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七 经籍考四
而《汉记 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汉 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卷。”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传》云：“伏生名胜，为秦博士。以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颜师古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陆氏曰：“二十馀篇即马、郑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颖达曰：“《泰誓》本非伏生所传，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传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汉书》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数十篇。其说与此序不同，盖传闻异辞尔。至於篇数亦复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品》、《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贾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甚伪之说，详见本篇，此未暇论也）。至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陆氏曰：恭王，汉景帝子，名馀。《传》，谓《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经，谓之《传》。科斗，虫名，虾▯子，书形似之。为隶古定，谓用隶书以易古文。吴氏曰：伏生传於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其亦可谓难矣。
译过九十岁，已经失去了原本经书，靠口头传授，只剩二十多篇。因为这是上古之书，所以称之为《尚书》。（原书）百篇的意旨，世人已无从得知。（《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经》，二十九卷。"注说："是伏生所传授的。"《儒林传》说："伏生名胜，是秦朝博士。因秦朝禁书，伏生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大乱兴起，流亡在外。汉朝安定后，伏生寻找他的书，已丢失数十篇，只找到二十九篇，就用这些在齐、鲁一带教授。孝文帝时，寻求能研治《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听说伏生研治此书，想召见他，当时伏生年已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远行，于是下诏命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去受教。"颜师古说："卫宏《定古文尚书序》说：'伏生年老，不能说清楚话。言语难以听懂，让他的女儿转述教授晁错。齐地方言与颍川方言多有不同，晁错听不懂的大约有十分之二三，只能大略按其意思连缀记录而已。'"陆德明说："二十多篇就是马融、郑玄所注的二十九篇。"孔颖达说："《泰誓》本来不是伏生所传，是武帝时才出现并得以流行，史家因而把它编入伏生所传之内，所以说是二十九篇。"现在按这篇序文说伏生失去了原本经书，靠口头传授。《汉书》却说最初也是藏在墙壁中，后来才丢失数十篇。这个说法与此序不同，大概是传闻异辞的缘故。至于篇数也有不同，是因为伏生原本只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二十八篇，如今加上《泰誓》一篇，所以是二十九篇。《泰誓》十分可疑的说法，详见本篇，这里暂不讨论）。到鲁恭王时，他喜好营造宫室，拆毁孔子旧宅，来扩大自己的居所，在墙壁中得到先人所藏的古文虞、夏、商、周之书，以及《传》《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恭王又登上孔子讲堂，听到金石丝竹之乐声，于是不再拆毁宅第，把书全部还给孔氏。蝌蚪文字废弃已久，当时人没有能认识的，就用听闻自伏生的《尚书》来考订文义，确定其中可以辨识的部分，改写成隶书通行的字体，再用竹简重新抄写，比伏生的本子多出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并入《尧典》，《益稷》并入《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并入《顾命》，（孔安国）重新把这些篇分开单列，加上序文，共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的篇章错乱磨灭，无法再辨识，全部上交官府，收藏在国家藏书之处，等待后来的能者（陆德明说：恭王，是汉景帝之子，名馀。《传》，指《春秋》。也有一说指《周易十翼》不是经，称之为《传》。蝌蚪，是虫名，虾蟆之子，因为文字形状像它而得名。"隶古定"，是指用隶书来替换古文。吴氏说：伏生是在年老昏聩时传授此书，而孔安国改写成隶书通行字体，只能确定其中可以辨识的部分，一篇之中、一简之内，仍有不可辨识的地方，若想凭此完全求得作书的本意，以及本末先后的义理，那也太难了。而孔安国所增多的篇章，如今篇目都还在，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那样诘屈聱牙，甚至有读不通的地方。四代的书，作者不止一人，却出自二人之手就能分成两种文体吗？这也很难说清楚。所谓二十五篇，是指《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
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二十五篇者，谓《大禹谟》、《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ぁ命》也，复出者，《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为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同序者，《太甲》、《盘庚》、《说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为四十六卷也。其馀错乱摩灭者，《汨作》、《九共》九篇、《槁饫》；《帝告》、《▯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详此章虽说《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隋 经籍志》曰：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於张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最盛。初，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
译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重新分列出来的，是《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共五篇。又有百篇之《序》单独作为一篇，合共五十九篇，即今天通行的五十八篇，加上把《序》放在各篇篇首。所谓四十六卷，孔颖达《正义》认为同一序的算同一卷，不同序的算不同卷。同序的，如《太甲》《盘庚》《说命》《泰誓》，都是三篇共用一篇序，共十二篇，只算四卷。又《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也是各三篇共用一序，共六篇，只算二卷。此外四十篇，每篇各有自己的序，共四十卷，加上共用序的六卷，所以共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的，有《汨作》《九共》九篇《槁饫》；《帝告》《釐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共四十二篇，如今已亡佚）。孔安国奉诏为这五十九篇作传，于是精心研究、深入思考，广泛考订经籍，采集众家之说，来建立训解和传注。简约文辞，阐明义理，敷陈畅达其中的旨意，希望能对后世有所裨益。《书序》是叙述作者写作的用意，意义显明可见，应当依附在相应的篇章附近，所以引用它们分别置于各篇篇首，确定为五十八篇（要说明的是，此段虽说《书序》是叙述作者写作的用意，却并未说这是孔子所作。到了刘歆、班固才开始认为是孔子所作）。（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恰逢朝廷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事因此搁置，未能上奏朝廷，只把它传给子孙，留给后代。如果有好古博雅的君子与我志同道合，我也不会隐瞒。
