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五 经籍考二十二
录六十家，八百六十一卷）。
《宋三朝志》：杂史九十一部，九百六十八卷。
《宋两朝志》：三十一部，六百三十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七十三卷（内《唐武宗实录》以下六部入实录门，不重具）。
《宋中兴志》：别史三十一家，三十六部，一千三十四卷。
译收录六十家，共八百六十一卷。
《宋三朝艺文志》记载：杂史九十一部，九百六十八卷。
《宋两朝艺文志》记载：三十一部，六百三十卷。
《宋四朝艺文志》记载：二十四部，一千七十三卷（其中《唐武宗实录》以下六部归入实录类，不再重复列出）。
《宋中兴艺文志》记载：别史三十一家，三十六部，一千三十四卷。
△右杂史
《隋 经籍志》曰：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春秋传》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纥之叛，季孙命太史召掌恶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书，登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而又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ㄈ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神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原，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宋三朝艺文志》曰：传记之作，盖史笔之所不及者，方闻之士，得以纪述而为劝戒。《隋志》曰杂传，《唐志》曰杂传类，有先贤、耆旧、孝友、忠节、列藩、良吏、高逸、科录、家传、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列女之别。今总为传记，事涉道、释者，各具于其事。
《宋两朝艺文志》曰：传记之作，近世尤盛，其为家者，亦多可称，采获削稿，为史氛传。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滞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孙冲、胡讷，收摭益细，而通之于小说。
按：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前史多以杂史第四，杂传第八，相去悬隔，难以参照，今以二类相附近，庶便检云。
译△右杂史
《隋书·经籍志》说：古代的史官，必定广泛记载各种事情，不只是记录君主的举动。《周官》中的外史，掌管四方的记载，那么诸侯的史书也一并收藏其中。《春秋左传》说："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有功于王室，功勋记录藏在盟府之中。"臧纥叛乱时，季孙命令太史召集掌恶臣一起盟誓。《周官》司寇一职，凡是重大盟约，都要亲临盟誓仪式记录盟书，登记存入天府。太史、内史、司会等六官，都各自受领一份副本收藏。这就是说帝王的诛罚赏赐，都详细记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都各自收藏这些文书。所以从公卿诸侯，到普通士人，善恶的事迹，全都汇集到史官职务中。而且闾胥掌管的政事，凡是聚集民众时，要记录那些恭敬勤敏、能任事恤民的人；族师每月要记录那些孝顺友爱、和睦姻亲、有学问的人；党正每年记录那些德行道艺出众的人，然后呈报给乡大夫。乡大夫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规模考核，考核这些人的德行道艺，推举其中贤能的人，并呈献这些记录文书。天子拜受这些文书，登记存入天府，内史留存副本。因此即使是穷困隐居、地位低微的士人，他们的言行也必定能够上达，都有史书记载传世。自从史官这一制度废绝，这套体制便废弃了。汉朝初年，才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的记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才开始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天下的计簿文书，都先呈报太史，善恶之事，无不全部汇集。司马迁、班固据此撰写成书。辅佐帝王的股肱重臣、扶持道义的豪杰之士，都有记录。而那些操行高洁不涉世事的人，《史记》只为伯夷、叔齐立传，《汉书》也只记述了杨王孙这类人，其余的都省略不谈。又有汉代阮仓作《列仙图》，刘向主管校勘经籍时，开始撰写《列仙传》、《列士传》、《列女传》。这些都是依循各自的志趣爱好，随意而作，并不属于正史。后汉光武帝才开始下诏在南方撰写风俗记载，所以沛地、三辅一带有耆旧节士的传序，鲁地、庐江一带有名德先贤的赞文。各郡国的书籍，由此产生。魏文帝又作《列异传》，用来记述鬼神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用来叙述圣贤的风范。依循这类事情相继撰写的人很多，书名种类日渐繁多，而且又掺杂了虚妄怪诞的说法。推究其本源，这些大概也是史官职责的末流之事。撰史的人，删选采录其中的要点。鲁地、沛地、三辅的传序赞文都已亡佚，后来的作者，作品也大多散失，现在收录那些还存世的作品，分门别类，称之为杂传。
《宋三朝艺文志》说：传记的撰写，大概是史书笔法所不能覆盖的部分，博学多闻的人士，得以记述这些事情来作为劝诫。《隋志》称为杂传，《唐志》称为杂传类，其中有先贤、耆旧、孝友、忠节、列藩、良吏、高逸、科录、家传、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列女等不同门类。现在统一归为传记类，涉及道教、佛教内容的，各自归入相应的类别。
《宋两朝艺文志》说：传记的撰写，近代尤其兴盛，撰写这类著作的人，也大多值得称道，采集编纂，删削成稿，成为史氛传。然而这些著作根据浅薄，喜好偏颇驳杂，拘泥于一隅之见，缺乏通达各方的实用价值，到孙冲、胡讷时，收集摘录更加细碎，逐渐流于小说一类。
按：杂史、杂传，都属于野史一类，是在正史之外产生的。杂史，属于纪、志、编年一类的书籍，所记载的是一代或一时的事情；杂传，属于列传一类的书籍，所记载的是一个人的事情。然而确实有些名为记载一人之事，实际上却关系到一代一时之事的；又
《隋志》：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
《唐志》：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
《宋三朝志》：一百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七卷。
《宋两朝志》：一十六部，八十一卷。
《宋四朝志》：五十三部，五百二十二卷。
《宋中兴志》：三百一十三家，三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七十九卷。
△右杂传
