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选举考五

译人们（应试），苏东坡上疏说："自从变更考试法以来，读书人中练习诗赋的，十人中有七人。希望朝廷根据经义、诗赋考生人数的多少，各自设立名额来录取人才。"由此可知，当时读书人虽然有十五年不练习诗赋，但变法之后，一旦练习，很快就既工巧又人数众多了。到了建炎、绍兴年间，朝廷用经义取士已经将近五六十年，兼用诗赋才不过十多年而已。然而如果同场考试，那么经义答得拙劣而诗赋答得精巧；如果分科考试，那么应试经义的人少而应试诗赋的人多。这样流传已久，后来各地考场，大概诗赋科占了三分之二，这是有其来由的。

译二年，诏令：“落第进士中，参加过六次考试且曾经参加过殿试、参加过八次考试且曾经参加过省试的，并且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参加过四次考试且曾经参加过殿试、参加过五次考试且曾经参加过省试的，并且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河北、河东、陕西的举人，在此基础上各特别减免一次考试次数；元符以前到过省试两次的不限年龄，到过一次的须年满五十五岁以上，各道转运司、开封府都要把这些人的姓名上报，命令他们直接参加廷试。”

按：仁宗嘉〇二年，廷试才开始不再黜落考生，从此以后凡是经历过殿试的人，没有不能出任官职的。熙宁、元丰年间，也曾经有过对经历过殿试的人施加恩惠的命令，这大概是为嘉〇二年殿试没有考中的人设立的。如今在中兴之初，又有这样的命令，那么从建炎往上追溯到嘉〇以前，大概已经七十多年了，哪里还会有曾经参加过殿试的人呢？又恐怕这是专门为科举考试列入下等、不计入选官年限、尚未出任官职的人所设的，大概这些人也被称为曾经参加过殿试，所以命令他们再次考试而授予官职，以示优厚的恩典。史书记载不明确，应当加以考证。

这一年，皇帝亲自在行都主持考试举人，赐予进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多人及第，第一名授左宣教郎，第二名、第三名授左宣义郎，其余人各按等级给予恩惠。特奏名第一名附于第二甲，考入五等的人也授予官职，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中未能赴考的一百零三人，就地在家中赐予及第。这些都是皇帝即位后特别加恩的。

按照旧例，廷试前十名，御药院先把考卷呈奏皇帝裁定名次高下。皇帝说：“选取士人应当务求最公正，考官自然足以信任，怎能容许凭一人的意见随意更改升降名次？”下诏从今以后不要先呈进考卷。

绍兴元年，因为这一年正当举行明堂大礼，又下诏命令各道举行类试，选择宪司、漕司或帅司、州守中通晓词学的人总管此事，让他们精心挑选考官。于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开始用便宜行事的方式，命令川、陕的举人就在设置的官署所在州进行考试。

侯延庆说：“自用兵以来，太学已经废止，学生解散，文籍散失。如今各道州军的进士已有固定名额，唯独行在的职事官及各官署随行的有服亲属和门客，往往与乡贡隔绝，请求设立应举的办法，以国子监进士的名义应考。”朝廷下诏同意，命令转运司附带考试他们。这一年，皇帝下达恩诏：“应当被恩准免解的举人，如果遇到兵乱毁失了凭证的，召集两名京官作保，所在州军发给凭证之后，仍然要申报户部登记造册。”

二年，皇帝亲自策问进士张九成等人。当时凌景夏被定为第二名，吕颐浩说，凌景夏的文辞实际上胜过张九成，请求改定他为第一。皇帝说：“士人刚刚被进用，就应当分辨出他是忠是佞。张九成上从朕自身，下到各级官员，说话毫无所畏惧回避。”于是提拔张九成为第一。张九成因为类试和亲策都是第一，特地晋升一级官阶。四川类试正奏名第一名，按照殿试第五名的恩例对待。

九年，下诏：“陕西长期沦陷在敌境，若与四川一起类试，一定不能符合考试标准。命令礼部安排处置，另立名号单独取录放榜。”川、陕分别设立类试名额从此开始。

御史中丞廖刚说：“国朝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每以今年举行大礼、明年开科场、又明年进行省试殿试作为标准，所以授官人员先后到吏部报到，不至于混杂并集。如今科试和明堂大礼同在明年，省司的财政很难应付，这是第一个不便之处。近年来初任官等待官阙，大约要四五年，如果让进士、荫补人同时授官，这是第二个不便之处。再往后推迟一年，就与旧制相合了。”天子认为他的建议正确，第二年下诏说：“三年一次选拔人才的制度，起源于治平年间，延续到历朝，遵行成为常法。近来由于多次变故，逐渐推

译迟了考试的日期，导致取士的年份恰好与祭祀祖宗的年份相冲突，而入仕的众人又同时聚集到吏部，主管部门苦于供应繁重，众多士人也发出停滞不前的叹息。应当加以改正，恢复旧的常规，希望办事能够均衡，对国家有利，授官不再壅塞，对个人也方便。绍兴十年，各州依照旧条发解，在绍兴十二年正月举行省试，三月举行殿试。此后科场都以此为准则。”

十三年，开始设立同文馆试。凡是在行朝，离本籍及千里以上的人，允许附于国子监考试。

下诏：“祖宗旧法，各路州军科场，都限定八月初五日锁院。因为福建距离京城远，就提前用七月锁院；川、广更远，就用六月。如今福建、两广距离京城已不远，恐怕考试落第的举人假冒姓名在别的州再次应试，可以按限定在八月初五日锁院。”

过去各州都在八月选定日期考试士人，举人中有到几个州求取解额的情况。到这时，下诏各道发解一律以中秋日举行考试，四川则用季春，而仲秋进行类省试。

太学博士王之望说：“举人的考试文章，有的完全套用本朝人文集中数百字，有的抄袭歌颂文字及佛书整句，旧有的规定都已无从查考。建炎初年，都已全部删去这类规定，所以违犯的人很多。”下诏重申严格执行。

十九年，下诏：“从今以后科试前一年，各州军及所属县的长官要登记造册确定符合应举资格的人，到第二年春天，由县上报给州，州再下发给学校，核实并进行担保，等参加完乡饮酒礼之后，送到试院。凡是临考期才提交状纸求人担保的，都不予接受。”

自熙宁、元丰年间以来，程颢、程颐用道学在洛阳倡导，天下人都以他们为师归附。中兴以来，道学开始在东南地区兴盛，士子科举考试的文章渐渐效法程颐的学说。此前，陈公辅上疏诋毁程颐的学说，请求加以禁绝，而胡寅辩驳他说得不对。到绍兴末年，正字叶谦亨上奏说：“先前朝廷议论专门崇尚程颐的学说，士人中有立论稍有不同的，都不被录取。前些日子大臣却又暗中偏袒王安石，凡是稍微涉及程颐学说的，一概摈弃。程、王二家的学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取其符合孔孟之道的部分，都可以作为学问。”皇帝说：“赵鼎主张程颐之学，秦桧主张王安石之学，确实都有偏颇。”下诏命令有关部门从今以后不要拘泥于一家之说，务必寻求最恰当的论说。道学的禁令，到这时才稍微解除。

