等乐器，以及舞蹈时用的羽饰、旄饰、干戈、斧钺等器具，大概都是仿照古制的。等到真正演奏起来，听的人却不觉得那是音乐，观看的人也感到厌倦。难道所谓古乐的声音真的是这样的吗？孔子说'厌恶郑声'，是担心它扰乱雅乐。所谓'扰乱'，是指似是而非的东西。孟子也说'今乐犹古乐'，那么如今太常寺的雅乐偏偏与教坊的音乐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李照、胡瑗、阮逸重新铸造钟磬，处士徐复讥笑他们说：'圣人是借助器物来表现声音的，不先求得正确的声音却先改动乐器，这怎么能行呢！'李照、胡瑗、阮逸制作了很久，最终一无所成。蜀人房庶也深切地讥讽他们的错误，于是著书论述古乐和今乐的本末其实相差不远，他的大意是说：'上古时代风气质朴，乐器和乐声都简朴，后世逐渐有所变化。金石类，指钟磬，后世改为方响；丝竹类，指琴箫，后世变为筝笛；匏类，指笙，用斗把管子攒聚起来；埙，是土制的，后来变为瓯；革类，是用皮革蒙的，敲击而成鼓；木类，是敲击的木器，串联起来成为拍板。这八音之器，在世间使用起来很方便。而那些不通达的人，把宗庙音乐所用的编钟、编磬、宫悬当作正声，一概把胡部、卤部当作淫声。殊不知大车是从简陋的独轮车发展而来，大船是从漂浮的落叶得到启发而造出来的，事物的演变就是如此。古人用俎豆盛食物，后世改用了盘盂；古人以竹席为安坐之具，后世改用了榻和案几。即便圣人再生，也不能舍弃盘盂、榻案而恢复俎豆、竹席的质朴。既然如此，八音的乐器，又哪里和这些不同呢！孔子说"摒弃郑声，因为郑声淫靡"，难道是因为它的乐器不如古代吗？也不过是厌恶它声调的变化罢了。如果让懂音乐的人，用现今的乐器，寄托古代的声调，去除那些浮靡的曲调，归于中正平和雅正，那么感动人心、引导和气，难道不能称之为治世之音吗？既然如此，那么世人所谓的雅乐，未必真的和古代一样，而教坊所演奏的，又岂能都算是淫声呢？'在当时几位学者纷纷议论改造

译钟律之际，唯独房庶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把他的话摘录保存下来，以等待懂音乐的人来评判。"

按语说："孔子说：'礼乐礼乐，难道只是钟鼓吗！'孟子说：'如今的音乐，也就是古代的音乐。'先儒也说'音乐不过是一个"和"字。'由此看来，所谓音乐，"和"才是它的根本，声调乐器不过是它的末节。假如政治和顺，天下太平，那么即便管弦都是教坊的新声，谱曲都是随意杂乱的乐曲，也无损于它带来安宁快乐。如果政事乖谬，天下动乱，那么即便下管所奏的乐曲全都合乎《箫韶》，钟磬金石完全遵循雅乐的规范，也无损于它令人怨恨愤怒。房庶的话是恰当的。然而房庶是在李照、阮逸制作音乐的时候，特意提出这番议论的，后来他自己又重新提出古本《汉书》中'一黍之起，积累一千二百粒黍子的宽度'的说法，想要重新厘定律吕，范蜀公极力支持他的说法，另外撰写新乐进献朝廷，这就又是仿效李照、阮逸的做法了，与他先前的一贯议论相违背，这是为什么呢？"

钧容直：嘉祐元年，登记在册的有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到四百三十四人，下诏定为定额，出现缺额就予以补充。此后，监督管理的宦官奏报说钧容直与教坊乐一同演奏时，声音不协调。于是下诏罢除钧容直原有的十六调，改采教坊的十七调让他们学习，虽然稍有增减，但他们的大曲、曲破以及各种急曲慢曲与教坊的已经相当接近了。