《隋 经籍志》曰：自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後魏克平诸国，据有高、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隋志》：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
《唐志》：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宋三朝志》：二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
《宋两朝志》：五部，五十四卷。
《宋中兴志》：四十家，四十三部，四百三十七卷。
夹氵祭郑氏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於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後。应知《崇文》所释，不看全书，多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
按：夹氵祭言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可以订历代艺文志之失。所谓“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後”者，尤足以究其所失之源。然愚尝考之，经录犹无此患，而莫谬乱於史。盖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又有《隋志》以为故事，《唐志》以为传记，《宋志》以为杂史者。若一一考订，改而正之，则既不欲以臆见改前史之旧文，且所录诸书，盖有前史仅存其名，晚学实未尝见其书者，则亦无由知其编类之得失，是以姑仍其旧。而於所录先儒议论诸书本末，则不详加考订，但以类相从，而不尽仍前史之旧云。
右霸史、伪史。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六百一十二卷。
《宋两朝志》：四部，一百三十八卷。
《宋四朝志》：三部，三十三卷。
《宋中兴志》：四十家，四十六部，六百八十一卷。
右史钞。
译有相互交错、彼此参见的情况。以前的史书大多把杂史列为第四类，杂传列为第八类，相隔甚远，难以互相参照，现在把这两类放在相邻位置，以便查阅。
《隋志》：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
《唐志》：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
《宋三朝志》：一百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七卷。
《宋两朝志》：一十六部，八十一卷。
《宋四朝志》：五十三部，五百二十二卷。
《宋中兴志》：三百一十三家，三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七十九卷。
△右杂传
《隋书·经籍志》说：自从永嘉之乱以来，朝廷纲纪失控，九州之内割据一方的君长很多。占据中原的君主很多，而当时的臣子，也各自加以记录。后魏平定各国之后，占据中原和华夏之地，才命令司徒崔浩广泛搜集旧闻，编纂国史。各国的记录注解，全都汇集到秘阁之中。尔朱氏之乱时，这些文献全都散失了。现在列举其中还存世的，称之为霸史。
《隋志》：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
《唐志》：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宋三朝志》：二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
《宋两朝志》：五部，五十四卷。
《宋中兴志》：四十家，四十三部，四百三十七卷。
夹漈郑氏说：从古到今编纂书籍时无法区分清楚的有五类：一是传记，二是杂家，三是小说，四是杂史，五是故事。凡是这五类书籍，容易互相混淆。又比如文史与诗话，也常常互相混杂。编书的人，大多草率行事，有的只看书名不看书的内容，有的只看前面不看后面。《尉缭子》，是兵书，班固却把它归为诸子类中的杂家，这就是所谓只看书名不看内容。《隋志》、《唐志》沿袭这个错误，到《崇文总目》，才把它归入兵书类。颜师古撰写《刊谬正俗》，其实是杂记经史各类内容，只有第一篇讲的是《论语》，而《崇文总目》却把它归为《论语》类，这就是所谓只看前面不看后面。应当知道《崇文总目》的解题，并没有看完整部书，大多只看卷首几行，就随意加以解说。按理《刊谬正俗》应当归入经解类。
按：夹漈说古今编书无法分清的有五类，可以用来订正历代艺文志的失误。所谓"只看书名不看内容，只看前面不看后面"，尤其可以用来追究这些失误的根源。然而我曾经考证过，经录类的书籍还没有这个毛病，而史部却错乱得最厉害。其中有实际是故事类却被当作杂史的，有实际是杂史类却被当作小说的。又有《隋志》认为是故事类、《唐志》认为是传记类、《宋志》认为是杂史类的情况。如果一一考订，加以改正，那么既不想凭主观臆断改动前代史书的原文，而且所收录的各种书籍，有的前代史书仅存书名，晚近学者实际上未曾见过原书，那么也就无从知道其分类的对错，所以姑且仍旧沿用原来的分类。而对于所收录的前代儒者议论各书的本末源流，则不再详加考订，只是按类归并，而不完全沿袭前代史书的旧分类。
右霸史、伪史。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六百一十二卷。
《宋两朝志》：四部，一百三十八卷。
《宋四朝志》：三部，三十三卷。
《宋中兴志》：四十家，四十六部，六百八十一卷。
右史钞。《隋志》、《唐志》的史部都没有这个门类，附在杂史之中。《宋志》才另外设立史抄门类。
※《汲冢周书》十卷
晁氏说：晋朝太康年间在汲郡与《穆天子传》同时出土，晋朝孔晁作注。大概是孔子删选采录后剩余的部分，共七十篇。古代天子诸侯都
《隋》、《唐志》史部皆无此门，附在杂史。《宋志》方别立史抄门。
※《汲冢周书》十卷
晁氏曰：晋太康中汲郡与《穆天子传》同得，晋孔晁注。盖孔子删采之馀，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唯书法信实者行於世。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贪而曲笔，虚美隐恶，不足考信。则儒学处士，必私有记述，以伸其志，将来赖之以证史官之失，其私益大矣。以司马迁之博闻，犹采数家之言以成其言，况其下者乎！亦有闻见单浅、记录失实、▯臆偏私、褒贬弗公以误後世者，在观者慎择之而巳矣。
陈氏曰：晋太康中，汲郡发魏安▯王冢，所得竹简书，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叙散在诸篇，盖以仿孔安国《尚书》。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馀者，未必然也。文体与古文不类，似战国後人放亻效为之者。