《隋书·经籍志》说：汉代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了出来。伏生撰有《尚书传》四十一篇，传授给同郡人张生，张生传授给千乘人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同郡人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代代相传，传到曾孙欧阳高，称为《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从张生受业，传授给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族子夏侯胜，形成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给儿子夏侯建，另外形成小夏侯之学。所以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并立。一直到东汉，相传不绝，而欧阳氏之学最为兴盛。当初，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得到孔子末代孙子孔惠所藏的书，字都是古文。孔安国用今文来校订，得到二十五篇。其中的《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的不同。又与济南伏生所诵读的相合的有五篇。孔安国全都依照古文，开列篇章次序，用隶古字抄写，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章简策错乱，无法再读通，都送交官府。孔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恰逢巫蛊之事兴起，未能上奏，私下把这门学问传给都尉朝，都尉朝传给胶东庸生，称为《尚书古文》之学，但一直未能立于学官。后来东汉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同郡人贾逵为它作训解，马融作传，郑玄也为它作注。然而他们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又杂有今文，不是孔氏原本。其余的完全没有师说流
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馀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傅，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於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後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元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馀绝无师说。晋世秘府所顾，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於大航头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馀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孔颖达曰：“孔君作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为十六卷，盖亦略见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复出《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及《泰誓》，共为三十四篇，而伪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数也。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元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服虔杜预亦不之见，至晋王肃始似窃见。而《晋书》又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谧又从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赜，赜乃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汉书》所引《泰誓》云：诬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历志》所引《伊训》、《毕命》，字画有与古文异同者，疑伏生口传，而晁错所属读者。其引《武成》，则伏生无此篇，必张霸所伪作者也）。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
译传。晋代秘府所藏，有《古文尚书》经文，如今没有传本了。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都亡佚了。济南伏生所传的，只有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还保存着其基本方法，然而又多有乖谬悖离之处。到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传本，奏献朝廷，当时又缺《舜典》一篇。齐建武年间，吴地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该篇，献上朝廷，比马融、郑玄所注的多二十八字，于是才列入国学。梁、陈两朝所讲授的，有孔、郑两家，齐代只传郑玄一家的说法。到隋朝，孔、郑两家都通行，而郑氏之学十分衰微。其余流传的，再没有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自齐、梁之间，考察其篇目，似乎是孔氏壁中书残缺的部分，所以附在《尚书》之末。
孔颖达说："孔安国作传，正值巫蛊之事，未能推行完成。前汉的儒者知道孔氏原本有五十八篇，却没有见到孔安国的传，于是有张霸之流伪造《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共二十四篇，除去《九共》九篇共为一卷，共十六卷，大概也是略微见到了百篇之序。所以在伏生的二十八篇之外，又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再伪造这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会凑成孔氏所说五十八篇、四十六卷的数目。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这些人，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古文（尚书），却误把这个（伪本）当作古文之书，服虔、杜预也没有见到，到晋代王肃才似乎窥见一二。而《晋书》又说郑冲把古文传授给苏愉，苏愉传给梁柳，梁柳的内兄皇甫谧又从梁柳那里得到，梁柳又把它传给臧曹，臧曹才传给梅赜，梅赜于是在前晋（东晋）时奏上此书并得以施行（《汉书》所引《泰誓》说：诬蔑神灵的人，灾殃殃及三代；又说：建立功业、成就事业，能够长久。这大概是武帝时代所得到的版本。《律历志》所引《伊训》《毕命》，其中字形有与古文不同之处，怀疑是伏生口头传授、而晁错记录下来的。其中所引《武成》一篇，伏生本没有这篇，一定是张霸所伪造的）。"
九峰蔡氏（蔡沈）说：按汉代儒者把伏生的书称为今文，而把孔安国的书称为古文，如今考察起来，却是今文多艰涩难懂，而古文反而平易好懂。有人认为今文是伏生口授、女儿转达、晁错记录的时候出了差错，然而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都已经是这样了，恐怕这个说法未必对。也有人认为记录实际言语的文字难以工整，而经过润色的文雅辞句容易写得好，所以训、诰、誓、命等文体难易程度不同，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然而伏生是背诵默记的，反而偏偏得到那些较难的篇章，而孔安国是根据蝌蚪古文考订、在错乱磨灭之余整理出来的，反而恰恰得到那些容易的篇章，这就有令人不能理解的地方了。至于各篇的序文，有的与经文颇不相符，而孔安国的序文又完全不像西汉的文字风格，这些也都值得怀疑。只是各篇序文原本不在经文之前，是靠孔安国的序文才得以流传显现。
石林叶氏（叶梦得）说：《尚书》五十八篇，出自伏生的，原本只有二十三篇，出自鲁恭王拆毁孔子宅壁所得的，增多了二十六篇。伏生的书后来传给欧阳歙，鲁恭王壁中之《书》，由孔安国为它作传。汉朝兴起后，众儒者
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至於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见。
石林叶氏曰：《书》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鲁恭王所坏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书後传欧阳歙，鲁恭王壁中《书》，孔安国为之传。汉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辨。他经专门，每辄数家，惟《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隶古易科斗，自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於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惟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晚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篇者，虽当时大儒杨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鲁恭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不同者尤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一体，其授受异同复若此，然大抵简质渊悫，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说之辞，则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往来，告戒论说，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太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尔。