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史藏文献通考二百九十八

卷二百九十五 物异考

史藏 · 政书 · 已译 · 第 4407–4420 段

种之曰稼,收聚曰穑)。”

传曰“(《五行传》,伏胜作),田猎不宿(不得其时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时也),饮食不享(不行享献之礼),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李奇曰:“奸谋,增赋履亩之事。”臣瓒曰:“奸谋,谓邪谋也。”师古曰:“即下所谓作为奸诈以夺农时。李说是也。”),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於《易》,地上之木为《观》。其於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献享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如淳曰:“揉轮不曲,矫矢不直也。”),及木为变怪(臣瓒曰:“梓柱更生及变为人形是也。”),是为木不曲直。

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乡明而治。《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古野反),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焚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不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

传曰:“修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於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孔子曰:“礼,与其奢也,甯俭。”故禹卑宫室,文王刑於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不熟,是为稼穑不成。

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军行师,把旌仗钺,誓士众,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乱也。《诗》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又曰:“载戢干戈,载▯弓矢。”动静应宜“说以犯难,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重人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乃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

译不能保持可曲可直"。

《五行传》说:"废弃法律,驱逐功臣,杀害太子,把妾室立为妻室,那么火就不能向上燃烧了。"

解说道:火,代表南方,是发扬光辉而显现光明的。就君王而言,是面向南方以光明来治理天下。《尚书》说:"能够了解人,才算得上明智,才能够任用官吏。"所以尧、舜能推举众多贤才而任命他们在朝为官,疏远四个奸佞之人而将他们流放到边远之地("〇"读作"古野"反切),孔子说:"像水浸润渗透般的谗言、像切身感受般的诬告都不能得逞,这就可以称得上明智了。"贤能与奸佞分辨清楚,任用官吏有条不紊,遵循旧有的典章制度,尊重功勋卓著之臣,明确区分嫡子与庶子,像这样那么火就能保持它本来的性质了。如果信奉正道不够坚定,或者炫耀虚伪之事,使谗佞之人得势,邪恶压倒正直,那么火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性质。从上而降,以致泛滥的火焰胡乱燃起,焚烧宗庙,烧毁宫殿馆舍,即使兴起大批军队,也无法扑救,这就叫做"火不能向上燃烧"。

《五行传》说:"大兴土木修建宫室,装饰台榭,内部淫乱失序,冒犯亲戚,欺侮父兄,那么庄稼就不能成熟收获了。"

解说道:土,代表中央,是生养万物的。就君王而言,属于内部事务。宫室、夫妇、亲属,也是相互滋生繁衍的。古代天子诸侯,宫殿宗庙的大小高低都有制度规定,王后、夫人、陪嫁的姬妾数量多少都有法度,九族之间亲疏长幼都有次序。孔子说:"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所以夏禹使自己的宫室简陋朴素,周文王给自己的正妻做表率,这是圣人用来彰显教化的方式。像这样那么土就能保持它本来的性质了。如果奢侈淫乱、骄横怠慢,那么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性质。即使没有水旱之灾,草木百谷也不能成熟丰收,这就叫做"庄稼不能成熟"。

《五行传》说:"喜好征战攻伐,轻视百姓,大肆修饰城郭,侵犯边境,那么金就不能顺从变革了。"

解说道:金,代表西方,是万物已经成熟、肃杀之气开始产生之时。所以立秋时节鹰隼开始搏击,秋分时节薄霜开始降下。就君王之事而言,出兵行军,手持旌旗仗钺,向士众宣誓,张扬威武,这是用来征讨叛逆、平息暴乱的。《诗经》说:"恭敬地持着斧钺,如同烈火般猛烈。"又说:"收藏起兵器,收起弓箭。"动静都要恰当适宜,"用喜悦之情去赴危难,士众才会忘却生死"。这样金就能保持它本来的性质了。如果贪婪放纵、恣意妄为,一味追求树立威势取胜,不重视人的生命,那么金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性质。于是工匠冶炼铸造金属铁器时,会出现凝滞不化、坚硬难成的情况,成品失败的很多,甚至出现变异怪象,这就叫做"金不能顺从变革"。

《五行传》说:"简慢宗庙祭祀,不祈祷祭祀,废弃祭祀之礼,违逆天时,那么水就不能向下浸润了。"

解说道:水,代表北方,是终结收藏万物的。就人道而言,生命终结而形体归藏,精神则四散飘荡,圣人为此设立宗庙来收聚亡魂之气,春秋两季祭祀,用来终尽孝道。正统的君主即位,一定要到郊外祭祀天地,向神祇祈祷,依次序遥祭山川,安抚招纳各方神灵,无不加以尊奉祭祀(颜师古说:"'怀'是招来的意思。'柔'是安抚的意思。是说招引来加以祭祀,使神灵得到安抚。'宗'是尊崇的意思。")。谨慎地斋戒,极尽严肃恭敬,鬼神因此享用祭祀,人们也多能获得福佑帮助。这是圣明的君王用来顺应阴气、和谐神人关系的方式。至于发布号令,也要奉行天时。十二个月都能各得其应有之气,那么阴阳就能调和,一年的运行也能有始有终地完成。像这样那么水就能保持它本来的性质了。如果不敬奉鬼神,政令违逆时令,那么水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性质。雾水猛烈涌出,众多河流泛滥倒灌,冲毁乡邑,淹溺百姓,

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说曰:水,北方,终藏万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终而形藏,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正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祷祈神祗,望秩山川,怀柔百神,亡不宗事(师古曰:“怀,来也。柔,安也。谓招来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斋戒,致其严敬,鬼神歆飨,多获福助。此圣王所以顺事阴气,和神人也。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以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应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不见用也。”师古曰:“遏音一曷反”),厥灾水,水流杀人,巳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李奇曰:“归罪过於民,不罪巳也。”张晏曰:“谓释有罪之人而归无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解,舍也,三者於大败,诛首恶,赦其众,不则皆函阴气(师古曰:“函与含同”),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

经曰:“敬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睿,通也,古文作睿)。恭作肃,从作又(读曰▯,治也)明作η,聪作谋(上聪则下谋,故聪为谋也),睿作圣。休徵(善行之验也):曰肃,时雨若;▯,时▯若;η,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凡言时者,皆谓行得其道,则寒暑风雨以时应而顺之)。”咎徵(言恶行之验):曰狂,恒雨若;僭,恒▯若(僭,僭差);舒,恒燠若;急,恒寒若;▯,恒风若(服虔曰:“▯音人备反。”应劭曰:“人君殴构▯鄙吝,则风不顺之也。”师古曰:“凡言恒者,谓所行者失道,则寒暑风雨不时,而恒久为灾也。▯音莫豆反。构音构,又音寇。”)。”

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郑元曰:“龟,虫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属木。”),时则有鸡祸(郑元曰:“鸡,畜之有冠翼者也,属貌。”),时则有下体生上之こ,(郑元曰:“こ,病也。貌气失之病也。《汉书音义》曰:“若梁孝王之时牛足反出背上也。”)时则有青眚青祥。(郑元曰:“青,木色也。

译以及淫雨伤害庄稼,这就叫做"水不能向下浸润"。京房《易传》说:"专断行事又自恃有见识,诛杀刑罚断绝情理,其灾祸就是水灾,那水灾表现为,降雨杀人又伴随陨霜,刮起大风、天色昏黄。饥荒却不加以救济反而说这是太平盛世,其灾祸就是水灾,水会淹死人。压制有德之人却说这是狂妄之言(应劭说:"'辟'指天子。有德的人被压制而不被任用。"颜师古说:"'遏'读作'一曷'反切"),其灾祸就是水灾,洪水泛滥淹死人,等到水退去后,地上就会生出虫害。把罪过都归咎于他人而不加以宽解,这叫做'追非'(追究并非真正的过错)(李奇说:"把罪过归咎于百姓,而不归罪于自己。"张晏说:"是指释放有罪之人却归罪于无辜的人。'解'是停止的意思。'追非'是说一味坚持错误的做法。"),这种情况下水灾会带来严寒,冻死人。追究诛杀而不停止,这叫做'不理'(不讲情理),这种情况下水灾会使五谷不能收获。大败之后仍不肯宽解,这叫做'皆阴'(都属阴气过盛)。'解'是舍弃、宽赦的意思,这三种情况(指前面几种大败之事),应当诛杀首恶,赦免其余众人,否则就都蕴含着阴气(颜师古说:"'函'与'含'相同"),这种情况下洪水就会流入国都城邑,降霜杀害庄稼。"