礼部侍郎周葵说：“科举足以选拔人才。近年来主考官迎合大臣的心意，多选取经传中可以用来阿谀奉承的话作为考题，学子们因此专门致力于苟且迎合时尚。比如论述伊尹、周公，就争相写出归美宰相的话；《春秋》中讥讽贬斥失礼之事，就把它说成是褒扬称赞的事。违背圣人本意的，大多类似这样。至于古代治乱兴亡的变化，因为触犯当今忌讳而闭口不谈，后辈晚生往往不读史书。希望下诏命令有关部门选拔通晓经义、博览古今的士人，把他们置于优先地位；那些穿凿附会、迎合上意、议论怪僻、不合体式的，都应黜落；如果矫枉过正、不顾所问、专务诋毁攻讦的，也不予录取。”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二十五年，皇帝对辅臣说：“往年秦埙应对策问，都是秦桧、〇喜欢听的话，有关部门拟定他为第一，朕把他压低为第三，不让他与寒门士子相争。如今可以施行祖宗旧例，凡是礼部录取的举人中有权贵要人亲属的，都要重新考试。仍然追夺秦埙的出身，改曹冠等七人的官阶都加带‘右’字，其余的都予以罢黜放归。”

二十七年，此前四川士人赶赴殿试来不及的，都赐予同进士出身。皇帝考虑到其中有优秀人才能够考取高第的，不应该都被列入下等，到这时，事先下谕都省，放宽延展考试日期以等候他们。宰相沈该上奏说：“天气正当炎热，亲临殿试不方便。请让后到的人由臣等来策问，中书省来评定名次高

译下。”皇帝说：“三年一次策问士人，朕难道会吝惜一天的辛劳吗？”等到唱名公布名次时，王十朋位列第一，第二名阎安中，第三名梁介。阎安中、梁介都是四川士人。皇帝非常高兴。

二十九年，孙道夫在经筵侍讲，有一天，极力论述四川类试请托的弊端，请求全部让他们赴礼部考试。皇帝说：“下一次考试只要派遣御史监督就行了。”孙道夫坚持得更加坚决，此事下发国子监议论，祭酒杨椿说：“四川距离京城万里之遥，怎能让士子们跋涉三峡、冒险渡湖呢？想要革除其中的弊端，只要派一位监试官员合适就足够了。”于是下诏命令监司、太守中有能力担当此事的宾客前往省试，其余的不在派遣之列。这一年，四川类省试，开始降下敕令派遣官员。四川类省试第一名的恩数，起初，比照殿试第三名，赐予进士及第，是对他的优待。后来因为何耕在应对蜀地人才的策问时，被秦桧所恼怒，于是改为礼部类试第一等的人一并赐予进士出身，从此以后没有不参加御试的人了。只有皇帝不亲自策问的时候，类省试第一名的恩数才照旧例，第二、第三名都附于第一甲，第九名以上的都附于第二甲。

孝宗隆兴元年，下诏：“凡是让人代替姓名以及冒充别人姓名参加省试的人，除了各自按律追缴所受财物之外，并且永远不得应举。”

省试原来按十四人取一名的比例录取，隆兴初年，建、剑、宣、鼎、洪五州的进士，三次考试确实到过考场的，都因为皇恩浩荡而免于解试。皇帝下旨增加省试名额一百人，于是按十七人取一人的比例录取，而四川类省试则按十六人取一名，此后不再更改。

容斋洪氏《随笔》说：“黄鲁直在元〇三年担任贡院参详官，有一份书信记载说：‘正月乙丑日，锁闭太学，考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日，具文上奏录取进士五百人。’这是在考院共四十四天，而九人半取一人，与今天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臣僚说：“科举的制度，州郡的解额狭窄而应举者众多，漕司名额往往较宽，士人因此常常舍弃本籍而谋求漕司的凭牒。请求重申严格禁止诈骗冒名的规定，制定统一的制度。”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四年，于是裁定了牒试的法令，文武官员添差官员，除了亲生子孙以外，一律罢除；那些在行在担任职事官的，除了监察御史以上，一律不许参加牒试。

乾道六年，下诏从今以后各道试官，都要间隔一个郡选派差遣。后来又命令要历经三个郡合符验证，才准许进入考院，用来防止私下作弊。

七年，虞允文请求让辛巳年以来归正的人，仿照祖宗时陕西、河北举人赴南省应试的旧例，另外设立名额单独录取。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八年，礼部尚书胡沂、郎官萧国梁编造的贡籍已经完成，呈报给皇帝，凡是各道举人的乡贯、所治经书、三代情况、年龄、参加考试的次数都齐备详尽。

淳熙二年，进行御试。皇帝曾经对辅臣说，想要让文臣能够骑射，让武臣通晓诗书，命令讨论评定优劣等级的办法呈报上来。到这时，唱名公布名次之后的第二天，皇帝亲临殿上，引见考核文士詹〇癸以下一百三十九人的射箭技艺，这是新制定的规定。第二天，又引见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这一天，进士们都手持笏板整齐地进入殿中起居行礼，换上军装，各自发给六支箭，弓不限拉力强弱。射箭的人无不振奋精神努力表现，射中的人很多。凡是三箭都射中箭靶的定为上等，正奏第一名晋升一级官阶，授予通判之职，其余的按资序晋升一级；两箭射中箭靶的定为中等，减免两年的磨勘考核；一箭射中靶心和一箭射上靶垛的定为下等，任满一届后不按次序授官。上四甲中能全部射中的听候旨意处理，第五甲射箭达到上等的登记在黄甲之内，其余的只是提升名次而已。特奏名第五等人中射箭技艺合格并且文才合格的，凡是不合格的都赐予布帛。

六年，下诏：“特奏名从今以后按三人取一人的比例，在第四等以前的，其余的都归入第五等。那些末等纳敕的人过去

译允许再次考试，现在只允许考一次。原来免解的人如果有事故未能参加考试的，算作已经参加过一次，现在不再这样计算。潜藩地区以及五路原来提升甲等的，现在只提升名次。”此后又允许纳敕三次，成为固定的制度。

容斋洪氏《随笔》说：“唐朝开元年间，国子祭酒杨〇说：‘我私下见到流外出身的人每年有二千多人，而明经、进士科出身的人不到十分之一，那么这就是说勤勉修习道德学业的士人，还不如胥吏那样容易得到官职。如果因为出身的人太多，就应该对各种类别都加以裁减，不应该单单抑制明经、进士两科。’当时的人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淳熙九年，大幅裁减了荫补官员的名额，这时，吏部四选开列出来，以三年为标准，文班进士大约有三四百人，荫补的文武官员也是这个数目，而恩幸、流外出身的却超过了二千人，与开元年间的情况非常相似。”