巽岩李氏曰：隋、唐《经籍》、《艺文志》皆称此书得之晋太康中汲郡魏安▯王冢，孔晁注解，或称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则晋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刘向、班固所录，并著《周书》七十一篇，且谓孔子删削之馀。而司马迁记武王克殷事，盖与此合。岂西汉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隐，学者不道，及盗发冢乃幸复出邪？篇目比《汉》但阙一耳，必班、刘、司马所见者也，系之汲冢，失其本矣。书多▯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缉，▯周为名，孔子亦未必见章句，或脱烂难读，更须考求，别加是正云。
容斋洪氏《随笔》曰：《周书》今七十篇，殊与《尚书》体不相类，所载事物亦多过实。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後下车，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县诸大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元钺。县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於周庙，又用纣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纣，应天顺人，不过杀之而已。纣既死，何至枭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罴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虽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所馘如此，盖大言也。《王会篇》皆大会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尧、舜、禹、汤後，商、夏即杞、宋也。
译设有史官，只有记载信实的史书才流传于世。秦汉废除分封制度之后，只有天子的史官保留下来。然而史官有的胆怯而阿谀世俗，有的贪婪而歪曲事实，隐恶扬善，不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所以儒学之士和隐居处士，必定私下有所记述，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后人依靠这些记述来证明史官的失误，其中的私人价值就更大了。凭司马迁那样博学多闻，尚且要采纳几家的说法来完成自己的著作，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也有的人见闻浅薄、记录失实、主观臆断有偏私、褒贬不公正而误导后世的，这就要靠读者自己谨慎选择了。
陈氏说：晋朝太康年间，汲郡人挖掘魏安釐王的墓冢，得到的竹简书籍，这就是其中之一。共七十篇，《叙》一篇放在最后。现在京口刊刻的本子把《叙》分散到各篇之中，大概是模仿孔安国《尚书》的体例。相传认为是孔子删定《尚书》剩余的部分，未必是这样。文体和古文不相似，似乎是战国以后的人模仿古文写成的。
巽岩李氏说：隋、唐《经籍志》、《艺文志》都说这部书是晋太康年间在汲郡魏安釐王墓冢中得到的，孔晁作注解，有的说十卷，有的说八卷，大致不差多少。据此推断，晋朝以前起初并没有这部书。然而刘向、班固所记录的，都著录《周书》七十一篇，并且说是孔子删削后剩余的部分。而司马迁记载武王克商的事情，大概与此书相合。难道西汉时代已经收入宫廷秘阁，后来渐渐隐没，学者不再提及，等到盗墓才幸而重新出现的吗？篇目和《汉书》所记只差一篇，一定是班固、刘向、司马迁所见到的那部书，把它归属于汲冢，是弄错了它的来源。书中有很多荒诞的言辞，应当是孔子所不采取的。或许是战国时的隐士私下编纂，假托周朝之名，孔子也未必见过其章句，或者是脱漏残缺难以阅读，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另加订正。
容斋洪氏《随笔》说：《周书》现存七十篇，与《尚书》的文体很不相似，所记载的事物也大多超过实情。其中《克商解》说：武王先进城，找到纣王所在之处，射了三箭，然后才下车，用轻吕剑刺他，用黄钺斩杀他，把首级悬挂在大白旗上。商朝二女已经上吊自尽，武王又射她们三箭，用轻吕剑击打，用元钺斩杀，把首级悬挂在小白旗上。过了六天，返回周地，用三个首级先行祭告，进入周庙焚烧祭祀，又用纣王的首级在南郊祭祀。武王讨伐纣王，是顺应天意民心，不过是杀了他而已。纣王已经死了，何至于枭首戮尸、割耳献祭，并且用来祭祀呢？这一定是不实之言。又说武王打猎的事，尤其铺张奢侈，说擒获老虎二十二只、猫二只、麋鹿五千二百三十五只、犀牛十三只、某兽七百二十一只、熊一百五十一只、罴一百十八只、野猪三百五十二只、某兽十八只、麂十六只、麝五十只、鹿三千五百零二只。于是征讨四方，共讨伐九十九个国家，杀敌割耳达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如此之多。虽然注家也说武王以不滥杀为仁德，没有理由割耳如此之多，这大概是夸张之言。《王会篇》都是讲大会诸侯以及四方夷族的事情，说：唐叔、荀叔、周公站在左边，太公站在右边；堂下的右边，唐公、虞公面南而立，堂下的左边，商公、夏公站立。这四公，是尧、舜、禹、汤的后代，商、夏也就是杞国、宋国。又说俘获商朝的珍宝美玉多达一亿一百万件。所记载的四方夷族国名颇为古奥，兽畜的名称也很奇特，把"肃慎"写作"稷慎"，把"秽人"写作"秽人"（原文如此），把乐浪的夷族称为"良夷"，把"姑蔑"写
又言俘商宝玉亿有百万。所纪四夷国名颇古奥，兽畜亦奇崛，以“肃慎”为“稷慎”，“犭岁人”为“秽人”，乐浪之夷为“良夷”，“姑蔑”为“姑妹”，“东瓯”为“且瓯”，“渠搜”为“渠叟”，“高句丽”为“高夷”。所叙秽人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兽名）鳖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扬州禺禺鱼、人鹿。青邱狐九尾。东南夷曰氐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越海蛤、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Ａ２８犬，Ａ２８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区阳戎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康民以稃苡，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縻费费，其形人身枝肿，自笑，笑则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奇▯（亦北狄）善芳，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眯。正东高夷▯兼羊，▯兼羊者，羊面四角。西方之戎曰独鹿，邛邛距虚。犬戎文马，面赤{髟曷}缟身，目若黄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闾，北闾者，其华若羽，以其木为车，终行不败。篇末引伊尹《朝献商书》云：汤问伊尹，使为四方献令。伊尹请令正东以鱼皮之な、▯酱、蛟<盾▯>、利剑，正南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历（珠名）、龙角，正北以橐驼、▯▯▯余、▯▯▯是、良弓为献。汤曰善。凡此皆无所质信，姑录之以贻博雅者。唐太宗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颜师古请图以示後，作《王会图》盖取诸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母为权首，将受其咎。”以为《逸周书》，此亦无之，然则非全书也。