经文说:"恭敬地对待五种行事。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顺从事理,观察要明察,听闻要聪敏,思虑要通达('睿'是通达的意思,古文写作'睿')。恭敬就能带来庄重严肃,顺从事理就能带来治理有序(读作'〇',是治理的意思),明察就能带来η(光明),聪敏就能带来善谋(上面聪敏,下面才能有善谋,所以聪敏对应善谋),通达就能带来圣明。美好的征验(善行的验证)是:庄重严肃对应及时降雨;顺从事理对应及时〇;明察对应及时温暖;善谋对应及时寒冷;圣明对应及时刮风(凡是说'时',都是指行事得当合乎正道,那么寒暑风雨就会应时而顺应)。"不好的征验(恶行的验证)是:狂妄对应持续降雨;差错对应持续〇('僭'是差错的意思);懈怠对应持续温暖;急躁对应持续寒冷;〇对应持续刮风(服虔说:"'〇'读作'人备'反切。"应劭说:"君主粗鄙吝啬,那么风就会不顺应节令。"颜师古说:"凡是说'恒',都是指所行之事失去正道,那么寒暑风雨就不能应时而至,而是长久地成为灾害。'〇'读作'莫豆'反切。'构'读作'构',又读作'寇'。")。"

《五行传》说:"容貌不恭敬,这叫做不庄重,其咎害是狂妄,其惩罚是持续降雨,其最终恶果是恶疾。这种时候就会有服饰上的怪异之事,这种时候就会有龟类的孽异(郑玄说:"龟,是生长在水中、又在春天活动的虫类,属木。"),这种时候就会有鸡的祸患(郑玄说:"鸡,是家畜中有冠有翼的,属于容貌一类。"),这种时候就会有下体长到上体的病变(郑玄说:"'こ'是病害的意思。是容貌之气失调所导致的病害。《汉书音义》说:"就像梁孝王时候,牛脚反而长到背上一样。"),这种时候就会有青色的灾异和青色的祥瑞。(郑玄说:"青色是木的颜色。灾异从这里产生,祥瑞则是从外部到来的。")唯独金气能够〇木(服虔说:"'〇'是损害的意思。"如淳说:"'〇'读作'拂戾'的'戾',意思也相同。"郑玄说:"'〇'是灭绝的意思。凡是容貌、言语、观察、听闻、思虑这五件事中有一件失当,就会违逆人心,人心一旦违逆就会产生怨恨,木、金、水、土、火之气就会因此受到损伤,受伤之后,相克之气就会乘虚而入加以灭绝,于是神灵震怒、人心怨愤,将会酿成祸乱,所以五行会先显现变异,用来谴责警告世人。至于妖孽、祸患、病变、灾异、祥瑞,都是这些气类突

眚生於此,祥自外来也。”)唯金▯木(服虔曰:“▯,害也。”如淳曰:“▯音拂戾之戾,义亦同。”郑元曰:“▯,殄也。凡貌、言、视、听、思心,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逆则怨,木、金、水、土、火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也。及妖孽祸こ眚祥,皆其气类暴作,非常时为怪者也,各以物象为之占也。”)。”凡六▯之作,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则后王受之。岁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则正卿受之。岁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则庶民受之(郑元曰:“自正月尽四月,为岁之朝。自五月尽八月,为岁之中。自九月尽十二月,为岁之夕。上旬为月之朝,中旬为月之中,下旬为月之夕。平旦至食时为日之朝,禺中至日▯失为日之中。晡时至黄昏,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将,其次受之(郑元曰:“二辰,谓日、月也。假令岁之朝也,日、月中则上公受之,日、月夕则下公受之。岁之中也,日月朝则孤卿受之。日月夕则大夫受之。岁之夕也,日月朝则上士受之,日月中则下士受之。其馀差以尊卑多少,则悉矣。”)。

说曰:凡草木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也。虫豸(池尔反)之类谓之孽。孽则芽孽矣。反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こ。こ,病貌也,言浸(作任反)深也。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犹祯也。气相伤,谓之▯。▯犹临莅,不和意也。每一事非“时则”以绝之,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水伤百▯,衣食不足,则奸宄并作,故其极恶也。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鬼恶,亦是也。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匹妙反)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类动,故有龟孽。於《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一曰,水岁多鸡死及为怪,亦是也。上失威仪,则有︹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於上之こ。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

译然发作、并非平常时节所出现的怪异现象,各自都可以根据物象来加以占验。")。"凡是这六种〇的发生,如果在一年的开始、一月的开始、一日的开始出现,那么就应验在君王身上。如果在一年的中期、一月的中期、一日的中期出现,那么就应验在执政大臣身上。如果在一年的末期、一月的末期、一日的末期出现,那么就应验在平民百姓身上(郑玄说:"从正月到四月,是一年的开始。从五月到八月,是一年的中期。从九月到十二月,是一年的末期。上旬是一月的开始,中旬是一月的中期,下旬是一月的末期。天亮到吃早饭时是一日的开始,接近中午到太阳偏西是一日的中期。傍晚到黄昏,是一日的末期。'受之',是指承受其中的凶险灾咎。")。如果在两个时辰之间依次交替出现,就依照次序承受灾咎(郑玄说:"'二辰'指日、月。假如是在一年的开始,如果日、月都在中期出现,就由上公承受灾咎;如果日、月都在末期出现,就由下公承受灾咎。如果是在一年的中期,日、月都在开始出现,就由孤卿承受灾咎。日、月都在末期出现,就由大夫承受灾咎。如果是在一年的末期,日、月都在开始出现,就由上士承受灾咎,日、月都在中期出现,就由下士承受灾咎。其余按照尊卑高低依次类推,道理都是一样的。")。

解说道:凡是草木一类的异常现象叫做"妖"。"妖"就像是幼苗胚胎,是说其征兆还比较微弱。虫类一类的异常现象叫做"孽"。"孽"就是萌芽滋生的意思。反常地出现在六畜身上,叫做"祸",是说其显著程度更深。发生在人身上,叫做"こ"。"こ"是病态的样子,是说其浸染程度更深("浸"读作"作任"反切)。更严重的就会出现异常之物产生,叫做"眚";从外部到来的,叫做"祥"。"祥"就如同"祯"(祥瑞)的意思。两种气相互伤害,叫做"〇"。"〇"就如同临视莅临,是不和谐之意。每种情况都不一定要"应时"才应验消解,未必都会同时到来,有的出现有的不出现,有的在前有的在后。

孝武帝时,夏侯始昌通晓《五经》,擅长推演《五行传》,把这门学问传授给同族的夏侯胜,再往下传到许商,都用来教导他们所认可的贤能弟子。他们所传承的说法与刘向的说法相同,只有刘歆所传的说法独树一帜、有所不同。容貌不恭敬,这就叫做不庄重。"肃"是恭敬的意思。内心的恭敬叫做"恭",外在的表现叫做"敬"。人君立身行事,如果体态容貌不恭敬,怠慢骄纵,那么就不能敬慎地处理万事,其过失就在于狂妄放纵,所以其咎害是狂妄。上位者怠慢、下位者暴虐,那么阴气就会占据上风,所以其惩罚是持续降雨。洪水伤害百谷,衣食不足,那么奸邪之事就会一并发生,所以其最终恶果是恶疾。另有一种说法是,很多人遭受刑罚,或者形貌变得如同鬼怪般丑恶,也属于这种情况。风俗变得狂妄怠慢,随意改变礼节法度,就会出现轻佻奇怪的服饰,所以有服饰的妖异。水类生物躁动,所以有龟类的孽异。在《易经》中,《巽》卦象征鸡,鸡有冠有距、有文有武的相貌,却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威仪,是容貌之气受到损毁,所以有鸡的祸患。另有一种说法是,水灾之年多有鸡死亡以及出现怪异现象,也属于这种情况。上位者失去应有的威仪,就会有臣下危害君主的事发生,所以有下体长到上体的病变。木的颜色是青色,所以有青色的灾异和青色的祥瑞。凡是容貌受到损伤的,就是木气受到了损伤(原文至此中断)。

则金▯之,冲气相通也。於《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兑》在西方,为秋为金;《离》在南方,为夏为火;《坎》在北方,为冬为水。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於春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燠,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逆之,其极曰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刘子晋传曰,有鳞虫之孽,羊祸,鼻こ。说以为於天文东方辰为龙星,故为鳞虫;於《易》,《兑》为羊,木为金所病,故致羊祸,与常雨同应。此说非是。春与秋,气阴阳相敌,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祸与妖こ祥眚同类,不得独异。

译则以金克制它,是阴阳二气相互沟通的缘故。在《易》中,《震》卦居东方,主春主木;《兑》卦居西方,主秋主金;《离》卦居南方,主夏主火;《坎》卦居北方,主冬主水。春与秋,昼夜平分,寒暑均衡,因此金木之气容易相互转变,所以容貌方面出了差错就会导致秋天阴气常常下雨,言语方面出了差错就会导致春天阳气常常干旱。至于春夏之间,昼夜正相反,寒暑截然不同,水火之气不能相互并合,所以视觉方面出了差错常常导致炎热,听觉方面出了差错常常导致寒冷,这是其中的气数使然。违逆它,最严重的叫作恶;顺应它,其福就叫作攸好德。刘子晋所传的说法认为,有鳞虫之类的灾异、羊祸、鼻病。解说的人认为,在天文上东方辰位为龙星,所以属鳞虫;在《易》中,《兑》为羊,木被金所克伤,所以导致羊祸,与常常下雨的现象相应。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与秋,二气阴阳相敌对,木气受病而金气旺盛,所以能够相互并合,这只是这一件事罢了。祸患与妖异祥瑞灾眚属于同一类,不能单独把它看作特例。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厥咎僭,厥罚恒▯,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こ,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金。”

