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 乐考十三

译性情来使自己的志向平和，比照类推来成就自己的德行，然后用声音表达出来，用琴瑟来文饰，于是堂上的音乐就产生了。用干戈舞动，用羽毛装饰，用箫管跟随，于是堂下的音乐就产生了。琴瑟奏于堂上，象征庙堂朝廷的治理；箫管奏于堂下，象征万物的治理。那么德行由此显明，足以奋发至德的光辉；气息由此调和，足以感动四时之气的和谐，这对于彰显万物的道理有什么难的呢？至于荀卿所说的君子用钟鼓来引导志向、用琴瑟来使内心快乐、用干戈舞动、用磬管跟随；《周颂》所说的钟鼓喤喤、磬管将将，这又是把堂上堂下的音乐混合起来一并论述，不是分开来加以次序的缘故。荀卿把堂上的鼗、柷、敔说成好似万物，这是把堂上的拊也混同进去了，是错误的。"

《乐书》房中乐的论述说："燕礼：如果与四方的宾客宴饮，就有房中之乐。《周礼》说：笙师"教授缦乐、燕乐的钟磬"。《汉书》说："汉代有《房中祠乐》，是高祖的唐山夫人所作。"《梁书》说，周代具备六代的音乐，到了秦代，只剩下《韶》乐、《房中》乐而已。由此推断，房中之乐，从周代到秦汉，大概从未废止过。它们不同的地方只是秦代改称《寿人》，汉代改称《安世》，魏代改称《正世》，到晋代又恢复叫《房中》。汉惠帝让夏侯宽把它配合上管弦。晋武帝另外在黄帐外安置女乐三十人演奏，隋高祖曾经对群臣说："自古以来天子就有女乐。"晖远回答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说的就是房中之乐。"隋高祖非常高兴。既然如此，那么房中之乐，并非没有钟磬。毛苌、侯芭、孙毓都说有钟磬就是这个道理。郑康成、王肃认为房中之乐，是用弦乐伴唱《周南》、《召南》而不用钟磬来打节拍，是王后夫人们用来讽诵劝谏以侍奉君子的。陈统说："妇人崇尚柔顺，以安静为本，不适宜用钟。"到隋代牛弘修订音乐，采纳萧统的说法而认同它，取用隋文帝地厚天高的曲子，命嫔妃登堂歌唱祝寿而已，这是没有深入考察《关雎》、《磬师》的过失所致。贾公彦也认为房中之乐，用于祭祀时就有钟磬，用于宴饮时就没有钟磬，这也是文饰先儒的过失，又跟着替他们找说辞。唐代的《礼书》，房中之乐不用钟〇，用十二面大磬来代替，这是不懂得少了一种音就不足以成为完整音乐的道理。"

《周礼》春官大司乐掌管"凡是乐事，大祭祀时，事先悬挂好乐器，于是敲击查验声音（叩击聆听它的声音，一一陈列检查，以了解是否完好）。"小胥"厘正乐悬的位置，天子用宫悬，诸侯用轩悬，卿大夫用判悬，士用特悬，辨别它们的声音（乐悬，是指悬挂在┺ね上的钟磬一类乐器。郑众说："宫悬，是四面悬挂；轩悬，是去掉其中一面；判悬，又去掉一面；特悬，又去掉一面。四面，象征宫室四面有墙，所以叫作宫悬。轩悬三面，它的形状是曲折的，所以《春秋传》说：

译请求悬挂三面钟磬如诸侯之礼来朝见诸侯，是对他以礼相待。这是说轩悬去掉南面而避开天子的位置。判悬，是左右两面合起来悬挂，空出北面。特悬则悬在东方，或者只悬在两阶之间罢了。凡是悬挂钟磬，半数称为堵，全数称为肆（钟磬这类乐器，编悬十六枚为一组，悬在一虡上的称为堵。钟为一堵，磬为一堵，合起来称为肆。所谓半，是指诸侯的卿大夫，是天子卿大夫悬挂数目的一半，西边悬钟，东边悬磬。士也是天子士的一半，只悬磬而已。郑众说，是根据《春秋传》所说的"歌钟二肆"）。

译△判县之图（见书1942页有表）（缺）

△特县（见书1942页有表）（缺）

△宫县之图（见书1943页有表）（缺）

△轩县之图（见书1944页有表）（缺）

陈氏《乐书》说：“乐悬（钟磬悬挂陈列）的制度，从夏、商以上，没有听说过。从夏、商以下，其大略才始见于《尚书大传》，其详细记载完备于《周礼·春官》。用《尚书大传》来推断，自古天子将要外出，撞黄钟，右边五个钟都会应和。黄钟属阳，阳主动，君主外出就用动来告知静而使静者都调和，所以马鸣叫合乎音律，行走的姿态有仪容，驾车的有文采，驭马的有法度，周旋合乎圆规，转折合乎方矩，站立时如磬折之状，拱手时如抱鼓之状，然后奏乐登车，宣告出行。入宫时撞蕤宾，左边五个钟都会应和，蕤宾属阴，阴主静，君主入内就用静来告知动而使动者都调和，所以狗吠猪鸣，以及裸虫、介虫，没有不伸长脖子聆听的。在内的都是玉色，在外的都是金声，然后少师奏乐，登堂就席，宣告人们（可以入内）。那么十二钟悬挂的制度，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用《周礼·春官》来推断，大司乐说：‘凡是乐事，重大祭祀，前一夜设置钟磬悬架，于是用声音来展示它。’小胥的职责，‘正定悬乐的位置，王用宫悬，诸侯用轩悬，卿大夫用判悬，士用特悬。辨别其声音。凡是悬挂钟磬，半数为堵，全数为肆。’大概悬挂十二个钟为一堵，就像一堵墙一样。两堵为一肆。《春秋》襄公十年记载，郑国人贿赂晋侯‘歌钟二肆’就是这个。宫悬四面，象征宫室，因为王以四方为家。轩悬缺其南面，是为了避开王面南而坐。判悬呈东西方向排列的样子，象征卿大夫在王的左右。特悬则只有一肆而已，象征士的特立独行。《郊特牲》讥讽诸侯用宫悬，汉武帝高张四悬，晋元帝备四厢金石，难道是王的宫悬吗？《春秋》讥讽卫国仲叔于奚请求曲悬。后汉光武帝赐给东海恭王钟磬之乐，难道是诸侯的轩悬吗？《礼记》说：‘大夫无缘无故不撤去悬乐。’楚王宴请（某人）竟为此建造地室来悬挂乐器。田氏在前庭罗列钟鼓，立起曲柄的旃旗，难道是大夫的判悬吗？《乡射礼》中笙在悬乐之中，面朝西，那么只是东面悬磬而已。《乡饮酒礼》中磬阶缩短，笙进入磬的南面，那么只是缩短的悬乐而已。难道是士的特悬吗？《通礼义纂》说：‘轩悬三面，歌钟三肆；判悬两面，歌钟二肆；特悬一面，只有磬而已。’这个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乡射礼》中有卿大夫询问众人之事，《乡饮酒礼》乃是卿大夫的礼节，都用特悬，也是因为询问众庶、举荐贤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都遵从士的制度。燕礼是诸侯的礼节，但乐工只有四人，遵从大夫的制度，用意也与此类似。用《仪礼》来考察，《大射》说：‘乐人前一夜在阼阶东设置悬乐，笙磬面朝西，其南是笙钟，其南是某某，都向南排列。建鼓在阼阶西南，鼓面朝南，应鼙在东南，鼓面朝南，西阶的西面，颂磬朝东南，其南是钟，其南是某某，都向南排列。一个建鼓在其南面朝东，鼓面朝东，朔鼙在其北面，一个建鼓在西阶的东面，面朝南。某某在建鼓之间，鼗鼓靠在颂磬的西面。’由此看来，宫悬四面，轩悬三面，都有钟、磬、某某。判悬有钟磬而没有某某，特悬有磬而没有钟，用王制来论就是这样，用诸侯的制度来论，又是王制的一半了。王制中卿大夫用判悬，东西各一肆，那么诸

