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市籴考一

译报自己所从事的营生，然后计算他们的收益，按十一分取其一，把这一份作为贡纳，这就是直接攫取百姓的财物罢了，周公何尝有过这样的做法呢？唉！古人立法，是厌恶商贾趋向末业而想要抑制他们；后人立法，却是嫉妒商贾获取利益而想要分享它。

东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奏说："应当趁交趾、益州上计吏往来京师的机会，购买珍宝，收取其中的利润，这就是汉武帝所说的均输法（是说把租赋和雇佣运输的费用，由官府统一征收，再由官府转运到京城，叫做均输）。"皇帝下诏让大家商议。尚书仆射朱晖说："按照《王制》的说法，天子不谈论财物的有无，诸侯不谈论财物的多少，享受俸禄的人家不与百姓争夺利益。如今均输的办法与买卖贩运没有什么不同，不是圣明的君主所应当施行的。"皇帝没有听从张林的建议。此后国家的用度更加奢侈。

齐武帝永明年间，天下的米谷布帛价格便宜，皇上想要设立常平仓，购买储存以备积蓄。永明六年，下诏拿出内库钱五千万，在京师购买米粮，购买丝绵绫绢布（详见《籴门》）。

唐德宗时，赵赞请求设置常平官，兼管储备布帛，在两都、江陵、成都、扬州、汴州、苏州、洪州设置常平轻重本钱，多的达到百万缗，少的也有十万缗，储备米、粟、布、帛、丝、麻，价格贵时就降价卖出，价格贱时就加价收购，并且征收商贾的税钱，来补充常平本钱。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恰逢军费开支紧迫窘困，常平本钱也随之耗尽，无法凑足常平所需的数额。

德宗时，宫中在市场上采买物品，用宦官担任宫市使，设置"白望"几十上百人，用破烂的蓝色衣服、绢帛，按尺寸剪裁下来充当付给的价钱。又向商贩索取所谓的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有带着货物进入集市却空手而归的情况。每当宦官出来采买，卖酒卖饼的人家都

译撤掉摊子、关上门躲避。谏官、御史多次上言这种弊端，而宦官却说京城百姓依靠宫市来维持生计，皇帝竟然相信了。顺宗即位后才废除了宫市。

按语："京师百姓依靠宫市来维持生计"这句话，是出自宦官之口。这些人一味迎合君主的过错，哪里能够顾及道义的是非、百姓的忧乐呢。然而王莽的五均法，王安石的市易法，也都是以便利百姓为名而推行的，并且都举出《周官》泉府的办法来为自己的做法文饰粉饰，既然如此，那么名义上是效法周公，而见识却与这些宦官之流没有两样啊！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七年，下诏说："凡是剑南东川、西川、川峡路从前宫廷采购以及织造的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织物，应当命令各州从今以后只织造、购买绫、罗、绸、绢、布、木绵等，其余的一律废除。"

宋朝沿袭旧有制度，调拨绢、绸、布、丝、绵，来供给军需，又根据当地所产折科、和市。其中精细华丽的织物，东京设有绫锦院（起初，平定后蜀后得到锦工一百人，才设立此院，所织的有锦绮、鹿胎、花罗、绉纱、绫纟。咸平初年，曾停止织机一百多台，改为织绢），西京、真定府、青州、益州、梓州也设有场院，主管织造锦绮、鹿胎、透背（潭州从前有绫锦务，淳化四年废除），江宁府、润州设有织罗务（江宁府每年没有固定的定额，润州为一万匹，另外婺州每年买一万匹。润州的织罗务从前是十二天织成一匹，王子与管理江淮时，每匹减少一天工期，到年终完不成数额，以至于遭到鞭笞。景德三年，下诏恢复旧规），梓州设有绫绮场（另外溢州的市买院也织造熟色绫，以及彭州、汉州、蜀州、眉州、陵州、简州、遂州、资州、荣州、普州、怀安军都织造大小绢、欹正、花纱。大名府、贝州、

译沧州、德州、博州、棣州以及杭州、越州、湖州、婺州和市购买小绫。庐州、寿州折科小绫。乾德四年，蓬州请求把租丝分配给百姓来织造绫，发给他们工钱，皇帝下诏不批准。从前济州有织机户十四家，每年领取工钱织绫，某年下诏把领取廪给的送到京师，其余的废止。湖州也曾有织绫务，太平兴国年间，依从转运使熊延吉的请求，停办此务，五十名女工全都放归。至道元年，杭州设置织务，每年在各州购买丝来供给使用，后来废除）。又亳州购买绉纱，大名府织造绉纱（庐州、寿州也折科白绫），青州、齐州、郓州、濮州、淄州、潍州、沂州、密州、登州、莱州、衡州、永州、全州购买平纟（庐州、寿州、濠州、泗州、和州、泰州、光州、高邮军、涟水军也折科官纟）。另外东京榷货务每年收入中平罗、小绫各一万匹，用来供应服饰用度以及每年按时的赏赐。各州折科、和市，都没有固定的数额，只有内库所需要的，就由主管部门下达数目，凑足数额就停止。

淳化五年，又下诏说："官府购买物品，凡是当地本来不出产的，不得强行摊派扰害百姓。"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上言说："本路每年供给各军的绢帛七十万匹，百姓很少有现钱，经常预先向豪强富民借贷，付出加倍的利息，等到期限到了，除了缴纳赋税之外，还要先偿还所欠的债务，因此织造的利润更加微薄。请求命令官府预先发给绢帛钱，使百姓能够按时织造缴纳，那么百姓获利而官府也用度充足。"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并且命令从优给予价钱。从此以后，各路也都照此办理。有的地方养蚕的收成不好，就允许用大小麦折价缴纳，并且免除仓耗和头子钱。

吴氏《能改斋漫录》说："本朝预先购买绸绢，称为和买绢。按：《玉壶清话》与《

译渑水燕谈录》这两部书，都认为始于祥符初年。是因为王旭担任颍州知州时，当时正逢大饥荒，拿出官府钱十万缗，与百姓约定说：'等到明年蚕丝收成，每贯钱交纳一匹细绢。'称为和买，从此成为惯例。而《渑水燕谈录》又认为这是后来李士衡在陕西推行，百姓认为方便，如今已推行天下，在每年年初就发放钱款。但是我查考范蜀公《东斋记事》，说这是太宗时马元方担任三司判官，建议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预先发放库钱借贷给百姓，到夏秋时令百姓向官府缴纳绢帛。预买绸绢，大概是这样开始的。用这三部书来考证，应当以范镇的说法为准确，因为范镇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我读到诗人袁陟（字世弼）所写的墓志铭，记述他在仁宗时，担任太平州当涂县知县。而且说到江南和市购买绸绢，预先发放给百姓钱款，郡县有的把这当作私人恩惠施与他人，而没有惠及真正种田的农民，当涂县这种情况尤其严重，袁世弼所制定的条约，使得底层百姓才开始普遍得到这份好处，才知道太宗之所以要施惠爱护天下百姓的用意是很深厚的。而后来改用盐来代替钱，作为细绢的抵值。再后来，盐没有了而定额却还保留着，这样以后才知道《左传》所说的'制定法度从宽松开始（后来却越来越苛严）'，这种说法确实不假啊。"