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作於周公没後，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失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余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证《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田观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字，其乖误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於千载淆乱之後，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欧阳公《日木刀歌》云：“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译传授经学，各有传承次第。伏生在文帝时年纪已老，口授晁错，其中夹杂不少齐、鲁方言，晁错有的地方不能完全辨别清楚。其他经书专门传授的，往往有好几家，只有《尚书》的传授只有一家。孔安国没有师承传授，独自用隶古字代替蝌蚪文字，按自己的理解作训解，没有被列入学官。所以从汉代到西晋，讲《尚书》的只推崇欧阳氏一家。孔安国的训解晚出，皇甫谧家中所说的那二十六篇，即使是当时的大儒扬雄、杜预之流，都没有能见到。刘向用鲁恭王所得之书校对伏生的本子，发现《酒诰》缺失一简，《召诰》缺失两简，文字不同的地方尤其多。《尚书》并非出自一个时代的言语，各篇文字随其所在的时代而风格不一，其传授承接的异同又是如此，然而大体上都简朴质实，不能一下子读通。从《立政》以上各篇，如果不是伊尹、周公、傅说的言辞，就是仲虺、祖乙、箕子、召公这些后世认为是圣贤而不可企及的人物所说。他们君臣之间往来告诫论说，则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时代的事，所以文辞高峻、旨意深远。从《立政》以下，其君主是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子是伯禽、君陈、君牙，一直到秦穆公，其文辞是当时太史所写成的，比起前面的篇章有所不及，所以文字也比较平易明白，意思不超出所说的内容，孔子采录这些篇章，只是因为它们符合自己的道理罢了。自从孔安国的学说流行以后，欧阳氏之学就衰废了，如今世上所见到的，只有伏生的《大传》，首尾不相连贯，言辞不够典雅纯正，甚至把天、地、人、四时说成七政，说《金縢》是在周公去世后所作，怎么能全都当作依据呢？它的流传演变成刘向的《五行传》、夏侯氏的灾异之说，距离孔子的本意越来越远。孔安国自称广泛考订经传、采集众家之说，他所阐发的内容，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功劳，然而我阅读《春秋左传》《礼记》《孟子》《荀子》，发现它们与今文有所不同。《孟子》记载《汤诰》说"造攻自牧宫"，没有说"鸣条"；《春秋左传》引述《五子之歌》，多出"率彼天常"一句；引证《康诰》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今文中却没有这些话，怀疑（孔安国的古文）也未必都是妥善的。至于荀子引《仲虺》说"诸侯能自己得到良师的可以称王，能得到益友的可以称霸"，引《康诰》说"只有文王敬慎戒惧，天下人才因此而喜悦"，这些说法的荒谬失实到了这种地步。《礼记》把"申劝宁王之德"写作"田观宁王"，把"庶言同则"漏掉"绎"字，其中的乖误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没有孔氏（古文本），又能凭什么来校正呢？我因此明白，要在千百年以后的淆乱之中，寻求《六经》残缺之余的真相，难道不是十分困难而不能忽视的吗！
先父说：欧阳修《日本刀歌》说："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鏦锵短刀何足云。"细看这首诗，似乎是说徐福带着儒生携带经典到海外去，那些书才在那里流传下来。这样看来，秦人焚书这场大祸，使得中原本来家家传诵之书都散失了，而徐福区区带着几卷简册前往海外，竟能使先王的大典独自保存在夷狄之邦，实在令人叹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钅肃涩短刀何足云。”详此诗，似谓徐福以诸生带经典入海外，其书乃始流传於彼也。然则秦人一烬之烈，使中国家传人诵之书皆放逸，而徐福区区抱编简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独存夷貊，可叹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经书，往往有外国本云。
《汉志》：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注录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两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兴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书大传》三卷
《崇文总目》：汉济南伏胜撰。後汉大司农郑元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诸儒，故博引异言授，援经而申证云。
黾氏曰：胜，孝文时年且百岁，欧阳生、张生从学焉。音声犹有讹误，先後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胜终之後，数子各论所闻，以已意弥缝其阙，而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
陈氏曰：凡八十有三篇。当是其徒欧阳、张生之徒杂记所闻，然亦未必当时本书也。印板元刂阙，合更求完善本。
※《牟长章句》
本传：长习《欧阳尚书》，建武时，为博士，迁河南太守。注《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
※周防《尚书杂记》
本传：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建武时以明经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後仕至陈留太守。
※《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
晁氏曰：安国《古文尚书》至晋、齐▯始显（详见总论）。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颇改其辞。如旧“无颇”，今改“无陂”之类是也。按安国既定古文，会有巫蛊事，不复以闻，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氏》、赵岐注《孟子》，遇引今《尚书》所有之文，皆曰“逸《书》”，盖未尝见古文故也。然尝以《礼记》较《说命》，《孟子》较《泰誓》，大义虽不远，而文不尽同，意者安国以隶古定时失之耳。
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涂恽、桑钦。
译息，也令人怀疑。然而如今世间的经书，往往有说是从外国传回的版本。
《汉书·艺文志》：《尚书》类共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其中包括刘向《稽疑》一篇。颜师古说：凡说"入"的，是指《七略》之外班氏新加入的。凡说"出"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隋书·经籍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连同已亡佚的书一并计算，共四十一部，二百九十六卷）。
《唐书·艺文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未著录作者姓名的还有四家，共二十卷）。
《宋三朝艺文志》：十一部，一百零一卷。
《宋两朝艺文志》：二部，十三卷。
《宋四朝艺文志》：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兴艺文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书大传》三卷
《崇文总目》：汉代济南人伏胜撰写。东汉大司农郑玄作注。伏生本是秦朝博士，用逐章逐句讲解的方式传授各位儒生，所以书中广泛援引不同的说法来讲授，援引经文来加以申述证明。
黾氏说：伏胜，在孝文帝时年纪已将近百岁，欧阳生、张生跟随他学习。（伏生口授的）音声还有讹误之处，前后次序也有差错，加上篆书、隶书的转换，不可能没有失误。伏生去世之后，几位弟子各自把所听闻的内容整理起来，用自己的理解弥补其中的缺漏，另外撰成章句。又特别撰写大义，依循经文而阐明要旨，称之为《传》。刘向校订群书时，得到此书并进献朝廷。
陈氏说：共有八十三篇。这应当是伏生弟子欧阳生、张生等人杂记所闻而成，然而也未必就是当时的原本。刻印的版本已有缺损，应当再寻求更完善的版本加以校补。
※《牟长章句》
本传记载：牟长学习《欧阳尚书》，建武年间任博士，升迁为河南太守。他注解《尚书章句》，都本于欧阳氏之学，世俗称之为《牟氏章句》。
※周防《尚书杂记》
本传记载：周防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建武年间因通晓经学被举为孝廉，授官郎中。撰写《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字。后来官至陈留太守。
※《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
晁氏说：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到晋、齐年间才开始显扬于世（详见前面总论）。唐明皇不喜欢古文，用今文加以替换，又多有改动其中文辞。譬如原本"无颇"，如今改为"无陂"之类便是。按孔安国既已考定古文，恰逢巫蛊之事发生，没能上奏朝廷，只藏在私家而已。因此郑康成（郑玄）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赵岐注《孟子》，遇到引用今本《尚书》所没有的文字时，都称之为"逸《书》"，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曾见过古文（尚书）的缘故。然而曾经用《礼记》与《说命》相较，用《孟子》与《泰誓》相较，大意虽然相差不远，但文字并不完全相同，猜想是孔安国改写为隶古字时出现了失误。