说曰:“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诗》曰:“如蜩(音调)如螗(音唐),如沸如羹。”言上号令不顺人心,虚讠华(音华)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也。旱伤百▯,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苦朗反)阳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巨淹反)口,则怨谤之气发於歌谣,故有诗妖。介虫孽者,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於《春秋》为螽(音终),今谓之蝗,皆其类也。於《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口喉▯(苦爱反)嗽(苏豆反)者,故有口舌こ。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伤者,病金气;金气病,则木▯之。其极忧者,顺之,其福康甯。刘歆言传曰时则有毛虫之孽。说以为天文西方参为兽星,故为毛虫。

传曰:“视之不明,是为不η”,厥咎舒,厥罚恒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虫之孽(师古曰:“螽,螟之类,无鳞甲毛羽,故谓之▯虫也。音郎果反。”),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こ,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火。”

说曰:“视之不明,是谓不η”,η,知也。《诗》云:“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师古曰:“《大雅 荡》之诗也。言不别善恶,有逆背倾仄者,有堪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侧字。”)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习,长同类(师古曰:“习,狎也。近狎者则亲爱之,同类者则长益也。”),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燠也。燠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民人,故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繇臣下则杀不以时(师古曰:“繇读与由同,言诛罚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则以服,言则以诗,听则以声,视则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圣人以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师古曰:“谓失所执之权也。音彼命反。”)。温燠生虫,故有▯虫之孽,谓螟▯之类(师古曰:“螟食苗心,▯食苗叶之虫也,螟音冥。▯音徒得反。”)当死不死,未当生而生,或多於故而为灾也。刘歆以为属思心不容。於《易》,刚而包柔为《离》(师古曰:“两阳居外,一阴在内,云刚包柔。

译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〇,厥咎僭,厥罚恒〇,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こ,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〇金。"

《洪范五行传》说:"说话不顺从道理,这叫做不治,它的过失是僭越,它招来的惩罚是常常干旱,它带来的极致后果是忧愁。这时就会有诗妖出现,这时就会有甲虫一类的灾孽,这时就会有狗的灾祸,这时就会有口舌方面的疾病,这时就会有白色的凶异和祥瑞。这是木气侵犯金气所致。"

解说说:"言之不从",从,是顺的意思。"是谓不〇",〇,是治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居于室内,说出话来不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违背他,何况身边的人呢!"《诗经》说:"像蝉鸣一样嘈杂,像螗蝉一样喧闹,像沸水一样,像肉羹一样混乱。"这是说君上号令不顺应人心,虚浮浮夸、昏乱迷惑,就不能治理天下,过失在于过度失当,所以其咎为僭越。僭,是偏差的意思。刑罚胡乱施加,各种阴类不肯归附,那么阳气就会过盛,所以其惩罚常常是干旱。干旱伤害各种谷物,就会有外寇之难,上下都会忧愁,所以其极致是忧愁。君主亢盛阳刚而暴虐,臣子畏惧刑罚而闭口不言,那么怨恨诽谤之气就会发泄在歌谣之中,所以有诗妖。介虫之孽,是说带甲壳、能飞的小虫一类,是阳气所生成的,在《春秋》中称为螽,现在叫做蝗虫,都是这一类。在《易经》中,兑卦为口,狗用来吠叫看守,却不可信赖,说的是气受损,所以有狗的灾祸。另一种说法认为,旱年狗大多发狂而死,以及出现怪异,也是这个道理。反映到人身上,就多有患口腔咽喉咳嗽疾病的,所以有口舌方面的疾病。金的颜色是白色,所以有白色的凶异和祥瑞。凡是说到伤害的,都是金气受损;金气受损,就会被木气所侵犯。它极致的忧愁,如果顺应它,那福就是安康。刘歆解说《洪范传》说这时会有毛虫的灾孽。他解释认为天文中西方参宿是兽星,所以对应毛虫。

《洪范五行传》说:"视之不明,是为不η",它的过失是舒缓,它招来的惩罚是常常炎热,它带来的极致后果是疾病。这时就会有草妖出现,这时就会有〇虫一类的灾孽(颜师古说:"螽,是螟一类的虫,没有鳞甲毛羽,所以叫做〇虫。音郎果反。"),这时就会有羊的灾祸,这时就会有眼睛方面的疾病,这时就会有红色的凶异和祥瑞。这是水气侵犯火气所致。"

解说说:"视之不明,是谓不η",η,是明智的意思。《诗经》说:"你的德行不明,因此无人依附无人辅助;你的德行不明,所以没有可以做陪臣、做卿相的人才(颜师古说:"这是《大雅·荡》篇的诗句。是说不能分辨善恶,那些叛逆背弃、倾覆邪僻的人,和那些能够胜任卿大夫的人,都分辨不出来。仄,是古代的侧字。")",这是说君上不明智,昏暗蒙蔽,就不能分辨善恶,亲近熟悉之人,助长同类之人(颜师古说:"习,是亲昵的意思。亲近熟悉的人就宠爱他,同类的人就助长他。"),没有功劳的人受赏,有罪的人不受诛杀,百官职事废弛混乱,过失在于松弛迟缓,所以其咎为舒缓。盛夏白昼长,暑气滋养万物,政事松弛缓慢,所以其惩罚常常是炎热。炎热就会使冬天温暖,春夏气候不调,伤害百姓,所以极致是疾病。该诛杀的不施行,那么霜就不能杀死草木,若诛罚出自臣下,就会杀伐不按时令(颜师古说:"繇,读作由,是说诛罚是由臣下决定的。"),所以有草妖。凡是妖异,容貌方面表现为服饰,言语方面表现为诗歌,听闻方面表现为声音,视觉方面表现为颜色,这五种颜色是万物的大分类,体现在凶异祥瑞上,所以圣人认为草妖,是失去了掌权者应有的明智(颜师古说:"是说失去了所掌握的权柄。音彼命反。")。温热就会滋生虫子,所以有〇虫的灾孽,指螟〇一类的虫(颜师古说:"螟吃禾苗的心,〇吃禾苗叶子的虫子,螟音冥,〇音徒得反。"),该死的不死,不该生的却生长出来,或者比原来多而成为灾害。刘歆认为这属于思虑之心不能容纳。在《易经》中,刚在外而包裹柔在内的卦象是

”),《离》为火为目。羊上角下▯,刚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视气毁故有羊祸。一曰,暑岁羊多疫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目者,故有目こ。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视伤者病火气,火气伤则水▯之。其极疾者,顺之,其福曰寿(李奇曰:“於六极之中为灾者,逆火气,致疾病也。能顺火气,则祸更为福。”)。刘歆视传曰有羽虫之孽,鸡祸。说以为天文南方喙为鸟星,故为羽虫;祸亦从羽,故为鸡;鸡於《易》自在《巽》。说非是。庶徵之恒燠,刘向以为《春秋》亡冰也。小燠不书,无冰然後书,举其大者也。京房《易传》曰:“禄不遂行兹谓欺,厥咎燠,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燠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其燠,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谓亡徵,其咎当寒而燠六日也。”

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こ,时则有黑眚黑祥,为火▯水。”

说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不能谋虑利害,失在严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杀物,政促迫,故其罚常寒也。寒则不生百▯,上下俱贫,故其极贫也。君严猛而闭下,臣战栗而塞耳,则妄闻之气发於音声,故有鼓妖。寒气动,故有鱼孽。多雨以龟为孽(服虔曰:“多雨则龟多出。”),龟能陆处,非极阴也;鱼去水而死,极阴之孽也。於《易》,《坎》为豕,豕大耳而不聪察,听气毁,故有豕祸也。一曰,寒岁豕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耳者,故有耳こ。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听伤者病水气,水气病则火▯之。其极贫者,顺之,其福曰富。刘歆听传曰有介虫孽也。”

传曰:“思之不睿,是谓不圣,厥咎▯(莫豆反),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こ,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土。”

说曰:“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思心者,心思虑也,睿,宽也。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区▯无识(师古曰:“区音口豆反。▯音莫豆反。其下并同。”),故其咎▯也。雨旱寒燠,亦以风为本,四气皆乱,故其罚常风也。常风伤物,故其极凶短折也。伤人曰凶,禽兽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丧弟曰短,父丧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区▯则冥晦,故有脂夜之妖(师古曰:“脂妖及夜妖。”)一曰,有脂物而夜为妖,若脂水夜▯人衣,淫之象也。

