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四 郊社考七

译名为明堂，但没有举行飨祭之礼。

二十年，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享，又以五方帝、五官从祀，笾、豆、樽、俎的数目与雩祭之礼相同。

二十五年，皇帝驾临西京，诏令将作大匠康㦤素前往东都拆毁武后所建的明堂。康㦤素说："武后当时用木材做瓦，两面涂漆，拆毁会劳民伤财。"于是只拆去它的上层，改换为真正的瓦顶，依旧改称为乾元殿。从此直到唐朝末年，季秋大享都寄托在圜丘举行。

代宗永泰二年，礼仪使杜鸿渐上奏说："季秋在明堂大享，祭祀昊天上帝，请求以肃宗配享。"皇帝下制批准。

宪宗元和元年，太常礼院上奏说："季秋在明堂大享，祭祀昊天上帝，如今太庙祫享之礼已毕，大享之日，依照礼制应当奉皇考顺宗配神作主。"诏令说："恭敬地依照典礼施行。"

十五年（当时穆宗已即位），礼院上奏说："大享明堂，按礼文应有皇考配享之座。如今奉宪宗配神作主。"诏令说："恭敬地依照典礼施行。"

◎唐开元礼

△皇帝季秋大享于明堂仪

将要举行祭祀，有司选定日期，如另外的仪式规定。祭祀前七日，告诫百官。皇帝散斋、致斋，都如圜丘之礼仪（祀官斋戒同样如此）。

△陈设

祭祀前三日，尚舍直长在明堂东门之外道北设置大帐幕，尚舍奉御铺设御座。守宫在大帐幕之后设置文武侍臣的帐幕，文官在左，武官在右，都朝北。各祀官的帐幕设在璧水东门之外道南，从祀的文官九品以上排在祀官的东面，东方、南方的蕃客又排在他们的东面，都排成重行，每一等级各有不同位置，朝北，以西为上；介公、酅公的帐幕设在璧水西门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排在介公、酅公的西面，西方、北方的蕃客又排在他们的西面，都排成重行，每一等级各有不同位置，朝北，以东为上（褒圣侯排在文武三品官员之下。如果有各州派来的使者，按方位分别排在文武官员之后。摄事时不设大帐幕以下的仪节。守宫设置祀官、公卿以下的帐幕于璧水东门外道南，朝北，以西为上）。在璧水东门之内道北设置陈设祭馔的帷幔，朝南。祭祀前二日，太乐令在明堂前庭设置宫悬之乐，如圜丘之礼仪。右校清扫明堂。内官、郊社令在燎坛（此坛设在乐悬的南面）堆积柴薪，方一丈，高一丈二尺，上面开口朝南，方六尺。祭祀前一日，奉礼在明堂的东南设置御位，朝西；在东门之内道南设置祀官、公卿的位次（摄事时在明堂东南设置祀官、公卿的位次），执事者的位次在公卿之后，靠南，每一等级各有不同位置，都排成重行，朝西，以北为上。在堂下设置御史的位次，一位在东南，朝西；一位在西南，朝东，令史各自陪列在其后。在乐悬东面设置奉礼的位次，赞者二人在南面，稍稍靠后，都朝西；在堂上午陛的西侧设置协律郎的位次，朝东；在北悬之间设置太乐令的位次（摄事时在此以下便设望燎的位次于柴坛之北，朝南，没有太祝以下至褒圣侯的位次）。太祝奉玉帛的位次设在柴坛之南，都朝北。在执事之南设置从祀文官九品以上的位次，东方、南方的蕃客又排在他们的南面，都按每一等级各有不同位置排成重行，朝西，以北为上。介公、酅公的位次设在西门之内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排在介公、酅公之后。西方、北方的蕃客排在武官的南面，都按每一等级各有不同位置排成重行，朝东，以北为上（褒圣侯排在文武三品官员之下。如果有各州派

译来的使者，按方位分别排在文武官员之后）。又在东门外道南设置祀官及从祀群官等人的门外位次，都如设置帐幕的规格。在东门之外正对门的地方设置牲榜，朝西，以南为上，牲的数目如雩祀之礼仪。在明堂之上下设置酒樽的位置：昊天上帝前设太樽二个、著樽二个、牺樽二个、山罍二个，在室内神座的左侧；象樽二个、壶樽二个、山罍二个，在堂下东南，朝西。配帝前设著樽二个，牺樽二个，象樽二个，罍二个，在堂上神座的左侧。五方帝各设太樽二个、著樽二个、牺樽二个、罍一个，各自在室内神座的左侧，朝内。五帝各设著樽二个，在堂上，各自在神座的左侧，都朝内。五官各设象樽二个，在台阶下，都在神座的左侧，都朝右（堂上的樽都放在坫上，台阶下的樽都用席子垫着，都加上勺、幂）。在樽下设置放爵的位置。在东阶东南设置御用的洗（摄事时设置祀官的洗），亚献的洗又设在东南，都朝北。〇水设在洗的东面，篚设在洗的西南顺次排列（篚中放着巾、爵）。设置五官的〇、洗、篚、幂，各自在酒樽的左侧，都朝右，其执樽、〇、篚、幂的人，各自站在其后面的位置。各自在堂上下、樽坫之间设置放玉币的篚。祭祀日天未亮五刻时，太史令、郊社令登堂，在明堂太室之内设置昊天上帝的神座，居中朝南，用藁秸做席；在上帝神座的东南设置睿宗大圣真皇帝的神座，朝西，用莞草做席。在木室设置青帝的神座，朝西；在火室设置赤帝的神座，朝北；在太室南户之西设置黄帝的神座，朝北；在金室设置白帝的神座，朝东；在水室设置黑帝的神座，朝南，席都用藁秸。设置太昊、炎帝、轩辕、少昊、颛顼的神座，各自在五方帝神座的左侧，都朝内，稍稍靠后（如果不是明堂五室的情况，都如雩祀、圜丘设置神座之礼）。在明堂的庭中设置五官的神座，各依其方位，都朝内，席都用莞草。各在神座前端设置神位。

△省牲器

△銮驾出宫并如圜丘仪

△奠玉帛

祭祀日天未亮三刻时，各祀官各自穿上其相应的礼服。设置樽、〇、玉帛，登堂清扫的仪节，门外位次的仪节，舞人就位，皇帝走出行宫的帐幕，群官进入各自位次，近侍之臣随行陪从的仪节，都与圜丘相同（摄事时也如圜丘）。皇帝走到版位，朝西站立（每次站定，太常卿与博士退到左侧站立），太常卿上前奏称"请再拜"，退回原位，皇帝行再拜之礼。奉礼说"众官再拜"，在位的众官都行再拜之礼。谒者引领各位献官都从东阶登堂，站在酒樽所在的位置。太祝与献官都跪着从篚中取出玉币，站在东南角，朝西，以北为上；五方帝、五配帝的太祝站在西南角，朝东，以北为上。五方帝、五官、各位太祝及献官又从篚中取出币帛，站在樽所在的位置。太常卿引领皇帝，《太和之乐》奏起（皇帝每次行走，都演奏《太和之乐》），皇帝从南陛登堂，侍中、中书令以下以及左右侍卫按数量随行登堂（以下都是如此。摄事时则谒者引领太尉从南陛登堂，奠玉、帛），皇帝登堂朝北站立，乐止。太祝把玉加在币帛上，交给侍中，侍中捧着玉帛朝西前进，皇帝插好镇圭，接受玉帛（凡是接受物品都要先插好镇圭，奠放完毕后，再执圭，俯伏，起身），登歌演奏《肃和之乐》，用大吕之律调。太常卿引领皇帝前进，朝北跪着奠放于昊天上帝的神座前，俯伏，起身。太常卿引领皇帝站到南方，朝北。五方帝的太祝各自捧玉帛奠放于神座，回