陈氏说：考察《儒林传》，孔安国把《古文尚书》传授给都尉朝，一代代相承传授，一直传到涂恽、桑钦。到东汉，贾逵作训解，马融、郑玄作传、注解，而贾逵的父亲贾徽确实是从涂恽那里学到《尚书》，贾逵继承父亲的学业，虽说渊源久远，然而两汉的名儒实际上都不曾真正见过孔氏的《古文》。岂止两汉，魏晋时期依然如此，凡是杜预（征南）以前所注的经传，凡引用《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等篇的，都称之为逸《书》，而引用《泰誓》时，则说今本《泰誓》没有这段文字，大概是伏生的《书》中本无《泰誓
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元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於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允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誓》，则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故孔颖达谓贾、马辈惟传孔学三十三篇，即伏生书也，亦未得为孔学矣。颖达又云，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於乱其纪纲，以为太康时。皇甫谧得《古文尚书》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盖自太保郑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内史，奏上其《书》，时已亡《舜典》一篇。至齐明帝时，有姚方兴者，得於大航头而献之，隋开皇中搜索遗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故邪？然终有可疑者。
石林叶氏曰：今孔氏《尚书》，本所谓《古文尚书》，出鲁恭王毁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国为之传，会巫蛊事作，不得列於学官，故汉儒虽扬雄之徒，多未之见。西汉所传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扬雄《法言》称《酒诰》之篇俄亡矣。《艺文志》所谓“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者也。惟太史公尝从安国授《书》，故班固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今《史记》所引《书》及《叙》，皆与孔氏本合，其馀诸儒所引字与训诂，或不同者，皆出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於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 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於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朱子语录》：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
译》，《泰誓》是后出的。有人说是武帝末年百姓有人献上的，有人说是宣帝时河内女子所得，其中记载的白鱼、火乌等祥瑞，实际上是伪书。既然如此，马融、郑玄所解的，难道真是《古文（尚书）》吗！所以孔颖达说贾逵、马融这些人只是传授孔氏之学中的三十三篇，也就是伏生的书，也算不上真正得到孔氏之学了。孔颖达又说，王肃注《尚书》，才似乎窥见了孔氏《传》，所以其中乱了纲纪次序，认为是在太康年间。皇甫谧从表弟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撰写《帝王世纪》时，常常引用其中内容。这大概是从太保郑冲传授给苏愉，苏愉传给梁柳，梁柳传给臧曹，臧曹传给梅赜，梅赜任豫章内史时，奏上此书，当时已经缺失《舜典》一篇。到齐明帝时，有个叫姚方兴的人，在大航头得到该篇并献上，隋朝开皇年间搜求遗留典籍，才得到这一篇。既然孔安国的注本历经汉末未曾流传，而晋代初年仍然能够保存，虽未被列入学官，恐怕是因为流散在民间的缘故吧？然而终究还是有可疑之处。
石林叶氏（叶梦得）说：如今孔氏本《尚书》，本来就是所谓的《古文尚书》，是从鲁恭王拆毁孔子宅第所得到的。孔安国为它作传，恰逢巫蛊之事发生，未能列入学官，所以汉代的儒者即使是扬雄这样的人，大多也未曾见过。西汉所传的只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扬雄《法言》说《酒诰》篇不久便亡佚了，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刘向用中秘古文本校对欧阳、大小夏侯的经文，《酒诰》脱漏一简，《召诰》脱漏两简"的情况。只有太史公（司马迁）曾跟从孔安国学习《尚书》，所以班固说"司马迁的书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采用古文的说法。"如今《史记》所引用的《书》及其序文，都与孔氏本相合，其余各家儒者所引用的文字与训诂，有不同的地方，都是出自欧阳、大小夏侯三家。
容斋洪氏（洪迈）《容斋随笔》说：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自汉代以来，未被列入学官，所以《左传》所引用的相关文字，杜预都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中有一章说："《泰誓》说：'附和下属而蒙蔽君上的人处死，附和君上而蒙蔽下属的人受刑。参与国政却对百姓没有益处的人罢黜，身居高位却不能推荐贤才的人放逐。'这是用来劝善黜恶的。"汉武帝元朔元年，下诏责备朝廷内外不举荐廉洁孝顺之人。有关官员上奏议论说："那附和下属而蒙蔽君上的人应当处死"云云，其言语与《说苑》所记载的正好相同。但是历代的注释家，直到颜师古，都没有能引用这段话来作为证明。如今的《泰誓》，其实并没有这段话。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然而年月与序文不相符合，又与《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所引用的《泰誓》不同，马融、郑玄、王肃等各位儒者都对此表示怀疑，如今已无法再考证清楚了。
《朱子语录》：孔安国解释经典最为混乱不合道理，看来只是根据《孔丛子》一类的书编造出来的。这大概是就解说《尚书》这件事而言。我曾怀疑孔安国的《书》（传）是假书，比起毛公对《诗经》的注解那样高明简洁、大为省事（相差甚远）。汉代儒者训释文字，大多是这样，遇到疑难就存疑不解。如今这里全都解释清楚了，哪有千百年前人说的话，
盖因说《书》云。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於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馀，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於舜方止，今▯说是让，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後诸篇皆然。况他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文章。况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
※孔颖达《尚书正义》二十卷
晁氏曰：颖达因梁费▯《疏》广之。《唐儒学传》称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经》义训百馀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马嘉运▯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就加增损，始布天下。《艺文志》云：“颖达与李子▯、王德韶等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覆审，长孙无忌、李▯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传记事多参差，此为尤甚。所记撰著人姓氏，颖达往往不同。
陈氏曰：其序云：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国所注，寝而不用。及魏、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睹其学，江左学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顾彪，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穿凿烦杂，炫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未为得也。
※陆德明《尚书释文》一卷
《崇文总目》：皇朝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始，开宝中，诏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文▯异，令鄂删定其文，改从隶书。盖今文自晓者多，故音切弥省。
陈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馀篇，即马、郑所注是也，可证马、郑非见《古文》。又言梅赜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