译侯的卿大夫东西各一堵。王的士用特悬，南面一肆，那么诸侯的士一堵可以知道了。郑康成说：‘钟磬十六个在一起为一堵。’杜预说：‘悬钟十六个为一肆，后世四清之声由此兴起。’这也是牵强附会汉代得到石磬十六枚，迁就而记载下来的说法。服虔‘一悬十九钟’的说法，不是太荒诞了吗！”

又说：“大射的仪式，乐人前一夜在阼阶东设置悬乐，笙磬面朝西，其南是笙钟，其南是某某，都向南排列。建鼓在阼阶西南，鼓面朝南，应鼙在其东南，鼓面朝南，西阶的西面，颂磬面朝东，其南是钟，其南是某某，都向南排列。一个建鼓在其南面朝东，鼓面朝东，朔鼙在其北面，一个建鼓在西阶的东面，面朝南，某某在建鼓之间，鼗鼓靠在颂磬西面。大概堂上的台阶，从台阶而言左边是阼阶，从台阶而言右边是西阶，笙磬在阼阶的东面而面朝西，颂磬在西阶的西面而面朝东，从笙磬往南，钟某某是用来应和笙的。从颂磬往南，钟某某是用来应和歌的。台阶虽然分东西，但其钟某某向南排列是一致的。从阼阶堂下来说，一个建鼓在其西面而面朝南，鼙鼓在其东面也面朝南。从西阶堂下来说，一个建鼓在其台阶之南而面朝东，朔鼙在其北面也面朝东。一个建鼓在其台阶之东，面朝南，某某在建鼓之间，鼗鼓靠在颂磬的西面，大概诸侯的乐制，具备三面而成为轩悬。用大射仪式中东西都有钟磬悬乐来推断，那么天子的宫悬，堂上的台阶，笙磬、颂磬各十二悬。堂下阼阶而南，特钟、特某某也各十二悬。西阶而南，编钟、编某某也各十二悬，这是象征天数（《魏志》说：“魏武帝到汉中，得到杜夔讲述旧法，才恢复轩悬磬。”如今使用的，就是从杜夔那里传承下来的）。”

又说：“阴精之纯没有比得上金的，阳精之纯没有比得上玉的，天用阴阳确立道，乾用西北确定方位。西，是阴位，在物为金。北，是阳位，在物为玉。孔子在《易》中寄托象征，扬雄在《太玄》中寄托象征，无不有这种说法。如今说到没有比天更尊贵的，没有比地更亲近的，先王之所以奉事而祭祀它们，是因为认为举天下的物品，没有能够配得上其德行的，只有金与玉而已。所以用金瓒金爵来行礼，用圭邸璧琮来祭祀，那么用金钟、玉磬来奏乐，本来就是应当的。从前大禹统治天下，简省饮食却对鬼神极尽孝道，简朴衣服却对祭服极尽华美，难道会有金钟、玉磬不用在天地，只用在庙堂朝廷的道理？宋朝制定法令，天子亲自祭祀南郊以及大飨登歌时，使用金钟、玉磬，可以说是领会了古人极尽华美之意了。近年以来，太乐丞叶防仿效唐朝一时苟且简略的制度，想把郊祀天地所用的金钟、玉磬移用到庙堂朝廷，而对于天地则特意用朴素的石磬而已，这是厚待自己的享用而薄待天地，难道是先王的礼意吗？叶防所依据的虽然出自唐朝，若求证于经典，也不过是《尚书》中有‘敲击鸣球，感格祖先’的文字，然而他不知道《尚书》举出‘祖考’是用来代表天地，而‘鸣球’并非只用于庙堂朝廷。加以纠正，实在有赖圣明之时，希望神宗皇帝奉事天地的诚意，能垂范万古而无穷（《通礼义纂》说：“天地崇尚质朴用石磬，宗庙及殿庭崇尚文采用玉磬，一定要用玉磬的原因是声音清正，阴阳的祭祀，主要在于金石之音。”）。”

《汉旧仪》记载“高庙撞击千石重的钟十枚”，就是《上林赋》所说的“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ね”。钟应当是十二个，而这里说十枚，不知道是什么用意。议论的人都说汉代不懂得使用宫悬。按汉章帝、和帝时代，实际上使用旋宫之法。