译到樽所在的位置。皇帝行再拜之礼后，太祝又把配帝的币帛交给侍中（摄事时都是谒者协助交给太尉，以上以下都是如此），侍中捧着币帛朝西前进，皇帝接受币帛，太常卿引领皇帝前进，朝西跪着奠放于睿宗大圣真皇帝的神位前，俯伏，起身。太常卿引领皇帝站到东方，朝西。五帝的献官各自把币帛奠放于神座，各自回到五官祝史的位置，把币帛奠放于神座，各自回到樽所在的位置。皇帝行再拜之礼后，登歌止。太常卿引领皇帝，乐起；皇帝从南陛下堂，回到版位，朝西站立，乐止。起初，拜官行拜礼完毕后，祝史都捧着盛毛血的豆站在堂下，等到登歌停止时，祝史捧着毛血各自从其所属的台阶登堂，各位太祝在堂上迎接接过，都上前奠放于神座，各位太祝与祝史退回站到樽所在的位置。

△进熟

皇帝已经登堂奠放玉帛后，其陈设祭馔、盥洗、樽爵的仪节，都与圜丘之礼相同（摄事时则是太尉登堂奠放）。太常卿引领皇帝站到南方，朝北，一名太祝捧着祝版走到皇帝的右侧，朝西，跪着诵读祝文说："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摄事时则说"天子臣某谨遣太尉臣某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惟愿神灵覆育万物，陶铸众类，不言而使人信服，普遍广大而无私心。谨慎选择良辰，遵循恒定的礼制，恭敬地献上玉帛、牺牲、祭酒、粢盛、各种祭品，肃敬地举行禘祀，以展示诚心敬意。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神作主。请享用祭品。"读完后，起身，皇帝行再拜之礼。起初，读完祝文后，乐起；太祝把祝版奠放于天帝神座前，回到樽所在的位置，皇帝行拜礼完毕后，乐止。太常卿引领皇帝走到配帝的酒樽所在处，执樽的人举起幂布，侍中从坫上取出爵，进献，引领皇帝接受爵。侍中协助酌入酒醴完毕后，乐起，太常卿引领皇帝走到睿宗大圣真皇帝神座前，朝西跪着，奠放爵，俯伏，起身，太常卿引领皇帝站到东方，朝西，五位谒者引领五方帝的太祝到〇洗盥洗手，都从坫上取出匏爵，酌入酒醴，各自上前奠放于其神座前，回到樽所在的位置，乐止。配帝的太祝一人捧着祝版走到皇帝的左侧，朝北，跪着诵读祝文说："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日，孝子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恭敬地遵循旧有的典章，肃敬地依照恒定的礼制，恭敬地举行禘祀于昊天上帝。惟愿皇考的德行光耀宇宙，德道协和乾元，赐福无穷，实在配得上这庄严的配享。谨以制币、牺牲、粢盛、各种祭品，肃敬地明荐，配享作为神主。请享用祭品。"读完后，起身，皇帝行再拜之礼。起初，读完祝文后，乐起；太祝把祝版奠放于神座前，回到樽所在的位置，皇帝行拜礼完毕后，乐止。太常卿引领皇帝站到南方朝北，乐起。其后饮福、返回宫中的仪节，都与圜丘之礼相同（摄事时也与雩祀摄事相同）。

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享神座，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从祀（笾豆等数目与冬至相同，总共七十座）。

译宋朝初年，沿袭唐代旧制，每年冬至在圜丘祭天，正月上辛日祈谷，孟夏时节举行雩祭，季秋举行大享之礼，共四次祭祀昊天上帝。

太宗雍熙元年，以太祖配祀昊天上帝。

译淳化四年，下诏规定季秋大享以宣祖配享。

真宗时，季秋大享改以太祖配享。

仁宗时，季秋大享改以真宗配享。

皇〇二年秋九月辛亥日，在明堂举行大享之礼，太祖、太宗、真宗三位圣君一并配享。

在此之前，宋庠建议：今年正逢应当郊祀之年，而冬至恰逢月末，按照建隆年间的旧例，理应有所避忌，因此请求将季秋大享改在明堂举行。皇帝下诏同意。皇上对辅政大臣说："明堂，是布政施令的宫殿，是天子日常处理政务的正殿，如今的大庆殿就是这样的地方，况且明道初年已经在这里合祭过天地了。"于是下诏以大庆殿作为明堂，悬挂皇帝亲笔篆书"明堂"二字、飞白体所书"明堂之门"四字匾额，祭祀完毕后，收藏于宗正寺。

判太常寺兼管仪礼之事的宋祁等人检核详定典礼，逐条奏请：一、按照明堂制度，应设有五室。举行大享之时，应在太室中央设昊天上帝之位，面南；配享的皇帝之位设在上帝东南方，面西；青帝室在东，面西；赤帝室在南，面北；黄帝室设在太室内偏西南方，面北；白帝室在西，面东；黑帝室在北，面南。如今大庆殿本来没有五室，希望暂且设置帷幔隔成的室，以比照古代制度，每室设四门八窗；或者不设帷幔室，就只依照方位设置牌位，这样在礼仪上也不至于有所欠缺。其余五方神灵之位，则设在庭中东南方。一、按明堂古制，南面设三个台阶，其余三面各设两个台阶。如今大庆殿只有南向一面有两个台阶，其余三面的规制难以完备设置。希望在南向暂设五个台阶，以便皇帝车驾登降之用。一、明堂大享，只有真宗一人配享，按礼制本应只祭告一室即可。但考虑到皇帝亲临宗庙，面对历代列圣，如果只专祭一室，恐怕在礼仪上情感未能尽到。如今请求罢去有司今年孟秋时的祭祀，请皇帝亲自举行朝享之礼，这样七室都能遍及，可以尽到恭敬虔诚之心，在礼仪上更为妥当。真宗室的祝文册书，兼要说明配享崇祀之意，其余斋戒宿卫等仪节，都比照南郊的礼仪进行。一、南郊礼毕后，皇帝从大次乘辇返回帷宫时，由钧容鼓吹在前引导；从帷宫返回宫内时，由各营兵士夹道奏鼓吹迎接。如今明堂礼毕后返回文德殿，还要等到天明登楼颁布赦令，因为靠近宫禁之地，难以使用钧容鼓吹。钧容乐队应在宣德门外排列，各营兵士鼓吹应在驰道两侧排列，等到礼成、皇帝车驾离开大次返回文德殿时，由宫内传呼通知宫外，命钧容及各营鼓吹一齐奏响，等到皇帝车驾到达文德殿御幄时，再传呼命其停止。

太常礼院上奏说："此前前往大庆殿详细察看陈列天地以下各神位的安排，如今参照比较郊坛的坛〇上下位次排列如下：殿上五室，太室居中偏北，设昊天上帝之位，皇地〇位在其左，都面南；太祖、太宗、真宗之位在东，面西。黄帝之位在太室中偏西南，面北，人帝之位在其左，稍稍靠后；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自依从本室方位，人帝之位都在其左，稍稍靠后。神州、地〇、日、月、北极、天皇大帝，都设在五室之间，其位置稍靠后（五帝、神州、日、月、北极、天皇大帝，在郊坛属于第一龛位）。五官、勾芒以下的神位设在明堂庭中偏东南方，另设露天帷幄。五纬、十二次、紫微垣内官、五方岳、镇、海、渎、岁星、真枵、钩星以下共七十二位，设在东西两侧廊庑之下（在郊坛属于第二龛位）。二十八宿、黄道内天官、角宿、摄提、五方山、林、川、泽以下共一百七十九位，设在丹墀、龙墀道路东西两侧（在郊坛属于第三龛位）。黄道外天官及众星、五方坟、衍、原、隰以下共四百九十六位，都设在东西两侧廊庑环绕殿后的位置，以北为尊（在

译郊坛属于内〇之内外位）。仿照古代明堂的制度，又稍与坛〇的位次排列相类似。已命修内司及少府、司天监丈量宽窄尺寸，考虑到陈列祭器不至于过于拥挤狭窄。如果得到允准，希望下令司天监绘制图样呈进。"