译从灰烬、墙壁之中以及口耳相传的残余中收集起来，竟没有一个字讹误的道理？实在难以理解，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地方。而且《小序》也都值得怀疑。《尧典》一篇，本来是自述尧一代治理天下的先后次序，一直到禅让给舜才结束，如今（序文）却说是禅让给舜之后才写的。《舜典》也是记述一代政事的始末，（序文）却说是经历各种考验，是为了准备接受禅让时所作。往后各篇都是这样的情况。况且西汉以前的文章，浑厚有力量，如今这大序文辞格调却十分轻浮，怀疑是晋、宋时期的文章。何况孔氏之《书》是东晋时才出现的，在此之前的各位儒者都不曾见过，实在十分可疑。
※孔颖达《尚书正义》二十卷
晁氏说：孔颖达根据梁代费甝的《疏》加以扩充。《唐书·儒学传》记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一百多篇，称为《义赞》，后奉诏改称《正义》。虽然此书兼采各家而详尽博洽，但其中难免有些谬误冗杂之处，马嘉运曾指出并纠正其失误。永徽年间，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又加以增补删削，才得以颁行天下。《唐书·艺文志》说："孔颖达与李子云、王德韶等撰写，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负责覆核审定，长孙无忌、李淳风等二十四人加以刊定核实。"《唐书》纪、传所记之事多有出入，这一处尤其严重，所记撰写者的姓名，孔颖达（相关记载）往往前后不同。
陈氏说：其序文说：欧阳、夏侯两家的说法，蔡邕曾将其刻于碑石之上；孔安国所注的《古文》，则一度搁置不用。到魏晋时期才逐渐兴起，所以马融、郑玄这些儒者都未曾见过这门学问，江南一带的学者都以此为宗。到隋朝初年才流传到河朔地区，撰写《正义》的人，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他们的文义都比较浅显疏略，只有刘焯、刘炫二人最为详尽雅正，然而刘焯的注解穿凿附会、繁琐杂乱，刘炫在此基础上加以删削。虽然稍微简省扼要一些，但又喜欢改动前人的说法，义理反而更加简略，文辞又流于华丽，算不上真正做得妥当。
※陆德明《尚书释文》一卷
《崇文总目》：本朝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加以刊定校正。当初，开宝年间，朝廷下诏说陆德明所解释的是《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确定的今文本有所不同，命陈鄂删定其中文字，改从隶书通行字体。大概因为如今通晓今文的人较多，所以音切注释就相应简省了。
陈氏说：陆德明说伏生所传的二十多篇，就是马融、郑玄所注的那些，可以证明马融、郑玄并未见过《古文（尚书）》。又说梅赜所献上的本子缺《舜典》一篇，因为王肃的注解颇类似孔氏之说，所以采用王肃的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作为《舜典》，来接续孔氏之《传》。
。又言“若稽古”至“重华协於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或此下更有“▯哲文明”至“乃命以位”总二十八字。
译又说"若稽古"到"重华协於帝"这十二个字，是姚方兴所进献的，孔氏《传》的本子原本没有，或者这句下面还应该有"〇哲文明"到"乃命以位"共二十八个字。
※《石经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伪蜀周德真书。经文有“祥”字皆阙其画，亦阙“民”字之类，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刊也。以监本校之，《禹贡》“▯土梦作▯”，倒“土”、“梦”字；《盘庚》“若网在纲”，皆作“纲”字。按沈括《笔谈》云“▯土梦作▯，”太宗时得古本，因改正；以“纲”为“网”，未知孰是。
※《古文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汉孔安国以隶古定五十九篇之《书》，盖以隶写籀，故谓之隶古。其书自汉迄唐，行於学官，明皇不喜古文，改从今文，由是古文遂绝。陆德明独存其一二於《释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较陆氏《释文》，虽小有异同，而大体相类。观其作字奇古，非字书傅会穿凿者所能到。学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夹氵祭郑氏曰：“按《易》、《诗》、《书》、《春秋》皆有古文，自汉以来，尽易以今文，惟孔安国得屋壁之书，依古文而隶之。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郑元为之注，亦不废古文，使天下後学於此一书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开元文字者谓之“野书”。然易以今文，虽失古意，但参之古书，於理无碍，亦足矣。明皇之时，去隶书既远，不通变古之义，所用今文，违於古义尤多。臣於是考今《书》之文，无妨於义者从今，有妨於义者从古，庶古今文义两不相违，曰《书考》。迨《武成》而未及终编，又有《书辨讹》七卷，皆可见矣。
按：《汉儒林传》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唐 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言元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然则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隶书，秦、汉▯通行，至唐则久变而为俗书矣，何《尚书》犹存古文乎？盖安国所得孔壁之书，虽为之传，而未得立於学官。东京而後，虽名儒亦未尝传习，至隋、唐▯方显，往往人犹以僻书奥传视之，缮写传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国所定之隶书，而未尝改以从俗字，犹今士大夫蓄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所罕见者，必是旧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此二十五篇者，书虽传，而字复不谐於俗。传於汉者为科斗书，传於唐者为隶书，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後，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
※《尚书广疏》
《崇文总目》：伪蜀冯继先撰。以颖达《正义》为本，小加已意。
※《尚书断章》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按其书略序众篇大旨。
译晁公武说：这是伪蜀周德所写的经本。经文中凡是"祥"字都缺笔不写全，"民"字之类也同样缺笔，大概是孟氏（后蜀孟昶）尚未背叛唐朝时刊刻的。用国子监本校勘，《禹贡》"〇土梦作〇"一句，"土"、"梦"二字颠倒；《盘庚》"若网在纲"一句，都写作"纲"字。按沈括《梦溪笔谈》说"〇土梦作〇"，是太宗时得到古本后据以改正的；把"纲"改为"网"，不知哪个说法对。
晁公武说：汉代孔安国用隶书写定了五十九篇古文《尚书》，这是用隶书转写籀文，所以称为"隶古"。此书自汉至唐，都在学官中通行，唐明皇不喜欢古文，改用今文，从此古文《尚书》便断绝了。陆德明只在《经典释文》中保存了其中一二字而已。本朝吕大防从宋次道、王仲至两家得到古本，拿来和陆德明《释文》比较，虽略有出入，但大体相近似。看它写字奇特古朴，不是穿凿附会字书的人所能做到的。学者考究此书，可以了解造字的本源。
夹漈郑樵说："按《易》、《诗》、《书》、《春秋》都有古文本，自汉代以来，都改成了今文，只有孔安国得到孔壁中的古书，依照古文用隶书写定。孔安国传授给都尉朝，都尉朝传给胶东庸生，这称为《尚书》古文之学。郑玄为它作注，也没有废弃古文，使天下后学能通过这一部书了解古人本意。不幸遇到唐明皇改用今文，凡不合开元时通行文字的都被称为'野书'。然而改用今文，虽然失去了古意，但只要参照古书，在道理上没有妨碍，也就够了。唐明皇的时代，距隶书通行已经很远，不通晓古今文字变化的道理，所用的今文，违背古义的地方尤其多。臣于是考订今本《尚书》的文字，凡不妨碍文义的沿用今文，凡妨碍文义的依从古文，希望使古今文字与文义两不相违，写成《书考》一书。写到《武成》篇尚未编完，又另有《书辨讹》七卷，都可以看出（我的用心）。"
按：《汉书·儒林传》说孔氏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读它。《唐书·艺文志》著录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中说唐玄宗曾诏令集贤院学士卫包把古文改为今文。这样看来，汉代所谓的古文是蝌蚪文，所谓今文是隶书；唐代所谓的古文是隶书，所谓今文是当时通用的俗体字。隶书在秦、汉时期通行，到唐代已经久经演变而成了俗体字，为什么《尚书》还保存着古文（隶书）呢？大概是因为孔安国所得的孔壁古书，虽然为它作了传，却未能立于学官。东汉以后，即使是名儒也未曾传习，直到隋、唐才逐渐显扬，往往人们还把它当作僻书秘传看待，抄写传授的人很少，所以保存下来的都是旧物，仍是孔安国当年所写定的隶书，而未曾改成俗字，就好比如今士大夫藏书之家所藏的奇书异本，世间罕见的，必定是旧本，而且多存古字，道理是一样的。唉！百篇《尚书》，经秦火焚烧亡失了一半，存下来的五十八篇中，那多出的二十五篇，书虽流传，文字却又不合世俗通用之体。传于汉代的是蝌蚪文，传于唐代的是隶书，都是当时人很少学习的文字。大概自从出自孔壁之后，又埋没晦暗了数百年，学者才得以在家族中传授、口中诵读。
《崇文总目》：伪蜀冯继先撰写。以孔颖达《尚书正义》为依据，稍加自己的见解。
《崇文总目》：
※《尚书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顾临、蒋之奇、姚辟、孔武仲、刘敞、王会之、周范、苏子才、朱正夫、吴牧所撰。後人集之为一编，然非全书也。
※《胡翼之洪范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门人所录，无铨次首尾。
※《张晦之洪范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张景晦之撰。景当景▯三年为房州参军，著论七篇。