译汉代众儒者，详细讲述了其中的道理。牛弘、祖孝孙所依据的准则，可知汉代的音乐制度是最为完备的。汉乐歌中说“高张四悬”，指的就是宫悬，到后汉就没有了。汉朝丞相田氏在前堂罗列钟磬，设置曲柄旃旗。光武帝又赐给东海恭王钟磬之乐，可见汉代人臣尚且拥有金石之乐。晋朝丧乱以来，江东金石之乐不完备。本史记载，到孝武帝太元年间，打败苻坚，获得乐工杨蜀等人，才校正四厢之乐，金石之乐才开始完备。各家撰写晋史的，都说太元四年四厢金石大备，其实乐府中只有黄钟、姑洗、蕤宾、太蔟四格而已，十二律并不完备，那么所谓四厢备乐的文字，其道理何在呢？

魏朝散骑常侍王肃议论说：“为王者各自用自己的礼制来侍奉天地，如今议论的人依据《周官》的片面文字来作为治国的大体，恐怕会显得局限而不宏大。汉武帝东巡狩猎、封禅回来，在甘泉祭祀太一，在汾阴祭祀后土，都尽用其乐。所谓尽用，是说尽用宫悬之乐。天地的性质崇尚质朴，是说其器物不加文饰，不是说各种物品应当减省。按礼制，天子用宫悬，跳八佾之舞。如今祭祀圜丘方泽，应当依照天子的制度，设置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奏请获准。王肃又议论说：“议论的人认为周朝祭天只跳《云门》之舞，祭地只跳《咸池》之舞，宗庙只跳《大武》之舞，似乎失去了本义。周礼中宾客之礼都演奏完备之乐。《左传》记载：‘王子颓宴请五位大夫，乐舞遍及所有舞乐。’这是六代之乐。既然如此，一次聚会之日，就要全部演奏六代之乐。天地宗庙，是大事，宾客宴会，与之相比是小事。《王制》说：‘各种美味不能超过牲牢正祭，宴饮之服不能超过祭服。’难道可以让宴乐超过天地宗庙之乐吗？《周官》说：‘用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广泛会合乐舞，来招致鬼神，来使邦国和睦，来使万民和谐，来使宾客安适，来使远方之人愉悦。’六律、六吕、五声、八音，都是同时演奏的。至于六舞却单独割裂分开使用，这不是用来满足人心的做法。《周官》又说：‘〇师掌管教授〇乐，祭祀时就率领他的属下跳舞。大飨时也是如此。’〇，是东夷之乐。又说：‘〇〇娄掌管四夷之乐及其声歌。祭祀时就吹奏并歌唱，燕飨时也是如此。’四夷之乐，尚且能用于宗庙；先代的礼典，唯独不能用吗？说大飨及燕飨都‘如之’，是表明古今夷夏之乐，都以宗庙为主，然后才推广到其他场合。演奏先王之乐的人，贵在能够兼容并蓄地使用它。采纳四夷之乐的人，是美化德泽广被所及。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都应该兼用先代之乐及《武始》、《大均》之舞。”尚书卢毓奏报，协律中郎将左延年议论说：“按周礼用《云门》祭天，用《咸池》祭地，又让宗庙使用宫悬，那么祭祀天地应当用宫悬。”博士赵怡认为古代没有四悬，四悬是从周代才开始的，没有制作古乐而使用近代悬乐的先例。按如今天地之乐悬叫做上下管，与虞舜时笙镛相同，不说二悬，应当依照旧例，只设置上下管而已。侍中缪袭议论说：“周朝保存六代之乐，所以各有各的用途。如今乐制已经亡佚，只承袭汉代的《韶》、《武》，魏朝承接虞舜，又周朝是二王之统，所以《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用来配备四代之乐。演奏黄钟，跳《文始》之舞，用来祭祀天地；演奏太蔟，跳《大武》之舞，用来祭祀五郊；明堂中，演奏姑洗，跳《武德》之舞；巡狩时用来祭祀四望山川；演奏蕤宾，跳《武始》、《大

译钧》之舞，用来祭祀宗庙。到了二至，祭祀丘泽，祭祀时可以兼跳四代之舞。汉代又有《云翘》、《育命》之舞，不知道出处，旧时用来祭天，如今可以兼用《云翘》祭祀圜丘，兼用《育命》祭祀方泽，祭祀天地应当用宫悬，如左延年所议。”司空卫臻议论说：“圜丘应当用《大韶》，乐应当用宫悬。宗庙之乐，应当用《武始》、《咸熙》。”

宋文帝元嘉年间，钟宗之重新调校金石乐器：到了十四年，奚纵又加以更改。晋朝及宋、齐两代悬挂钟磬，大体上相似，都是十六架。

陈氏《乐书》说：“从两汉以下，晋朝及宋、齐两代，钟磬的悬架都不超过十六ね，黄钟之宫，位于北方面朝北，编钟从西边起，其东是编钟，其东是衡，其东是〇。太蔟之宫，位于东方面朝西，从北边起。蕤宾之宫，位于南方面朝北，从东边起。姑洗之宫，位于西方面朝东，从南边起。所排列的次序都与黄钟之宫相同。在四个角落设置建鼓，悬架内四面各有〇、〇。梁武帝说，如今太乐署有黄钟、姑洗、蕤宾、太蔟四格，号称四厢，各设置五个钟，另外用五个钟来应和它，然而《大传》说天子出行，撞黄钟，右边五个钟都应和，这是从建丑月到建巳月；入宫撞蕤宾，左边五个钟都应和，这是从建未月到建亥月。合并这二个五，就是十，加上黄钟、蕤宾，那么十二律的数目就齐备了。晋朝太元年间，杨蜀校正四厢，宋朝元嘉年间，钟宗之调校金石，不明白这个道理，竟然只用四律，每律各铸五个钟，演奏音乐之日，各自参照使用，放在左边就缺右边，放在右边就缺左边，与本意相差太远了。”

梁朝的制度：凡是十二律吕，每月各配一钟。天子宫悬，黄钟、蕤宾放在南北，其余的则放在东西。黄钟一厢应当用钟、磬各二十四个，来应和二十四节气。当时，因此去掉衡钟，设置十二个〇钟，各自依照方位而应和音律，每一个〇钟，设置编钟、编磬各一ね，合计三十六架，把鼓立在四角，元旦朝会时全部使用。当初，宋、齐两代用太蔟代替夹钟，放在东厢面朝西，用姑洗代替南吕，放在西厢面朝东，这不也是失误吗！

