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四 宗庙考四

译〇殿；再往西是皇武殿，供奉太祖皇帝，山殿称为灵游殿；后面是俪极殿，供奉孝明皇后，山殿称为凝神殿；再往西是大定殿，供奉太宗皇帝，山殿称为天游殿；后面是辉德殿，供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称为冷风殿。从东横门向东出去，共有前后殿各三座，称为熙文殿，供奉真宗皇帝，山殿称为大虚殿；后面是衍庆殿，供奉孝穆皇后、章献明肃皇后、章懿皇后，山殿称为丹台殿；再往西是美成殿，供奉仁宗皇帝，山殿称为晨霄殿；后面是继仁殿，供奉慈圣光献皇后，山殿称为灵昆殿；再往西是治隆殿，供奉英宗皇帝，山殿称为昭清殿；后面是徽音殿，供奉宣仁圣烈皇后，山殿称为宁真殿。斋殿，在天兴殿的东边称为明福殿，西边称为迎〇殿。神厨、道院都在宫的西南方。西宫：正南门称为燕昌门，北面是大明殿门，门内是大明殿，供奉神宗皇帝，山殿称为灵德殿。后面是坤元殿，供奉钦圣宪肃皇后、钦成皇后、钦慈皇后，山殿称为显光殿。西边是世德门，北面是重光殿门，门内是重光殿，供奉哲宗皇帝，山殿称为灵台殿。后面是柔仪殿，供奉昭怀皇后，山殿称为灵〇殿。斋宫，在宫的东侧正南方称为昭德门，门内是洁诚殿。神厨在正宫的东南方。殿、阁、斋宫以及回廊，总共建筑二千三百二十间。凡是历朝的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的，都在两侧回廊绘制画像。

元丰年间，负责修定仪注的官员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在前面设立宗庙，用来象征活着的时候有朝堂；在后面设立寝殿，用来象征活着的时候有寝室。宗庙用来收藏木制神主，排列昭穆的次序；寝殿有衣冠几杖，象征平生的居所。前代儒者认为，进献生血生肉，以及生的祭品在俎中，是进献上古时代的食物；退下来后再合祭，用煮熟的猪、牛、羊等祭品，是进献当世的食物。《仪礼》说'燕居休养、进献美食，如同平日一样用汤沐来款待'。郑玄注解说是'孝子不忍心有一天废弃事奉双亲的礼节'的缘故。后世沿袭这个做法，所以正当进献上古时代的食物于宗庙时，当代帝王的制度就有所不能施行；进献当世的食物于寝殿时，先王的礼制就有所不能采用。唐朝追尊老子，在西都建太清宫，凡是将要举行郊祀之礼必定先朝拜太清宫，每年四个孟月也要先在这里进献祭品。天宝年间的诏书说：'我们的先祖恬淡常在，作为道的宗主与凡人不同，有生有死的祭祀之礼应当依照事奉活人的礼节来进行。'采用天色刚明的时刻，是崇尚阴气的意思，所以改用卯时。当初，冠冕礼服和策祝之文不是事奉活人的说法，所以停止不用。真宗皇帝承继深厚德泽的流传，追溯本源的由来，于是修建道观来事奉圣祖，虽然采用太清宫的仪制，实际上兼有原庙的规制。历代圣上相继继承，更加彰显前人的功业。然而如同亲临一样的仪容有的寄托在佛寺之中，朝拜之日还是沿用道家的礼仪。至于礼仪器物，古今杂糅，含义有的不太相称，时机也有所等待。陛下天性纯孝，至诚地继承先志，大规模扩建屋宇，把各位仙圣的祭祀合并在一起，规模宏大开阔，都出自陛下的圣明谋划，十个月之内，工程就大功告成。将要举行落成典礼之初，就要严肃举行亲自祭祀之事。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其中的典章仪式，谨按原庙的制度虽然出自近世，但其中的深意却是效法先王。孝子对待双亲，事奉去世的双亲就如同事奉活着时一样，思念他们就想见到他们的样子，斋戒三天一定能见到所斋戒思念的人。不敢用事奉活人的方式来事奉他们，所以设立宗庙，表示不忘古制，以此来神化他们。不敢用事奉死者的方式来事奉他们，所以设立寝殿，用来象征他们平生

译的样子，以此来亲近他们。用多种方式来追寻思念，仿佛能感受到他们的到来，就在左右一样，所以说只有孝子才能够真正祭飨自己的亲人。陛下近来下诏让礼官讲明太庙的礼制，用古制来加以裁断，凡是不符合先王法度的就去除不用，那么现在设立原庙的礼制也应当参酌当今的制度，就如同以前诏书的用意一样。《周官》记载四季的祭祀，春天叫祠，夏天叫礻龠，秋天叫尝，冬天叫〇，都在每季的初始时节举行，大概是君子有感于时节景物的变化而思念自己的亲人，能够把握祭祀疏密适中的分寸。恳请在四个孟月的吉日朝拜献祭景灵宫，天子穿常服举行仪式，向圣祖殿进献素食祭品，向神御殿进献日常的膳食，器具服饰仪仗物品全都遵循当今的制度，登阶降阶、进献祭品参照朝拜谒见的礼仪，凡是古代的礼节一律不违背，以此来符合先王事奉去世者如同事奉在世者一样的意旨。关于《飨仪注》，请求交给本部门详加拟定。"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时祖宗帝后的神御都寄放在各处宫观寺院中，在京城的有十五处。神宗修建景灵宫，把在京城寺观中的神御全都迎入宫内，剩下的只有万寿观的延圣殿、广爱殿、宁华殿三处而已。后来又下诏，宗室宫院中如果有祖宗的御容，派遣内侍迎接收藏到天章阁。从此以后，臣子百姓家中，凡是有御容的全都收取藏入宫禁之中。

治平四年（神宗已经即位），英宗皇帝将要祔庙，太常礼院请求把神主祔入太庙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的神主依照唐朝的旧例迁藏于西夹室，从仁宗往上到顺祖，依次向上迁移，请求下达两制以上官员参与商议。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人商议说："同堂共八室，宗庙制度就此确定，僖祖应当祧迁，符合典礼规定。"九月，安放八室帝后的神主，奏告太庙，把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的神主祧迁收藏在西夹室，把英宗祔入太庙，废除僖祖的名讳和文懿皇后的忌日。

熙宁五年，中书门下上奏说："本朝从僖祖往上的世系已经无从知晓，那么僖祖有宗庙，与商朝的稷、契的情况恐怕没有什么不同。现在毁掉他的庙而把神主藏入夹室，废黜祖先的尊崇地位而向下祧迁给子孙，恐怕不是顺应祖宗孝心、事奉去世者如同在世一样的道理。请把这份奏议交给两制官员详细商议，选取其中恰当的意见。"当时王安石担任宰相，不主张祧迁之议，所以又有这样的请求。于是又把僖祖重新供奉在太庙，把顺祖的神主迁藏于夹室。

翰林学士元绛、知制诰王益柔、陈绎、曾布、直舍人院许将、张琥呈上意见说："自古以来受命的帝王，既然凭借功德享有天下，都要推崇他们的本统来尊崇事奉他们的祖先。所以商朝、周朝把契、稷作为始祖，都是为了承继本统，而不是因为他们有功劳或者受封国而作为轻重的标准。众位儒者认为契、稷在唐尧、虞舜时代有功劳，所以称他们为'有功之祖'，如果一定要因为有功劳才能称为祖，那么夏后氏就不应该郊祀鲧了。现在太祖受命之初，建立亲庙，从僖祖以上的世系既然已经无从知晓，那么僖祖作为始祖是没有疑问的。倘若说僖祖不应当比照契、稷作为始祖，这就会使天下的人不再懂得尊崇祖先，而使子孙能够凭借功劳来凌驾于他们的祖先之上。《左传》说：'已经毁去的宗庙的神主，陈放在太祖庙中；尚未毁去的宗庙的神主，都要升祔，一起在太祖庙中合祭。'现在迁走僖祖的神主而藏在太祖的神室中，那么僖祖、顺祖、翼祖、宣祖〇祭之日，都要降级而与太祖合祭了。这样的情理文辞不顺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把僖祖的庙作为太祖庙，这样才符合先王的礼制本意。"翰林学士韩维议