※《杨元素书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杨绘元素撰。其序云《诗》、《书》、《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删或修，莫不有笔法焉。《诗》、《春秋》先儒皆言之，《书》独无其法邪？故作《断尧》、《虞书》、《夏书》、《禅让》、《稽古》、《商书》、《周书》、《费誓》、《泰誓意》九篇。
※苏明允《洪范论图》一卷
晁氏曰：三论皆援经系传，斥末以归本。二图，一以指歆、向之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孙莘老《书解》十三卷
晁氏曰：觉仕元▯。谓康王以丧服见诸侯为非礼。苏氏之说本此。
※《新经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王▯元泽撰。熙宁时颁是书於学官，用以取士，或少违异，辄不中程，由是独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学者喜攻其短，自开党禁，世人罕称焉。
陈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宁三年，臣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进。八年，下其说太学颁焉。”▯盖述其父之学，王氏《三经义》，此其一也。熙宁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充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修定，又以安石子▯、惠卿弟升卿为修撰官。八年，安石复入相，新传乃成。▯盖主是经者也。王氏学独行於世者六十年，科举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辈谓如脱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尔，士习胶固，更丧乱乃已。
《朱子语录》曰：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有如此处。後来人解《书》，▯须要尽解。王说伤於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处。
※《王氏洪范传》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刘向、董仲舒、伏生明灾异为蔽，而思别著此传。以庶徵所谓“若”者，不当训“顺”，当训“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寒、燠、风而已。大意谓天人不相干，虽有变异，不足畏也。
※《东坡书传》十三卷
晁氏曰：熙宁以後，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异其说为多。
陈氏曰：其於允征，以为羲和贰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诰》，以释衰服冕为非礼。
译不著录作者姓名，看其书内容大略是概述各篇大意。
晁公武说：本朝顾临、蒋之奇、姚辟、孔武仲、刘敞、王回、周范、苏子才、朱正夫、吴牧等人所撰写。后人汇集成一编，但并非全书。
晁公武说：胡瑗（字翼之）所撰。都是他门人所记录，没有加以编次首尾。
晁公武说：本朝张景（字晦之）所撰。张景在景〇三年任房州参军时，著论七篇。
晁公武说：本朝杨绘（字元素）所撰。他自序说《诗》、《书》、《春秋》都出自史官之手，而孔子有的删削有的修订，无不有笔法在其中。《诗》、《春秋》先儒都曾论说过，难道《尚书》就独独没有笔法吗？所以写了《断尧》、《虞书》、《夏书》、《禅让》、《稽古》、《商书》、《周书》、《费誓》、《泰誓意》九篇。
晁公武说：三篇论都援引经文系联传注，排斥末流以归本经义。两幅图，一幅用以指出刘歆、刘向的谬误，一幅用以呈现自己的意旨。有人说这不是苏洵所作。
晁公武说：孙觉（字莘老）在元〇年间做官。他认为康王身穿丧服接见诸侯是不合礼制的。苏轼的说法就本于此。
晁公武说：王雱（字元泽）所撰。熙宁年间朝廷把这部书颁布到学官，用来考选士人，考生的答卷稍有偏离，就不合格，因此这部书独自通行于世达六十年，而天下学者都喜欢攻击它的短处，自从开始禁绝新党之学以来，世人很少再称道它了。
陈振孙说：王雱的父亲王安石为此书作序说："熙宁三年，臣安石以尚书身份入朝侍讲，于是参与朝政，儿子王雱继承讲学之事，皇上有旨命他撰写解说进呈。熙宁八年，朝廷将他的说解颁布到太学。"大概是阐述其父的学说，王氏《三经新义》，这是其中之一。熙宁六年，朝廷命知制诰吕惠卿充任修撰经义之职，由王安石提举修定，又任命王安石之子王雱、吕惠卿之弟吕升卿为修撰官。熙宁八年，王安石再度入朝为相，新的《尚书》传注才告完成。大概是以王安石为主撰这部经解的。王氏之学独自流行于世六十年，参加科举的士人熟习此书才合乎程式，前辈说这就像脱坯造砖一样，照着模子印出来罢了，士人习气顽固不化，直到经历丧乱才停止。
《朱子语录》说：王安石不解释《洛诰》篇，只说这篇实在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如今姑且选取可以理解的部分加以解释。如今人们大多说王安石穿凿附会，他确实有这样的地方。后来的人解释《尚书》，一定要把每处都讲通。王安石的说法失之穿凿，但其中的好处也有掩盖不住的地方。
晁公武说：王安石（字介甫）所撰。他认为刘向、董仲舒把伏生所讲的灾异之说当作蒙蔽人的东西，所以想另外撰写这篇传注。他认为《洪范》庶徵一节所说的"若"字，不应训为"顺"，应训为"如"；人君的五种行事，就像天时的雨、〇、寒、暖、风一样罢了。大意是说天与人互不相干，即使出现灾变异象，也不值得畏惧。
晁公武说：熙宁以后，朝廷专门用王安石之说来选拔或黜退众多士人，这部书大多与王氏之说立异。
陈振孙说：苏轼此书在《允征》篇，认为羲和是背叛了羿而忠于夏朝；在《康王之诰》篇，认为解释康王身穿丧服冕服接见诸侯是不合礼制
曰：“予於《书》见圣人之所不取而犹存者有二。”可谓卓然独见於千载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哀痛之语；平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呜呼！其论伟矣。
《朱子语录》：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东坡《书解》▯好，他看得文势好。
※《书义辨疑》一卷
晁氏曰：杨时中立撰。其书专攻王▯之失。
※《古三坟书》一卷
晁氏曰：张天觉言得之於比阳民家，《坟》皆古文，而传乃隶书。所谓《三坟》者，山、气、形也。《七略》、《隋志》皆无之，世以为天觉伪撰。
陈氏曰：元丰中，毛渐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辞诡诞不经，盖伪书也。《三坟》之名，惟见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盖自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无徵不信，不复采取，於时固已影响不存，去之二千载，而其书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谓之“坟”，“帝”谓之“典”，皆古史也，不当如毛所录，其伪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张商英伪撰，以比李筌《阴符经》。
石林叶氏曰：《古三坟书》为古文，奇险不可识，了不知其为何语，其妄可知也。
夹氵祭郑氏曰：三皇太古书亦谓之《三坟》。一曰《山坟》，二曰《气坟》，三曰《形坟》。天皇伏羲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人皇神农氏本《气坟》而作《易》，曰《归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坟》而作《易》，曰《坤乾》。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归藏》之大象有八，曰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以气；《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气，而统以形。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至元丰中始出於唐州比阳之民家，世疑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恐非後人之能为也。如纬书犹见取於前世，况此乎。且《归藏》至晋始出，《连山》至唐始出，则《三坟》始出於近代，亦不为异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书》，其亡於秦火，而汉世所不复见者，盖杳不知其为何语矣。况《三坟》已见削於夫子，而谓其书忽出於元丰▯，其为谬妄可知。夹氵祭好奇而尊信之，过矣。又况详孔安国《书序》所言，则坟典，《书》也，盖百篇之类也；《八索》，《易》也，盖彖、象、文言之类也。
译的。他说："我在《尚书》中看到圣人所不取而经文仍然保留的地方有两处。"这真可称得上是在千年之后卓然独具见识的人了。他又说："周昭王南征不返，周穆王起初没有愤恨耻辱哀痛之语；周平王正当国家倾覆祸败到极点之时，其书所记与太平之世没有区别，由此可以知道周朝德运的衰败，以及东周之所以不能重新振兴的原因。"啊！这一番议论真是宏伟啊。
《朱子语录》：有人问："各家《尚书》解说哪家最好？莫非是苏东坡吗？"答："是的。"又问："但恐怕失之太简略？"答："也有只需要这样解释的地方。"苏东坡的《书传》讲得好，他很擅长把握文章的气势。
晁公武说：杨时（字中立）所撰。这部书专门批驳王安石的错误。
晁公武说：张天觉说这部书是他在比阳民家所得到的，《三坟》原文都是古文字，而所传的却是隶书。所谓《三坟》，就是山、气、形三坟。《七略》、《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世人认为是张天觉伪造的。