後村刘氏曰：《汲冢书》十卷，七十篇，与《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谓其记录失实，李仁父谓书多▯词。按中▯所载武王征四方，馘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亿万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汉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见前段）。纣囿虽大，安得熊罴如是其众？又谓俘商宝玉亿有百万。皆荒唐夸诞，不近人情，非止於▯而已。百篇圣笔所定，孟子犹疑“漂杵”之语。前辈云“吾欲忘言”，观道妙《六经》，俱不是全书，况《汲冢》之类乎！
※《吴越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後汉赵晔撰。吴起太伯，尽夫差；越起无馀，尽勾践。内吴外越，本末咸备。
※《吴越春秋传》十卷
《崇文总目》：唐皇甫遵注。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二卷，其後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
译作"姑妹"，把"东瓯"写作"且瓯"，把"渠搜"写作"渠叟"，把"高句丽"写作"高夷"。所记述的秽人的前儿兽像猕猴，直立行走，叫声像小孩。良夷国有一种兽名叫"子"，鳖身人首，用油脂涂抹它的肚子，用藿草烤炙就会鸣叫。扬州有禺禺鱼、人鹿。青丘有九尾狐。东南夷叫氐乘黄，乘黄这种兽像骐，背上有两只角。东越出产海蛤、能装满一车的海阳大蟹。西南戎叫央林，用酋耳作为贡品，酋耳这种兽，身形像虎豹。渠叟进贡Ａ犬，Ａ犬是一种露犬，能飞，吃虎豹。区阳戎进贡鳖封，鳖封这种兽像猪，前后各有一个头。蜀人进贡文翰，文翰这种鸟像皋鸡。康民进贡稃苡，它的果实像李子，吃了有利于生育。北狄州縻进贡费费，它的形状是人身而四肢肿大，自己会笑，笑的时候上唇会翻起遮住眼睛，吃人。都郭（也是北狄）进贡生生兽，像黄狗，人脸而能说话。奇某（也是北狄）进贡善芳，头像雄鸡，佩戴它能使人不做噩梦。正东高夷进贡兼羊，兼羊这种羊脸上有四只角。西方之戎叫独鹿，进贡邛邛距虚。犬戎进贡文马，脸红鬃白身白，眼睛像黄金，名叫古皇之乘。白州进贡北闾，北闾这种植物花朵像羽毛，用它的木材做车，一直用到坏都不会损坏。篇末引用伊尹《朝献商书》说：商汤问伊尹，让他制定四方进贡的规定。伊尹请求让正东方用鱼皮的な、某种酱、蛟龙皮制的盾牌、利剑，正南方用珠玑、玳瑁、象牙、有花纹的犀角，正西方用丹青颜料、白色的旄牛尾、江历（一种珠子的名字）、龙角，正北方用骆驼、某某某某物、某某某某物、良弓来作为贡品。商汤说好。这些都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姑且记录下来留给博学的人参考。唐太宗时，远方各国前来朝贡的很多，服装奇特怪异，颜师古请求把这些绘制成图流传后世，作《王会图》，大概就是取材于此。《汉书》所引用的"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这句话，认为是出自《逸周书》，而这部书中却没有这句话，可见这不是全本。
后村刘氏说：《汲冢书》十卷，七十篇，与《艺文志》记载"《周书》七十一篇"相符，只少一篇。晁子止认为它记录失实，李仁父认为书中有很多荒诞之词。按其中所记武王征讨四方，割耳达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虏三亿零二百三十人，比秦始皇、汉武帝还要残暴。打猎擒获老虎二十二只（详情见前段）。纣王的猎苑虽然大，怎么会有这么多熊罴呢？又说俘获商朝珍宝美玉一亿一百万件。都是荒唐夸张，不近人情，不仅仅是有荒诞之词而已。孔子亲自删定的百篇《尚书》，孟子尚且怀疑其中"血流漂杵"的说法。前辈说"我想不再评论"，观察大道的精妙，《六经》都不是完整无缺的，何况《汲冢书》这类书呢！
※《吴越春秋》十二卷
晁氏说：后汉赵晔撰写。写吴国从太伯开始，到夫差结束；越国从无余开始，到勾践结束。以吴国为内，越国为外，本末俱全。
※《吴越春秋传》十卷
《崇文总目》：唐朝皇甫遵作注。当初，赵晔撰写《吴越春秋》十二卷，后来有个叫杨方的人，认为赵晔所撰太过繁琐，又加以删削成为五卷。皇甫遵于是把两家的书合并，考订并加以注解。
※《越绝书》十五卷
《崇文总目》：子贡所撰，也有说是伍子胥。旧本有内纪八篇、外传十七篇，现在文字题目多有阙漏错乱，载有二十篇，又记载了春申君的事，怀疑是后人窜改增补的。世上有的流传的二十篇本，是不对的。
陈氏说：没
※《越绝书》十五卷
《崇文总目》：子贡撰，或曰子胥。旧有内纪八、外传十七，今文题阙舛，载二十篇，又载春申君，疑後人窜定。世或传二十篇者，非是。
陈氏曰：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不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後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越绝”之义，曰“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於彼，辩士绝於此”。故曰“越绝”。虽则云然，终未可晓也。
※《西京杂记》二卷（一作六卷）
晁氏曰：晋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刘子骏《汉书》百卷，乃当时欲撰史录事，而未得缔思，无前後之次，杂记而已。後学者始甲乙，之终癸为十卷，以其书校班《史》，殆全取刘书耳。所馀二万言，乃钞撮之。析二篇以裨《汉书》之阙，犹存甲乙裒次。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为之。
陈氏曰：其卷末言：洪家有刘子骏书百卷，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杂录汉事，未及而亡。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少异同耳。固所遗不过二万馀言，今钞出为二卷，以裨《汉书》之阙。所谓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馆阁书目》以为洪父传之，非是。《唐艺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著书几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而向、歆父子，亦不闻洪尝作史传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殆有可疑者。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
※《东观汉记》十卷