译论说："从前先王拥有天下之后，追溯他们基业的起源，尊奉这个起源之人为太祖，是用来推崇功业、看重本源起始的做法。所以子夏为《诗经》作序时，称文王、武王的功业起自后稷。后世拥有天下的人，都是特起而没有依凭的，所以就成为一代的太祖。太祖皇帝孝顺友爱、仁圣睿智，用兵不见血刃，就平定了大乱，子孙遵循他的功业，万世蒙受恩泽，功德卓著，作为宋朝的太祖，是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僖祖虽然对太祖来说是高祖，然而追溯他的功业，看不出有什么可依凭的，向上探寻他的世系，又不知道从何而始，如果按照商朝事奉契、稷的方式来事奉他，恐怕在古制上没有依据，在今天也有所不安。现在的庙室与古代的规制不同，古代每座庙都是不同的宫殿，现在祖宗共处一堂，而西夹室在顺祖的右边，考察尊卑的次序，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

天章阁待制孙固请求："特地为僖祖设立神室，从太祖往上亲属关系已经穷尽应当依次毁去的神主都收藏在其中。当〇〇之时，让僖祖暂时居于面朝东方的位置，太祖依照昭穆的顺序跟随其后，取已毁庙的神主一起合祭，这样僖祖的尊崇地位自然能够得到申明。如果认为为僖祖立庙不对，那么周人另立别庙供奉姜嫄的做法也不能说是不合礼制的。"秘阁校理王介请求："依照《周官》守祧的制度，创设祧庙来供奉僖祖，这样才不至于向下祧迁给子孙、藏入夹室，从而废黜远祖的尊崇地位。"

意见呈上以后，皇帝颇为认同韩维的说法，而王安石认为韩维所说夹室在右边是尊位、以及孙固所说让僖祖暂居面朝东方的说法都不合道理，皇帝也认为如此。皇帝又询问前代郊祀配天与宗祀明堂的礼制，王安石认为如果尊僖祖为始祖，那么郊祀就应当以他配天，如果宗祀明堂，那么太祖、太宗就应当轮流配帝；又对明堂以英宗配天与僖祖为始祖的说法产生疑问。于是下达礼官详加考订。

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张师颜、同知礼院张裕、梁寿等人商议说："从前商朝、周朝的兴起，本源于契、稷，所以尊奉他们为太祖。后世受命的君主，功业特起，不是承继前代而来，那么亲庙就依次毁去，自身成为始祖。郑康成说'夏朝有五庙而没有太祖，从禹开始加上二昭二穆而已'，唐朝张荐说'夏后氏因为禹最初受封，于是成为不迁的始祖'，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最初受封的时代较近，上面还有亲庙，那么就应当依次向上迁移拟议中的始祖，而太祖之庙不毁。魏朝以武帝为祖，那么处士的庙就依次毁去，唐朝以景帝为祖，那么弘农府君的庙就依次毁去，这是前代把最初受封的君主当作祖先，效法契、稷的明显先例。唐朝韩愈曾说：'情况与商朝、周朝不同，礼制也应当随之改变。'晋朝琅琊王司马德文说：'七庙的意义，本来就是由于德泽深厚、流传久远，祭祀延及远祖，并不是为了让太祖来彰显尊祖之祭。'这个说法是对的。《礼记》说，天子七庙，而太祖的远近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只说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从未说过亲庙之首必定要是始祖。国家因为僖祖亲属关系穷尽而祧迁了他

译奉行景祐年间的诏令，把太祖皇帝奉为帝王的始祖，这是符合礼制的。国朝建立之初，张昭、任澈这些人不能深远地推究尊崇至极的制度，只是依据近例请求建立四庙，于是使天子的礼制降同于诸侯。假若要使庙数满足六座，就应当再往上推两代，而僖祖的位次排在第三，也不能称之为始祖。谨按建隆四年皇帝亲祭南郊，配享之礼并未涉及僖祖。开国以来，大祭都空出东向之位，这正是祖宗已经实行的用意。请大略仿照《周官》守祧的制度，另筑别庙来安放僖祖的神主，逢大祭之年，在这别庙中祭祀他。太庙则完全依照旧制，空出东向的位次。郊祀配享之礼，仍旧不变。

译同知太常礼院苏〇请求："既然景灵宫供奉着圣祖，那么供奉僖祖，与唐朝将献祖、懿祖供奉在兴圣庙、德明庙，礼制用意并无不同。"同判礼仪事周孟阳、同知太常礼院宋充国、礼院检详文字杨杰议论说："《玉牒》所记帝王世系，从僖祖往上，世系次第已不可知，那么僖祖作为始祖是没有疑问的，应当以僖祖配祭感生帝。至于旧制以祖宗配享侑食并无更改，人情礼意都没有不顺的地方。"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章衡请求："尊僖祖为始祖，而将顺祖依次祧迁，以符合儿子对父亲要屈居的道理。推举僖祖配享感生帝之祭，而罢除宣祖的配位，以符合祖先因孙辈而尊崇的道理，其余仍按旧制。"皇帝因为众人议论纷纭，不能决断，而冯京想要以太祖正居东向之位，王安石极力主张元绛等人最初的提议，于是就依从了这个意见。皇帝问道："配祭皇天该依从谁？"王安石说："宣祖如今配祭感生帝，想要改为以僖祖配祭。"皇帝认为这样可以。于是奏请奉僖祖神主为太庙始祖，将顺祖神主迁移收藏在夹室，孟春祭祀感生帝时，以僖祖配享。下诏命太常礼院详细制定仪注。王安石本来的提议是想以僖祖配祭皇天，皇帝不许，所以改为配祭感生帝。

元丰元年，详定郊庙礼文所奏言："古时候父子分居不同宫室，祖庙与父庙也分开，如今的宗庙制度，与古时不同。"于是绘图呈上八庙各自分宫的制度，以始祖居中，分昭穆位列左右。从北往南，僖祖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为穆位，在右边；宣祖、真宗为昭位，在左边，都面朝南，以北为上位。诏令详定本朝可施行的典礼，陆佃、张〇所议的昭穆位次各不相同（陆佃、张〇详细议论见朱子《论古今庙制》条下）。诏令等到庙制建成之日再听候旨意。

朱熹曾经说太祖昭穆庙制这件事，一千五六百年来没有人整理清楚，并且认为神宗曾经讨论过旧典，打算恢复古制，可惜没来得及营建。我认为后代帝王失礼的地方，难道只有庙制这一件事吗？而庙制的说法，自汉代以来诸位儒者讲究得不可谓不详细明白，可最终不能恢复古制，是有原因的。譬如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合为七庙。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成为宗庙的也是如此，其余的则亲缘穷尽就依次毁去。其制度是：外面建都宫，里面各有寝庙，另有门墙。太祖居北，面朝东。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这是人人都能知道的。然而这是殷、周的制度，殷以契为太祖，而成汤及三宗则是有功德不毁的庙。周以后稷为太祖，而文王、武王则是有功德不毁的庙，其余的则亲缘穷尽就毁去。契与后稷都对百姓有大功，因此受封，传世到汤、武，受命兴王，推究其本源，本于后稷、契，所以奉他们为太祖，众人都没有异议。至于后来拥有天下的人，都是功业特起，不是承袭前代而来，然而既然登上帝位，就必须以天子之礼侍奉其祖先。像汉代的太公、晋代的征西将军和豫章太守、唐代的宣祖、懿祖、景帝、元皇帝，宋代的僖祖、顺祖、翼祖、宣祖，都是帝王的祖宗，享受七庙的隆重奉祀是可以的。若是推尊他们为太祖而与后稷、契相比，那本来就不相称了。因此韦元成、刘歆等人讲论庙制已经很完备了，可最终不能恢复殷、周的制度，是因为太祖之位没有确定的缘故。古时候的〇祭，是奉太祖与已毁庙、未毁庙的神主一起合祭。其制度是：太祖面朝东，左昭、右穆依次排位祭祀。然而