皇帝下诏说："本朝三年一次亲行郊祀，就要合祭天地，祖宗并列配享，而百神一并从祀。如今祭祀明堂，而礼官所定的礼仪，祭天却不及地，配享之位不及祖宗，不符合三朝以来的成法。况且改郊祀为大享，本是为百姓祈福，应当合祭皇地〇，奉太祖、太宗、真宗一并配享，而五帝、神州、地〇也应当亲自献祭。日、月、河、海等诸神，都应像圜丘祭祀那样从祀。"于是对辅政大臣说："礼仪并非从天而降、由地而出，而是出于人情罢了。如今礼官拘泥于儒者旧传的说法，不明白三朝以来的成法，这不是朕用来彰显孝道、使百姓安息的做法。"

在此之前，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范仲淹上书建议："祭祀明堂是旷世大礼，应当召请元老旧德之臣陪位于庭中。"于是下诏，命南京起用太子太保杜衍、西京起用太子少傅任布陪同祭祀，并且供给帐幕于都亭驿以待迎接。不久这二人都以年老多病为由，坚辞不至，于是朝廷赐给他们衣带、器物、钱帛。此后每逢重大典礼，凡前两府退休的大臣，朝廷大多都下诏召请，但也没有人真正前来的。

按语：宋朝初年虽然有季秋大享明堂的礼仪，但并未曾亲自主祭，只是命有司代为主持，沿袭隋唐旧制，寄祭于南郊坛。到仁宗皇〇二年，才开始以大庆殿作为明堂，合祭天地，太祖、太宗、真宗三位圣君一并配享，百神一并从祀，一切都如圜丘南郊的礼仪一样。这是因为正当举行郊祀之年，而将郊祀的礼仪移用到明堂之中，所以不能不郑重对待此事。

嘉〇六年九月辛亥日，在明堂举行大享，奉真宗配享。

礼院上奏说："皇〇年间参照采用南郊百神的位次，不符合祭祀之法。应当依照隋唐旧制，只设昊天上帝、五方帝之位，以真宗配享，而五人帝、五官之神从祀，其余全部废止。又前一天亲自祭享太庙，当时曾停止孟冬的时祭。考核详定典礼，宗庙的按时祭祀，从未有因为严父配天而停止的先例。如今明堂祭祀距离孟冬还有相当日子，请恢复孟冬的宗庙祭祀。以前祖宗三位圣君一并配享，如今按典礼只用一位配享；以前地〇、神州一并享祭，如今因为配天而也一并废止，这些都是对礼制中重大之处的改变。《开元礼》、《开宝礼》两部礼典中，祭祀五帝都没有皇帝亲自献祭的仪式。按旧礼，应先到昊天上帝之前奠献，五帝一并分别献祭，由侍臣奠币，皇帝再拜，然后再到真宗神座前致祭，这样在礼仪上才算得当。"皇帝下诏依从此议，而五方帝也一并由皇帝亲自献祭。

宋祁上奏说："臣仔细考察，郑康成认为天上的神灵共有六位，昊天就是天皇大帝，五帝则是太微五帝。王肃说：'天只有一位神，五帝是次一等的神。'而各位附和郑玄学说的儒者较多，他们根据郑玄之说而言：'凡是合祭五帝，一年有两次祭祀：在龙星出现的月份，祭于南郊，称为大雩，这是一次；九月在明堂大享，以文王配享，这是又一次。'关于祭祀明堂，各儒者说法不一，有人说：'周朝祭祀五位天帝，都在明堂中进行，以五位人帝及文王配享；五官之神设在庭中，以武王配享，称为祖、宗，就是礼书中所说的祖文王而宗武王。设置神位，按照五行相对的方位为准则：威仰之神在卯位，面西；〇怒之神在午位，面北；招拒之神在酉位，面东；叶光纪之神在子位，面南。太〇、炎帝、黄帝、少〇、高辛各在其位，稍稍靠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都在人帝之

译下，稍靠后方。文王之位设在太〇之南，如同主人的位置，稍靠后。'又有人说：'合祭之日，五方精灵之帝都面西。祭祀所用的牲畜，天帝各用一头小牛，共用十头牲畜，文王、武王的祭品用太牢之礼，因《诗经·我将》篇说："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文王、武王用太牢之礼，是因为五位人帝各专门配享一位天帝，作为天帝的主祭者，主祭者足以作为外神的依托，那么文王〇配享五帝了。若不专门配享，那么所用的祭品就可以取用各种物品来尽献享之礼了。'"

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下诏命明堂祭祀奉仁宗配享。

当时礼院上奏，请求与两制官员共同商议以仁宗皇帝配享明堂之事。钱公辅等人上奏说："三代的礼法，郊祀用来祭天，而明堂用来祭祀五帝。郊祀的祭祀，以始受封的先祖、有圣人功业的人来配享；明堂的祭祀，以创业继位的君主、有圣人德行的人来配享。所以《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祀时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又说：'孝道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使其配天更大的，说的就是周公这样的人啊。'从周公的角度而言，这是尊崇父亲；从成王的角度而言，这是尊崇祖父。后世礼制失传，已不足以考据，请一律以周朝的事例来说明。臣私下认为，我大宋崛起，并非有始受封的先祖，那么创业的君主，就是太祖了。太祖就相当于周朝的后稷，配祭于郊祀者；太宗就相当于周朝的文王，配祭于明堂者。这两位配享的地位至为重要，是万世不能改变的定法。真宗就相当于周朝的武王，只是被尊崇于宗庙而不迁祧，虽然有配天的功业，但没有配天的祭祀。从未听说成王因为尊崇父亲的缘故，就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将其移给武王。仁宗就相当于周朝的成王，虽然有配天的功业，但没有配天的祭祀。也从未听说康王因为尊崇父亲的缘故，就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将其移给成王。用孔子的心意，推测周公的志向，那是尊崇父亲；用周公的心意，来摄理成王的祭祀，那是尊崇祖父。尊崇祖父与尊崇父亲，其道理是一致的。往下到两汉时期，距离圣人已经很远了，明堂配享的祭祀，东汉做得比较得当。在西汉时，孝武帝开始营建明堂，以高帝配享，后来又以景帝配享，孝武帝之后就没有听说过了。在东汉时，孝明帝开始建立明堂，以光武帝配享，此后孝章帝、孝安帝之后就没有听说过了。在最初配享的那个时代，恰好符合尊崇父亲的说法，等到时代变迁、事情有异，而章帝、安帝两朝也没有改变这个做法，这是最接近古制而合乎礼法的做法。到了唐朝，起初在中宗时，以高宗配享；在玄宗时，以睿宗配享；在代宗永泰年间，以肃宗配享。礼官杜鸿渐、王涯等人都不能推究阐明经典的训示，务求符合古代的初衷，反而随声附和地议论，来迷惑当时的君主，这种做法延续到现在，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打破。若在仁宗初年，倘若有人提出这样的议论，那么配天的祭祀，就应当一直在太宗身上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说法，所以使得宗周的典章礼仪，不能在圣朝彰明，而唐朝的曲解学说，反而流传贻害到后人。希望陛下深切告诫有关部门，广泛征求群臣贤良的意见，使配天的祭祀不要拘泥于尊崇父亲之说，而尊崇父亲的道理也不专门限于配天，遵循宗周的典章礼仪，摒除唐朝的曲解学说。治平元年正月呈上。"于是又下诏命台谏官及讲读官与两制官员再次详加议定后上报。孙〇等人上奏议说："仁宗继承先业、保守成就，使天下处于大安之中达四十二年，对人民的功德，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了。如今刚刚祔庙不久，就抑制而不能

