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一 郊社考四

译丘共四层，各层高八尺一寸，最下层宽二十丈，第二层宽十五丈，第三层宽十丈，第四层宽五丈。共有十二级台阶，每一节台阶十二级。燎坛设在泰坛的丙位方向，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坛顶朝南开一个门户，方六尺。请下令有关部门修建奉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当时周太祖将要举行南郊祭天，所以修建奉行此制）。

梁太祖举行南郊祭祀两次（开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同年十一月二日）。

后唐庄宗举行南郊祭祀一次（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举行南郊祭祀一次（长兴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举行南郊祭祀一次（显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朝建立之初，沿用唐朝旧制，每年冬至在圜丘祭天，正月上辛日祈谷，孟夏时节祈雨，季秋举行大享之礼，共四次祭祀昊天上帝。皇帝亲自祭祀时，则一并祭祀皇地祇之位。在国都城南薰门外建坛，依照古代制度共四层，十二级台阶，三重壝墙。在内坛之外的丙位方向设燎坛，高一丈二尺。又在坛外东壝东门内道路北侧设皇帝更衣的大帐幕，朝南而立。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日，亲自郊祀，奉宣祖配享，大赦天下并改元。

在此之前，下诏在冬至举行南郊祭祀，有关部门说：“冬至正是十一月晦日前一天，皇帝开始郊祀，不应该靠近晦日。”于是改在十六日甲子举行。太常博士和岘说：“祭祀不宜过于频繁。如今十一月十六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请暂停二十七日冬至的祭祀。”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十三日，皇帝在崇元殿斋戒住宿，第二天，穿上通天冠、绛纱袍，手持镇圭，乘坐玉辂，从明德门出发，群臣夹道随侍，仪仗前导，前往太庙。五更时分，朝享礼完毕。天亮时，乘坐玉辂前往南郊，在帷宫斋戒。皇帝当初前往太庙时，乘坐玉辂，左谏议大夫崔颂代理太仆一职，皇帝详细询问仪仗名物，崔颂对答详尽敏捷，皇帝十分高兴。十六日，穿上衮冕，手持玉圭，在圜丘合祭天地，让皇弟开封尹赵光义担任亚献，兴元尹赵光美担任终献。将要登坛时，有关部门准备了黄色褥垫铺作道路，皇帝说：“朕以洁净诚心侍奉上天，不必如此。”命令撤去褥垫。回宫时，将要乘坐金辂，皇帝回头对左右说：“按照旧典是否可以乘坐辇车？”左右回答说无妨，于是乘坐辇车。壬申日，因南郊礼成，在广政殿大宴群臣，称之为“饮福”。从此成为惯例。

五代以来，由宰相担任大礼使，太常卿担任礼仪使，御史中丞担任仪仗使，兵部尚书担任卤簿使，京府尹担任桥道顿递使。宋朝制度，大礼使、顿递使沿袭旧制，而大礼使有时由亲王担任，又专门以翰林学士担任礼仪使，其仪仗使、卤簿使有时由其他官员充任（这一年，司徒兼侍中范质担任南郊大礼使，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陶谷担任礼仪使，刑部尚书张昭担任卤簿使，御史中丞刘温叟担任仪仗使，皇弟开封尹赵光义担任桥道顿递使）。太平兴国元年，才开始铸造五使的印信。

石林叶氏说：“南郊设置五使，唐朝的制度记载得十分详细。考察《会要》，才发现长庆年间以后有以太常卿担任礼仪使、御史中丞担任大礼使的做法，不知道礼仪使、大礼使有什么区别？至于以宰相担任大礼使，礼部尚书担任礼仪使，御史中丞担任仪仗使，兵部尚书担任卤簿使，开封尹担任桥道使的做法，大概是后唐的制度，所以本朝沿用它，只是把太常卿改为礼仪使罢了。太常卿既然不常设置，而御史中丞、兵部官职有时空缺，就照例由翰林学士以及其他各部尚书、侍郎代替。大礼使掌管赞相礼仪，卤簿使掌管仪卫，桥道使掌管顿递，礼

译仪使掌管礼物仪仗，没有固定处所处理事务，只是督察百官中不合礼制的行为罢了。真宗封禅泰山、祭祀西京时，曾专门任用辅臣，天禧年间以后停止此制。到元符初年，才又召集并任用执政大臣，于是成为定制。”

《长编通考》说：“恭敬考察太祖举行南郊祭祀共四次，此后住宿斋戒、朝享太庙、行礼仪式、颁布赦令都大致依照最初的做法，只有开宝四年，开始使用绣衣卤簿。在此之前，大驾卤簿的衣服、旗帜只用五彩绘画。到这时，全部改用刺绣。开宝九年，因为江南已经平定，四方大致统一，用来申明报答感谢之意，于是驾临西京，在四月于南郊举行祭祀。在此之前，连绵大雨十多天。等到前往斋宫的那一天，忽然天气晴朗，观看的人多如墙壁，都相互说：‘我们年少时遭逢乱世离散，没想到今日又能看到太平天子的仪卫。’都相对感动流泪。又考证卤簿共分四等：大驾、法驾、銮驾、黄麾仗。大驾，用于郊祀、籍田、进献玉清昭应宫和景灵宫。”

按：梁太祖起初在汴京建都，然而郊坛却设在洛都。开平二年十一月南郊祭祀，皇帝从东京到洛都举行礼仪，从石桥开始备齐仪仗一直到郊坛。三年正月，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南郊大礼使。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皇帝祭祀南郊。当初，梁末帝准备在洛阳郊祀，听闻杨刘失陷就停止了，但仪仗物品都已齐备。到这时，张全义请求皇帝赶紧驾临洛阳，拜谒太庙完毕后，随即祭祀南郊。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这样看来，梁、唐举行郊祀都在洛阳。国朝建立之初，才在国都城南薰门外建造郊坛。开宝九年，下诏说：“定都洛邑，是我们的西都；焚柴祭祀泰坛，是国家的大事。如今江南已经平定，四方大致统一，前往景灵宫，用来申明报答感谢之意，于是眷念西方，郊祀的兆域就在那里。将要整饬车驾按时巡视，亲自在南面之位展现诚意。朕如今驾临西京，在四月于南郊举行祭祀，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由此看来，太祖亲自郊祀共四次，唯独这一年是在洛阳举行的。然而凡是郊祀必定在阳气至盛的月份，唯独这一年在四月，这是举行祈雨大礼，本来就不是常规典礼。太祖因为洛都本来就有郊祀的兆域，这一年又有想要迁都到洛阳的想法，所以趁着西行而特意举行这个礼仪。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日，郊祀，奉太祖配享。

国朝建立以来，南郊四次祭祀以及祭祀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共七次祭祀，都以四位祖先轮流配享。而太祖亲自郊祀四次，都以宣祖配享。太宗即位后，让宣祖、太祖轮流配享。这一年，合祭天地，才开始奉太祖升格配享。雍熙元年，郊祀，扈蒙制定礼仪，上奏说：“《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重大的了。’请以宣祖配享天，太祖配享上帝。”于是采用了他的建议，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对。淳化四年，礼仪使苏易简上奏说：“考察：唐朝永徽年间，以高祖、太宗一同配享上帝。希望皇帝亲自祭祀郊丘时，奉宣祖、太祖一同配享；共同的常祀如孟春祈谷、孟冬祭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祈雨，以太祖崇配。”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淳化三年，礼仪使说：“皇帝亲自郊祀，按照旧例，在京城以及距离圜丘十里以内的神祠以及所经过的桥梁道路，都派遣官员前往祭祀，但独独遗漏了太社、太稷、文宣王、武成王等庙。如今请求在祭祀出宫前一天，派遣官员前往祭祀。”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至道三年十一月，当时真宗已经即位，有关部门上奏说：“冬至祭祀圜丘、孟夏祈雨、夏至祭祀方丘，请奉太

译宗配享；上辛日祈谷、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享；上辛日祭祀感生帝、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享；至于皇帝亲自郊祀圜丘，奉太祖、太宗一并配享。”皇帝下诏同意。

大中祥符四年，职方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说：“依照礼制，冬至祭祀圜丘，由有关部门代行祭祀事务，用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如今只设有五方上帝以及五方人神共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都没有设位。而且太昊、勾芒只在孟夏祈雨、季秋大享时才涉及，如今却在冬至祭祀，恐怕不太合适。”皇帝下诏命两制官员以及崇文院详加审定。翰林学士晁迥等说：“按《开宝通礼》：圜丘祭祀，由有关部门代行祭祀，祭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众星，共六百八十七位；祈雨、大享，祭祀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共十七位；方丘祭祀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镇、海渎，共七十一位。如今司天监所设置的圜丘、祈雨、明堂、方丘祭祀都只有十七位，这就使得方丘祭祀有岳、渎从祀，而圜丘祭祀却没有星辰，反而以人帝从祀。参照详审旧例，确实是有缺失的典礼。希望依照孙奭所请，以《开宝通礼》所定神位为准。如果有增加的地方，就按照后来的敕令办理。”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请。