梁武帝下制书说：“先儒都认为宗庙应当设置宫悬。按《周官》，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跳《云门》之舞，用来祭祀天神；演奏太蔟，歌唱应钟，跳《咸池》之舞，用来祭祀地〇；演奏夷则，歌唱小吕，跳《大〇》之舞，用来祭享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跳《大武》之舞，用来祭享先祖。《虞书》说：‘敲击鸣球，弹奏琴瑟来咏唱，祖先降临，堂下奏管乐、鼗鼓，合乐止乐用〇〇，笙与镛交替演奏。’周礼是分开音乐来分别祭祀，《虞书》却只用四悬来演奏。从古代来求证，没有宫悬的记载，按之所以不用宫悬，是因为侍奉活人的礼节繁缛，侍奉神灵的礼节简约。《礼器》说，天子的殿堂高九尺，但至敬之礼不筑高坛；天子穿龙衮之服，但至敬之礼不加文饰。看天下的物品没有能够配得上其德行的，就以少为贵。《郊特牲》说，宗庙的器物，可以使用，但不能求其锋利便利，是用来与神灵交接的，不可以等同于平常安乐所用的意义。王肃当初没有分辨清楚这几层意思，直接说要用天子的制度，如果郊祀与庙祭已经等同，那么这两种祭祀的礼仪文饰，又怎么会相同呢？如今应当祭祀天地宗庙，各按所需便即设置，那就无所谓宫悬，无所谓轩悬，无所谓判悬，无所谓特悬，只是用来表达敬意从而适应实际使用而已。”

后魏下诏让公孙崇、刘芳重新制造金石乐器，又下诏让

译祖莹整理它。太乐令张乾龟对祖莹说：“刘芳所造的六格，郊丘宗庙使用它。北厢黄钟的调式，实际上是夷则的调式，其余三厢，宫商不协调，共用一支笛子。又有姑洗、太蔟两格用在后宫，检验其声韵，又是夷则。”钟磬的悬架，各有十四个，祖莹又重新改为十六个。此后元孚又询问张乾龟等人先前设置的宫悬四厢有十六ね，又有仪钟十四ね，悬挂在架首，起初不加敲击，元孚才开始依照音律求取声音，依照十二月设置悬乐，符合旋相为宫的道理，又得到律吕相生的体制，也可以说是用了心思了。然而乐悬十二个应和十二个中气，是古代的制度，四厢十六ね，是用了四清声的过度做法。仪钟十四ね，是用了正声、倍声共七音的过度做法。

后周长孙绍远认为乐悬应当以八为数。当时，裴正上书认为大舜想要听闻七始，周武王于是创制七音，特别用林钟音作黄钟音来作为正调之首。皇帝下诏让他与长孙绍远详细商议，最终确定用八这个数目。此后周武帝读史书，看到武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想要废除八悬改为七悬，并且除去黄钟正宫，用林钟作为调式之首。长孙绍远又上奏说：“天子悬乐用八，源自先民，详考各种经义，又没有废除八悬的典章依据，况且黄钟象征君主，是天子的正位，如今想要废除它，看不出这样做的道理！”此后周武帝最终废除了七音之说。长孙绍远染病，担心有关部门贸然损毁乐器，就与乐部齐植谈论此事。总之，废除八悬改用七悬，是错的；废除七悬用八悬，也是错的。依照圣人经典来分析，只有悬乐用十二才符合古代制度。

隋朝初年，宫悬四面（每面各二ね，通共十二〇为二十ね），各设一名乐工，建鼓四名乐工，歌、琴、瑟、箫、筑、筝、ㄐ筝、卧箜篌、小琵琶，每面各十人，位于编磬之下。笙、竽、长笛、横笛、箫、〇篥、篪、埙，每面各八人，位于编钟之下。舞蹈各为八佾。宫悬的ね架，用金饰的五座博山，装饰以流苏和竖立的羽毛，其乐器应当上漆的，凡是祭祀天地之神的都用朱色。宗庙殿庭增加五色漆，绘画天神图案。悬架内加雷鼓，祭地时加灵鼓，宗庙加路鼓，殿庭不加鼓。悬架乐工都戴平巾帻，穿红色连裳。后来牛弘等人重新修订这一制度，沿袭后周旧例，用七正七倍，合计为十四个。长孙绍远援引《国语》、《书传》中七律七始的说法，也是依据一家之言。梁武帝加上浊倍三七合计而成一ね。后魏公孙崇设置正倍参差的钟磬悬乐，牛弘等人都认为这不对，而是依据《周官》“悬挂钟磬、堵、肆编悬为十六”的文字，并援引《乐纬》“宫代表君，商代表臣，君臣都尊贵，各设一个副音，所以增加到十四而架为十六”的说法，又参照使用《仪礼》及《大传》作为宫架陈列布置的方法。北方面朝南，应钟从西边起，磬依次排列，黄钟依次排列，钟依次排列，大吕依次排列，都向东陈列。一个建鼓在其东面，鼓面朝东。东方面朝西，太蔟从北边起，磬依次排列，夹钟依次排列，钟依次排列，姑洗依次排列，都向南陈列。一个建鼓在其南面，鼓面朝东。南方面朝北，中吕从东边起，钟依次排列，蕤宾依次排列，磬依次排列，林钟依次排列，都向西陈列。一个建鼓在其西面，鼓面朝西。西方面朝东，夷则从南边起，钟依次排列，南吕依次排列，磬依次排列，无射依次排列，都向北陈列。一个建鼓在其北面，鼓面朝西。如果是大射之礼，就撤去北面，而加设钲鼓。祭天，用雷鼓；祭