陈氏曰：汉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余等撰。初，班固在显宗朝尝撰《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余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其後卢植、蔡邕、马日▯等，皆尝补续。《唐艺文志》著录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吴汉、贾复、耿▯、寇恂、冯异、祭遵及景丹、盖延八人列传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阙第七、八二卷，未知果当时之遗否也。
罗鄂州序曰：愿闻之上蔡任氵岌文源曰：“氵岌家旧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错误殆不可读，用秘阁本雠校，删著为八篇，洎见唐诸儒所引，参之以袁宏《後汉纪》、范晔《後汉书》，粗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显宗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迁为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永宁元年，太后又诏刘珍与刘▯▯▯余作建武以来名臣传。今此记所存皆建武事，岂固及珍、▯▯▯余所述邪？其文▯类《前汉书》，又传後所题有“太史官曰”有序目者，此班、刘之所为分也。
译有作者姓名，相传认为是子贡所作，是不对的。这部书杂记吴、越两国的事情，没有涉及秦、汉，一直记到建武二十八年。大概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而汉代人又有所增补。"越绝"的含义，是说"圣人发出一角之言，辩士加以阐发；圣人的言论到彼处为止，辩士的言论到此处为止"。所以叫"越绝"。虽然这样解释，终究还是不能完全明白。
※《西京杂记》二卷（一作六卷）
晁氏说：晋朝葛洪撰写。开头的序言说：葛洪家中藏有刘子骏（刘歆）的《汉书》一百卷，是当时想要撰写史书记录事情，但还没有整理构思清楚，没有先后次序，只是杂乱记录而已。后来的学者才开始分为甲乙，一直到癸，共十卷，用这部书和班固的《汉书》相比较，几乎全部采自刘歆的书。剩余的两万字，是抄录整理出来的。分为两篇用来补充《汉书》的缺漏，还保留了原来甲乙的编排次序。江东一带的人有人认为是吴均假托刘歆之名撰写的。
陈氏说：书的卷末说：葛洪家中藏有刘子骏的书一百卷，是先父传下来的。刘歆想要撰写《汉书》，杂乱记录汉代的事情，还没完成就去世了。试用这部书对照班固所著的书，几乎全部采自刘歆的书，只有少许不同。班固所遗漏的不过两万多字，现在抄录出来编为两卷，用来补充《汉书》的缺漏。所谓"先父"，是指刘歆对于刘向而言。而《馆阁书目》认为是葛洪的父亲传下来的，是不对的。《唐艺文志》也只记载两卷。现在的六卷本，是后人分出来的。按：葛洪学识广博深厚，在江东首屈一指，著书几乎五百卷，本传详细记载了他的著作目录，没有听说有这部书。而刘向、刘歆父子，也没有听说葛洪曾经为他们作史传流传于世。假使班固有所依据撰述，也不应该完全不加著录。这实在是值得怀疑的地方。恐怕不仅不是刘向、刘歆所传，也未必是葛洪所作。
※《东观汉记》十卷
陈氏说：汉朝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人撰写。当初，班固在汉显宗朝曾经撰写《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到永初年间，刘珍、刘騊駼等人在东观著书，编撰《汉记》。后来卢植、蔡邕、马日磾等人，都曾经补充续写。《唐艺文志》著录的共一百二十卷。现在存世的，只有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以及景丹、盖延八人的列传而已。其卷数总共十卷，缺第七、第八两卷，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就已经遗失了。
罗鄂州的序言说：我曾听上蔡的任岌（字文源）说："我家中原来藏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年渡江时丢失了，后来得到蜀地的刻本，错误多得几乎不能阅读，用秘阁的本子加以校对，删定成八篇，等到看见唐代各位儒者所引用的内容，参照袁宏的《后汉纪》、范晔的《后汉书》，才大致齐全，其中的疑点等待博学之士考订。"按显宗命令班固担任兰台令史，后升为郎官，撰写光武帝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人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永宁元年，太后又下诏命刘珍与刘騊駼撰写建武以来名臣传。现在这部记录所存的都是建武年间的事情，难道是班固及刘珍、刘騊駼所撰述的部分吗？其文字大都类似《前汉书》，而且传后所题有"太史官曰"、有序目的，这是班固、刘珍所撰写的部分的区分标志。然而班固与刘珍的传记都没有记载成书的卷数篇目，《隋书·经籍志》称刘珍所撰的《汉记》一百四十三卷，《新唐书》、《旧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都记为一百二十七卷，吴兢所藏的与官方藏书的卷数相同，刘知几所拥有的只有一百十
然固与珍传不载成书卷目，《隋书 经籍志》称刘珍所撰《汉记》百四十三卷，《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吴兢所藏与官书卷同，刘知几所有仅百十四篇。本朝欧阳公尝欲求於海外，後复散亡，今所存才此耳，岂不惜哉！然《後汉》成书，自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忱、袁崧、刘义庆、萧子显，凡九家，唯华峤专述《汉记》。逮范晔总载诸家而成书，亦以华峤为主。後之欲考《汉记》者，於范氏之书犹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愿以为此书乃汉世史臣亲记见闻。而袁、范出魏、晋後，以世揆之，不得为此，观《高密侯》一传，而纲领见矣。书虽不全，当共存录。因刻板於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时字，不欲辄改。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唐高峻撰。以司马迁《史》至《陈》、《隋书》，附以唐实录，纂其要，分十例，为六十卷，後其子回析倍之。
陈氏曰：盖钞节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今按《国史志》，凡一百九卷，目录一卷；《中兴书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中人，则其书当止於德、顺之▯，回之所序，但云分六十卷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尝有所增加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傅益之，非高氏本书。此书旧有杭本，今本用厚纸装衤贵夹面，写多错误，俟求杭本校之。
※《五代新说》二卷
晁氏曰：唐张询古撰。以梁、陈、北齐、周、隋君臣杂事，分三十门纂次。