本朝初年，凡是官府所需要的物品，大多由主管部门下达命令给各州，根据当地风土物产是否适宜以及百姓财产的厚薄来按比例购买，称为"科率"。开宝三年，命令天下各州，凡是丝、绵、绸、绢、麻、布、香药、毛翎、箭杆、皮革、筋角等物品，各地大约按两年的用量储备，不得广泛摊派购买，以致烦扰百姓。淳化五年，下诏说各州摊派购买的物品，如果不是当地所出产的，往往使百姓辗转到别处去购买，以及征调劳役、运输不均等情况，要逐条分析上报，应

译当商议均衡削减。

止斋陈氏说："和买、预买始于太平兴国七年，但是折算成钱的数目当时还没有固定，如果转运使擅自加重，朝廷就下诏禁止。熙宁年间理财，大多折算成现钱，而各郡仍然有随意增加贯陌钱多少不等的弊病，朝廷随即加以处置。如今困扰百姓的，没有比折帛更严重的了，而预买、和市尤其是没有正当名目的搜刮。然而建炎初年施行折帛，也只是每匹折二贯钱，户部每年上奏请求朝廷指示，还没有成为固定的常例。建炎四年定为三贯省钱，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钱，绍兴四年为五贯二百省钱，绍兴五年为七贯省钱，绍兴七年为八贯省钱。到了绍兴十七年，有旨意稍微降低了价格，两浙的绸绢每匹七贯文，其中和买部分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东路的绸绢每匹六贯文，那么科折的沉重，到这时已经达到极点了，不能不致力于放宽它啊。"

皇〇年间，下诏说："三司每年向各路下达科买的命令，大多仓促发出，所以物价飞涨伤害百姓。应当估量百姓所能承受的程度，提前告知警示，如果府库已有储备，就不要再收购了。"

嘉〇三年，枢密副使张屏请求废除向百姓科率征购以及营造不急需的物品，各库务所缺乏的物资，就由当地官府分摊出售来筹办。于是在三司之下设置减省司，命令韩绛、陈升之等人总管此事。从此以后，多有裁减削减。

起初，京师设有杂买务、杂买场，来主管宫禁中的贸易采买。景〇年间，曾经下诏规定，必须是库中物资有缺的，才允许在杂买务采购。皇〇年间，皇帝对辅政大臣说："本朝鉴戒唐代宫市的弊病，设置杂买务，用京朝官、内侍共同主管，来防止侵扰百姓，但是近年来不急需的物品也一律收购，扰害百姓非常严重。"于是重申景〇年间的命令，使一切采

译购都给予实际的价钱。此后内东门向百姓购买物品，有的连年不偿还钱款，主管部门请求从今以后一律通过杂买务，用现钱购买；宫内拿出金银布帛想要换成钱的，从前交给杂卖场处理，到这时又都请求送到左藏库估算价值换钱，皇帝下诏都批准了。到嘉〇年间，又下诏把金帛交给杂卖场处理，由三司判官监督核查，公平估价出售，不得强行摊派给平民百姓。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上言说："京城的糯米有多余的储备，请求命令发运司减少和籴的数额五十万石，用来购买金帛运到京城，储存在榷货务，以备三路的军需。"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神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上言说："京东漕司王广渊，办理和买绸绢，增加数额、强行摊派，大致每一千钱征收绢一匹，后来和买和税绢合并，每匹都要缴纳一千五百钱。"皇帝下诏要求分条陈述上报。当时王安石袒护王广渊，程颢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施行。

祖宗时官府购买布帛，依照当时的市价来资助国家用度，其中有预先发给价钱的，让百姓随同每年的赋税一起缴纳给官府的，称为和买、预买。但是发给的价钱轻而征收的货物重，百姓的财力逐渐困顿，此后官府干脆不给价钱而征敛更加严重了。

当时右正言李常也上言说："王广廉用陈汝羲所进献的盈余钱五十多万缗，随同和买绢钱一起分配，在正常税收折科放买之外，又额外收取二……"（原文到此中断）

译十五万缗。请求把颢的建议交给主管部门去执行。"没有听从。

七月，把京东预买绸绢及利息钱五十万缗赐给常平场司。

译按语：熙宁初年，王安石执政，专门以聚敛钱息作为富国的要务。青苗法是春天散钱、秋天收钱，所以有借贷的利息；市易法是买贱卖贵，所以有贸易的利息。至于和买，则是官府用钱买百姓的绸绢而已，利息钱从何而来？大概当时言利的小人如王广廉之流，用一千钱配给百姓，责令交纳一匹绢，后来一匹绢又令交纳一千五百钱，这是假借和买绸绢之名，配给钱而收取五分之一的利息，正如程颢（明道）所说，可见其苛刻程度又超过了青苗法。

元丰四年，派遣李元辅调运川陕西路司农寺的物资布帛。中书省说："物帛运到陕西后，挑选出不合标准样式的加以出售换钱，用来在边境籴买粮食储存，规定一年内完成。"

元丰五年，户部上报数目，共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零。

均输、市易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如今天下财用没有余裕，掌管财政的官吏受到法令的拘束，内外互不相知，盈余与不足之间不能互相补足。各路上供，每年有固定的数额。丰年时道路便利，本可以多多运来却不能有富余；荒年时物价昂贵，难以供应却又不敢短缺。远方要缴纳数倍之多的物资，京城却有半价贱卖的现象，白白让富商大贾趁着公家私家急用之机，独占物价轻重、聚散的权柄。如今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其职责又以管理茶、盐、矾、酒税为事，军需国用，大多依靠他，应当借给他钱货，资助他的费用，使他周知六路财赋的有无而调度运用。凡是籴买、税敛、上供的物资，都可以运往贵地卖出、就贱地买入，用近处的物资交换远处的物资。让他预先知道京城仓库每年支出现存的固定数额，凡是应当供办的事项，都能从便调剂买卖储蓄，以等待朝廷的命令。逐渐把物价轻重聚散的权柄收归朝廷，由朝廷控制其有无，以便利转运，节省劳费，去除重敛，宽待农民。这样国家用度也许能够充足，百姓财物也不至匮乏。"皇帝下诏令该司一并拟定条例上报，并让发运使薛向掌管均输、平准之事，赐给内藏库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当时议论的人担忧此事会造成扰民，多数人认为不可行。薛向既已主管此事，便请求设置官署、安排属官，皇帝说："这件事是革新之举，倘若有纷争，须朝廷坚定地支持他，让他能够自己选择属官。如果把事情交给他做却又受制于朝廷，那就好比教玉工雕琢却处处限制他。"薛向于是征召刘忱、卫琪、孙〇、张穆之、陈倩担任属官，又请求有关部门具报六路每年应当上供的数目、京城每年所用及现有储备可支撑多少月份，凡是应当筹划安排多少，都提前下达给有关部门。皇帝准许了。