译地，用灵鼓；宗庙，用路鼓：各自配有鼗鼓。《仪礼》中，宫架四面设置〇钟十二ね，各依方位。甲、丙、庚、壬的位置设钟，乙、丁、辛、癸的位置陈列磬，共二十ね。宗庙、殿庭、郊丘及社祭都使用这种制度。在四个角落立建鼓，用来象征二十四节气。依照月份来定调式，四庙同时演奏，取《毛诗传》中四架都相同的意思。每一ね钟、建鼓另配一名乐工，钟、磬ね另配一名乐工，歌工二名，执节乐工一名，每一磬、ね、琴、瑟、筝、筑另配一名乐工，每一钟ね、竽、笙、箫、笛、埙、篪另配一名乐工。悬架内，某乐器在东，某乐器在西，各另配一名乐工。高祖时，宫架乐器仅有一部，用于殿庭，平定陈朝后又获得两部，宗庙、郊丘分别使用，到这时都收藏于乐府，又重新制造三部。五部共二十格，乐工一百四十三人。宗庙用二十格，乐工一百五十人；享宴用二十格，乐工一百零七人；舞工各设二等，共一百三十一人。只是废除了ㄐ筝、卧箜篌、小琵琶、横笛、〇篥这五种乐器。然而筝、筑还保留着，也不算完全符合《周官》的制度。

唐朝乐悬的制度：宫悬四面，天子使用。如果是祭祀，就在祭祀前两天，太乐令在坛的南面、内〇之外设置悬架，面朝北。东方、西方，磬ね从北边起，钟ね依次排列；南方、北方，磬ね从西边起，钟ね依次排列。〇钟十二个，依照十二辰的方位排列。在北悬之内、通道左右竖立雷鼓，在四角立建鼓。在悬架之内放置〇、〇，〇在左，〇在右。在坛上设置歌钟、歌磬，面朝北。磬ね在西边，钟ね在东边。琴瑟、筝、筑各一件，位于磬ね的旁边，匏竹类乐器在下面。凡是天神之类的祭祀，都用雷鼓，地〇之类的祭祀，都用灵鼓；人鬼之类的祭祀，都用路鼓。如果设在庭中，就在南面，而登歌的乐工在堂上。如果是朝会，就加设钟磬十二ね，在建鼓之外设置鼓吹十二案。每案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钅享一，歌、箫、笳各二。登歌，钟、磬各一ね，节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筝、筑各一，在堂上；笙、和、箫、篪、埙各一，在堂下。如果是皇后祭祀先蚕，就设置十二个大磬，用来代替十二辰之位，而没有路鼓。轩悬三面，皇太子使用。如果是祭奠文宣王、武成王，也使用轩悬。它的制度，是去掉宫悬的南面。判悬两面，是唐朝的旧礼，祭祀风伯、雨师、五岳、四渎时使用。它是去掉轩悬的北面。都在东北、西北两个角落竖立建鼓。特悬，是去掉判悬的西面，或者陈列在台阶之间，有这种制度但没有实际使用的场合。凡是竖着的叫ね，横着的叫и。ね上悬挂钟磬，都是十六个，周朝人称之为一堵，而唐朝人称之为一ね。从隋朝以前，宫悬为二十ね。等到隋朝平定陈朝，得到梁朝的旧例用三十六ね，于是就使用了三十六ね。唐朝初年，沿袭隋朝旧制，用三十六ね。唐高宗蓬莱宫建成后，增加使用七十二ね。到武后时又减省。开元年间制定礼制，才依照古制改为二十ね。到唐昭宗时，宰相张〇已经修订乐悬，于是说旧制中太清宫、南北郊、社稷及各殿庭用二十ね，而太庙、含元殿用三十六ね，张〇认为这不符合古制，而且庙庭狭窄，不能容纳三十六，于是又改用二十ね。而钟ね有四个，对应甲丙庚壬，磬ね有四个，对应乙丁辛癸，与《开元礼》不同，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变制度的。有人说用钟磬来对应阴阳的方位，这在《礼经》中没有记载（宫悬、登歌的乐工，都戴介帻，穿红色连裳，系革带，穿黑皮鞋。鼓手及台阶下的两人都戴武弁，穿红色衤鬲衣，系革带，

译穿黑皮鞋，如果在殿庭，加穿白色练制的衤盍裆，白布袄，吹鼓乐工两人也是如此）。皇后的庭中、各皇后庙及郊祭，设立二十架，同样跳八佾之舞。祭祀先圣及皇太子朝会、庙祭，都用九架，跳六佾之舞，悬架之间设置〇、〇各一，〇在左〇在右，钅享于、抚拍、顿、相、铙、铎依次排列在路鼓的南面，舞人排列在悬架的北面，登歌用二架，设在堂上两楹之前，编钟在东边，编磬在西边。登歌的乐工坐在堂上，吹奏竹管乐器的人站在堂下。殿庭增设鼓吹于四角，宴享时陈列《清乐》、《西凉乐》。乐架分列于左右两厢，在其间设置舞蹈的筵席。旧时皇后庭中只设丝竹管弦之乐，隋炀帝大业年间崇尚奢侈，才设置钟磬，仍然不设〇钟，用〇磬来代替。武太后称制之时，改用钟，此后沿袭而没有改变。

唐朝凡是宫悬、轩悬演奏音乐时，都要演奏两种舞蹈，来作为各种乐舞的仪容，一种叫文舞，一种叫武舞。宫悬的舞蹈用八佾，轩悬的舞蹈用六佾。文舞的制度是，左手执〇，右手执翟羽，两人执大旗来引导（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庙祭祀使用，戴委貌冠，穿玄色系带的布制大袖衣，白色薄纱的中单，红色的衤票，红色布制大口〇裤，系革带，穿黑皮鞋，穿白布袜。执大旗的人衣冠都与之相同。文舞称为《九功》）。武舞的制度是，左手执盾牌，右手执斧钺，一人执旌旗走在前面，两人执鼗鼓，两人执铎，四人拿着金钅享，两人演奏，两人执铙依次排列，两人执相排在左边，两人执雅排在右边（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庙祭祀使用，戴平冕，其余与文舞相同。如果用于殿庭，戴武弁、平巾帻，穿金饰绯色丝布大袖衣，穿甲、有金饰的衤两裆，白色练制的衤盍裆，织锦腾蛇纹样的束腰带，豹纹装饰，大口布裤，穿黑布鞋。执旌旗的人衣冠都与相应的舞人颜色相同。其余与乐工相同。武舞称为《七德》）。凡是иね乐架，装饰以崇牙、流苏、竖立的羽毛，宫悬每架用金饰的五座博山，轩悬则用金饰的三座博山。鼓座承以花形底座，覆盖以华盖（乐悬横的叫и，竖的叫ね。用飞龙装饰и，用飞廉装饰底座，钟и用猛兽装饰，磬ね用猛禽装饰，上面竖立羽毛，旁边悬挂流苏，这是周代的制度。悬架用崇牙装饰，是殷代的制度。用博山装饰，是后代增加的）。凡是乐器的装饰，祭祀天地之神的崇尚红色，宗庙及殿庭崇尚彩色，东宫也用红色。凡是中宫（皇后）所用之乐，就用大磬代替钟鼓，其余都和宫悬的制度相同。凡是磬，祭祀天地之神的用石磬，宗庙及殿庭用玉磬。凡是祭祀天神就用雷鼓、雷鼗，祭祀地神就用灵鼓、灵鼗，宗庙及帝社就用路鼓、路鼗，都设在宫悬之内。凡是大型宴会，在庭中陈设十部伎乐，用来展示华夏与四夷之乐，一是《燕乐伎》，有《景〇之舞》，《庆善之舞》，《破阵乐之舞》，《承天乐之舞》；二是《清乐伎》；三是《西凉伎》；四是《天竺伎》；五是《高丽伎》；六是《龟兹伎》；七是《安国伎》；八是《疏勒伎》；九是《高昌伎》；十是《康国伎》（这十部所用的乐工乐器，记载在《清乐》及《四方乐》篇中）。每次在演奏之前三日，太乐令提前一晚在庭中设置悬架。到那天，率领乐工进入各自的位置。协律郎举起指挥旗，音乐奏起；放下指挥旗，音乐停止。文舞退下，武舞上场。