译让他配享祭祀上帝，这很不利于彰显陛下作为后世严父孝子的大孝之道。"司马光等人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孝子的心意，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呢？但圣人制定礼法，是作为准则的，不敢逾越。所以祖已训诫高宗说：'祭祀不应该对近亲过于丰厚。'孔子与孟懿子谈论孝道时，也说：'祭祀应当依礼而行。'祭祀这件事，侍奉双亲的人不以祭祀次数多为孝，而以合乎礼制为贵。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帝配明堂，由此观察古代的帝王，凡不是开创邦国、开辟疆土，以及创建华夏基业的人，都没有配天的先例。所以即使是周朝的成王、康王，汉朝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他们的德业并非不美好，然而子孙却不敢推举他们配天，是为了避讳祖宗之尊。《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使其配天更大的，说的就是周公这样的人。'孔子因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成就了太平的功业，制定礼乐，而文王正是周公的父亲，所以引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大的'，来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应当以父亲配天，然后才算孝顺。近代祭祀明堂的人，都以自己的父亲配享五帝，这实在是误解了《孝经》的本意，而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不可以当作准则。景〇二年，仁宗曾下诏命礼院官员考核审定礼典，辨明配享祭祀的次序，确定二祧的地位，以太祖为帝王的始祖，比拟周朝的后稷，太宗、真宗为帝王的宗主，比拟周朝的文王、武王，既然如此，那么以真宗祭于明堂来配享五帝，也不算失去古礼。如今仁宗虽然功业丰厚、德行美好，恩泽遍及四海，但并不处在二祧的地位，议论者却想舍弃真宗而以仁宗配享明堂，恐怕在祭祀之法上不合适。如果一定要这样施行，不仅有违典章礼制，恐怕也并非仁宗本人的心意。臣等私下认为应当遵循旧制，以真宗在明堂配享五帝为宜。"皇帝下诏依从孙〇等人的议论，以仁宗配享明堂。

有人问朱熹说："《我将》这首诗，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乐章。《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天帝，而人成形于父亲，所以在季秋祭祀天帝于明堂，而以父亲配享，取的是万物成熟之时的意思。这是周公根据道理创立的做法，并非古代原有的制度。不知道周公之后，应当以文王配享呢，还是以当时君王的父亲配享呢？"朱熹回答说："各位儒者正持有这两种主张，至今没有定论，依我看只能以文王配享。而且周公所制定的礼制，不知道是在武王之时制定的，还是在成王之时制定的。如果是在成王之时制定的，那么文王就是他的祖父了，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又问："周朝之后继承周朝的朝代该怎么做？"回答说："只能以有功业的祖先来配享。"又问："周公在郊祀时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是周公创立的一个法则如此，将文王配享明堂，永远作为定例。以后稷配享郊祀来推断，自然可以看出后来是妄将尊崇父亲的说法搞乱了。"

治平四年七月（当时神宗已经即位），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人上奏说："季秋大享明堂，请以英宗皇帝配享神位作为主祭，以符合尊崇父亲的道理。"皇帝下诏依从。

熙宁四年六月，下诏说今年季秋要在明堂举行祭祀，冬至就不再举行南郊之礼了。恩赏等到明堂典礼完毕后再施行。

太常礼院上奏说："皇帝亲自祭祀明堂，只有昊天上帝、英宗皇帝以及五方帝，一并由皇帝亲自献祭；五人帝、五官之神位，则命人分别献祭。"皇帝依从此议。

元丰三年，下诏说："历代以来，明堂所配享的对象，杂糅了先儒六天之说，朕很不认同这种说

译法。将来祭祀英宗皇帝于明堂，用来配享上帝，其余从祀的众神全部废止。"

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详细考定说："谨按《周礼》，有称昊天上帝的，也有称上帝的。以道理推之，称昊天上帝的，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天帝，如'祭祀昊天上帝就穿戴大裘礼冠，祭祀五帝也是如此'之类就是这样的例证；称上帝的，则昊天上帝及五帝都包括在内，如'类祭上帝，封祭于大神'之类就是这样的例证；称五帝的，则昊天上帝不在其中，如'祭祀五帝就设张大次、小次'之类就是这样的例证。由此说来，那么《孝经》所说的'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与《周礼》所称的上帝含义相同。将来祭祀英宗皇帝于明堂，是用来配享昊天上帝及五帝，希望将这个意思修订编入仪注之中。"并且根据知太常礼院赵居锡、杨杰、王仲修，检讨杨完、何〇的直状说："谨按《周礼·掌次职》说：'王举行大旅祭祀上帝时，就张设毡案；祭祀五帝时，就设置大次、小次。'又《司服职》说：'祭祀昊天上帝，就穿戴大裘礼冠，祭祀五帝也是如此。'表明上帝与五帝是不同的。那么《孝经》所说的'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并不是兼指五帝的。考察《易经》、《诗经》、《尚书》中所称的上帝，并非只有一种含义。《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进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诗经》说：'昭示侍奉上帝，永怀多福。'又说：'上帝所依恃。'《尚书》说：'以昭示承受上帝的旨意，上天因此再次下达使命任用休祥之人。'又说：'惟有伟大的上帝，赐福衷心于下民。'像这一类的说法，怎么可以都用五帝来解释呢？自从郑玄的学说兴起之后，才有了六天之说，而这种说法在经典中并无根据。到晋朝泰始初年，议论者才开始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于是在明堂只设昊天上帝一个牌位。唐朝的《显庆礼》也只祭祀昊天上帝于明堂。如今大享之期临近，议论者仍然认为上帝可以兼及五帝。请依照圣旨，祭祀英宗皇帝于明堂，只用来配享上帝，以至诚精〇之心，来符合皇帝尊崇父亲的心意。"皇帝下诏依照赵君锡等人所议。

杨氏说："我私下考察《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祀时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而注疏各家谈论明堂的，都说是祭祀五帝，那么上帝与五帝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山阴人黄度说：'昊天上帝，是天的大名；五帝，是分别主宰四时的天帝。周人在圜丘祭天，在明堂祭祀上帝，都是为了报答根本；在四郊祭祀五帝，是用来致谢它们生育万物之功的。《大宗伯》只提到祀昊天上帝，而不提祀五帝，其中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由此看来，那么明堂祭祀上帝，是祭天，而不是祭祀五帝。而注疏各家谈论明堂的，都说是祭祀五帝，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遭遇秦朝焚灭学术，专门采用蛮夷之礼。汉朝兴起后，沿袭秦朝的四〇，增加为五〇。从此以后，郊祀采用新垣平的说法，就祭祀五帝；明堂采用公玉带的说法，也祭祀五帝。都以五〇为主，不知道有上帝、五帝之分。成帝即位后，采用匡衡的建议改革郊祀，第二年，匡衡因事获罪被免官，众人大多说不应当变动，祭祀的人于是又恢复了甘泉泰〇及雍地五〇的旧祭祀。至于明堂祭祀五帝，是从武帝首先推行的。光武帝中兴之后，才开始建立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都遵循沿用不变，大体都以武帝在汶上建的明堂为法则，却不明白周人在明堂祭祀上帝的本意。所以汉代儒者在注释明堂时，都说祭祀五帝，大概是他们所见所闻都习以为常了。到后来晋朝泰始年间，有人提议明堂、南郊应当废除五帝的座位，只设昊天上