译离卦(颜师古说:"两个阳爻在外,一个阴爻在内,叫做刚包柔。"),离卦对应火,对应眼睛。羊角在上蹄在下,刚在外而包柔在内,羊眼睛大却不精明,是视觉受损,所以有羊的灾祸。另一种说法认为,暑热之年羊大多染疫而死,以及出现怪异,也是这个道理。反映到人身上,就多有患眼病的,所以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火的颜色是红色,所以有红色的凶异和祥瑞。凡是说到视觉受伤的,都是火气受损,火气受损就会被水气所侵犯。它极致的疾病,如果顺应它,那福就是长寿(李奇说:"在六种极端后果中造成灾祸的,是违逆火气而导致疾病;如果能顺应火气,那么灾祸反而会变成福分。")。刘歆解说视觉的传文说这时会有羽虫的灾孽和鸡的灾祸。他解释认为天文中南方喙宿是鸟星,所以对应羽虫;灾祸也跟从羽类,所以对应鸡;鸡在《易经》中本属于巽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庶徵中常热的现象,刘向认为《春秋》中记载没有结冰。小的暖热不记载,只有到了没有冰的地步才记载,是举其中最突出的情况。京房《易传》说:"俸禄不能顺畅施行,这叫做欺诈,它的过失是炎热,雨雪四季都会来临却带着温热。臣子安享俸禄享乐放纵,这叫做混乱,天气炎热就会滋生虫害。明知有罪却不诛罚,这叫做舒缓,天气炎热的话,夏天就会暑热杀人,冬天则万物开花结实。重大的过错不加诛罚,这叫做失去征验,它的过失是应当寒冷时却暖热达六天之久。"

《洪范五行传》说:"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它的过失是急躁,它招来的惩罚是常常寒冷,它带来的极致后果是贫穷。这时就会有鼓妖出现,这时就会有鱼的灾孽,这时就会有猪的灾祸,这时就会有耳朵方面的疾病,这时就会有黑色的凶异和祥瑞,这是火气侵犯水气所致。"

解说说:"听之不聪,是谓不谋",是说君上偏听而不聪明,下情被阻塞隔绝,就不能谋划利害,过失在于严厉急躁,所以其咎为急躁。隆冬白昼短,寒气使万物凋零,政事急促逼迫,所以其惩罚常常是寒冷。寒冷则百谷不能生长,上下都会贫穷,所以其极致是贫穷。君主严厉凶猛而封闭下情,臣子战栗而堵塞耳朵,那么虚妄传闻之气就会发泄在音声之中,所以有鼓妖。寒气发动,所以有鱼的灾孽。多雨则以龟为灾孽(服虔说:"多雨龟就会多出现。"),龟能在陆地上活动,不是极端的阴类;鱼离开水就会死,是极端阴类的灾孽。在《易经》中,坎卦对应猪,猪耳朵大却不能敏锐听察,是听觉受损,所以有猪的灾祸。另一种说法认为,寒冷之年猪大多死亡,以及出现怪异,也是这个道理。反映到人身上,就多有患耳病的,所以有耳朵方面的疾病。水的颜色是黑色,所以有黑色的凶异和祥瑞。凡是说到听觉受伤的,都是水气受损,水气受损就会被火气所侵犯。它极致的贫穷,如果顺应它,那福就是富足。刘歆解说听觉的传文说这时会有介虫的灾孽。

《洪范五行传》说:"思之不睿,是谓不圣",它的过失是蒙昧,它招来的惩罚是常常刮风,它带来的极致后果是凶恶夭折。这时就会有脂夜之妖出现,这时就会有花的灾孽,这时就会有牛的灾祸,这时就会有心腹方面的疾病,这时就会有黄色的凶异和祥瑞,这时就会有金木水火侵犯土。"

解说说:"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思心,是心中的思虑;睿,是宽广的意思。孔子说:"身居上位却不宽厚,我拿什么来看待他呢!"这是说君上不能宽厚包容臣下,就不能安居圣明的君位。容貌、言语、视觉、听觉,都以心为主宰,四方面都出了差错,就会愚昧无知(颜师古说:"区,音口豆反;〇,音莫豆反,以下都相同。"),所以其咎为蒙昧。雨、干旱、炎热、寒冷,也都以风为根本,四种气候都发生混乱,所以其惩罚常常是刮风。经常刮风会伤害万物,所以其极致是凶恶夭折。伤害人叫做凶,伤害禽兽叫做短,伤害草木叫做折。另一种说法认为,凶,是夭折的意思;兄长死了弟弟叫做短,父亲死了儿子叫做折。在人的腹中,肥厚而包裹心脏的是脂肪,思心

一曰,夜妖者,▯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温而风则生螟▯,有裸虫之孽(师古曰:“裸亦羸字也,从衣果声。”)。刘向以为於《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一曰,地气盛则秋冬复华。一曰,华者色也,土为内事,为女孽也。於《易 坤》,为土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虑,思心气毁,故有牛祸。一曰,牛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こ。土色黄,故有黄眚黄祥。凡思心伤者,病土气,土气病则金木水火▯之,故曰:“时则有金木水火▯土。”不言“惟”而独曰“时则有”者,非一冲气所▯,明其异大也。其极曰凶短折,顺之,其福曰考终命。刘歆思心传曰时则有▯虫之孽,谓螟▯之属也。

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毛(音耄),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こ(郑元曰:“夏侯胜说‘伐’宜为‘代’,书亦或作‘伐’。阴阳之神曰精气,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亻舟张无度,则是魂魄伤也,王极气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增以为病,将以开贤代之也。《春秋传》所谓夺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体也。”)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说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毛悖,故其咎▯毛也(师古曰:“▯毛,不明也。悖,惑也,音布内反。”)。王者自下承天理物。▯起於山,而弥於天(师古曰:“弥,满也。”);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一曰,上失中,则下︹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师古曰:“《乾》上九文言也。”),”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盛阳动进轻疾(服虔曰:“阳行轻且疾也。”)。礼,春而大射,以顺阳气(韦昭曰:“将祭,与群臣射,谓之大射。”)。上微弱则不奋动,故有射妖。《易》曰“▯从龙(师古曰:“《乾》九五文言。”),”又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师古曰:“《下系》辞也。”)”。阴气动,故有龙蛇之孽。於《易》,《乾》为君为马,马任用而︹力,君气毁,故有马祸。一曰,为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君乱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诛,则有篡弑之祸,故有下人伐上之こ。凡君道伤者病天气,不言五行▯天,而曰“日月乱行,星辰逆行”者,为若下不敢▯天,犹《春秋》曰“王师败绩於贸戎”,不言败之者,以自败为文,尊尊之意也。

译蒙昧就会昏暗晦冥,所以有脂夜之妖(颜师古说:"指脂妖和夜妖。")。另一种说法认为,有脂类的东西在夜里显现妖异,比如脂状的水在夜里沾污人的衣服,这是淫乱的征象。另一种说法认为,夜妖,是指狂乱的风一起刮起就昏暗幽冥,所以和常刮风的征象相同。天气温暖而多风就会滋生螟〇,出现裸虫的灾孽(颜师古说:"裸也就是羸字,从衣、果声。")。刘向认为,在《易经》中,巽卦为风为木,此卦位于三月四月,承继阳气而当令,主管草木的开花结果。风气过盛,到了秋冬草木又会重新开花,所以有花的灾孽。另一种说法认为,地气过盛就会在秋冬重新开花。另一种说法认为,花,指的是颜色,土属于内政之事,是女子的灾孽。在《易经》坤卦中,坤为土为牛,牛心大却不能思虑,是思心之气受损,所以有牛的灾祸。另一种说法认为,牛大多死亡以及出现怪异,也是这个道理。反映到人身上,就多有患心腹疾病的,所以有心腹方面的疾病。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有黄色的凶异和祥瑞。凡是思心受伤的,都是土气受损,土气受损就会被金木水火所侵犯,所以说:"这时就会有金木水火侵犯土。"不说"惟"而单独说"这时就会有",是因为不是某一种冲和之气所能造成的,用来表明这种异常特别重大。它极致所说的凶恶夭折,如果顺应它,那福就是善终天命。刘歆解说思心的传文说这时会有〇虫的灾孽,指螟〇一类的虫。

《洪范五行传》说:"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它的过失是昏昧惑乱,它招来的惩罚是常常阴晦,它带来的极致后果是衰弱。这时就会有射妖出现,这时就会有龙蛇的灾孽,这时就会有马的灾祸,这时就会有下人讨伐君上的疾病(郑玄说:"夏侯胜解说'伐'应当作'代',书中也有的写作'伐'。阴阳之神叫做精气,情性之神叫做魂魄。君主行事不遵循常道,放纵张扬没有节度,这就是魂魄受伤,是君王中正之气丧失所致的病症。上天对于不能中正的人,常常增加他的祸患,以增添他的病症,将要以此来开启贤人取代他。《春秋传》所说的夺去伯有魂魄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说明是什么病,是因为病没有显现在身体上。"),这时就会有日月运行错乱,星辰逆行的现象。"