权知开封府推官苏轼上言："均输立法之初，说法还较浅显，只说运往贵地卖出、就贱地买入，用近处交换远处。然而广泛设置官属，大量支出缗钱，豪商大贾都心存疑虑不敢轻举妄动，认为即使官府没有明说要贩卖经营，但既然已经允许调剂买卖，调剂买卖一旦施行却不与商贾争利，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商贾做买卖，曲折艰难，买进时要提前付钱，卖出时要延后收款，多方周转，曲意通融，才能获得成倍的利息。如今官府买这些物资，必须先设置官吏，账簿俸禄，费用已经很大；不用好东西就卖不出去，不行贿就办不成事，所以官府买进的价格比百姓买必定更贵，等到卖出时，又是这样，商贾的利益从哪里获得呢？朝廷不考虑这些，竟拿出五百万缗给他，这笔钱一旦拿出，恐怕就收不回来了。即便真

译的能获得些微利益，而征收商税所受的损失，必定更多。"

谏官李常论说均输不便利。有一天，皇帝对宰执说："我问李常为什么叫均输，李常说不过是买贱卖贵而已。我告诉他《禹贡》中纳粟、纳秸，这正是均输的本意，哪里是买贱卖贵呢！"王安石说："李常所说的是平准，不是均输。大概李常也不明白均输这个名称的含义罢了。"皇帝又亲手写诏书褒奖薛向，然而均输之法后来终究未能成功推行。

元丰二年，皇帝因谈论薛向创立京师买盐钞法没能成功之事，对侍臣说："新进用事的人轻率议论变更法令，后来见到法令不能施行，仍然因循错误而不肯改正。均输之法，即便像齐国的管仲、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这样的才智，也只能勉强推行，何况才能不如他们的人呢？朝廷处理事情要有始有终，应当格外珍惜，即便年轻人不称心意，但对国家财计十分有利，姑且平静地等待它。"

熙宁五年，下诏说："天下商旅货物运到京城，多为兼并之家所困扰，应当拿出内藏库的钱帛，选派官员在京师设置市易务。"在此之前，有一个自称草泽之民的魏继宗，上书说："京师是各种货物聚集之地，市场上没有固定的价格，贵贱互相倾轧。有钱的能夺取，贫穷的能施与，这样才可以治理天下。"于是中书省上奏："在京师市易务设监官二人，提举官一人，句当公事官一人。允许招募京城各行铺的牙人充任本务的行人，牙人中的行人要令其提供自己所有的，或者借用他人的产业金银作为抵押，五人以上结为一保。遇有客商货物出卖不出去、愿意卖给官府的，允许到市易务投卖，由行人、牙人与客商评定价格，根据行人所需要的货物数量，先支付官钱购买；如果愿意折价换取官府物资的，也听凭其抵押物力的多少，允许其均分赊请。酌情立一个或两个期限缴纳价钱，如果半年缴纳，就加收一分利息，一年缴纳，就加收二分利息，以上都不得强行摊派。若非行人所需要的货物，而确实可以收购囤积转卖的，也委托官府折价收买，随时估价出售，不得过度取利。三司各部门每年所需物资，如果比在外地科买节省官府和民间的烦费，也可以一并收购。"因此下达此诏。又任命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并赐给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京东市钱八十七万缗作为市易的本钱，其余应有的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对配合。

当时三司发起市易十三条建议，其中一条说"兼并之家相互勾结固定物价谋取利益，有害于新法，令市易务觉察，交三司查处，"皇帝御笔批示删去了这一条。

七月，皇帝对王安石说："听说市易务极为苛细烦扰，人人都怨恨诽谤，比如榷卖冰块使得卖雪的百姓的雪都卖不出去，垫买梳朴使得梳朴价格上涨，垫买脂麻使得脂麻价格上涨。"王安石都为此辩解，认为卖冰是园苑造成的，梳朴是因为兼并之家想要占据，脂麻是因为收成不好，自然会贵。皇帝又说："市易务卖水果，太过烦琐细碎，废除它怎么样？"王安石说："立法应当论其是否有害于人，不应当因为烦琐细碎而废止。"

元丰七年，下诏命权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一同追究调查市易之事。

在此之前，皇帝亲自写手诏交给曾布，说市易司买卖货物，颇有损害小民生业之处，众人议论纷纷。曾布于是引用监市易务魏继宗的话，认为吕嘉问大肆取息以求赏赐，商旅所拥有的货物全部收购，市场上所没有的货物必定索求，一律贱价买入、贵价卖出，广泛聚敛盈余，

译这是挟持官府权力做兼并之事。王安石详细上奏，说明并非如此，于是又令吕惠卿与曾布一起追究调查此事。曾布随即上报行人的诉状，并揭发吕惠卿奸邪欺瞒的情状，并且说："臣自立朝以来，每次听闻圣上恩德的话语，无不想以王道治理天下，如今市易务的祸害，实在已经令人凛然想到了苛捐杂税的往事了。吕嘉问上奏说：‘近日派官员前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都未曾敢计算利息。’臣认为这样的政事，记载在史册上，不仅唐、虞、三代所没有，纵观秦、汉以来衰乱的时代，恐怕也未曾有过。"五月，于是下诏命章〇、曾孝宽在军器监审理曾布所追究的市易之事，又令户房核算财赋数目，与曾布所陈述的不同，而吕嘉问也因为杂买务多收月息钱而未曾觉察，都按公罪论处，处罚有轻重之别。不久，曾布被削去职务，与吕嘉问都出任守郡官，魏继宗仍被夺去官秩勒令停职。当初，市易务的设立，曾布确实参与其中。后来揣测皇帝的意思有所怀疑，于是急忙查处吕嘉问，而吕惠卿与曾布素有旧怨，所以最终排挤了他，市易务仍照旧运行。

