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其後，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後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於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後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先公曰：论《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而文止於所起。逾再岁，而夫子梦奠矣。故欧阳公谓此夫子既老而成之书。《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书，以九月而成。
《汉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公史》四篇）。
按班固《七略》无史门，故以古来及秦、汉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书渐多，故志艺文者，以史自为一部，难以厕之圣经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内《世本》十五篇，至《汉大年记》五篇入史门，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元度以下不著馀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两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兴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经》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经为本，其与《公》、《▯》不同者，注於下。
※《春秋经》一卷
陈氏曰：每事为一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晦庵又刻於临漳四经之一。其於《春秋》，独无所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李焘仁甫又定《春秋古经》一卷。
眉山李氏《古经後序》曰：《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梁》二家所传，吴士▯始为之注，《隋氏》载焉，又有贾逵《春秋三家经训古》十二卷，宋《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元和国子监修定《春秋加减》一卷。
译平年间，能通晓《左传》的人被选拔提升，担任讲郎。此后贾逵、服虔都为《左传》作训解，到了魏朝，就通行于世。晋朝时，杜预又撰写了《经传集解》。《穀梁》有范甯的注，《公羊》有何休的注，《左氏》有服虔、杜预的注，都被立于国学。但是《公羊》、《穀梁》只是让人练习诵读经文，却不能贯通其中的义理。此后学者虽兼通三传，但《左氏》却只传习服虔一家的注解。到了隋朝，杜预的注本盛行，服虔的注解以及《公羊》、《穀梁》的学说逐渐衰微，如今几乎没有师传的说法了。
先父说：谈论《春秋》的人，都说孔夫子是因为感应麒麟出现而撰写此书，起笔就从获麟写起，而文字止于所起始的地方。过了两年多，孔夫子就去世了。所以欧阳修认为这是孔夫子晚年才写成的书。《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修订《春秋》，用了九个月才完成。占卜得到阳豫卦，这是说《春秋》这部记载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书，是用九个月写成的。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共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去了《太公史》四篇）。
按班固的《七略》没有设立史部，所以把古代以及秦、汉的史书都附在《春秋》类的末尾。后世史书逐渐增多，所以编写艺文志的人，把史书单独立为一部，难以再附在圣人经典之后了。所以现在从班固《汉志》的《春秋略》中分出《世本》十五篇，直到《汉大年记》五篇，归入史部，共删去九家，四百一十一篇。
《隋书·经籍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连同已亡佚的书一并计算，共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书·艺文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去姓名的有五家，王元度以下未著录姓名的其余二十三家，共四百零三卷）。
《宋三朝艺文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两朝艺文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艺文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兴艺文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经》十二卷
晁氏说：以《左氏》的经文为底本，其中与《公羊》、《穀梁》不同的地方，就注在下面。
《春秋经》一卷
陈氏说：每一件事记为一行，是广德军所刊刻的古监本。朱熹又把它刻入临漳所刻四经之一。他对于《春秋》，唯独没有加以论述著作，只是把《左氏》的经文刻印出来。李焘，字仁甫，又另外校定了《春秋古经》一卷。
眉山李氏《古经后序》说：《汉书·艺文志》记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书》、《唐书》的志相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的本子，本是《公羊》、《穀梁》两家所传，吴地人士〇最先为它作注，《隋书》有记载，此外还有贾逵的《春秋三家经训古》十二卷，宋（人名）的《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的《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的《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的《三传异同》三卷，元和年间国子监修订的《春秋加减》一卷。士〇、贾逵、宋以及李、冯、元和年间诸家的书如今都已不存在，只剩下这部单独保留下来的经文，也没有人能加以订正。大概是因为《公羊》最先被立于学官，《穀梁》其次，《左氏》最后，所以士〇只为两家作注，没有涉及《左氏》。贾逵在《左氏》立于学官之后，才开始贯通三家。贾逵、士〇以及宋以下诸家关于异同加减文字的著作，都已经散失亡佚，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样处理的了。隋末唐初，《左传》之学特别兴盛，公羊、穀梁两家
士▯、贾逵、宋及李、冯、元和诸书今皆不存，独抱遗经者，莫▯为正。盖《公羊》得立学官最先，《▯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贾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并宋以下异同加减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举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学特盛，二家浸微（陆德明《音义》、《隋经籍志》皆云）。自杜预集解《左氏》，合经传为一，贞观十六年，孔颖达承诏修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重上《正义》，丘明传学愈益盛矣。而仲尼遗经无复单行，学者或从《杜解》抄出，独存《左氏》，摈落二家。幸陆德明与颖达同时於太学，自著《音义》，兼存二家本书，仍各注《左氏》别字，顾亦无决择（德明为国子博士，贞观十七年也）。惟贞元末陆淳《纂例》，列三传经文差缪，凡二百四十一条，自言考校从其有义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缪不止二百四十一条，惜啖、赵集传，今俱失坠，无从审覆耳（《唐志》：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传《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辩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辩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尝欲即三家所传，纯取遗经，心以为是者，则大书之，仍细书其不然者於其下。数十年间，游走东西，志弗获就。会潼川谢畴元锡来从余游，其治《春秋》极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书成，旁▯远引，不一而足，反说以约，厥功弥著。余抚其书喜甚，亟刻板，与学者共之。昔司马迁言《春秋》文成数万，张晏曰《春秋》才万八千字，迁误也。今细数之，更阙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数，最易见者，尚尔错误，何况圣人笔削之旨乎！余乡所谓心以为是者，众未必以为是也，亦独纂例考校，从其有义理者云耳。既心以为是，则於证据操舍，必具成说，其说自当别出，兹第刻《春秋》纯经，庶学者相与尽心焉。仍用《汉志》旧名，题曰《春秋古经》，十二公各为一篇，不复分为十一卷，盖卷第於经义初无当也。
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