※《古史》六十卷
晁氏曰：皇朝苏辙子由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纪传世家，记五帝以来，然不得圣人之意。余因迁之旧，始伏羲讫秦始皇，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示後世。”《国史》讥苏氏之学皆权谋变诈，今观此书盖不然，则知子由晚节为学益精深云。
朱子《古史馀论》曰：近世之言史者，惟此书为近理。其序言古帝王为善不为不善之意，非近世论者所能及；而论史迁，以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亦中其病。顾其本末，乃有大不相应者。其曰：“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万物莫能婴之。”此特以老子、浮屠之意论圣人，非能知圣人之所以为圣也。故其为言，虚空无实，而中外首尾不相为用。其曰“管、晏、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与“孔子知之而有隐”、“孟子知之而未尽”者，皆何事邪？若但曰“以无为宗，万物莫能婴之”而已，则数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谓也。
译四篇。本朝欧阳修曾经想要到海外去寻求，后来又散失了，现在存世的只有这些了，岂不可惜！然而《后汉书》成书的作者，有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忱、袁崧、刘义庆、萧子显，共九家，只有华峤专门撰写《汉记》。到范晔综合各家而写成新书，也是以华峤的著作为主要依据。后来想要考证《汉记》的人，在范晔的书中还能有所取用。任文源的话既然如此，我认为这部书应当是汉代史官亲自记录的见闻。而袁宏、范晔都出自魏晋以后，从时代来推算，不可能是他们所作，看《高密侯》这一篇传记，其中的纲领就可以体现出来。这部书虽然不完整，也应当共同保存收录。因此在江夏郡刻板印行，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时期造的字，不打算轻易改动。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说：唐朝高峻撰写。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写到《陈书》、《隋书》，又附加唐代的实录，摘取其中要点，分为十个体例，编为六十卷，后来他的儿子高回加以扩充，篇幅增加一倍。
陈氏说：这大概是摘抄节录历代史书而成的。司马光曾经称赞这部书，让学者观览。现在查考《国史志》，共一百零九卷，目录一卷；《中兴书目》记为一百二十卷，止于唐文宗时期；现在的本子多出十卷，一直写到唐末。高峻，是元和年间的人，那么他的书应当止于唐德宗、唐顺宗年间，高回的序言，只是说把六十卷分为一百二十卷，是为了便于阅读，起初并未曾有所增加内容。书中止于文宗和唐末的部分，大概都是后人增补的，不是高氏原书的内容。这部书旧有杭州刻本，现在的本子用厚纸装裱夹面，抄写多有错误，等待寻求杭州本子来校对。
※《五代新说》二卷
晁氏说：唐朝张询古撰写。把梁、陈、北齐、周、隋各朝君臣的各种事迹，分为三十个门类编纂而成。
※《古史》六十卷
晁氏说：本朝苏辙（字子由）撰写。他的序言说："太史公开始把编年体的方法改为纪传体、世家体，记载五帝以来的历史，然而没有领会圣人的本意。我依据司马迁的旧例，从伏羲开始一直写到秦始皇，写成七篇本纪、十六篇世家、三十七篇列传，称之为《古史》，追述记录圣贤遗留下来的本意，以此昭示后世。"《国史》讥讽苏氏的学问都是权谋变诈，现在看这部书大概不是这样，由此可知苏辙晚年治学更加精深了。
朱熹的《古史馀论》说：近代谈论历史的人，只有这部书最接近事理。它的序言中谈论古代帝王行善不为恶的用意，不是近代评论者所能达到的；而它评论司马迁，认为浅薄而不学无术、疏漏而轻信传闻，也切中了要害。但是这部书的本末源流，却有很多不相符合的地方。它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作为宗旨，万物都不能拘束它。"这只是用老子、佛教的思想来评论圣人，并不能真正了解圣人之所以为圣的原因。所以它的言论，空虚而没有实质内容，前后内外不能相互统一。它说"管仲、晏婴、叔向这类人，都不足以了解这个道理"，与"孔子知道这个道理却有所隐藏"、"孟子知道这个道理却没有说尽"，说的又是什么事呢？如果只是说"以无为宗旨，万物不能拘束它"而已，那么这几位贤者不知道这个道理也不值得遗憾，而孔子、孟子所知道的道理，我恐怕不是指的这个。这些都是义理的根本所在，不能有所偏失的地方。秦汉以来，史书中言论近乎事理而值得一看的，没有超过这部书的，但是它未能符合正理的地方还是像这样，难道是他求学入门的路径本来就已经
此皆义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秦汉以来，史册之言近理而可观者，莫如此书，而其所未合犹若此，岂其学之所从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讲摩咏蹈者又有所未精？是以虽既其文而未既其实，虽闻其号而未烛厥理也。
苏氏之学，大抵不知义理本原之正，而横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其父子兄弟平日之言如此者，不可胜举。少公资禀静厚，故此书於一时正见有暂明者，而本原纲领终未能了。若长公之《志林》，又不逮远矣。
陈氏曰：其书因马迁之旧，上观《诗》、《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为本纪、世家、列传。盖汉世古文经未出，战国诸子各自著书，或增损故事，以自信其说。迁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传之语，以易古文旧说，故为此史以正之。然诋迁为不学浅近，则过矣。雁湖李氏跋曰：士固有夙怀精识，自其少年便自超卓，至於终身不能以易。某观黄门应制五十篇之文，首论夏、商、周，考其年，甫逾冠耳，而其辞已闳诣如此。逮晚谪官，续成《古史》，乃系以前论，止附益数言，岂非理之所到，初无老少之异乎？
※《太清记》十卷
《崇文总目》：梁王韶撰。起太清元年，尽六年。初，侯景破建邺，韶西奔江陵，士人多问城内事，韶不能人人为说，乃疏为一篇，问者即示之。元帝闻而取读，曰：“昔王韶之为《隆安记》，言晋末之乱离，今亦可以为《太清记》矣。”韶因为之。然其议论皆谢之矣。又韶希帝旨，撰述多非实录。
※《魏典》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道武帝，终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关，则书东魏为东帝，并载两国事。为凡例微用编年之法，文约事详，学者宗之。行冲以族出於魏，刻意论著。引魏明帝时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後之象，旧史谓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为非，因言道武名犍，继晋受命，此其应也。特为论，载於篇。
陈氏曰：今本从莆田刘氏借录，卷帙多寡不同，岁月首尾不具，殆类钞节，似非全书。