元丰九年，中书省上言市易息钱与市利钱，总共收取一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零，下诏对吕嘉问等人分别予以推恩奖赏。此后每两年考核一次。元丰十年，规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定额，若不足，用当年所收的利息补足；其借贷内库的钱，每年偿还利息二十万缗。

元丰二年，下诏市易务旧法允许人赊借钱，用田宅或金银作为抵押，没有抵押的，三人互相担保就可发给，都要出十分之二的利息，超过期限不缴纳利息的，每月再罚百分之二的钱。贪婪之人及无赖子弟大多借取官府货款，无法偿还累积的利息，罚款越来越多，被囚禁督促追讨，只留下空账，实际收不回来。于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用田宅金银作抵押的减少他们的利息，没有抵押只靠相互担保的不再发放；从元丰二年正月初一日以前，本金利息之外所罚的钱全部免除，共计数十万缗；欠本息的延长半年偿还期限。众人的议论都认为这样处理很得当。

按语：均输、市易，都是在熙宁初年提出建议的，然而均输最终未能施行，市易虽然施行了却最终没见到其利益，为什么呢？大概均输的说法始于桑弘羊，均输的具体做法完备于刘晏。这两人所做的事，虽然不是懂得治国之道的人所认可的，但他们的才能也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他们暗中操控商贩的利益，暗中控制轻重的权柄，未曾广泛设置官署属吏，也没有严设刑法，做出压制强迫禁止的举动，等到经过岁月磨合，就能使国家富裕而百姓不觉察，所以《史记》、《唐书》都反复称赞他们，认为后来讲求财利的人无人能及。既然如此，薛向之流，怎么能够企及他们的万分之一？他们最终中途而废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所谓运往贵地卖出、就贱地买入，用近处交换远处，那么祖宗时代用赋税进行支移、折变，用茶盐折抵入中粮草，就是这样的做法了。假如当时能有能干的官吏来运作，使之能够裕国而不至困民，这难道不是理财的正道吗？本来不必亲自去做贩卖交易的事，巧取商贾的利益之后才叫做均输。王安石一心要兴利，只是羡慕前代史书中均输的名声，设置官署安排官吏，耗费财力劳累百姓，而终究一事无成，这是错误的。至于市易务，则是假借《周官》泉府的名义，沿袭王莽五均的做法，而实际上做的是狡猾商人豪门大户做贸易、放贷这类事情，其所作所为又远远不及桑弘羊、刘晏。如今考察其法度制度，大概有三项：

译结保后赊借，是一；以契约金银为抵押，是二；贩运货物，是三。这三项，桑弘羊、刘晏都未曾做过，然而自然可以富国，那他们的才能难道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吗？然而借贷取息、抵押、贩运这些事，如果让富家去做，经过一段时间，难道不能获得成倍甚至千万的利益？如今考察熙宁五年赐给内藏库及京东路的钱作为市易本钱，共计一百八十七万缗，到元丰九年，中书省说市易息钱与市利钱仅总共收到一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零。呜呼！以官府之力去做狡猾商人豪门大户所做的事，一边贩运图利，一边放贷取息，用国家的力量去经营它，用国家的法令去督促它，以至使物价飞涨，商贾怨怒，而辛辛苦苦五年下来，所得的利息本钱大概都不曾相称，那么这难道能称得上是善于言利吗！桑弘羊、刘晏若知道了，岂不要在九泉之下笑话世人？又按：郑侠在熙宁六年进呈《流民图》，状文中说自从市易法施行以后，商旅顿时不再进入京城，竞相绕过京城经河北、陕西前往，从北方来经过东南地区的商人也是如此。因为各城门都遵照京城市易司的指挥，如有商货进入城门，一律必须全部押送市易司出售，因此商税大为亏损。既然如此，那么市易司所获得的息钱，大概不足以弥补商税的亏损了。

熙宁三年，王韶在古渭城设置秦凤市易司。

熙宁六年，在杭州设置两浙市易司，又在黔州设置夔路市易司。十二月，设置成都市易司。

熙宁八年，设置广州市易司，又设置郓州市易司。

熙宁六年，详定行户利害所上言："请约定各行按利润厚薄缴纳免行钱，用来供给官吏俸禄及免除行户的应差事宜。从今以后宫中的买卖，一并交给杂卖场、杂买务办理，仍设置市易务估定物价的高低，凡内外官署想要垫抬物价的，就到那里去办理。"都被采纳。

郑侠奏议的跋文说："京城各行业，那些图利的人上言说，官府中每有所需索，有的不是百姓日常所用之物，有的即便是百姓日常所用之物，或者稍有短缺，一律要按数倍的价格收购供官府使用。如今立法，每年计算官府应当所用的物资，令行人共同出钱，由官府预先收购备用，准备紧急时使用，如果年终没有用到就出售，收取的利息不超过二分，特别免除他们的行役。这样的好处在于行人不至于在急需时白白支付数倍的价钱，以至于破坏本钱。这个办法本来是好的，如果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应多出，中等行人辅助，下等贫乏的特别免除，官府中只取够用的，不再指望其余的，那就好了。等到立法之后，却不再区分上、中、下等，一律出钱，这是富人的幸事，穷人的不幸，不愿意的人本来很多，愿意的人却很少。刚立法，随即又有指挥：本不属于行业的人，不得在街市上出卖，妨碍缴纳免行钱的人争利，一律各自到官府投充，行人缴纳免行钱后才能在市场上买卖，不到官府自行投充的有罪，告发的人有奖赏。这个指挥施行才十几天，京城中如街市上拿瓶子的人一定要投充茶行，挑水担粥以至卖麻鞋头巾之类的人，没有敢不投充行业的。我因此上书给丞相说到此事，又黎东美先前也曾详细陈述过，随后听说已经有了指挥，那些微小担担贩卖的人可以免于投充行业，然而已经超过了万缗之数。三月二十七日圣旨所首先放免的，就是这笔免行钱。"

元丰三年，下诏免除每月缴纳不足一百钱的免行钱，共免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哲宗元祐元年，规定内外监督市易务及各功场净利钱，允许把所收入的利息与所罚的钱一并计算，如果达到官府本钱的数额，就一并释放（免除）。

绍兴四年（此处疑衍误，应属元符或别处），重新设置市易务，只以现钱交易，收

译息不超过二分，不允许赊借请领。

元符三年，市易务改名为平准务。

哲宗绍圣元年，户部上言两浙的蚕丝收成微薄，今年和买以及税绸绢，请令四等以下的户交纳钱，换取左帑等处的绸绢来使用。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上言预买钱数额多，百姓愿意请领的比往年惯例增加发放。下诏各路提举司借用本司的盈利结余钱，与转运司一起在来年购买绸绢，一并计入运输的纲运送往京城。