十一年，进行御试。当时进士考策论，到傍晚还没有交卷的有三人，皇帝下旨赐给他们蜡烛。不久侍御史刘国瑞说：“宫廷之内，自有防火的禁令，贡举的条例，也不允许点着蜡烛应考。虽然是圣上恩德宽厚，宽限片刻时间，但我私下担心玩忽懈怠成为风气，逐渐败坏法度制度。那些最后交卷的人，请求交给御试所降低等第。”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按照旧例，廷试的举人到了傍晚还未完卷的允许赐给蜡烛，但是殿内幽深容易变黑，太阳一偏斜殿上就要点出蜡烛了。凡是被赐予蜡烛的，正奏名要降低一甲，如果本来在第五甲，就降为本甲的末名；特奏名要降低一等，如果本来在第五等，就授予摄助教之职。举人在省闱以及国子监、两浙转运司应试的，都禁止用蜡烛。

十四年，御试录取了进士王容以下的人。皇帝天资英明，在大殿上策问士人，多亲自决定升降等第，不完全依靠有关部门。这一次考试，王容原本是第三名，被皇帝亲自提拔为榜首。当时儒生辈出，文辞典雅端正，号称“乾淳体”。

朱熹曾经想要废除诗赋，把诸经、子史、时务按年分别考试，他的私下议论说：“古代大学的教育，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它的考核方法，又以九年能够触类旁通、坚定志向不改变作为最高成就。如今《乐经》已经失传而《礼经》有缺失，二戴的《礼记》已经不是正经，却又废除了其中一种。经书作为教材，本来就不能齐备，而研治经书的人大都舍弃他们感到困难的部分而选择容易的部分，只窥探经书的一部分而顾不上其余。至于诸子的学说同样出自圣人，各种史书则概括了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变化，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学者怎么能够一下子全部通晓。如果把应当读的书汇合起来按年份分别安排，让他们各自用三年时间，共同通晓其中三四分之一的内容。凡是《易》、《书》、《诗》列为一科，在子年、午年考试；《周礼》、《仪礼》以及二戴的《礼记》列为一科，在卯年考试；《春秋》及《三传》列为一科，在酉年考试。考试经义各出两道题，各经都兼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述则把诸子分为四科，按年份分别附加考试。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书》列为一科，《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列为一科，《新唐书》、《旧唐书》、《五代史》列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列为一科，依次分年，如同经、子的方法，各出两道策论题目。又要让研治经书的人一定坚守家法，回答经义的人必须贯通经文，条列各家学说，用自己的见解来判断。有关部门出题，必须依照经文章句。这样，士人就没有不通晓的经书，没有不通晓的史书，都能够在世上有所作为了。”虽然朱熹的建议没有上达皇帝，但天下的人都在传诵他的说法。

项安世模拟对学士院策问的回答说：“科举的制度，是当今没有办法改变的制度。自从太平兴国以来，科举名声越来越重要，实际

译功用却越来越轻，到如今已经二百多年了，天下的人才，全部被限制在科目考试之内。考中这一科目的人，即使是〇杌、饕餮这样的恶人也一定授予官职；未考中这一科目的人，即使是周公、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一定被舍弃。习惯已久，上面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下面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怨恨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而有所取舍，那么上面就会畏缩不安，下面也会侧目而不服气。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却甘心坚守着它，不敢再议论了。所以说‘这是当今没有办法改变的制度。’姑且不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会怎么做，但假使让诸葛亮、王猛处在这个位置，一定会自己拿出主意，另外建立一套办法，用来陶冶天下的人才，用来收拢天下的才智之士，来共同成就当时的大事，绝不会甘心受这种束缚。从王导、谢安以下，那些随顺世俗、按部就班行事的人，想要在妥帖平静之中，暗中达到精密衡量的效果，那么就一定不敢改变现今的说法，去选取现今的士人了。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商议的了。但是用王导、谢安的方法来调度此事，也有办法吗？回答是：‘有。有时在寻常的尺度之中，稍微拿出一些通达特出的举措，稍微改变一下苛刻繁琐已经过分的习气，稍微伸展一下浑厚平直的风气，那么还是比现状要好一些。’大概天下的事情，虽然贵在遵守法度，但也不能完全依赖法度。法度是用来抑制侥幸取巧的人，不是用来抑制豪杰之士的。所谓侥幸取巧的人，是指他们的才能不应该得到，却妄想得到它的人。一个人得到了，众人就会效仿攀附，这个口子一开，就不能再禁止了。所以在上位的人立法来拒绝他们，让他们想要晋升却没有空隙可钻，想要谋求却没有借口可用，这就是法度的功效所在。至于那些豪杰之士，他们的德行应当为人上人，他们的才能应当被世人所用，并不是所谓的侥幸取巧之人，这是法度所要寻求的对象，不是法度所要拒绝的对象。众人都心服口服，没有人敢与他们相比，用这样的人做榜样，谁敢去攀附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人，随时选拔出来任用，用来向天下表明不是专门靠舞文弄墨来获取君主授予的官爵，那么也足以补益风俗教化，弘扬切实的德行，扶持善人而使恶人感到羞愧。”又说：“科举兴盛，是从唐朝开始的，然而唐朝选拔士人，还没有完全出自这一途径。有靠上书而获得官职的，比如和逢尧、员半千之类就是这样；有靠隐逸而被征召任用的，比如阳城、李渤之类就是这样；有出自征召举荐的，比如韩愈是被张建封、董晋征召的；有出自延誉推荐的，比如吴武陵推荐杜牧就是这样。到了本朝，法令开始变得严密，科场的条例，就像捆绑胥吏一样繁琐，而乡举里选的用意也纤毫毕现、没有遗漏。然而祖宗的时代，仍然有超出常规的事情，比如张咏本应当是解试第一，却把名次让给他的同乡，这是还有朋友之间的情义；宋祁本应当是第一，却命令让给他的哥哥，这是还有兄弟之间的恩情；把士人延请到客厅，先让他们呈上所作的文章，这还是有礼待之意；李畋、张及二人一起被解送，那是当时还没有设立固定名额。此外还有陈情请求的恩典，聘请召用的礼仪，元〇年间重视德行的举荐，三舍法重视品行的规定，这些说明当时的人也知道仅凭文章不足以真正了解士人，所以孙复、苏洵被任用，还是出于常规法度之外，而雷简夫、姚嗣宗的官职，有的是由于特别通达的授予。然而当时的心意虽然想要变通却感到不安，而法度已经确定下来，虽然有时稍微超出常规，但也只是千万人中的一两个而已，一时的才能德行，不足以胜过二百年来的科举制度啊。”