陈振孙说：元丰年间，毛渐（字正仲）奉命出使京西，在唐州民家得到此书。其文辞诡异荒诞不合常理，大概是伪书。《三坟》之名，只见于《左传》楚国右尹子革的话中，大概自从孔子编定《尚书》，断自唐虞以下，唐虞以前的记载，因无证据而不可信，就不再采录了，在当时这些书早已无迹可寻，距今已有两千年，而这部书却忽然出现，怎么能相信呢！何况"皇"称为"坟"，"帝"称为"典"，都是上古史书之称，不应像毛渐所记录的那样，其伪造之迹十分明显。人们好奇成癖，竟到了这种偏执的地步。晁公武说是张商英伪造的，可以拿来和李筌的《阴符经》相比。
石林叶氏说：《古三坟书》所用的古文字，奇特险怪难以辨认，完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其荒诞不实可想而知。
夹漈郑樵说：三皇太古之书也称为《三坟》。一叫《山坟》，二叫《气坟》，三叫《形坟》。天皇伏羲氏依据《山坟》而作《易》，叫《连山》；人皇神农氏依据《气坟》而作《易》，叫《归藏》；地皇黄帝氏依据《形坟》而作《易》，叫《坤乾》。虽然没有画出卦象，但其名目都称为卦爻、大象。《连山》的大象有八种，叫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归于山；《归藏》的大象有八种，叫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归于气；《坤乾》的大象有八种，叫天、地、日、月、山、川、〇、气，而统归于形。都是八乘以八，共六十四。这部书在汉魏时期已不流传，到元丰年间才从唐州比阳民家中重新出现，世人怀疑是伪书。然而其文辞古朴，语言质朴而粗野，其结构错综有条理，恐怕不是后人所能编造的。像纬书尚且被前代所采用，何况这部书呢。而且《归藏》到晋代才出现，《连山》到唐代才出现，那么《三坟》到近代才出现，也不算是奇怪的事。
按：孔子所编定的《尚书》，那些在秦火中亡失、汉代以后再也见不到的篇章，大概已渺茫不可知说的是什么了。何况《三坟》早已被孔子所删削，却说这部书忽然在元丰年间出现，其荒谬可想而知。郑樵好奇而深信不疑，未免过分了。而且详考孔安国《尚书序
今所谓《三坟》者，曰《山坟》、《气坟》、《形坟》，而以为《连山》、《归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谓大象、六十四卦，则亦是《易》书，而与百篇之义不类矣，岂得与五典并称乎？
※《颜吴范司马无逸说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吴安诗、范祖禹、司马康元▯中侍讲筵、颜复说书崇政殿日所进讲说也。
※《伊川书说》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门人记其师所谈四十馀篇。
※《洪范会传》一卷
晁氏曰：皇朝孙谔撰。谔元▯中博士，其说多本先儒，颇攻王氏之失。
※《二典义》一卷
陈氏曰：陆佃农师撰。佃为王氏学，长於考订。
※《石林书传》十卷
陈氏曰：叶梦得少蕴撰。少蕴博极群书，强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耳。
《中兴艺文传》曰：其为书颇采诸家之说，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经术，博士业《书》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说，莫能自致其思，余窃悲之。因参总数家，推原帝王之治，论其世，察其人，以质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颇自纪辑，为书二十卷，十二万有馀言。
※《书裨传》十三卷
陈氏曰：太常丞吴▯或才老撰。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辩》，曰《臣辩》，曰《考异》，曰《诂训》，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考据详博。
※《书辩讹》七卷
陈氏曰：枢密院编修官郑樵渔仲撰。其目曰《纠谬》四，《阙疑》一，《复古》二。樵以遗逸召用，博物治闻，然颇迂僻。
※《陈博士书解》三十卷
《中兴艺文志》：绍兴时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发明理学，为《陈博士书解》。
陈氏曰：秦桧子▯喜尝从之游。在礼部时▯喜为侍郎，文书不应令，鹏飞辄批还之。▯喜浸不平。鹏飞说书崇政殿，因论《春秋》“母以子贵”，言《公羊》说非是。桧怒，谪惠州以没。今观其书，绍兴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骊山之祸，申侯启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偿怨。郑桓公友死於难，而武公复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国耻，难矣。呜呼！其得罪於桧者，岂一端而已哉！
※《无垢尚书详说》五十卷
陈氏曰：张九成子韶撰。无垢诸经解，大抵援引详博，文意澜翻，似乎少简严，而务欲开广後学之见闻，使不堕於浅狭，故读其书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书谱》二十卷
陈氏曰：本以解经，而不尽解，有所发明，则篇为一论。
译》所说，那么坟、典，是《尚书》一类，大概属于百篇之类；《八索》，是《易》一类，大概属于彖、象、文言之类。如今所谓《三坟》，叫《山坟》、《气坟》、《形坟》，认为是《连山》、《归藏》、《坤乾》所由产生的根源，又各自有所谓大象、六十四卦，那么这也是《易》类的书，与百篇《尚书》的性质不同，怎能与五典并列称说呢？
晁公武说：本朝吴安诗、范祖禹、司马康在元〇年间侍讲经筵，以及颜复在崇政殿说书时所进讲的讲义。
晁公武说：程颐门人记录他们老师所讲论的四十多篇。
晁公武说：本朝孙谔所撰。孙谔在元〇年间任博士，他的说法多本于先儒，颇能批驳王安石之说的错误。
陈振孙说：陆佃（字农师）所撰。陆佃治王安石之学，擅长考订。
陈振孙说：叶梦得（字少蕴）所撰。叶梦得博览群书，记忆力过人。《尚书》与《春秋》之学，比起其他儒者最为精深。
《中兴艺文志》说：这部书颇采纳各家的说法，而折中其中的是非。
石林（叶梦得）自序说：自从世人崇尚经学以来，博士治《尚书》的十有三四，然而大多只固守一家之说，不能自己深入思考，我私下为此感到悲哀。因此参酌汇集各家学说，推究帝王之治，考察其时代，审察其人物，用以验证他们的言论，反复研究，折中其是非，颇有自己的整理编排，撰成书二十卷，十二万多字。
陈振孙说：太常丞吴〇（字才老）所撰。首卷举出纲要，叫《总说》，叫《书序》，叫《君辩》，叫《臣辩》，叫《考异》，叫《诂训》，叫《差牙》，叫《孔传》，共八篇，考订详实广博。
陈振孙说：枢密院编修官郑樵（字渔仲）所撰。其条目叫《纠谬》四篇，《阙疑》一篇，《复古》二篇。郑樵以遗逸之才被召用，博学多闻，然而颇为迂阔偏执。
《中兴艺文志》：绍兴年间太学初建时，陈鹏飞任博士，阐发理学义理，撰成《陈博士书解》。
陈振孙说：秦桧之子秦熺曾跟从陈鹏飞游学。陈鹏飞在礼部任职时，秦熺任侍郎，公文不合规定，陈鹏飞就批还给他，秦熺渐渐心怀不满。陈鹏飞在崇政殿讲说《尚书》时，趁机论及《春秋》"母以子贵"之义，说《公羊传》的说法不对。秦桧大怒，将他贬谪到惠州，最终死在那里。如今看这部书，是绍兴十三年所作的序，在《文侯之命》篇，谈到骊山之祸，是申侯所引发的，周平王感念申侯拥立自己之恩，却不知申侯的恩德不足以抵偿他造成的怨仇。郑桓公友死于国难，而郑武公却又娶了申国女子。君臣之间如此行事，却指望振雪国耻，太难了。唉！他得罪秦桧的原因，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
陈振孙说：张九成（字子韶）所撰。张九成（号无垢）解各经，大抵引证详细广博，文意反复推演，似乎稍嫌不够简明严谨，但务必要开阔后学的见闻，使他们不至陷于浅陋狭隘，所以读他书的人也往往能有所收获。
陈振孙说：本是为了解经，但并未全部解释，凡有所发明之处，就单独写成一篇论说。
陈振孙说：全书共有论五十三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幅。对于长江、黄河、淮水、汉水、济水、黑水、弱水这七条大河，他认为旧有的传注失实，都加以辨证。淳熙四年进呈朝廷。宇宙广
※《程大昌禹贡论图共》四卷
陈氏曰：凡论五十三篇，後论八篇，图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汉、济、黑、弱水七大川，以为旧传失实，皆辩证之。淳熙四年上进。宇宙广矣，上下数千载，幅员数万里，身不亲历，耳目不亲闻见，而欲决於一心，定於一说，乌保其皆无▯牾？然要为卓然不诡随传注者也。
※《东莱书说》十卷
大愚叟《书後》曰：《尚书说》自《秦誓》至《洛诰》，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诸生，而笔之册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诗》、《书》、《礼》、《乐》训授学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尝喜为书也。然听之有浅深，记之有工拙，传习既广，而漫不可收拾，伯氏盖深病之。一日，客有来告者，曰：“记录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闻，而复有详略得失之异，则其差为甚矣。非有以审其是，学者何从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书》置几▯而为之说。先之《秦誓》、《费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溯於唐虞之际也。辞旨所发，不能不敷畅详至者，欲学者易於览习而有以舍其旧也。讫於《洛诰》而遂以绝笔者，以夫精义无穷。今姑欲以是而废夫世之所笔录，盖非所以言夫经也。未再岁，伯氏下世。整次《读诗记》，犹未终篇；《书》及《三礼》皆未及次第考论，而《书》则犹口授而非传闻。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学官，书来，求纪其本末，义不得辞也。因书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陈氏曰：今世有别本全书者，其门人续成之，非东莱本书也。