陈氏《乐书》说：“天宝之乱以后，唐肃宗收复两京。至德年间以来，只有正旦在含元殿接受朝贺时，设

译置宫架，其余郊庙的大祭，只有登歌，没有坛下庭中的乐舞了。唐僖宗广明年间以后，钟磬之乐几乎荡然无存，而搜寻招募乐架乐器，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的。唐昭宗将要去郊庙祭祀，而有关部门请求制造乐架，于是张〇负责修缮制作乐架，让人全部聚集太常寺的乐工，各位工匠询问查考都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孙研究考证旧有的史实，运用推算方法，用〇钟的轻重、高度、直径，来还原确定编钟，用来互相参照检验，正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寸三分半，一共分为四十八个等级，绘图上报朝廷。于是下诏让金匠依法铸造，得到二百四十枚。张〇先前让处士萧承训、梨园乐工陈言校定石磬，到这时一并合奏。音韵能够协调。当时正在营建修复太庙，其庭院简陋狭窄，张〇于是建议说：旧制中太庙、含元殿，设置乐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宫及其余殿宇各二十格。自从战乱兴起以来，雅乐残缺沦丧，请求仍旧依照周汉的旧例，设置乐ね二十架。皇帝下诏认为可行，也是姑且顺应时宜罢了。唐朝的乐架，虽然稍微罢除了隋朝那种奢侈冗长的规模，然而从皇太子以下，都没有设置乐架的制度，尊卑没有区别，这不是先王的旧制。”

后周世宗下诏让王朴详细审定雅乐，王朴认为如今悬架上的钟磬，都是唐朝商盈孙所制定的，虽然有制作乐器之名，却没有相应的实际效果。至于十二个〇钟，不考核宫商音律，只是循环敲击，钟磬只是徒有悬架的形式而已。王朴于是制作律准来求取音律，用来配备乐器。张昭等人商议，认为王朴的新方法可以学习并推行。没过多久，王朴去世。第二年，后周政权禅让，所以乐器与礼服制度，粗略而未完备。宋太祖建隆初年，修复了乐器礼服四架，二舞、十二案的制度，位置陈列大多仍沿袭唐朝旧制。然而承接兵战之后，制度是仓促草创的，所以用在殿庭，音乐只用二十格。乾德年间，秘书监尹掘建议，应当增加到三十六ね。唐朝设置的乐工人数颇多，如今则太少，应当补足其数目，使之没有缺漏罢了。于是下诏确定乐架乐工一百四十人，登歌乐工二十五人，乐ね三十六。旧时编钟之下，排列笙、竽、笛、箫、埙、篪的乐工，编磬之下，排列偶歌、琴、瑟、筝、筑的乐工，此后全部集中乐工重新排列在乐架之中，歌者排在最前面，而用九弦琴、五弦琴、七弦琴、筝、瑟、筑分别排列在歌工的左右，又有埙、篪、笛、箫、巢、竽的乐工十六人，排在歌者的后面。宋真宗祭祀时，见昭应宫、景灵宫都使用完备的乐制，景灵宫中只施行二十格。唐朝的制度：大中小祀用乐，都以宫架、轩架来作为次序，即使是有关部门代为行祭也是如此。到了宋朝，只有天地、感帝、宗庙用乐，天子亲自举行祭祀时，宫架、登歌都具备。有关部门代为祭祀，只演奏登歌。当初，宋太祖即位……（下阙）

译依照唐代礼制，郊祀所用的音乐，设二十架钟磬簴。开宝年间，祭祀南郊时，有关官员将钟磬架增设为三十六架。到太宗时，有关官员发现这是错误的做法，想恢复旧制,但诏令不准更改，于是就成了定制。真宗景德年间，才下诏规定凡是大祀都要用乐。仁宗又下诏，规定祭祀文宣王（孔子）、武成王（姜太公）以及祭祀先农时也可以用乐。当时朝廷很留意音乐制作，敕令李照等人重新铸造钟磬，暂且把钟磬架十六枚的数目减损，改用十二枚以应合十二月律。此前，架子四角所设的建鼓并不击打，而是另外在架内设置散鼓来代替。乾德年间，尹拙上奏请求去掉散鼓，但乐工们长期沿袭的旧习却无法革除。又，祭祀天地宗庙时，虽然设有雷鼓、灵鼓、路鼓，却击不出声，又没有三种鼗鼓；至于簨虡上的雕刻花纹，也大多失传，有的用猛禽装饰在钟架上，有的用猛兽驮负在磬座下，有的用木雕凤凰栖息在鼓上，有的用山花图案作为羽饰。到这时，全都下诏命有关官员纠正这些错误，重新制造建鼓、鼙鼓、应鼓各十二，依照李照所奏，以十二月建为准，与特钟相应和。李照又说另外制作晋鼓作为音乐的节拍。按乾德年间的诏书说：散鼓不再使用，重新制造三种鼗鼓；祭天用雷鼓八面，每面各配一名乐工，最前面一名乐工左手摇鼗、右手击鼓，其余七名乐工都跟着击鼓。灵鼓、路鼓也是如此。又在乐架上增加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共五种乐器，但不久李照所建议施行的这些措施全都被废止了，实在令人叹息。然而古代的乐架，特钟十二架、编钟十二架、特磬十二架、编磬十二架，合计四十八架而构成宫架。如今只用三十六架，恐怕不合先王的制度。如果真能下诏命有关官员去掉筝、筑一类的乐器，削减二变、四清之声，而讲求先王乐架的制度，也就差不多可以恢复古制了。