景德三年，崇文院检讨陈彭年说：“《礼记·月令》记载，正月天子在元日向上帝祈祷五谷丰收。注释说：‘在上辛日祈谷，在郊外祭祀昊天上帝。’《春秋左传》又说：‘启蛰节气之后举行郊祀，郊祀之后才开始耕种。’大概是因为春气刚刚到来，农事正要兴起，郊祀昊天，以祈求丰年，所以应当在建寅之月，也就是迎春之后。自晋朝泰始二年起，才开始使用上辛日，不再选择立春的前后。齐朝永明元年，在立春之前郊祀，议论的人想要改变日期，王俭上奏说：‘宋朝景平元年、元嘉六年，都是在立春之前郊祀。’于是没有改变日期。此后吴操之又说：‘应当在立春之后。’然而《左传》所记载的启蛰而郊，是三代的常法，是历代帝王都不改变的。王俭所奏的郊祀在立春之前，是后世改变的礼制，经籍中没有记载。详细考察《月令》所说正月元日祈谷，就明确应在正月的辛日；《左传》所说‘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就明确应在立春之后。参照比较其中的道理，非常清楚没有疑问。来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是上辛日祈谷，这就是沿袭王俭的末流议论，违背了《左传》的明文，礼制上有不妥当之处，应当恢复古制。”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皇帝下诏命礼官确定改迁郊祀配享的对象，于是奏请：“孟春上辛日祈谷、孟冬祭祀神州地祇，以太祖配享；孟夏祈雨、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祀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日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亲自祭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请。

按照旧例，三年举行一次亲自郊祀，不郊祀的年份就用其他礼仪代替，庆祝赏赐与郊祀相同，而五使都由辅臣担任，不按官职高低论定。天圣二年，由翰林学士主管仪仗，御史中丞主管卤簿，才开始按照官职次序任命。

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日，郊祀，让翰林学士宋绶代理太仆一职，陪同乘坐玉辂。皇帝询问仪仗物品的典故，宋绶应对辨析敏捷，于是让宋绶召集众官编撰《天圣卤簿图记》进献。礼仪使请求郊祀之后前往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皇帝下诏在郊祀之前先祭祀景灵宫，由近臣奏告；玉清昭应宫则选择日期恭谢。大礼使王曾请求节省庙中乐舞，皇帝说：“三年才举行一次祭祀，不敢怕辛劳。”三献礼完毕后，增加礼生七人

译，各自引领本方的宝物，太祝登殿撤去豆器。第三天，又在长春殿斋戒，前往玉清昭应宫谢恩。

沈括《梦溪笔谈》说：“皇帝亲自郊祀、祭庙的册文，都说‘恭荐岁事’。先祭祀景灵宫，称之为朝献；其次祭祀太庙，称之为朝享；最后才在南郊行礼。我编集《郊祀礼式》时，曾参与讨论，常常怀疑其中的次序。如果先者为尊，那么郊祀不应排在祭庙之后；如果后者为尊，那么景灵宫就不应排在太庙之前。探求它的来历，大概是有所因袭。按唐朝旧例：凡是有事奏告上帝，就派遣使者预先祭告百神，只有太清宫、太庙才由皇帝亲自前往，其册祝都说：‘将于某月某日、有事于某处，不敢不告。’祭告宫、庙称为奏告，其余都称为祭告，只有在南郊举行的祭祀，才是正祀。到天宝九载，才下诏说：‘告，是上对下的用词。今后太清宫应当称为朝献，太庙称为朝享。’从此就失去了奏告的名称，册文都成为正祀的形式。”

杨氏说：“我认为：‘占卜郊祀之事要在祖庙受命，在祢庙占卜龟兆。’注疏引《礼器》‘鲁国人将要举行祭祀上帝的大典，必定先在禰宫举行祭告’作为佐证。《礼器》注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郊祀上帝。先在禰宫举行祭告，是告知后稷。’有事就是指祭告，郊祀之事至关重大，又尊崇祖先来配享上天，所以先祭告祖先然后接受天命，才在祢宫占卜吉日。从此以后，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斋戒是为了使自己的德行契合神明，以便面对上帝，这就是古代的礼制。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第一次举行郊祀。在此之前，十三日在崇元殿住宿斋戒，第二天前往太庙，五更时分朝享礼完毕，天亮后乘坐玉辂前往南郊，在帷宫斋戒。十六日，举行郊祀之礼。五更时分在太庙举行朝享，天亮后乘坐玉辂前往南郊，在帷宫斋戒，又过了两天才郊祀，这就不拘泥于古礼，而是根据道理灵活变通，深得古人在太庙祭告的用意，又不失去致斋的严肃性。此后，有关部门建议提出意见，有时失去了适中的做法。仁宗天圣二年八月，太常礼院上奏说：‘南郊应当举行荐告的礼仪，希望降下所要使用的日期。’皇帝下诏将来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太庙在同一天举行礼仪。五年之后，礼仪使刘筠上奏说：‘天圣二年南郊的制度，皇帝从大安殿出发，一天之内多次展开礼仪，天子的上下往来十分劳累，各种执事人员疲于奔命。请求今后南郊礼成之后，另外选定日期前往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举行恭谢的礼仪。’刘筠的请求，大概是想要避免一天之内过于频繁劳累，然而荐告，是郊祀之前的礼仪；恭谢，是郊祀之后的礼仪。刘筠想要把郊祀之前的荐告礼改为郊祀之后的恭谢礼，大概也是因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的祭祀并非正礼，不想直接说明这件事，所以用这种委婉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景祐五年十月，侍讲贾昌朝说：‘朝拜祭庙的礼仪，本来是为了告知配享天神的用意，符合旧典，应当奉行。至于景灵宫朝谒的礼仪，是沿袭唐代太清宫的旧例，违背了经典的教导，本来就可以改革。希望今后朝拜祭庙之前不再举行这个礼仪，等郊祀礼成之后，前往景灵宫谢成，就像下元节朝谒的礼仪一样。这样希望能够既尊崇祖先又侍奉上天，礼仪简约而诚意周到。’贾昌朝的说法，其实就是刘筠的说法。然而刘筠的议论委婉而明白，不如贾昌朝的言辞严肃而正当。”

岳氏《愧郯录》说：“我以前辨析南北郊祀的问题，私下认为重大的礼仪与平常的礼仪不同，应当折中古今，以待有见识的人考证。等到考察元丰六年十月庚辰日，太常丞吕升卿所上奏的内容，就是先祭祀祖庙

译后郊祀。当时也曾有人对此提出议论，反复推敲他的论述，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然而最终没有被当时采用，大概是有所不便吧？如今即使想要努力施行，也做不到了。我因此就此发表我的其余议论。吕升卿的话说：‘近来因为郊祀致斋期间，不应当前往景灵宫以及太庙朝享，就上奏说：“听说只停止了景灵宫各处的朝谒礼仪，而天兴殿以及太庙的朝享礼仪却照旧不变。我认为郊祀天地这样的大典，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拥有天下的人，没有比祭祀上天更重要的事了。我详细考察各种典籍，没有听说过为了祭祀上天而致斋，却在其间先祭祀宗庙的做法。只有唐朝天宝年间以后，采用田同秀的建议，建立老子庙，称为太清宫。那一年，将要举行郊祀，在二月辛卯日先亲自前往祭祀。祭祀用青词，祭品用素食；甲午日，又亲自祭祀太庙；丙申日，才在南郊举行祭祀。整个唐朝，都奉行这个做法，没有人知道它是错误的。虽然议论的人认为这不合礼制，然而考察其最初的安排，致斋的日子里，辛卯日祭祀太清宫，到丙申日大约已经过了五天，才能够从容休息，来朝见上帝。如今陛下致斋三天，其中一天在大庆殿，却用其中两天举行三次礼仪。古代举行大祀，没有不斋戒三天就敢与神明交往的，所以经书说：‘斋戒三天，只用一天的时间，尚且担心不够恭敬，二天击鼓警戒，这是什么道理呢？’大概是先王对于祭祀的斋戒，就是这样谨慎的。如今陛下在天兴殿行礼，才斋戒一天罢了，至于前往太庙与郊宫，在祭祀的前一天，都已经用过了，说是一天的斋戒，尚且不算完整。用一天的斋戒来举行大祀，还看不出它的可行性，何况还不是完整的一天呢？用来奉祀宗庙，那么斋戒的天数就不足；用来侍奉上帝，那么斋戒的礼仪就不专一。陛下恭敬严肃、心怀敬畏，三年才举行一次大礼，将要因此承受无穷的福佑，而致斋的做法却是如此，恐怕还不能称得上是昭示对神明的虔诚之意。如今太庙每年有五次大祭，都已经如同古制了，又在郊祀时重新举行遍祭祖先的礼仪，这该叫做什么呢？议论的人说：‘宗庙的祭祀，未曾亲自举行，所以借郊祀之机恭敬地展开祭献。’我认为不是这样。唐太宗时，马周说：‘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宗庙的祭祀，未曾亲自举行。我私下认为陛下的圣意是因为车驾一出，耗费无数，所以忍住孝思来体恤百姓，于是使《唐史》上不记载皇帝亲入太庙的事，用什么来昭示后世呢？’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况且君主对于宗庙的祭祀，本应当按照时节亲自举行，那些不亲自祭祀的做法，大概是后世失去礼制的表现。如今一定要借郊祀之机来举行，那道理上就更加不妥当了。所谓‘因’，就是不专一举行的意思。七代圣明的祖先庄严地在清庙之中，朝廷不特别讲求按时亲自祭祀的礼仪，却借机来祭祀他们，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道理。我愚昧地认为如今的郊祀礼仪应当依照旧例，在大庆殿致斋两天，直接前往行宫。至于祭庙亲享的礼仪，一并请求废止。或者车驾一定要前往太庙，就请求只告祭太祖一室，来表达配享神灵、作为主祭的用意；撤去乐舞，以体现尊崇上天、致斋的诚意。天兴殿的朝享，请求不再举行，请依照新降的诏旨，等到郊祀礼成之后再恭谢。恳请从今以后，另外制定太庙亲自祭祀的制度，每年五次大祭，皇帝亲自参加其中一次。并且希望从今年的腊祭开始，明年举行春祠之礼，礿祭与烝尝之祭，从明年依次进行；每逢举行庙享的时候，就停止景灵宫一个月孟朔的朝谒礼仪；庙享的致斋，请求在内殿