译唐代以景帝为太祖（唐公李丙是高祖的父亲），在中宗、睿宗年间，景帝世次较近，还在三昭三穆之内，所以〇〇之时就空出东向之位，而太祖列在昭穆之中。到代宗以后，景帝才居于第一室，〇〇才得以摆正位次。可是献祖、懿祖二祖（景帝的祖父）亲缘已尽而毁庙，可是〇〇时仍要合祭。所以当时提议的人，请求在景帝〇〇之时暂时居于昭穆之位，屈己以奉祖宗，而让献祖居东向之位。既然如此，那么唐代的〇祭，像太祖东向之位，起初是空着的，到后来则是景帝、献祖两位交替居于此位。然而祭祀是一时的礼仪，空着这个位子可以，交替居于此位也可以。宗庙则是百世的规制，一旦立了太祖之庙，就不能再空置，一旦入了太祖之庙，就不能再迁移。姑且拿熙宁年间的事来说，当时以僖祖为太祖，而从翼祖以下到英宗为三昭三穆，这是对的。可是僖祖本来没有功德，宋朝之所以兴起，开创华夏、光大后裔的，是太祖艺祖、太宗。如今僖祖作为百世不迁的太祖，而艺祖、太宗却要亲缘穷尽而毁庙，这样可以吗？假使说让二祖同文王、武王的世室一样也百世不毁，可是周代的文王、武王，其功德未曾超过后稷，如今以僖祖为太祖，而艺祖、太宗仅仅等同世室，终究不能满足人心。因为宋太祖之庙，非艺祖不足以当此位，可神宗之时才历经五代，若以艺祖为太祖，那么七庙的制度还不能建立。汉代以来崛起而拥有天下的人，必定要以天子之礼侍奉其祖先，于是尊为始祖，或者推尊配祭皇天，本来就不必论其功业有无。等到传世已久，子孙相承，自然应当以开邦建国、创业垂统的人为太祖，可是创业者所祖述的祖先，本来就不能说是百世不迁的。因为后世太祖之位，随世代而变迁，太祖的议论，各代各有不同说法，不能像殷契、周稷那样在拥有天下之初就已确定，而后世子孙最终无法更改。既然如此，那么历代之所以不能恢复殷、周七庙之制，并非不懂古礼，正是因为追尊的祖先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后稷、契的，因此太祖的议论难以决断，太祖之位始终未能确定的缘故。

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奏言："古时候宗庙用石室来收藏神主，称为宗┙。夫妇一体，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分，正庙的神主，各自收藏在庙室西壁之中；已迁之庙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太室北壁之中，那坎穴距地面六尺一寸。如今太庙收藏神主之室，帝、后分处不同室，迁庙的神主仍收藏在西夹室，按照礼制来考求，有不合之处。请求等新庙建成后，一并遵照古制。"皇帝依从了。

元丰六年，诏令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怀皇后从别庙升祔太庙。详见《后妃庙门》。

哲宗元〇元年，礼部太常寺奏言："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祖先，嘉〇年间的诏书曾确定七世八室之制。如今神宗皇帝崇〇之日将至，僖祖皇帝为始祖，万世不迁，翼祖皇帝已在七世之外，按世次应当祧迁。先皇帝的神主应当祔入太庙第八室。翼祖皇帝、简穆皇后刘氏的神主，依照唐代的先例祧迁收藏在西夹室，安置于西壁石室之中，排列在顺祖皇帝、惠明皇后之后。从英宗皇帝往上至宣祖皇帝依次升迁，那些祧迁收藏的神主，每逢〇享之祭，就依照典礼行事。"皇帝依从了。

绍圣元年，将宣仁圣烈皇后的神主〇入太庙。

元符三年五月（当时徽宗已经即位），礼部太常寺奏言："晋成帝时，宗庙有十室，到康帝因为是以成帝之弟继承皇统，不迁京兆府君之主，

译才增加一室为十一室，符合温峤等诸儒完备七世的议论。考察历代典故，在礼制上是适宜的。如今哲宗升〇，应当依照晋成帝的先例，在太庙殿增加一室，等庙建成之日，神主〇入第九室。"下诏命侍从官、秘书省长官及副职参与议论，于是暂且将神主权厝于太庙夹室。

权知开封府吴居厚等人议论说："若以兄弟为一世，那么亲亲之恩未尽，而宗庙祭祀已经废毁，应当依照礼部太常寺所请，太庙增加一室。"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议论说："哲宗继承神宗皇帝的大统，是父子相承，自然应当算作一世。如今如果不祧迁远祖，不把哲宗算作一世，那么三昭四穆连同太祖之庙就一并列入了。应当深入考察典籍，按礼制迁祔。"吏部侍郎陆佃、黄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书舍人曾肇，枢密都承旨范纯礼议论说："国朝从僖祖以下才凑齐七世，所以英宗〇庙时，就祧迁顺祖；神宗〇庙时，就祧迁翼祖。如今哲宗皇帝对于神宗，是父子关系，如果按照礼官所议，再增加一室，那么庙中就会有八世，何况唐文宗即位时就祧迁了肃宗，把敬宗算作一世，前例并不远。将来哲宗皇帝〇庙时，应当以神宗为昭位，往上祧迁宣祖，以符合古时三昭三穆的道理。"诏令依照礼官所议施行。此前，李清臣任礼部尚书，最先提出增室的建议，侍郎赵挺之等人附和他。恰逢李清臣升任门下侍郎，议论的人大多顺从他的意见，只有曾肇等人的议论不同，而蔡京另外的议论与曾肇相同。两种议论呈上后，李清臣极力辩说，皇帝最终依从了他的意见。

六月，礼部请求用太庙东室一间安奉哲宗神主，诏令依照所请。太常寺奏言："如果就在东夹室安奉，不但庙室位置不正，而且狭窄不能容纳供奉神主所需之物，请依照八室的制度，增建一室，仍旧保留夹室。"诏令依照最初的旨意，暂且权行安奉。太常少卿孙杰又奏言："如今先帝的神主，安置在夹室之中，这就等于不能祔入正庙，与先前诏令增建一室的用意不同。前些日子援用嘉〇年间的先例，专门设置使臣负责修奉，可是修奉使却请求以夹室安奉神主，这也与当初设置使臣的本意相违背。请求依照太常寺先前的建议，增建一室。"尚书省奏言："先皇帝〇享太庙，增建之室在东边，与祖宗并列。如今庙室尚未齐备，行礼的日期已定，如果先告祭迁移神主再修建庙室，那么日期将迫近，工程来不及完成。所以必须权宜行事，及时升祔，随即再增修，这怎能算是简慢，比起前代修建庙室来不及而权宜设帷帐行礼的做法，不能说不周到。"诏令赶紧依照最初的旨意奉行。

八月癸亥日，皇帝亲自从集英殿引导哲宗神主到宣德门外奉祀，有关官员奉持神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题写谥号，举行〇享之祭，暂且权厝于太庙夹室。

诏令特设景灵西宫，将神宗皇帝安奉在显承殿，作为馆宇之首，昭示万世尊崇有别之意。在西边建哲宗皇帝的神御殿，以东侧偏殿作为斋殿。

右正言陈〇上言："近来修建景灵西宫，拆迁移动了元丰库、大理寺、军器监、鸾仪司等处，用那里的地方安奉神宗、哲宗的神御。然而可以议论的地方有五件事。国家的神位布置，是左边宗庙、右边社稷，如今宗庙占据了社稷的位置，不合乎经典的旨意，这是可议之一。刑狱之地，必定有杀伐之气，如今却选择在此处建宫立庙，这是可议之二。西宫的地方，虽说只是迁移官署而不动百姓的住宅，可是一寺、一库、一监、一司迁移到别处，从这里迁到

译那里，也会涉及居民，这是可议之三。从前安奉祖宗、帝后的神御，分散在各寺观之内，如今神宗合并集中在一宫中的各殿，可现在却又分为两处，一年四季的祭献，皇帝的车驾要分别前往，礼仪已经繁琐了，事奉神灵也变得困难，这是可议之四。显承殿安奉神御以来，一祖五宗的神灵已经协和聚会很久了，何必迁移，宗庙是重大之事，怎能轻易变动，这是可议之五。希望另行详细议论。"

陈〇又上言："陛下之所以不敢轻易更改先前的决定，是说神宗本来就有修建西宫的意思，蔡京亲耳听到先帝的训示，而《实录》也详细记载了这些话，所以不能不恭敬遵从。依臣看来，这是蔡京假借神宗之训以行诬蔑，不值得相信。元丰年间，神宗在治隆殿之后留下地基以等候宣仁太后，后来因为御史有所奏请，宣仁太后就把那块地方作为神宗庙宫。可是绍圣年间的大臣反而说宣仁太后轻视怠慢神宗，削减庙制，于是重建显承殿作为安奉之地。当哲宗在位之时，蔡京最为得势，凡是可以毁谤宣仁太后的事，无所不为，哪有亲耳听到神宗的话可以证明元〇年间的过失，却隐忍不向哲宗禀报的道理呢？臣因此知道这是他假借诬蔑之词。"皇帝没有听从。