按：选拔士人的弊端，人人都能谈论一二，然而晦〇（朱熹）、平甫（项安世）二位先生的说法，却不废除科举的制度，同时又足以补救科举的弊端，他们的说法还算是切实可行的。

光宗初年，有建议的人说：“省试考核士人，春天

译时节尚早，天气寒冷，白昼短暂，如果遇到刮风下雪，就会砚台结冰、笔墨冻结，写字都写不成，纵然有杰出的才能，也没办法施展发挥。请求将考试延展到二月初一，而殿试则在四月初挑选日子举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宁宗庆元二年，因为皇帝正处丧期不能亲自策问，省试进士，录取了正奏名邹应龙等人。

自从韩〇胄承袭秦桧的故技，把道学指斥为伪学，台谏官附和他，向皇帝上奏章加以论列，皇帝下诏张榜公布在朝堂之上，而刘德秀在省试的奏疏中，甚至说：“伪学的魁首，凭一介匹夫窃取君主的权柄，鼓动天下人，所以文风未能大有改变。请求把《语录》一类的书籍一并加以查禁销毁。”不久叶翥上奏说：“士人拘泥于伪学，专门学习《语录》中荒诞不经的说法，用来文饰《中庸》、《大学》这些书中不正确的解读。有叶〇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士人们传诵他们的文章，每次运用都能奏效。请求从内部的太学，到外部的州军学校，各自把每月考试合格的前三名文章，呈送御史台加以考察。太学按月呈送，各路按季呈送。如果有人依旧沿袭旧习不肯改变，就要追究学官、提学司的罪责。”这一次考试，凡是言论涉及道学的人都不在录取之列。

四年，进言的人说：“如今的诗赋，虽然不太接近古风，但也能够贯通六艺，驰骋于百家之学，受骈俪对偶格律的约束，需要精心研究、深思熟虑，才能够写成文章。唯独经义这一科，全都套用固定的类型，父子兄弟相互传授，搜罗汇集陈词滥调，一言一字都不脱离固有的分寸，堆满了箱箧，起初却没有真正的学问根基，进入考场应试，很少有超出揣摩模仿之外的，天下的士子，谁还致力于真才实学呢！希望命令有关部门，所出的《六经》题目，各自从本经中摘取两段意思相类似的文字，合并为一道题，或许能让真正有学问的人尽情发挥自己的见解，而那些挟带书册、抄袭作弊的人或许可以就此收敛。”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述主考官的三个弊端：第一是过分压制词赋，既暗中削减分数，又大多把它排在下等；第二是过分借重《春秋》一科，各地的解试榜单，大多把它列为首选；第三是国朝的正史与实录等书籍，是人们私自收藏的，本来是有法令禁止的，只有公卿子弟，有的因为父兄的关系得以偷偷窥见，有权势的人家，冒着禁令传抄，而有关部门却取本朝的旧事，隐藏事情的本末，作为策问的题目，出身贫寒、地处偏远的士人，无从全部了解。请求从今以后诗赋写得纯正的，把他们排在前列，《春秋》一科表现卓越出众的，也不妨列于高位，如果所写的文章与其他经书没有差别，自然应当综合评定名次高下。策论的题目也必须清楚明白地指明所问的内容。”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开禧二年，下诏各道运司、州、府、军、监：“凡是发解合格举人的试卷姓名，分类申报给礼部，等到省试考中之后，行文转发给御史台，会同礼部长官、副长官核对字迹，并知会御药院内侍加以核对。廷试字迹不相符的，另外列榜黜落放归。”

按照旧制，秋贡、春试都设置了别头场，用来接待需要回避亲属关系的举人。凡是缌麻服以上的亲属以及大功服以上有婚姻关系的家庭，都要转送到别头场应试，只有亲临殿试，被称为“天子门生”，即使父亲或兄长是考官，也不需要回避。这一年，才因为有议事的臣子提出请求，下诏从今以后凡是在朝任官而有亲属参加殿试对策的，都要免除让他参与考核评阅。

开禧元年，检详毛宪担任考官，他的儿子毛自知因为迎合主战用兵的言论而在众多士人中位列第一。韩〇胄失败以后，就依照进言者的奏请，剥夺了毛宪的次对官职，把毛自知降为第五甲的末名。

嘉定十五年，秘书郎何

译淡说：“祖宗的旧制度，各科举人被问及大义十道题，能够依据本经的注疏来回答，并且加以文辞润色的定为‘上’等；有的不能明确指出义理，只是引用注疏并能答对六分的定为‘粗’等；那些不认识经书本义，或者牵连引用其他经书的文义而相互矛盾、章句支离破碎的定为‘否’等。经书本来依据注疏解读，那么学问就有源流可循；文章先要讲求义理，那么士人就能有见识器度。而如今的时文，被命题的长短所拘束，被立论的关键所局限，而有关部门又强行断裂句读，专门在断章取义上下功夫，这样一来，在我们自己这方面已经先割裂了原意，破坏了经文的完整性，那又怎么能要求学子的回答完全符合经书的大义呢？希望能够下诏命令有关部门革除这种旧习气，让士子们摒弃投机取巧而深入探求义理，考察注疏而辨别异同，明白纲领而认识事物的主旨和要领，那么真正有学问的士人就会涌现出来了。”朝廷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新科进士按照旧例有期集的活动，渡江以后，把机构设置在贡院，皇帝特别下旨赐给他们饮食用的钱，在集英殿赐予及第的第三天前去参加。前三名可以自己选择一起升迁的杰出人才，各自分派职务有所不同。朝谢之后，行拜黄甲之礼，礼仪是：在堂上铺设坐褥，东西相对而立，都互相行两拜之礼；行礼完毕，选择榜中年纪最长的一人，让状元向他下拜；再选择年纪最小的一人，让他向状元下拜。这是用来彰显恩宠、看重良好的聚会、彰明长幼之序。又过了几天，前往国子监拜谒祭祀先圣、先师，采用释奠之礼。于是赐予闻喜宴，侍从官以上及知贡举官、馆职官都参加。

考试刑法这一科目，也是从熙宁、元丰年间开始的。原先附属于铨试院，兵乱之后暂时停止，绍兴三年才恢复，后来又降下敕令另外派遣两名试官，专门撰写刑法方面的考题，称为假案。它合格的分数标准，按照惯例以五十五通折算为十分作为比例，五分以上列入第二等下（相当于二十七通七〇半），四分半以上列入第三等上（相当于二十四通七〇半），四分以上列入第三等中（相当于二十二通以上），凡是考试列入二等的，选人可以改为京官品秩，大概是赵忠简担任宰相时，因为刑名之学荒废已久，所以特别上奏请求优待这一科，如今就成为大理评事、大理丞选拔的途径。四年，制置司请求每三年就在类省试院另外派遣两名刑法官进行校试。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新科明法这一科目，是熙宁年间把原来的明法科改设而成的。崇宁初年被废除，把它的解额、省额归入礼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吴〇说：“法官人才短缺，请求恢复这一科目，允许进士曾经得到解额的贡生参加考试。”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绍兴十一年，才开始在各路举行秋试，每五人录取一名，省试每七人录取一名，都不兼考经书。第二年的御试，御药院请求分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赐及第，第二等本科赐出身。十四年七月，进言的人认为录取比例太宽滥，请求解试、省试的比例各自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名，省试九人取一名），所考的断案、刑名，按通、粗折算，以十分为比例，断案达到五分以上、《刑统》的经义文理都通顺的定为合格，没有合格的人就空缺不取，此后各届都要兼考经书。十六年二月，于是废止了这一科目，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设置。