译逐渐衰微（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都这样说）。自从杜预为《左氏》作集解，把经和传合并为一书，贞观十六年，孔颖达奉诏撰修义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人重新呈上《正义》，左丘明的学说传习就更加兴盛了。而孔子所遗留下来的经文却不再单独流传，学者们有的是从《杜氏集解》中抄出来的，只保存了《左氏》的经文，摈弃了另外两家的经文。幸好陆德明和孔颖达同时在太学任职，自己撰写了《经典释文》，同时保存了《公羊》、《穀梁》两家的原本，还分别注明《左氏》经文中不同的字，只是也没有加以决断取舍（陆德明担任国子博士，是在贞观十七年的事）。只有贞元末年陆淳的《春秋纂例》，罗列了三传经文的差异错讹，共二百四十一条，自己说是考校后取用那些有义理依据的说法，但也常常说不知道哪个才对，还担心差异错讹之处不止二百四十一条，可惜啖助、赵匡的集传，如今都已经散失，没有办法查考核实了（《唐书·艺文志》记载：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又有集传《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辩疑》七卷。如今存世的，只有《纂例》、《微旨》、《辩疑》）。我为此深感忧虑苦恼已经很久了，曾经想就三家所传的经文，纯粹摘取遗留下来的经文，凡是心中认为正确的，就用大字写出，同时把认为不对的用小字注在下面。数十年间，四处奔波，这个志愿一直未能实现。恰逢潼川人谢畴，字元锡，前来跟随我求学，他研究《春秋》极有心得，于是把这件事交托给他去做。过了三个月书就写成了，广泛引证、旁及各家，不一而足，反过来说却又十分简约，功劳因此更加显著。我抚摸着这部书十分欣喜，赶紧刻印出版，与学者们共享。从前司马迁说《春秋》正文有几万字，张晏说《春秋》才一万八千字，是司马迁弄错了。如今仔细数一数，还比这个数目少一千四百二十八个字。字数，是最容易看清楚的东西，尚且会有这样的差错，更何况圣人笔削经文的深意呢！我前面所说的心中认为正确的地方，众人未必也认为正确，这也只不过是像《纂例》那样考校取用有义理依据的说法罢了。既然心中已经认定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所依据的证据、取舍的理由，就一定要有完整的说明，这些说明自然应当另外写出，这里只是刻印《春秋》的纯粹经文，希望学者们各自用心去体会。仍然沿用《汉书·艺文志》的旧名，题为《春秋古经》，十二公各自作为一篇，不再分为十一卷，因为卷数的划分本来就和经义的本旨没有关系。
按《春秋古经》，虽然《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但是孔夫子所修订的《春秋》，它原本的文字世人已经看不到了，而自汉代以来所编的《古经》，都是从三传当中摘取出来的经文，命名为“正经”罢了。但是三传所记载的经文，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学者应当依据什么来加以折中取舍呢？例如“公及邾……
仪父盟於蔑”，《左氏》以为“蔑”，《公》、《▯》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左氏》以为“▯”，《公》、《▯》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乎？曰“微”乎？“会於厥▯”，《公》、《▯》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於大义，尚无所关也。至於“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馀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於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後，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於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扌▯入之，後世诸儒复据其见於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於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译"仪父在蔑地会盟"，《左传》记作"蔑"，《公羊》《〇梁》记作"昧"，那么不知道孔子当年所写的到底是"蔑"字呢，还是"昧"字呢？"在筑〇会盟"，《左传》记作"〇"，《公羊》《〇梁》记作"微"，那么不知道孔子所写的到底是"〇"字呢，还是"微"字呢？"在厥〇会盟"，《公羊》《〇梁》记作"屈银"，那么不知道孔子所写的到底是"厥〇"呢，还是"屈银"呢？像这类情况，多得数不清，并不只是像"亥豕""鲁鱼"这种偶然误写一两处而已。不过这些终究只是名字上的讹误，事情本身并未违背经义的大旨，倒也无关紧要。
至于"君氏卒"，有人认为是指"声子"，即鲁国的夫人；"尹氏卒"，有人认为是指"师尹"，即周朝的卿士。既然如此，孔子所记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日死去的人，究竟是谁呢？不仅如此，《公羊》《〇梁》都在襄公二十一年记下了孔子出生一事。按《春秋》的体例，只有国君的世子出生才会记载，"子同生"便是这样的例子。至于其余的人，即便是像季氏那样世代把持国政的卿大夫，他们出生时也从未被载入史册。孔子是万世帝王的师表，但他刚出生时，只不过是鄹邑一个大夫的儿子罢了，《鲁史》未必会记载这件事。《鲁史》都没有记载的事，却说孔子自己在他所编修的经书里记下了自己出生的年份，这绝没有这样的道理。
而《左传》在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继续引经文，一直写到十六年四月记孔子（仲尼）去世，杜征南（杜预）也认为这近乎是虚妄之说。这样看来，《春秋》正文附见于三传之中的部分，不仅彼此乖异、难以尽信，而且三家还根据自己的想法有所增删。大概襄公二十一年那一条，是公羊、〇梁二家出于尊崇师承而增添进去的；哀公十六年那一条,是左氏出于哀痛师长逝世而增添进去的，这两处都不是《春秋》原本的文字。
三家各自根据当时口耳相传的说法撰写自己的传，又把自己想要增补的内容掺入其中，后世的学者又依据三家书中所见的内容，彼此左右取舍、加以阐发，便自以为在千载之后领会到了圣人删削经文的深意——这一点我实在不能相信。
《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於是取其巳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增损於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说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於蔑”、“於昧”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则自三传中所取出之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扌▯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後，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後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於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於此。然则既续之於获麟之後，宁保其不增益之於获麟之前，如《公》、《▯》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刘子骏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在七十子後，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也。
杜元凯曰：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後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陈氏曰：自昔相传，以为左丘明撰，其好恶与圣人同者也。
译《易经》有《彖》《象》，本来与卦爻辞是两回事，是王弼把它们合在一起的；《诗经》《尚书》有序，本来与经文是两回事，是毛苌、孔安国把它们合在一起的；《春秋》有三传，也本来与经文是两回事，是研究三传的人把它们合在一起的。前代儒者一心想保存古书原貌，于是把已经合在一起的重新分开，称之为"古经"。然而《彖》《象》与卦爻辞、序与经文，毛苌、孔安国、王弼三位虽然把它们混为一书，却也不曾以自己的意思对其间内容有所增删，如果重新分开，也就恢复了古人原来的样子。唯独《春秋》这部书，三传各自把自己的解说与经文交错编排在一起，而所记载的经文彼此又互相有出入。大概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的，像"及邾仪父盟于蔑"、"于昧"这一类就是；事情和文字都不同的，像"尹氏"、"君氏"这一类就是；本来未曾记载此事，而凭主观意思增添进去的，像"孔子生"、"孔丘卒"就是。既然如此，那么从三传中取出的经文，既有出入，又有增益,遽然就指认为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可以吗？然而选择其中比较可信的来说，那么《左氏传》要更优些。为什么呢？大概《公羊传》、《穀梁传》直接把自己所作的传文插入到正经之中，不曾另外分开列出，而《左氏传》则是经文自成经文、传文自成传文。又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文认为，是把分开的经文按年份与传文按年份相互附合，这就是说左丘明作传的时候，经文本来自成一书，到杜预才开始把《左氏传》附在经文各年之后，这样《左氏传》中的经文可以说是古经了。然而"获麟"之后一直到引经文写到孔子去世为止，则分明是后人增添进去的，杜预的注也自己认为《春秋》本来终止于获麟，弟子想要记载圣师去世之事，所以采录《鲁史记》来接续孔子的经文，而终止于此处。既然如此，既然在获麟之后有所续增，又怎能保证在获麟之前没有增益的内容，就像《公羊传》《穀梁传》所记载的"孔子生"这一类呢？这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刘歆说：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他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穀梁二人则在孔子七十弟子之后，是听来的传闻与亲眼所见，二者的详略自然不同。