译出入按照平常的礼仪。这样，那么祭祀上天与祭享祖先都能各得其宜了。’我认为：先祭祀祖庙而后郊祀的说法，苏轼曾经引用《尚书·武成》篇作为证据，证明这是《周礼》的做法，而我本来就怀疑这只是把变通的礼制当作了常法。吕升卿说古代举行大祀，没有不斋戒三天就敢与神明交往的。考察《武成》篇的记载，那一年四月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过了三天到庚戌日，才焚柴望祭，大告武功告成。虽然这是礼制的变通，也仍然要经过三天然后才焚柴望祭，那么吕升卿的话难道不是有明确依据吗？然而我认为吕升卿论述庙享，一年五次大祭而皇帝只亲临其中一次，这是简省的礼制，而不是完备的礼制。举行庙享的时候，就停止景灵宫一个月孟朔的朝谒礼仪，庙享既然与景灵宫的祭祀交替举行，而且在内殿致斋，出入按照平常的礼仪，这就是平常的礼制，而不是重大的礼制。天地，是重大的祭祀；祖宗，也是重大的祭祀。隆重的礼仪、齐备的祭品，是不可以有所偏废的。按照情势必定要像仁宗时按次序祭享的制度，才符合礼制的适宜之处。嘉祐年间举行的明堂之祭，是用来代替三年一次的郊祀的。乘玉辂而斋戒，戴冕冠而行事，出宫门而赦免罪过，这些都是郊祀的制度。前面在元年，恭谢于大庆殿；后面到七年，在明堂举行大享。那么四年一次的祭祀，正处在三年一循环的中间。如果按吕升卿所说，这就是用平常的礼制来祭祀祖宗，而用重大的礼制来祭祀天地了。如果每年都入太庙祭祀，又三年一次出郊祭祀，礼制上只有隆重而没有简省，知道这样一定行不通。明白了这个道理，又更加明白南北郊祀不可以同时举行的道理。分开举行郊祀，如果舍弃吕升卿的说法，那么太庙、原庙的祭享，不知道是否还存在呢？如果存在，那么先祭祀南郊，先祭祀北郊，都要祭祀祖宗，祖宗的祭祀有两次，而天地的祭祀只有一次，祖宗三年一遍，天地六年一遍，这是以卑下逾越尊贵，是不可以的。如果废除，那么原庙恭谢的制度，就可以像吕升卿所说的那样，但太庙就不可以缺少祭享。祭享不可以简省礼制，那么又要在什么时候增加这一次郊祀呢？它的疏密安排，将会更加没有条理了。”

按：三年一次亲自郊祀，而所祭祀的对象共有三类：第一是祭祀原庙，第二是祭祀太庙，第三是前往圜丘行礼。这种礼制始于唐朝而宋朝沿袭了它。杨氏所引用的刘筠、贾昌朝的说法，认为前两天祭祀祖庙，是告祭；岳氏所引用的吕升卿的说法，认为前两天祭祀祖庙，是正祭。然而依我看来，认为是告祭，那么这种礼仪就太过了；认为是正祭，那么这种礼仪就没有名分。大概登基、册立太子、册立皇后、给祖宗上尊号之类的事情，都是重大而稀少举行的典礼，至于三年一次的郊祀，则是侍奉上天的常规礼仪罢了。如今登基等大事的告祭都未曾亲自举行，却唯独在三年一次的郊祀时亲自举行告祭之礼，这就是所说的太过了。春天的礿祭、夏天的禘祭、秋天的尝祭、冬天的烝祭，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都是历代相承的宗庙大祭。如今这些祭祀都未曾亲自举行，却唯独在三年一次的郊祀之前，特意创设一次祭祀，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名分了。大概近代以来，天子亲自祭祀，礼仪繁复，仪仗盛大，赏赐丰厚，所以必须三年才能举行一次。而郊祀所涉及的，只是天地百神以及所配享的祖先罢了，与宗庙无关，所以必须借助告祭的说法，就便举行亲自祭祀宗庙的礼仪。从事务上说是简便了，但要说这符合礼制，那就未必了。

景祐

译二年十一月乙未日，郊祀，三位圣君一并配享。在此之前，礼院说：“太祖、太宗、真宗三庙都是万世不迁的祖庙，至于南郊祭祀，以太祖固定配享，二宗轮流配享。将来皇帝亲自祭祀，姑且请求以三位圣君一并配享，一方面显示面对神明的盛大礼仪，另一方面表达追念祖先的情感。此后轮流配享，仍旧按照以前的议论。每年常规的祭祀，那么冬至祭祀圜丘、仲夏祭祀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谷、夏天祈雨、冬天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祭祀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在此之前，皇帝亲自撰写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裁定完成体制，告知神明，下诏命宰臣吕夷简等人分别制作乐章，参照施行于各种祭祀。

礼院说：“《周官》记载，朝拜太阳、祭祀五帝时，要张设大次、小次帐幕。解说的人认为祭祀昊天上帝也是这样。大次设在坛壝之外，如同更衣的帐幕；小次设在坛的旁边，如今还没有实行。按魏武帝祭祀祖庙的命令说：‘神灵降临仪式结束后，走下台阶就着小屋站立，等到奏乐完毕，好像是不敢愆越怠慢祖先，迟迟不敢很快结束祭祀。所以我坐着等候乐曲结束，送神之后才起身。’这样看来，魏武帝坐着等候，应当另外设置靠近的帐幕，这与《周官》的道理相符合。请求在皇帝拜位稍微偏东的地方设置小次帐幕，每次献祭完毕，从坛上或殿上下来，就到小次帐幕，等到终献撤去豆器，再回到拜位。”此后有关部门又说：“郊庙的樽罍数目都依照古制，却不实际盛放三酒、五齐、明水、明酒，有关部门相沿承袭，称之为‘看器’。郊庙祭祀天地配位，只用祠祭酒，大祀、中祀之位用二升，小祀之位用一升，只用一个樽器来斟酒献祭，一个樽器用来饮福。应当下诏命酒官依照法度制作五齐、三酒，分别盛放在各个樽罍之中，有关部门用明水对应明酒，盛放在上面的樽器之中。”礼官认为郑玄注解《周礼》中五齐、三酒的说法，只是引用汉朝的酒名来比拟，却没有制造的方法。于是仍旧使用祠祭酒，同一等级坛殿上下的樽罍，有关部门不要设置空的器皿；并且依照唐朝的制度，用井水代替明水、明酒。正位、配位斟酒献祭、饮福，原来用酒二升的，各自增加二升。从祀的神位，仍用原来的升数，盛放在各个樽罍之中。

岳氏《愧郯录》说：“我在朝廷任职时，屡次代理官职参与祭祀事务，常常看到樽彝中设置的五齐，只有名目而实际没有，只有到了祭祀时才向天府领取，大概只是一种颜色的官酿罢了。听光禄寺的官吏说，樽幂之下大多是空的，只有一个樽器仅有杯勺共同用来祭祀。有一天，我又代理光禄丞，得以在祭祀之前先检查察看酒馔；又代理太官令，亲自斟酒盛满酒爵，得以窥见其中的情况，都和所说的一样。那么在最初点验祭品的时候，执事的人只是重新唱一遍酒齐的名目罢了，由此可以验证名目不同而实际相同。我曾经读《周礼正义》，颇怀疑酿酒之法不明，古制难以恢复。考察《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六年十月甲申日，光禄卿吕嘉问说：‘光禄寺掌管酒醴祭祀所用的樽罍，相沿承袭使用法酒……

译库中的三色法酒，用来替代《周礼》所说的五齐、三酒，恐怕不足以符合陛下崇尚祭祀的本意。近来在法酒库、内酒库，用酿酒的方法程式来考订《礼经》所说的五齐、三酒。如今酿造的醅酒，其发酵冬天用二十五天，春秋用十五天，夏天用十天，拨开醅瓮便见浮沫涌出于酒面，现在称之为"拨醅"，这难道就是所说的"泛齐"吗？接取拨醅下面那层齐汁，与酒糟混合在一起，现在称之为"醅芽"，这难道就是所说的"醴齐"吗？取得醅芽之后，放置于瓮中，其中渗入葱白色，现在称之为"带醅酒"，这难道就是所说的"盎齐"吗？冬天一个月，春秋二十天，夏天十天，醅酒颜色变化而略微发红，这难道就是所说的"缇齐"吗？冬天三十五天，春秋二十五天，从外面拨开醅面观察，上层清澈下层沉淀，这难道就是所说的"沈齐"吗？如今朝廷因事而酿造的酒，大概就是"事酒"；如今过一年才成熟、经蒸酝的酒，大概就是"昔酒"；同天节上寿宴所供的腊醅酒，都是冬天酿造、夏天酿成的，大概就是"清酒"。这些都是"酒"，不是所说的"齐"。由此可知，"齐"是顺应自然发酵之状态而得名，"酒"是酿造完成而人工成分居多，所以祭享神明用"齐"，供养人用"酒"。我私下认为典礼应当如此。又《司樽彝》说，酝齐要用茅草滤而酌取，盎齐要沉淀而酌取。依照经传所言，泛齐、醴齐用事酒调和，用茅草滤酌；盎齐、缇齐、沈齐则用清酒调和，不用茅草滤酌。如此一来，所用的五齐数量不多，供备器具也很容易。因为酿酒的原料工序各不相同，这五种齐酿成都是自然而然的。恳请陛下圣裁，把如今所酿造之酒与典礼详加审核比对，或许不至于有差错谬误。请求从今年起，在郊庙祭祀中一并供奉。皇上批示说："嘉问的论证，似乎颇有道理旨趣。如今宗庙所盛樽彝的祭品，酒、齐尚未齐备，姑且按照他所说的施行，于理并无妨害。"那么当时大概确曾施行过，而且早于庆历年间、晚于大观年间，都曾经讲论阐明，详细记载于后。礼文渐趋繁备，交相举行并加修订，终究是不会废弃的。只是建炎南渡之后，有关官员失职罢了,这并非旧有的成例。祖宗谨慎祭祀、崇尚古礼之用意，最为严肃郑重，这种说法是有所考据依凭的。