左司员外郎陈〇上言："预买的利息，比常平仓的数倍还重，人人都以此为苦，怎么能说是愿意请领？如今又重新增加，虽然名义上是济助贫乏，实际上是聚敛的手段。"

大观元年，因为坊郭户预买，有的一家竟达到一千匹甚至四五百匹之多，命令各路转运司详细核查上报。

政和元年，臣僚上言："两浙因绍圣年间王同老的请求，和买以及税绸绢每匹有头子钱，又收取市倒钱四十文，按惯例之外约增数万缗，用来分给典吏等人，多的有一千多缗，少的也有五百缗。"于是下诏罢除市利钱。

政和六年，成都路的官户预买允许减半，后来河北各路都照此办理。不久臣僚上言两浙官户过多，请求均摊和买、预买的数额，于是照旧全额缴纳的仍照旧不变。

政和七年，下诏："和买、预买绢本是用来利民的，近来有的却偿以别的杂物，有的只是空给凭券，成为百姓的祸害更多。命转运司统计一路的总数，分下各州县筹划安排，不用钱而用其他物品支付、不在正月而在其他月份支付的，按违反制度论罪。"

高宗建炎三年，皇帝车驾刚到杭州时，朱胜非任宰相。两浙运副王琮上言："本路的上供、和买绸绢，每年为一百一十七万匹，每匹折纳钱两千，共计三百五万缗省，以补助国用。"下诏批准。东南折帛钱从此开始。

折帛、和买，都不是古已有之的制度。国初两税只交钱米而已，咸平三年，才开始令州军按税钱、物力折算帛绢，在夏税科目中征收，这就是夏税折帛的开始。大中祥符九年，内库拨给三司预先购买绸绢，当时青州、齐州一带绢每匹值八百钱，绸六百钱，官府给的钱比例增加二百，百姓觉得很方便，此后逐渐推行到各地。宝元以后改为发给盐七分、钱三分，崇宁三年，钞法改变后，盐不再发放，三分本钱也没有了。

九月，皇帝亲笔下诏："我屡次下达宽恤百姓的诏令，但迫于经费的困难，未能全部实现我的心愿。如今听说江南的和买、预买绢，其祸害尤其严重，可以命令江、浙减少四分之一，以宽缓民力，仍然用现钱支付，违反者按违制之法论处。"

绍兴二年，户部请求各路上供的丝帛也一半折算为钱，如同两浙的惯例，于是左相吕颐浩巡视军务，右相秦桧上奏，皇帝准许。江、淮、闽、广、荆湖的折帛钱从此开始。当时江、浙、湖北、夔路每年额定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纱三万七千匹，四川、广西路布七十七万匹，成都府锦绮一千八百多匹，都还有零头。

神武右军统制张俊置办产业后，请求免除应交的和买等事项（绍兴四年），下诏特别批准。省中随后上言："国家兵革未止，用度极为浩大，一粒米一寸布，都出自百姓的力气。陛下怜恤百姓，特许让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普通百姓一同承担科敷，本意是想宽缓民力，均衡贫富有无。如今张俊独得免除，那么其份额就要均摊到其他户，这是让别人替张俊代为缴纳，民心会怎么看？况且如今大将不止张俊一人，如果各人都援引这个先例要求免除，将用什么理由拒绝他

译们？希望命令有关部门检索官户科敷及和买、预买等现行法令条文，通知张俊使他明白。"下诏令依次照旧执行。省中又上言："如果依从张俊的请求，那么恩惠加于将帅而祸害却及于普通百姓，希望收回先前的诏令，这才是真正安抚张俊的办法。"这个命令于是被搁置。过了几年，张俊请求免除每年缴纳的和买绢（张俊当时任少傅、淮西宣抚使），三省拟议本年特别赐给张俊绢五千匹，希望免除开这个先例。皇帝把这个建议给张俊看，并对他说："各位将领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有你想要开这个例子，我本来并不吝惜，只是担心公众议论不许可。你从小官做起，我一路提拔你到如今的地位，应当自我约束，如同当小官时那样，才能长久保有富贵，成为子孙的福气。"张俊惶恐不安，极力辞谢所赐的绢。张俊喜好置办产业，他罢兵归家后，每年收租米六十万斛。右司谏王〇晋上言："自从用兵以来，费用百出，州县科敷，有些实在无法避免，已经下诏官户与普通百姓一同承担，这是为了宽缓百姓的负担。各寺院中财产较多的，大多请求权贵大臣改建为坟院，希望借此免除科敷，朝廷优待大臣，特别准许了他们的请求。然而官户既然不能免除，坟院怎能因为依附官户而得以免除呢！况且如今前任宰执人数不少，各地的僧徒，侥幸钻营请求，使得庄产多的人独自免除，那么应当科敷的份额就归到下等户身上，这不是官户与普通百姓一同承担的本意。"下诏户部申明严格执行。

下诏各路监司核查州县已经支付和未支付和买本钱的实际数目上报。当初，魏〇工在考功司任职时，提议州县和买、预买绢不发本钱，请求就地折算百姓应缴纳的役钱，使官府没有支付款项的麻烦，百姓没有请领款项的辛劳。随后下达转运司、常平司议论，冬十月，两浙转运司上言："本路每年用于和买的本钱七十三万多缗，没有地方可以调拨。"而常平司说："这笔钱既然用来充当和买本钱，那么役人就没有钱可以支给了。"这个议案于是被搁置。

按语：折帛原本出自和买。起初，是官府发钱来购买；后来，官府不发钱却白白征取；再后来，反而令百姓按每匹的价格折算成现钱缴纳，称之为折帛。如此本末倒置，实在可笑，可见官府不给价的做法已经很久了，如今才下诏各路监司核查州县已未支付和买本钱的实际数目，难道那时朝廷上位者原本就不知道吗？还是官吏肆意欺瞒隐瞒，又借和买的名义妄自支出挪用呢？魏〇工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役钱是应当缴纳的物资；折帛却是横加征取的物资。官府只是因为缺钱，所以不免向百姓横加征取，如果可以免除，那么就应当明白免除这横加征取的折帛钱，实在不必拿应缴纳的役钱来折算比较。

绍兴四年十一月，开始令江、浙民户全部缴纳折帛钱。

绍兴六年，两浙转运使李迨开始征收婺州、秀州、湖州、平江府每年结算的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零，依照折帛钱的条例限期起运发送。