杜预说：左丘明从孔子那里传受经义，认为经是不可更改的书，所以传文有时在经文之前先叙述事情的起因，有时在经文之后再终结其意义，有时依据经文来辨明道理，有时把经文交错穿插以会合不同的记载，都是随着意义的需要而抒发。它所着重的义例，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没有全部列举出来，是因为这些并非孔子所修订所要着重的地方。左丘明本身担任国史之职，亲身阅览史籍，所以必定广泛记载而详备地陈说其事。他的文辞舒缓，意旨深远，要使学者推究事情的开端与终结，寻究其枝节，穷究其根底；从容地体味它，让人自己去探求，饱含地品味它，让人自己去追寻（趋，读七住反，又读七俱反）。就像江海的浸润、膏泽的滋润一样，涣然如冰化解，怡然而理顺，这样以后才算是有所领悟。他所发凡起例来说明义例的地方，都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周公所传下的法度、史书原有的规章，孔子依循并加以修订，以形成一部经书的完整体系。那些使隐微彰显、阐发幽微、裁定归成义类的地方，都是根据旧有的义例而发明大义，指陈所行之事以正定褒贬。凡是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这一类的，都是用来引发新旧之别、阐发大义的，称之为"变例"。然而也有史书本不记载、孔子却把
而其末记晋智伯反丧於韩、魏，在获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没亦二十六年，不应年少後亡如此。又其书称“虞不腊矣”，“见於尝酎”及“秦庶长”，皆战国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其释经义例，虽未尽当理，而具得当时事实，则非二传之比也。
《朱子语录》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於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世事，皆功利之说。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石经左氏传》三十卷
晁氏曰：不题所书人姓氏，亦无年月。按文不阙唐讳及国朝讳，而阙“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传董仲舒，以《公羊》显於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郑玄曰：“《公羊》善於谶。”休之注，引谶为多。
※《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初知成都日刊石。《国史艺文志》云：“伪蜀刻《五经》，备注传，为世所称”。以此言观之，不应无《公》、《▯》。岂初有之，後散毁邪？
※《春秋▯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自孙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传，至汉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经▯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载年月及所书人姓氏。按文不阙唐及伪蜀讳，而阙“恒”字，以故知刊石当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语录》：问：“《公》、《▯》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公羊》、《▯梁》考事甚疏，然理义▯精。此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 问：“《公》、《▯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後门人弟子始笔之於书耳。
译它当作有意义之事来记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文不说"凡"，而是委婉地把它畅达地表述出来。经文如果没有义例可寻，只是随事而记述，那么传文就直接说明它的旨趣罢了，这不是义例。
陈氏说：自古相传，认为是左丘明所撰，他的好恶与孔子相同。但是这部书末尾记载晋国智伯谋反、死后韩、魏两家为其服丧一事，那是在获麟之后二十八年，距孔子去世也有二十六年，不应当年纪轻轻死得如此之晚。又这部书中称"虞不腊矣"、"见于尝酎"以及"秦庶长"等词语，都是战国以后才有的制度，所以有人怀疑这不是孔子所说的那个左丘明，而是另有一个担任史官的人。他解释经义的体例，虽然不完全符合道理，但是具备了当时的事实，就不是《公羊》《穀梁》二传所能相比的了。
《朱子语录》说：左氏的毛病，在于以成败来判断是非，而不是根本立足于正当的义理。我曾说左丘明是个圆滑世故、见惯世事、趋炎附势的人。《左氏传》是个博学多闻的人所写的，只是以世俗的见识来判断当世的事情，讲的都是功利之说。国秀问三传的优劣。回答说："左氏曾经见过国史，考订史事相当精确，只是不懂得大义所在，专门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往往不曾讲求学问。孔子作《春秋》，当时也必然和门人讲授说明，所以公羊、穀梁、左氏才得到一个源流，只是渐渐传讹了。当初如果完全没有传授，怎么可能凭空撰写出来。"
※《石经左氏传》三十卷
晁氏说：不题所书写者的姓名，也没有年月。按考察文字不避唐朝和本朝的讳字,而避"祥"字之讳，应当是孟知祥僭位之后刊刻上石的。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说：戴宏的序说，子夏把此学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他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给他儿子公羊地，公羊地传给他儿子公羊敢，公羊敢传给他儿子公羊寿，到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和弟子胡母子都把它写在竹帛之上。此后传给董仲舒，凭《公羊传》在朝廷显扬；又传了四代到何休，撰写《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这部书才大为流传。郑玄说："《公羊传》擅长于谶纬之说。"何休的注解，引用谶纬的地方很多。
※《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说：本朝田况在皇祐初年任成都知府时刊刻上石。《国史艺文志》说："伪蜀刻《五经》，备有注传，被世人所称道。"依此说来看，不应当没有《公羊》《穀梁》。难道当初有，后来散失毁坏了吗？
※《春秋穀梁传》十二卷
晁氏说：应劭《风俗通》称穀梁名赤，是子夏的弟子，糜信则认为他是与秦孝公同时代的人，阮孝绪则认为他名俶，字元始，都不清楚详情。从孙卿、申公一直传到蔡千秋、江翁，共传了五代，到汉宣帝喜好此学，于是在世上盛行起来。
※《石经穀梁传》十二卷
晁氏说：其后没有记载年月以及书写者的姓名。按考察文字不避唐朝和伪蜀的讳字，却避"恒"字之讳，因此知道刊石应当在真宗以后，想来大概也是田况所刻。
《朱子语录》：问："《公羊》《穀梁》怎么样？"回答说："依他们所说的也有其中的道理，只是恐怕圣人当初没有这些用意。像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都说得好，道理都是这样的。只是后世根据《春秋》去考订时事，应当这样处理。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的时候,其本意并不一定有这么多说法。"《公羊》《穀梁》考订史事很粗疏，但是义理却相当精微。这两家是经生，传下许多说法，往往不曾亲见过国史。又问："《公羊传》《穀梁传》大概都一样吗？"回答说："所以林黄中说这原本只是一个人。但看文字，
”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晋杜预元凯集刘子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颖子严之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故题曰《经传集解》。其发明甚多，古今称之，然其敝则弃《经》信《传》。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传》载秦败绩而《经》不书，以为晋直秦曲，则韩役书战。时公在师，复不须告；克获有功，亦无所讳。於《左传》之例皆不合，不曰《传》之缪，而猥称经文阙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陈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後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弃经而信传，於传则忠矣，如经何？
夹氵祭郑氏曰：杜预解《左氏》，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之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经，苟为文言多而经旨不见，文言简而经旨有遗，自我说之後，後人复有说者，皆非笺释之手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为星历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於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於训诂之言甚畅，至於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公羊传诂解》十二卷
陈氏曰：汉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为太傅陈蕃属，蕃败，坐禁锢，作解诂，覃思不窥门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党禁解，拜议郎，终谏议大夫。其书多引谶纬，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公羊》皆无明文，盖为其学者相承有此说也。“三科九旨”，详具《疏》中。
※《▯梁传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汉、魏以来，《▯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数家，而范甯皆以为肤浅，於是帅其长子参、中子雍、小子凯、从弟邵及门生故吏，商略名例，博采诸儒同异之说，成其父汪之志。