译帝一个位置。不久，韩杨又提出建议，认为汉魏的旧例，都是兼祀五帝的，没有单独祭祀一位天帝的先例，最终又恢复了明堂五帝的位置，这也是习惯了汉魏旧例的缘故。更有甚者，唐朝开元年间，王仲邱上奏认为：'享祭上帝，是符合经义的做法，而五帝并祀，实行已经很久了，请求两种礼制并行，来成全大享之礼的意义。'本朝皇〇年间，宋祁上奏认为上帝、五帝两种礼制并存，用来彰明圣人尊崇上天、奉祀神灵的意思，不敢有所裁减压抑。祭祀上帝于明堂，是周朝的礼制；祭祀五帝于明堂，是汉朝的礼制。将周朝、汉朝的礼制合并使用，既祭祀五帝，又祭祀上帝，这个道理该如何解释呢！这种说法，创始于王仲邱，被宋祁沿袭，后来谈论礼制的人，习惯于所见所闻，又将沿袭这种说法作为不可更改的典章。这实在是过分了！认识上天的学问不够明晰，各位儒者被古今不同的说法所迷惑，而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实行已久，却不觉察其中的错误。所幸我神宗皇帝，圣明的学问高超通达，洞察了周人以文王配享上帝于明堂的深刻含义，摒除排斥邪说，果断施行，毫不迟疑。若不是聪明睿智、不受迷惑的君主，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详定礼文所说："祭祀天帝于南郊，是用侍奉天道的方式来侍奉的；祭享天帝于明堂，是用侍奉人道的方式来侍奉的。用侍奉天道的方式来侍奉，那么即使是配享的天帝也用小牛作祭品，《礼记》所说的'帝牛不吉利，就用作稷牛'就是这个意思；用侍奉人道的方式来侍奉，那么即使是天帝也用太牢之礼，《诗经》所说的'我将我享，维羊维牛'就是这个意思。梁朝仪曹郎朱异请求明堂祭祀用特牛，所以隋唐沿袭了这种做法，都用特牲，这不是所谓用人道侍奉上帝的本意。皇〇年间在明堂大享，用七头小牛来进献上帝、配享的皇帝、五方帝，用五头猪来进献五人帝。熙宁年间，礼院议定昊天上帝、配享的皇帝用小牛以及羊、猪各一头，五帝、五人帝用小牛以及羊、猪各五头。都不符合礼制。如今明堂亲自祭祀上帝、配享的皇帝、五方帝、五人帝，应当用牛、羊、猪各一头。"六月，太常礼院上奏说："今年明堂祭祀，还在慈圣光献皇后丧期三年之内，请依照熙宁元年南郊的旧例，只在祭祀时用音乐，卤簿、鼓吹、宫架乐器都齐备但不演奏。"皇帝依从此议。此后凡是国家有变故，都采用这种制度。

又上奏说："按晋朝挚虞的议论，明堂的祭祀，应当备齐各种物品来进献，三牲一并陈列，笾豆等祭器一应俱全，礼仪如同人间常理一样，所以要以近亲的先考来配享。《开元礼》、《开宝礼》以及现行的仪注，明堂的祭享，坐席用藁秸，祭器用陶匏，都与郊祀没有区别，这完全不符合所谓'礼仪如同人间常理，以近亲先考配享'的意思。请求用莞席代替藁秸、蒲越坐席，用玉爵代替匏爵，其中的豆、登、簋、俎、樽、〇等祭器，都采用宗庙所用的器物。"皇帝依从此议。

哲宗元〇元年，吏部尚书吕大防等人请求宗祀神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享上帝，皇帝下诏在季秋择定吉日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九月辛酉日，皇帝在明堂举行大享典礼，下诏说："明堂典礼完毕后，皇帝驾临紫宸殿，接受群臣朝见起居，不必上奏祥瑞。登楼时只举行颁布赦令的仪式，庆贺的仪式一律停止。"这是因为太常寺上奏说司马光已经去世的缘故。

元〇四年九月辛巳日，在明堂举行大享。典礼完毕后，前往景灵宫以及各寺观恭行谢祭之礼。

在此之前，三省上奏说："按天圣五年南郊的旧例，典礼完毕后要举行劳酒之礼，如同元会的仪式一样。如今明堂典礼完毕后，请太

译皇太后驾临会庆殿，皇帝在帘内行恭谢之礼，百官称贺完毕后，宣布群官登殿赐酒。"太皇太后不同意，下诏说："皇帝亲临治理，四海之内安定祥和，五年一次在季秋，又一次举行宗祀大典，以此侍奉上天的心意。想我有什么功德，能承受如此福泽？如今有关部门援引天圣年间的旧例，修订会庆殿的盛大礼仪，将要让文武百官在殿廷称庆。我自从临朝处理万机政务，一直心怀敬畏，怎能以我菲薄的德行，自比章献太后的英明？况且皇帝又在禁中向我道贺，群臣又在宫门左侧奉上贺表，礼仪的文书已经具备，又何必再多此一举呢？前朝的旧仪，我不敢接受。将来明堂典礼完毕之后，不再接受朝贺，百官一并在内东门拜呈贺表即可。"

元〇六年，太常博士赵〇上奏说："本朝亲自祭享的礼制，自明道年间以来，就以大庆殿作为明堂，至于有司代为主持祭祀的场所，还是设在圜丘。私下看到南郊斋宫有望祭殿，可以到那里举行礼仪。"皇帝依从此议。

徽宗崇宁四年，下诏说："营建明堂之事，已经勘察地点、召集工匠，等过了明年，再取旨兴工建造。"第二年，因为彗星出现在西方，于是下诏停止此事。

政和三年八月，下诏在大内的丙地建立明堂，将秘书省迁移到宣德门的东边，用原来秘书省的地方来建造明堂。

皇帝下诏说："明堂的规制，朕取用《考工记》中相互印证的文字，得知其制作的根本依据。夏后氏的世室，堂长为二七之数，宽度为长度的四分之五；设五室，各三步、四步宽，四尺、三尺增益；设九级台阶，四面都有两侧夹窗。考察夏后氏的制度，名叫'世室'，又称为'堂'，那么世室并非宗庙。堂长为二七之数，宽为长的四分之五，是以六尺为一步来度量的，其堂长十四步，宽约十七步半。又说'五室，三步、四步宽，四尺、三尺增益'，是说四步再加四尺，是中央的土室；三步再加三尺，是木、火、金、水四室。每室有四个门，每个门旁夹设两窗。这是夏后氏的制度。商人重屋，堂长七寻，高三尺，四面有屋檐、上下重叠的屋顶。商人称之为'重屋'又称为'堂'，说明这不是寝宫。是以八尺为一寻来度量的，其堂长七寻。又说'四阿重屋'，阿，是指屋檐的曲折之处，重，是指屋顶的重叠，那么商人的建筑有四角的屋檐、四根柱子支撑的重叠屋顶，就可以知道下方是方形的。周人的明堂，是以九尺为一筵来度量的。三代的制度并不相互沿袭，夏朝称为'世室'，商朝称为'重屋'，周朝称为'明堂'，由此可知它们都是堂。东西长九筵，南北宽七筵，堂高一筵，设五室，每室各二筵，九筵则东西方向较长，七筵则南北方向较窄，这是用来象征上天的形状，由此可知上面是圆形的。夏商周三代的名称虽然不相沿袭，但其制度是一致的，只是步、寻、筵的宽窄不同罢了。《考工记》所记载的三代制度，也是各自相互参照印证的。朕取用夏后氏增益土室的尺度，兼采商人四阿重屋的制度，遵从周人以九尺为一筵的尺度，上圆象征天，下方象征地，设四门以合乎四季，设八窗以应合八节，设五室以聚合五行，设十二堂以听政十二个月的朔令，设九级台阶、四面屋檐，每室设四门，两侧各夹设八窗。兼采三代的制度，摒弃各儒者的臆测之说，享祀天帝、尊崇父亲、听朔布政都在一座殿堂之上完成，这与古制都相合，其规制已经十分完备。应当命明堂使司依照图样建造。"于是宫中颁发出明堂的图样样式，在崇政殿向百官宣示，任命蔡京为明堂使，蔡攸负责讨论谋划规划制度，蔡〇、蔡〇、宋〇参与详细考订，梁师成担任都监，童师敏担任承受官；命开封尹盛章弹压督管工