《朱子语录》曰：吕伯恭解《书》自《洛诰》始。某问之曰：“有解不去处否？”曰也“无”。及数日後谓某曰：“《书》也，是难说。今只是强解将去尔。”要之，伯恭▯是伤於巧。
※晦庵《书说》七卷
陈氏曰：晦庵门人黄士毅集其师说之遗，以为此书。晦庵於《书》一经独无训传，每以为错简脱文处多，不可强通。今惟《二典》、《禹谟》、《召诰》、《洛诰》、《金▯》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极”有辩，其他皆《文集》、《语录》中摘出。
※《书古经》及《序》共五卷
陈氏曰：晦庵所录，分《经》与《序》，仍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峰《书集传》
《自序》：庆元已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没。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呜呼！《书》岂易言哉。沉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乃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亦有经承先生口授指画，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见本篇）。
译阔，上下数千年，方圆数万里，作者不曾亲身经历，耳目也未曾亲自闻见，却想要凭一己之心来决断，定为一说，怎能保证完全没有牴牾之处？然而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卓然不肯人云亦云、盲从旧注的著作。
大愚叟《书后》说：《尚书说》从《秦誓》到《洛诰》，共十八篇，是家兄太史吕祖谦在己亥年冬天口授给诸生，然后记录成册的。回想家兄退居乡里之时，大多用《诗》、《书》、《礼》、《乐》教授学者，让他们从中自有所得，本来并不曾喜欢著书。然而听讲的人领会有深浅，记录的人也有工拙，传抄流布既广，便杂乱难以收拾，家兄对此深以为忧。一天，有位客人来告诉他说："记录容易出差错本是难免的，各人叙述自己所听到的，又各有详略得失的差异，那么其中的差错就更严重了。若不设法审定是非，学者又怎能凭什么去相信呢？"于是家兄认可这话，取来《尚书》放在几案上而为它作说解。先从《秦誓》、《费誓》讲起，是想从这个源流往上追溯到唐虞之际。他所阐发的辞旨，不能不铺陈详尽，是想让学者容易览习而抛弃旧日杂乱的记录。讲到《洛诰》就搁笔了，是因为精深的义理无穷无尽。如今姑且想用这个来废止世间流传的各种笔录，其实并非是想以此穷尽经义。还不到两年，家兄就去世了。他整理编次的《读诗记》，还没有完篇；《尚书》和《三礼》都还没有来得及依次考论，而《尚书》这部却是口授而非传闻得来的。南康知府曾侯把它刊刻于学官，来信要我记述其来龙去脉，于道义上不能推辞，因此写下我所知道的，附在卷末。
陈振孙说：如今世间另有全本流传，那是他门人续写完成的，并非吕祖谦本人所著之书。
《朱子语录》说：吕祖谦（伯恭）解《尚书》从《洛诰》开始讲起。有人问他："有讲不通的地方吗？"答说："没有。"过了几天后又对我说："《尚书》真是难讲啊，如今只是勉强解说过去罢了。"总之，吕伯恭的毛病在于失之取巧。
陈振孙说：朱熹门人黄士毅汇集其师的遗说，编成此书。朱熹对《尚书》一经独独没有作训传，常认为错简脱文的地方很多，无法勉强讲通。如今只有《二典》、《禹谟》、《召诰》、《洛诰》、《金〇》有解说，以及关于"九江"、"彭蠡"、"皇极"有辨析，其他都是从《文集》、《语录》中摘录出来的。
陈振孙说：朱熹所录，分为《经》与《序》，仍旧编为五十九篇，以保存古貌。
《自序》：庆元己未年冬天，先生朱文公命我蔡沈作《书集传》，第二年先生去世。又过了十年，才得以完成，全书总计若干万字。唉！《尚书》岂是容易讲解的呢。我自从受读以来，深入体会其中的义理，参考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才敢折中那些精微隐奥的辞旨，转述先前所听闻的（先生教诲）。《二典》、《禹谟》两篇，先生曾经加以订正，手泽墨迹尚新（先生修改的本子已附在文集之中，其余各篇也有承接先生口授指点，而未能全部改定的，如今全都重新修定，见本篇）。这部《集传》本是先生所命撰，所以凡是引用老师的说法，都不再另加标识区别。
陈振孙说：参政张纲（字彦正）所撰。张纲在政和年间中进士，历仕三朝，历经蔡京、王黼、秦桧三位权臣当政，却始终不为所屈。绍兴
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云。
※《尚书讲义》三十卷
陈氏曰：参政张纲彦正撰。纲政和时及第，仕三朝，历蔡京、王黼、秦桧三权臣，乃不为屈。绍兴末预政。此书为学官时所作。
※林少颖拙斋《书集解》五十八卷
陈氏曰：少颖从吕紫微本中居仁学，而太史吕祖谦则其门人也。其自序谓，初著之时，每日诵正经自首至尾一遍，虽有他务不辍。平心定气，博采诸儒之说而去取之。苟合於义，虽近世学者之说，亦在所取；苟不合於义，虽先儒之说，亦所不取。
《朱子语录》曰：林书亻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後，非其所解。
※黄度文叔《书说》七卷
陈氏曰：度笃学穷经，老而不倦。晚年制阃江、淮，著述不辍，时得新意，往往晨夜叩书塾，为朋友道之。
※袁▯洁斋《家塾书钞》十卷
陈氏曰：其子乔崇谦录其家庭所闻，至《君▯》而止。
※袁氏《家塾读书记》二十三卷
陈氏曰：题四明袁觉集。未详何人。大略仿《吕氏读诗记》，集诸说或述已意於後，当是洁斋之族。
※《尚书精义》六十卷
陈氏曰：三山黄伦彝卿编次，或书坊所▯。
※梅教授《书集解》
陈氏曰：其书三册，不分卷，不著名，未详何人。
※柯山《书解》十六卷
陈氏曰：柯山夏亻巽元肃撰。集二孔、王、苏、陈、林、程颐、张九成及诸儒之说，便於举子。
※《书少传》十八卷
陈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书说》三卷
陈氏曰：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然於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排，则似过甚。
●卷一百七十八 经籍考五
○经（诗）
《汉 艺文志》：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孔氏曰：《史记 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见在为数。
欧阳氏曰：迁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谱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馀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删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删其字。
译末年参预朝政。这部书是他任学官时所作。
陈振孙说：林之奇（少颖）跟从吕本中（紫微）学习居仁之学，而太史吕祖谦则是他的门人。他自序说，起初撰写此书时，每天从头到尾诵读一遍正经，即使有其他事务也不间断。平心定气，广泛采纳各家学说而加以取舍。如果符合经义，即使是近世学者的说法，也在采取之列；如果不符合经义，即使是先儒的说法，也不予采取。
《朱子语录》说：林之奇的书大体上有很多好处，但从《洛诰》以后，就不是他自己所解的了。
陈振孙说：黄度专心治学、深究经义，年老而不知疲倦。晚年镇守江、淮一带，仍著述不辍，时常有新的见解，往往深夜清晨叩访书塾，向朋友讲述。
陈振孙说：他的儿子袁乔（字崇谦）记录了家庭中所听闻的（讲论），到《君〇》篇为止。
陈振孙说：题为四明袁觉所辑。不清楚是什么人。大略仿照《吕氏读诗记》体例，汇集各家说法，或在其后附上自己的见解，应当是洁斋（袁燮）的族人。
陈振孙说：三山黄伦（字彝卿）编次而成，或许是书坊所编。
陈振孙说：此书共三册，不分卷，不著撰人姓名，不清楚是什么人。
陈振孙说：柯山夏僎（字元肃）所撰。汇集孔安国、孔颖达、王安石、苏轼、陈氏、林之奇、程颐及各儒者的说法，便于应举的士子使用。
陈振孙说：新安王炎（字晦叔）所撰。
陈振孙说：赵汝谈所撰。怀疑古文《尚书》并非真本的有五条证据，朱熹曾经也怀疑过，但没有像他这样断然肯定。然而对于伏生所传的各篇，也多有排击攻讦，则似乎又过分了些。
●卷一百七十八 经籍考五
○经（诗）
《汉书·艺文志》：古代设有采诗之官，是君王用来观察风俗、了解政治得失、自我省察端正的手段。孔子纯粹选取周代的诗篇，向上采录殷商的诗，向下取录鲁国的诗，共三百零五篇，遭遇秦火而能保全，是因为这些诗靠讽诵流传，不单单依靠竹帛记载的缘故。孔氏说：《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诗》本有三千多篇，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其中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三百零五篇。"按《尚书》、《左传》等所引的诗句，如今还存在的多，已经亡佚的少，那么孔子所选录的，不至于十分去掉九分，司马迁的说法，不可全信。据如今存世的以及六篇有目无辞的逸诗，共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说是三百零五篇，是不计入亡佚的诗篇，只按现存的数目计算。
欧阳氏说：司马迁的说法是对的。如今《尚书》、《左传》等所记载的逸诗，怎么数得完呢？用郑玄《诗谱》来推算，有历经十位君主才选取其中一篇的，又有历经二十多位君主才选取其中一篇的，由此说来，何止三千篇（又说：所谓"删"，并非只是整篇删去，有的是一篇之中删去某章，有的是一章之中删去某句、删去某字。比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是《小雅》中一首类似《唐棣》的诗，孔子认为它把"室"说成"远"，有害于兄弟之义，所以整章都删去了。"衣锦尚〇"，是文饰过分的意思，这是《〇风·君子偕老》的诗句，孔子厌恶它过分修饰，担心它流于浮华而不返本真，所以在这一章中删去了这一句。"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这是《小雅·节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