解说说:"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是君主的意思。极,是中正;建,是建立的意思。人君容貌、言语、视觉、听觉、思虑五件事都出了差错,不能保持中正,就不能建立各种事业,过失在于昏昧惑乱,所以其咎为昏昧惑乱(颜师古说:"〇毛,是不明智的意思。悖,是惑乱的意思,音布内反。")。为王的人本应向下承受天命来治理万物。〇气起于山中而弥漫于天空(颜师古说:"弥,是充满的意思。");天气混乱,所以其惩罚常常是阴晦。另一种说法认为,君上失去中正,那么下面的阴气就会旺盛而遮蔽君主的明智。《易经》说:"亢龙有悔,富贵却失去了地位,位高却失去了民众,贤人处在下位却没有得到他的辅佐(颜师古说:"这是《乾卦》上九爻的《文言》。"),"像这样,那么君主虽有面南称王的尊位,却没有一个人的辅助,所以其极致是衰弱。阳气旺盛就会运动进取、轻快急速(服虔说:"阳气运行轻快而且急速。")。按照礼制,春天要举行大射礼,以顺应阳气(韦昭说:"将要祭祀时,与群臣一起射箭,叫做大射。")。君上如果微弱就不能奋发行动,所以有射妖。《易经》说"云气跟从龙"(颜师古说:"这是《乾卦》九五爻的《文言》。"),又说"龙蛇蛰伏,是用来保全自身"(颜师古说:"这是《下系辞》。")。阴气发动,所以有龙蛇的灾孽。在《易经》中,乾卦为君为马,马本应担当重任而使用,却软弱无力,是君主之气受损,所以有马的灾祸。另一种说法认为,马大多死亡以及出现怪异,也是这个道理。君主昏乱又衰弱,是人所背叛、天所抛弃的对象,如果没有贤明君王的诛讨,就会有篡权弑君的祸患,所以有下人讨伐君上的疾病。凡是君道受损的,都是天气受损,不说五行侵犯天,而说"日月运行错乱,星辰逆行",是因为

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こ。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巳成,不得复为こ云。

《唐史 五行志序》曰:“万物盈於天地之▯,而其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为生,而阙其一不可,是以圣王重焉。夫所谓五物者,其见象於天也为五星,分位於地也为五方,行於四时也为五德,禀於人也为五常,播於音律为五声,发於文章为五色,总其精气之用谓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数术之士兴,而为灾异之学者务极其说,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属。以谓人禀五行之全气以生,故於物为最灵。其馀动植之类,各得其气之偏者,其发为英华美实,气臭滋味、羽毛鳞介、文采刚柔,亦皆得其一气之盛。至其为变怪非常,失其本性,则推以事类吉凶影响,其说尤为委曲繁密。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以为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或发为氛雾、虹▯、光怪之类,此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於乱政。而考其所发,验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类至。然时有推之不能合者,岂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诸物种类,不可胜数,下至细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无所应者,皆不足道。语曰:‘迅雷风烈必变。’盖君子之畏天也,见物有反常而为变者,失其本性,则思其有以致而为之戒惧,虽微不敢忽而巳。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盖自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胜叹哉!昔者箕子为周武王陈禹所有《洪范》之书,条其事为九类,别其说为九章,谓之‘九畴’。考其说为不相附属,而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徵附於五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欤?则至於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至俾《洪范》之害失其伦理,有以见所谓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也。然自汉以来,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祸こ之说,自其数术之学,故略存之,庶几深识博闻之士有以考而择焉。夫所谓灾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巳。异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曰食、星孛、五石、六▯之类是巳。孔子於《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

译好像臣下不敢触犯上天,就像《春秋》说"周王的军队在贸戎战败",不说是谁使它战败,是用自己战败作为记述方式,这是尊崇尊者的用意。刘歆解说皇极的传文说这时会有下体生长在上体的疾病。他解释认为下人讨伐君上,上天的诛讨已经完成,就不能再算作疾病了。

《唐史·五行志序》说:"万物充满在天地之间,其中最庞大而且数量最多的东西有五种: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它们对于人的用处,如果没有这五种东西就不能生存,而缺少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行,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它们。所谓这五种东西,它们在天上呈现的形象是五星,分布在地上的位置是五方,运行在四季当中是五德,人所禀受的是五常,播散在音律中是五声,显发在文章中是五色,总括它们精微之气的作用叫做五行。自从三代之后,术数之士兴起,那些研究灾异学说的人竭力推演其说法,甚至列举天地万物,动物植物无论大小,都推究它们的类别而附会到这五种物质上,称为五行的属类。他们认为人禀受五行完备的精气而生,所以在万物中最为灵秀。其余动植物一类,各自得到五行之气中偏颇的部分,它们表现为花朵果实、气味滋味、羽毛鳞甲、纹采刚柔,也都是各得一种气的旺盛而已。至于它们变化为反常怪异,失去本来的性质,就推演附会到人事的吉凶祸福上,这种说法尤其曲折繁密。大概为王统治天下的人,是顺应天地来治理人民,而从万物中取材来满足使用。如果政治得当,索取不过度,那么天地就会顺遂成就,万物就会茂盛繁荣,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这叫做最好的治世。如果政治失当,用物伤害天道,百姓遭受祸害而愁苦,那么天地之气就会紊乱,日月星辰运行错乱,阴阳寒暑失去节度,于是就会有水灾旱灾、蝗灾螟灾、风灾雹灾、雷击火灾、山崩地陷、水患泛滥、泉水枯竭、雨雪失时,降下不该降的东西,或者出现雾气、虹霓、光怪一类的现象,这是天地灾异中最大的,都产生于混乱的政治。而考察它们发生的原因,用人事来验证,往往接近于当时的过失,而类似的事情就会到来。然而有时推究却不能吻合的,难道不是因为天地广大,本来就有不可知的地方吗?至于各种物类,多得数不清,下至民间里巷细微的占卜,有的考察人事而相合的,有的却漠不相干而没有对应的,这些都不值得一提。俗语说:"迅雷烈风必定使人神情改变。"这是君子敬畏上天的表现,看到事物有反常而发生变化的,失去了本来的性质,就想到有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变化而心生戒惧,即使是微小的现象也不敢忽视罢了。至于研究灾异学说的人却不是这样,没有不指认某事来对应某个征应的。等到难以吻合时,就旁征博引、曲意求取而迁就他们的说法。大概自从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这些人,都以《春秋》《洪范》为学问,却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到了他们说法不通的地方,父子二人的言论自相矛盾,实在令人叹息!从前箕子为周武王陈述大禹所拥有的《洪范》之书,把它的内容分为九类,把它的说法分为九章,称之为"九畴"。考察这些说法本不相互关联,而刘向作《五行传》,却将其中的五事、皇极、庶徵附会到五行上,认为这八件事都属于五行吗?那么至于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这一类,又不能附会。以至使《洪范》遭受损害,失去了它的条理,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旁征博引、曲意求取而迁就说法的情况。然而自从汉代以来,还没有人批评这种做法。至于其中祥瑞凶异祸患疾病的说法,出自那种术数之学,所以姑且保留下来,希望有见识渊博的人能够加以考察和选择。所谓灾,是施加在物体上而可以知道的,水灾旱灾、螟灾蝗灾这一类就是。异,是不能知道其所以然的,日食、彗星、五石陨落、六鸟倒飞这一类就是。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灾异却不记载它们所应验的事,大概是慎重的缘故。认为天道深远,不是谆谆教诲来晓喻人的,而君子看到天道的变化,就知道

以谓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恐惧修省而巳。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盖圣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传也。故考次武德以来,略依《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云。”

老泉苏氏曰:“五行含罗九畴者也,五事检御五行者也,皇极裁节五事者也。今夫皇极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肃;言必从,从作▯;视必明,明作哲;听必聪,聪作谋;思必睿,睿作圣。如此则五行得其性,雨、▯、燠、寒、风皆时而五福应矣。若夫皇极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从,厥咎僭;视之不明,厥咎豫;听不聪,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则五行失其性,雨、▯、燠、寒、风皆常而六极应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极分应五事,遂强为之说,故其失浸广而有五焉。今其传以极之恶,福之攸好德,归诸貌;极之忧,福之康甯,归诸言;极之疾,福之寿,归诸视;极之贫,福之富,归诸听;极之凶短折,福之考终命,归诸思。所谓福止此而巳,所谓极则未尽其弱焉,遂曲引皇极以足之(刘向《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极弱。”)。皇极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极之弱哉!其失一也。性逆而极、顺而福,传之例也。至皇之不极,则其极既弱矣,吾不识皇之极,则天将以何福应之哉!若曰五福偕应,则皇之不极,恶忧、疾贫、凶短折,曷不偕应哉!此乃自废其例,其失二也。箕谓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巳,罚曰雨、▯、燠、寒、风而巳,今传又增咎以▯毛,增罚以阴(《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咎▯毛,厥罚常阴。”),此其揠圣人之言,以就固谬。况▯毛与蒙无异,而阴可兼之,而别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经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顺,必视五事之得失,使吾为传,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传‘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则木不曲直,厥罚常雨’。其馀亦如之。察刘之心,非不欲尔。盖五行尽於思,无以周皇极,苟如庶验,增之则虽{春心},亦怪骇矣。故离五行五事而为解,以蔽其衅,其失四也。传之於木,其说以为貌矣,及火土金水,则思言视听殊不及焉。自相▯乱,其失五也。夫九畴之於五行,可以条而入者惟二,箕子陈之,盖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验二也。验之肃、▯、哲、谋、圣,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视、听、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条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其大归虽无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条而入之者也。