※《三国典略》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汾州司户参军邱悦撰。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起西魏，终後周，而东包魏、北齐，南总梁、陈，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遗，自二十一以下卷阙。
※《南部烟花录》一卷
晁氏曰：唐颜师古撰。载隋炀帝时宫中秘事。僧志彻得之於官阁┺笔中。一名《大业拾遗记》。
※《大业杂记》十卷
晁氏曰：唐杜宝撰。起隋仁寿四年炀帝嗣位，止越王侗皇泰三年王世充降唐事。
陈氏曰：序言贞观修史未尽实录，故为此书，以弥缝阙漏。
译不正确，而他讲习揣摩、实践体会的功夫又有所不精吗？因此虽然读完了它的文字却没有真正领会其中的实质内容，虽然听到了它的名声却没有洞悉其中的道理。
苏氏的学问，大体上不懂得义理的根本正道，而是随心所欲地纵横曲直。他们父子兄弟平日的言论像这样的，不可胜数。苏辙天资沉静敦厚，所以这部书在某些地方偶有暂时明晰的见解，但根本纲领终究没有能够弄清楚。至于苏轼的《志林》，那就更加不如了。
陈氏说：这部书依据司马迁原有的体例，向上参考《诗经》、《尚书》，向下考证《春秋》以及秦汉的各种杂录，编写成本纪、世家、列传。大概汉代古文经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战国诸子各自著书立说，有的增删事实，来让自己的说法更可信。司马迁一律相信这些说法，甚者还采纳世俗相传的说法，来替换古文的旧说，所以写这部史书来加以订正。然而诋毁司马迁不学无术、浅薄，就有些过分了。雁湖李氏跋文说：士人本来就有从小怀有精深见识的，从少年时就已经超群卓越，一直到终身都不会改变。我看苏辙应制所写的五十篇文章，开篇论述夏、商、周三代，考证他的年龄，才刚刚二十岁出头，而他的文辞已经如此宏大精深了。等到晚年被贬官，接续写成《古史》，于是把从前的议论系于其中，只是增补了几句话而已，难道不是道理所到之处，本来就没有年少年老的差别吗？
※《太清记》十卷
《崇文总目》：梁朝王韶撰写。起于太清元年，止于太清六年。当初，侯景攻破建邺，王韶向西逃奔到江陵，士人大多询问城内的情况，王韶不能对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于是写成一篇文章，有人询问就拿这篇文章给他看。梁元帝听说后取来阅读，说："从前王韶之写了《隆安记》，记述晋朝末年的动乱离散，现在也可以把这部书称为《太清记》了。"王韶于是把这部书定名为此。然而他的议论都是谢氏的看法。又王韶迎合皇帝的旨意，撰述的内容大多不是真实的记录。
※《魏典》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朝太常少卿元行冲撰写。起于道武帝，终于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共三十篇。孝武帝入关以后，就把东魏称为东帝，并列记载两国的事情。凡例大体采用编年体的方法，文字简约而事情详尽，学者们都推崇它。元行冲因为自己的族源出自北魏，所以特别用心撰写这部书。他援引魏明帝时西柳谷出现的瑞石上有"牛继马后"的图象，旧史认为晋元帝本来出自牛氏，元行冲认为这个说法不对，因而说北魏道武帝名犍，继承晋朝接受天命，这就是应验的地方。特意为此写了一篇论述，收录在书中。
陈氏说：现在的本子是从莆田刘氏那里借来抄录的，卷数篇幅多寡不一，年月首尾不完整，大概类似摘抄节录，似乎不是全本。
※《三国典略》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朝汾州司户参军邱悦撰写。把关中（西魏北周）、邺都（东魏北齐）、江南（梁陈）作为三国，起于西魏，终于后周，同时兼顾北魏、北齐，总括梁朝、陈朝，共三十篇。现在卷数大多缺失，从第二十一卷以下都已缺佚。
※《南部烟花录》一卷
晁氏说：唐朝颜师古撰写。记载隋炀帝时宫中的秘密之事。僧人志彻从官府阁楼的废弃笔具中得到这部书。又名《大业拾遗记》。
※《大业杂记》十卷
晁氏说：唐朝杜宝撰写。起于隋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止于越王杨侗皇泰三年王世充降唐之事。
陈氏说：序言说贞观年间修撰史书没有完全依照实录，所以写这部书，用来弥补其中的缺漏。
※《大唐新语》十三卷
※《大唐新语》十三卷
晁氏曰：唐刘肃撰。辑故事，起武德，止大历，分为三十类。肃，元和时人。
※《大唐说纂》四卷
陈氏曰：不著名氏。分门类事效《世说》，止有十二门，恐非全书。
容斋洪氏《随笔》曰：《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今罕得其书，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节》一门曰：武后问石泉令王方庆曰：“朕夜梦双陆不胜，何也？”曰：“盖谓宫中无子。意者恐有神灵儆夫陛下。”因陈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庐陵王复储位，《新史》载其说，《通鉴》去之，似为可惜。
※《景龙文馆记》八卷
陈氏曰：唐修文馆学士武甄平一撰。记中宗初置学士以後馆中杂事，及诸学士应制倡和篇什杂文之属，亦颇记中宗君臣宴亵无度以至暴崩。其後三卷，为诸学士传。今阙二卷。平一以字行。
※《唐年小录》八卷
陈氏曰：唐户部尚书扶风马总会元撰。记唐以来杂事，分为七门，未卷为杂录。旧有一本，略甚，後得程文简本传之，始为全书。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
晁氏曰：汉王仁裕撰。仁裕事蜀至翰林学士。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後分为四卷。
容斋洪氏《随笔》曰：俗▯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遗事》▯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後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後生也。惟张彖指杨国忠为水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明皇杂录》二卷
译晁氏说：唐朝刘肃撰写。辑录历史故事，起于武德年间，止于大历年间，分为三十类。刘肃，是元和年间人。
※《大唐说纂》四卷
陈氏说：不知道作者姓名。分门别类记事，仿效《世说新语》的体例，只有十二个门类，恐怕不是全本。
容斋洪氏《随笔》说：《艺文志》著录有李繁的《大唐说纂》四卷。现在很少能得到这部书，我家中藏有一部。所记载的事情，大多不超过几十个字，极其简要。《新唐书》大体上都采用了这部书的内容。其中《忠节》一门说：武则天问石泉县令王方庆："我夜里梦见玩双陆棋输了，这是为什么？"王方庆回答说："大概是说宫中没有子嗣。我猜想这恐怕是有神灵在警告陛下。"于是陈述了人心向唐的意思。武后恍然大悟，召回庐陵王恢复了太子之位，《新唐书》记载了这个说法，《资治通鉴》却删去了它，似乎有些可惜。
※《景龙文馆记》八卷
陈氏说：唐朝修文馆学士武平一（原名武甄，字平一）撰写。记载唐中宗初年设置学士以后馆中的各种事情，以及各位学士应制唱和的诗篇杂文之类，也颇多记载了唐中宗君臣宴饮荒淫无度以致突然驾崩的情况。后面的三卷，是各位学士的传记。现在缺失两卷。武平一是以字行世的。