译怀疑好像不是出自一人手笔。"有人说："怀疑当时都有各自的传授，后来门人弟子才把它写成书。"回答说："想来大概都是齐、鲁一带的儒者，他们所写的书，恐怕都有传授来源，只是都掺杂了自己的意思，所以有差错。其中合乎道理的地方，怀疑是圣人原本的旧说。"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晁氏说：晋朝杜预字元凯，汇集刘歆、贾徽贾逵父子、许淑、颖容诸人的注解，把经文按年份与传文按年份相互附合，所以题名叫《经传集解》。他阐发的内容很多，古今都称赞他，但是他的弊病在于抛弃经文而偏信传文。比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传文记载秦国军队大败而经文却没有记载，杜预认为这是因为晋国占理秦国理亏，所以韩地之役才记为"战"。当时鲁成公正在军中，就不必再来告知；打了胜仗有战功，也没什么需要避讳的。这在《左传》的义例中都讲不通，杜预不说是传文的错误，反而妄称经文有阙漏，他最严重的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
陈氏说：他撰述的用意，序文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他专门依据左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后世认为他是《左氏》的忠臣。他的弊病在于有时抛弃经文而偏信传文，对传文来说算是尽忠了，可是对经文来说又算什么呢？
夹漈郑氏说：杜预解释《左氏》，颜师古解释《汉书》，之所以能得到"忠臣"的名声，是因为他们都做得极为透彻。《左氏》在杜预之前，共有几家注解，一经杜预解释之后，后人便无法再多说一句。《汉书》在颜师古之前，共有几家注解，一经颜师古解释之后，后人便无法再改动他的说法。纵然有人想要换个说法另作解释，就像朝月对着晓星，也不能有其光明。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去解经，如果为文辞繁多而经义反而不显，或者文辞简略而经义又有遗漏，从我这样的解说之后，后人又有人再作解说的，都算不上是真正精通笺注的高手。传注之学兴起以来，恐怕只有这两个人差不多算是做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人的言语之所以难以明白，并不是因为书中的义理难以明白,实际上是因为书中所涉及的事物难以明白；也不是因为古人的文辞难以明白,实际上是因为古人的文辞有些说法不通行于今天而难以明白。能够明白《尔雅》为什么要写作,就可以知道笺注应当怎么做；不明白《尔雅》为什么要写作,就不明白笺注的宗旨所在了。这两位真是精通《尔雅》啊！颜师古精通的是训诂，杜预精通的是星历、地理。当颜师古在梳理训诂的时候，就像与古人对面交谈一样；当杜预在梳理星历地理的时候，就像羲和推步天象、大禹疏导水流一样。然而他们也各有短处，杜预不认识虫鱼鸟兽草木的名称，颜师古不懂天文地理。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知。"杜预对星历地理的解说，没有不穷尽其精妙的，至于虫鱼鸟兽草木的名称，就引用《尔雅》来解释。颜师古对训诂的解说非常通畅，至于天文地理就说得很简略。这就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的表现。其他那些纷纷扰扰的注家,是在做什么呢，解的是什么经，讲明的是什么学问。
※《公羊传诂解》十二卷
陈氏说：汉朝司空掾任城人何休，字邵公撰写。何休是太傅陈蕃的属官，陈蕃事败后，何休因此获罪被禁锢，于是撰写《解诂》，苦心钻研十七年不曾出门。又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党锢解除后，被授予议郎，最终官至谏议大夫。他的书大量引用谶纬，他所说的"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公羊传》中并没有明文，大概是研习此学的人相传有这样的说法。"三科九旨"，详见《疏》中。
※《穀梁传集解》十二卷
晁氏说：自汉、魏以来，为《穀梁传》作注解的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几家，而范甯都认为他们的解说浅薄，于是率领他的长子范参、次子范雍、小儿子范凯以及堂弟范邵和门生故吏，商定名义
尝谓三传之学，《▯梁》所得最多；诸家之解，范甯之论最善。
陈氏曰：晋豫章太守顺阳范甯武子撰。甯尝谓王、何之罪，深於桀、纣，著论以排之。仕为中书侍郎。其甥王国实惮之，乃相驱扇，因求外补。抵罪，会赦，免。甯以为《春秋》惟《▯梁氏》无善释，故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驾於吴，帅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六籍三传。盖甯父汪为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吴郡时也。汪没之後，始成此书。所集诸家之说，皆记姓名，其称“何休曰”及“郑君释之”者，即所谓《发墨守》、《起废疾》也；称“邵曰”者，甯从弟也；称“泰曰”、“雍曰”、“凯曰”者，其诸子也。汪，范晷之孙，晷在《良史传》。自晷至泰，五世皆显於时，甯父子祖孙同训释经传，行於後世，可谓盛矣。泰之子晔，亦著《後汉书》，以不轨诛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汉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於後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详。《隋》、《唐》卷目与今同，但多讹舛。
《崇文总目》：其书尽八十二篇，义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问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题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陈氏曰：按《隋》、《唐》及《国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总目》凡八十二篇，《馆阁书目》止十卷，萍卿所刻亦财三十七篇。今本乃楼攻▯鬼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合，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辩详矣，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馀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然古书存於世希矣，姑以传疑存之可也。又有写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庄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别为一卷；前本虽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实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矣。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无之。
译体例，广泛采集诸家儒者不同的说法，来完成他父亲范汪的心愿。曾经说三传之学，《穀梁传》所获得的最为丰富；诸家的解说中，范甯的论说最好。
陈氏说：晋朝豫章太守顺阳人范甯，字武子撰写。范甯曾经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要深重，写文章来批驳他们。出仕担任中书侍郎。他的外甥王国宝忌惮他，于是暗中挑拨排挤，因此他请求外调。后来获罪，恰逢大赦，得以免罪。范甯认为《春秋》三传中唯独《穀梁传》没有好的解释，所以为它作注解。他的序文说，升平末年，先父在吴地卸任居家，率领门生故吏、兄弟子侄一起研讨讲习六经和三传。这大概是范汪因徐、兖二州北伐失利而屏居吴郡的时候。范汪去世之后，才完成这部书。所汇集的各家说法，都标明了姓名，其中称"何休曰"以及"郑君释之"的，就是所谓的《发墨守》《起废疾》；称"邵曰"的，是范甯的堂弟；称"泰曰""雍曰""凯曰"的，是他的几个儿子。范汪，是范晷的孙子，范晷收录在《良史传》中。从范晷到范泰，五代都在当时显达，范甯父子祖孙一同训释经传，流行于后世，可称得上兴盛了。范泰的儿子范晔，也著有《后汉书》，因谋反被诛，他家从此败落。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说：汉朝董仲舒撰写。史书记载董仲舒讲说《春秋》得失的著作，有《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类几十篇，共十几万字，都流传于后世。如今扩展为八十二篇，又总称为《繁露》，具体缘由都不清楚。《隋书》《唐书》的卷目与现今相同，但多有讹误。
《崇文总目》：这部书总共八十二篇，义理有的宏大广博，不像是出于近世人手笔，然而各篇的次第已经错乱，无从校正。又直接用《玉杯》作为篇题，怀疑是后人取来附加上去的。
陈氏说：按《隋书》《唐书》以及《国史志》，卷数都是十七卷，《崇文总目》记为八十二篇，《馆阁书目》只有十卷，萍乡所刻的本子也才三十七篇。现今的本子是楼攻媿从潘景宪那里得到的本子，卷数篇数都与前面志书所记相合，然而也不是当时的原本了。前代儒者对此的疑辩已经很详尽了，其中最可疑的地方是，本传记载他所著的书有一百多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类，如今总名为《繁露》，而《玉杯》《竹林》却都是其中的篇名，这肯定不是原来的真本。何况《通典》《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内容，都是现今此书所没有的，尤其可疑。然而古书存世的已经很少了，姑且把它当作有疑问的传本保存下来也就可以了。又有一个写本作十八卷，只有七十九篇，考察它的篇次都相合，只是先前的本子中《楚庄王》一篇在第一卷开头，而这个本子却放在卷末，另立为一卷；先前的本子虽然有八十二篇，但其中有三篇是缺文的，实际只有七十九篇。