译又说:"庆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吕公弼说:'按《开元礼·崇祀录》记载: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要用六种酒樽:太樽为上等，盛泛齐;著樽次之，盛醴齐;牺樽再次，盛盎齐;象樽再次，盛醍齐;壶樽再次，盛泛齐;山罍为下等，盛三酒。祭配帝，著樽为上等，盛泛齐;牺樽次之，盛醴齐;象樽再次，盛盎齐;山罍为下等，盛清酒。这些酒樽都要加入明水、明酒，盛在上樽里。祭祀五方帝、北极、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用太樽盛泛齐。祭五星、十二辰、河汉，用象樽盛缇齐。祭中官，用壶樽;祭五方山林、川泽，用蜃樽，都盛泛齐。祭外官概樽，祭五方丘陵、坟衍、原隰，用散樽，都盛清酒。祭众星，用散樽盛旨酒。都要用明酒，各自盛在上樽里。祭宗庙，每室要设鸡彝、黄彝，著樽中的上樽都盛明水，黄彝盛郁鬯，著樽盛醴齐。又《司烜氏》说:‘用鉴到月光下取明水。’郑康成说:‘鉴是一类取水的器具，世人称之为方诸，取月亮所生之水，是要取得阴阳的洁净之气。’臣谨依古制考察五齐、三酒，其实并非难得之物，将来郊庙祭享，应当下诏命酒官依法酿制五齐、三酒，分别盛在各樽罍中，并命有司取明水对应明酒，盛在上樽。如果阴鉴、方诸之类一时不能置办，请依唐代制度，用井水代替。'此事下交博士议定后奏报说:‘近来郊庙祭祀，坛殿上下所设的酒樽罍器，只有酌献、饮福两樽盛祠祭酒，其余的都只是空设器皿而不盛五齐、三酒、明水、明酒，实在是礼制上的缺失。然而五齐、三酒，郑康成注《周礼》时，只是引用汉代的酒名来比拟，并没有制造的方法。现在打算仍旧用祠祭酒这一等级，坛殿上下的酒樽罍器，有司不得再摆设空的器皿。明水、明酒，都用井水代替。正位、配位各自酌献、饮福，原来用酒二升的，各增加二升;从祀神位仍用原来的升数，盛入各樽罍中，配以明水、明酒。'皇帝准奏。既然说是准了这个请求，那么从庆历以来，即使想要照此施行，也已无法详知其具体做法了。这就是元丰年间吕嘉问的奏请之所以有为而发的原因。再考察元丰元年七月二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的官员所说:‘古代祭祀，用五齐进献给诸神，用三酒酌献给群臣，二者用途不同。如今酒樽虽然都具备，却一律用法酒盛装，没有清浊厚薄的区别，这是名目虽存而实质已亡。再详考五齐，郑玄认为醴的味道与酒味不同，其余四齐，味道都类似酒。祭祀必定要用五齐，是因为最恭敬的祭祀不崇尚滋味而贵在品类繁多。至于三酒，则是人们平常饮用的。事酒是因有事而新酿造的酒，即如今刚酿成的酒;昔酒久酿方才成熟，所以叫昔酒，这两种酒颜色都是白色的;清酒比昔酒酿造时间更长，所以颜色清而味道醇厚。希望让法酒库、内酒坊按照现有酿造方法，制作各色酒来盛装。'皇帝准奏。可见三酒当时尚未齐备，五齐自然也可由此推知。不知吕公弼上奏之后，是否又曾重新讲求明确？礼文所说的这些，是在吕嘉问上奏之前五年，由此可以想见其间酒齐酿造之法未曾讲求，也已很久了。我先前记述的空樽之事，似乎是出于有司的吝啬，考察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省所奏:‘潭州奏报，春秋上丁日举行释奠礼以及祭祀社稷、风雨师等，应当使用樽罍盛装齐酒醴酒。政和年间，礼官曹洪考订《三礼图》中酒樽容量五斗的规制，于是每樽都按此数量装满。以一年计算，竟要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实在是白白浪费。如今京城的释奠礼，正位、配位每栏设酒二升，从祀每位五合，请求下令各路州军依

译此办理。'皇帝准奏。可见在太平时期，酒樽已经不满了。庆历年间吕公弼所说的，有司相沿承袭，称为‘看器'，那么即使樽中全部空着，也就不足为怪了。宣和年间的有司，尚且知道有所节制，如今祠祭却不是这样，樽中本来都有酒可以盛装，却偏偏提前把瓶罐封好，均分给参与奉祠的人，从台官到皂隶无一遗漏。这是上面并非因费用而吝惜，而下面的人却借此私自取用，这是不可容忍的大事。"

嘉祐七年春，下诏南郊祭祀奉太祖定为配享。

在此之前，谏官杨畋议论水灾是因郊庙礼制未能顺应而起。此事下交礼院，礼院上言说:"对越天地，神位不可有二主。唐代垂拱年间，才开始用三位祖先同时配享，到开元年间皇帝亲自祭祀时，便废止了这种做法。本朝下诏，南郊曾以三位圣祖并同配享，后来改为一位配享，不久又恢复并同配享，成为定制。这虽然出于孝思，但颇有违礼经。"下交两制官员议定，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

英宗治平二年，在南郊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享。按照旧例，皇帝将要就位于版位时，祠官要转身面向皇帝，一直等皇帝就位才恢复原位。侍臣跪读祝册读到皇帝御名时，众人便要起立。到这时，下诏在尊奉祭祀期间不必转身回班和起立。当时吕公著代理太仆卿，参乘随行，向皇帝进言说:"仁宗皇帝亲自祭祀时，撤去黄道褥后再登坛，虚设的小次也不进入。"皇帝都遵照施行。正月上辛日祈谷，庆历年间用一头牛犊、两只羊、两头猪;当天祭祀感生帝，用两只羊、两头猪;正位、配位的簋、俎各增加为两件。祭祀前一天，太祝诵读祝文，查看祭玉，其余礼仪与冬至相同。代理祭祀者三献礼完毕后，礼生引导司天监官员盥洗，登坛到四方帝神位前上香，奠币、奠爵，并各行一献再拜之礼，然后归位。治平二年，礼院上言说:"依照阁门的仪制，祭祀天地要致斋，皇帝期间不得游幸作乐。因为寿圣节正在致斋期间，如果按照庆历元年、嘉祐七年元会的旧例，改用中辛日，就该在十六日举行。而且十四日照例要到慈孝寺等寺院、集禧观行礼观灯作乐，如果派遣官员代理祭祀，就不必禁止作乐。元日朝会、寿圣节，多与上辛日相近，常常改用中辛日，这不合尊奉天神的本意。喜庆的聚会既然合乎礼制，也不应当撤除音乐。"于是下诏，凡遇元正日御殿受贺、圣节上寿，即使正逢上辛日，祠官致斋的当日仍旧奏乐，大宴则改期举行或就地赐宴。

神宗熙宁元年，下诏说:"命令两制以上直至台谏官，与太常礼院一同详细议定今年冬至是否应当亲自举行郊祀之礼。"

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上议说:"按《王制》记载:‘居丧三年不祭祀，只有祭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服的绋带而行事。'传文解释说:‘不敢因卑而废尊。'由此可见，居丧期间是可以祭见天地的。《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记载:‘凡是国君去世，卒哭之后而祔祭，祔祭之后立主，特为新主设祭，禘、尝、烝等常祭仍在宗庙举行。'杜预认为:‘新主既然已在寝庙特祭，那么宗庙四时的常祭自然应当照旧进行。'由此可见，居丧期间也是可以祭见宗庙的。周公称商高宗守丧，三年不言政事，子张对此感到疑惑，拿来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只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的。'高宗不说服丧三年，而说守丧三年，杜预又认为:‘古时候，天子诸侯三年的丧期，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守丧期间只是内心哀戚，不与士庶百姓行同样的礼。'既然这样，那么丧服除去之后，郊庙的祭祀，难道可以不举行吗？南齐以前，君主继位，有的沿用先前郊祀的

译年份，有的另外自行择年郊祀，下交有司议定，王俭便援引晋、宋以来都是改元后即行郊祀，而不沿用先前郊祀的年份。自汉文帝以来，都是即位后便谒见宗庙，到唐德宗以后，也是隔年才举行郊祀。何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正在为明德皇太后服丧期间，既已以日易月而除服，第二年便到太庙祭享，并在圜丘合祭天地。臣恳请皇帝将来冬至亲自举行郊庙之礼，凡是与祭祀神灵相关的服冕、车辂、仪仗器物、音乐，都不可废除。"皇帝下诏依照典礼恭敬施行，其中车服、仪物，除祭祀神灵所需之外，命太常礼院详细议定后上报。礼院详细审议后说:"请求除郊庙及景灵宫祭祀神灵时用乐之外，所有卤簿、鼓吹以及楼前的宫架、各军的音乐，都陈设齐备而不演奏。各处的警场，只鸣金钲、击鼓角。"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十一月，皇帝在郊宫斋戒，停止临幸观看阙楼，不到园囿游幸。