※《唐年小录》八卷
陈氏说：唐朝户部尚书扶风人马总（字会元）撰写。记载唐代以来的各种事情，分为七个门类，最后一卷为杂录。原来有一个本子，内容很简略，后来得到程文简的本子进行传抄，才成为完整的书。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
晁氏说：五代时后蜀王仁裕撰写。王仁裕在蜀国做官一直做到翰林学士。蜀国灭亡后，王仁裕到达镐京，采集民间流传的说法，得到开元、天宝年间的遗闻轶事一百五十九条，后来分为四卷。
容斋洪氏《随笔》说：世俗流传的浅薄荒谬的书籍，比如所谓的《神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类，都非常可笑。《遗事》据说是王仁裕所著。王仁裕，是五代时人，虽然文章缺乏气骨，恐怕也不至于这样荒谬。姑且列举其中几条来作为笑谈。其一说姚崇在开元初年担任翰林学士，皇帝乘坐步辇前来召见他。按姚崇从武后时起就已经担任宰相，到开元初年，已经是第三次入朝辅政了。其二说郭元振年轻时风姿俊美，宰相张嘉贞想要招他为女婿，于是牵红线选亲，选中了第三个女儿，果然后来随着丈夫显贵发达。按郭元振是唐睿宗时的宰相，唐玄宗初年就被贬官而死，十年之后张嘉贞才担任宰相。其三说杨国忠权势正盛的时候，朝中的文武官员争相依附他来谋求富贵，只有张九龄不曾登门。按张九龄离开宰相之位已经十年，杨国忠才刚刚得到官职。其四说张九龄看苏颋的文章，称赞他是文坛的雄师。按苏颋担任宰相的时候，张九龄还未曾显达。这些都是明显可以指出来的错误，本来鄙陋浅薄不值得攻击，但是却很能够误导后学之人。只有张彖把杨国忠比作冰山这件事，《资治通鉴》也采用了它，不知道另外有什么依据？近年来兴化军学刻印《遗事》，南剑州学刻印《散录》，都应该毁掉。
※《明皇杂录》二卷
晁氏曰：唐郑处晦撰。记孝明时杂事。别录一卷，题“补阙”，所载十二事。
陈氏曰：其书大中九年序。处晦，太和八年进士也。
※《开元传信记》一卷
晁氏曰：唐郑▯撰。纪开元、天宝传闻之事，故曰“传信”。
译晁氏说：唐代郑处晦撰写。记载唐宪宗（孝明）时期的杂事。另有《别录》一卷，题为“补阙”，所记载的有十二件事。
陈氏说：这本书有大中九年所作的序。郑处晦，是太和八年的进士。
※《开元传信记》一卷
晁氏说：唐代郑〇撰写。记录开元、天宝年间传闻的事情，所以称为“传信”。
※《开元▯平源记》一卷
陈氏曰：唐史官吴兢撰。叙姚崇十事。
※《庐陵王传》一卷
陈氏曰：唐彭王傅会稽徐浩季海撰。叙狄仁杰、五王事。
※《河洛春秋》二卷
陈氏曰：唐扬州司功包▯撰。记安史之乱。
右杂史。
●卷一百九十六 经籍考二十三
○史（传记）
※《国史补》二卷
晁氏曰：唐李肇撰。起开元，止长庆▯事。初，刘饣束记元魏迄唐开元事，名曰《国朝传记》故肇续之。
※《幸蜀记》三卷
晁氏曰：唐李匡文、宋巨周、宋居白撰。初，匡文《记》尽孝明崩，巨周《记》止於归长安，叙事互相详略。居白合二《记》，以宋为本，析李为注，取二叙冠篇，复掇遗事增广焉。
※《次柳氏旧闻》一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撰。中元中，史臣柳芳与高力士同窜黔中，为芳言开元天宝禁中事，乃论次，号“问高力士”。李吉甫与芳子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尝道力士之说，吉甫每为其子德裕言。岁祀既久，遗藁不传，但记十七事。後文宗访力士事於德裕，德裕编次上之。多同《明皇杂录》。
※《奉天录》四卷
陈氏曰：唐赵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泾原叛命，终兴元元年克复神都。
※《燕南记》三卷
陈氏曰：唐恒州司户谷况撰。专记成德一镇事，自建中二年，至大和七年，起张志忠，终王承元。古语有“燕南垂，赵北际”，今以其在燕之南，故名。然河北诸镇连叛事迹，亦大略具矣。
※《建中河朔记》六卷
陈氏曰：唐李公佐撰。序言与从弟正封读《国史》，至建中、贞元之际，序述河朔故事，未甚详备，以旧闻於老僧智融及谷况《燕南记》所说略同，参错会要，以补史阙。
※《▯志》三卷
陈氏曰：唐殿中侍御史凌准宗一撰。▯军即朔方军也。此本从旺江晁氏借录，其末题曰：“文忠修唐史，求此书不获，今得於忠宪范公之孙伯高。其中尚舛误，当访求正之。绍兴乙丑晁公ガ。”
※《凉公平蔡录》一卷
陈氏曰：唐山南东道掌书记郑▯撰。凉国公者，李▯也。
※《开成承诏录》二卷
晁氏曰：唐李石撰。石与郑覃、李固言相文宗，录当时延英奏对事。开成，年号。
※《太和野史》三卷
陈氏曰：不著名氏，但称大中戊辰陈郡袁涛序。自郑注而下十七人，本共为一轴，涛分之为三卷。
※《太和摧凶记》一卷
陈氏曰：文与上同，而不分卷，岂其初本邪？
译《开元○平源记》一卷
陈氏说：唐代史官吴兢撰写。记叙姚崇十件事。
《庐陵王传》一卷
陈氏说：唐彭王傅会稽人徐浩（字季海）撰写。记叙狄仁杰、五王之事。
《河洛春秋》二卷
陈氏说：唐扬州司功包○撰写。记录安史之乱。
以上为杂史类。
●卷一百九十六 经籍考二十三
○史（传记）
《国史补》二卷
晁氏说：唐代李肇撰写。起自开元，止于长庆年间之事。当初，刘饣束记录元魏至唐开元间事，名为《国朝传记》，所以李肇续写此书。
《幸蜀记》三卷
晁氏说：唐代李匡文、宋巨周、宋居白撰写。当初，李匡文的《记》写到玄宗（孝明）驾崩为止，宋巨周的《记》止于归返长安，两书叙事详略互有不同。宋居白合并二书，以宋巨周之书为本，把李匡文之书析出作注，取二人的叙述冠于篇首，又摭拾遗事加以增补。
《次柳氏旧闻》一卷
晁氏说：唐代李德裕撰写。贞元年间，史臣柳芳与高力士一同被流放黔中，高力士向柳芳讲述开元天宝年间宫中之事，柳芳于是加以论次编排，题名为"问高力士"。李吉甫与柳芳之子柳冕，在贞元初年都任尚书郎，曾说起高力士所述之事，李吉甫常常对他儿子李德裕讲述。岁月既久，原稿失传，只记得十七件事。后来唐文宗向李德裕询问高力士之事，李德裕便编次成书献上。内容多与《明皇杂录》相同。
《奉天录》四卷
陈氏说：唐代赵元一撰写。起自建中四年泾原兵变，终于兴元元年收复京城。
《燕南记》三卷
陈氏说：唐代恒州司户谷况撰写。专门记录成德一镇之事，自建中二年至大和七年，起于张志忠，终于王承元。古语有"燕南垂，赵北际"之说，因该镇地处燕地之南，故以此为名。然而河北各镇相继叛乱的事迹，此书也大致都记载齐备了。
《建中河朔记》六卷
陈氏说：唐代李公佐撰写。序言中说他与堂弟李正封读《国史》，读到建中、贞元之际，见对河朔之事的叙述不够详尽完备，便以旧日所闻于老僧智融的内容，与谷况《燕南记》所述大致相合，再参照会要，以补正史之阙。
《○志》三卷
陈氏说：唐代殿中侍御史凌准（字宗一）撰写。○军即朔方军。此本从旺江晁氏处借录，书末题记说："文忠公修撰唐史时，寻求此书未得，如今在忠宪范公之孙范伯高处得到。其中还有讹误之处，应当访求校正。绍兴乙丑年晁公ガ记。"
《凉公平蔡录》一卷
陈氏说：唐代山南东道掌书记郑○撰写。凉国公，即李○。
《开成承诏录》二卷
晁氏说：唐代李石撰写。李石与郑覃、李固言共同辅佐唐文宗，记录当时延英殿奏对之事。开成，是年号。
《太和野史》三卷
陈氏说：不著撰人姓名，只题有大中戊辰年陈郡袁涛所作的序。所记自郑注以下共十七人，原本合为一卷，袁涛把它分为三卷。
《太和摧凶记》一卷
陈氏说：文字内容与上一部相同，但不分卷，恐怕是它最初的本子。
《野史甘露记》二卷
陈氏说：不著撰人姓名。上卷记甘露之祸，下卷记诸位大臣的始末。
《乙卯记》一卷
陈氏说：唐代布衣李潜用撰写。书末又有吴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