程氏《演繁露》说：这部《繁露》十七卷，是绍兴年间董某进献的。我看这部书的文辞意思浅薄,其间掺杂摘取了董仲舒对策的言语放在里面，前后完全不相协调，我因此本来就怀疑不是董氏的原本了。又班固记载他讲说《春秋》共有几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自有名称，似乎不是一部书。如今董某进献的本子，一律以《繁露》冠于书名之上，而《玉杯》《清明》《竹林》只是其中各占一篇一卷，就更加可疑了。有一天读《太平寰宇记》和杜佑的《通典》，颇看到其中引用的《繁露》语句，回头看董氏现今的书中却没有。《太平寰宇记》说："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说
《寰宇记》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此数语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牛享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物，又可想见也。汉、魏间人所为文，名有“连珠”者，其联贯物象，以达己意，略与杜、乐所引同，如曰“物胜权则衡殆，形过镜则影穷”者，是其凡最也。以连珠而方古体，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欤？其名其体，皆契合无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达监，馆本有《春秋繁露》，既尝书所见於卷末，而正定其为非古矣。後又因读《太平御览》，凡其部汇列叙古《繁露》语特多，如曰：“禾实於野，粟缺於仓”，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则五▯伤，土千金则五▯不成。”张汤欲以鹜当凫祠祀宗庙，仲舒曰：“鹜非凫，凫非鹜，愚以为不可。”又曰：“以赤统者，帻尚赤。”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此时《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
※《春秋决事比》
《崇文总目》：汉董仲舒撰。丁氏平，黄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武帝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疑》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至吴太史令吴汝南丁季、江夏黄复平正得失，今颇残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以为几焚弃於董卓荡覆王室之时者也。仲舒，通经醇儒，三策中所谓任德不任刑之说，正心之说，皆本《春秋》以为言。至引“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以折江都王，尤为深得圣经贤传之旨趣。独灾异之对，引两观、桓、僖、亳社火灾，妄释经意，而导武帝以果於诛杀，与素论大相反，西山真公论之详矣。《决事比》之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王、何以老、庄宗旨释经，昔人犹谓其罪深於桀、纣，况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汉 刑法志》言：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於是见知腹诽之狱兴。《汤传》又言，汤请博士弟子治《春秋》、《尚书》者补廷尉史。
译："剑佩在左边，是苍龙的象征；冠冕在头上，是玄武的象征。这四样,是人身盛大的装饰。"这几句话，不仅现今的书中没有，而且它们的文体风格也完全不相似，我这才敢说现今的本子不是原本了。牛享问崔豹："冕旒用繁露来做,是为什么？"崔豹回答说："缀上玉珠而垂下来，就像连串的露珠一样。"那么"繁露"这个词，是古代冕旒像露珠一样垂下的样子，是它的来历，借来给这部书命名。用杜佑、乐史所引用的内容来推想这部书，都是每一句话借用一个事物,来抒发自己的意思，有着垂旒凝露的意象，那么"玉杯""竹林"这些篇名同样是借物立喻，也就可以想见其中的道理了。汉、魏之间的人所作的文章，有名叫"连珠"的，它连贯罗列事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大致与杜佑、乐史所引用的内容相同，比如说"事物一旦超过它所能承受的分量，秤杆就会倾覆；镜子的形制超出了它所能容纳的范围，映出的影像就会有限"，这就是这类文体中最典型的例子。用"连珠"这种文体来比照古代文体，那么它大概就是"繁露"这种文体的来源吧？无论是名称还是体裁，都完全吻合无异了。
又说：淳熙乙未年，我在达州辅佐郡政，官府藏书中有《春秋繁露》，我曾经把所见到的写在卷末，来订正确认它不是古本。后来又因为读《太平御览》，其中各个门类罗列古本《繁露》的语句特别多，比如说："禾苗在田野中结实，粟米却在仓中缺乏"，都是奇怪得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话，这真是令人敬畏。又说："金气过盛克土,则五种谷物受损；土气过盛克金，则五种金属不能炼成。"张汤想用野鸭当作凫来祭祀宗庙，董仲舒说："野鸭不是凫，凫不是野鸭，我认为不可以。"又说："奉行以赤色为正统的，头巾崇尚红色。"诸如此类，也都是依附事物来阐明道理，没有凭空发论的，这以后我更加相信自己所订正确定的没有错。《太平御览》，是太平兴国年间编纂的，那时候《繁露》这部书还存在，如今竟然散失不传了，实在令人叹息。
※《春秋决事比》
《崇文总目》：汉朝董仲舒撰写。丁氏平定其说，黄氏校正其说。当初，董仲舒年老多病，辞官退休，朝廷每逢有政事议论，汉武帝多次派廷尉张汤去询问他的意见得失，于是他撰写《春秋决疑》二百三十二件事，动辄用经义来对答。到了吴国太史令吴郡人丁季、江夏人黄复，校正得失，如今已经大多残缺散逸，只剩下七十八件事。
按：这就是献帝时应劭所进献的董仲舒《春秋断狱》，恐怕差点在董卓荡覆王室的时候被焚烧丢弃了。董仲舒，是精通经学的醇厚儒者，他三次对策中所说的重视德教、不倚重刑罚的说法，端正君心的说法，都是根据《春秋》而立论的。至于引用"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来折服江都王，尤其深得圣经贤传的旨趣。唯独他关于灾异的对答，引用两观、鲁桓公、鲁僖公、亳社发生火灾之事，妄自解释经义,以此引导汉武帝果决地施行诛杀，这与他平素的言论大相违背，西山真德秀先生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决事比》这部书，是与张汤相互传授的，料想大概也属于灾异对答之类的内容。汉武帝驾驭臣下以严酷苛刻为英明，张汤断案以残酷为忠心，而董仲舒却用经学来附会他们。王弼、何晏用老庄的宗旨来解释儒经，前人尚且说他们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要深重，何况用圣经来作为掩饰滥刑的工具，引导君主多行杀戮呢！他的罪过又比王弼、何晏更深重了！
又按：《汉书·刑法志
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常秩谓孙复所学《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释例》十五卷
晁氏曰：晋杜预注。凡四十部。集《左传》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偕显其同异，从而释之，发明尤多。昔人称预为“《左氏》忠臣”，而预自以为有《传》癖，观此尤信。
陈氏曰：唐刘ナ为之序。
《崇文总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总目》：汉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贾逵事，因记《左氏》所短，遂颇流布，学者称之。後更删补为定。今每事左方辄附郑康成之学，因引郑说窜寄何书云。书今残逸，第七卷亡。
陈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书，郑康成作《针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排之。休见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书多不存，惟范甯《▯梁集解》载休之说，而郑君释之，当是所谓《起废疾》者。今此书并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录。《馆阁书目》阙第七篇，今本亦正阙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为第七卷，当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阙定、哀，固非全书也。而错误殆未可读，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述议传》
《崇文总目》：隋东京太学博士刘炫撰。本四十篇，唐孔颖达《正义》盖据以为说而增损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按汉张苍、贾谊、尹咸、郑众、贾逵皆为诂训，然参用《公》、《▯》二家。至晋杜预，专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据杜说。贞观中，颖达据刘学而损益之，长孙无忌等又复损益，其书乃定。皇朝孔维等奉诏是正。
晁氏曰：自杜预专治《左氏》学，其後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有《义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毁，规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馀事，义特浅近，然比诸家，犹有可观。今书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