诏令仁宗、神宗的宗庙永远祭祀不祧迁。

诏书说："听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祖先，那么依次祧毁的制度是有常规的，祖先中有功的、有德的，那么不迁之庙就不止一处。恭敬地想到艺祖顺应天命、顺从民心，开创华夏；太宗受命继承基业，安定天下；真宗以圣德承继圣德，抚有全盛的国运，所以仁宗一并尊为百世不祧之庙。恭敬地想到仁宗皇帝身怀天地般的气度，以仁德治理天下，在位四十二年，恩泽施及四海，早早确定大计，将帝位传授给英宗，功业隆盛、德泽深厚，谁能与之相比！英宗皇帝享国日子短暂，未能施展抱负。神宗皇帝以圣明神武、旷世罕有的资质，慷慨激昂地在天下大有作为，政令法度无不革新，功业盛大，却谦逊克制、不居其功，可是宗庙的制度，还没有议定尊崇之礼。应当命礼官考察参照旧例，考订仁宗、神宗的庙制，详细议论后奏报。"

十一月，权太常少卿盛次仲等人奏言："仁宗、神宗，请依照圣旨，尊崇庙制，永远祭祀不祧迁，与天地同其无穷。"于是三省上表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施行，皇帝下诏恭敬依从。

崇宁二年，诏令祧迁宣祖，把哲宗神主祔入太庙第八室。

诏书说："恭敬地想到哲宗实际是承继神宗，传承正统，已有十六年了。当初升祔之时，朕正恭默守孝，于是在七世之外增加了一室，遂使三昭之间凑成了四穆。查考礼典和文献，竟没有相合的地方。近来阅览臣下的奏疏，特意下诰命随从大臣一同与礼官，广泛穷尽众人的意见，一一列奏呈报上来，援引依据十分明白。说本朝从僖祖到仁宗才凑齐七世，到英宗〇庙时，往上祧迁顺祖，等到神宗〇庙时，又祧迁翼祖，那么哲宗〇庙，父子相承，自然应当算作一世。祧迁的次序，典礼有据可查，看后心生警惕，怎敢不恭敬听从。有关应当施行的事项，命礼部、太常寺详细议论后奏报。"

十二月，礼部、太常寺奏言："祧迁的次序，应当祧迁宣祖昭武睿圣皇帝、昭宪皇后杜氏的神主，收藏在西夹室，排在翼祖简恭睿德皇帝、简穆皇后刘氏石室之后。应当迁移的神主，每逢〇享之祭，就依照典礼行事。祧迁祭告，动工择日，由学士院撰写祝文，希望依照先例。"皇帝下诏

译恭敬依从。

崇宁三年，诏令将太庙增建为十室，恢复翼祖、宣祖之庙。

诏书说："朕想到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祖先，是古时的道理。此前，有关官员因为哲宗皇帝继承神宗，父子相承，自然应当算作一世，所以往上祧迁宣祖到夹室，依据经典合乎礼制，已经依照所奏施行了。距离古代已经久远，礼制文献残缺不全，各位儒者的说法也不一致。郑玄说：'太祖以及文王、武王不祧之庙，加上四座亲庙，合起来是七庙。'这样不祧之宗，是在七庙之内。王肃说：'不是太祖而不毁去的庙，不算在常规数目之内。'这样不祧之宗，是在七庙之外。想我朝祖先功业隆盛、德泽深厚，万世不祧的，如今已经有五宗，那么七庙中应当祧迁的，只有二宗而已。迁毁的礼制，如今近及祖先，恐怕不是先王尊祖奉先的本意。礼制应当根据义理来创制，以合乎情理为根本，可以命有关官员集议典礼后奏报。"礼官上言："先王的制度，宗庙止于七座，后代帝王根据义理创制礼仪，于是有增加到九庙的。详细斟酌典故，应当由朝廷决定。"礼部尚书徐铎又上言："唐代的献祖、中宗、代宗与本朝的僖祖，都曾经祧迁而后又恢复。如今在应当祧迁之际保留宣祖，在已经祧迁之后恢复翼祖，以凑齐九庙，于礼没有不相称之处。"

九月，诏书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祖先，是古时的道理。想我朝，祖有功、宗有德，圣贤之君相继出现有六七位，美好功业之盛超越古代，先前尊为不祧之庙的已经有五宗，迁毁的礼制如今已经近及祖先。永远想到景〇年间钦崇祖先的诏书，已经施行而不敢逾越；等到我元符年间尊奉的文告，礼制已经隆重而不可削减，虽然想要完全依照古制也不可能做到。广泛考察各位儒者的说法，详细探求历代君王的适宜做法，只是拘守常规就无法看到全局，而应时权变就一定要通晓其中的变化，于是综合众人的议论，开始制定条理。想恩情要合乎情理才算适宜，那么礼制根据义理创制就没有愧疚，因此斟酌郑玄四代亲庙的说法，采取王肃九庙的规制，参合两家的说法，制定为一代的典章，由我朝自己开创先例，流传给后世，希望能安定宗庙的神灵，以此永保国家的福祉。有关应当施行的典礼，命礼部、太常寺详细议论后奏报。"

十月，诏书说："仰想翼祖在天之灵，孕育了源头而后发扬光大；安陵有绵延后世的福泽，使先祖的武功在肇基之时就光彩焕发。可是若遵循七世八室的规制，那么室数就超过了古制；若遵循四庙五宗的法度，那么依礼还不应祧迁。因此仰奉二祧之灵，恢复到列圣的行列之中，虽然礼制丰厚也不算过分亲近，虽然世次久远也应当隆重对待，这不仅是效法三代的美好法度，也是沿用本朝的旧例。已经祧迁的翼祖、应当祧迁的宣祖之庙一并恢复。"

崇宁四年三月，诏令因恢复翼祖、宣祖之庙，将太庙大殿增建为十室。不久任命吏部侍郎王宁为修奉使。六月，九庙奉祀的礼仪完毕，宰相蔡京率领百官上表称贺。

崇宁五年，三省上言："西京会圣宫各座陵墓，每月朔望、节日进献祭品，应依照景灵宫的规定仪式。会圣宫的规制朴素，应当加以修饰，凡陈设的器皿之类，都三年更换一次，违反者按违反制度论处。"皇帝依从了。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皇帝驾临扬州，将太庙神主安奉在寿宁寺。景灵宫的神御，安奉在温州。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郡国的宗庙，本朝只有祖宗曾经巡幸过的地方才设有。建炎初年，金人围攻西京情势危急，留守孙昭远派他的部将王仔，奉

译着启运宫的神御从小路走到扬州，后来又迁到福州；而永安军会圣宫、扬州章武殿的圣容画像，则迁到温州天庆观。绍兴十三年，又把温州的神御奉迎回临安，安奉在万寿观的后殿，只有启运宫的神御留在福州，由地方守臣提举管理。成都府新繁县的御容殿，最初设在重光寺药师院。雍熙年间，僧人道辉在佛屋的后壁上画了太祖皇帝的圣容。熙宁六年，赵清献任成都知府，请求建殿安奉，神宗没有答应，只命设置板屋栏楣，用来关闭保护。元丰七年，走马承受赵选又上奏，得到旨意修建殿宇，设置门锁，由宦官监守，按时朝拜谒见。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太平宫道士訾全真等人又携带太宗、真宗的圣容，从岐山下抵达宣抚使张忠献处，张忠献立即派人奉安在太祖圣容之侧。绍兴四年，宣抚副使吴武安〇又从武兴送来仁宗、英宗、神宗的圣容到殿中安奉。二十七年，杨文安椿任兵部侍郎，向朝廷上言，得到旨意另外加以营建修缮，才改建为殿门朝外的样式，二十九年才建成。当时，王时亨任知府事，请求赐予宫额和殿名，没有得到批复。淳熙年间，胡长文入蜀，才提议就在府治的圣寿寺创建殿宇来安奉御容，殿宇十分华美，供奉的物品也逐渐齐备，于是又向朝廷请求赐予宫额。此前，胡长文创建雄边军数千人，列营在府治旁边。又上言石室学宫聚集着川峡一带的士子，可每逢科举都要回到本乡应试，请求为他们另外设立解额。事情还没有施行，议论的人便说如今蜀地已经有太学和殿前司，独独长久缺少景灵宫罢了，因此就被搁置未能施行。如今春秋祭祀，府里通判前往朝拜谒见使用素馔，道士诵读祝文仍旧像终南山的礼仪一样。

绍兴三年，皇帝驾临杭州，太庙神主一并安奉在温州，祭祀供享都是派遣官员代理行事。

绍兴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上言："原庙设在郡里是有汉代的先例，可是太庙的神主按礼应当在都城。如今新的都邑还没有安定，应当参考古时用车载神主的先例，把神主迁到行在，以彰显皇帝的圣孝。"于是就在临安府建太庙，皇帝亲行款谒之礼。