新科明法这一科目，才开始在各道举行秋试，每五人录取一名，省试十人取其中一名。御药院又拟定恩例，第一等赐本科及第，第二等赐本科出身。三年之后，议事的人认为得到解额的人参加考试，如果不再兼考经书，白身之人得到官职反而比有官职的人考取法律科更加容易。于是下诏从今以后断案、刑名按通、粗折算以十分为比例，断案达到五分以上、《刑统》经义文理完全通顺的定为合格，即使经义完全通顺但断案分数不够的也不予录取，此后各届仍要兼考经书。

淳熙七年，秘书

译郎李〇说：“汉代的仪律法令都收藏在司法官员那里，而判决疑难案件的人一定要用古代的义理来加以阐释。祖宗朝，曾下诏令学究兼习律令，而废除了明法科；后来又恢复了明法科，并且用三部小经附加考核，大概是想让通经的读书人明白法律，让法官通晓经义。如今所考的仅限于断案、律义，断案稍微通顺，律义即使写不成文章，也能够被选中，所以法官很少能够读书明理的。我认为应当让研习法律的人同时兼习经义，参考比较优劣，来决定去留。”皇帝说：“古代的儒者用经学来判决案件，如果用世俗的官吏，一定会流于苛刻。应当按照所奏的去办。”于是下诏从今以后第一、第二、第三场考试断案，每场各三道题；第四场考大经的经义一道题、小经的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刑统》的律义五道题。第二年，下诏断案考三场，每场只考一道题，每道题涉及刑名十件事，与经义一并录取，达到四十分以上的定为合格。经义决定去留，律义决定名次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奏说：“大理寺的官员，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案卷呈报上来，常常出现差错遗漏，其根源在于研习法律不够精深，考试法律不够详尽。从前设立这一科目，本来用六场来考试，其中断案占五场，每场都以刑名八件事计算共四十通，律义占一场计十通，断案用来考核他们对法令的掌握，律义用来考核他们的文理。此后有人想要图方便学习自己擅长的部分，才增设了一场经义，而只考五场，律义又占其中的一场，断案只剩三场而已，大大失去了设立这一科目的本来用意。法律条文，繁琐细密，如果不是整天研究，很难精通熟练，却被文章程式所牵制，转移了他们钻研的功夫。担任主考的人，大多是文人，轻视精通法律的人，只用经义来决定去留，这是第一个弊端。设立法律科的本意，正是要深入明晓法律条文，熟悉法令，考察比附条文的精微之处，辨识裁断出入案件的错综复杂，在寥寥数字之间斟酌情理法度，在片言只语之间判定是非。政和、绍兴年间的案题字数不超过五七百字，大多不满一千字；近年来不追求题意的精深细密，专门致力于繁复冗长来为难考生，敷衍支离，动辄两千字。从早晨到中午过后，仅仅能够抄写完题目，哪里还有时间深入研究法律的意旨？这是第二个弊端。进士科的考官，凡是有出身的人都可以担任；刑法科的考官，却不过是朝中曾经考中法律科的丞、评这几个人，因此请托的风气盛行，暗中换取的弊端兴起，这是第三个弊端。臣认为应当废除经义考试，仍然分为六场，以五场断案、一场律义作为定制。所出的法律题目，稍微简化其字数，而追求法律解读的精深。让试官各自准备五六道题目，交给监试官或者主考官临时选定。这样，评断议罪就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了。”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六年，议事的人说：“如今只考《刑统》，这是完全废弃了义理，而专门以法律条文为重，各种杂流、进纳出身的人都能够参加，还可以直接被授予职事官，这不是用来重视科目、清正班次品级的做法。请求恢复经义考试一场，用《尚书》、《论语》、《孟子》各出一道题目，与刑

译总的大义合为五场；所出的经题，不必拘泥于刑名伦类，以防止事先揣摩押题。出身杂流、纳赀捐官之人不得参加考试。"

文武杂试　高宗建炎元年，恢复祖宗旧例，在科举之外，凡有文武方面特别杰出的人才，经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当时各郡国荐举的士人共四人到京，命中书省各出策论一道加以考试。何烈对策时，依照殿试的礼节自称"臣"，皇上因他来自边远寒微之地，一并施以恩典。不久有人指责他的对策文理粗疏，于是把他降为末名，补授为下州文学，主考官汪藻等人也都因此获罪被贬黜。而军中因权宜之计临时借补官职的人很多，皇上下诏，凡军中有武勇之人，交由各道提刑司、安抚司依照弓马所的规格标准加以比试，合格的人送御营使司复审考试，拟定名目后，上报尚书省，分别授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两个等级的文帖以换授官职。不久有上书言事者说："立功之人情况各不相同，有的输纳家财资助国家，有的携带蜡弹传递军情、冒险犯难，有的以进言献策立功。如今一律以弓马来考试，而原先借补授官已至升朝官、大使臣的人，也一概只得校尉之衔，这样恐怕不够妥当。应当让借补的文臣，改试兵书战策，以此评定优劣等第，其余的人一并核实其实绩后免试授官。"