元丰改革官制之后，把教坊归入太常寺管辖。逢同天节、宝慈宫、庆寿宫的生辰，以及皇子、公主诞生，凡是国家的庆典大事，都要进献歌乐颂词。如果皇帝出行，就由钧容直奏乐来引导随行，其制度与教坊相同。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上奏说："如今的乐声调子太高，歌唱的人难以跟上。方响这种乐器不合乎音律标准，丝竹乐器也随之出错。应该去掉那种急促尖利的音调，回归到平缓和易的调子，请求把音调降低一律，重新铸造方响，作为乐律的标准。丝竹乐器全都依从这个声调，那么音律就能协调，用来引导中和之气。"皇上下诏批准了这个建议。十一月，在化成殿演奏新乐，皇上对身边大臣说："乐声降低一律之后，已经得到宽和的节奏了。"于是增赐方响供仪驾使用共三十架，命令太常寺把法驾、卤簿所用的乐律也降低一律，和教坊一样。

政和三年，下诏把《大晟乐》推行到教坊，颁行天下。尚书省上奏说："大晟燕乐已经拨归教坊管理，原先那些学习演奏的人，本来隶属于大晟府学习，现在应当一并让他们到教坊学习。"皇上批准了。四年，礼部上奏说："教坊的音乐，春天有时用商声，孟月有时用其他季节的音律，很失四时的顺序。请求按大晟府所厘定的十二个月的声律，让教坊按此演习。"皇上批准了，并且命令秘书省撰写歌词。

陈氏《乐书》说："宋朝沿用唐朝的制度，把教坊分为四部。收复荆南，得到乐工三十二人；攻破蜀地，得到乐工一百三十九人；平定江南，得到二十六人，从此废除了坐部伎。平定河东，得到乐工十九人；各藩镇进献的有八十三人；等到宋太宗还在藩邸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人，都收入乐籍归入朝廷。由此，技艺精湛的能手大量聚集起来了。所用的乐器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箫、觱篥、笛、方响、杖鼓、羯鼓、大鼓、拍板，加上歌唱，共十四种。自从把四部合并为一之后，乐工便

译不能遍习各类曲目，只以大曲四十首为限，用来应奉皇帝游幸宴乐这两类场合，不像唐朝那样分部演奏曲子了。唐朝全盛之时，宫内外教坊近乎两千人，梨园三百人，宜春院、宜春北院等各院以及掖庭的伎女，还不算在这数目之内。太常寺的乐工动辄上万户。本朝教坊仅裁定二百人，加上箫韶部、钧容直、东西班，也不到一千人，由此可见祖宗勤于政事、不沉溺于享乐的深意。然而音律的调式还依附着宴乐胡部的声调，乐器还沿袭法曲、龟兹一类的陋习，并非先王制定雅颂之音的本意。加以革除并纠正它，难道不是当今的急务吗？"

宋高宗建炎初年，裁减教坊。绍兴十四年恢复设置，共有乐工四百六十人，用内侍担任钤辖。绍兴末年又再次裁减。

宋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要用乐祝寿，皇上说："一年之中，只有两宫的诞辰之外，其余没有什么用处，不知道该起个什么名目？"大臣们都说临时召集乐工就行，不必设立教坊。皇上说："好。"乾道年间以后，北方使者每年两次前来，也要用乐，但只是临时召来市井艺人使唤，不设立教坊，只让修内司提前二十天教习。按照旧例，用乐工三百人，百戏军一百人，模仿百禽鸣叫的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一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都由临安府差派），相扑等子二十一人（由御前忠佐司差派）。皇上下令撤去小儿队及女童队，其余照旧使用。

《中兴四朝·乐志》的序言说："古时候，燕乐自周朝以来就一直使用。唐贞观年间把隋朝的九部增为十部，用张文收所创制的乐曲命名为燕乐，配上管弦演奏。此后发展到坐部伎……

译琵琶曲在当时十分盛行，不仅是汉代上林乐府、缦乐不合经法的问题而已。本朝初年，设置教坊，收得江南的乐曲，已经淘汰了坐部乐而不用。太平之时依循旧有典章创作新曲，愈加流丽动听。政和年间，下诏将大晟雅乐用于宴飨，皇帝亲临殿堂考核试验，补足徵、角二调，传播到教坊，颁行天下。但当时乐府奏报说，音乐的各种宫调大多不正，都是民间俚俗流传下来的。到命刘某编纂《燕乐新书》时，也只是以八十四调为宗旨，已不再是雅正之音，而曲调亲昵狎邪，甚至有人援引"君臣相悦之乐"作为借口。末世风俗渐趋颓靡的弊病，更是不堪言说了。绍兴年间治理天下，才开始裁减教坊乐，凡是宴礼，都撤去坐部伎乐。乾道年间继承先志记述此事，用杂戏来充当教坊的名号，只是临时凑数而已，而朝廷官员的祝颂，务求严肃恭敬，也明确规定不再使用女乐。颁布旨意，让圣子神孙，世代遵守这一家法。于是中兴时期的燕乐，比前代更为简省，但对涵养君主深厚纯粹德行的作用却很多。