译这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的,恐惧修省罢了。如果推究它们所应验的事,那就有相合的有不相合的,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至于不相合不相同的情况,就会使君子懈怠,认为这只是偶然而不再心存戒惧。这是孔子的深意所在。孔子如此谨慎而不明说,可后世还要编造曲折的说法来妄自揣度上天的意思,这种说法是不可以流传的。所以考订编次从唐朝建立以来的历史,大致依照《洪范五行传》的体例,记载那些灾异,却删去它们所应验的事情。"

老泉苏氏(苏洵)说:"五行包含统摄九畴,五事检点约束五行,皇极裁断节制五事。如今这皇极的建立,容貌必须恭敬,恭敬就能表现为严肃;言语必须顺从,顺从就能形成条理;视觉必须明察,明察就能显出智慧;听觉必须聪敏,聪敏就能形成谋略;思虑必须睿智,睿智就能达到圣明。像这样那么五行就能保持它们的本性,雨、晴、暖、寒、风都能按时到来,而五福就会应验了。至于皇极不能建立,容貌不恭敬,它的过失就是狂妄;言语不顺从,它的过失就是僭越;视觉不明察,它的过失就是逾越常理;听觉不聪敏,它的过失就是急躁;思虑不睿智,它的过失就是蒙昧。像这样那么五行就会失去它们的本性,雨、晴、暖、寒、风都会变得反常,而六极就会应验了。刘歆、刘向的迷惑,起始于把福和极分别对应五事,于是勉强作出解说,所以他们的错误逐渐扩大,共有五处。如今他们的传文把极致中的恶,和福中所喜好的德行,都归属于容貌;把极致中的忧愁,和福中的康宁,都归属于言语;把极致中的疾病,和福中的长寿,都归属于视觉;把极致中的贫穷,和福中的富足,都归属于听觉;把极致中的凶恶夭折,和福中的善终天命,都归属于思虑。所谓福就止于此罢了,而所谓极却还没有说尽它的衰弱之处,于是曲折地援引皇极来补足它(刘向《五行传》说:"君主不能中正,它的极致是衰弱。")。皇极本不是五事所能匹配的,它不能建立的过失,难道只是一个衰弱的极致吗!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本性违逆就带来极致的恶果、顺应就带来福分,这是《洪范传》的通例。至于君主不能中正,那么它的极致已经是衰弱了,我不知道君主的极致既然衰弱,那么上天将用什么福分来应验它呢!如果说五福会一并应验,那么君主不能中正,恶、忧、疾、贫、凶短折怎么不一并应验呢!这是自己废弃了自己的体例,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错误。箕子所说的过失只是狂妄、僭越、逾越常理、急躁、蒙昧罢了,所说的惩罚只是雨、晴、暖、寒、风罢了,如今《五行传》又增加过失为昏昧惑乱,增加惩罚为阴晦(《五行传》说:"君主不能中正,它的过失是昏昧惑乱,它的惩罚是常常阴晦。"),这是他们篡改圣人的言论,来迁就自己固执的谬误。况且昏昧惑乱与蒙昧没有区别,而阴晦本可以被寒冷所兼容,却又另外命名,这怎么可以呢?这是他们的第三个错误。经文之所以把五行放在前面,把五事放在后面,只是因为五行属于天,五事属于人,人不可以排在天的前面罢了,然而五行的顺逆,必定要看五事的得失,假使我来作传,一定会把五事放在五行之前。比如作传说'容貌不恭敬,这叫做不严肃,它的过失是狂妄,那么草木就不能顺直生长,它的惩罚是常常下雨'。其余的也都照此类推。观察刘向的用心,并非不想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五行已经在思虑一事上说尽了,没有办法再周全皇极,如果像庶徵那样增加内容,就算勉强凑合,也会显得怪异惊骇。所以他把五行和五事分开来解说,用来掩盖这个破绽,这是他们的第四个错误。这些传文对于木,它的解说认为对应容貌,等到说到火土金水,就说思言视听却完全对应不上了。前后自相错乱,这是他们的第五个错误。九畴对于五行,可以条理分明地纳入的只有两项,箕子陈述它们,大概是有深远的用意的。五事是一项,庶徵是另一项。庶徵中的肃、乂、哲、谋、圣,全都出自五事;五事中的貌、言、视、听、思,全都出自五行,这是自然的道理,怎么能不条理分明

条而入,非理之自然,故其传必钩牵扳援,文致而强附之,然後可以仅知此福此极之所以应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劳矣。且传於福极既尔,则於八政、五纪、三德、稽疑亦当尔,而今又不尔何也?经曰:‘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此言皇极建而五福备,使经云皇极之不建,则必以六极易五福矣,焉在其条而入之乎!且皇极九畴之尤贵者,故圣人位之於中,以贯上下,譬如庶验。然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时於雨、▯、燠、寒、风,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为一验乎?若是则刘之传惑且强明矣。噫传之法,二刘唱之,班固志之(《班固叙传》云:“《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叙。《春秋》之占,咎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师而效之,世之读者又孰不从而然之,是以胶为一论,莫有考正,吾得无言哉!”

夹氵祭郑氏曰:“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於一字之▯,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於前,诸儒从之於後,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於前,诸史因之而为志於後,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范》者,皇极之书也。臣旧作《春秋传》,专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贬之说,所以杜其妄,今作《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且万物之理,不离五行,而五行之理,其变无方。《离》固为火矣,而《离》中有水,《坎》固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为水行之应?成周宣榭火,为火行之应乎?况周得木德,而有赤乌之祥,汉得火德,而有黄龙之瑞,此理又如何邪?岂其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公一言之徐,而能关於五行之▯乎?岂其晋申生一衣之偏,郑子臧一冠之异,而能关於五行之▯乎?如是则五行之绳人甚於三尺矣。臣窃观汉儒之说,以乱世无如春秋之深,灾异无如春秋之众者,是不考其实也。臣每谓春秋,虽三王之乱世,犹治於汉、唐之盛时,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过百。举春秋地震五,汉和平中,积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动。举春秋山倾者二,汉文帝时,一年之▯,齐、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圯。

译地把它们纳入呢?至于其他的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它们的大致归属虽然没有超出五行五事的范围,但却不是可以条理分明地纳入其中的。硬要条理分明地纳入,不符合自然的道理,所以那些传文一定要牵强附会、拼凑迁就,然后才能勉强知道这个福、这个极是怎么应验这件事的。像这样立论,也实在是太费力了。而且传文对于福极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八政、五纪、三德、稽疑也应当如此,可如今又不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经文说:'第五,是皇极,君主建立中正的准则,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施予给天下的百姓。'这是说皇极建立就会具备五福,假使经文说皇极不能建立,那么就一定会用六极来替换五福了,这样体例分明纳入的说法又体现在哪里呢!况且皇极是九畴中尤其尊贵的一项,所以圣人把它安排在中间的位置,用来贯通上下,就好比庶徵。然而说雨、说晴、说暖、说寒、说风、说时,时是加在雨、晴、暖、寒、风各项之上的,又怎么能把它单独列为一验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刘向的传文既令人迷惑又牵强附会,是很明显的了。唉,作传的方法,是刘向、刘歆父子二人首倡的,班固又把它记载在《汉书》里(《班固叙传》说:"《河图》授予伏羲,《洛书》赐给大禹,八卦排列成序,九畴依次陈述。《春秋》的占验,是灾异证验的举例。告知既往、预知未来,是王事的表征。撰述《五行志》第七。")。后来撰写各朝史书《五行志》的人,谁不效法而仿照这种做法呢,世上阅读的人,又有谁不跟从而认同这种做法呢,因此这种说法牢固地结成一种定论,没有人加以考订纠正,我怎能不说几句话呢!"