译东莱吕氏说："选拔士人的科目，夏商以前，在经书中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从周代才开始有的。从周代以后数千年，其中废止、设置、沿革、轻重变化，就各人所偏重的方面来看，都是可以考证的；但是考证论述必须弄清楚废止、设置、变革、轻重变化的原因所在。大略来看，大体上是越往前越重视，越往后越轻视。就像《周礼》用乡三物来教化民众，称之为'宾兴'，只看'宾'这一个字，就知道当时是很尊重士人的。仔细考察前面这一段，它本末度数已经精详完备，固然不必多说；只看它'宾兴之，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贰之'，如此地郑重。到了后世，就像饮墨水（惩罚），像夺席、脱容刀，像棘围，像糊名，仿佛防范奸盗一样。做士人的必须深思其中的缘故：为什么古代如此看重，后世如此轻视？必须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三代的时候，士人一心一意求进修，只是由上位的人自己去访求，所以如此看重。又须看当时对待士人，待遇很重，而考核也很详细；后世待遇既已轻慢，考核也随之简略。就像《王制》所论，乡里优秀之士升入司徒，称为'选士'；司徒又选拔其中优秀的升入学校，称为'俊士'，这样以后才能免除他的徭役；大乐正又选拔造士中的优秀者升入司马，称为'进士'，到这里才可以领受爵禄。司马，是掌管政事的官，因为他可以让人从政。总共要经过四级，然后才可以从政。然而还没完，司马又要考核鉴别其才能，评论其中贤能的人，禀告给王，而确定评定，评定之后才任命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待其职位确定了，才给予俸禄。一个人在没有入仕之前总共要经过四级，已经入仕之后又要经过三级。经过七级，然后才能得到俸禄。当时考核如此详细。成周的时候，看重官爵都是上天所授的职位和俸禄，不敢轻易授予。到了后世，授予得十分仓促，完全以文字水平的高下来决定进退，往往有凭借一天之内所写文章的高低就决定终身富贵的情况。当时考核如此详细，但是总的来说，从汉唐以来，大体上是从看重逐渐变轻，从缓慢逐渐加快。从汉代以来，虽然不能像三代那样有拜受的礼节，但还有州长亲自劝驾为之驾车前往的做法，即使是当时被称为谄媚逢迎的公孙弘，也还是由乡人劝勉推荐而来的，未曾自己主动求进。到了后来，唐代开始让士人自己投递名帖自荐，士人从此才逐渐被轻视，这就是所谓的'从看重逐渐变轻'。从汉代到唐代，进士及第的人还没有脱去布衣（做官），或者是被人推荐举荐，或者是再次应试都考中，或者是被藩镇征召辟用，然后才能脱去布衣做官。到本朝才开始，放榜进士及第后就立即脱去布衣入仕，这就是所谓的'从缓慢逐渐加快'。科目虽然很多，但历代常设的科目自有一定数量。从汉代到隋代以前，只有孝廉和秀才科常设；从隋唐到本朝，只有进士、明经科常设；到熙宁以后，王安石当权，改变了选士的方法，从此进士科独

译存，明经科开始被废除（熙宁四年，明经科废除），这大略是可以看清楚的。其次就是制科。制科却是历代常设从未废止，汉代是根据事情需要而举行，六朝也举行，到唐代以及本朝也未曾废止；到了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握政权，孔文仲对策议论新法，制科才被废止。到元祐初年，又再恢复举行了两三次，到绍圣初年，章惇担任宰相，想要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又再次废止（景德四年，皇帝说："近来设立这个科目，是想寻求有才识的人，如果只考核文辞义理，如果他没有济世的实用之才怎能知道呢？现在策问应当用经义，并参考时事政务。"熙宁二年，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诏令说："诋毁诽谤时政，不值得收录，告知发回本任。"天圣八年，茂才富弼；景祐二年，体用科吴育；景祐六年，贤良苏辙、苏轼）。大体上三代的时候，并不专门看重语言文章，到汉代以来，就有所谓射策、对策，这时已经形成了科举的习惯，虽然如此，还是重视经义，又结合时政议论。到隋炀帝的时候，风俗浮华，才开始有进士科，才有了律赋。从唐代以来，孝廉、秀才的科目还存在，只是明经、进士两科兴盛而秀才、孝廉衰落。这时，有记诵学问的人就考取明经，有辞藻文采的人就考取进士。当时南北还没有分开，两边各自设立科目。分开之后，后周还没有设立进士科，还在办理秀才、孝廉两科。这时，南方人推崇南方的师法，北方人推崇北方的师法，各自坚守自己的家学门法，没有人能够统一，当时主考官有想要评判优劣的，反而被人诘难。隋炀帝的时候，风俗浮华，进士科才建立起来。到唐代初年，进士、明经都受重视；到了中叶以后，进士就受重视而明经受轻视，因为当唐代的时候，讲究文采辞藻的人多了，所以如此。到了本朝，待遇不同，进士科往往都能做到将相，都极为显贵通达；至于明经科，不过是做学究一类的人罢了。当时人们有句话说：'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刚设立进士考试的时候，就设置香案，有跪拜的礼节；刚到明经考试的时候，就设置棘围看守，唯恐他们传递经义答案。当时进士科有帖经的制度，那些文士都不屑于去记诵这些经义，于是就有了赎帖的办法。只要是进士科考试帖经，不管是写一篇文章，还是作一篇赋，就可以赎免帖经。到了熙宁年间，王安石废除词赋考试，把帖经、墨义都并入进士一科，齐、鲁、河朔一带的士人往往固守先儒的训诂之学，质朴敦厚而不擅长写文辞，所以自从进士科合并之后，放榜大多是南方人被选中，北方人被选中的极少。从哲宗以后，设立了齐、鲁、河朔五路另行考试的制度，凡是北方人都另外考核，这样以后录取的人南北才开始均衡。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韩琦执掌政事，想要先考试论策，让擅长文辞的人谈论古今治乱，简化考试程式，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用大义来提问，使人不专门记诵背诵，从此古文渐渐恢复。一年之后三公都被罢免政事，这个制度就停止了。王曾担任宰相时

译，南省考试进士考《当仁不让於师论》，贾边、李迪都在考场上很有名气，等到发榜时，两人都没有被录取。考官取来他们的文章看，李迪是因为落韵，贾边是把'师'解释为'众'，与注疏不同，特意上奏请求皇帝亲自复试。王曾认为落韵的人是审题不严谨而已。至于舍弃注疏而另立新说，是不可以准许的，于是录取李迪而黜落贾边。前辈坚守注疏就是如此严格。到王安石才认为注疏不可用，作了《三经新义》，命令天下不遵从《三经新义》的人不得参加选拔；废除词赋考试，又因为《春秋》有《三传》难以贯通，将其废除。到元祐年间，才恢复词赋考试，增加《春秋》科目。又到绍圣年间，章惇执政，想要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于是又废除词赋，去掉《春秋》科目。后来到钦宗时，又开始恢复元祐年间的制度（太平兴国三年，下诏律赋以平仄依次用韵。天圣五年，下诏参考策论。庆历四年，宋祁等人说："让士人都在本地定居，用学校来教育他们。首先考策论，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就会留心於治乱；简化考试程式，那么学识渊博的人就能够施展才华；用大义来提问，那么固守经文的人就不会专注於死记硬背。赋可以依照唐人赋的格式。"皇帝下诏颁布施行。庆历五年，下诏进士诸科按照旧制考核校订。之前，颁布施行宋祁等人的新制度，有上书密奏的人说不方便，熙宁四年，下诏进士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各自命令专攻一经，并加考《论语》、《孟子》。各科逐渐命令改为进士科）。大体上必须先有乡举里选这样的社会风俗，然后才能推行乡举里选的制度。所以杨绾恢复乡举里选，没过多久就停止废罢，是因为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社会风俗。如今既然做了士人，必须想清楚形成这种风俗的原因是什么，又必须深入体察三代所以淳厚而后世所以浅薄的缘故是什么，那么也差不多可以恢复古制了。"