绍兴十三年，有关官员请求选择干燥高爽的地方，仿照景灵宫旧的规制随宜建置，等到告成之日，再迎回列圣圣容安奉在新庙，希望能在四孟月亲自举行献礼。于是下诏勘察地形建造宫室，分为三殿，圣祖居前，宣祖到徽宗居中，元天太圣后以及昭宪皇后以下二十一位皇后居后。七月，新宫建成，皇帝亲自前往行礼。十月，派遣官员从温州奉迎神御到来，皇帝就前往天章阁西殿告祭迁移徽宗以及显恭、显肃二位皇后的神御，并加以安奉。

掌管宫内的宦官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节结灯楼，寒食节设秋千，七夕设摩〇罗帘幕，每年更换一次。每年时节酌献用羊二百四十只。凡遇帝后忌辰，通常用僧道四七人做法事。绍兴十八年，增建道院。后来又用韩世忠赐第增建天兴殿五间、中殿七间、后殿十七间，斋殿、进食殿都齐备。遇到孟月祭享时，皇帝在内殿斋戒，行事的官员在本司斋戒。到那日天刚亮，皇帝先到圣祖神位前，三次上香、进茶、三次进酒；接着到宣祖神位前，又接着到太祖、太宗直到徽宗的神位前，都依照上述仪式。第二天，皇帝到元天大圣后神位前，接着到昭宪皇后直到显肃皇后的神位前，行礼都依照前殿、后殿的仪式。

自从渡江以后，行在没有固定的地方，神御安奉在别的州郡，朝献之时就派遣官员分

译别前往。到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驻跸临安，才开始齐备太庙、原庙的制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自从休兵以后，太祖创建了册宝殿，凡是帝后的宝册以及郊庙祭祀用的金玉礼器都收藏在这里。当初命太常寺官员一人每季度点检一次，可是只是查看文书记录罢了。乾道五年春天，因为有人盗窃礼器，中书门下才奏请命令每季度取来查验的簿册点检足数，用印封锁，具报有无遗失情况给尚书省（二月己丑日下达旨意）。庆元五年夏天，太常寺奏报太庙遗失皇后金宝二枚，命大理寺审理此案（六月庚寅日下达旨意）。不久宗庙的卫兵到有关部门自首，被判处死刑。原来惯例制作册宝，是由宦官领头做工，等到偷去凿开出售时，才发现里面竟然是铁胎，因此事情败露。从此以后朝廷更加谨慎此事，每月派察官、礼官、宦官各一人检视，称为点宝。礼器中瑶爵、玉瓒两件极为精美，是人间未曾见过的。其他的圭璧，大多带有水浆的颜色。册宝之中只有昭慈圣宪皇后的谥册用象牙制成，其余都用珉玉。又有徽宗皇帝的谥宝，玉色尤其温润纯粹。

绍兴十五年，诏令仿照东都旧制，在崇政殿东边创建钦先孝思殿，凡逢朔望、节序、生辰，皇帝都亲自酌献行香，用家人之礼。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本朝宗庙的制度，太庙用来供奉神主，一年五次祭享，每月朔日祭祀而每月荐新。五次祭享由宗室诸位主祭、朔祭由太常卿在景灵宫行事，供奉塑像。每年四孟月祭享，皇帝亲自前往行礼。帝后的大忌日，则宰相率领百官行香，僧道做法事，而后妃六宫，也都相继前往天章阁供奉画像。逢时节、朔望、帝后生辰之日都要遍行祭祀，由内臣主持。钦先孝思殿也供奉神御，皇帝每日焚香。而各座陵墓的上宫，也有御容画像，时节酌献，如同天章阁一样。每年寒食节以及十月初一，宗室、宫人各自前往朝拜。春秋两季的仲月，太常寺巡行园陵。季秋，监察御史检视太庙的祭祀用俎豆，景灵宫用牙盘，而天章阁等处用寻常的膳食，用家人之礼。到如今没有改变。

绍兴十六年，太常寺上言："查考在京城时的庙制，每室东边设户，西边设窗，西墙作┙室，收藏祖宗帝后的神主。又有东西夹室，那夹室只设户不设窗。如今行在的太庙，是随宜修盖的，还没有安设┙室。如今既然重新修盖，就应当仿照在京城时同殿异室的庙制修盖，并在大殿东西建两间夹室，那两间夹室只设户。十一室，就依照庙制设户和窗。那大殿南北进深七丈，每室从西壁向北一丈二尺处，建厚墙，随宜安设┙室。那西夹室也应当设┙室，收藏顺祖室的神主。"皇帝下诏依从，于是扩建太庙。

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上言："谨按《春秋公羊传》的解说，说'神主收藏在庙室西壁之中，以防备火灾'。《左氏传》的解说，说'神主┙藏在宗庙之中'，是说宗庙有┙室，用来收藏神主。汉代的礼仪把神主收藏在西墙壁的坎穴中，距地面六尺一寸，这坎穴就是┙室，不仅是防备灾患，也是神道崇尚幽隐的意思。既然如此，那么古时候宗庙一定有神主，神主一定有┙室。郑原繁说'先君桓公命令我先人掌管宗┙之事'，这是诸侯宗庙神主的┙室。卫国孔悝派宰臣把神主┙藏到西圃，这是大夫宗庙神主的┙室。《开宝通礼》记载别庙按时祭享孝明、孝惠二位皇后，祭祀那天，宫闱令进入室中打开坎穴，把神主捧出来安置在座位上。《政和五礼·时享别庙仪》记载，祭祀那天，祠祭官帮助捧出神主，宫闱令在┙室中，把惠恭皇后的神主捧到神帐里，打开椟盒，安置在座位上，到送神奏乐起立时，祠祭官帮助捧神主进入┙室，宫闱令把神主纳入椟盒，捧

译入┙室。既然如此，那么本朝的先例，别庙皇后的神主也有┙室，从艺祖到徽宗都没有更改过。前些年绍兴五年，祖宗后妃的神主从温州抵达才开始建太庙，才建了房屋五间，后来逐渐增加到七间，都只有殿而没有室，只是把神主连同椟盒放置在案几上，用帷帐遮盖，每逢祭享，就到案几前打开椟盒进献于神主之前，当初的草创情形就是这样。绍兴十二年，〇懿节皇后祔庙，才建立别庙，也像太庙当初草创的样子。绍兴十六年，新造礼器完成，诏令增加笾、豆、〇、簋的数目，全都依照典礼。可是太庙大殿狭窄不能容纳，于是才建造新庙，共十三间。除去东西夹室之外，为十一室，各自开设户窗，在西墙安设┙室，大致仿照京城的庙制。只有别庙的一位神主，祭器不多，于是姑且仍照旧制，一直沿用到如今，这是有关官员因循旧习的过失。如今追封的皇后将要祔入懿节皇后之后，既然已经修建别庙，分为两室，就应当各自设置┙室，如同历代先例。"皇帝下诏依从。

董芬、王普议论，认为应当以艺祖为太祖，正居东向之位。事情见于《〇〇门》。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太庙自仁宗以来，都祭祀七世祖先。崇宁初年，蔡京执政，才采取王肃的说法，认为二祧在七世之外，于是建九庙，把翼祖、宣祖都归入本室之中。然而王莽已经营建过九庙，唐明皇又沿用过，并非从蔡京才开始的。绍兴年间，徽宗〇庙，因为与哲宗算作同一世，所以没有祧迁及升祔之事。钦宗才祧迁翼祖，高宗与钦宗算作同一世，也不祧迁，因此淳熙末年，太庙祭祀九世十二室。等到孝宗归葬，赵子直执政，于是祧迁僖祖、宣祖二祖而将孝宗祔庙。当时朱熹在经筵讲学，独自认为九庙才是正确的，赵子直不听从，朱熹的议论就被搁置了。等到光宗祔庙时又不祧迁。如今又祭祀九世了。

绍熙五年闰十月（当时宁宗已经即位），诏令另外在太庙大殿西边建四祖殿，安奉祧迁的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的神主，每年命礼官进献祭品。