译匠士兵，盛章罢职后，改由王革接替，又命盛章担任参详官。八月甲寅日，开局兴工，每日役使工匠上万人，仍派天武、捧日两支兵士共两千人巡逻检查。蔡京上奏说："三代的规制，世室、重屋、明堂的修建尺度并不相互沿袭。夏朝以六尺为一步来度量，商朝以八尺为一寻来度量，而周朝以九尺为一筵来度量，时代越接近现今，规制就越宽广。如今如果以二筵作为太室，宽一丈八尺，那么室中设置牌位，各种礼器已经容纳不下了，按理应当增加宽度。如今遵从周朝的制度，以九尺为一筵的尺度，太室长四筵（三丈六尺），宽五筵（四丈五尺），共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长三筵，再增四尺五寸（三丈一尺五寸），宽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增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代没有明确的长宽尺度记载，如今也以九尺为一筵来度量。明堂、元堂各长四筵（三丈六尺）、宽五筵（四丈五尺），左右侧室各长宽四筵（三丈六尺），青阳、总章各长宽四筵（三丈六尺），左右侧室各长四筵（三丈六尺），宽三筵再增四尺五寸（三丈一尺五寸），四面屋檐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以外的基址各一筵（九尺）。堂的总长为十九筵（十七丈一尺），宽为二十一筵（十八丈九尺）。"蔡攸上奏说："明堂设五道门，廊庑上覆盖素色瓦片，而门堂则用琉璃瓦，地面则根据方位不同，铺砌五色石料，栏杆柱端用铜铸造辟邪的图案，并涂饰各方位所对应的颜色。八扇窗、八根柱子则用青、黄、绿三色相间。堂室的柱子、门、栏柱，都用丹漆涂饰。堂前台阶分三级，每级高三尺，共高一筵。将火珠的装饰改为〇龙的图案。宫庭中栽植松树、梓树、桧树，宫门不设置戟仗，殿角四隅悬挂铃铛。"皇帝下诏说，因为"元堂"这个名称冒犯了圣祖的名讳，取"平在朔易"之意，改称为"平朔"，宫门名称也依此更改。于是将敷右门改称左敷佑门，左承天门改称右敷佑门，承天门改称平秩门，更衣的大次改称斋明殿。明堂、青阳、总章、元堂、太室这五座门，都由皇帝亲笔题写匾额。

政和七年，明堂建成，有关部门请求依照惯例在此视朔听朝。皇帝下诏说："明堂专门用来配享天帝、尊崇父亲，其余政务都移到大庆殿、文德殿处理。"群臣五次上表恳请，才依从了这个请求。

礼制局列出了关于明堂的七条建议："第一条，古代每月朔日必定要向宗庙祭告，表示不敢独断专行。请求今后视朝、听朔之前必须先行奏告，以体现继承先志的意思。第二条，古代天子背靠屏风面南而坐，来接见诸侯，听朔时则根据不同月份居于相应的方位。请求从今以后，皇帝在明堂正南方向就位，布政施令时则依照月份移居相应的堂室，闰月则居于门中。第三条，《礼记·月令》记载，天子居住在青阳、总章两室，每月的礼仪各不相同。请求依照《月令》十二堂的制度，修订制定时令，让有关部门奉行实施。第四条，《月令》规定季秋之月，是为来年接受历法的日子。请求每年十月，在明堂接受新的历法，然后颁发到各郡国。第五条，古代天子背靠屏风而坐，公、侯、伯、子、男以及四方边远的蛮夷戎狄之国……

译各国，都按照内外尊卑来确定位置。请从今以后，元正、冬至以及朝会之日，皇帝都驾临明堂，辽国使者按宾礼接待，各藩国依照各自所在的方位，站立在四门之外。

第六，古时候把明堂作为颁布政令的宫殿。从今以后，若有皇帝亲笔诏书，都请先在明堂宣示，然後张榜於朝堂，颁行天下。

第七，赦书、德音，旧制是在文德殿宣读。从今以后，除非皇帝亲临城楼颁赦，其余都请在明堂宣读。

九月，下诏颁布历法、施行政令自十月开始。这个月，皇帝驾临明堂平朔左个，向天下颁布天时运行与政事，以及第八年戊戌岁的运历数目。百官穿着常服站立在明堂下，皇帝的车驾从内殿出来，背靠〇坐在明堂之中，大晟乐奏起，百官在堂下朝拜。大臣登阶进呈所要颁布的时令，左右丞中的一员跪下请示交付外面施行，宰相秉承皇帝旨意予以批准，左右丞便下阶交给颁政官，颁政官接过并宣读，读完后，走出卜门奏报礼仪完毕，皇帝从御座上下来，百官这才退去。从此以后就成为常制。

译重和元年九月辛卯日，皇帝在明堂举行大享之礼，并祭祀五帝。

当初，礼部尚书许光凝等人上言说："《月令》记载'季秋大享上帝'，解说者认为是遍祭五帝。《曲礼》说'大享不问卜'，解说者认为是在明堂祭祀五帝，不用占卜。《周官》说'太宰主持祭祀五帝时，掌管百官誓戒'，解说者认为是在四郊及明堂祭祀五帝。而王安石认为：'五帝，是五方精气之神，是昊天上帝的辅佐。正因为他们是五精之君，所以分别设位于五室；正因为他们是昊天的辅佐，所以与昊天一起在明堂受祭。'自从神宗下诏，只以英宗配享上帝，而全部去除了从祀群神。陛下开创新的宏大规制，季秋大享，将五帝分位祭祀于各室，既没有以父配天的嫌疑；只祭祀五帝，又没有群神从祀的亵渎。那么神宗在前废除六天之说，陛下在後厘正五室之制，其道理是一致的。"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于是下诏从祀五帝。

礼制局上言说："祭祀天神在冬至，祭祀地示在夏至，这些都有固定的日子，无需占卜。季秋大享上帝，以先王配享，则有固定的月份而没有固定的日子。《礼》说不占卜常祀，而要占卜具体日期，是因为月有上辛日、次辛日，谋划并用卜筮决定，这是为了极尽严肃恭敬之意。请明堂祭祀以吉利的辛日为正式日期。"

皇帝下诏："每年季秋大享，皇帝亲自主持祭祀，罢除由有司代行祭事的做法。"又下诏："明堂就在宫城附近，秋享实际上是荐献时令祭品，长久施行，应当极尽简约严肃。每年季秋亲自祭祀，如同孟月朝献之礼，不再派遣五使、不用仪仗等。"从此直到宣和末年，都施行皇帝亲自祭享之礼。

高宗绍兴元年，皇帝在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祀。礼毕，不接受朝贺，文武百官依礼仪上表称贺。以嗣濮王仲〇为亚献，右监门卫大将军、信州防御使赵令话为终献。

当时礼部尚书秦桧等人上言说："臣等看到建炎年间恭行郊祀之礼时，其仪文制度以及衣服、器皿之类，已经不能完全合乎礼制。第二年渡江南来，国运更加艰难。今年又该举行郊祀，谨按冬祀大礼，神位有六百九十个，行事官员有六百七十馀人，而卤簿、仪仗、舆辇、宫架、祭器、法服，散失殆尽，还有景灵宫、太庙的祭祀仪式与登门赦免罪囚等礼仪，都不能全部施行。至于〇祭，亲自到宗庙行礼，又顾不上天地；只有宗祀明堂，似乎比较简易。倘若朝廷深究礼意的根本，采纳先儒的说法，参照汉武帝、汉章帝的制度，而省略其中严父配天的条文；志在享祭上帝，而不拘泥于制度的细枝末节，唯独明堂之礼，或许还可以施行。请广泛征求众人意见，命有司参考典礼后上奏。"

礼部尚书胡直孺议论说："谨按历代帝王的礼制，沿革各不相同，但是在郊丘祭祀天地、在明堂祭祀上帝、在太庙〇祭祖宗，这三项是万世不变的礼制。只有仁宗皇〇年间，在明堂大享，合祭天地，并且配享祖宗，遍祭百神，圣训中有'礼因人情而设'的话，而文彦博认为仁宗能够通达礼的本意，是礼的变通。由此看来，皇〇年间的祀典本来就不是万世不变的礼制。本朝配祀之制，起初并无定规。自英宗皇帝开始专门以近亲考妣配享，司马光、吕诲争论此事，认为这是贬黜祖先、抬高父亲，但最终未能推翻王〇、孙〇的谄媚之辞。後来神宗皇帝说周公宗祀是在成王之时，成王以文王为祖，那么明堂之祭不是以父亲配享就很明白了。王安