《宋登科记》总目：

太祖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第一名杨砺。

二年，进士十一人，第一名张去华。

三年，进士十五人，第一名马〇。

四年，进士八人，第一名苏德祥。

乾德二年，进士八人，第一名李景阳，制科一人。

三年，进士七人，第一名刘察。

四年，进士六人，第一名李肃，制科二人。

五年，进士十人，第一名刘蒙叟。

六年，进士十一人，第一名柴成务。

开宝二年，进士七人，第一名安德裕。

三年，进士八人，第一名张拱；赐给参加过十五次考试未能及第的人司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进士十人，第一名刘寅。

五年，进士十一人，第一名安守亮。

六年，进士十一人，第一名宋准，再次考试取十六人、落下一人；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止贡举。

八年，进士三十一人，礼部省试第一名王式，殿试状元王嗣宗；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止贡举。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一百九人，省试第一名兼状元吕蒙正；诸科二百七人，十五次考试以上的一百八十四人，共五百余人。

三年，进士七十四人，省元兼状

译元胡旦；诸科八十二人。

四年，不举行贡举。

五年，进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兼状元苏易简，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止贡举。

八年，进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状元王世则；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举行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陈充，状元梁颢；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不举行贡举。

端拱元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人。复试得进士、诸科共七百人；又在武成王庙重试，得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这一年，皇帝没有亲临殿试）。

二年，进士一百八十六人，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陈尧叟，状元相同。

淳化元年、二年，不举行贡举。

三年，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孙何，状元相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都不举行贡举。

真宗咸平元年，进士五十人，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孙仅，状元相同。

二年，进士七十一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孙暨，状元相同。

三年，进士四百九人，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几，状元陈尧咨。

四年，停止贡举，制科七人。

五年，进士三十八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王曾，状元相同。

六年，不举行贡举。

景德元年，不举行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四十七人，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刘滋，状元李迪。

三年，不举行贡举，制科二人。

四年，不举行贡举，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进士二百七人，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郑向，状元姚晔。

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东封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梁固。

三年，停止贡举。

四年，祭祀汾阴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张师德。

五年，进士一百二十六人，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状元徐〇。

六年，停止贡举。

七年，亳州、南京路进士二十一人，状元张观。

八年，进士二百八十人，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饣束，状元蔡齐。

九年，停止贡举。

天禧元年、二年，停止贡举。

三年，进士一百四十人，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程戡，状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兴元年，都停止贡举。

仁宗天圣元年，停止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人，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吴感，状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止贡举。

五年，进士七十七人，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吴育，状元王尧臣。

六年、七年，停止贡举。

八年，进士二百四十九人，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欧阳修，状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科二人。

九年，停止贡举，拔萃科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都停止贡举。

景祐元年，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制科三人，拔萃科四人，省元黄庠，状元张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都停止贡举。

宝元元年，进士三百一十人，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科二人，省元范镇，状元吕凑。

二年、康定元年、庆历元年，都停止贡举。

二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杨〇，状元相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都停止贡举。

六年，进

译士五百三十八人，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裴煜，状元贾黯。

七年、八年，停止贡举。

皇祐元年，进士四百九十八人，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冯京，状元相同。

二年、三年、四年，都停止贡举。

五年，进士五百二十人，诸科五百二十二人，省元徐无党，状元郑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不举行贡举。

二年，进士三百八十八人，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实，状元张衡；制科一人（这一年，开始规定为三年一次科举）。

四年，进士一百六十五人，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刘挚，状元刘〇；制科三人。

六年，进士一百八十三人，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状元王俊民。

八年，进士一百九十三人，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状元许将。

英宗治平二年，进士二百人，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彭汝砺，状元相同（开始下诏定为三年一次科举）。

四年，进士二百五十人，诸科三十六人，省元许安世，状元相同（当时神宗已经即位）。

神宗熙宁三年，进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陆佃，状元叶祖洽；明经、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进士四百人，诸科四十人，省元邵刚，状元余中。

九年，进士四百二十二人，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张嵫，状元徐铎。

元丰二年，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先浚明，状元时彦。

五年，进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经三人，省元刘〇，状元黄裳。

八年，进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状元相同（这一年，皇帝居丧，没有亲临殿试）。

哲宗元祐三年，进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状元李常宁。

六年，进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邹起，状元马涓；制科三人。

绍圣元年，进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刘范，状元毕渐；制科三人，宏词科八人。

四年，进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状元何昌言；词科九人。

元符三年，进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〇，状元相同（这一年，皇帝居丧，没有亲临殿试）。

徽宗崇宁二年，进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阶，状元霍端友。

五年，进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吴倜，状元蔡〇（从这一科开始，废除各州的发解试，一并纳入省试，都由学校逐年贡送士人）。

大观三年，进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生四十二人，上舍魁李弥逊，状元贾安宅。

政和二年，进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师骥，状元莫俦。

五年，进士六百七十人，宗室子弟上舍生十七人，上舍魁傅崧卿，状元何〇。

八年，进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状元王嘉。

宣和三年，进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齐愈，状元何涣。

六年，进士八百五人（这一年，恢复省试），省元杨椿，状元沈晦。

高宗建炎二年（因为战事，分路举行类省试），进士四百五十一人，状元李易；四川、河北、京东进士八十七人。

绍兴二年，进士二百五十九人，状元张九成；四川进士一百二十人。

五年，进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远，状元汪应辰；四川进士一百三十七人

译。

八年，进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黄公度，状元相同（这一年，皇帝没有亲自策问。引见正奏名进士，与四川类省试奏名一并编排确定）。

十二年，进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溥，状元陈诚之；四川进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进士三百人，省元林机，状元刘章；四川进士七十三人。

十八年，进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状元王佐；四川进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进士四百四人，省元郑闻，状元赵逵；四川进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埙，状元张孝祥；四川进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张宋卿，状元王十朋（在这之前，四川类省试道路遥远，赶赴殿试来不及的另外奏名。这一年，全部都赶到了）。

三十年，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刘朔，状元梁克家；四川进士十六人。

孝宗隆兴元年，进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问，状元相同（这一年，皇帝没有亲自策问，与绍兴八年相同）。

乾道二年，进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澹，状元萧国梁。

五年，进士五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状元郑侨。

八年，进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学，状元黄定。

淳熙二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颖，状元詹骙。

五年，进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黄涣，状元姚颖。

八年，进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状元黄由。

十二年，进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状元卫泾。

十四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汤〇，状元王容。

光宗绍熙元年，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钱易直，状元余复。

四年，进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

宁宗庆元二年，进士五百十六人，省元莫子纯，状元邹应龙。

五年，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苏大璋，状元曾从龙；四川进士四人。

嘉泰二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简，状元相同（这一年，皇帝居丧，没有亲临殿试）。

开禧元年，进士三十八人，省元林执善，状元毛自知。

嘉定元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朱停，状元郑自诚；四川进士四人。

四年，进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状元赵建夫。

七年，进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状元袁甫。

十年，进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陈埙，状元吴潜。

十三年，进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邱大发，状元刘渭。

十六年，进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胄，状元蒋重珍。

理宗宝庆二年，进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会龙，状元相同（这一年，皇帝居丧，没有亲临殿试）。