按旧例，车驾到青城稍作休息，就会召集随从大臣到后苑观看水戏，又登上端门观看太常寺的警戒仪仗。到这时，皇帝专心致志奉行祭祀，全部停止了游览观赏活动，于是撤去减省了门阙、亭苑的陈设，减省草木禽兽等一千七百多项。到熙宁十年，又废除了寝殿后至宝华门的花砖砌道，定为永久制度。

熙宁七年，中书门下上言说:"依照诏令参酌议定南郊青城内殿宇的门名，请将大内门定名为泰宁，东偏门定名为承和，西偏门定名为迎禧，正东门定名为祥曦，正西门定名为景曜，后面三门定名为拱极，内门里侧东侧门定名为夤明，西侧门定名为肃成，大殿门定名为端诚，大殿定名为端诚殿，殿前东、西门定名为左嘉德、右嘉德，便殿定名为熙成，后园门定名为宝华。"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此之前，青城殿宇的门名，每次郊祀都命学士院撰写进呈，到这时定为固定名称，学士院就不再重新撰写进呈了。

杨氏说:"我按注疏所说，斋戒是在路寝之室进行的。唐代礼制，散斋在别殿，致斋二日在太极殿，又一日在行宫。本朝冬至祭天之礼，只有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的礼仪，可以作为后世不变的法则。此后有司多次建言，做法不一，大致是宿斋三日，其中一日在大庆殿，一日在太庙，一日在青城。高宗中兴之后，检核熙宁年间在京青城内殿宇的门名，如泰宁、承和之类，都遵循旧有规制，其制度可说是十分周备了。然而命仪鸾司预先仿照青城的规制搭建绞缚，而行事、执事、陪祠官员宿斋的幕次，也是随意搭建，又何其简略呢？元丰四年十月八日，礼官上言说:‘古代的君王，出行时严整车驾护卫，居处时厚设宫阙，用来显示威严庄重，防备意外之事。所以《周礼》记载，天子会同诸侯时就搭建帷宫，饮食休息时就设置帷宫。汉代祭祀甘泉，就有竹宫。到了江左时期，也有瓦殿。本朝沿袭唐代旧制，皇帝亲祀南郊时，行宫只搭设青城幔殿，住宿的人担心风雨之患，而且也没有望祭之位。况且青城的花费，每年数以万计。臣等恳请仿照青城的规制，创建斋宫，一次辛劳可省却长久的重复花费，若遇风雨，也可以举行望祭之礼。'此事下诏交太常礼院，等尚书省修建完毕之日再听候旨意。这说明神宗皇帝确有心建立斋宫，只是因为尚书省的修建尚未完成，所以还有所等待。此后，哲宗皇帝建成斋宫后，对臣下说:‘三年一次郊祀，青城的花费，缣帛就要三十多万，人工又是这个数目的一倍。改用房屋，一次辛劳便可长久安逸，节省的很多。'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斋宿的宫殿，南郊的称为斋宫，北郊的称为帷宫。有司请示说:‘事情本质相同，

译而名称不同，应当一并称为斋宫。'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祖宗的典章旧例，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如今青城的规制，还沿袭旧例而未曾改革，何不也推广祖宗的用意，建立斋宫呢？平日无事时严守门户，等到皇帝致斋之日再入住，暂时辛劳而能长久安逸，这是第一点。住宿的人不必担忧风雨，若遇风雨，就可以举行望祭之礼，这是第二点。此事关系十分重大，沿袭已久，断然应当革除而毫无疑问的，说的大概就是这件事吧！"

按:《会要》记载中书门下奏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一事，发生在熙宁七年;然而杨氏所说元丰四年礼官请求创立斋宫，下诏等尚书省修建完毕再听候旨意，由此可知斋宫在元丰年间尚未建成，而熙宁七年所奏定的殿宇名称，其实是幔殿的名称。然而神宗即位初年举行郊祀时，在郊宫斋戒，停止临幸观看阙楼，不到池苑游幸，于是减省撤去了亭苑的陈设，减省草木禽兽一千七百多项。由此看来，可知青城行宫苑囿游览观赏的场所都一应俱全，唯独没有建立斋殿，实在是一项缺失的典章。

元丰六年冬至，在圜丘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开始废除合祭之礼，不设皇地祇的神位。

在此之前，枢密院陈襄等人详细议定郊庙礼文，上言说:"臣等蒙受圣上旨意，认为在圜丘合祭天地并非典礼的正统做法，下诏命令重新议定。臣谨按《周礼·大司乐》记载:用圜钟为宫音，在冬至日，于地上的圜丘演奏，奏乐六次变化以祭祀天神;用函钟为宫音，在夏至日，于泽中的方丘演奏，奏乐八次变化以祭祀地祇。祭祀必定选在冬至日，是因为这是阳气开始回复上升之时，所以宫音用夹钟对应震卦之宫，因为万物在震卦出生，而称之为圜钟，是取其形状以象征天。三一之变（圜钟为宫音，变化三次；黄钟为角音，太簇为徵音，姑洗为羽音，各变化一次），合于阳数为奇的道理。祭祀必定选在夏至日，是因为这是阴气开始在地下潜生萌发之时，所以宫音用林钟对应坤卦之宫，因为万物依靠坤地得到滋养，而称之为函钟，是取其容纳之义以象征地。四二之变（函钟为宫音，太簇为角音，姑洗为徵音，南吕为羽音，各变化二次）合于阴数为偶的道理。又《大宗伯》记载:用禋祀、实柴、槱燎之礼，祭祀在天之神，而用苍璧行礼；用血祭、沉埋、疈辜之礼，祭祀在地之神，而用黄琮行礼，这都是为了顺应阴阳之性，辨别时令方位，仿照其形状颜色。这就是天地二礼不能不有所不同的原因。所以求诸于天而天神降临，求诸于地而地祇显现，才能够沟通精诚而迎来福佑，用以养育百姓，用以繁盛万物，这是历代帝王不变的礼法。距离周代已经很远，先王的法度已不再施行。汉代元始年间，奸臣妄加议论，不探求经典本意，附会《周官》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应当合祭。汉平帝依从而施行，从此天地共用一犊，礼制的失误自此开始。从汉代到唐代一千多年间，五月亲自在北郊祭祀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如魏文帝的太和年间，周武帝的建德年间，隋高祖的开皇年间，唐睿宗的先天年间，都是难得一见的一时之举。然而随即施行随即废止，始终没有定制，流传到本朝，还未来得及匡正。恭惟陛下光大五位圣君的功业，兴举历代帝王废弃的礼制，臣认为既然已经废除合祭，那么南北二郊自然应当分别祭祀。恳请陛下每逢亲自祭祀之年，先在夏至日于方丘祭祀地祇，然后在冬至日于圜丘祭祀昊天，这就是所谓大事要端正其本。然而有人议论说:‘先王的礼制，废弃已久，不可再恢复施行。古时候，斋戒的居所很近（古时候，致斋在

译路寝），仪卫简省，用度节约，赏赐很少，所以即使一年内遍祭诸神，国家也不耗费、百姓也不劳苦。如今，斋戒的居所很远，仪卫繁多，用度浩大，赏赐很多，所以即使三年一次郊祀，尚且有人担忧此事，何况一年两次郊祀呢？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就三年轮流祭祀，或者如后汉在正月上丁日祭祀南郊，礼毕之后，接着祭祀北郊；或者如南齐在上辛日祭祀昊天，而在次辛日祭祀后土，不也是可以的吗？'臣私下认为不然。《礼记》说:‘祭祀不应太疏远，太疏远就会怠慢。'如果三年轮流祭祀，那么昊天大神就要六年才能亲自祭祀一次，岂不是很怠慢吗？《礼记》说:‘大事必定要顺应天时。'二至日举行郊祀，是周公制定的礼法，舍弃这个而顺从后代帝王的失误做法，能称得上合乎礼法吗？那些议论的人只知道苟且简省的方便，却没有看到尊奉之礼的严肃性。恳请陛下鉴察先王已经施行的明显效验，举行历代未曾讲求的重大礼仪，简省各部门的仪卫而前往祠宫，将南郊的赏赐平均分配给护卫将士，免除青城不急需的事务，减省大司农无名目的花费。使臣得以讲求旧典，参照考究礼经，采用太常仪注的文字，纠正其中的讹误；核查大驾卤簿的规制，裁减其中的繁琐冗余，只用最恭敬的心意，对越皇天后土，来迎接祥和之气，感召大福，希望能成就一代的典章，以昭示万世。"