绍兴十七年，下诏减少折帛钱，江南每匹为六千钱，两浙七千钱，和买六千五百钱；绵，江南每两三百钱，两浙四百钱，从来年开始施行。

孝宗乾道四年，宰执进呈度支郎官刘师尹的奏疏："江、浙四路的折帛钱，绍兴初年立价折纳，到绍兴十一年一下增加了一倍。绍兴十二年九月赦书只令折收其十分之一，绍兴十五年又下诏两浙夏税绸绢每匹减一贯，和买、预买减一贯二百文，江东西减两贯。因为州县没有全部遵照执行，暗中有所增加，请求裁减以宽缓民力。"皇帝说："我从未妄用一分一毫，都是为了百姓，可以采纳。"冬十二月甲辰

译，下诏两浙、江东西路乾道五年夏税、和买折帛钱，一并暂时减半缴纳一年，如果州县多取一文以上的，允许百姓到检院、鼓院进状申诉。

淳熙十一年，臣僚上言浙东和买绍兴路负担偏重，浙西临安府负担偏重。随后交由两浙运臣钱冲之、临安府知府张杓条陈上奏。

又上言："和买的科取，人人都想规避，田地越多则折算的户等越不统一。起初，是分摊到上户而中户不承担；后来，是上户巧妙规避而中户却无法免除。乾道二年，每二十一千物力的户敷派和买一匹，到淳熙七年，十五千物力就要敷派一匹，几年后的情形可想而知。这些祸害都是因为不按田亩来均摊，其害处到这种程度，只有平江一郡的和买都按田亩均摊，所以百姓诡报隐匿田产的很少。希望先从浙东、浙西推行按田亩均摊的办法，那么百姓就不会偏受其害。"

汪义端说："如果和买按田亩均摊，那么上户的负担会顿时减少而下户的负担会顿时增加。因为下面五等的人户本来不参与和买，只是每个成年男丁要交丁绢、丁绵、丁盐钱，如今又按田亩让上户的和买摊到他们身上，这就是用一个小百姓的身家，那点薄瘠的产业，去缴纳好几项税赋。应当把各县多出的物力钱，只按旧例摊到四等以上户身上才是。"

光宗绍熙元年，臣僚上言："广德军两县物力不多，而和买、预买绢竟达二万六千多匹，比其他郡多十倍，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户部详加审察，绍兴三年已经减少一万一千一百多匹，后来因为知府胡彦国在经界丈量时妄自恢复原数，百姓不堪其苦，于是江东运副林岍上奏，恢复增加的数额姑且减去一半，转运司加以通融调度，代为缴纳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暂缓征收。如今本部再承担一分，其余一分令本军自行筹划。"皇帝准许。

绍熙三年，臣僚上言："如今百姓已经负担很重，未能免除，只要能使负担均平，百姓也没有怨言。然而有很不均平的地方，夏税和买中有折帛，官户大多用本色缴纳；秋米中有加耗，官户却只缴纳正额数目，和籴不是正税，不得已才征取，却只摊派给百姓户而不涉及官户。有官职的君子，居于位、享俸禄，正应当率先于乡里，来响应朝廷的需求，反而依仗权势自私如此，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吗！希望申明严令各州县，凡属折变、加耗、科敷之类，官户民户都一并缴纳，违反的允许内外台官弹劾上奏。"皇帝准许。

秘书郎孙逢吉上言："和买对百姓来说是无缘无故的白白征收之赋，虽然正月发放本钱的法令还记载在法令条文中，而百姓的钞旁上也有见钱请领的文字，但上上下下都知道这只是虚设的条文。中兴之初，绢价暴涨，一匹涨到十贯，高宗顾念下户负担太重，于是令上户交纳绢，下户交纳钱，于是有了折帛的名称，每匹折六贯或七贯。和议达成后，物价、绢价稍微下降，又令交纳绸的按八分折钱，交纳绢的按三分折钱，其余交纳本色，于是成为定制。朝廷因经费的关系，未能裁减削减，州县又在此之外苛刻征取，百姓的力量怎能不重重受困呢！"

侍御史林大中论述江、浙四路和买的祸害，大略说："如今东南所收入的数目，比起祖宗时代已经不止增加了数倍，掌管财计的人如果按中等的标准征取，一年的收入自然足以供给一年的用度。如果为国家聚敛招致民怨，那么所得的少而所失的多了。"

当时东南各路每年起运绸三十九万匹（浙东上供八万匹，淮衣、福衣八千匹。浙西上供九万二千匹，淮衣一万六千匹。江东上供九万匹，淮衣、福衣二万七千匹。江西

译上供五万二千匹，淮衣、福衣一万五千匹。湖北上供三百匹。以上都有零头），绢二百六十六万匹（浙东上供四十三万六千匹，淮衣、福衣五万三千匹，天申大礼八千匹。浙西上供三十八万一千匹，淮衣、福衣十三万八千匹，天申大礼一万匹。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匹，淮衣、福衣十三万九千匹，天申大礼八千匹。江西上供三十万四千匹，淮衣、福衣六万七千匹，天申大礼八千匹以上，都有零头。淮东天申大礼五万零九百五十匹，淮西大礼三千七百匹，湖南天申大礼四百匹，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匹，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匹），绫罗纱三万多匹（浙西绫八千七百匹，婺州罗二万匹，湖南平纱三千匹）。其中淮衣、福衣及天申大礼与绫罗绸总共五十二万匹有零，都是征收本色。其余绸绢二百五十六万多匹，大约折钱一千七百多缗，绵还不包括在内。

叶〇奉诏条陈上奏说："什么叫和买的祸害呢？从州县而后到百姓身上，百姓已经怨恨州县，然后又怨恨朝廷，因为和买其实就是直接向百姓征取而已。既然把两税当作固定的常赋，那么怎么能因为经费不足，就在两税之外又多加求取呢？如果经费不足，那么大大方方地端正名实即可。承平以前，和买的祸害还比较少，百姓有因为缺钱而需要卖东西的，官府有因为先期给钱而方便百姓的。如今却把过去和买的数额全部转嫁给百姓，让它与夏税一并缴纳，百姓自身的家力钱之外，其他的浮财营运、生计的用具全都被折算在内。而且像这样的事，上上下下都明知这是不义之事，只是苦于没有别的办法而不敢废除罢了！陛下若断然下令号召天下，说：‘从今以后一并罢除作为上供而征收的和买绸绢，只是军衣一项还不能裁减，其他宫禁、官吏时节的支赐，凭法令应当给予的部分，一切都停止发放。’和买既已罢除，向百姓征收的名义就端正了，仁义之声就会传遍天下了。"