陈氏曰：自晋、宋，传杜学为《义疏》者，沈、苏、刘，沈氏义例粗可，经传极疏。苏氏不体本文，惟攻贾、服。刘炫好规杜失，比诸义疏，犹有可观。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证浅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彦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始令太学传授，以备《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书以何氏三科九旨为宗，本其说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尔。
译》说：自从公孙弘用《春秋》大义来约束臣下，张汤用严苛的条文来判决案件，于是"见知"、"腹诽"这类罪名的案子就兴起了。《张汤传》又说，张汤请求让研习《春秋》《尚书》的博士弟子补任廷尉史。大概汉朝人专门致力于用《春秋》来判案，浅陋的儒生、残酷的官吏，就得以借此来附会掩饰。往往可以看到二传中所谓求全责备的说法、诛心之论、"无将"之说，与他们所谓巧言诋毁、深文周纳的做法是相类似的。圣贤的本意，难道会是这样吗！常秩说孙复所学的《春秋》，其实是商鞅那一套法家学说罢了，想来也是这个意思。
※《春秋释例》十五卷
晁氏说：晋朝杜预注。共四十部。汇集《左传》各种义例以及地名、谱系、历法，一一列出它们的异同，并加以解释，阐发的内容尤其多。前人称杜预是"《左氏》的忠臣"，而杜预自己也认为自己有《左传》癖，看这部书更加相信这一点。
陈氏说：唐朝刘轲为它作序。
《崇文总目》：共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总目》：汉朝司空掾何休最初撰写。他用来答复贾逵所问的问题，因而记下《左氏》的短处，于是相当流传开来，学者们都称道它。后来又经过删改增补而成定本。如今每一条内容左边都附有郑康成的解说，是引用郑玄的说法插入到何休的书中的。此书如今已经残缺散失，第七卷已经亡佚。
陈氏说：何休撰写《公羊墨守》等三部书，郑康成撰写《针膏肓》《起废疾》《发墨守》来驳斥他。何休看到后说："郑康成进入我的屋子，拿起我的兵器，来攻打我啊！"如今他的书大多不存，只有范甯的《穀梁集解》中记载了何休的说法，而郑玄对此加以解释，应当就是所谓的《起废疾》。如今这部书把两家的说法一并保存下来，想来也是后人所辑录的。《馆阁书目》缺第七篇，如今的本子也正好缺宣公部分，而在第六卷中把文公十六年以后的内容分为第七卷，应当合并起来。它的十卷本止于昭公，也缺定公、哀公部分，本来就不是全书了。而且错讹之处几乎无法读通，也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正。
※《春秋述议传》
《崇文总目》：隋朝东京太学博士刘炫撰写。本来有四十篇，唐朝孔颖达的《正义》大概是依据它来立论并加以增删的。如今三十九篇已经亡佚。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崇文总目》：唐朝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写。按汉朝的张苍、贾谊、尹咸、郑众、贾逵都作过训诂之学，但都兼采《公羊》《穀梁》两家的说法。到晋朝杜预，专门研治《左氏》，此后有沈文阿、苏宽、刘炫，都依据杜预的说法。贞观年间，孔颖达依据刘炫的学说而加以增删损益，长孙无忌等人又再加以增删，这部书才最终定稿。本朝孔维等人奉诏加以校正。
晁氏说：自从杜预专门研治《左氏》学以来，此后沈文阿、苏宽、刘炫都撰有《义疏》，而刘炫性情自负，喜好非议诋毁前人，指出杜预的错误一百五十多处，虽然义理特别浅近，但是与其他各家相比，还算是有可观之处。现今这部书就以此为底本，其中有疏漏的地方，用沈文阿的说法来补正。
陈氏说：自晋、宋以来，传承杜预之学而作《义疏》的，有沈文阿、苏宽、刘炫，沈氏的义例大略可取，但解释经传却极为疏略。苏氏不体察经文本义，只知道攻击贾逵、服虔。刘炫喜好指摘杜预的错误，与各家义疏相比，还算是有可观之处。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总目》：不署撰写人的姓名。所引证的内容浅薄局限，出自近世人之手。有人说是徐彦所撰。本朝邢昺等人奉诏加以校正。开始命令太学传授，以此来兼备《春秋》
总而言之，谓之三科，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陈氏曰：《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撰，不知何代，意其在贞元、长庆後也。”
※《春秋▯梁传疏》十二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四门助教杨勋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令太学传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卢仝撰。其解《经》不用《传》，然旨意甚疏。韩愈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盖实录也。祖无择得之於金陵。《崇文总目》所不载。
巽岩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传》害《经》，最为韩愈所称。今观其书，亦未能度越诸子，不知愈所称果何等义也。旧闻仝解惠公、仲子曰“圣辞也”，而此乃无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传》、《纂例》、《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总目》：唐给事中陆淳纂。初，淳以三家之传不同，故采获善者，参以啖助、赵匡之说，为《集传春秋》。又本褒贬之意，更为《微旨》，条别三家，以朱墨记其胜否。又摭三家得失，与经戾者，以啖、赵之说订正之，为《辩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闽人。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为序。公武尝学《春秋》，阅古今诸儒之说多矣，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後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均之失圣人之旨，而穿凿之害为甚。啖氏制统例，分别疏通其义，赵氏损益，多所发挥。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陈氏曰：初，润州丹阳主簿赵郡啖助叔佐明《春秋》，传洋州刺史河东赵匡伯循，质从助及伯循传其学。助考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补以己意，为《集传》、《集注》。又撮其纲，例目为统。助卒，质与其子异缮录以诣伯循，请损益焉，质随而纂会之。大历乙卯岁，书成。质本名淳，避宪宗讳改焉，故其书但题陆淳。助之学，以为《左氏》叙事虽多，解意殊少；《公》、《▯》传经密於《左氏》。至赵、陆，则直谓《左氏》浅於《公》、《▯》，诬谬实繁。皆孔门後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後，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邱明。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门人见事迹多不入《传》，或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以广异闻。
译三家的宗旨。
晁氏说：这部书以何休的"三科九旨"为宗旨，本着这个说法说："何休的意思，三科、九旨，其实是一回事罢了。总括起来说，叫做三科，分开来说，叫做九旨。'新周故宋'，把《春秋》当作新王，这是第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第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第三科九旨。"
陈氏说：《广川藏书志》说："世人相传是徐彦所撰，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人，想来大概是在贞元、长庆以后。"
※《春秋穀梁传疏》十二卷
《崇文总目》：唐朝国子四门助教杨士勋撰写。本朝邢昺等人奉诏加以校正，命令太学传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说：唐朝卢仝撰写。他解释经文不采用传文，然而旨意十分浅疏。韩愈说他"把《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自抱着原始经文来探究其中的始末。"这大概是实录。祖无择是从金陵得到这部书的。《崇文总目》没有收录。
巽岩李氏说：卢仝研治《春秋》，不因为传文而损害经文本义，最为韩愈所称道。如今看他这部书，也没能超越其他各家，不知道韩愈所称道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义理。以前听说卢仝解释惠公、仲子时说"这是圣人的言辞啊"，而这部书中却没有这句话，怀疑此书也有很多散佚的地方。
※《春秋集传》《纂例》《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总目》：唐朝给事中陆淳编纂。当初，陆淳因为三家的传解不同，所以采集选取较好的说法，参照啖助、赵匡的观点，编成《春秋集传》。又根据褒贬的用意，另外编成《微旨》，分条区别三家的说法，用朱笔墨笔标记它们的优劣。又摘取三家中与经义相违背的得失之处，用啖助、赵匡的说法加以订正，编成《辩疑》。
晁氏说：啖助，字叔佐，福建人。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己写有序文。我曾经研习《春秋》，阅读古今诸位儒者的说法很多，大抵啖助、赵匡以前的学者都各自专门名家，如果有讲不通的地方，宁可说是经文有错误，他们的弊病在于固执浅陋。啖助、赵匡以后的学者喜欢援引经文来攻击传文，其中有讲不明白的地方，就凭主观臆断，他们的弊病在于穿凿附会。两者相比都是有违圣人的本旨，但穿凿附会的危害更严重。啖助制定统例，分别疏通其中的义理，赵匡加以增删补充，多有发挥阐述。现今汇编在一起，共四十篇。