又说:"臣等恭惟本朝冬至在南郊祭天，夏至在北郊祭地，每年都照此施行，都合于古礼。仍然认为由有司代理祭祀不足以尽到诚意，于是三年一次亲自举行郊祀。三年一次亲自郊祀，正是所谓因时制宜的做法。施行到今天，确实不可更改。只有合祭之礼，应当加以匡正。《礼记》说:‘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定先在泮宫祭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要先告祭祖先才能配享的缘故。又说:‘晋国人将要祭祀黄河，必定先祭祀恶池；齐国人将要祭祀泰山，必定先祭祀配林。'之所以这样，是先卑后尊的道理。臣等推及古代来了解今天，推及诸侯来了解天子，恳请每逢亲自郊祀，在戒期七日之后、宿斋三日之时，先宿于太庙告祭，再宿于北郊祭地，最后宿于南郊祭天。之所以先祭太庙，是因为要告祭祖先才能配享；之所以先祭北郊，是先卑后尊的道理。虽然如此，从北郊到南郊路途遥远，中途不能没有停留休息之所，请求搭建帷宫，停留之后再前行。如果同意所奏，恳请下交有司施行（按礼制，后汉因祭祀南郊，就接着祭祀北郊明堂、世祖庙及太庙，称为五供。唐代因祭祀南郊，就接着祭祀太清宫及太庙，称为三大礼。本朝三年一次郊祀，必定先祭景灵宫及太庙，这是沿袭前代的制度。然而每年夏至在北郊，自有固定的常祀，加上常年由有司代理祭祀南郊，也不必合祭天地。合祭的用意，只是因为想在亲自祭祀时能够遍及各处而已。如果是因为亲自祭祀想要遍及各处，那么借南郊同时告祭北郊，本来就是沿袭旧仪，也不违背礼制的本意，接近可行。恳请再加斟酌施行）。"于是下诏命礼官讲求此事。翰林学士张璪认为:"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不变的道理。如今祭地想要改在别的月份，没有依据。如果实在不得已，应当在郊祀之年，夏至那天，隆重礼仪、盛大乐舞，完全依照南郊的仪式，命宰相代理祭祀。"而王存、曾肇说:"如今北郊常常委派中书门下的官员，这正是冢宰的职责；乐舞之类，也是开元、开宝旧礼所记载的，只是近世废弃不用了。这两方面都是有司代理祭祀时常行的典章，不足以代替亲自祭祀的重要性，恐怕对父天母地的礼文有所不

译顺。"判太常寺陈荐说:"议论的人认为天地合祭，始于王莽，所以想要废除它。臣按《周颂》说:‘昊天有成命。是合祭天地之诗。'汉代《郊祀歌》说:‘惟泰元尊，媪神蕃厘。'泰元，指天；媪神，指地。又说:‘涓选休成，天地并况。'这就是天地同祀的证明，可以由此推知大概，恐怕并非始于王莽。议论的人又说方丘的祭祀，盛夏时节皇帝不宜亲自前往，应当选派宰相代理祭祀。这恐怕也未必合于古礼，但终究不如天地合祭。请求暂且沿用旧制。"知礼院曾肇说:"如今冬至如果废除合祭，而夏至又派有司代行祭事，那么对于父天母地的礼义就有所偏重偏轻。愿陛下逢亲自祭祀南郊之年，在夏至日亲自诚心祭祀北郊，以合先王的制度。"于是下诏废除南郊合祭，皇帝亲自祭祀北郊，一律依照南郊的仪式；如果不亲自祭祀，就由上公代理祭祀。

自元丰元年起，皇帝命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人详细议定郊庙奉祀的礼文，大力匡正历代典礼的失误。到这时，每年亲自祭祀圜丘，才开始使用新的仪制（本朝皇帝亲自郊祀，向来只穿衮冕，到这时考稽古制，才开始加穿大裘，外面再披上衮冕）。

详定礼文所议定的内容说:"《礼记》说:‘郊祭用特牲，社稷之祭用太牢。'又说:‘祭祀天地所用的牛，牛角只有蚕茧栗子那么大，配享之位也用特牲。'《书经》说:‘用祭牲于郊祀，牛用两头。'说的就是这个。宋朝的仪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的神位，各设三牲之俎，这不合乎崇尚质朴、贵在诚敬的礼义。请求亲自祭祀圜丘、方泽时，正位、配位都用牛犊，不设羊、猪之俎及鼎七，有司代理祭祀时也照此办理。郊祀使用陶匏之器，是用来象征天地的本性；单席用白木，以质朴为本。如今郊祀所用的簠、簋、樽、豆都不是陶制的，又使用龙形的杓子，不合乎礼的本意。请求圜丘、方泽正位、配位所设的簠、簋、樽、豆，改用陶器，并且用蒲草编的单席来做杓柄。祭天有升烟燔柴之礼，正如祭地有瘗埋牲血之礼，祭享宗庙有灌鬯降神之礼，都是招神降临的开始，并不是说要在祭祀最后焚烧祭肉的剩余部分。到了后世，把牲币的焚烧掩埋放在祭祀的最后，而不知道要在祭祀开始时就招致神灵，这就是在后面周备而在前面欠缺了。请求南北郊都先举行升烟、瘗血之礼，等到荐献之礼完毕，再照旧仪，在坛坎焚烧掩埋牲币。北郊祭祀皇地祇及神州地祇，本应挖坎瘗埋，如今却建坛焚烧祝版。考察先儒的说法，祭地本来就没有升烟燔柴的说法。请求祭祀皇地祇时，祝版、牲体、币帛一并瘗埋于坎中，不设焚烧的祭坛。熙宁年间的祀典仪式，只有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焚烧掩埋牛犊的头部，从感生帝、神州地祇以下，都不焚烧掩埋牲体，很不合乎礼制。又按《周礼·羊人》记载，祭祀时宰割羊牲，要登呈羊头。《礼记》说:‘登呈牲首，是用来报答阳气。'牲首属阳，那么胁部和大腿部属阴就可想而知了。报答阳气应当用阳性的部位，报答阴气应当用阴性的部位，各自依从其类别。请求从今以后，祭祀昊天上帝、感生帝都焚烧牲首来报答阳气；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是祭祀地祇的，都瘗埋牲体的左腿来报答阴气；凡是祭享太庙的，都在室内登呈牲首。"

又说:"臣等看到亲自祭祀南郊的仪注，都说祭祀前三天，仪鸾司要铺设御座的黄道褥。臣谨按唐代旧例:郊坛、宫庙内外以及殿庭上天子步行经过的地方，都设有黄道褥，坛上设立的座位又铺设赤黄色的褥子，到了将要行祭事时，便命令撤去。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用紫色，至德年间

译以来改用黄色。《开元礼》、《开宝通礼》，郊庙祭祀都不设黄道褥。《太常因革礼》说:‘旧制，皇帝登坛，用褥子铺地，象征天上的黄道。太祖命令撤去这些，改设跪拜之礼直接在地上进行。和岘请求把这件事奏报交付史馆记载。'天圣二年，仪注又增设了郊坛外门以北御座的黄道褥。康定初年，有司建议说，认为配帝的褥子用绯色，是为了表示比天地稍有降损；而从小次之前一直到坛上各个神位，其间道路的褥子都用黄色，这就不合乎典礼。这一年，皇帝下诏从小次到坛下撤去黄道褥。臣等仔细考察《礼记》，郊祭之日，要清扫道路并翻新地面。郑玄注解说，是要让新土露在上面。至于铺垫神席，天地之祭崇尚质朴，就用蒲草编的越席和干草编的秸席；宗庙之祭崇尚文饰，就设莞草编的席子并以彩色丝带镶边，再加上用五彩绘饰的缫席、用黑白斧形花纹镶边的次席而已。天子接受祭肉时才有专门的席子，《周礼·司几筵》中所说的‘胙席'，就是这个。如今郊坛的黄道褥，请求不再铺设。"又说:"臣等仔细审视《周官》的记载，郊外祭祀都只设置一道兆域界限而已。后世沿袭这个做法，逐渐增加了规制。东汉时坛位上从祀的天神非常多，多达一千五百一十四个神位，所以在外面设置多重营域，用来分别等级界限。日、月的神位在中营以内的南道，而北斗则在北方的西侧，至于五星、中宫诸星宿之类，其神位都在中营以内，二十八宿以外的其他星宿之类，其神位都在外营。这样看来，设置多重营域，是用来区分神位等级的。唐代沿袭齐、隋的制度，设置三重壝墙，天神的排列位置不超出内壝，而皇帝的御位则特意设在坛下的东南方。至于公卿分别献祭，文武百官从祀陪位，以及乐架、供帐幕布，则都在中壝之内。而大次的设置却在外壝之内，是用来安排祭祀事务的先后次序。大概古代神位少，祭祀事务简单，所以只设一道兆域，作为遮拦和禁戒的标志而已。后世神位既然增多，祭祀事务也繁复起来，所以设置三重壝墙，用来严格区分内外的界限。本朝郊祀坛域，大致沿袭唐代的制度，虽然仪注中都记载圜丘设三重壝，每重壝相距三十五步，但有司却用青绳来代替内壝，实在不足以区分神位等级、安排祭祀次序、严格划分内外界限。恳请除去青绳，按照仪注的规定设置三重壝墙。"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哲宗元祐七年，亲自举行郊祀。下诏说:"今年圜丘祭祀，应当依照熙宁十年的旧例，设置皇地祇的神位，以表明初次亲见地祇之礼。等到亲自祭祀北郊时，再依照元丰六年五月八日的指示办理。"

南郊卤簿使、兵部尚书苏轼上奏说:"臣谨按:汉成帝在甘泉祭祀泰畤、在汾阴祭祀后土时，赵昭仪常常跟随在皇帝的属车之间。当时扬雄在承明殿待诏，上奏赋文来讽谏，大意说:‘想象西王母也会欣然前来上寿啊，屏退玉女而斥退宓妃。'意思是说妇女不应当参与斋戒祭祀的场合。臣现在忝居夏官之位，职责在于卤簿仪仗。依照旧例，郊祀完成之后，皇帝乘车返回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班奏乐送皇帝还宫，然后后妃等人才在中道迎接谒见，这已经不合乎典礼了，何况正当祭祀之事尚未结束，宫中的嫔妃怎能出现在勾陈旗、豹尾车之间呢？臣看到两位圣上崇奉大祀，庄严恭敬心存敬畏，超越古今，四方百姓前来观看，无不心悦诚服。如今车驾正在太庙宿斋，而宫内的车子却不回避仪仗护卫，争道乱行，臣私下担心这会有损于观瞻，不敢不奏报。恳请下令加以约束，并请求追查随行相关勾当人员，加