又说："什么叫折帛的祸害呢？支移、折变，从前这类事情本来就很多，然而如今没有比折帛更严重的。折帛的起始，是因为战争兴起，绢价大涨到十几千，而朝廷又正好经费匮乏，于是主管财计的官员开始创立折帛法，其说法是‘宽民而利公’。后来绢价已经恢复平稳，而百姓所缴纳的折帛钱却是本色的三倍，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而且本来是因为夏税不足，用和买来补足它，如今却让二者都折算成钱，从事理上说这叫什么名分、取的又是什么道义呢？此事没有名分，此取没有道义，平日治理自己的国家尚且不可这样做，更何况想要在天下有大作为呢！虽然如此，折帛所得的钱数目很多，依靠这些钱来应付各种支用的地方也很广泛，陛下必须仔细核查其中的各项名目，然后才能加以纠正。如果经、总制钱不减少，和买、折帛不废除，只顾眼前近处的小利而放眼八荒之外的大事，这就像方叔、召虎不能担任将领，张良、陈平不能担任谋士一样了。"

宁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吴琚上奏："本府城中……"（原文至此中断）

译元县、江宁两县，昨日因为战乱，于是把营运和买的绵绢数目，摊派到外面三个县，在句容县原额之外，又增加了绢二千零一十九匹、绵二万零一百六十两。后来曾经向朝廷请求减免，可是当时的宰相在句容没有田产（指秦桧），偏偏不给减免。现在打算把后来增加的绵全部减免，永远除去下面这个县偏重的负担，本府自行承担减免的数目。”朝廷都予以批准。

译嘉定十一年夏五月，有臣僚上奏说：“鄱阳作为一个县，在丈量田地划定经界之初，税钱定额共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贯多，每一百文税钱，摊派和买绢六尺四寸八分多，官吏借此营私舞弊，逐年增加积累，到嘉定九年，就达到七尺五寸六分。而且见到有零头就收成整数，称之为‘合零就整’，去年又骤然增加三寸。就以最小的崇德一乡来说，嘉定九年，分摊税额共管五百贯文多，摊派和买绢九百三十多匹，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贯多，却增加到九百五十五匹，由此可知其他乡的情况。请求明令主管官员，坚决革除禁绝此弊。”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市舶互市　宋朝初年，沿袭周朝的制度，与江南地区通商互市。乾德二年，不准商人旅客渡江，在建阳、汉阳、蕲口设置三个榷署，沟通双方的交易。开宝三年，把建安榷署迁到扬州。等到平定江南后，榷署仍旧保留设置，专门掌管茶叶货物。

互市这种制度，从汉朝初年就与南粤互通关市，后来匈奴与汉朝和亲，也与汉朝通商。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互通交易。北魏定都中原后，也在南部边境设立互市。隋、唐之际，经常与周边民族交往，沟通贸易。开元年间制定法令，记载了相关条目。后唐又与北方戎狄恢复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等国，也用当地土产与中国交易。

以上是宋朝《三朝国史 食货志》大略记述历代互市的概况，现记录于此。

开宝四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由知州兼任市舶使，通判兼任判官。

止斋陈氏说：“这时，市舶虽然刚开始设置官署，却并不以此谋取利益。淳化二年，才开始设立抽解二成的制度，但获利很微薄。元丰年间才开始委派转运使官员察觉查禁走私，不久又设置官员瞭望船舶，泉州、杭州、密州都设置了市舶司。崇宁年间设置提举官，九年之中，收入达到一千万了。政和四年，施述上奏说：‘市舶的设置，元符以前虽然已有，但所收的货物十二年才达到五百万。崇宁年间经营筹划周密完备，九年之内收入达到一千万。’此后设置或废止时常不定，现在只有泉州、广州的提举官照旧存在。”

北蕃在太祖时期，虽然听任沿边地区进行市易，但还没有设立官署。太平兴国二年，才下令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各设置榷务，命令常参官与内侍一同掌管，运送香药、犀角象牙以及茶叶与对方交易。后来发生范阳之战，于是停止不再通商。

端拱元年，又下诏允许互市。二年，又加以禁止。

淳化二年，设置榷务恢复旧制，不久又废止。

景德初年，与北方戎狄恢复友好，于是又在雄州、霸州、安肃军设置三个榷场。

凡是官府出售物品照旧例，另外增加绵、漆器、粳米糯米，收入的有钱、银、布、羊、马、骆驼，每年获利四十多万。东夷、西戎、南蛮溪洞各族，都允许与边境百姓互市交易。

景德四年，夏州归顺朝廷，在保安军设置榷场，用缯帛、罗绮换取对方的羊、马、牛、骆驼、玉、毡毯、甘草，用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物品换取蜜蜡、麝香脐、毛褐、羚羊角、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不属于官方交易的允许与百姓自行交易。

仁宗时期，下诏在杭州、明州、广州三州设置市舶司，海船到达的，按所载货物抽取十分之一作为税收，再购买其中的十分之三。海船每年运入象牙犀角、珠玉、香药之类，皇〇年间，总计其数量达五十三万多。陕西设有两处榷场，天圣年间，并、代两路也请求设置榷场进行和市，朝廷答应了。等到元昊反叛，就下诏陕西、河东断绝与其互市，废除保安军榷场。后来又禁止陕西沿边统兵官员与羌族部落交易。过了很久，元昊请求称臣，

译多次派使者请求恢复互市。庆历六年，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重新在保安、镇戎两军设置榷场，每年出售马二千匹、羊一万只。接着有人说驱赶来的羊马到达后，没有放牧的地方，于是把保安军榷场迁到顺宁寨。不久番商竟然没有前来的，朝廷也没有追究。

英宗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上奏说西夏人请求恢复互市。当初，西夏人攻打庆州大顺城，朝廷下诏停止每年的岁赐，禁止边境百姓私自贸易。到这时，西夏上表谢罪，朝廷又允许恢复互市。

神宗熙宁八年，市易司请求借用皇家奉宸库的象牙、犀角、珍珠价值二十万缗，在榷场进行贸易，到明年年底偿还其价值，朝廷答应了。

九年，下诏制定与化外之人私自贸易的治罪条例，这是河北转运司请求的。

河北四个榷场，从治平四年起，其货物专门由三司下属的催辖司掌管，而度支司赏给案的判官设置簿册进行督察。到这时，因为私自贩卖的人很多，所以有这道命令。

哲宗元〇元年，杭州、明州、广州三州的市舶司，这一年收得钱、粮、银、香、药等共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出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五年，刑部上奏说商人从海道前往外邦，请求命令他们把货物的名称数量以及所要到达的地方，报告给所在州县并召人担保，不得夹带兵器或者违禁及可以制造兵器的物品，由官府发给凭证。如果擅自乘船由海路进入界河，以及停留在高丽、新罗、登州境内的，按徒刑治罪，停留在北方辽国境内的加重处罚。