译石也是错误地引用了《孝经》严父配天的文字，可惜不能顺应圣意，辨明厘正典礼。谨按：我大宋崛起，并非有开国受封的始祖，那么创业之君，就是太祖。太祖如同周朝的后稷，是配祭于郊的；太宗如同周朝的文王，是配祭于明堂的。这两项祭祀，是万世不变的法则。皇〇年间宗祀，合祭天地，本应以太祖、太宗配享，当时是拘泥于严父配天之说，所以配享的帝位还牵涉到真宗。如今皇上继承大统，从真宗到神宗都是祖庙，只推举一人配享则怕名分不当，同时并配又几乎等同于〇祭。又有从祀百神设于明堂，这本来就不合古礼，或升或黜，多有轻慢亵渎。如今参酌皇〇年间的诏书，将来请合祭昊天上帝、皇地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这样礼制专一而事情简省，或许可以专心致力于神明。然後申饬有关部门，各自尽职，牺牲必须完备，祭品必须洁净，衣服必须齐备，以尽力表达对神明的诚意，那么这一朝的大典，岂止是施行于艰难之时，情文粗略相称，即便万世施行也是可以的。"这时，太常少卿苏迟等人则请求采用皇〇年间诏书的旨意，兼采景〇年间礼官的请求，就在常御殿，坐南朝北、以西为上，设昊天上帝、皇地〇的神位；面向西、以北为上，设太祖、太宗、真宗的神位；在殿的东廊，设圜丘的第一龛九个神位；在殿的西廊，设方泽的第一成十六个神位。这样或许诚意可以表达，仪物可以齐备。如果认为没有遍及历代列圣是不够周全，那么大礼前一天，有亲自到太庙祭告的仪文，如今神主供奉在温州，恐怕应当命大臣到某处代为行祭祀之事。如果认为没有遍及百神是不够周全，那么请在行在的天庆观大享之後，选择一天，采用祖宗大礼结束後恭谢的仪文，也命大臣简省其仪物，全部举行祭告，也足以尽祈福报答之心。"皇帝下诏："依照礼部新定的仪制，一律遵循皇〇二年的诏书，仍以明堂大礼为名称，在常御殿设位行礼。"

礼部上言说："遵照诏令参酌皇〇诏书，在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以配享。应当用神位四个，原本是御笔亲书的镶金青字牌位，出自雕木镂金五彩装饰的莲花戏龙座，黄纱镶金罩子，黄罗夹软罩子，黄罗衬褥，朱红漆腰扌舁套匣，黄罗夹帕等物件，全都是从前在扬州渡江时失落的，请下令所属部门重新制造。"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绍兴四年九月，在明堂举行祭祀，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享，同时祭祀百神。

在此之前，有司请求商议郊祀、明堂、〇祭的适宜安排，礼部侍郎陈与义议论说："臣仔细考察国家大祀，天子亲自举行的，有南郊、有明堂、有〇祭、有恭谢。古时候修建南郊的制度，在国都之南五十里，那是指国都的南面。陛下驻跸在此地，并非建都之地，设置坛〇，本来就没有合适的场所。建炎戊申年，在扬州举行此礼，那时因为以火德承继兴起，大统重新聚合，即位之初，不能不朝见上天，以礼制从权变通，不必一定要沿袭旧制。何况卤簿、仪物，渡江时散失殆尽，边疆战事，年终多有忧患，那么南郊之礼在今日本来就不敢轻易商议。国运尚未安定之际，奉安宗庙神主，暂时权设在永嘉，已经累积多年，如果想要迁移，以便于亲自祭祀，又怕有违在天神灵之意，那么〇祭之礼在今日实在不可施行。陛下亲身经历诸多忧患，严肃恭敬、心怀敬畏，正与百姓一同向上天祈求，应当务实而去除虚文，只有祈求而没有报答，那么恭谢之礼在今日也不可施行。〇绅儒生中又有主张柴望之礼的，认为虽然

译祖宗未曾施行过，但今日却可以开始举行。臣曾经考察过，这种说法本源于《尚书》的《尧典》篇，本来是用于巡狩的礼仪，而周室在《时迈》告祭之诗中施行过，其说法详见于孔颖达的注疏，指的是封禅之事，而汉光武帝曾经施行过，记载在泰山刻石的碑文中。陛下遭逢艰难时局，在东南休养生息，整顿政事、治理军务，等待上天悔祸降福，再举行这样的大礼，务必出于诚心，岂能借口巡狩告至而有所托辞呢？况且柴望之祭，不涉及祖宗，所用的时日，也应当有所依据。如果一概加以损益变动，那又何必用柴望的名义呢？既然如此，柴望之礼在今日也是不可施行的。臣私下认为明堂之礼，有汉武帝在汶上举行的先例，绍兴元年，确实已经施行过。如果再次举行，既合于今日的实际情况，又不违背古代的典制。有人说自从扬州南郊之後，到今天，又已两次遇到该举行郊祀的年份，不可以超过六年而不举行郊祀。据臣考察，郊祀的疏密频率，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制度。真宗自景德二年祭祀南郊，到祥符七年才祭祀东郊，那就是隔了九年才再次举行郊祀。仁宗皇帝在皇〇五年祭祀南郊，嘉〇元年举行恭谢之礼，四年举行〇祭之礼，七年举行明堂之礼，那就超过九年而没有再举行郊祀了。超过六年不举行郊祀，并不值得怀疑。有人以周公严父配天的说法为疑虑，那么既有治平年间司马光、吕诲的议论，又有熙宁年间祖宗的圣训与王安石的说法，足以破除万世的疑惑了。有人以并列配享之礼为疑虑，是因为绍兴元年礼官的议论，认为皇〇年间，四方无战事，万物繁盛，所以在明堂合祭天地，并列配享祖宗。这是因为那种说法没有讲透，不能阐明变礼的用意，所以导致众人的疑惑。谨按皇〇年间的诏书，大略说：'本朝自祖宗以来，三年一次郊祀。如今祭祀明堂，正当三年一次亲自郊祀的期限，而礼官所定的配享神位，没有涉及祖宗，应当一并配享以表明朕恭敬事奉祖宗之意。'太祖如同周朝的后稷，应当配祭于郊；太宗如同周朝的文王，应当配祭于明堂。郊祀应当祭祀太祖，而在应当郊祀的年份，举行明堂之礼，那就不可以遗漏太祖而不祭祀。考察神明的道理，根据人情，那么皇〇诏书的本意，可以作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典制，岂止是因为四方无战事、万物繁盛才举行这样的礼仪呢？并列配享之礼，又不是应当怀疑的。至于神位、仪物损益多寡的数目，还应当再加以斟酌，以求尽善尽美地符合今日情理文饰的适宜。"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这样一来，中兴以後郊祀明堂、合祭天地、并列配享祖宗之礼，经过参考阐明，到陈与义的议论才最终确定下来。于是太常寺分条列出：请以明堂大礼为名称，左仆射在尚书省主持誓戒行事、执事、陪祠官的仪式，刑部尚书主持誓戒之礼。明堂殿上下撤去黄道ブ褥，进入殿门不张伞盖，百官不必回班行礼。皇帝的御用照明用具及仪仗、伞扇不再进入殿内。行礼之前，卫士不起立呼喊万岁，读册官读册读到皇帝御名时不必起立。"皇帝下诏都听从了这些建议。

国子监丞王普上言说："大礼明堂有不合乎典礼的事情：正位、配位每个神位都设太樽三个，著樽二个，牺樽、象樽、壶樽、山樽各一个，又设〇和樽的数目相同。太樽中，一个盛内府供应的法酒，一个盛〇齐，一个盛醴齐；著樽中，一个盛祠祭用的法酒，一个盛盎齐；牺樽盛缇齐，象樽盛沈齐，壶