宋朝自太祖追尊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以来，每逢〇〇之祭，祖宗都以昭穆相对排列，而空出东向之位。王安石执政时，认为僖祖以上的世系次第已不可知，那么僖祖有庙与后稷相比恐怕没有什么不同。当时韩绛等诸位儒者辩驳他，他不听从。当时程颐还是平民，对人说话也认为王安石的说法是对的。熙宁八年夏天，〇祭于太庙，以僖祖居东向之位，从此没有人敢再议论了。绍兴以后，董┍、王普、尤袤都请求纠正太祖东向之位，都没能施行。此前，英宗祔庙时已经祧迁顺祖，到钦宗祔庙时又祧迁翼祖，等到高宗升祔，就成了九世十二室。到这时孝宗将要升祔，赵汝愚执掌国政，想要一并祧迁僖祖、宣祖二祖，此事下达给侍从官议论。

译吏部尚书郑侨等人请求将僖祖、顺祖两位祖先的神主迁出太庙，并确定太祖神主面朝东方的位置。众多儒臣如楼钥、陈傅良等人，都认为这样可行。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个意见。

译侨等不久又上奏请求另立僖祖别庙，把顺祖、懿祖、宣祖三祖〇藏起来。当时朱熹在讲筵任职，独自呈上议状，列举了四条不可行的理由，大略说："查吏部尚书的公文，是要集议四祖祧主应当如何安置。如今详看众人的议论虽多，但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说把神主藏在夹室里，那就是把祖宗的神主向下藏在子孙的夹室之中，到了〇祭的时候，在夹室之前设帷幄，那也不能称为〇。想要另立一庙，那么丧事既已久远，就只有毁去而没有再立的道理。想要藏在天兴殿，那么宗庙、原庙不可相混杂。议论的人都知道这样安排不妥当，只是因为他们心里急于想要尊奉太祖三年一〇时暂时东向的缘故，却不知道这实际上对太祖的尊崇毫无益处，反而白白使僖祖、太祖两庙的威灵，在冥冥之中相互争较强弱。并且使四祖之神疑心自己被摈斥，〇徨徘徊不安，不知归于何处，令人痛心伤感，不能自已。如今只要用太祖当日追尊帝号的诏令来默默推想，就知道今日太祖在天之灵，必定有所不忍而不敢承当这样的安排。又何况僖祖祧主迁出不过是治平年间的事，才过了几年，神宗皇帝又重新奉之为始祖，这本已是合乎礼之正道而顺应人心的做法了，正所谓'有人举行了它，就没有人敢再废弃它'啊。"又说："应当以僖祖为始祖，就像周朝的后稷一样，太祖如同周朝的文王，太宗如同周朝的武王，与仁祖的庙，都应万世不祧；仁宗为昭，英宗为穆，与真宗的神主一并藏在西夹室；神宗为昭，哲宗为穆，徽宗为昭，钦宗为穆，高宗为昭，孝宗为穆，而高宗之庙，也应万世不祧。如果不能这样，那么就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为一世，从真宗以下到孝宗，共九世十二室。"贴黄中说："又访得元〇大儒程颐的说法，他认为太祖以上有僖、顺、翼、宣四祖。先前曾把僖祖祧迁了，王安石议论说'不应当祧迁，顺祖以下祧迁则可以'。有人以僖祖没有功业来责难。有人说灵芝没有根、醴泉没有源，事物哪有没有根本而能生出来的，如今天下的根基，正是出自这个人，怎能说他没有功业？所以朝廷重新立僖祖庙是合乎礼的。王安石的见识终究高于世俗的儒生。我私下详察程颐的议论素来与王安石不同，但谈到这件事却深深佩服他，足以说明义理与人心所同然之处，本来就有不约而合的时候。又，司马光、韩维这些人都是大贤，是人们所敬重信服的，他们的议论偶尔没有说到这一点，而王安石却因为变乱穿凿而得罪于公论，所以有人想坚守二位贤人的说法，把王安石本应采纳的正确之处也一并废弃了，如今用程颐的说法来考察，那么是非就可以判断清楚了。"

议状上奏之后，皇帝召见对答。皇上在御榻后取出一卷文书，说："这是卿所奏的庙议，可以详细陈述其中的说法。"朱熹先前已把所论之事画成图本，附注说明得很详尽，到这时拿出来奏陈，过了很久，皇上再三称好，并且说："僖祖本就不应当祧迁，高宗即位时不曾祧迁，寿皇即位时也不曾祧迁，太上即位时又不曾祧迁，如今怎么可以轻易改动？可以在御榻前拟撰几句话，等候直接批出施行。"朱熹当时正对内批的弊端有所警惕，因而请求降出〇子再让臣僚集议，皇上也同意了。朱熹退下之后，随即进呈拟好的诏书大意，把皇上的意思传谕给朝堂，却听说已经毁了四祖庙而把神主迁走了。

当时赵汝愚既然认为王安石的议论是错的，持异议的人又怕自己被排挤，便借此来求胜，此事最终没有实行。朱熹这时已经得罪，写信给赵汝愚说："相公以宗室子弟入朝辅佐王室，却无缘无故轻易采纳了我这鄙陋之人的荒谬议论，毁拆祖宗的庙宇来快意一己之私，这实在是很不祥的事啊。想要神灵降临歆享，赐予福佑绵长，使国运永延无穷，这怎么能够做到呢！"当时

译太庙大殿已经是十二室，所以孝宗神主升〇之后，东边一室仍空着。朱熹认为这不是祝愿寿康延续的用意，深以为不然，因而自我弹劾说自己不够格担任待制侍从的选任，请求追夺待制之职。奏章两次呈上，诏书说次对之职除授已久，与庙议原本不相关，不予批准。等到光宗神主升〇入庙，于是又恢复为九世十二室。大概自昌陵神主入庙以来，经过了二百多年才把太祖之位摆正，从这一年冬天开始，才另建一殿把祧主安放在大殿西侧，每年命礼官前往献祭。如今所说的四祖殿就是这个。

按太祖东向之位，有人认为应当由僖祖居之，有人认为应当由艺祖（太祖）居之，自熙宁以来，议论的人各不相同。大概自治平四年，英宗神主已入庙，张安道等人认为应当遵循七世的制度，应当把僖祖祧迁，诏书听从了他们的说法。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事事都务求纷更改易，于是主张僖祖是宋朝的太祖，不应当祧迁。而韩维等人与他争论，认为太祖应当属于昌陵（即宋太祖）。诸位贤臣争论得越发激烈，而王安石坚持得越发坚定，于是几乎要废去艺祖配天的祭祀，来奉僖祖配天。大概他这种务求排斥众议、喜好标新立异而坚持错误的做法，与他推行新法等事本来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然而我曾经考察过，张安道所建的随世祧迁之议、韩持国所坚持的艺祖应当居东向之位的说法，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可是拿当时的情形来衡量却未必可行。大概古人所说的天子七庙，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合为七庙，三昭、三穆是从父祖往上数六世，太祖则是最初受封受命、因有功德而万世不祧迁的祖先，本来不是第七世的祖先。如今在神宗那个时代如果只祧迁僖祖，那么顺祖、翼祖、宣祖、太祖太宗（共为一世）、真宗、仁宗、英宗，正好是七世，这岂不是要祧迁僖祖而把顺祖当作太祖吗？这是不可以的。僖祖、顺祖都没有功德，不是商契、周稷那样的人物，如今当时的议论，那些想要祧迁僖祖的人，只是因为他已经在七世之外；那些不想祧迁顺祖的人，只是想凑足天子七庙的数目，却不知道亲尽而祧迁的，是昭穆之制；万世不祧的，才是太祖。如今就三昭三穆而言，僖祖、顺祖都已经在应当祧迁之列；就万世不祧而言，这两位祖先又都不足以当此位，这只是姑且把应当祧迁的祖先权且安放在太祖的位置上罢了。如果不把顺祖当作太祖，那么所谓的七世，就变成了四昭、三穆，而不是所谓三昭、三穆加太祖之庙合为七。如果一定要说空出太祖之位而只祭祀三昭三穆，那就应当把僖祖、顺祖二祖一并祧迁。如果不这样做，那就姑且依照唐人九庙的制度，暂且不议祧迁，虽然于礼经不合，但也无妨其近于厚道。如今只祧迁僖祖，那么顺祖便隐然居于太祖之位了，这是第一点不可行之处。至于艺祖应当居于东向之位，作为万世不祧的太祖，这个说法固然不可更改，然而神宗的时候，上距艺祖才不过四代五庙罢了，如果立刻把他当作太祖，那么僖祖、顺祖以下四位皇帝都应当祧迁，天子之庙就与诸侯之庙相同了，这是第二点不可行之处。诸位贤臣的说法，大概只是认为不可以舍近而弃创业的艺祖，反而远取被追尊的僖祖，王安石务求与众不同，就一定要用尊崇艺祖的礼制来尊崇僖祖，而对当时的事体都未曾详加审订。如果拿前面两点反复推求，那么尊崇僖祖的说法固然是错的，而急于尊崇艺祖的说法也未必是对的。到了宁宗初年，情形就不同了，自艺祖创业以来已经历八世十二庙，那么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应当祧迁已经没有可疑之处了，在这个时候奉艺祖端正东向之位，作为万世不祧之祖，就再没有什么妨碍了，董┍、王普等人所说的才是最恰当的言论（二人的议论见于《〇〇门》）。朱熹独独因为程颐（伊川）曾经与王安石说法相合，却仍然想极力主张僖祖之议，这几乎近于胶柱鼓瑟而不合于时宜，党同伐异而不