译以处置。请陛下裁决。"当时苏轼担任卤簿使引导车驾，宫内十几辆朱红色车子，有的还张着红色车盖，在乾明寺前争道乱行，苏轼就在车中起草了这份奏疏。奏疏呈上后，皇帝正在太庙，苏轼派人骑马把奏疏内容禀告太皇太后。第二天，宫中派使者传旨申饬有司，严整仪仗护卫，从皇后以下都不再到中道迎接谒见。

在此之前，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祀皇地祇，命尚书右丞许将代理祭祀。许将说:"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三年一次冬至，天子亲自祭祀，遍祭宗庙，祭祀昊天于圜丘，而夏至方泽的祭祀，却只派遣上公代行，那么皇地祇就永远排除在皇帝亲自祭祀的典礼之外了，这是重大的礼制缺失。希望广泛征询儒臣的意见，讲求典章故事，明确端正祀典，作为万世的法则。"皇帝下诏命礼部、太常寺以及两省侍从官一同商议后上报。于是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等八人，请求依照祖宗旧例合祭天地，等到将来亲自举行北郊之礼，那么合祭之礼便可以废除了。顾临与范祖禹又说:"天地分别祭祀，经典中有明确记载，然而自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都未能施行了。宋朝建立以来，一祖六宗都是合祭天地，唯独不合祭的，只有元丰六年这一次郊祀而已。舍弃容易施行的做法而追求困难的做法，使地祇的大祭虚设，如果这次不予确定，将来必定后悔。"吏部侍郎范纯礼、彭汝砺、户部侍郎范子奇、礼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觌、丰稷、权知开封府韩宗道、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中书舍人孔武仲、陈轩、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龄、侍御史王岩叟、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左司谏虞策、礼部郎中孙路、员外郎欧阳棐、太常丞韩治、博士朱彦、宋景年、阎本等二十二人，都主张北郊分祭之议，而孔武仲又请求在孟冬纯阴之月，前往北郊亲自祭祀，如同祭祀神州地祇的仪式一样。杜纯的建议是请求在南郊之年，在御苑中设置望祭之位，设置权火，夏至时命上公代理祭祀，每次献祭时都点燃权火。皇帝下诏依照王钦臣的建议，应当依照祖宗旧例，合并祭祀天地一次。彭汝砺、曾肇又上疏论说合祭不妥，文字太多不再记载。九月，三省呈上顾临等人的议奏，太皇太后说:"应当依照仁宗皇帝的旧例。"吕大防说:"本朝以来，大致三年一次亲自郊祀，合并祭祀天地、宗庙，趁机施行大赦，颁赏军士，于是成为惯例。如今各位儒臣的建议，想要南郊不设皇地祇的神位，只祭祀昊天上帝，这在祖宗的制度上看不出这样做的道理。"苏辙说:"自熙宁十年，神宗皇帝亲自祭祀南郊，合祭天地，到如今已经十五年了。皇帝即位也已经八年，从未亲眼祭见地祇，这是朝廷的一项缺失典礼，不可不加以纠正。"范百禄说:"圜丘并没有祭地的礼制，《礼记》说:‘已经废止的做法，就不能再举行了。'先帝所废除的，是依据经典考稽古制而定，不可轻易更改。"吕大防又说:"先帝是根据礼文官员的建议，于是命各位儒臣议定北郊祭地的礼制，然而尚未曾亲自施行过。如今皇帝亲政之初，应当亲自祭见天地，而地祇的神位却唯独不设，恐怕也不妥当。况且本朝祖宗用来广施恩泽于四方、犒赏将士的做法，如果不是三年举行一次，那么国家的财力就有限了。如今应当为国

译事情姑且按权宜之制施行，等以后再议定北郊的制度以及太庙享礼，到那时施行也不算晚。”太皇太后认为吕大防的话是对的。苏颂、郑雍都认为古时人君继位之初，必定郊祀天地，如今皇帝初次郊祀却不祭地，恐怕不合古礼。于是下诏说：“国家郊庙的特祀，自祖宗以来，若命官代为行事，则三年亲郊一次，亲郊则先享祭清庙，冬至则在圜丘合祭天地。元丰年间，有司援引周代的制度，认为合祭不合于古义，先帝于是下诏制定亲自祭祀北郊的礼仪，但未曾施行。那一年，郊祀没有设皇地祇的神位，而宗庙的享祭大多依照权宜之制。朕正当举行郊祀天地的开端，那年冬至日的南郊，应当依照熙宁十年的旧例，设皇地祇之位，以隆重地报答天地并临之恩。此后亲自举行方泽的祭祀，则遵循元丰六年五月的制度，等郊礼完毕后，召集官员详细商议典礼，再奏报朕知。”

译礼部尚书苏轼说："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冬至日亲自祭祀郊庙神灵，祭祀确实蒙受了美好的感应，既然如此，那么圜丘合祭天地，确实符合天地之心，不应该再有改变。我私下认为，议论的人想要改变祖宗的旧制，主张在圜丘祭天而不祭地，理由不过是说：'冬至在南郊祭天，是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是阴时阴位。按同类来求神，那么在阳时阳位就不可以求阴神。'这是大错特错的。冬至在南郊既然祭祀上帝，那么天地百神没有不随之从祀的。古时候，秋分傍晚在西郊祭月，也可以说是阴时阴位了，至于随从上帝祭祀，那么冬至在南郊祭月，议论的人并不因此感到疑惑。如今皇地祗也随从上帝在圜丘合祭，唯独认为不可以，那就错了。《尚书》说：'于是以类祭祭祀上帝，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舜接受禅让的时候，从上帝、六宗、山川、群神，没有不全部祭告的，却唯独不祭告地祗，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武王攻克商朝，庚戌日，举行柴祭、望祭。柴祭，是祭祀上帝；望祭，是祭祀山川。一天之内，从上帝到山川，一定没有南北郊的分别，却唯独忽略地祗，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我因此知道古时候祭祀上帝，是连同地祗一起祭祀的。用什么来证明呢？《诗经》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这正是合祭天地的经文明证，可是解说的人却拿它比作《丰年》诗秋冬两季报祭的情况，说：'秋冬两次各自报祭，却都歌唱《丰年》，那么天地分别祭祀，却都歌唱《昊天有成命》。'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年》这首诗说：'丰年谷物众多、糜子也多，还有高高的粮仓，数以万亿及秭计，用来酿酒做甜酒，献给祖先，以配合各种礼仪，降下的福泽十分周遍。'在秋天歌唱可以，在冬天歌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这首诗说：'上天有既定的天命，文王武王二位先王承受它，成王不敢安逸享乐，日夜勤勉奠定基业，宽厚宁静，光明美盛，专一其心，于是安定天下。'全篇讲天而不涉及地。颂诗是用来告祭神明的，没有歌唱所不祭祀的对象，也没有祭祀所不歌唱的对象的道理。如今在北郊祭地，却唯独歌颂天而不歌颂地，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我因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祗也在其中。歌颂天而不歌颂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序说'郊祀天地'。议论的人却说合祭天地，始于王莽，认为不值得效法。我私下认为礼制应当论其是非，不应当因人而废弃制度。光武皇帝，是亲手诛杀王莽的人，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记载：建武二年，开始在洛阳修建郊祀坛，修筑圜丘八级台阶，中间又建重坛，天地神位设在坛上，都朝南，以西为上位。这就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又按《水经注》记载，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圜丘的东边，是曹魏郊祀祭天的场所，依照汉代的旧例，修筑圜丘坛八级台阶，中间又建重坛，天地神位设在坛上。这就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贾曾建议说：'有虞氏以黄帝配祭上天，以帝喾配祭南郊；夏后氏以黄帝配祭上天，以鲧配祭南郊。郊祭和庙祭，都有配祭的对象。在宗庙祭祀，那么祖宗合祭于太祖庙；在南郊祭祀，那么地祗和众望祭对象都合祭于圜丘，用始祖配享。这大概是有重大事情时举行的大祭，不是平常的祭祀。'《三辅故事》记载：'在圜丘祭祀，上帝、后土的神位都朝南面。'这说明汉代曾经合祭过。'当时褚无量、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的话是对的。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祭祀祷