译蔡元定曾写过一部《燕乐》，考订民间乐律失传之处，以保存古代乐义。现在采录其大略，附在下面："黄锺用'合'字标记，大吕、太蔟用'四'字标记，夹锺、姑洗用'一'字标记，夷则、南吕用'工'字标记，无射、应锺用'凡'字标记，各自再以上、下分出清浊。其中吕、蕤宾、林锺不能用上、下来分，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锺用'尺'字，黄锺的清声用'六'字，大吕、太蔟、夹锺的清声各用'五'字，而用'上'、'下'、'紧'加以区别。'紧五'指的是夹锺清声，俗乐把它当作宫音。这就是取律寸、律数、用字来记声的大略情况。一为宫、二为商、三为角、四为变宫、五为徵、六为羽、七为闰宫为角。五声的名称，与雅乐相同。只是变徵在十二律中因阴阳换位，所以称为"变"；变宫因为七声中所不能容纳，取"闰馀"之义，所以称为"闰"。四变位于宫声的对位，所以算作宫。俗乐把闰当作正声，用闰来加变，所以闰算作角，但实际上并非正角，这就是七声高下的大略情况。声音由阳气而来，阳气生于子，终于午。燕乐用夹锺来收束四声：宫、商、羽、闰。闰算作角，那正角声、变声、徵声都不收束，唯独用夹锺作为律本。这就是夹锺收束四声的大略情况。宫声有七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锺宫，都是从黄锺生出的。商声有七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商调、越调，都是从太蔟生出的。羽声有七调：般涉调、高般涉调、中吕调、平正调、南吕调、仙吕调、黄锺调，都是从南吕生出的。角声有七调：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都是从应锺生出的。这就是四声二十八调的大略情况。"

我私下考察蔡元定所说燕乐的大要，其律本出自夹锺，用十二律加上四清声共为十六声，而夹锺是最清的，这就是所谓靡靡之音。看它的律本，就可以知道这种乐的性质了。变宫、变徵本来就不是正声，却把变徵当作宫，把变宫当作角，反而扰乱了正声。像这样把夹锺宫称为中吕宫、把林锺宫称为南吕宫，是因为燕乐音高，实际上是把夹锺当作黄锺来用的。所收的二十八调，本来就是万宝常所说的不是治世之音。民间又在七个角调上各加一声，放荡而不知回归，连祖调也保不住了。声音感动人心，就像风吹倒草一样，怪不得风俗一天天衰败了。奸邪的声音、淫乱的色相，不该留在耳目之中；淫荡的音乐、邪僻的礼仪，不该接触心术。要使人心和百体，都能顺应正道来行其义，这正是古代君子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绍兴、乾道年间以来，朝廷以清静无欲为天下先，教坊也就一直废弛，不再设置了。

●卷一百四十七 乐考二十

○散乐百戏

散乐不是正规乐部的正声，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它的杂戏大概起于秦汉，有鱼龙蔓延（假扮成兽来嬉戏）、高竿凤皇、安息五案（都是石季龙所作，见《邺中记》）、都卢寻橦（就是现在的爬竿，见《西京赋》）、丸剑（丸又叫铃，见《西京赋》）、戏车、山车、兴云动雷（见李尤《长乐观赋》）、跟挂腹旋（都是爬竿所做的动作，见傅玄《西都赋》）、吞刀、履索、吐火（都见于《西京赋》）、激水转石、嗽雾扛鼎（都见于李尤《长乐观赋》）、象人（见《汉书》韦昭注说，就是现在的假面）、怪兽舍利之戏。像这一类的，不能算不多了。但是它们诡异怪诞、层出不穷，惊世骇俗，并不能用来使民心向善、教化民俗，只不过是搅乱人心、沦于淫荡罢了。

后汉天子临朝设乐，舍利兽从西方而来，在殿前嬉戏，激起水花化成比目鱼，跳跃着喷水，化作云雾遮蔽日光，随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