陈氏说：当初，润州丹阳主簿赵郡人啖助，字叔佐，精通《春秋》，传授给洋州刺史河东人赵匡，字伯循，赵匡又和啖助的儿子啖异一起传授他的学问。啖助考订三传，取长舍短，又汇集前代贤者的注释，补以自己的意见，编成《集传》《集注》。又摘取其纲要，题名为《统例》。啖助去世后，陆质和啖助的儿子啖异抄录整理起来去请教赵匡，请求他加以增删，陆质随即加以汇编整理。大历乙卯年，书才完成。陆质原名淳，为避唐宪宗的名讳而改名，所以这部书只题名陆淳。啖助的学问,认为《左氏》叙事虽然多，但解说经义却很少；《公羊》《穀梁》解释经义比《左氏》严密。到赵匡、陆淳，就直接说《左氏》比《公羊》《穀梁》肤浅，谬误确实很多。他们都是孔门以后的门人，只是《公羊》《穀梁》恪守经文，《左氏》通贯史事，二者的体裁不同罢了。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贤人，就像史佚、迟任这一类人。秦始皇焚书以后，学者见到《左传》以及《国语》都题为左氏所作，于是就把左丘明附会到这个作者身上。况且《左传》和《国语》的文体不相类似，叙事也多有矛盾，肯定不是同一个人所作。大概左丘明广泛汇集各国的史料，来解释《春秋》，他的子弟门人见到有些事迹很多没有编入《左传》，或
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於千载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唐志》有质《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辩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见。质，梁陆澄七世孙，仕通显。党王叔文，侍顺宗东宫，会卒，不及贬。然则其与不通《春秋》之义者，相去无几耳。
※《春秋加减》一卷
《崇文总目》：唐元和时国子监承诏修定，以此经字文多少不同，故志其增损，以防差▯。陈氏曰：称元和十三年国子监奉敕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经文字之类。此本作小缋册，财十馀板，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定。盖承平时禁中书也，不知何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论》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陈岳撰。以三家异同三百馀条，参求其长，以通《春秋》之义。
晁氏曰：其书以《左传》为上，《公羊》为中，《▯梁》为下，比其异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从锺传，辟为江西从事。
※《春秋指掌》
《崇文总目》：唐试左武卫兵曹李瑾撰。瑾集诸家之说，为《序义》、《凡例》各一篇；称孔颖达，《正义》，为五篇；采摭馀条，为《碎玉》一篇；集先儒异同，辩正得失，为三篇；取刘炫《规过》，申证其义，为三篇。大抵专依杜氏之学，以为说云。
巽岩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学者第观《正义》及二《例》，则此书可无。且瑾之意，特欲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初不为经设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本朝王尧臣《崇文总》目及李ㄈ《图书志》皆以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为瑾笔削，盖误矣。写本或讹舛，复用《正义》删修之，乃可读。惟篇首数序，瑾所自著者，既无参考，亦不敢以意改定
译者又有不同，所以各自随着国别加以编排，来扩大异闻见识。自古以来难道只有一个姓左名丘明的人吗？按汉朝儒者以来，讲说《春秋》的人只尊奉三传，三传之外，能够卓然独具见识、超越千年而有所建树的，自啖助开始，这是不可埋没的。《唐书·艺文志》记载陆质有《集注》二十卷，如今已不存，然而《纂例》《辩疑》中大略都具备了。又有《微旨》二卷，未曾见到。陆质，是梁朝陆澄的七世孙，做官显达。他依附王叔文一党，侍奉唐顺宗在东宫，恰逢去世，来不及被贬谪。既然如此，那么他与那些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相差也没有多少罢了。
※《春秋加减》一卷
《崇文总目》：唐朝元和年间国子监奉诏修定，因为这部经书的文字多少有所不同，所以记下其中增减的地方，用来防止差错。陈氏说：题为元和十三年国子监奉敕定，不著撰写人姓名。校订偏旁，类似《五经文字》一类的书。这个本子做成小型缋册，才十几块板，前面有睿思殿的藏书印，末尾题"臣雩校定"。大概是太平时期禁中的藏书，不知为何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论》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朝陈岳撰写。把三家不同的说法三百多条，参考求取其中的长处，来贯通《春秋》的义理。
晁氏说：这部书以《左传》为上，《公羊传》为中，《穀梁传》为下，比较它们的异同而加以折衷。陈岳，唐末十次参加科举都没考中，晚年才跟随锺传，被辟召担任江西从事。
※《春秋指掌》
《崇文总目》：唐朝试左武卫兵曹李瑾撰写。李瑾汇集诸家的说法，编成《序义》《凡例》各一篇；称引孔颖达的《正义》，编成五篇；采摭剩余的条目，编成《碎玉》一篇；汇集前代儒者的异同说法，辨正得失，编成三篇；采用刘炫的《规过》，加以申述证明其义理，编成三篇。大抵专门依据杜预的学说来立论。
巽岩李氏说：这部书第一卷新编的目录大多取自杜预的《释例》以及陆淳的《纂例》，李瑾自己所著的内容没有多少。而《序义》以下十四卷，只是分门别类抄录孔颖达的《左氏正义》，都不是李瑾自己所撰写的。学者只要看《正义》和杜、陆二书的《例》，那么这部书就可以不看了。况且李瑾的用意，只是特别想用来准备应付科举考试仓促之用罢了，本来就不是为解经而设的。这部书的名字应当叫《左氏传指掌》，不应当专门归属在《春秋》名下。本朝王尧臣的《崇文总目》以及李淑的《图书志》都把前代儒者的《异同》《规过》《序》《例》等篇当作是李瑾所撰写增删的，大概是弄错了。抄本有的有讹误，又用《正义》来删改修订，才可以读通。只有篇首的几篇序文，是李瑾自己所撰写的，既然没有其他参考,我也不敢凭主观臆断来改动确定。
，姑仍其误云。
※《春秋通例》
《崇文总目》：唐陆希声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图》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以《春秋》所载车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缋而表之。
译姑且沿袭这个错误。
※《春秋通例》
《崇文总目》：唐代陆希声撰写。依据三家的体例，删削其中的冗余，以贯通《春秋》的宗旨。
※《春秋图》
《崇文总目》：唐代张杰撰写。把《春秋》所记载的车服、器用、都城、井邑等制度，绘制出来并加以图表说明。
※《春秋指元》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摘《左氏》传文，申释其义。
※《春秋精义》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汇事於上，分抄杜氏、孔颖达言数家之说，参《释文》。
※《演左氏传谥族图》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学《世谱》增广之，贯穿系序，差无遗略。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崇文总目》：伪蜀冯继元撰。以《春秋》官谥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书人，不但称其名，或字，或号，或爵、谥，多互见，学者苦之。继元皆取以系之名下云。
巽岩李氏曰：昔丘明传《春秋》，於列国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称，多者或至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元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庄堇，秦右大夫詹，据《传》未始有“父”字，而继元辄增之，所见异本；若子韩▯者，盖齐顷公孙，《世族谱》与《传》同，而继元独以为韩子▯，与楚、郑二公孙黑共篇，盖误也。
陈氏曰：《左传》所载君臣名氏字谥互见错出，故为此图以一之。周一，鲁二，齐三，晋四，楚五，郑六，卫七，秦八，宋九，陈十，蔡十一，曹十二，吴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许十九，杂小国二十。
※《左氏传引帖新义》
《崇文总目》：伪蜀进士蹇遵品撰。拟唐礼部试进士帖经旧式，▯经具对。
※《春秋纂例》
《崇文总目》：伪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 左氏》、《公》、《▯》三家之传学者钞集之文。
※《帝王历纪谱》三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诸侯，子孙散於他国，孔子修《春秋》而谱其世系。上采帝王历纪而条次之，盖学《春秋》所录今本题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题曰秦相荀卿撰。载周末列国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图》。颇多疏略，决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尝相秦，岂世别有一荀卿耶？
巽岩李氏曰：其载帝王历纪殊少，序诸侯卿大夫之世颇详，而《崇文总目》止名《帝王历纪谱》，今从之。旧题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尝相秦，其缪妄立见，盖田野陋儒依▯以欺末学耳。故笔削最无义例，前後抵牾，不可遍举。而所著族系，又与《世本》不同，质之司马迁、杜预，亦复差异，不知撰者果证据何书也。其血脉间有强附横入灼然非类者，要当▯正之，顾不敢轻改，姑仍其旧，使学者自择焉。篇首尾杂引《左氏传》中语，事既残缺不属，字画讹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读。
译※《春秋指元》
《崇文总目》说：唐代张杰撰写。摘录《左氏传》的传文，申说阐释其义理。
※《春秋精义》
《崇文总目》说：不著撰写人姓名。把事件汇集在前面，分别抄录杜氏、孔颖达等几家的说法，并参照《经典释文》。
※《演左氏传谥族图》
《崇文总目》说：不著撰写人姓名。用《左氏》学的《世谱》加以增广，贯穿排列世系次序，差不多没有遗漏疏略之处。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崇文总目》说：伪蜀冯继元撰写。把《春秋》中人物的官职、谥号、名、字，汇集附在其最初的名字之下。