宣和七年，把度僧的度牒交给市舶司作为折博的本钱，广南、福建、两浙分别为五百至三百不等。

高宗绍兴二年，邕州守臣上奏说大理国请求入贡。皇上告谕大臣，说可以允许买马，进贡之事可以不必答应。

有臣僚上奏说：“邕州、钦州、廉州三州与交趾之间海道相连，一些无赖之徒掠卖人口贩卖到交趾国，交易金银香料时以小平钱为约定。”皇上下诏命监司、守臣巡查缉捕觉察此事。

四年，下诏在川陕即永康军、威州、茂州设置博易场，把广西买马司迁到邕州管辖，每年拿出金帛，加倍偿付其价值。但是言语不通，全凭翻译从中做手脚，官吏也因此营私舞弊，如果不是廉洁贤明的守臣，则弊病会更加严重。凡是蛮人将要在春季二月贩马时，必定先派几十名骑兵到边寨，称之为“小队”，如果先失去他们的信任，那么马就不会到来了。进言者认为应当厚给他们缯帛彩绸，以恩德礼遇相待。

十二年，在盱眙军建立榷场，设置官员监督，规定平价搭息不得超过三分，兑换卖入官府的另外搭息；与北方金国官员交易，凡是可用于制造兵器的物品以及犬马等一律禁止。淮西、京西、陕西的榷场也依此办理。于是，沿淮河上下，东起扬州、楚州，西到光州、寿州，禁止私自渡河，凡是南方客商贩来的草末茶，只许在本榷场折价交易，不得让南北客商互相接触，金国使者所经过的地方设有博易场的，允许接送伴使予以照应。

十九年，罢除国信所的博易。

二十四年，下诏在四川茶马司重新设置黎州在城，以及雅州碉门、灵门两寨的博易场（详见《茶考》）。

二十九年，下诏除保留盱眙军榷场外，其余全部罢除。

建炎元年六月，下诏说：“市舶多用无用的东西白白耗费国家钱财，用来取悦有权有势的近臣。从今以后有用毛毯戒指、玛瑙、猫眼石之类换取来的货物，以及有亏待外国商人的，都要重重治罪，现在命提举官加以稽查。只有赏赐给臣僚的象牙笏板、犀角带，从市舶司取材，每次都命令挑选堪用的发运。”凡是海

译船前来的，最大的称为独樯舶，能装载一千婆兰，胡人把三百斤称作一婆兰。其次叫牛头舶，比独樯舶载量少三分之一。再次是三木舶，再次是料河舶，依次递减三分之一。

绍兴十七年十一月，下诏三路市舶司，蕃商贩来的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一律只抽取十分之一，其余数量依照旧法办理。此前，十四年抽取十分之四，是因为蕃商诉说负担太重的缘故。

皇上因此问御史台检法官张阐：“市舶每年收入多少？”张阐上奏说：“抽解和和买加起来，每年估计约得二百万缗。”皇上说：“这些即是三路市舶司的收入，都在正常赋税之外，不知道户部是如何入账收存的，又是如何支用的。”命令辅臣查明确切数字上报。

隆兴二年，有臣僚上奏说：“熙宁初年，创立市舶司来沟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固定的数额，而且征收得不苛刻，缴纳税款给予宽裕的期限，让商人可以等待好价钱，怀柔远人的用意确实寓于其中。近来抽解的名目已经很多，加上又催逼商人缴纳，使货物滞销而价格降低，所得利润没有多少，恐怕商旅因此不再前来，请求命令市舶司加以约束。”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不久市舶司详细陈述其中的利害，说：“抽解旧法是十五分之一，后来改为十分之一。又后来，挑选其中的好货，如犀角、象牙十分抽取二分，又博买四分；珍珠十分抽取一分，又博买六分。船户害怕抽买的数量太多，贩来的就只是粗劣杂物了。查得象牙、珍珠犀角比其他货物价值更重，请求在十分抽一之外，不再博买。而且三路的市舶船，各有专门主管的官署，旧法是召人担保发给凭证后出发，返航时各自在起航之处抽解，近来因为两浙市舶司申请随便在停船之处出售，于是破坏了原有的法规，请求命令三路照旧法执行。而且商人由海道进行贩运，途中或有遇到盗贼、风浪、逃亡等情况，返航的日期难以按期限规定，请求命令由有资产的人家出面担保，从领取凭证之日算起，如果在五个月内返航，就给予优惠的抽税；如果超过一年，就不在优惠税收的范围之内；超过一年以上的，允许由本司加以追究，予以责罚处置；如果有走私漏税的，原来担保的有资产人家一同治罪。”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现任官员如果把钱财寄托给船队首领和商旅代为去外邦购买物品的要受处罚，船只到达后，抽解和和买归入官府之外，如果违法压价强买，允许蕃商越级申诉，按赃物数额定罪。

国家三路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固然不少，但是金银铜铁等，随海船飞速运出，所损失的很多，铜钱的外流尤其严重，百姓的日用因此日渐匮乏。法律禁令虽然严格，但奸巧之人手段愈加隐秘，商人贪图利益而趁夜间偷运，狡猾的官吏收受贿赂而放纵不问，这种弊病最终难以禁绝。

六年，下诏各市舶司的船队首领能够招徕船只，抽解货物累计价值达到五万贯以上的授予官职，等级不等，监督的官员也给予奖赏。此后监督的官员等只把海商进入外邦经商，便当作招徕来计算数目，该受赏的人很多，而缴到的都是些劣等香料充数虚报估价，于是下诏命市舶司斟酌处理，不允许有侥幸取巧的情况。

●卷二十一 市籴考二

○常平义仓租税

齐国管仲辅佐齐桓公，掌握调节物价轻重的权柄，说：“年成有丰收有歉收，所以物价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物品有轻有重（君上若急于求购粮米，那么百姓就看重米；若不急于求购，那么百姓就看轻米。所缓求的东西就便宜，所急求的东西就昂贵）。国君如果不加治理，那么囤积货物的商人就会活跃于市场之中（是说商人囤积很多货物），趁着百姓物资不足，牟取百倍于本钱的暴利。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必定有拥有万金的富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必定有拥有千金的富商，这是因为利益被他们兼并了。国家多次失去这些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