译樽盛昔酒，山樽盛事酒；太〇中，一个盛清酒，其馀都盛明水。谨按《周礼》，春祠、夏礻龠祭祀用两个牺樽、两个象樽，秋尝、冬〇祭祀用两个著樽、两个壶樽；四时之间的祭祀用两个太樽、两个山樽。又说'凡祭祀供奉五齐三酒，用来盛放在八个酒尊中'，那么六种酒尊的数目，总共有十二个，其中当时实际使用的有四个，设置而不斟酌的有八个。明堂是季秋大享，那么初献应当用两个著樽，一个盛玄酒，一个盛醴齐；亚献、终献应当用两个壶樽，一个盛元酒，一个盛盎齐，都要设有〇和樽中所盛之物相同的〇。又要设两个太樽、两个山樽、两个牺樽、两个象樽，盛五齐、三酒而不斟酌使用，〇也是如此设置。如今祭祀所用只有九个酒樽，而首先设置太樽三个，用来供应内府法酒及〇齐、醴齐；又设置著樽二个，用来盛祠祭法酒及盎齐；又设置牺樽、象樽、壶樽、山樽，分别盛缇齐、沈齐、事酒、昔酒。酒樽的数目不足以盛下五齐、三酒。又设置太〇，用来盛清酒。元酒没有与齐酒对应设置，于是又设八个〇来盛放，而且排在三酒之後。这大概是不考虑所设〇与所陈列的意义，只求遍及酒樽和〇的数目而已，实在没有经典依据。应当仿照《周礼·司樽彝》秋尝之礼的制度，设两个著樽，一个盛元酒，一个盛醴齐，用于初献；又设两个壶樽，一个盛元酒，一个盛盎齐，用于亚献、终献；其馀八个樽，用来盛五齐、三酒，设置而不斟酌，全都依照《周官》的制度。其中的醴齐，请用祠祭法酒代替；其中的盎齐，请用供内法酒代替。增加三个樽凑成十二个的数目，或许可以与《周官》的记载相符合。"

又上言说："按：祭器实际上是仿照聂崇义《三礼图》的制度制作的，比如爵做成爵形，背上负着盏，那就不能用来反坫；〇、簋做成桶形，上面做成龟形，那就不能盖上盖子。这类问题很多，大概是出于臆测揣度，而没有亲眼见过古代的器物。自从刘敞撰著《先秦古器记》，欧阳〇撰著《集古录》，李公麟撰著《古器图》，吕大临撰著《考古图》，才真正得见三代的器物，考验其铭文款识，可以作为依据。政和年间新制成的礼器制度，都是本于这些著作，其中用铜制作的，曾经下诏允许外地州郡用漆木代替。到皇上在应天受命，在扬州祭祀郊庙时，都使用新制成的礼器，起初并未废弃停用。因为渡江时散失，已经没有存留下来的了。近来明堂所使用的，是有司随意大略仿照聂崇义《三礼图》制作的，其制度是不对的，应当一律依照古代器物的制度来确定，其中〇、簋、樽、〇之类，仍以漆木代替铜，或许比较容易制成。"

绍兴七年，皇帝下诏在明堂举行大享。当时徽宗驾崩，皇上亲自服丧三年，礼部、太常寺上言说："景德、熙丰年间南郊祭祀的旧例，都是在服丧期间举行的，当时亲自郊祀行礼，除了郊庙、景灵宫需要用乐之外，所有卤簿鼓吹以及楼前的宫架、各军音乐都齐备但不演奏，各处的警跸鸣响，只敲鸣金、钲、鼓、角。请依照历朝旧例施行。"太常博士孙邦请求自受誓戒之日起，皇帝以及百官、禁卫等暂时改换吉服，等到礼成回宫後仍恢复丧服。中书舍人傅崧卿援引严父配天的说法，想要将徽宗升祔配享。皇帝下诏命侍从、台谏、礼官一同商议。

礼部侍郎陈公辅上言说："陛下正处于道君皇帝的丧期之中，而道君皇帝的神灵正供奉在几筵之上，怎么能够匆忙预定配祭之礼呢？何况梓宫尚未运回，〇庙还没有确定的商议，臣愚见认为应当提前一天，陛下尽哀致祭，禀告

译道君皇帝说将要在明堂举行祭祀之事，暂时离开几筵，暂时借用吉服，这是因为国家的旧例不敢废弃。然後就前往斋宫、进入太庙，举行明堂祭祀之事，事情结束後，再像当初一样服丧，这样才算合乎礼制。"吏部尚书孙近等人议论，引用司马光的说法说："汉朝以高祖配享上天，後汉以光武帝配享明堂。古代的帝王，凡不是开创邦国、开拓疆土，创立华夏基业的，都没有配享上天的先例。即便是周朝的成王、康王，汉朝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德业不能说不美好，但是子孙不敢推举他们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讳祖宗。近世祭祀明堂的，都以自己的父亲配享，这实在是误解了《孝经》的本意，而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不能作为效法的榜样。何况梓宫还未运回，几筵还未撤除，山陵还未卜定，怎能匆忙商议配享之事呢？臣等恳请今年的明堂大礼，暂且依照绍兴元年的诏书办理，请等到削平叛乱、恢复大业之後，再确定郊祀明堂的礼仪，完全遵从周朝的制度，才不至于失去《礼经》的本旨。"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辛未日，在明堂大享，罢除合祭之礼，奉徽宗配祀。在堂上祭祀五方天帝、五方人帝，在东厢祭祀五官之神，罢除从祀诸神的神位，采用的是熙宁年间的礼制。

礼部、太常寺上言说："明堂大礼，车辂、卤簿、法驾、仪仗，按理应当预先讨论商议。想要依照《政和五礼新仪》，宗祀上帝时，有司陈设法驾、卤簿，车驾从太庙乘玉辂前往文德殿。皇〇年间《明堂记·大驾卤簿图》用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六人；大中祥符元年，法驾用一万零六百六十一人。比较从前的礼制，命令按三分减一的比例削减。礼官所确定的人数总共是一万一千零八十八人。绍兴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的郊祀大礼，大驾、卤簿、捧日、奉宸队等一共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二人。如今商议明堂大礼，请依照绍兴二十八年的先例，按三分减一削减，用一万零一百四十人。"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卷七十五 郊社考八

○明堂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上言："昊天上帝的四次祭祀，请一并在圜坛举行礼仪。"礼部侍郎郑闻认为："明堂应当在殿屋中祭祀，不应当在坛上祭祀。请遇到明堂皇帝亲自祭祀时，就遵循绍兴三十一年已经施行过的旧例，如果像平常年份由有司代行祭事，就暂时借用净明寺举行礼仪，这样才合乎明堂祭祀的本意。"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中兴以後，昊天上帝的四次祭祀是：春祈、夏雩、秋享、冬报。其中两次在南郊的圜坛举行，另两次在城西惠照院的望祭斋宫举行。绍兴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赵子画说："每年祭祀上帝，设位在绍兴的天庆观。如今驻军在那个地方，请改设在城外东南方的告成观。"十二月，礼官说："祭天应当燔烧牛头，如今祭牲只用少牢。请改为燔烧羊头，〇修筑燎坛的位置，增加笾、豆各六个（笾中盛放菱角、芡实、栗脯、乾桃、乾{艹〇}，豆中盛放芹菜腌菜、┺菜腌菜、葵菜腌菜、菁菜腌菜、韭菜腌菜、鹿肉酱）。俎八个（放羊肉、猪肉的生食和熟食），〇一个（放毛血），〇二个（放稻粱），簋二个（放黍稷）。进献胙肉用羊的整体，开始时用礼神玉起誓，备齐三献之礼。"绍兴二年，皇帝下令在临安城外东南方选择地点祭天。二月丁卯日，太常少卿程〇说："妙觉院离城太远，而天宁观在城中，不在城的东南方。"皇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