晁氏说：左氏所记载的人，不只称他的名，有的称字，有的称号，有的称爵位、谥号，往往交互出现，学者对此深感苦恼。冯继元把这些都归并系属在名下。
巽岩李氏说：从前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对列国君臣的名字称呼不统一，多的甚至有四五种称法，初学的人大都为其纷乱难记而苦恼。冯继元把相同的归集在一起，编为一百六十篇，读音相同的也附在一起，这对于研读《左氏》也算稍有帮助。宋国大夫庄堇、秦国右大夫詹，依据《左传》原本没有"父"字，而冯继元却擅自增加了，大概是所见版本不同；至于"子韩皙"这个人，本是齐顷公的孙子，《世族谱》与《左传》记载相同，而冯继元却单独把他当作韩子皙，与楚国、郑国两位公孙黑编在一篇，这大概是错误的。
陈氏说：《左传》所记载的君臣名、氏、字、谥交互错杂出现，所以编这个图来统一它们。周排第一，鲁第二，齐第三，晋第四，楚第五，郑第六，卫第七，秦第八，宋第九，陈第十，蔡第十一，曹第十二，吴第十三，邾第十四，杞第十五，莒第十六，滕第十七，薛第十八，许第十九，各小国合为第二十。
※《左氏传引帖新义》
《崇文总目》说：伪蜀进士蹇遵品撰写。模仿唐代礼部考试进士帖经的旧格式，遮蔽经文让人对答。
※《春秋纂例》
《崇文总目》说：伪唐人姜虔嗣撰写。把研习《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传的学者所抄集的文字汇编而成。
※《帝王历纪谱》三卷
《崇文总目》说：不著撰写人姓名。其序言说周代分封的诸侯，子孙散布在别的国家，孔子修撰《春秋》而为他们编排世系族谱。往上采录帝王历代的世系加以条列排次，大概是学习《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如今的本子题作荀卿撰写，是不对的。
晁氏说：题作秦相荀卿撰写。记载周代末年列国世家，所以又名《春秋公子血脉图》。内容颇多疏漏简略，绝对不是荀卿所著。况且荀卿也未曾做过秦国的相，难道世上另有一个荀卿吗？
巽岩李氏说：这部书记载帝王历代世系的内容很少，而叙述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却相当详细，但《崇文总目》只称其为《帝王历纪谱》，现在依从这个书名。旧本题作秦相荀卿撰写。荀卿从未做过秦相，其荒谬虚妄一望可知，大概是乡野浅陋的儒生假托名号来欺骗后学罢了。所以这部书的取舍剪裁最没有条理体例，前后相互矛盾，不能一一列举。而它所记载的族系，又与《世本》不同，拿司马迁、杜预的记载来核对，也有差异，不知道撰写者究竟依据的是什么书。其中的血脉世系间或有强行附会、生硬插入、明显不属实的地方，本应加以订正，但又不敢轻易改动，姑且保留原样，让学者自己去辨别取舍。此篇首尾杂引《左氏传》中的语句，事情本已残缺不完整，字句讹误尤其严重，往往连句读都断不开。参照《左氏传》，稍加订正，十处也只能改对四五处。其他地方正如乱丝纠结，不是一下子就能梳理清楚的。
参考《左氏传》，略加是正，十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棼丝结▯，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论》
《崇文总目》：皇朝秘书监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裨经旨。
※《春秋龟鉴》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诸侯世次，齐、鲁大国公子、公孙。初不详备，其後传写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备讨阅。
※《春秋世谱》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黄帝至周见於春秋诸国世系，传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书目，《春秋大夫世族谱》十三卷，顾启期撰。而杜预《释例》自有《世族谱》一卷。今书与《释例》所载不同，而本或题云杜预撰者，非也，疑此乃启期所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谱《左氏》诸国君臣世系，独秦无世臣。
※《春秋宗族名谥谱》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传诸国公卿大夫姓名谥号。
※《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
陈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小邾。按《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元丰中杨彦龄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国，仍总记蛮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书志》，《年表》无撰人，自周至吴、越凡十国又有附庸诸国，别为表，凡征伐、朝觐、会同皆书。今此表止记即位及卒，皆非二家书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
《崇文总目》：皇朝王沿纂。沿患学者自私其家学，而是非多异，失圣人之意，乃集三传之说，删为一书。又见《秘书目》有先儒《春秋》之学颇多，因启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馀家。沿自以先儒犹为未尽者，复以己意笺之。
晁氏曰：集三传解经之文。沿字圣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断事。此书仁宗朝尝奏御，诏直昭文馆。後官至天章阁待制。
※《春秋经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孙觉撰。其学亦出於啖、赵，凡四十馀门。论议颇严。
陈氏曰：觉从胡安定游，门弟子以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年最少，俨然居其间，众皆相服。此殆其时所作也。
●卷一百八十三 经籍考十
○经（春秋）
※《春秋经解》十五卷
陈氏曰：孙觉撰。其自序言：“三家之说，《▯梁》最为精深，且以为本，杂取二《传》及诸儒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安，则以所闻於安定先生者断之。”杨龟山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传《春秋》於孙先生，尝言王荆公初欲释《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一见而忌之，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
译※《春秋论》
《崇文总目》说：本朝秘书监胡旦撰写。多摘取杜预的失误来补充经义。
※《春秋龟鉴》
《崇文总目》说：不著撰写人姓名。叙述《春秋》时周朝及诸侯的世系次序，齐、鲁等大国公子、公孙的情况。当初本不够详备，后来传抄中又失去了原有的次序，如今保存下来以备查阅。
※《春秋世谱》一卷
《崇文总目》说：不著撰写人姓名，共七卷。记载从黄帝到周代见于《春秋》的各国世系，传抄日久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查考《隋书》《唐书》的书目，有《春秋大夫世族谱》十三卷，是顾启期撰写的。而杜预的《释例》本身也有《世族谱》一卷。如今这部书与《释例》所载的不同，而有的本子题作杜预撰写，是不对的，怀疑这其实是顾启期所撰。
晁氏说：不著撰写人姓名。为《左氏》所记各国君臣的世系作谱，唯独秦国没有世代相传的臣子。
※《春秋宗族名谥谱》
《崇文总目》说：不著撰写人姓名。大略采录《春秋》三传中各国公卿大夫的姓名谥号。
※《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
陈氏说：不知何人所作。以周为首，其次依序为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小邾。查考《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是元丰年间杨彦龄撰写的，除周以外共记十三国，还总记蛮夷戎狄的事情。又查考董氏《藏书志》，有《年表》未著撰人，从周到吴、越共十国，另外还有附庸各国，单独列表，凡征伐、朝觐、会盟之事都记载。如今这份年表只记载即位和去世，都不是那两家的书。
※《春秋集传》十五卷
《崇文总目》说：本朝王沿编纂。王沿担忧学者各自私守自家的学说，因而是非说法多有分歧，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于是汇集三传的说法，删削合并为一书。他又见《秘书目》中记载先儒研究《春秋》的著作相当多，于是就去搜求，得到董仲舒等十几家的说法。王沿自己认为先儒的说法仍有不完备的地方，又用自己的见解加以笺注。
晁氏说：汇集三传解经的文字。王沿字圣源，大名人。喜好《春秋》，所到之处都用《春秋》的道理来判断处理事务。这部书在仁宗朝曾经进献御览，被下诏授职直昭文馆。后来官至天章阁待制。
※《春秋经社》六卷
晁氏说：本朝孙觉撰写。他的学问也出自啖助、赵匡一派，共分四十多个门类。议论相当严谨。
陈氏说：孙觉跟随胡瑗（安定先生）游学，门下弟子数以千计，把其中年长有成就的分出来组成"经社"。孙觉当时年纪最小，却俨然置身其间，众人都对他心服。这大概就是他那时所写的。
●卷一百八十三 经籍考十
○经（春秋）
※《春秋经解》十五卷
陈氏说：孙觉撰写。他在自序中说："三家的说法，《谷梁传》最为精深，因此以它为根本，杂采《左传》《公羊传》以及诸儒说法中好的加以采纳；其中还不能安定确定的地方，就用从安定先生那里听闻的说法来断定。"杨龟山为此书写了后序。海陵周茂振跋文说："先父跟随孙先生传习《春秋》，曾说王安石（荆公）当初想要注解《春秋》使之通行于天下，但孙莘老（孙觉）的书已经问世，他一看就心生忌惮，自知不能再超过它，于是就诋毁这部圣人经典而将其废弃，说：'这不过是残破陈旧的朝廷公报罢了！'不把它列入官学，也不用于科举取士。"
※《春秋尊王发微》十五卷
晁氏说：本朝孙复撰写。史官说孙复研治《春秋》，不采用旧传注，他的论述简约而含义详尽，标举各位大夫的功过是非，用以考察当时的盛衰，从而推知治乱的迹象，所以能得到经文本意的地方很多。常秩却讥讽他说："孙复研治《春秋》，就像商鞅的法令一样，往道路上倒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