夹漈郑氏说:"孔子去世以后,前代儒者用荒诞妖妄的说法驾驭学问来欺骗后世,后代相互承袭,没有人敢废弃它,其中有两种学问,一种是虚妄的学问,专门用来欺骗人,一种是妖异的学问,专门用来欺骗天。凡是解说《春秋》的人,都认为孔子把褒贬寄托在一个字的取舍之中,用来暗中中伤当时的人,让人不能理解明白。三传在前面首倡这种说法,后代的儒者在后面跟从,全都推演自己的意思却诬蔑说这是圣人的意思,这叫做欺骗人的学问。解说《洪范》的人,都认为箕子本着《河图》《洛书》,来阐明五行的宗旨。刘向在前面开创解释它的传文,后世的史家在后面沿袭而作志,把天下灾祥的变化拆分开来,推附到金、木、水、火、土的领域里,于是拿当时事情的吉凶,来曲折地加以配对,这叫做欺骗天的学问。《春秋》,是成周的典章;《洪范》,是天子中正治国的书。臣从前撰作《春秋传》,专门用来阐明王道,删除三家褒贬的说法,用来杜绝那种虚妄;如今撰作《灾祥略》,专门用来记载实际发生的事情,删除五行相应的说法,用来断绝那种妖异。况且万物的道理,离不开五行,而五行的道理,它的变化没有固定的方向。离卦本来对应火,但离卦中间却含有水;坎卦本来对应水,但坎卦中间却含有火,怎么能直接把秋天发大水当作水行的应验?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就是火行的应验吗?况且周朝得的是木德,却有赤乌的祥瑞;汉朝得的是火德,却有黄龙的祥瑞,这个道理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是晋厉公看了一眼不够专注,周单公说话有些迟缓,就能关联到五行的紊乱吗?难道是晋国申生穿的衣服偏一边,郑国子臧戴的帽子与众不同,就能关联到五行的紊乱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五行对人的约束就比法律还要严苛了。臣私下观察汉代儒者的说法,认为乱世没有比得上春秋深重的,灾异没有比得上春秋众多的,这是没有考察实情的缘故。臣常常认为春秋时代,虽然是三代以来的乱世,却还比汉朝、唐朝的盛世治理得好,为什么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唐朝三百年间,日食超过一百次。列举春秋时地震只有五次,汉朝和平年间,累积二十一天内,各地就发生地震一百二十四次。列举春秋时山崩只有两次,汉文帝时,一年之间,齐国

举春秋大水者八,後汉延平中,一月之▯,郡国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灾异,则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实、鸲鹆来巢之类,在後世不胜书,使春秋之人而亲见後世事,岂但恸哭流涕而巳哉!以春秋视後世,不为乱世也,何哉?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感和气而弥灾异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呜呼,天地之▯,灾祥万种,人▯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况凶吉有不由於灾祥者,宋之五石六▯,可以为异矣,而内史叔兴以为此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辂,辂曰:‘君家有三怪,一则生男女堕地,走入灶死;二则大蛇床上衔笔;三则乌来入室与燕斗。儿入灶者,宋无忌之妖;蛇衔笔者,老书佐之妖乌与燕斗者,老钤下之妖。此三者足以为异,而无凶兆,无所忧也。’王基之家,卒以无患。观叔兴之言,则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观管辂之言,则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惟有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者,可以为通论。”

按:古今言灾异者,始於《五行传》,而历代史氏所述灾异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灾,证合某应,如医师之脉诀,占书之繇辞,则其说大牵强而拘泥。老泉之论,足以正其牵强之失;夹氵祭之论,足以破其拘泥之见。然郑论一归之妖妄,而以为本无其事应,则矫枉而至於过正矣,是谓天变不足畏也,不如苏论之正大云。

《礼记 礼运》:“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使各安其居,不劳敝之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用水谓渔人以时渔为梁,春献鳖蜃,秋献龟鱼也。用火,谓司▯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纳火是也。用金,谓▯人以时取金玉锡石也。用木,谓山虞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饮食,谓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谓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进退其爵禄),用民必顺(不夺农时)。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取,龟龙在宫沼。其馀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器,谓若银瓮丹甑也。▯取,聚草也。疏:”按《礼纬 斗威仪》云:“其政太平,山车垂钩。”注云:“山车,自然之车。垂钩,不揉治而自圆曲也。银瓮丹甑,《援神契》云。”)。则是无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译、楚国的山同一天崩塌的就有二十九处。列举春秋时大水只有八次,后汉延平年间,一个月之间,各郡国发大水的就有三十六处。其他细小的灾异,那么春秋二百四十年间的事,还比不上后世一年之内发生的。像李树梅树冬天结果实、鸲鹆飞来筑巢这一类事情,在后世不能全部记载完,假使春秋时代的人能够亲眼看见后世发生的事情,恐怕不只是恸哭流涕罢了!用春秋的标准来看待后世,后世不算是乱世,那是为什么呢?后世的法度比不上春秋的法度,后世的人才比不上春秋的人才,那些能够感应和气而消弭灾异的方法,又怎么能与春秋相比呢?唉,天地之间,祥瑞灾异有万种,人间祸福,冥冥中不可预知,怎么能因为一只虫子的怪异、一股气的偏戾,就一一质证为祸福的应验呢,这实在是太愚昧了。况且吉凶祸福也有不是由灾祥引起的,宋国的五块石头坠落、六只鸟倒飞,可以说是怪异了,但内史叔兴却认为这是阴阳变化的事情,不是吉凶所产生的征兆。魏国安平太守王基向管辂占卜,管辂说:'您家中有三种怪异,一是生下的男孩女孩落地后,爬进灶里死了;二是大蛇在床上衔着毛笔;三是乌鸦飞进屋里与燕子相斗。婴儿爬进灶里,是宋无忌的妖异;蛇衔着毛笔,是老书佐的妖异;乌鸦与燕子相斗,是老钤下的妖异。这三种现象足以算作怪异,但没有凶险的征兆,不必忧虑。'王基的家中,最终没有发生祸患。看叔兴所说的话,那么国家不可以用灾祥来判断兴衰;看管辂所说的话,那么家庭不可以用变怪来判断吉凶;只有和顺之气招来祥瑞、乖戾之气招来怪异这一说法,才可以算是通用的道理。"

按语:从古到今谈论灾异的说法,起始于《五行传》,而历代史官所记述的灾异都沿袭它,然而一定要说某件事招致某种灾害,验证符合某种应验,就像医生的脉诀、占卜书的繇辞一样,那么这种说法就太过牵强而拘泥了。老泉苏氏的议论,足以纠正那种牵强的错误;夹漈郑氏的议论,足以破除那种拘泥的见解。然而郑氏的议论一概归于虚妄,认为本来就没有那些事情的应验,那就是矫枉过正了,这就是说天变不值得畏惧,不如苏氏的议论正大公允。

《礼记·礼运》说:"所以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顺应天道,是因为居住在山地的人不让他们迁到河边居住,居住在水边的人不让他们迁到中原居住,这样就不会使他们疲惫困顿(让他们各自安居在原来的地方,不劳累他们)。使用水、火、金、木,饮食一定要顺应时节(使用水,说的是渔人按时用鱼梁捕鱼,春天进献鳖和大蛤,秋天进献龟和鱼。使用火,说的是司烜氏四季变换国都用的取火之木,用来防止时疫,以及季春熄灭旧火,季秋点燃新火。使用金,说的是矿人按时开采金玉锡石。使用木,说的是山虞在仲冬时节砍伐向阳的树木,在仲夏时节砍伐背阴的树木。饮食,说的是主食要参照春天的时令,肉羹要参照夏天的时令,酱料要参照秋天的时令,饮品要参照冬天的时令)。婚配男女、颁授爵位,一定要与年龄德行相当(说的是媒官命令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司士考核士人,按能力任用晋升或黜退他们的爵位俸禄)。役使百姓一定要顺应农时(不耽误农时)。所以就不会有水灾旱灾昆虫的灾害,百姓也就不会有凶年饥荒、妖异邪孽的疾病。所以上天不吝惜显示它的道理,大地不吝惜献出它的宝藏,人也不吝惜表露他的情感(这是说祥瑞出现,是因为人的情感真挚所致)。所以上天降下甘美的露水,大地涌出甜美的泉水,山中出现自然的器物车辆,黄河中浮现出马图。凤凰麒麟,都聚集在郊野的草丛中,龟龙栖息在宫中的池沼里。其余鸟兽的蛋和胎,都可以俯身观看(器,说的是像银瓮、丹甑这样的东西。〇取,指聚集的草丛。疏证说:"按《礼纬·斗威仪》说:'政治太平的时候,山中的车会自然垂下挽钩。'注解说:'山车,是自然产生的车。垂钩,是没有经过揉曲加工而自然圆曲的。银瓮丹甑,出自《援神契》。'")。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

欧阳氏《五代史 王建世家》论曰:“呜呼,自秦、汉以来,学者多言祥瑞,虽有善辩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读《蜀书》,至於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也,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於其国,异哉!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当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龙之为物也,以不见为神,以升▯行天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见於水中,是失职也。然其一何多欤,可以为妖矣!凤凰,鸟之远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悦,命夔作乐,乐声和,鸟兽闻之皆鼓舞。当是之时,凤凰▯至,舜之史因并记以为美,後世因以凤来为有道之应。其後凤凰数至,或出於庸君缪政之时,或出於危亡大乱之际,是果为瑞哉?麟,兽之远人者也。昔鲁哀公出猎,得之而不识,盖索而获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书於《春秋》曰‘西狩获麟’者,讥之也。‘西狩’,非其远也;‘获麟’,恶其尽取也。狩必书地,而哀公驰骋所涉地多,不可遍以名举,故书‘西’以包众地,谓其举国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识之兽也,以见公之穷山竭泽而尽取,至於不识之兽,皆搜索而获之,故曰‘讥之也’。圣人巳没,而异端之说兴,乃以麟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谶纬诡怪之言。凤尝出於舜,以为瑞,犹有说也,及其後出於乱世,则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未尝一出其一出,而当乱世,然则孰知其为瑞哉?龟,元物也,污泥川泽,不可胜数,其死而贵於卜官者,用▯有宜尔。而《戴氏礼》以其在宫沼为王者难致之瑞,《戴礼》杂出於诸家,其失亦巳多矣!驺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诗》曰:‘吁嗟乎驺虞!’贾谊以为驺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当谊之时,其说如此,然则以之为兽者,其出於近世之说乎?夫破人之惑者,难与争於笃信之时,待其有所疑焉,然後从而攻之可也。麟、凤、龟、龙,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际,又皆萃於蜀,此虽好为祥瑞之说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几惑者有以思焉。”