神宗元丰四年十一月，详定所上言说："'搏拊、琴、瑟以咏'，这是堂上的音乐，用来象征朝廷的治理；'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这是堂下的音乐，用来象征万物的治理。后世有关官员失去了这一传统，歌工在堂上，却兼设钟磬；宫架设在庭中，却兼设琴瑟；堂下的匏竹类乐器，又放置在床架上，这些都不合原来的次序。建议凡皇帝亲祭宗庙以及由有关官员代行祭事时，歌工在堂上，堂下设钟磬；宫架设在庭中，不设琴瑟；堂下的匏竹类乐器，不设置在床架上。郊坛上下所用的音乐，也以此为准则，有关官员代行祭事时也照此办理。"又说："依《周礼·小胥》所记宫悬之制推究，那么天子的钟、磬、特钟各设十二架作为宫悬，这是很明白的。所以有人认为这十二架是配合十二辰，有人认为是配合十二次，总不超过十二这个数目。先王的制度废弛之后，学者已无法考证清楚其确切数目。隋唐以来，有人认为宫悬应当十二架，更有甚者认为应有三十六架。正当唐朝兴盛之时，有关官员代行祭事，音乐都用宫悬。至德以后，太常掌乐的乐工大多散亡，凡郊庙祭祀只有登歌而没有宫悬，后世也就一直沿袭不改。请规定郊庙祭祀由有关官员代行时，改用十二架乐架。"太常寺认为若只用十二架乐架，那么十二律吕的均声就不足，无法构成完整的乐律。请依照礼制：宫架设在四面，按十二辰的方位排列，设特钟十二架；其中甲、丙、庚、壬四个方位设钟，乙、丁、辛、癸四个方位设磬，每方位各一架；四角竖立建鼓，用以象征二十四节气。宗庙、郊丘祭祀也照此办理。

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议

译礼局奏上皇帝亲祭时登歌乐的制度（大朝会时制度相同）：金钟一架，放在东边；玉磬一架，放在西边；都朝北。柷一，放在金钟北边稍偏西；敔一，放在玉磬北边稍偏东。搏拊二具：一具放在柷的北边，一具放在敔的北边，东西相对。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张，瑟四张，放在金钟的南边，以西为上位；玉磬的南边也是如此摆放，以东为上位。又在午阶的东边（太庙则在泰阶的东边，宗祀则在东阶的西边，大朝会则在丹墀香案的东边），设笛二、篪二、巢笙二、和笙二，排为一列，以西为上位（大朝会时和笙放在笛的南边）。埙一，放在笛的南边（大朝会时放在篪的南边）。闰馀匏一、箫一，各放在巢笙的南边。又在午阶的西边（太庙则在泰阶的西边，宗祀则在西阶的东边，大朝会则在西丹墀香案的西边），设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排为一列，以东为上位。埙一，放在笛的南边。七星匏一、九星匏一，放在匏笙的南边。箫一，放在九星匏的西边。演奏钟、磬、柷、敔、搏拊、琴、瑟的乐工都坐在坛上（太庙、宗祀、大朝会时则坐在殿上），演奏埙、篪、笙、笛、箫、匏的乐工都排在午阶的东西两侧（太庙则在泰阶的东西两侧，宗祀在两阶之间，大朝会在丹墀香案的东西两侧）。乐正二人，站在钟、磬的南边。歌工四人，站在柷的东边，都东西相对。执麾、挟仗色掌事各一名，站在乐架的西边，朝东。乐正穿紫色公服（大朝会穿绛色公服，配方心曲领、绯白大带、金铜革带、乌皮鞋），乐工戴黑色介帻，执麾人戴平巾帻，都穿绯色绣鸾纹衫、白绢夹衣，束抹带（大朝会时相同）。

又奏上皇帝亲祭时宫架的制度（景灵宫、宣德门、大朝会附于其后）：四方各设编钟三架、编磬三架。东方：编钟从北端起，编磬相间排列，朝东；西方：编磬从北端起，编钟相间排列，朝西；南方：编磬从西端起，编钟相间排列；北方：编钟从西端起，编磬相间排列；（南、北两方）都朝北。在编钟编磬架内设十二架特钟、特磬，各依十二月律排列。四方各设特钟三架、特磬三架。东方：特钟从北端起，特磬相间排列，朝东；西方：特磬从北端起，特钟相间排列，朝西；南方：特磬从西端起，特钟相间排列；北方：特钟从西端起，特磬相间排列；都朝北（景灵宫、天兴殿的特钟、编钟、编磬的陈设，与每年大祀宫架的陈设相同）。四角竖立建鼓、鼙鼓、应鼓，建鼓居中，鼙鼓在左，应鼓在右。在北面架内设柷、敔，柷放在通道的东边，敔放在通道的西边。设瑟五十二张（朝会时五十六张，宣德门时五十四张），排为四行，两行在柷的东边，两行在敔的西边。其次一弦琴七张，左边四张，右边三张。其次三弦琴十八张（宣德门二十张）。其次五弦琴十八张（宣德门二十张），都分左右排列。其次七弦琴二十三张，其次九弦琴二十三张，都是左边各十二张、右边各十一张（宣德门时七弦、九弦琴各二十五张，左边十三张、右边十二张）。其次巢笙二十八具，分左右排列（宣德门三十二具）。其次匏笙三具，放在巢笙之间，左边两具、右边一具。其次箫二十八支（宣德门、大朝会三十支）；其次竽二十具；其次篪二十八支（宣德门三十六支，朝会三十三支，左边十七支、右边十六支）；其次埙十八枚（宣德门、朝会二十枚）；其次笛二十八支，都分左右排列（宣德门笛三十六支，朝会三十三支，左边十七支、右边十六支）。雷鼓、雷鼗各一