绍定二年，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

五年，进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叶大有，状元徐元杰。

端平二年，进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杨茂子，状元吴叔告。

嘉熙二年，进士四百二十二人，省元缪烈，状元周坦。

淳祐元年，进士〇人，省元刘自，状元徐俨夫。

四年，进士〇人，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

七年，进士〇人，省元马廷鸾，状元张渊微。

十年，进士〇人，省元陈应雷，状元方逢辰。

宝祐元年，进士〇人，省元丁应奎，状元姚

译勉。

四年，进士〇人，省元彭方迥，状元文天祥。

开庆二年，进士〇人，省元李雷奋，状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进士〇人，省元李〇，状元方山京。

度宗咸淳元年，进士〇人，省元阮登炳，状元相同（这一年，皇帝居丧，没有亲自策问）。

四年，进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跃龙，状元陈文龙。

七年，进士〇人，省元刘梦荐，状元张镇孙。

十年，进士〇人，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

以上是宋朝三百一十五年历科选拔士人的总目录，是用《登科记》和《会要》相互参考，把省元、状元的姓名都记录在此。国朝初年，殿试本来就是复试的意思。唐代以来，有时因为礼部所录取的人不够恰当，就命令中书门下详细复核，到了宋朝，太祖、太宗看重这件事，所以皇帝亲临殿廷复试。到雍熙四年，宰相请求按照唐代的旧例，把礼部（春官）的职责交还给有关部门，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第二年，任命宋知白主持科考，放榜之后议论纷纷、非议蜂起，有人击打登闻鼓要求另行考试，于是再次进行复试，共录取了几百人。又过了一年，主持贡举的苏易简等人不敢独自承担这件事，坚决请求皇帝亲自殿试，皇上听从了。从此就成为定制。但是这一年以后，像陈尧叟、孙何、王曾都是礼部考试所取的第一名，殿试复试又把他们列为众多士人中的第一，可见当时的殿试，不过是审核复查其中错谬滥竽充数的人并加以黜落，而原本名列前茅的人，本来就没有另外重新评定他们的升降名次。景德以后，多另外选定状元，但省元也都被列入前列，《石林燕语》中说："按照旧例，礼部（南省）所奏名第一名的人，殿试唱名过了三名还没到，就必定要越众而出、大声陈情，即使考核成绩排在后列，也必定能够提升等级。吴育（春卿）、欧阳修都是因此升为第一甲的。只有范镇（景仁）回避不肯这样做，同辈的人屡次催促他，他都不响应，一直到第十九名才轮到他，缓缓出列拜受任命而退下，当时的人佩服他的沉静谦退。从此这就成了惯例。"既然如此，那么仁宗时候，省元也照例列在前面，大概当时的殿试虽说是另外委派考官，糊名考校，但是赐予名次的时候，往往也参考采纳声誉名望，才确定状元人选。欧阳修所作的《蔡齐行状》说："凡是贡士中应当赐予名次的，考核确定之后，必定召见其中考中前几名的人一起见面，又参考选择其中才质出众的人，然后才赐予第一名。等到皇上召见蔡齐时，见他仪表堂堂，进退应对有法度，天子认为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于是提拔他为第一名。"由此可见当时评定状元，未尝不参考采纳声誉名望，那么文章冠绝礼部考场的人，也能够成为状元，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后来就没有这种做法了。

●卷三十三 选举考六

○贤良方正

汉文帝二年，下诏说："十一月晦日，出现日食。命令各位执政大臣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纠正我的不足之处。"

十五年，下诏命令诸侯王、公卿、郡守，

译举荐贤良能够直言极谏的人，皇上亲自考问他们，虚心听取采纳他们的意见。

贾山在《至言》中说："如今陛下追念思慕祖先，追述继承先辈的功业，谋划用来彰显光大宏伟基业、美好德行的办法，让天下人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人都相互庆贺说：'皇上将要振兴尧舜的大道，成就三王那样的功业了！'天下的士人没有不精诚洁白以承受美好的德化的。如今方正之士都聚集在朝廷了，陛下又选拔其中贤能的人让他们担任常侍、诸吏，和他们一起驰驱射猎，一天之内出行两三次。臣担心朝廷政务因此松弛懈怠，百官也会因此荒废政事，各地诸侯听说这种情况，又必定会怠慢政事了。臣听说崤山以东的官吏张布诏令的时候，百姓即使年老体弱、患有痼疾，也要拄着拐杖前往聆听，希望能够多活片刻不死，就是想亲眼看到德化的完成。如今功业方才成就，声名方才彰显，四方之人都向往归附，如今却让这些豪俊之臣、方正之士，天天与陛下一起射猎，追捕野兔、砍杀狐狸，来损害伟大的基业，断绝天下人的期望，臣私下里为此感到悲伤。《诗经》说：'没有不好好开头的，却很少能够坚持到底。'臣不胜恳切地希望，希望陛下稍微减少射猎，用夏季二月的时间，来确定明堂制度，建造太学，修明先王的治国之道。这样风气推行、习俗养成，万世的基业就此确定，然后才随陛下所愿去做别的事情。古时候大臣不轻易接近君主，所以君子不常见到君主齐整威严的神色、庄重恭敬的仪容，大臣不能参与宴饮游乐，方正修洁的士人不能随从射猎，使他们都致力于自己的本分来砥砺自己的节操，那么群臣就没有敢不端正自身、修养品行、竭尽忠心来符合大礼要求的了。像这样，那么陛下的治国之道就会受到尊崇敬重，功业施及四海，流传到万世子孙了。如果确实不这样做，那么德行就会日渐败坏而荣耀就会日渐消灭了。士人在家中修养品行，却在天子的朝廷上遭到败坏，臣私下里为此感到哀伤。希望陛下与众臣宴饮游乐，与大臣在朝廷上讨论方正之事。游乐不失去欢乐，朝政不失去礼制，议事不失去谋划，这才是治理国事的重大原则。"

按语：贾山所说的固然很好，但是古代内朝外朝并不分离，君主的出入起居，都与贤能的士大夫在一起，所以汉文帝上朝的时候能够接受郎官止辇的劝谏，驰马下坡时能够接受袁盎拉住缰绳的进谏，大概是因为让他们天天侍奉在身边，能够随时根据事情来进献规谏，那么未尝没有益处，这是盛世的事情。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侍中分别掌管皇帝乘舆的服饰器物，下到亵器虎子（便器）之类，孔安国以儒者的身份担任侍中，还特别负责掌管皇帝的唾壶，那种轻慢的程度已经很严重了。然而如果有像汲黯这样的直臣，那么皇帝虽然雄猜暴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