译享，一定要亲自参与，我不亲自祭祀，礼制就会有缺失。皇地祗应当到南郊合祭。'这个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此后凡是在圜丘举行的祭祀都合祭天地。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如今议论的人想要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认为这样才符合周礼。我请求说明周礼和现今礼制的区别。古时候，一年祭天两次，在明堂祭祀上帝一次，四季迎气之祭五次，祭地两次，祭祀宗庙四次，这十五次祭祀，都是天子亲自参与的。此外还有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祀之类，也都是亲自参与，这是周礼的规定。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眷顾使命，开创宋朝，建隆初年郊祀，先祭享宗庙，然后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年一次郊祀，一定先在景灵宫举行祭祀、祭享太庙，然后祭祀天地，这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的礼制亲自参与祭祀是那样多，而且年年举行，不认为难；如今的礼制亲自参与祭祀是这样少，却三年才举行一次，不认为容易，这是什么缘故呢？古时候，天子出入，仪仗器物不繁多，护卫也很简单，用财有节制，而且宗庙就在大门之内，朝见诸侯、颁赏爵位，一定在太庙举行，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所治理的不过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只把斋戒祭祀礼乐当作政事，能守住这一点，天下就归服了。所以年年举行，都习以为常。到了后世，天下统一，纵横万里，都听命于朝廷，政务的繁多，是古代的亿万倍，日常的精力都不够用。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一天比一天增多，只增不减，一直到现在，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单了。如今所施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祀，不是周礼；郊祀前两天祭告原庙、前一天祭告太庙，不是周礼；郊祀之后大赦天下，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到文武官员都能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这些都不加以改变，唯独对地祗一事，却说'周礼不应当在圜丘合祭'，这是什么道理呢？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夏至如果不能亲自行礼，就派遣官员代为祭祀，这也是有先例的。'这不是我所理解的。《周礼·大宗伯》记载，如果君王不参与祭祀，就有人代行其位。郑玄注解说：'君王有事故，就代替他执行祭祀事务。'贾公彦疏解说：'有事故，是说君王有疾病以及居丧哀痛等情况都是。'既然如此，那么代行祭祀不是安泰吉庆时应有的礼制。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令有关官员代为行事，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果是亲自郊祀的年份，还派遣官员代行祭事，这就是没有事故却用有事故时的礼制了。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省去繁琐的细节，那么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祀。'我将回答说：'古时候，把亲自郊祀当作平常的礼制，所以没有繁琐的规定；如今世人把亲自郊祀当作重大的典礼，那么繁琐的仪节就不能省去了。像帷帐城墙、幕布房屋，盛夏时就有风雨的担忧。陛下从宫中出发到宗庙，从宗庙出发到郊外，头戴通天冠，乘坐大辂车，正午才能休息，百官护卫的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齐全装备沉重，人马气喘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节所能承受的。天子把天当作父亲侍奉，把地当作母亲侍奉，不应该有所偏差。侍奉天时礼制完备，侍奉地时礼制简略，这就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了，怎么能把这些当作繁琐的细节而一概想要省去呢？国家供养军队，和前代不同。自从唐朝以来，还没有军队赏赐的制度，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护卫的士兵不能减省，大辂车一动，

译一定会有赏赐。如今三年一次郊祀，已经耗尽国库储蓄，还担心不够，郊祀的赏赐之外，哪里还能再加？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家财力将拿什么来供给？把赏赐分开来给，人心难道不会失望吗？'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三年祭一次天，再三年祭一次地。'这又不是我所理解的。三年一次郊祀，已经算是疏远了，如果单独祭地而不祭天，这是因为要事奉地而更加疏远事奉天。自古以来没有六年才祭一次天的道理。像这样，那么典章礼制就会更加败坏，想要恢复古制却反而离古制更远，神灵一定不会顾念享受这样的祭祀，这不是行礼的正确方法。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当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祭神州的祭祀取代夏至方泽的祭祀，那么就可以避免在暑热时举行祭祀的隐患。'这又不是我所理解的。之所以议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想要举行完全遵从周礼的祭祀。如今用十月取代夏至，用神州祭祀代替方泽祭祀，不知道这是周礼的正规呢，还是权变的礼制呢？如果说变通礼制随权宜之计是可以的，那么在圜丘合祭天地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且一年两次郊祀，军队国家劳苦耗费的隐患，还是不能避免的。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当郊祀的年份，在夏至时在方泽祭地，皇上不亲自前往，而是通过权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祭。'这又不是我所理解的。《尚书》所说的按次序遥祭，《周礼》所说的四望之祭，《春秋》所说的三望之祭，都是指山川在四郊之外的，所以远远地望祭它们。如今所在的地方，低头就能看见地，却说是望祭，难道是说京城看不见地吗？这六条议论，是决定合祭是否可行的关键。汉代的郊祀礼制，尤其和古礼相违背，唐代也不能完全符合古制。本朝祖宗恭敬崇尚祭祀，儒臣礼官讲求得失增减，并非不知道在圜丘、方泽都亲自祭祀才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时势不允许施行，所以斟酌古今，上合典章礼制，下合时宜，比较所得，已经比汉唐要多了。天地、宗庙的祭祀，本应每年都遍及；如今不能每年遍及，所以在三年一次郊祀的年份遍及；又不能在一年之中两次举行大礼，所以在三天之内遍及。这些都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做法，即使圣人再世，也不能改变。如今合祭天地不失亲自祭祀之义，而北郊却一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两次郊祀，而派遣官员代行祭事，这就是长期不亲自祭地了。三年一次的郊祀之间，遇到应当祭地的年份，而暑热雨天不能亲自前往，派遣官员代行祭事，那么就是天地都不能亲自祭祀了。分开祭祀天地，绝对不是当今世道所能施行的，希望陛下谨慎地遵守太祖建隆年间、神宗熙宁年间的礼制，不要更改变动郊祀庙享之礼，用来使上下神灵安宁。仍旧请求把我这篇奏章下发，交付有关部门共同商议，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必须一一具体地驳倒我所陈述的六条议论，使他们都心服口服，上合《周礼》，下不给当今的军队国家造成隐患，不可以只固守《周礼》的条文，而不论如今是否可以施行，最重要的是让庄严的祭祀大典，按时决定下来。请皇上决定。"贴黄补充说："唐代的制度，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就先到太清宫朝献，再朝享太庙，也和现今的礼制一样，先两天祭告原庙，先一天祭享太庙。然而议论的人有的也认为这不是三代的礼制。我谨按：武王攻克商朝，丁未日祭祀周庙，庚戌日举行柴祭望祭，相隔三天，那么先祭庙后郊祀，也是三代的礼制。"

当初，朝廷下诏商议北郊的典礼，苏轼主张合祭之说，赞同他的有五人；刘安世主张分祭

译之说，赞同他的有四十人；又有三人，想要在十月用祭神州地祗取代夏至方丘的祭祀；又有一人，想要皇上不亲自祭祀，而是通过权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拜。不久朝廷又发下三份奏状，再次命令详细审定。刘安世又提出议论，大略说："苏轼认为合祭圜丘，在礼制上是得当的，不可以再改变。我们谨按《周礼》，天子亲自祭祀上帝共九次，本朝三年才郊祀一次，本来就已经疏略了，怎么可以沿袭错误，不加以考察订正呢？古时候，按同类来求神。天，是阳性的事物；地，是阴性的事物。年、月、日、时、方位、牲畜器物、乐舞，都要遵从各自的类别。如今议论的人对圣人制定的成法却抛弃不用，滥用王莽不合经义的说法，甚至引用夫妇同牢这种私下亵渎的话语，来亵渎混乱天地之别，又引用《昊天有成命》这首诗作为证据。我们私下详细考察这首诗，全篇未曾有合祭的文字，诗序是后世儒者的说辞，也只是说成周之世，在圜丘、方泽祭祀时，各自歌唱这首诗，把它当作乐章罢了。像《潜》诗的序说：'季冬进献鱼类，春天进献鲔鱼。'《丰年》诗的序说：'丰年是秋冬两季的报祭之诗。'《噫嘻》诗说：'春夏向上帝祈求丰年。'像这类情况，不知道是算作一次祭祀呢，还是两次祭祀呢？至于郊祀之后的赏赐，那是五代姑息迁就的弊法，圣朝宽厚仁爱，不想立即废除，如果把它分成两次，有什么不可以呢？议论的人却想借此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辞，来动摇皇上的听闻；又引用祸福灾殃的说法，来要挟朝廷，一定要顺从自己的意见，实在是没有道理。大体上我们所坚守的是先王的正统礼制，而苏轼的议论都是后世权宜方便的做法，权变和正统，绝对不能混合。恭敬地希望圣上仔细审察其中的得当之处，对上体现先帝的意志，对下纠正千百年来的疑惑，那将是多么幸运啊！"这份议状刚要送交共同商议的官员签署，他的门人急忙告诉苏轼说："如果刘承旨的议状呈上，恐怕很难回答。"当时苏辙担任门下侍郎，于是禀告哲宗请求下旨终止讨论，刘安世的议状最终没能呈上。

绍圣元年，下诏说："停止合祭天地，从今以后遇到举行大礼的年份，在夏至那天，在北郊亲自祭祀地祗。凡涉及祭祀事宜的仪仗器物以及祭坛、道路、帷帐宫室等，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斟酌详细拟定后奏报。"这大概是采用了蔡京等人的建议。然而北郊亲自祭祀，终哲宗一朝都没能实行（详见《祀后土门》）。

左司员外郎曾〇文说："周人用气味来事奉神灵，近代改用香来事奉。按照何佟之的建议，认为南郊、明堂应当用沉香，本来是因为天的属性是阳，用沉香是适宜的；北郊用上和香，是因为地对于人来说亲近，应当增加杂馥之香。如今条令规定北极天皇以下都用湿香，至于众星的神位，就不再设香，恐怕在礼义上还不够完备。"礼部、太常寺商议后认为，众星依照各自的方位颜色使用币帛，每级台阶各设香。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卷七十二 郊社考五

○郊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下诏说："第一次祭祀南郊，暂且在圜丘合祭天地。"起居郎周常等人认为合祭不合礼制，曾布主张这个说法，于是下诏停止合祭。

这一年，徽宗第一次郊祀。十一月戊寅日，玉辂到达景灵宫行礼完毕后，前往太庙，天下大雪，皇上派遣内侍询问两位宰相说："如果大风雪不停止，怎么出郊祭祀？"右相曾布上奏说："郊祀之礼还在后天，雪势虽猛，一定不会持续太久，况且皇上车驾顺应天时而动，按理没有不放晴的道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