译合于道理，我实在不敢认为这是对的。

天子宗庙的制度，见于经传的记载非常明白，历代的儒者根据经传所载而加以推明，他们的说法也十分完备，然而终究不能依照古制建立宗庙，其中的缘故有二：一是太祖的确立难以决断，二是昭穆的位次太过拘泥。太祖的确立难以决断，我已经在前面详细说过了；至于昭穆之位太过拘泥，那就请让我详细说一说。大概诸儒论述庙制的，没有比朱熹的说法更详明的了，他既有说法，又有图（说法和图，都见于《周庙制》下面），观览的人一看就能明白。他大概是说太祖居北，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太祖百世不迁，以下六庙亲尽了就毁去而依次递迁。昭永远是昭，穆永远是穆，〇昭的时候，群昭都要移动，而穆不移动；〇穆的时候，群穆都要移动，而昭不移动。并且引《尚书》"穆考文王"、《诗经》"率见昭考"以及《左传》"文之昭也，武之穆也"来作为证据。大概文王为穆，那么文王的孙子及玄孙都是穆，他的儿子和曾孙都是昭；武王为昭，那么武王的孙子及玄孙都是昭，他的儿子和曾孙都是穆。既然创立了这六庙之后，新去世的君王升祔入庙时，昭就归入昭，穆就归入穆，截然分明不可紊乱，这就是立庙的制度。然而我认为这种制度，必须是世代相继而拥有天下的都是父死子立才可以，如果是兄终弟及，那么次序就要紊乱了。姑且拿朱熹的图来考察，这图从武王到幽王，都确定了六庙三昭三穆的位次，然而从懿王以前，都是父传给子，所以次序未曾紊乱。懿王驾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的身份继懿王而立，所以朱熹的庙图到宣王那一代，就以穆王、懿王、夷王为昭，共王、孝王、厉王为穆。穆王在世次上是昭，共王是穆王的儿子，在世次上是穆，懿王是穆王的孙子，那么继穆王而为昭是对的；孝王是共王的弟弟，却以继共王而为穆，虽然世次上不算紊乱，但却是以弟弟的身份占据了侄孙的庙位。到夷王，是懿王的儿子，世次应当是穆，图上反而列为昭；厉王是夷王的儿子，世次应当是昭，图上反而列为穆，这样一个孝王一立，夷王、厉王的昭穆就跟着变换了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也没有办法处理，不过是就他们继位的先后来定昭穆，而不能坚持自己最初的说法了。又何况宣王那一代，三昭三穆共六代，那么所祭祀的应当从昭王开始算起，如今因为孝王夹在其中，他的第六世祖昭王，虽然还不应当祧迁，却已经在三昭三穆之外了，那么虽然名义上是六庙，实际所祭祀的却只有五世了。然而这里所说的，昭穆祧迁的紊乱不过是一代而已。周朝以前是商朝，商朝武丁的时候，所谓的六庙，是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然而南庚是祖丁哥哥的儿子，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又都是祖丁的儿子。姑且以祖丁为昭而言，那么南庚到小乙都是祖丁的子辈，都应当为穆，这就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祭祀的向上不及曾祖，还不应当祧迁，而实际上祧迁的却有四世了。周朝以后是唐朝，唐懿宗的时候，所谓的六庙，是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然而穆宗、宣宗都是宪宗的儿子，敬宗、文宗、武宗又都是穆宗的儿子，姑且以宪宗为昭而言，那么穆宗、宣宗为穆，敬宗、文宗、武宗为昭，这就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祭祀的向上不及高祖，还不应当祧迁，而实际祧迁的却有三世了。这样一来，就不只是昭穆之位一边偏枯，祧迁之法也随之紊乱了。如果一定要祭祀到六世，那么武丁的时候，除太祖之外，必须创设十庙；懿宗的时候，除太祖之外，必须创设九庙才可以。况且世代继位的人，既不能一定是弟弟还是儿子，那么在创立宗庙的时候，又怎能预先确定以后的君王入庙时，或者穆多昭少像殷朝那样，或者昭多穆少像唐朝那样呢？那么立庙的制度，一定要在将要升祔入

译庙的时候，随即营建，属于昭的，就在太祖庙的左边建造；属于穆的，就在太祖庙的右边建造，这样才算合宜，而预先建立六庙、确定三昭三穆依次递迁的说法，是行不通的。又如果一定要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外面建都宫，里面各自有庙、有寝、有门、有垣墙，那么这种规制就非常宏大，而且必须在国都门的左边，那么这块地方也是有限的。昭穆的位次既然已经截然分明，那么武丁的时候，虽然有五穆却不可以侵占昭的地方，昭的地方就多有空虚；懿宗的时候，虽然有四昭却不可以占据穆的位置，穆的位置就有一半空缺。改朝换代之后，又不知道谁该是昭、谁该是穆，那可怎么办呢？而已经建成的庙，其中世代较近的，既然不能祧迁（比如武丁的时候，小乙是父亲，南庚、阳甲、盘庚、小辛都是伯父；祖丁是祖父，祖辛、沃甲都是伯祖；祖乙是曾祖；河〇是高祖；外壬、仲丁是高伯祖；太戊是五世祖，雍己是五世伯祖，小甲是六世祖。如果按祭祀及于六世来说，那么这十五庙，都不应当祧迁，也不止十庙而已），那些昭穆次序不顺的，又不能升祔，那就必须每一代都随即改动位置重新营建才可以。而那块地方又局限在中门之内、太祖庙的左右，创造起来烦扰不堪，不是用来安宁神明的做法，而对偶又偏枯不整，也无法让人耸然起敬，这样看来反而不如前代每一位皇帝各建一庙、各在一处的做法，也不如东都以来同堂异室、共为一庙的做法那样浑然一体。我因此说七庙的制度，诸儒都能说得出来，而历代都不能照这个制度建造，正是因为昭穆的位次太过拘泥的缘故。

拥有天下的人，必定推尊自己的祖先来配天，既然建立了宗庙，就必定推尊自己的祖先为太祖，这是礼制。自从《孝经》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的说法，《祭法》有"〇郊祖宗"的说法，郑玄注解认为〇郊就是郊祀（郑玄认为〇是在圜丘祭天，然而圜丘也是郊），祖宗就是明堂。于是后来拥有天下的人，配天配帝一定各自用一位祖先，推尊自己创业的祖先，来比拟文王认为还不够，还一定要寻求自己祖先中可以比拟后稷的人，来推尊他配天。文王是受命建立周朝的人，汉高帝、唐神尧（高祖）、宋艺祖（太祖），大概都可以比拟；曹操、司马懿以下这些人，逞其奸雄诈力，取别人的天下国家来传给自己的子孙，向上看文王，何止是瓦罐比黄钟，然而他们开创基业、光大王朝这方面的事迹却是相同的，作为他们的子孙，虽然拿他们来比拟文王是可以的，唯独要比拟后稷那样的祖先，历代大多没有办法处理。于是有的就从遥远的华夏先祖中去攀附，像曹魏尊帝舜为祖先、宇文周尊神农为祖先、武周尊文王为祖先就是这样。这三位圣人，他们的功德固然可以配天，但却并非魏朝与二周（宇文周、武周）的祖先。所以当时人就议论此事，后代人也讥笑这种做法不伦不类。至于唐朝既然已经用神尧来比拟文王了，而要寻求可以比拟后稷的祖先，就归属到景帝身上。宋朝既然已经用艺祖来比拟文王了，而要寻求可以比拟后稷的祖先，就归属到僖祖身上。景帝、僖祖二位皇帝虽然是唐、宋的始祖，然而在当时不过是没有功业的平庸之人，向上看周朝王室，仅仅可以比得上不〇之流，却拿后稷来尊崇他们，这就过分了。所以不只是后世议论这种做法不对，就是当时也曾一片哗然，认为不可以，大概是因为无法使人心信服的缘故。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不足以使人心信服，而推崇尊大的用意又不能满足，于是进言献议的人便开始编造阿谀附会的说法来迎合上意。老子也是人罢了，道家这一流派，假借他的名号来推行自己的教义，于是就推崇尊奉他，让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信奉这一教派的信徒，就说这是天帝，不再