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异,禽兽之珍奇,▯物之变动,无时无之,系时好与不好

译(不是有其他事情使它这样的),是因为先王能够修明礼制来通达义理,体察诚信来通达和顺,所以这就是顺应天道的实际效验。"

欧阳氏《五代史·王建世家》论说:"唉,自从秦汉以来,读书人大多谈论祥瑞,即使有善于辩论的人,也不能消除人们的迷惑!我读《蜀书》,读到龟、龙、麟、凤、驺虞这一类,是世人所说的为王者带来的美好祥瑞,没有不全部出现在这个国家的,真是奇怪啊!然而考察王氏之所以兴衰成败的原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有人认为单单一个王氏不足以对应这些祥瑞,那么看看当时天下的治乱情况,也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龙这种东西,是以不显现为神异,以升腾天空为得志的。如今竟然公然暴露自己的形体,这就说明它不神异了;不能升上天空却在水中显现,这就说明它失去了本分。然而它出现的次数为什么这么多呢,可以算是妖异了!凤凰,是远离人群的鸟类。从前舜治理天下,政治成功而百姓喜悦,命令夔创作音乐,乐声和谐,鸟兽听到都随乐起舞。在那个时候,凤凰也一起来到,舜的史官因此一并记载下来作为美谈,后世因此就把凤凰飞来当作有道之君的应验。此后凤凰多次出现,有的出现在昏庸君主、荒谬政治的时代,有的出现在危亡大乱的时刻,这果真是祥瑞吗?麒麟,是远离人群的兽类。从前鲁哀公出去打猎,捕获了它却不认识,大概是搜寻而捕获的,不是它自己出现的。所以孔子在《春秋》中记载说'西狩获麟',是在讥讽这件事。'西狩',不是说距离遥远;'获麟',是憎恶他把猎物都尽数捕取。打猎一定要记载地点,而鲁哀公驰骋所经过的地方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地名,所以记载'西'字来概括众多地方,是说他举国之西的地方都到达过了。麒麟,是人们很少认识的野兽,用来说明鲁哀公穷尽山泽而竭力捕取,甚至连不认识的野兽,都要搜寻捕获,所以说'是在讥讽这件事'。圣人已经去世,而异端的学说兴起,于是把麒麟当作王者的祥瑞,又附会以符命、谶纬荒诞怪异的言论。凤凰曾经出现在舜的时代,把它当作祥瑞,还算有些道理,等到后来出现在乱世,那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祥瑞了。至于麒麟,前面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这样的治世,都不曾出现过一次,它偏偏出现一次,却是在乱世,既然如此,那么谁能知道它是祥瑞呢?龟,是原生的动物,在污泥河泽中,多得数不清,它死后被卜官所看重,是因为使用它有一定的合适之处罢了。而《戴氏礼》把它栖息在宫中池沼当作是王者难以获得的祥瑞,《戴礼》杂采自各家的说法,它的错误也已经很多了!驺虞,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诗经》说:"唉呀,驺虞啊!"贾谊认为驺,是文王的园囿;虞,是虞官。在贾谊那个时代,他的说法是这样的,那么后来把它当作野兽的说法,恐怕是出自近世的说法吧?破除别人的迷惑,很难在人们笃信不疑的时候与之争辩,要等到他们有所怀疑了,然后跟着攻破它才可以。麒麟、凤凰、龟、龙,是王者的祥瑞,却出现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而且都聚集在蜀地,这即使是喜好谈论祥瑞的人也会感到怀疑。就着这些可疑之处而加以攻驳,希望那些被迷惑的人能够因此有所思考。"

致堂胡氏说:"草木的奇异优异,禽兽的珍稀奇特,各种事物的变化异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关键在于时人喜好还是不喜好……

耳。以为祥瑞,注意於多有,虽元狩之麟,神爵之凤,尚可力致。盖尝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穷谷▯,覆地皆芝也。盖数千万木,遂择其尤者,少取以复命。又况智巧之徒能伪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态,毛羽可以饣畏饲变其色,虽石脉木理,犹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无欲於此也,苟欲之则四面而至矣。汉章帝时,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谓宋由、袁安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今异鸟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不敢答。夫二人位冠群臣,乃为谄媚之习、蒙蔽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责难正扌求之道乎?”

译只是(人们)把它当作祥瑞,特意追求它多多出现,即使是元狩年间的麒麟、神爵年间的凤凰,也还是可以人为促成的。曾经有喜好芝草的人,有一天派官吏进入深山穷谷(察看),遍地都是芝草。大概有数千万株,于是挑选其中特别好的,取一小部分回去复命。又何况奸巧之徒能够伪造呢?花卉可以染色栽培来增添其姿态,羽毛可以用食物喂养来改变其颜色,即便是石头的纹理、木头的纹理,尚且还能假借幻化使其形成文字。只有在上位的人对此淡然无欲,如果他想要,那么(祥瑞)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汉章帝时,因为祥瑞之物屡屡聚集,便改年号为章和,何敞对宋由、袁安说:“祥瑞是依循德政而来的,灾异是因政事而生的,如今异鸟在殿屋上飞翔,怪草生长在庭院边,不可不加以省察。”宋由、袁安害怕,不敢回答。这两人官居群臣之首,竟然做出谄媚逢迎的作风、蒙蔽君主的行为,来助长君主奢侈安逸之心,使他忽略忘记警戒,这不也是对责难匡正君主之道的昏昧不明吗?

按:古今言祥瑞者,祥於《礼运》,而历代史氏所述祥瑞因之,然有无其证而有其应者,又有反当为妖而谬以为祥者,欧阳公、胡氏致堂之论,谊正词伟,足以祛千古之惑,破谄子之谬,故备著之。

●卷二百九十六 物异考二

○水灾

《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十三年复大水。一曰,夫人骄淫,将弑君,阴气盛,桓不悟,卒见杀。庄公七年“秋,大水,亡麦苗。”董仲舒、刘向以为庄公母与兄通,共弑桓公,庄释父仇,复取齐女,臣下贱之之应。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为乘邱、晋阝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明年,宋万弑闵公。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谓夫人哀姜淫乱不妇,阴气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北伐邾取邑,亦见报复,兵仇连结,百姓愁怨。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时成幼弱,政在大夫,三家专兵,阴胜阳。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刘向以为襄慢邻国,邾、齐、莒交伐之,鲁国小兵弱,数敌强大,百姓愁怨,阴气盛。

汉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馀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馀家,汝水流八百馀家。 八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馀家。南阳沔水流万馀家。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 文帝十二年十一月,河决东郡。後三年秋,大水,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馀家,氵▯坏民室八千馀所,杀三百馀人。时新垣平得幸,立渭阳五帝庙,郊见上帝。後岁馀,谋为逆,诛,夷人三族。匈奴数犯北边,杀略甚众,汉连岁征讨。 武帝建元二年春,河水溢於平原。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邱东南流入渤海。五月,河决濮阳,汜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 元鼎二年夏,大水,关东饿死以千数。 元帝初元元年,关中十一郡大水。 二年,北海水溢,流杀人民。 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罢郡国庙,是岁又定迭毁,罢太上皇、於惠帝寝庙,皆无复修。刑臣石显用事。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馀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馀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馀所。 四年,河决东郡金▯是。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

王莽始建国二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後汉光武建武六年,东郡以北伤水。 七年六月戊辰,雒水溢至津城门,弘农都尉治为水所漂杀,民人,伤稼及庐舍。

译消灭了他们,这是用兵、阴气旺盛的应验。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发生大水。当时孝武帝年幼弱小,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太元五年五月,发生大水。太元六年六月,扬州、荆州、江州三州发生大水。太元八年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发生大水,平地积水五丈。太元十年五月,发生大水。自太元八年击败苻坚之后,中原地区战事不断,兵役连年不得安宁,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潮水涌入石头城,冲毁浮桁大桥,淹死人。第二年慕容氏侵扰司州、兖州,朝廷在西北设置镇戍,士卒疲于奔命,这是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十五年七月,沔水一带各郡以及兖州发生大水。当时沿黄河一带纷争不断,这是征戍劳苦的应验。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日,潮水涌入石头城,冲毁浮桁大桥,冲走船只,有人死亡。京口的西浦也因潮水涌入而淹死人。永嘉郡潮水涌起,靠近海边的四个县死人很多。四年后孝武帝驾崩,王恭再次进攻京师,京师也征发民众抵御,兵役频繁兴起,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十八年六月己亥日,始兴、南康、庐陵发生大水,水深五丈。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州、徐州发生大水,损害秋季庄稼。太元二十年六月,荆州、徐州又发生大水。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发生大水,平地积水三丈。前一年殷仲堪起兵进逼京师,这一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