译面，放在左边；又雷鼓、雷鼗各一面，放在右边（祭地时用灵鼓、灵鼗各二面，太庙用路鼓、路鼗各二面，大朝会用晋鼓二面。宣德门时不设）。都放在三弦、五弦琴之间，东西相对。晋鼓一面，放在匏笙之间，稍偏南，朝北。副乐正二人，站在柷、敔的前面，朝北。歌工三十二人（宣德门四十人，朝会三十六人），排在柷、敔之次，东西相对，排成四行，左右各两行。乐师四人，站在歌工的南北两边，东西相对。运谱二人，站在晋鼓的左右两边，相对持谱。麾挟仗色掌事一名，站在乐架的右边，朝东。副乐正的服饰与乐正相同（大朝会时与乐正的朝服相同）。乐师穿绯色公服，运谱穿绿色公服（大朝会时戴介帻，穿绛色衣，束白绢抹带）。乐工、执麾人的服饰都与登歌乐执麾人的服饰相同（朝会时也相同）。

又奏上皇帝亲祭时文武二舞的制度（大朝会时相同）：文舞六十四人，手持籥、执翟；武舞六十四人，手持盾牌、斧钺，都排为八佾。文舞、武舞分列在表的左右两边，各占四佾；引导文舞的二人，手持大旗走在前面，东西相对。舞色二人，站在执旗人的前面，分立东西两边（如果是武舞，则站在执旌人的前面）。引导武舞的：执旌二人、执鼗二人、执双铎二人、执单铎二人、执铙二人、持金铙四人、演奏金铙二人、执钲二人、执相二人、执雅二人，分列在宫架的东西两边，朝北，以北为上位，武舞的舞者站在他们的后面。舞色首领戴长脚幞头，束抹额，穿紫色绣袍。引导文武二舞头及舞郎的，都戴紫色平冕，穿皂色绣鸾衫，束金铜革带，穿乌皮鞋（大朝会时：引导文舞头及文舞郎的都戴进贤冠，穿黄色鸾衫、银褐色裙，配绿色裲裆，束革带，穿乌皮鞋；引导武舞头及武舞郎的都戴平巾帻，穿绯色鸾衫，穿画甲黄衣，配紫色裲裆，饰豹纹护具，束起梁带，穿乌皮靴）。引导武舞舞人的，戴武弁，穿绯色绣鸾衫，束抹额，戴红锦臂鞲、白绢护膝，束金铜革带，穿乌皮鞋（大朝会时相同）。

又奏上大祀、中祀登歌乐的制度：编钟一架，放在东边；编磬一架，放在西边；都朝北。柷一，放在编钟的北边稍偏西；敔一，放在编钟的北边稍偏东。搏拊二具，一具放在柷的北边，一具放在敔的北边，都东西相对。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张，瑟一张，放在编钟的南边，以西为上位；编磬的南边也是如此摆放，以东为上位。坛下午阶的东边（太庙、别庙则在殿下泰阶的东边；明堂、祠庙则在东阶的西边），设笛一、篪一、埙一，排为一列，以西为上位。和笙一具，放在笛的南边；巢笙一具，放在篪的南边；箫一支，放在埙的南边。午阶的西边也是如此摆放，以东为上位（太庙、别庙则在泰阶的西边；明堂、祠庙则在两阶之间的东边）。演奏钟、磬、柷、敔、搏拊、琴、瑟的乐工都坐在坛上（明堂、太庙、别庙时坐在殿上，祠庙时坐在堂上）。演奏埙、篪、笛、笙、箫的乐工都站在午阶的东西两侧（太庙、别庙时站在泰阶的东西两侧，明堂、祠庙时站在两阶之间；若不用宫架，登歌乐工就都坐着演奏）。乐正二人站在钟、磬的南边，歌工四人站在柷的东边，都东西相对。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站在乐架的西边，朝东。乐正穿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戴平巾帻，乐工戴黑色介帻，都穿绯色绣鸾衫、束白绢抹带（三京府等地，每年祭祀社稷、祭风师雨师雷神、释奠文宣王时，都使用登歌乐，乐器的陈设都与此相同；每年大祀、中祀，也都用登歌乐）。

又奏上

译大祀宫架及文武二舞的制度：四方各设特钟三架，各依十二月律排列；编钟一架，编磬一架。北方：应钟从西端起，其次编钟，再其次黄钟，再其次编磬，再其次大吕，都朝北。东方：太蔟从北端起，其次编钟，再其次夹钟，再其次编磬，再其次姑洗，都朝东。南方：仲吕从东端起，其次编钟，再其次蕤宾，再其次编磬，再其次林钟，都朝北。西方：夷则从南端起，其次编钟，再其次南吕，再其次编磬，再其次无射，都朝西。设十二架特磬，各放在特钟里面；四角竖立建鼓、鼙鼓、应鼓。在北面架内设柷、敔，柷在左边，敔在右边。雷鼓、雷鼗各二面（祭地时用灵鼓、灵鼗，太庙、别庙用路鼓、路鼗），分东西放置，在歌工的南边。瑟二张，放在柷的东边。其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二张，各排成一列；敔的西边也是如此摆放。巢笙、竽、篪、埙、笛各四具，排成四列，放在雷鼓的后面（若祭地，就放在灵鼓的后面；太庙、别庙则放在路鼓的后面）。晋鼓一面，放在笛的后面，都朝北。副乐正二人，站在柷、敔的北边。歌工八人，左右各四人，站在柷、敔的南边，东西相对。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站在宫架的西边，朝北。副乐正穿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以及乐正戴平巾帻的服饰，都与登歌乐工相同（凡轩架的音乐设三面，其制是去掉宫架的南面；判架的音乐设两面，其制是又去掉轩架的北面；特架的音乐只设一面）。文武二舞的制度都与皇帝亲祭时相同，只是（大祀、中祀时）舞郎都戴紫色平冕，穿皂色绣袍，银褐色裙，束白绢抹带，与亲祭时略有不同。诏令将以上制度一并颁布施行。