译是当年周朝的柱下史了。而〇氏与唐朝〇姓相同，于是就推〇（老子）为始祖，尊称他为元元皇帝，虽然是以老聃为祖先，但其用意是说自己的祖先本来就是上天尊贵的神灵。于是就崇建太清宫，每逢〇〇都在元元皇帝面前设位排序，这实际上是把元元皇帝当作太祖，来比拟周朝的后稷，而他们自己的祖宗就都成了昭穆了。到了宋朝大中祥符年间，天书封禅之事竞相兴起，于是又效仿唐人的做法，推尊所谓的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作为圣祖，建立景灵宫，圣祖殿居中，僖祖以下各自建一殿，分置左右，这实际上是把圣祖当作太祖，来比拟周朝的后稷，而他们的祖宗就都成了昭穆了。朱熹曾经说：景灵宫的建造，外面建都宫，里面各自有寝庙，有门有垣，这才近似古制，因为它的规制宏大壮观，每一位皇帝各居一殿，不像太庙那样共处一堂，稍微类似古人立庙的制度，足以称得上是天子用来庄严奉祀祖宗的用意，这话说得倒也不错。然而不知道所谓的圣祖，果真有像后稷那样值得称道的功德吗？果真有像后稷之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那样可以查考的世系吗？《祭法》说虞、夏、商、周〇郊祖宗的制度，郑玄注说："有虞氏以上崇尚德行，〇郊祖宗只是配用有德之人罢了。从夏朝以下才逐渐按姓氏的先后来排列次序。"项平甫也说，这部经书《祭法》的作者已经在篇末自己解释了他的用意，先叙述帝喾、尧、舜、鲧、禹的功绩，再叙述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的功绩，认为这些都是对百姓有功烈的人，所以圣王祭祀他们，不是这一族类的人就不在祭祀典礼之列，那么他的用意大概是说郊祀祖宗都是选择有功烈的人来祭祀罢了。而后世拥有天下的人，想要依据这个来祭祀自己的祖先，那本来就与这种说法大不相同了。我曾因此而深入探究，虞、夏、商的事情已经很久远了，周人郊祀后稷、宗祀于明堂，这是后世应当效法的。用《诗经》来考察，说到后稷配郊的，是《生民》、《思文》两篇；说到文王配明堂的，是《我将》一篇。《我将》这首诗，它所称颂的不过是受命兴周的事情。而《生民》、《思文》两篇诗，则都说的是教民播种、栽培五谷的事情。那么文王有兴周之功，而后稷则是对天下万世都有功的人。《左传》说，烈山氏的儿子柱担任稷官，自夏朝以上都祭祀他；周朝的弃也担任稷官，自商朝以来都祭祀他。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谷之神，都是大地的不同名号。古代的圣人能够建立天地都做不到的功业，那么他的德行就可以比拟天地，所以后世祭祀他，推尊他来配享天地。弃从商朝就被祭祀为稷神，那么周还是诸侯的时候，本来就已经配享地〇了。周朝拥有天下，弃是开国的祖先，文王受命于天，按礼制应当配天，而文王实际上是弃的子孙。周公制礼作乐，既然举行了尊崇父亲配天的礼制来祭祀文王，那么弃的祭祀仍然沿袭商朝的旧制列于社稷之中，这就是尊崇父亲而卑视祖先了，所以又创立了明堂之礼，把这两位圣人各自配一种祭祀（朱熹也说，古代只有郊祀、明堂之祀，是周公根据义理创设的）。自秦朝以来，文王配天的礼制就废弃了，而稷神的祭祀至今未曾废弃，大概是因为稷神配享地〇，在周朝还没兴起时就已经如此了，周朝灭亡了却没有废止，正所谓对百姓有功烈的人，万世如一日地祭祀他，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哪里还会有这样的祖先呢！却一定要效仿周朝的礼制，推尊自己的远祖上比后稷，有的本来没有世系可考却硬要附会到古代的帝王身上，像曹魏、二周尊舜、神农、文王为祖就是这样；有的姑且推尊自己上代的远祖，而不问他的人品功德如何，像唐朝的景帝、宋朝的僖祖就是这样；再不然就把祖先神化，〇之于渺茫的天帝，像唐朝的玄元皇帝、宋朝的圣祖就是这样。而拿这些来对照周朝祭祀后稷的用意

译，那就太不相类了。哪里比得上只推尊自己创业的祖先，上比文王在郊祀、明堂中都得以配享，而上代的祖先既然没有可以比拟后稷的，那就不必一定要遵循周人的制度了。

●卷九十五 宗庙考五

○后妃庙 私亲庙（〇庙）

《周礼·大司乐》说：于是奏夷则之律，歌唱小吕，跳《大〇》之舞，用来祭享先妣。

郑玄注说："先妣，指姜嫄。姜嫄踩了巨人的足迹，感应神灵而生下后稷，是周朝的先母。周朝建立宗庙，从后稷开始作为始祖，姜嫄没有配偶可与她相配，因此特地为她单独立庙祭祀，称为〇宫。〇，就是神的意思。"

汉高祖五年即皇帝位，追尊已故的母亲为昭灵夫人（《汉仪注》：昭灵夫人的陵墓和庙宇在陈留郡小黄县）。

汉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庙，把奉明园的守户扩大设为奉明县（奉明园就是皇考史皇孙的葬地）。

宣帝刚即位时，下诏说："已故的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谥号封号。逢年过节的祭祀，应当商议为他确定谥号，设置陵园。"有关官员上奏请示："礼制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以那人为父'，所以要降低对自己亲生父母的祭祀规格，这是尊崇所继承之祖的意义所在。陛下作为孝昭帝的后嗣，承继祖宗的祭祀，制定礼仪不能逾越这个界限。我们谨慎地查看孝昭帝当年对已故皇太子所做的安排：其墓在湖县，史良娣的坟墓在博望苑北边，皇考史皇孙的墓在广明县城的北边。谥法说'谥号，是一生行迹的概括'，我们认为对亲生父亲的谥号应当称为'悼'，母亲称为'悼后'，比照诸侯王陵园的规格，设置奉邑三百户。已故皇太子的谥号定为'戾'，设置奉邑二百户。史良娣称为'戾夫人'，设置守冢三十户。陵园设置令、丞等官员，周密护卫奉祀依照法制进行。"于是把湖县阌乡邪里聚定为戾园（阌，是古"〇"字，从"门"中间加"{目支}"字。建安年间才正式写作"〇"。颜师古说："{目支}，是抬眼看人使唤人的意思。{目支}，读作许密切。"），长安白亭东边定为戾后园，广明成乡定为悼园。因此改葬于此。八年之后，有关官员又上奏说："《礼记》说'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就用天子的礼仪来祭祀父亲'。悼园应当称尊号为皇考，为他立庙，把陵园作为寝庙，按时供奉祭享。扩大奉园的百姓满一千六百户，把它设为奉明县。尊戾夫人的称号为戾后，设置奉园邑户，以及扩大戾园各满三百户。"

致堂胡氏说："礼制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降低对自己亲生父母的礼数，是不敢有两个至尊的缘故。既然把所过继的一方称为父母，那就不能再把生身父母也称为父母了。可是礼制中又有'对生身父母降等'的说法，这仍然是用父母来称呼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所谓不能因为言辞而损害本意。立言的人总不能说'对他的伯父伯母'或'对他的叔父叔母降等'吧，所以假借说'父母'，来表明应当降等的意思。既然降等，那就不能再称他们为父母了。"汉宣帝初年，有关官员上奏请示戾太子和悼后的谥号，先说"作为别人的后嗣"等等这些话，后面又说已故太子谥号定为"戾"等等这些话，"首尾的话都是对的，但中间有称'亲'的话就不对了。诏书询问的是已故太子，没有涉及史皇孙，虽然诏书的意思有所包含，有关官员本可以直接回答太子、良娣的谥号就够了。可是前面依据经义，后面上呈'戾'这个谥号，中间却特地称史皇孙为'亲'来迎合皇帝的心意，这难道不是奸诈的说法吗？'亲'这个字，往深里说非父亲不能承当，比如说'文王作为世子，有对父亲那样的亲情'就是这个意思；泛泛地说，那么关系深厚的人都可以称'亲'，比如说'亲近的人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